《作家日记》1876—1877年

第十二章　1876—1877年《作家日记》

从1876年起，陀氏独立刊行杂志《作家日记》，以发表自己的社会评论小品文、短篇小说等等。这可以说是他文学和哲学、伦理探索的沉思期。陀氏在1876年初的几封书信中谈到《作家日记》，认为它们既像小品文，又是对一个月内发生的事情的总结，这种总结不是编年史式的，只是他对个人最感兴趣的事物的评论性日记^[1]。他还想在这部杂志中谈论30年代以来很少被人谈起的“纯净的美”。^[2]

《作家日记》这种形式很适合陀氏反映和评论“流动着的现实”的文学宗旨。陀氏在1876年4月写给哈尔科夫女教师阿尔切夫斯卡娅（1841—1920）的信，无论对研究《作家日记》还是此时陀氏的文学思想都是宝贵的资料。陀氏在此信中说：“艺术的作家，除了诗意外，应当了解所描写的现实，直到（历史和流动着的现实的）准确的细节详情。在我看来，在我们这里，只有列夫·托尔斯泰显示出这一点。维克多·雨果，作为小说家，我对他评价很高[由此，请想象，已故的费·丘特切夫有一次甚至生了我的气，他说，《罪与罚》（我的小说）高于《悲惨世界》] ，在研究细节上有时也非常拖沓，然而却给出了如此惊人的习作，而如果没有他，这些将完全不为世人所知。正因此，在准备写作一部非常庞大的小说的时候，我就想到要专门地沉浸于研究，说实在的，不是指对现实的研究，我对它已经熟悉，而是指对流动着的现实的详情的研究。对我来说，在这个流动着的现实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比方说，就是年轻一代，以及与此相关的现代俄罗斯家庭，这个家庭，我预感到，已经远不是仅仅20年前的那种样子了。然而，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3]由此可见，《作家日记》是对当代俄罗斯“流动着的现实的详情”的研究，又是他毕生的最后一部巨著写作的准备。

陀氏在此信中接着说道：“我已经53岁，稍稍不小心就很可能落后于一代人。几天前，我遇到了冈察洛夫，向他提出了我真诚的问题：他是否理解流动着的现实中的一切，还是有些东西已经不再理解；他坦率地回答说，对许多东西已不再理解。当然，我自己知道，这位大智的人不仅是理解，而且还可以教给老师们，但在我提问的那特定的意义上（这点，他从一句话的四分之一就明白。附记，这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他，当然，——不是不理解，而是不想理解。他补充说，‘对我来说，珍贵的是我那些理想，而我在生活中那么偏爱的东西，我愿意跟它在一起度过我余下的这不多的岁月，而仔细研究这些人（他向我指了在涅瓦大街上走过的人群），对我来说，负担过重，因为为此要花去我宝贵的时间’……我不知道，我是否向您，赫里斯京娜·丹尼洛芙娜，表达清楚，然而，以事情的完备知识来写某些作品，这还是不知怎么地吸引着我，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一段时间里将进行仔细研究，并与此同时举办《作家日记》，以免许多印象白白地丢失。所有这些，当然，是理想!”^[4]这段话涉及陀氏小说诗学和冈察洛夫小说诗学的主要区别。冈察洛夫喜欢描写已经沉淀下来的典型，陀氏则注意处在生成、发展中的典型现象。或许，陀氏与屠格涅夫更加接近，注重对“流动着的现实”的探讨，而冈察洛夫的小说侧重于已定型的典型的深入开拓。

1876年7月，陀氏在埃姆斯疗养时读过法国小说家左拉（1840—1902）的作品；在给他夫人安娜的信中说，在俄罗斯，人们认为左拉是“现实主义的明星”，但他并不喜欢。^[5]此时，陀氏还欣赏了贝多芬歌剧《费狄利奥》序曲的演奏，认为贝多芬的作品充满激情和爱，他是“爱、幸福和爱的忧愁的诗人!”^[6]1876年1月号《作家日记》引用一则土耳其谚语作为结尾，它表达了陀氏办这份杂志的果敢决心：“如果你走向一个目标而中途停下来，为的是对每一只向你吠叫的狗扔石头，那么你就永远走不到目的地。”^[7]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不要前怕狼后怕虎，也是陀氏常说的写作就是要把自己的话全部说出来的意思，这也是在《作家日记》中再次强调的写作态度。下面，我们大体上分成社会、司法和政治评论，宗教、伦理和哲理探讨，以及文论和中短篇创作这三组文章，来评述1876年的《作家日记》。当然这三组文章的划分不是截然的，因为它们的内容经常是互相交叉的，只不过为了便于把握陀氏的思想观点，将相接近的内容放在一起论述。重点仍然放在文学—哲理方面。

在社会、司法和政治评论这组文章中，《作家日记》2月号（即第2期）第1章进一步阐述了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问题。陀氏精辟地指出，俄罗斯知识分子虽然分为斯拉夫派和西欧派进行了长期争论，但只有民众才能说出最后的话来。在《关于对人民的爱·必须同人民接触》（第2期第1章第2节，以下简略标示为2，1，2，等等）中，陀氏对几百年来处在农奴制压迫下的俄罗斯民众的精神有深刻的表述。他说：“应当善于区分来自平民百姓的俄罗斯人当中的平民百姓的美和偶然沾上的野蛮。”俄罗斯民众虽然在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受到折磨和诱惑，甚至于堕落，但是保持着强有力的理想。陀氏指出：“而人民的这些理想是强有力的和神圣的，正是它们在受难的世纪里拯救了民众；自古以来，这些理想同民众的心灵连生在一起，永远地赋予它以淳朴和诚实、真诚和宽广的、向一切敞开的智慧，而这一切处在最迷人的和谐的结合之中。”陀氏本人就是一位强烈的理想主义者，而在沉思期的他，更进一步地思考着民众的理想主义。陀氏在指出了民众在历史时代的理想人物，如谢尔吉（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约1319—1392，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创建人和修道院长）、费奥多西（1074年去世，基辅洞窟修道院创建人和修道院长）和季洪·扎顿斯基之后，举俄罗斯文学创作的例子说，“其中一切真正美好的东西都是取自人民的，从普希金所创造的别尔金的温顺、淳朴的典型起，就是这样”。^[8]陀氏认为普希金那么早就转向人民，是惊人的“奇迹”，而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和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的“永恒和美好的”典型都是由于“同人民的接触”，这“给他们非凡的力量”，那就是来自人民的“淳朴、纯洁、温顺、智慧的宽阔以及温和”。^[9]总之，知识分子应当像浪子回头那样，在二百年离家后，重新回到民众身边，从他们那里期待“思想和形象”^[10]，同时民众也应当接受知识分子带回来的东西中的许多事物。这是陀氏在晚年继续加以发挥的“土壤派”观点，呼吁接受了西欧文明启蒙的知识分子，回到民众淳朴、纯洁的品德上来。

陀氏接着写了一篇回忆录性质的故事《农夫马列伊》（2，1，3），进一步论述了上述观点。它描写陀氏九岁时的一次遭遇。夏天，他在父亲的领地里，要到他喜爱的桦树林去，走过峡谷后，爬上了陡坡。在树林里，听到不远处有个农夫耕地的声音，“他在陡坡上耕地，马艰难地迈着步”。正当少年陀氏欣赏树林中的蘑菇和野果的芳香时，突然在周围的寂静中清晰地听到“狼来了!”的声音。受惊的少年陀氏急忙跑到农夫那里求救。这位农夫叫马列伊，他摇摇头，微笑着，宽慰少年说，“基督与你同在”。少年陀氏这才明白，自己是虚惊一场，是在幻觉中听到那声音。这一往事是陀氏在西伯利亚服苦役时突然回想起来的。陀氏由此分析自己的心理世界说：“这就意味着，它^[11]不易觉察地、自然而然地、不经我的意志地铭刻在我的灵魂里，而当需要的时候，突然回忆起来，回忆起贫苦的农奴制农夫的这温柔的、母亲般的微笑，他画十字祈祷，他摇头说的话：‘瞧，难道害怕了吗，小伙子!’”^[12]在陀氏的土壤派观点形成时期，他少年时代的一段记忆复苏!

在《植物般的停滞不前的理想·富农和吸血鬼·驱赶俄罗斯的高等老爷》等四篇系列文章（4，1，1—4）中，陀氏同持有西欧派观点的《俄罗斯导报》批评家B.阿夫谢恩科（1842—1913）展开争论。这些文章不仅使我们看到当时西欧派同斯拉夫派以及陀氏争论的情形，而且也涉及陀氏晚年思想与创作的重要课题。陀氏说：阿夫谢恩科非常不喜欢他在《作家日记》2月号上的文章（指《关于对人民的爱·必须同人民接触》等），认为“民众的理想就实质而言大都是植物般的停滞不前的理想”；“我们的人民没有给过我们精力充沛的个性的理想”，“最经常出现的个性是以吸血鬼、富农、恣意妄为的人的不吸引人的形式出现的”。^[13]陀氏认为，阿夫谢恩科的主张是：“欧洲文化促进了对民众理想的理解，而民众的起始因素本身缺少任何教养意义”。^[14]这牵涉到对民族文化价值的评价问题。

陀氏以诉诸感情的文字批驳说：“难道我们的人民，正由于为了您的文化而受到奴役（至少，按法捷耶夫将军^[15]的学说），在经受自己的两百年奴隶状态之后，从您那里，从有文化的人那里获得的不是感谢或者哪怕是怜悯，而只是这个关于富农和骗子的傲慢的蔑视。”^[16]我们从这些文字中看到《穷人》作者的激情、感情是如何持续到作家晚年的。陀氏认为，“我们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远比民众坏”。^[17]民众的活动家并不是富农和骗子，而难道在那些有文化的俄罗斯人当中不也时时刻刻涌现富农和骗子吗?陀氏强调：自少年时代起，他就看到民众的许多美德，例如，当他才九岁时，有一次他家的领地失火，父母都不知所措，奶妈阿列娜·福罗洛夫娜主动提出要把自己积攒的钱给他们用，说：“如果你们需要钱用，那么就拿我的吧，我不需要它……”又例如，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纪事》（1856）描写农民们冒着踩踏春天的薄冰的危险，将一个要去喀山看望生病的儿子的母亲领过伏尔加河。这些农民们甚至不愿接受酬金，因为他们是“为了母亲的眼泪和我们的上帝—基督而做这一切的”。这些都表现了“仁慈、宽恕一切和民众观点的宽阔性”^[18]，况且那还是在农奴制的野蛮时代。陀氏还批评阿夫谢恩科欣赏的那种文化只不过是对贵夫人的手套、马车、香水和丝绸衣裳的崇拜。陀氏这些观点接近于斯拉夫派观点。

《百岁老太太》（3，1，2）通过街头小景的描写和联想，思考当代社会问题。作者说，不久前一个贵妇人向他讲述了一件事：一天，她在中午时分去商店买东西时遇到一个104岁的小市民出身的老太太，后者拄着一根拐杖，走一会儿就在路边商店内休息一会儿，说是要到自己人那里去吃午饭。这位贵妇人可怜她，给了她五戈比硬币。陀氏凭着想象力补续这个故事：老太太终于走到了她的孙女——理发匠的妻子家里，已疲惫不堪；曾孙子挨近老奶奶身旁，他刚穿上新大衣不到一星期，还不大习惯；家里人说现在物价愈来愈昂贵，而当要给老太太准备午饭时，却发现她一动不动，已经离开了人间。“几百万人就这样离开了：他们平平庸庸地生活着，平平庸庸地死去。”^[19]陀氏在一个平凡的故事中写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在《隔绝》（3，1，3）中，陀氏接着说，他觉得现在进入了一个普遍“隔绝”的时代。一切都隔离开来，孤立起来，无情地撕裂同过去的联系，每个人都随意行动，自得其乐；几乎没有道德上的协调一致，分裂成了单个的人。这是陀氏早在40年代观察彼得堡社会时就持有的看法，而在70年代，这种“隔绝”的情况更为严重。百岁老太太独自走远程去看孙女，就是个例证。

《一种不适当的思想》（5，2，2）涉及自杀问题和妇女问题的评论。陀氏说，在俄罗斯，自杀现象愈来愈严重。“俄罗斯大地似乎丧失了支撑人们的力量。而在这大地上无疑有着多少诚实的人们，特别是诚实的妇女们!”陀氏叙述了一个来彼得堡当助产士的25岁女青年的自杀事件。她生活并不困难，从她留下的一封长信来分析，自杀的原因是觉得生活得太累和无聊，“丧失了对真理的任何信仰，丧失了对某种义务的任何信念；一句话，完全丧失了存在的最高理想”。^[20]陀氏说，他在育婴所亲眼看到的是农妇亲切地为弃婴喂奶，为什么那里是“母性”、“活生生的生活”，而这里是对生活的厌倦呢?在随后的一篇《无疑的民主主义·妇女们》（5，2，3）中，陀氏强调，妇女是“我们更生的保障之一”。“在最近20年当中俄罗斯妇女的复兴是无可置疑的。她们的志趣的发展是高昂的，坦率的，无畏的。”^[21]陀氏还说，他接到许多《作家日记》女读者的来信，问他“应当做什么?”这使他很感动。

在《受现代妇女恩惠的人们之一》（7—8，4，2）中，陀氏采取与虚构的“奇谈怪论者”的对话形式，风趣地探讨了妇女问题。“奇谈怪论者”说，他不久前看到一份关于妇女的小册子，它讲英国妇女是女性美及其心灵品质的最高度典型，是我们俄罗斯妇女所不可企及的。陀氏反驳说，俄罗斯妇女哪点差?普希金的达吉雅娜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妇女形象体现出美的理想，这说明这样的妇女存在于现实中；还有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陀氏有趣地说：“如果男人开始把其他民族的女性看得比自己的高，并首先为她们所吸引，那么这一民族瓦解和民族性摇晃的时候就会来临。”^[22]可以说，陀氏把女性美看做民族美的一个象征。

在《两起自杀案》（10，1，3）中，陀氏继续探讨了当时具有增多趋势的自杀现象。他说，自从1846年他开始写作起，他就认为现实远比艺术家所能想象的要复杂和深刻，人们总是难以探明全部生活现象及其原由。自杀现象就是最难以探明的现象之一。一个20多岁的年轻姑娘，著名的俄罗斯流亡者之女，不久前（即1875年12月，在佛罗伦萨）留下一封轻生的遗书，自杀身亡。陀氏推测说，从遗书中可以感受到她对生活中的“简单化”现象的、一种无意识中的不满，在无意识中要求某种更复杂的东西。另一起自杀事件一个来月前发生在彼得堡：一个找不到工作的贫苦姑娘，女裁缝，抱着圣像从四层楼上跳下来，自杀身亡。陀氏说：“看来，这里面没有任何埋怨或者责备：只不过是——变得无法生活，‘上帝不情愿’，便在祈祷之后死去。”^[23]

女作家霍赫里亚科娃（1804—1890）在回忆录中说：陀氏是重视自杀现象的“唯一一个人”。1876年每当新案例发生，他就说：“又是新的牺牲品，而法医又判断说，这是疯子!他们（即医生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够猜测到，人在健全的理智中也会由于某些失败，仅仅由于绝望，在我们的时代也由于对生活的简单化的观点而决定自杀的。在这里现实主义是原因，而不是疯狂。”^[24]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是在与理想主义截然对立的意义上来说的。

陀氏在《判决》（10，1，4）中虚拟了一个由于无聊而自杀的虚无主义的、所谓“唯物主义者”的一番议论。此人认为，人生来就有意识，这给他带来烦恼，“如果我是花朵或是母牛，我就会心满意足。然而，像现在这样老是给自己提出问题，那么，即使处在对邻人的爱和人类对我的爱的最高和直接的幸福当中，我也不能够幸福，因为我知道明天这一切都会消亡”；不能在“明天的零”的威胁下感受幸福。“而要知道，我们的星球不是永恒的，而人类是有限期的——像我那样，不过是瞬间。”^[25]

针对这些荒谬的议论，陀氏在《毫无根据的论点》（12，1，3）中提出了他那著名的关于人类灵魂不朽的思想。陀氏说：《判决》“所涉及的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的和最高的思想——相信人类灵魂的不朽是必须的和不可避免的”。^[26]那个自杀者由于不相信人类灵魂的不朽，逐渐地得出人间的生活荒唐，不如动物生活那样痛快的结论。陀氏强调：人的思想，所表述的话语，是不会无影无踪地消失的，它甚至比金钱和剑更为强有力。近来产生的、完全不相信自己的灵魂及其不朽，对人类生存的最高思想的漠不关心，迅速地渗入和瓦解俄罗斯的知识家庭，而没有最崇高的思想，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都不可能生存下去。“而在人世间最高的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关于人类灵魂不朽的思想，因为人赖于生活的所有其他‘崇高’思想只是发源于它。”^[27]例如，人类爱也只有基于人类灵魂不朽的信念才成为可能。“总之，关于不朽的思想——这是生活自身，鲜活的生活，它的最终公式和真理以及人类正确意识的主要源泉。”^[28]陀氏认为人首先应当是精神的人，要珍重自己的灵魂，相信它的永恒意义。这一思想体现在他的许多作品中，而在晚年创作中尤其鲜明。在《关于青年的某些事》（12，1，4）中，陀氏还说，他接到了许多叙述自杀事件的信，自杀的原因各式各样，有的很奇特，像谜一般，但所有这些病态现象，归根结底就是由于没有灵魂不朽的信念。陀氏关于自杀问题的论述，说明他对人的生命的关注和热爱；他的“灵魂不朽”论是很有伦理价值的。

在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一些改革中，1864年起逐步实施的司法改革尤其引人注目。陀氏还在40年代末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时，就对诉讼程序问题很感兴趣。在1876年的《作家日记》中，我们看到陀氏对司法问题的密切注意。显然，这也是同陀氏对人的生存、生命问题的关切密不可分的。在《关于克隆涅别格案》等六篇系列文章（2，2，1—6）中，陀氏评论了有关克隆涅别格鞭打其七岁女儿的法庭审判问题。被告是退役少尉，在铁路上做事。他用体罚士兵的树条鞭子抽打女儿达15分钟，她哭喊着“爸爸!爸爸!”（我们在《死屋手记》中看到过这树条鞭子的厉害）。同情这小女孩的女佣和看院子的女人向法院告发了克隆涅别格。从有关审判的报道中，陀氏感到对法院、陪审员，特别是律师斯巴索维奇的愤懑。这位律师担心陪审员对女孩的同情，编造虚假的辩护词，不仅竭力证明女孩没有遭到残酷毒打，而且还污蔑她是个堕落的孩子。陀氏仔细分析律师的辩护词，其中说，这女孩是被告同一波兰女子的私生子，她打开了被告现在的女人的箱子，拿走了黑李子，这就离偷钞票不远，这女孩想偷钱给女佣人，等等。陀氏称这位律师是说谎的天才：为什么要否定小女孩所受到的残酷折磨，还要连带污蔑最富于同情心的普通民众!这种谎言是不能容忍的。陀氏精辟地说：“当社会不再怜悯弱小者和被压迫者时，它本身就会变坏：它会僵化和枯萎，变得堕落和没有花果……”^[29]应当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天使般的孩子，即使他们有某些坏习惯，也只能慢慢教导，而不要去伤害他们纯洁的心灵。家庭是神圣的，同时它是靠爱建立起来的。在结尾处，陀氏写下这么一段著名的话：“这是最质朴的愿望，然而，唉，又是最理想的愿望。我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我寻找神圣的事物，我爱它们，我的心渴望它们，因为我是这样被创造的，如果没有神圣的事物，我就不能活下去，然而我总是希望神圣的事物哪怕能多少更神圣些；否则值得崇拜它们吗?”^[30]陀氏从一起审判案谈到家庭的神圣和对孩子们的爱。刊载这些文章的《作家日记》2月号刚出版不久，陀氏就接到一封署名“母亲”的信，她表示对该期杂志的感谢。^[31]

在《法庭与卡伊洛娃女士》等三篇系列文章（5，1，3—5）中，陀氏评论了另一起审判案。某剧团主的情妇卡伊洛娃用剃头刀刺伤了剧团主的妻子，结果被判为由于心理疾病而引起的行为，无罪释放。陀氏批评被告律师的辩护词，指出它表现出虚假自由主义的人道性：律师竟然说，当卡伊洛娃在自己的房间和床上看到自己的情人同其妻子睡在一起时，如果她（卡伊洛娃）怀有一颗心而不是一块石头，怎能不像“被夺走小狮子的牡狮那样猛烈发抖”。陀氏说，卡伊洛娃的行为是丧失理智和感情的结果，但犯了罪就是犯了罪，而律师的话几乎是在赞扬犯罪；法院的讲坛应成为社会和民众的道德学校，然而从那里却发出了如此欠思考的声音。此篇揭示某些法庭辩论之荒唐以及人道主义者陀氏严正的正义感。

《简单，然而费解的事》（10，1，1）涉及法庭审判和怀孕女子的心理问题。二十来岁的年轻女子柯尔尼洛娃由于对丈夫的怨恨而仇视六岁的继女，将她从四层楼窗口推了下去；这女孩竟安然无恙，而柯尔尼洛娃立即悔过，去警察局自首。她于10月15日被判处两年零八个月服苦役，然后永远流放西伯利亚。陀氏评论说：法庭是为了维护公正，但柯尔尼洛娃怀有身孕，怀孕的女子往往会有不正常的心理状态，这应当加以考虑。而且这样判决的结果，她丈夫又成为鳏夫，她怀有的孩子也得同她一起去受苦，因而能否给她减刑呢?陀氏认为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可以成为中篇小说的情节，并加以说明：“然而，怎么了，我忘记了旧的规则：要紧的不在于对象，而在于眼光：只要有眼光——就可以找到对象，如果您没有眼光，您是盲目的，——那么在任何对象中都不会寻求到什么东西。哦，眼光是事关重大的：在一种眼光看来是一篇长诗，而在另一种眼光看来只是一堆事情……”^[32]陀氏以他思想家、小说家的敏感，感到这位怀孕女子的心理是很值得探讨一番的。

后来，陀氏亲自去拘留所看望柯尔尼洛娃；《再论简单，然而费解的事》（12，1，1）一文讲述了这次访问的经过。柯尔尼洛娃在拘留所已生下一个女孩，她谈吐朴素、坦率，没有阿谀奉承之处，承认自己确实犯了罪，准备承受命运的安排，只不过觉得她犯罪好像并非出自自己的意志，而是来自某个他人意志似的。据看守讲，她刚来时显得恶狠狠，不久却变得很善良。陀氏更加相信怀孕时的女人有时会有非常奇特的心理状态，并希望能弄清楚这一问题。我们在1877年的《作家日记》中将会看到对此案后续的分析。

陀氏对“流动着的现实”的关注还涉及当时西欧的政治形势，在《作家日记》中也发表了这方面的若干文章。例如，在《堂·卡尔洛斯和沃特金阁下·又是“结局的开端”的征兆》（3，2，1）中，陀氏谈到争夺西班牙王位的卡尔七世兵败逃往英国而受接待的事情。陀氏就此发挥了关于现实比小说更富于幻想性的精辟观点。他说：“人们总是说，现实是枯燥、单调的；为了使自己解闷，诉诸艺术、幻想，阅读小说。对我来说，刚刚相反：有什么东西能够比现实更富于幻想性和更出人意料的呢?有时甚至有什么比现实更令人难以置信的呢?现实每天千万件地以最平凡的事态向我们提供的东西，是小说家永远也想象不到有如此这般可能性的。有的，甚至是任何幻想力根本就想象不出来的。比起小说来是多么优越啊!”^[33]这段话说明，幻想性虽然是小说的一大特色，但它来源于现实及其幻想性特征，现实的复杂性确实是超过任何小说家的想象力的。

1876年《作家日记》的第二组文章涉及宗教、伦理和哲理方面的探讨。在《俄罗斯保护动物协会·急使·伏特加酒·堕落的强烈欲望和沃罗比约夫·从结尾还是从开头?》（1，3，1）中，陀氏祝贺俄罗斯保护动物协会成立10周年，并指出农民如果学会爱护动物，也就会呵护自己的妻子。然而我们的孩子们却是看着恶劣的图景长大的：农民用鞭子抽打不堪重负的役马，抽打马的眼睛（此景在《罪与罚》中描写过）。可见，陀氏是十分注重现实生活图景对人们，特别是孩子们产生的伦理影响的。接着，陀氏描述了我们在本书第二章已提到过的1837年5月他赴彼得堡的路上见到的那个图景：俄罗斯急使猛打车夫的脖子，车夫猛打马匹，靠这样的方法传达政府的命令。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还抨击当时在民间泛滥的“物质主义”（此词在俄语中与哲学上的“唯物主义”相同）。陀氏说：“我称之为物质主义的，在此是指民众对金钱的崇拜、对金袋子的权力的崇拜。”^[34]某村失火，村中有一教堂，酒商对民众说，如果不去抢救教堂，而去抢救酒店，他就把整桶酒送给他们。结果，教堂被烧毁，酒店保住。在这里，陀氏指出在某些民间，物质主义的欲望超出了宗教感情的情形。权力的滥用也惊人。现在俄罗斯大约有两万多俄里的铁路，小小铁路官吏却像握有肆无忌惮的权力的人那样行事。不久前，某站站长竟然将一个女旅客从车上拽下来，只因为听信某个先生声称她是他逃跑中的妻子。物质主义和怀疑主义风行，开始崇拜轻易获利，不劳而享受，冷酷地进行欺骗、干坏事，只是为了从口袋里偷走一个卢布，就去杀人。从陀氏所举的例子，我们看到他观照现实的伦理眼光和对人权的尊重。

在《招魂术·关于魔鬼的一些事·魔鬼的极端狡猾，只要这是魔鬼》（1，3，2）中，陀氏表示，他是不相信当时流行的招魂术和魔鬼的。招魂术假设有魔鬼的存在。人们说，魔鬼是愚蠢的，这是极端的错误。陀氏在概念上运用魔鬼，提出：“如果魔鬼们一下子显示自己的强大，以种种发明来压倒人呢?”现在人类科学还处在孩提使代，而将来有一天种种新的发明纷至沓来，人们因丝毫不感到物质的匮乏而欢呼；但是人们也会突然看到没有了精神自由、意志和个性，好像某人一下子把它们拿走了似的；人的面容消失，奴隶的、牲口的形象降临；人们咬牙切齿地说，他们的生活都为了食物，为了“变成食物的石头”给夺走了。人们会懂得在无为中没有幸福，成为不劳动者，思想就会熄灭，幸福不在幸福中，而是在对它的追求中，要不然就会产生无聊和忧愁。这时，有人会自杀，有人会诉诸上帝：“上帝，你是对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时就会反抗魔鬼，抛弃招魂术。但是魔鬼王国不会那么笨，他们采取的策略就是引起纷争、内讧，把人们引向荒谬和糊涂，使思想和感情畸形化；用“变成食物的石头”压死人，像压死苍蝇一样。此篇表达了陀氏独特的哲理观点，单纯的物质主义正是魔鬼的诱惑，人们应当像上帝所教导的那样相信“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实际上也表达着陀氏一系列创作的中心思想。

陀氏曾经接到独唱家B.阿列克谢耶夫的来信，询问上述“变成食物的石头”这一段的意思；在6月7日，陀氏给他回信，做了重要的说明。据《陀氏全集》的注释，陀氏阐述的这些思想来自他对《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理解。^[35]《马太福音》第4章和《路加福音》第4章讲到：耶稣从约旦河回来，被圣灵引到旷野上，40天都没有吃什么东西，并受到魔鬼的三次试探。根据《马太福音》第4章（1—4）的记载，魔鬼在试探中对耶稣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36]陀氏此信论述的就是魔鬼的这第一次试探。陀氏描述魔鬼的话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因而一切都可以做到。你看这些石头，那么多。你只要吩咐一下——那么石头就会变成食物。”陀氏接着写道：“对此，基督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即说出了公理和人的精神起源。魔鬼的思想只能适合于人——牲畜，而基督知道单靠食物不能使人振奋活跃。再说，如果没有精神生活，没有美的理想，人就会忧愁起来，死去，发疯，自杀或奔向多神教的幻想。而正因为基督在自身和自己的言语中承担了美的理想，便决定最好将美的理想赋予心灵；在心灵中拥有了它，所有人就会彼此成为兄弟，那时，当然，相互为对方工作，也将会富有。而如果给他们食物，他们由于无聊恐怕会成为敌人。”陀氏接着说：“如果同时给予美和食物呢?那时就会从人那里剥夺劳动、个性、为了邻人牺牲自己的财富——一句话，整个生活，生活的理想被剥夺。而因此最好只宣告精神之光。”^[37]陀氏对《圣经》这段的解读是：先拥有“变成食物的石头”，便违背了基督的教导，违背了先要拥有精神美的做人的道理，因为拥有它才会出现“彼此成为兄弟”的人间世界。这是陀氏十分重要的基督教哲学、伦理观点。同时，我们看到，从早期工程学校时期的书信、《穷人》，到最后一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氏所探索的正是“精神的人”这个命题。

此时期，陀氏继续思考正教理念，特别是民间的正教观念，在《续前》（9，2，3）中说：“他^[38]以基督教，‘农民’来称呼自己的全部土地、全部共同性、整个俄罗斯。请领会正教：这绝不仅指教会观点和仪式，这是活生生的感情，它在我们民众那里已成为那些基本的活生生的力量之一，没有它，民族不再生存。在俄罗斯基督教中甚至根本没有真正的神秘主义，而只有人类爱，只有基督的形象，——至少这是主要的。”^[39]从这里可以看到，陀氏的正教理念中包含浓厚的审美、伦理和文学色彩。俄语中的“基督教徒”和“农民”的拼音是极为相近的。

陀氏还提出了简单化的危害问题。在《关于简单和简单化的若干札记》（10，1，2）中，他回忆了60年代初的一件往事。有一次，他到彼得堡一家图书馆查找英国小说家萨克雷（1811—1863）的一本书，那里的小姐竟然回答说：“我们不收藏这种胡言乱语的东西。”当时类似现象比比皆是，这些现象突然出现，并带着狂热。连普希金都够呛，而“皮鞋”的地位提高。“思想落在大街上，而采取了最具有街道特征的形态。”“观点的简单化使我十分惊讶，而正是那时我思考起一般的简单和尤其是我们俄罗斯的急切于概括。”陀氏敏锐地看到俄罗斯某些思潮的简单化倾向，并提及它的后果：“简单是分析的敌人。它最为经常的结局是，您处在自己的简单之中开始不理解对象，甚至根本看不到它，结果便产生相反的事，即您的观点由于简单自然而然和不由自主地转变为幻想性的东西。”^[40]

在第三组文章中，包括多篇文论和两篇中短篇小说。在已提到过的《隔绝》（3，1，3）中有一段关于青年作家不学习，而想一下子说出“新的话语”的论述。陀氏指出，有些“现代文学家—艺术家”、“新人”，他走上文艺生涯，根本不想了解过去，就提出“新的言语和新人的理想”。他既不了解欧洲文学，也不了解祖国文学。不仅没读过普希金和屠格涅夫，就连“自己的，即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也未必读过（从这句话可看到，陀氏指的是简单化的激进青年）。如此，只能导致这样的前景：“他推出新的主人公们和新的妇女们，而他们的全部新颖处就在于他们直接迈出自己的第十步，忘记最初那九步，因而突然发现自己陷入所能想象的最虚假的状态中，并作为读者的教训和诱惑而灭亡。”^[41]

在同西欧派的阿夫谢恩科争论的文章《文化的绝境·受损害的人们》（4，1，2）中，陀氏批驳了这位论者关于果戈理只期待艺术性，致使内容贫乏的观点。在陀氏看来，愈有艺术性，内容愈丰富。他写道：“多么奇怪的思想，艺术性排除内在的内容?正相反，它是在很高程度上给出内容的：果戈理在他的《书信选》中是薄弱的，虽然也有特征，果戈理在《死魂灵》中那些不再以艺术家出现，而开始直接由自己议论的地方，简直是薄弱的，甚至也没有特征，然而他的《婚事》，他的《死魂灵》是最深刻的作品，正是由于其中引出的艺术典型而最富有内在的内容。这些作品，这么说吧，以最深刻的、难以承受的问题几乎压迫着理智，在俄罗斯的理智中引发最令人不安的想法，使人感到，远不是现在就能承担这些想法；不仅如此，还使人感到，何时还会去承担呢?”^[42]陀氏在思考着果戈理名著中难以判明的、思想内容的深度。

《为故人辩护》（4，2，4）就某杂志对陀氏已故哥哥米哈伊尔的微词，为他辩护；这篇文章同时也具有文献价值。陀氏说，《时间》办得很成功；哥哥善待撰稿人，经常预支稿费给他们。米哈伊尔是很有教养和才华的诗人，熟悉欧洲文学，是席勒和歌德作品的著名译者；曾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案被捕，被关在要塞里，两个月后被释放；他没有参加秘密社团，但是从它的图书室借过书，曾是个傅利叶主义者。

《乔治·桑逝世》（6，1，1）和《关于乔治·桑的几句话》（6，1，2）是献给刚刚去世的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纪念文字。陀氏说，乔治·桑是30—4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曾给他带来许多激动、欢乐和幸福。俄罗斯人尤其善于理解西欧具有革新思想的作家，如莎士比亚、拜伦、司各特、狄更斯和席勒等等。乔治·桑登上文坛，刚好在陀氏的青春初期，那时从法国传来的思想在俄国遭禁，只有小说被允许，于是乔治·桑的小说广为流行。她作品中纯洁、高尚感情的典型和理想，以及谦虚、严谨的叙述，震惊了陀氏和当时许多青年。“我想，大约16岁时，我第一次读到了她的中篇小说《于斯科克》——她的最初时期最美妙的作品之一。我记得，我随后整个晚上处在激昂的兴奋中。”^[43]她在当时俄罗斯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狄更斯和巴尔扎克。她的中篇《侯爵夫人》描写了率直、诚实、但没有经验的年轻女性性格，她是那样的纯洁、高傲，即使偶然陷入淫荡的巢穴，也不会沾染恶习。她的许多女主人公像女王般高傲。乔治·桑去世时是位自然神论者，但她具有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她把自己的社会主义，自己的信念、希望和理想建立在人的道德感情上，建立在人的精神渴望上，建立在人类对完善和纯洁的追求上，而不是建立在蚂蚁窝的必然性上。”^[44]她相信个性的自由和义务，是一位理解“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作家。从这篇纪念文章中，可以看到乔治·桑的作品从早期起就影响了陀氏的创作；例如，陀氏的许多女主人公也像女王般的高傲，《白痴》中娜斯塔西娅的形象就是一例。

在《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是可耻的吗?》（7—8，2，2）中，有一小段对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辩证论述：“在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那里，只要他们是诚实和豁达的，那么其本质是同一的——对人类的爱，而其客体也是同一的——人；仅仅是呈现客体的形式不同。”“这样，理想主义在本质上正如现实主义那样的现实，而且永远不会从世界上消失。”^[45]在这里，陀氏进一步阐明了他在1868年12月给迈科夫的信中谈到的关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观点（见第九章）。

《俄语还是法语?》和《对祖国的父亲用什么语言说话?》（7—8，3，1—2）是颇有见解的关于语言问题的论述。陀氏说：他在埃姆斯感到惊讶的并不是俄罗斯人之间不用俄语交谈，而是他们自以为法语讲得很好。然而，即使他们生下来首先学会的是法语，从法国保姆和家庭教师那里学来法语，他们也永远掌握不了世代相传的生动的法语的要素。“俄罗斯的巴黎人”在语言的形式和法国理发师的见解面前奴隶般地爬行，自然也就成为法国思想的奴隶。陀氏认为，“语言无疑是思想的形式、载体和外壳”。人的思想可以像电流那样迅速，但通常要比电流慢得多，因为他总是通过某种语言来思想的，即使不通过言词，也要依靠“该语言要素的基本力量”。^[46]借来的他人的语言达不到最高的生活和思想的深度，为此需要的是母语。普希金不得不重新教育自己，努力学习民间语言及其精神，尤其向其俄罗斯奶妈学习。俄罗斯的上层已相当脱离民众，即生动的语言，而语言和民众在俄语中是同义词，这含义深刻。在学校中，应当背诵俄罗斯自古以来的语言丰碑、编年史、壮士歌，甚至教会斯拉夫语。学会用母语思想，从自己独创的能力出发，才能汲取欧洲诸语言及多种语言的益处：从外语中汲取母语陌生的某些形式，使其同我们思想的形式协调起来，扩大我们的思想。这是陀氏独特的语言论，其独特处在于论述了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思想的活动极其迅速，有时尚未披上言语的外壳，却必定与“该语言要素的基本力量”相联系着。这说明了思想被表达的一般过程。

《伸出小手的男孩》（1，2，1）描述了由于父亲的酗酒、堕落，不少孩子沦落为乞丐、小偷和流浪儿的事实。这激起陀氏小说家的想象力，并写成短篇小说《在圣诞节枞树旁边的小孩》（1，2，2）。这个短篇描述圣诞节前夜住在冰冷的地窖里的一个6岁小男孩的故事。他和母亲一起从别的城市来，母亲病倒在板床上；小男孩摸摸她的脸，吃惊地发现她一动不动，像墙壁那样冷（已经冻死）。他饥寒交迫，便走到大街上来，从玻璃窗外看到灯火辉煌的大厅内装饰华丽的枞树，衣着漂亮的小孩们在游戏、吃东西。而小男孩感到自己手脚冻痛，一面哭，一面往前跑，看到一所房子里坐着四个贵妇人，在吃大馅饼，许多先生走到里面去。小男孩也走进去，却引起一片叫喊声!一个贵妇人赶紧塞给他一戈比，把他赶走。在路上，他还透过玻璃窗第一次看到漂亮的木偶，觉得很好玩，不过在拥挤的人群中他的便帽被抢去。小男孩跑到一所院子的一垛木柴堆里躲起来，睡着了。在梦中，他突然被带到辉煌的圣诞节晚会上，枞树、木偶、男孩女孩都在跳舞、亲吻，妈妈也在那里；大家都像天使那样，围在基督旁边。第二天早晨，看院子的人在木柴堆里发现了冻死的小男孩尸体。这是一篇富于人道主义情感的、抒情诗般的短篇杰作，给读者以极深刻的印象。在陀氏的诗意思想中有一根连绵不断的红线，那就是对儿童苦难的深切同情。

《儿童生活中的一件趣事》（12，2，1）叙述儿童生活的一件趣闻：一个住在彼得堡远郊区的12岁的小女生，听小朋友说起逃学去逛大街的乐趣，竟逃学去逛大街，逛到夜晚，因无处栖身而很害怕，幸亏碰到公共马车，得以返回母亲怀抱。陀氏说，这种年龄的孩子容易产生令人惊讶的幻想和举动。四年前，报刊上报道过三个中学生要逃到美国，他们已经走到很远的地方，才被追回来，还发现他们带有一只手枪。现在的年轻人比过去的年轻人较少思虑，更多片面性，因此想到什么，就付诸行动，缺少同父母、信仰、原则相联系的责任感；流浪是俄罗斯民族特有的病态习惯，往往在童年时代就表现出来。

1876年《作家日记》11月号的整个篇幅都用于发表中篇小说《一个温顺的女人》。此前，陀氏在该杂志10月号中刊载《两起自杀案》一文，著名的俄罗斯流亡者之女在自杀前留下一封遗书，这一情节同《判决》中描述的自杀的“唯物主义者”的一番议论有某种联系。《一个温顺的女人》则由《两起自杀案》中抱着圣像跳楼自杀的贫苦姑娘的真实故事发展而来。

陀氏在这部中篇小说中进行叙述形式的新探索，它采取丈夫第一人称叙述的形式，表述他在刚刚自杀身亡的妻子跟前的、持续几个小时的意识流。作者在前言中说，他以“幻想性故事”作为小说副标题，然而它却是高度现实的，幻想性就表现“在叙述形式本身中”。妻子尸体躺在桌子上，丈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想弄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有时自言自语，像是说给某个看不见的听众、或某个审判官听似的。如果能听到他所说的，并用速记记下来，尽管会粗糙些，但其心理过程就会是像作品所写的那样。这就是所谓“在叙述形式本身中”的幻想性。陀氏特别指出，这种艺术手法，雨果在其杰作《死囚末日记》（1829）中已运用过。

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说，事情的开端是有个16岁少女几次来到他开的当铺当些耳环、颈饰等。她消瘦，浅色头发，中等个子，“她的眼睛是蓝色的，大的，沉思的，然而——是多么发亮啊!”对她的心理肖像的回忆，使我们看到一个思考的俄罗斯姑娘。她为了寻求家庭教师的工作需要不少广告费，是为此来借钱的。这类似《少年》中自杀的奥利娅的情节，陀氏小说中人物形象常有重叠，作者在重复的艺术塑造中拓展着形象的内涵和各种可能性。这里就是一例。《一个温顺的女人》的主人公接着叙述说：其初，她并没有引起他注意，后来才了解到她是父母（父亲是小官吏）双亡的孤女，住在贫寒的姑妈那里，始终找不到工作，最后连父母留下的圣像也拿来当了，这是对她来说十分珍贵的圣母像——“圣母抱着婴儿，家制的、家庭的、古老的、镶金的银制衣饰”。这是她准备要赎回去的。

此后，她的境况也没有任何改善，而且姑妈又逼迫她嫁给50岁的胖商人。这时，主人公已对她产生好感，并向她求婚，她在一阵犹豫不决之后答应嫁给他。他便以她的“解放者”自居，她起初很热情，向他讲述了自己的身世，他却报以沉默；现在他回忆起来：“她迅速地看到，我们是不同的，而我是个谜”。男主人公41岁，原来是个上尉，读过书，甚至会引用《浮士德》。一次，与他同一个团队的一名军官的名声受辱，主人公却不屑于站出来保护这个军官，从而被认为是胆小鬼，他便干脆辞职。经过几年的流浪后，他继承了教母三千卢布的遗产，开了这个当铺。他的幻想是积攒到三万卢布后，同这年轻的新娘一起，远离彼得堡，到克里米亚山区买个领地过远离尘世的生活，或许还帮助周围的村民。

主人公回想道：“而我是以沉默说话的大师，我在我整个一生都以沉默说了话并在沉默中自己与自己在一起感受过整部整部的悲剧。”陀氏在这里揭示了人既可以用言语表达思想，又能够用沉默表达某些思想、想法的情况，尽管这比较模糊、不确定。这是精辟的文学和哲学的观察，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会感觉到的。然而，小说表现的是这种沉默不语正是造成悲剧的原因之一。主人公希望女主人公自己就能理解他，不通过他的话，就能猜到他是怎样的人。他还希望得到她的完整的尊敬和爱，却以冷淡对待她起初的激情表现。结果，她那“温顺的脸变得愈来愈果敢了”。年轻的妻子善良，没有把钱看得很重，总是很宽厚地把钱借给前来典当的人，猜不到丈夫的心思。主人公感叹道：“16岁，青春初期，——是的，她从我的辩白，从我的苦楚中能理解什么呢?这里是直线地看问题，不了解生活，年轻人的廉价的信念，‘美好心灵’的夜盲，而在这里——主要的是贷款的柜台，而——一切都完了（难道我在贷款柜台上是个坏蛋，难道她没有看到我的行为，我索取过多余的吗?）”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罪与罚》主题的遥远的回响，只不过这当铺看来并没有收取高利贷利息，然而女主人公仍然轻蔑着它，男主人公则认为她“直线的看问题，不了解生活”等等。而这一主题使主人公回想起来感到震惊：“哦，世上的真理是多么可怕!这个魅力，这个温顺的女人，这个蓝天——她成了暴君，我的心灵的、难以忍受的暴君和折磨者!”这时，他才想到他在某些地方错了。这样，小说在这场家庭悲剧中表现着“大男子主义”对女权的蔑视和伤害。

小说—悲剧的第一个冲突来临。“争吵开始于她突然想起按自己的方式借给钱，对东西的估价高于所值，并且甚至有两次赏予我就这主题同我进行争论。”有一天丈夫终于说，“钱是我的”，“我有权利按我的眼光看生活”，并决定不许她再站柜台。她跺脚，“像发作的野兽”，向他哈哈大笑。“温顺的女人暴动了。”从此，她经常外出，主人公从她的小姑妈那里了解到妻子与他原先团队的某军官有来往。有一次，她回家后也问到过，他是否由于胆怯，不敢决斗，而被开除出团队，成为流浪汉。她又说：“哦，现在您是个人物——金融家!”女主人公对他在婚前没讲过团队的事不满，而说他是“金融家”，也带有讽刺。然而主人公仍然十分高傲：“我看到，她渴望得到对我来说是有损尊严的解释，因而没有给以解释。”“偶合家庭”的这对夫妻就这样争斗着，而主人公竟然去偷听她与某军官的约会。小说精彩地表述了主人公的话语：“我听了整整一小时，并整整一小时在最高尚和最崇高的妇女与上流社会堕落的、愚笨的、带有奴颜婢膝的灵魂的坏蛋之间的决斗时在场。”他感动于妻子的高尚、贞洁，终于在约会场所露面，并带着妻子回家去，一路上仍旧是沉默不语。

这天晚上，她第一次没有同他睡在一起。第二天清晨，他已醒来，看见她拿着手枪走过来，便又装睡。她竟将手枪对准丈夫的鬓角，而他在“所崇拜的”女子枪下度过“阴暗绝望的”几秒钟，当睁开眼晴时，她已走开。这天，他去买新床来，并用屏风隔离开来；她知道了他当时是醒着的。从此，她病了六个星期。陀氏以深刻解剖之笔表现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他因手枪事件证明了自己并非胆小鬼而感受胜利的喜悦，但是他也注意到：“当然奇怪，几乎到冬末，我一次也没想到过，我喜欢悄悄地看着她，而整个冬天我却连一次也没有捕捉到她投向我的目光!”小说巧妙又微细地描绘着男主人公唯我主义的心理，以及此时的一些醒悟。后来，女主人公病愈后，夫妻差一点儿就和好。但是，由于丈夫偶然又提起那次妻子与他人约会的事，触痛了她的伤口。她说起自己是“犯人”（应当是指手枪事件），终于在他不在家时，抱着她家家传的那圣像跳楼自杀。

这些虽然只是男主人公理出来的事情经过，却象征性地概括出当时俄罗斯社会生活的悲剧，说明主人公以金钱追求来建立家庭幸福的企图与纯洁少女的思想格格不入，她所需要的是真诚的感情。这是一部非常俄罗斯式的小说，女主人公尽`管被贫穷逼得走投无路，却鄙视金钱利益，最后抱着圣像自杀，似乎是在宣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男主人公处处要表现男人的优越，要求女人的服从，在女权主义者陀氏的笔下遭受惨败。《一个温顺的女人》是艺术水平很高的一部中篇小说，在一种意识流的叙述中将男女主人公的心理表达得十分清晰，有特征，令人深思!

弗兰克称赞这部中篇小说是“曾经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最优秀和最纯粹的创作之一”，并论述说：“表达叙述者的意识（包括震惊、罪过、怀疑，以及自我辩护的某些最后剩下的、逗留不去的零碎感觉的混合）的精妙和微细，通过为理解而斗争的叙述者的眼睛对妻子的精彩描绘，[所有这些]轻易地克服了情节剧的人所共知的情节设计的成分和笔触。《一个温顺的女人》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的‘地下室人’性格典型的最匀称和最精细地加以调整的描绘。这一典型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这里那样充分地作为敏感的和受苦难的人得到表现，而他的非人道性来自对爱的需要，这个爱由于自我主义和虚荣走上了邪路，并被扭曲。”^[47]

《一个温顺的女人》在发表当时就受到俄国报刊的重视。例如，《俄罗斯世界报》认为作品表现了陀氏独特的才华：“构思的朴素和自由，几乎完全缺少外部动作，而同时却有着取自自身内部的内容。”《莫斯科观察》杂志指出，该作品显示陀氏是描写心灵状态的复杂而悲剧性领域的大师，等等。^[48]

陀氏在1876年《作家日记》靠近结尾处写道：一年来，他的杂志活动受到许多读者的赞许，但他所说出的还不及想要说的百分之一；杂志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地阐明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独立性，用流动着的事实的表现加以阐明。^[49]

在1877年的《作家日记》中，有许多文章将时事评论，社会评论和宗教、伦理及文学评论交融在一起。我们先评述这方面的一些文章，然后再来讨论比较纯粹的文论和短篇小说。在《自封的预言家们和继续在豌豆大街上制作月亮的瘸腿箍桶匠们·一个不知名的俄罗斯伟人》等四篇系列文章（2，1，1—4）中，陀氏从塞尔维亚与土耳其停战的时事评论说起，同时糅和着文学、人类学的探讨，并谴责战乱中的可怕暴行。陀氏指出：斯拉夫诸民族的纠纷由来已久，它反映在传说和歌曲中。普希金的杰作《西斯拉夫人之歌》（1834）中的《大泽尼察河边的战斗》对此已有所涉及。俄罗斯人还没有真正发现普希金，他是确定了俄罗斯意识的天才。《西斯拉夫人之歌》出自法国作家梅里美（1803—1870）之手。普希金依据它，创造出表现斯拉夫人的杰作。接下来，陀氏谈到，人类几个世纪来积累了许多人道主义的法则，其中有些似乎不可动摇，然而真正维持这些法则、原则、宗教和文明的只是极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并没有关于义务、诚实感情的坚固概念，因而只要出现新的摩登，便会赤身光膀地甘心跟着跑。虽然，出现了明显的法则和理想，但它们只有靠每个公民不断的劳作才能实现，才能耕种起这块“处女地”。不能允许在巴尔干发生的暴行，对它袖手旁观，举起“只要我安全，哪怕洪水滔天”的旗帜。陀氏强调文明的理想、人道主义的法则只有靠每个公民的努力才能实现。不过，陀氏在1876—1877年《作家日记》中有些论及“东方问题”和俄土战争（1877—1878）的文章被认为具有“新斯拉夫主义”色彩等等，在当时俄国评论界中就引起争议和批评。^[50]

《“全人类人”的葬礼》（3，3，1）和《单个的例子》（3，3，2）从一个年轻的犹太女子的来信说起，触及到作者一些重要的文学观点，提出了“达到幻想性的现实主义”的著名命题。这位犹太女子住在M城，在来信中讲到该城一位84岁的老医生—助产士葬礼的盛况。他是新教教徒，行医58年，帮助过许多贫穷的犹太妇女，对赤贫的产妇不仅不收费，还送给钱物。他自己去世时却一贫如洗，他被当作圣人那样安葬，遗体先送到新教教堂，然后埋葬在墓地。所有穷人都关了店门，跟随在棺材后面送葬；犹太教教堂为他的灵魂祈祷，其他所有教堂钟声齐鸣。这一封来信所提供的事实激起陀氏深刻的文学思考。他说：“如果，我是画家，我就要写这个‘体裁’，在犹太人产妇那里的这个夜晚。”这位慈善的老医生，为一个赤贫的犹太产妇接生：极其贫困的寒舍，在歪斜的桌上小蜡烛快燃完，结冰的小窗户上曙光将来临；疲惫不堪的老医生要裹起新生婴儿。然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裹起他，没有襁褓，连破布也没有（有时会有如此的贫困，先生们，我向你们发誓，真会有的，这是最纯粹的现实主义——可以说是达到幻想性的现实主义），而虔诚的老人就脱去自己的很旧的小制服，从肩膀上取下衬衫，将它撕成襁褓”。^[51]老医生还想道：这个贫穷的犹太婴儿长大以后，也许会记起自己出生时的故事，从自己肩膀上取下衬衫给基督徒用。陀氏认为，没有单个的例子，就不能实现普遍的法制，这样的例子多了，将会拯救世界。这篇文章再次说明，陀氏的艺术观是与现实生活的思考紧密相联的。在这里，陀氏运用了“最纯粹的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并将它与“达到幻想性的现实主义”等同起来。这进一步发挥了他1869年给斯特拉霍夫信中的观点：“那些多数人称为几乎幻想和例外的东西，对我来说有时恰恰构成现实的本质”，也以实例补充、发挥了1876年《作家日记》中的论点：“有什么东西能够比现实更富于幻想性和更出人意料的呢?”根据陀氏这一系列的论述及其创作特色，可以说，“达到幻想性的现实主义”是对陀氏的小说艺术的很好的概括。

在《受审人柯尔尼洛娃被释放》（4，2）中，陀氏描述了1876年《作家日记》中几次提到过的柯尔尼洛娃案于4月22日再审的情形：有六个医学专家出席，多数专家认为怀孕期的病态心理可能导致了被告的行为，监狱的女看守也做了有利于柯尔尼洛娃的证词，结果陪审员做出了为她辩护的决定。陀氏抒情地写道：当天夜里，丈夫把她带回家，“幸福的她又走进自己的家，几乎经过了一年的不在家之后，带着她所经受的巨大的、整整一生的教训的印象以及在这整个事情上明显的上帝的指示，——哪怕只从一开始孩子就神奇的获救说起吧”。^[52]

《一件往事的结论性解释》等四篇系列文章（12，1，1—4）是对《北方通报》批评陀氏关于柯尔尼洛娃案件见解的答复。这杂志的“观察家”指责陀氏由于“意志的病态表现”而袒护折磨孩子的女犯人柯尔尼洛娃。陀氏的答复表现出他思想的细致和辩证。陀氏说，他知道此案有些蹊跷，所以不顾冒作家名声的风险，站出来寻求真实。她确实犯了罪，但根据他到牢房同这年轻女子的接触，她确实说不清自己为了什么把6岁的继女推下楼房，她绝不是邪恶的继母，相反是朴素的女子。幸亏，法院改判她无罪，免得她及其新生儿流放西伯利亚，使她能够在对社会的感激中获得新生。陀氏富于哲理性地概括说：“要知道，没有比相信人们的慈爱和他们彼此之间的爱更高的幸福。要知道这是信仰，毕生的完整的信仰!而难道有什么幸福高于信仰吗?”^[53]针对某“观察家”说作者的“意志的病态表现”，陀氏回答说：“我确实有时得以在我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中揭露某些自认为健康的人，并证明他们是有病的”；确实有许多人过分相信自己正常，由此患有自以为是、昧良心的自爱等毛病。“喏，我得以多次地向我的读者指出的就是这样一些人，甚至，或许还证明了这些健壮的人远非他们所想的那样健康，相反，他们病得很重，他们需要去就医。”^[54]这段话直接表明了陀氏为什么喜欢描写精神上的病态的人，对于理解陀氏小说中一系列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陀氏一直注视着俄国的审判案件。《准科夫斯基夫妻虐待其亲生子女案》（7—8，1，3—4）评述了不久前卡卢加省区法院审理的一起父母亲虐待亲生子女的案件。被告准科夫斯基夫妇是50岁的退役少校、土地所有者及其40岁的妻子。他们的三个子女（13岁和11岁的两个男孩以及12岁的女孩）得不到父母亲的呵护，吃、穿、住都很糟，吃佣人吃的饭菜，住的地方连猪圈都不如，而且经常遭鞭打。母亲有如继母，强迫亲生子女挠她的脚跟，直至她睡着。他们从前的家庭女教师认为这个家庭的混乱是由于父母亲本人的散漫无序，不善于经营田产，忙忙碌碌，却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所造成的。父亲却认为自己的子女已完全堕落，说两个男孩曾用树条鞭打刚病故的大姐的脸，以报复她打小报告；大孩子进中学后学会盗窃。父母亲都被判无罪，因为俄国法律没有惩罚虐待子女的条款。陀氏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法庭主席应以社会的名义，告诫被告：除了这个法庭外，还有良心的法庭，希望他们将来的所作所为能对得起自己良心。这是“偶合的家庭”的一个例子：父母亲都是懒惰的利己主义者，由于懒惰，心灵也变得冷漠，摆脱了一切义务和责任，只追求自己的舒适，而不了解他们的子女将会带着怎样的受屈辱和变得残酷的心情走进社会。

《加尔顿格的自杀与我们一贯的问题：谁之罪?》等三篇系列文章（10，2，1—3）评论加尔顿格少将在莫斯科区法院被审判时自杀的事件^[55]。加尔顿格曾与某个放高利贷者有来往，并担任其遗嘱执行人。放高利贷者死后，票据账本不知去向，只剩下一些票据和杂乱无章的文件，加尔顿格便把这些带回自己家。他同部分遗产继承人达成的协议损害了另一部分继承人的利益，这样，有个遗产继承人就告他盗窃了票据。法院显然要判他有罪，正在拟定判决书的时候，加尔顿格走到另一房间，开枪自杀，留下事先写好的遗书：他“向全能的上帝发誓，他在这件事上没有窃走任何东西，并原谅自己那些敌人”。陀氏说，他对加尔顿格的为人一无所知，但想就此谈谈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这就是轻浮和空虚，令人想起穿上老爷衣服的奴仆。他们在特定情况下就会落入像这位将军那样的悲剧性命运。他们大多注重诚实和正派，顺从，肯让步和妥协，而不像富农或交易所经纪人那样坚强。有些俄罗斯绅士像席勒那样无辜，对实际很少了解。有的老爷会向家里的老保姆借十个卢布，却直到自己死，都忘记还给她。最后，陀氏对当时的审判制度提出质疑：检察官总是要夸大，诉诸心理学，力图证明被告有罪，而律师正相反，力图驳斥检察官，这两者当中总有某种虚伪。能否消除这些虚伪，甚至使检察官也为被告辩护呢?陀氏说，只有大家都变成天使，这些乌托邦才会出现。看来，这几篇探讨法院审判问题的文章成为了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写作的一种准备。

在《关于匿名的谩骂信》等两篇文章（5—6，1，1—2）中，陀氏说，自从办《作家日记》以来，他接到许多署名和匿名的读者来信，对杂志表示支持和关心，使他很感动。也有不赞同杂志的观点的，但不论是署名还是匿名的，都写得严肃、真诚，只有两封匿名信是敌对的。陀氏认为当时的俄国处在一个不稳定和变革的过渡时期，出现了大量自认为被遗忘的人，不满的人，这促使写匿名谩骂信的人增多。某个突然出名的刊物会接到许多这类匿名信。写谩骂匿名信的人是满足于谩骂，这个特点在知识分子中占优势，即使没写匿名信，心中也在匿名谩骂。这是他们脱离民众的结果。民众说话粗鲁，骂人，但表里如一。近二十多年来，一些爱嫉妒的人挥霍掉农民交出的赎金，给孩子们留下的只是贫困和卑劣的习惯。在这种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学会了毫无意义的讥讽，而这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没有任何道德的约束会使自尊心无限膨胀，待他进入社会时，他会对比他优越的人感到恼火，为所有位置都被他人占去而难过。他一心只想找出比他差的人，永远不会理解应当为比他好的人而高兴。他有如果戈理《狂人日记》中的波普里辛，但现代的波普里辛不会去幻想自己是西班牙国王，而会想到写匿名信。他会去探听自己长官的事，描述长官及其妻子、情妇的行为，他甚至会把匿名信写到部长那里去。他会给自己的科长写匿名信，使他相信妻子与警官偷情。当他为此而幸灾乐祸时，突然有一天他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可耻。后来，他会为自己的行为而日夜不得安宁，最后终于向长官坦白。陀氏在此勾画了写匿名信者的心理过程，认为它是中篇小说的一个不错的主题。陀氏重视为人的诚实，有什么见解，应堂堂正正地发表，从而对写谩骂匿名信的现象加以有力的抨击。

《俄罗斯的讽刺·〈处女地〉·〈最后的歌〉·旧时的回忆》（1，2，4）是一篇文论和文学回忆。陀氏指出：在俄罗斯文学中，讽刺文学拥有光辉的代表人物，受到公众的喜爱，但是公众更加喜爱和渴望的是正面的美，因而“列夫·托尔斯泰伯爵无疑是各式各样的俄罗斯公众最喜爱的作家”。陀氏认为，有时难以想象我们的讽刺文学想要说的是什么?“它自身所相信的是什么，为了什么去揭露——这似乎沉在不明的昏暗中。怎么也不能理解，它自身认为好的是什么。”^[56]这里表达了陀氏对讽刺文学的看法，他认为讽刺的画面中应当渗透理想的光芒!

接着，陀氏谈到屠格涅夫正在发表的小说《处女地》，说：“屠格涅夫创作的艺术价值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就已发表的《处女地》的篇章来说，他并不赞同屠格涅夫所表达的观点。陀氏谈到，日前他去看望重病中的诗人涅克拉索夫，提到他的近作《最后的歌》是“激情的歌曲和言犹未尽的话语，就像往常的涅克拉索夫的诗作一样，然而是多么折磨人的病人的呻吟啊!”^[57]

陀氏和涅克拉索夫是同龄人，40年代的旧友。陀氏说，这次相逢，涅克拉索夫还记得陀氏发表其处女作《穷人》的往事，因此，陀氏便写下了这段文学回忆录。这段回忆录，我们在第三章有所涉及，这里做些补充。陀氏说，那时他们都是二十来岁的人。陀氏住在彼得堡，辞去工程师职务已有一年，目标很不明确。那是1845年5月的事，他从冬天开始写起他第一部作品《穷人》，完稿后不知往哪里送；除了格里戈罗维奇外，没有任何文学界的熟人。格里戈罗维奇准备回自己的乡村，暂住在涅克拉索夫那里，叫陀氏把手稿送去，因为这位诗人准备于翌年出版文集。陀氏去送稿时有些难为情，没有信心，对“祖国纪事党”有所畏惧。他曾饶有兴趣地读过别林斯基的评论，觉得后者严厉而可畏，可能会嘲笑他的《穷人》。只是有时觉得：自己是怀着激情、几乎是含着泪水写作的，但又觉得对“体验到的那些感动”没有把握。那天，陀氏回到家已是深夜四点钟，是彼得堡的白夜。不一会儿，门铃响，格里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走进来，拥抱陀氏，很激动，几乎要哭喊。后来，格里戈罗维奇告诉作者：涅克拉索夫尤其为描写大学生之死以及其父跟着棺材后面跑的场面所感动，忍不住深夜来找作者。接着，陀氏叙述涅克拉索夫如何去找别林斯基，说：“新的果戈理出现了!”别林斯基严肃地说：“在您那里果戈理们的生长，有如雨后春笋。”然而，当晚，别林斯基看完《穷人》后，要涅克拉索夫赶紧将作者带来。第三天，别林斯基见到陀氏，激赏其创作；称杰渥什金对长官的施舍感激涕零以及掉衣扣的场面简直是恐怖、悲剧。这件事使陀氏十分感动，他想到要做一个配得上这些称赞的人，追随别林斯基，成为拥护真理的人。这一时刻使他永生难忘，即使在流放时一想到它，精神就振奋。陀氏流放回来后，涅克拉索夫曾送给他一部诗集，说其中一首（指《不幸的人们》）是写给他的。从这些回忆来看，虽然70年代以来陀氏的政治思想与别林斯基的思想已有严重分歧，但他对别林斯基的文学影响以及同涅克拉索夫的友谊仍是感铭于怀的。

《过命名日的人》（1，2，5）评论托尔斯泰伯爵的《童年与少年》。陀氏认为，这部作品所描写的12岁的少年主人公身上已涌现出其同龄人还没有的思想和感情，他嫉妒哥哥比他灵巧和漂亮，但又认为哥哥各方面都不如他。这少年经常照镜子，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谁也不会喜欢他。妹妹的命名日，来了许多客人，男孩和女孩，游戏和舞会开始了。少年主人公舞跳得不好，便想以俏皮话引起人们注意，却没成功。在绝望中，他当众向家庭教师伸舌头，打了他，结果被关进储藏室。少年在那里幻想有朝一日他会在战场上立功勋，使人惊叹，又想到自己或许是私生子。总之，思想象旋风般旋转，他甚至想到自己死在储藏室里，人们发现他的尸体后，会说他是个善良的孩子。陀氏十分赞赏这一心理描写，说它是：“儿童心灵的极为严肃的、写得令人惊叹的心理素描。”^[58]作为对比，陀氏引用了不久前接到的一封来信，它讲述一个12岁左右的小男孩自杀的事件。班指导员因这少年不大理解当天的课程，罚他一个人留在教室，直到下午五点钟。少年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突然看到绑在金榜（或红榜）上的一段绳子，便用它上吊身亡。这少年平时并不淘气，学习也不错，这天又是他企盼已久的命名日，他独处在教室里，很可能想到回家后会遭到父亲怒斥，觉得难以忍受屈辱和惩罚，因而自杀。陀氏说，这两件事有相同处，但有个明显区别：托尔斯泰的少年想到死，想到自杀，但仅停留于幻想，而现在的少年幻想什么，就做什么。

陀氏由此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文学问题。他说：托尔斯泰伯爵是新旧事物交替时期古老的莫斯科中上层地主家庭的历史家。而他引述的小男孩自杀事件，不仅是要讲现在自杀的流行，而是有更多的感触。陀氏感到，“俄罗斯生活制度的巨大部分迄今仍然根本没有被观察，缺少其历史家。至少，清楚的是，我们的小说家们给予那么鲜明描绘的中上层的我们贵族生活，已经成了俄罗斯生活的太微不足道的和孤立的角落”。“谁将是那些似乎极为众多的其余角落的历史家呢?而如果说，在社会生活早就所处的、而特别是现在所处的这片混乱中，也许连像莎士比亚那种广度的艺术家也还不能寻找出正常的法则和甚至是指导的线索，那么，谁能够至少照亮这片混乱的哪怕是一部分，而哪怕不奢求指导线索呢?主要的是，似乎大家还根本顾不上它，它对最伟大的我们的艺术家们来说似乎还是太早了。在我们这里，无疑存在着正在瓦解的生活，从而也存在正在瓦解的家庭。然而，必须也存在正在按已经是新的原则重新建立的生活。谁会观察到这些，而谁会揭示这些呢?谁能够哪怕是多少确定和表现这个瓦解以及新的创建的法则呢?或者还早?而且旧的、从前的，都全部被观察到了吗?”^[59]在这里，陀氏再次提出了观察和描写“流动着的现实”是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基本课题之一。

《最主要的当代问题之一》等四篇文章（2，2，1—4）就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进行了独特的文学、社会学分析。陀氏坦率地批评说：他开始时很喜欢读《安娜·卡列尼娜》，但后来就没那么喜欢。“我总是觉得，我在哪里已经读到过这个，而这正是在同一位托尔斯泰伯爵的《童年与少年》那里，还有在他的《战争与和平》里，在那里甚至更新鲜些。老是同样的老爷的俄罗斯家庭的故事，虽然情节当然不一。例如，像渥伦斯基（小说的主人公之一）这样的人物，他们彼此之间只会谈马的事情，甚至不能够找到除了马以外的话题，——当然也是有趣的，以便了解他们的典型，然而是非常单调的和特定社会层的。”^[60]可以说，这段话突出地表现了陀氏和托翁小说观的不同。陀氏探寻体现时代思潮的人物，甚至是为“飘浮在空中的”思想所俘获的人物，而托翁所注重的是生活潮流，由社会地位和环境所决定的人物的思想和感情状态，而且正如陀氏所说，主要涉及中上层贵族的思想感情。对渥伦斯基这样的人物的描写，陀氏很不以为然。哈尔科夫的一位女教师阿尔切夫斯卡娅在回忆中谈到，陀氏在1876年5月就《安娜·卡列尼娜》回答她的一再询问时说：“难道我们的生活只呈现为渥伦斯基们和卡列宁们，这简直就不值得去生活了。”^[61]不过，陀氏赞赏小说中描写安娜因生产而生命垂危时卡列宁和渥伦斯基和解的场面，说：“正是在这渺小和厚颜无耻的生活的中心，出现了伟大的和永恒的生活真理，并一下子照亮了一切。”^[62]

陀氏还对奥布隆斯基和列文的形象，特别是他们在小说第六部打猎时的谈话很感兴趣。陀氏精辟地分析说：这些世袭贵族和地主在“农奴制改革”后十几年来的情况怎样呢?奥布隆斯基是利己主义者，精细的享乐主义者，莫斯科的居民和英国倶乐部的成员。这些人往往有人口众多的家庭，宠爱妻子和儿女，但很少替她们着想，而喜欢轻浮的女人。他们所受教育不多，但喜欢艺术和海阔天空的谈话。奥布隆斯基立即明白“农奴制改革”是怎么一回事，他算计自己身边毕竟留下了一些东西，因而无需担忧，“只要我安全，哪怕洪水滔天”。他有一定官位，可以成为富翁。铁路人员和银行家成了社会力量，他便毫不迟疑地同他们发生友谊。正是这点遭到他的亲戚，另一类型地主列文的责备。在列文看来这些人是模棱两可的人。陀氏颇为深刻地指出：在当前的世纪，推翻高尚概念的坏蛋总是更加有力、神气，而高尚的人像是理想主义者，样子像小丑。在去打猎时的谈话中，奥布隆斯基反驳列文说，轻蔑铁路人员的诡计和暴发，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也靠自己的劳动和智慧，最后提供了铁路。列文说：任何收益，如果不符合自己付出的劳动，都是不诚实的。奥布隆斯基说：由谁来确定诚实与不诚实的劳动?我得到的报酬比更精通事物的科长更多，这就是不诚实吗?你在田庄中因你的劳动得到多余的五千卢布，而农民不管怎样努力也只能得到50卢布，这也和我一样不诚实，你还不如把田庄交给农民呢。列文说：他也有此感触，但他没有权利交出田庄，因为他对土地和家庭有义务，他只能设法不增加彼此地位的差距。奥布隆斯基说：“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承认现有社会制度公正，维护自己的权利，要么像我所做的那样，承认自己享受不公正的特权，并心满意足地享受它们。”列文说：他不能心满意足地享受这些利益，他需要自己并无过错的感觉。陀氏评论说，在欧洲40年前许多人就知道理想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谈论这些思想，而当时俄罗斯只有半百的人对此有所了解，而现在两个地主在打猎时谈起了这些问题，他们并非专家、学者，而只是普通的地主，这是“现在俄罗斯智力状态的最典型的特征之一”。^[63]正如艺术家托尔斯泰所指出，具有新思想的奥布隆斯基不会给无产者、穷人一分钱，他毫不犹豫地否定整个基督教秩序、个性和家庭：“我承认，据说，我是卑劣的人，但我心满意足地成为卑劣的人。”^[64]列文是与之相对立的典型，人数也一样众多。他们焦急不安地寻求问题的答案，但几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最后或许会像涅克拉索夫在《弗拉斯》中所描写的同名主人公那样，将财产分给别人，出外流浪，为建立上帝的宫殿而募捐。这是诚实人的未来的俄罗斯，他们所需要的只是真理，然而他们并不协调一致，信念不同，从而属于各种类别：大贵族和无产者，神职人员和不信教的人，富人和穷人，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等等。信念的差距极大，但都奔向诚实和真理，为它们准备牺牲生命和财产。

陀氏认为俄罗斯社会确实可以分出这两类人（即奥布隆斯基和列文），而令人关心的是，列文不能解决使他不安的问题；他具有俄罗斯的心，却按欧洲方式寻求答案，将基督教的解决方式同历史的“真理”，即道德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混淆起来。俄罗斯的奥布隆斯基觉得自己不公正，有意识地当坏蛋，因为这样才能过得富裕。外国的奥布隆斯基不赞成这种看法，他认为自己完全正确、公正，因为这就是历史过程，他战胜了骑士，占据了他的地位，但担心无产者力量的增强，因而寻求着妥协办法。陀氏形而上地认为道德原则和历史原则不可调和，并强烈地主张基督教的、道德的解决方案，称之为“俄罗斯对问题的解决”。如果，富人把财产分给穷人，那也只是沧海一粟，因而应当更加关心世界和科学，增强爱，那时财富会真正增长，人们会生活在统一的欢乐中。要紧的是爱的实际行动，“谁想做好事，他即使双手被紧紧地捆绑起来，也能够做无数的善事”。^[65]陀氏说俄罗斯应当建立起自己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他论述说：“在世界的当前形象上，自由被理解为放纵任性，其实，真正的自由——只在于控制自己和自己的意志，以便最终达到这样的道德状态，使自己在任何时候对自己来说总是真正的主人。而愿望的放纵任性只能导致您的奴隶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现今世界都以为自由在于金钱的保障和保证金钱保障的法律”。“然而，这实质上不是自由，而又是奴隶状态，由于金钱的奴隶状态。”^[66]这是陀氏一段关于自由和放纵任性的根本区别的精彩论述。他接着说：以互相尊敬代替互相嫉妒，大家才能彼此成为兄弟。陀氏强调这些并非幻想，而比欧洲方式更为实际。有人会说，几个人或几十个人无济于事，应当要有普遍的秩序和原则才能建立起公正的社会。然而，要是这样的社会面对的是不完美的人们，那么任何规定都无法实施。不要以为单枪匹马不成气候，只要有人做起来，别人就会跟着做。“在强制他人之前，先在自己身上做起，——这就是第一步的秘密所在。”^[67]陀氏强调了个人榜样在人类追求理想社会中的极其重要的意义。《作家日记》2月号发表后，列斯科夫于3月7日写信给陀氏，认为其中对奥布隆斯基和列文的分析很精彩。“您的精神是美好的，——否则它不会这样分析这个。这是灵敏的心灵的分析而不是头脑的分析。”^[68]从陀氏对《安娜·卡列尼娜》的分析，再次使我们感到陀氏小说是多么重视“思想的人”、“言语的人”。像渥伦斯基这样只能谈马的人遭到陀氏的鄙视，而奥布隆斯基和列文的“思想谈话”受到了重视。确实，这两个人物体现了当时俄罗斯贵族、地主社会的两种思想倾向。陀氏评论托翁作品的文章再次显示，他的文论首先是注重内容的，同时是讨论式的。

在《作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事实的〈安娜·卡列尼娜〉》（7—8，2，3）中，陀氏认为在俄罗斯文学中说出了无可争议的“新话语”的天才只有三个人，即罗蒙诺索夫（1711—1765）、普希金和果戈理（部分的）。所有当代名家，包括托尔斯泰，都来自普希金。普希金具有两个主要思想。第一个思想是“俄罗斯的全世界性”，它的灵敏反应，它的天才与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的天才相契合。普希金表明了俄罗斯才华能够理解和体现各民族，结合诸民族的多样性，进而消除所有矛盾（在这里，陀氏过分强调了“俄罗斯的全世界性”的思想，尽管对普希金的创作天才做出了很有启发性的阐述）。第二个思想是转向民众及其力量，指明只有这样才会形成俄罗斯的天才。《安娜·卡列尼娜》正是以普希金为源泉的作品。^[69]在此，我们看到，陀氏把文学看成一种艺术性的言说，而他将启蒙主义的科学家、文学家罗蒙诺索夫看做俄罗斯文学中说出“新话语”的第一人，这表现了陀氏自始至终对启蒙主义的尊重。

《我同一个莫斯科熟人的谈话·关于一本新书的札记》等两篇文章（7—8，1，1—2）从讲述作家阔别40年后回到他父亲的领地达罗沃耶时的感触讲起，其文笔具有抒情和哲理的韵味。作者说：这一不起眼的小地方给他的一生“留下了最深刻和强烈的印象”，对他来说，它处处充满“最珍贵的回忆”。“如果没有从童年回忆中带进生活的神圣和珍贵的东西，人便不能生活。有的人，表面看来，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但仍然在无意识中保持着这些回忆。”^[70]人总是要记下他过去生活的某个段落，以便为自己吸取教益。“此时，最强烈和最有影响的回忆几乎总是在童年时留下来的。”从现代儿童将会有什么样的童年回忆，便可以判断未来的俄罗斯。然而在现代俄罗斯却很难做出这种预测，因为俄罗斯家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摇晃、瓦解、没有定型。列夫·托尔斯泰在《童年与少年》和《战争与和平》中那么匀称和清晰地加以描写的时代和家庭，现在“只是早已过去的历史图画”。现在的时代没有了确定性和清晰性。“现代的俄罗斯家庭愈来愈成为偶合的家庭。”^[71]不过，这里所指的是贵族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而非民众家庭。造成“偶合的家庭”的原因在于现代的父亲们丧失了对待自己家庭的共同理想。他们彻底否定了原先的道德秩序，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未经检验的想法，有时是完全不成体统的想法，甚至允许七岁的孩子抽香烟，让子女们各行其是，随心所欲。结果，不能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什么珍贵的回忆，不是使孩子孑然一身地进入大学，就是使他们心中带着家庭争吵的阴暗图画走进社会。陀氏强调说：“如果没有正面的美好事物的胚胎，人是不能从童年走进生活的，如果没有正面的美好事物的胚胎，是不应当送一代人上路的。”^[72]这是两篇关于童年、童年记忆的珍贵的文章，对于我们现代家庭生活、子女教育问题仍具有启示意义。

陀氏在文学作品和文论中也常常涉及人的语言活动问题。《“没出息的人们”这个词意味着什么?》（11，1，1）是对俄语中两个新词的解释。陀氏的杂志用过“没出息的人们”（стрюцкие）这个词，而读者曾写信来询问它的意思，故陀氏就其意义专门做了阐述，并指出“没出息的人”、“没出息的人们”这个词来自彼得堡普通民众的口语，是指“空虚的，糟糕的和微不足道的人”，一般总是“酒鬼，不可救药的人”。^[73]第二个词是动词“逐渐涂淡、隐匿”（стушеватъся）。陀氏说，在普希金时代没有这个词，但后来就广泛地用于各种文体中，而第一个用此词的就是陀氏自己，在《同貌人》中首先使用过，在别林斯基那里朗诵作品时，此词的表达力还受到称赞。当陀氏走出西伯利亚监狱，开始阅读五年来未接触到的俄罗斯文学新作（如《猎人笔记》）时，就发现此词已流传开来。陀氏说，此词是他在工程兵学校时同学们在绘图课作业时自然用开的。可以看出，陀氏在创作中运用俄语是很细心的，而且很注重词语的表达力，并且认为它正是艺术性的表现之一。

《涅克拉索夫去世·在他的墓前说了什么》等四篇系列文章（12，2，1—4）是就涅克拉索夫逝世的文学评论及其他。陀氏于12月28日早晨获悉诗人于前日夜晚去世的消息，便立即去悼念，回来后拿出诗人的三卷诗集，读了一个通宵，重新感受与诗人相处以来的30年岁月。涅克拉索夫最初的四首诗篇是与陀氏的处女作《穷人》一起发表在《彼得堡文集》上的。陀氏回想起，当他走出西伯利亚监狱后，读到诗人后来发表的诗歌时的印象，并感到诗人在他生活中所占的位置。在两人相处的初期，陀氏就感到涅克拉索夫是谜一般的人，诗人在人生之初就有一颗受伤的心，伤口一直没有愈合，它成为他所有激情和痛苦的诗歌的源泉。他当时含着眼泪向陀氏讲述过自己的童年时代，在父母家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生活，以及热爱他的受苦受难的母亲；她成为诗人在艰难时刻的指路明星。陀氏流放回来后，他们来往不多，信念有了差异，但见面时谈到过，好像从1845年相识以来，他们的关系不肯就这样中断似的。大概在1863年，诗人送给陀氏一卷诗集，说其中的诗篇《不幸的人们》（1856），写作时想到了陀氏（当时在西伯利亚）。

陀氏参加了12月30日举行的诗人葬礼，参加的人有几千，其中有许多青年学生。陀氏悲痛地在墓前讲了几句话，说受伤的心是这位诗人诗歌的源泉，诗人以受难者的爱对待所有遭受强权和暴虐所折磨的人、受压迫的俄罗斯妇女和儿童，同情普通民众的悲苦命运。从这些话里，我们感受到涅克拉索夫诗歌与陀氏小说在中心主题上的共同性。陀氏接着说，丘特切夫的诗歌比涅克拉索夫的诗歌更广袤、更有艺术性，但丘特切夫从没有占据像涅克拉索夫在俄罗斯文学中那样的显著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涅克拉索夫应是列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之后的诗人。当陀氏这样说时，人群中有个声音说，涅克拉索夫高于他们，他们只不过是“拜伦主义者”，还有若干声音附和它。这事被渲染为有上千的声音附和，所以陀氏认为有必要在《作家日记》中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陀氏认为不能以“拜伦主义”做为贬词，它虽然是一时的、却是欧洲甚至全人类生活中伟大、神圣和必要的现象，是对法国革命后现实的忧愁和绝望的表现。所以，当时俄罗斯所有强有力的智慧和宽厚的心都避不开拜伦主义，但是普希金却找到了出路，这就是“人民性，崇拜俄罗斯民众的真理”。^[74]陀氏认为，热爱民众应当是像民众那样去爱和敬仰，否则不管您为他们如何悲伤，他们也永远不会把您当做自己人。“普希金崇敬民众的真理，承认民众的真理就是自己的真理。”尽管民众有许多缺点和陋习，但普希金能够辨别出民众精神的伟大实质，将它作为自己的理想，纳入自己的心灵。“普希金第一个宣称，俄罗斯人不是奴隶，从来就不是，尽管经历了许多世纪的奴隶制度。”^[75]普希金既激情又温柔地挚爱俄罗斯的大自然、俄罗斯的乡村。他不是作为宽厚、人道的老爷同情农夫的悲苦命运，他以自己的心灵体现普通民众、其实质、几乎是其形象。从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的编年史家形象，到普加乔夫的伙伴们的描写，这一切都是民众的深刻表现，都被民众当作自己的实质来理解。在普希金的创作中洋溢着俄罗斯精神。这是陀氏精彩的普希金论，从体现民众的理想、感情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普希金诗歌的精神实质。

陀氏接着论述说，莱蒙托夫是独特的拜伦主义者，但任性而好抱有偏见，“甚至老是不相信自己本身的灵感和自己本身的拜伦主义”。^[76]如果，他不再同为欧洲主义所折磨的知识分子的病态个性打交道，他也会像普希金那样找到出路，崇拜民众的真理。他爱俄罗斯士兵、哥萨克，敬仰民众，写出了关于商人卡拉什尼科夫的不朽诗篇。在涅克拉索夫的优秀作品中也部分地表现出普希金那种对民众真理的崇拜，但是他虽然热爱民众，真诚地同情他们的苦难，却没有达到承认民众真理的地步，把自己的“欧洲教养”看作高于民众精神。尽管如此，他对民众的挚爱，使他几乎无意识地把握到民众的美、力量、智慧和实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民众诗人，也可以说是关心民众疾苦的知识分子诗人。陀氏指出，在涅克拉索夫去世后。有的报刊指责他的实用主义（“实用性”）和双重人格。陀氏辩护说：诗人来到彼得堡时很穷，他的一首诗说明，他想到过口袋里要有百万巨款，但那只不过是为了能独立于周围环境。总之，涅克拉索夫不愧为“公民诗人”。从陀氏的涅克拉索夫论，可以看到论者“土壤派”观点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把“欧洲教养”和俄罗斯“民众的真理”对立起来。

短篇小说《一个荒唐人的梦》是1877年《作家日记》中唯一的一部文艺作品，发表在4月号上。小说的副标题同《一个温顺的女人》一样称为“幻想性故事”，同样也采用第一人称自白体，但其叙述方式更接近于《地下室手记》：在幽默、戏谑的笔调中渗透出哲理和心理的分析。主人公一开始就宣称：“我是荒唐的人。他们现在把我叫做狂人。”他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像是个小官吏。近年来，他深信“在世上到处反正都一样”；世界是否存在过，还是一切皆空，这对他来说根本就无所谓；他已经不再对人们发脾气，甚至不去注意他们。他已购买手枪，准备自杀，这是个傲慢的虚无主义者形象。但是，后来他认识到了真理。“在去年11月，就在11月3号，我认识到了真理，而从这时候起，我记得我的每一瞬间。”小说通过主人公在梦中的感受，描绘了他对真理的顿悟。

那天，他决定在夜晚开枪自杀。在他回家的路上，一个衣着单薄的八岁左右的小姑娘抓着他的袖口，恳求他去救她的母亲。他却弃之不顾，回到他租的宿舍后，这女孩的事却萦绕在他脑际。这使他感到，他还是个人，还没有变成零，还能感受痛苦，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他突然产生奇想：如果他曾经在月球或火星上生活过，并做了一件最可耻的、令人诅咒的事，他能够从这地球上看着月亮而觉得一切都无所谓吗?不解决这个问题，他不能开枪自尽。在这里，陀氏继续探讨人的灵魂不朽的问题：无论在月球上，还是在地球上，只要有人，就会有人的良心的问题。

这样，小说主人公坐在沙发上便昏睡过去，并做了一个梦。陀氏在他的小说中已多次对梦做了分析，在这里又做出了在梦中人的愿望、心灵甚至理性都会起作用的新分析：“众所周知，梦是极其奇怪的东西：有的以令人恐惧的清晰性，以珠宝首饰加工的精细细节呈现出来，而有的，你便驰骋而过，似乎根本就没有留意到什么，就越过了诸如空间与时间。驱动梦的似乎不是理性，而是愿望，不是头脑，而是心，然而有时我的理性在梦中弄出了多么精巧的事物啊!”主人公做了一个精细的、跨越时空的梦。他梦见他开枪自杀后，被带到远离地球的空间，到达另一个太阳照耀的、像地球那样的星球上。早在1864年4月，陀氏在他第一位妻子病故时，就有过人死后到达另一星球的思考，在笔记中写道：“她^[77]是怎么样的，她在哪里，在怎样的星球上，在怎样的中心，是否最终的中心，即普遍综合的、也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我们并不知道。”^[78]类似这样的宇宙性的思考，也出现在陀氏这部小说的情节中。

就这样，主人公到达另一个星球上，那里有如传说中的天堂，那里的人们无辜而美好，彼此之间是那样的友善和充满爱!他们依靠的不是我们地球上的那种科学，而是另一种更深刻的洞察力，甚至能同树木交谈。他们也有爱情，但没有地球上“那种残酷的淫欲的冲动”；生与死都顺从自然，他们的生活与整个宇宙和谐统一。然而，主人公却使他们受到他的感染而堕落了。他们学会撒谎，很快产生了淫欲，淫欲引起嫉妒，嫉妒引起残酷；出现流血事件和分裂，主张个性，你争我夺，谈起只有通过苦难才能得到真理。主人公痛苦地谴责自己，请他们处罚他；起初，他们只是笑着，说他们只是得到了自己愿意的东西，不过，他们最后终于忍受不了他，叫他闭嘴，否则要把他送进疯人院。

早晨六点来钟，主人公从梦中醒来，立即把手枪推开：他在梦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从此，他要到处去宣传，要爱一切人。“因为我看到了真理，我看到和知道，人们可以是美好和幸福的，不用丧失生活在地球上的能力。我不愿也不能相信，恶是人们的正常状态。而他们难道不是仅仅笑我的这种信念的吗!”主人公相信所看到的活生生的形象将永远伴随和指引他。有人会笑他，那不过是梦和幻觉。主人公说：“梦?什么是梦?我们的生活不就是梦吗?”最主要的是爱别人，如同爱你自己。“只要大家都愿意，那么一切马上就会安排下来。”主人公去寻找那恳求他帮助的小女孩!

《一个荒唐人的梦》既是对当时流行的自杀现象的批判，又是一篇乌托邦小说。但是，陀氏试图证明只要看到、想到了的图景，即使是乌托邦的梦境，也有可能实现。因为它产生于现实的人的美好愿望中。梦!梦算得了什么?“我们的生活不就是梦吗?”虽然那星球——天堂的人们蒙受主人公的感染，但并没有谴责他有什么恶意。只要有这样宽厚的胸怀，难道这个世上的事还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吗?这篇哲理小说、乌托邦小说表现了陀氏强烈的理想主义诉求。

1876—1877年的《作家日记》以淳朴、信任人和与读者谈心的亲切笔调，赢得了许多读者的好评，特别是关于“偶合家庭”和审判问题的分析，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政论是《作家日记》比较薄弱的环节，往往包含斯拉夫主义的某些偏见，受到当时评论界的批评。陀氏在《作家日记》的许多篇章中谈到了正教思想，特别是对民间的宗教信仰有具体的叙述。陀氏有力地论述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和关于“灵魂不朽”的宗教伦理思想，并强调个人榜样的重大意义。作为作家，陀氏一般不直接评论同时代作家作品的艺术性，而是极为认真地讨论他们作品中表述的内容。在评论陀翁作品时，提出在文学中俄罗斯生活的极多的角落尚未被探明，呼吁作家们为此而努力。在《作家日记》中，陀氏发表了许多精彩的文艺见解，其中“达到幻想性的现实主义”这一著名命题竟来自叙述贫寒犹太产妇生活的文章中。这难免会使读者和研究者都感到惊奇，却恰恰说明了陀氏的文艺思想是来自现实生活的。《一个温顺的女人》和《一个荒唐人的梦》是这两年中陀氏的艺术杰作。

【注释】

[1]《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9卷，第2册，第73页。

[2]同上书，第74页。(www.xing528.com)

[3]《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9卷，第2册，第77—78页。文中，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用的是法文。

[4]同上书，第78页。

[5]同上书，第100页。

[6]《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9卷，第2册，第106页。

[7]同上书，第22卷，第38页。

[8]《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2卷，第43页。

[9]同上书，第44页。

[10]同上书，第45页。

[11]指这次与马列伊的遭遇。

[12]《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2卷，第49页。

[13]《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2卷，第103—104页。

[14]同上书，第117页。

[15]罗·法捷耶夫（1824—1883），保守派政论家，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2卷，第371页。

[16]同上书，第104页。

[17]同上书，第112页。

[18]《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2卷，第113页。

[19]同上书，第79页。

[20]《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3卷，第24—25页。

[21]同上书，第28页。

[22]同上书，第89页。

[23]《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3卷，第146页。

[24]同上书，第408页。

[25]同上书，第147页。

[26]同上书，第24卷，第46页。

[27]《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4卷，第48页。

[28]同上书，第49—50页。

[29]《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2卷，第71页。

[30]同上书，第73页。

[31]《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3卷，第73页。

[32]《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3卷，第141页。

[33]《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2卷，第91页。

[34]同上书，第30页。

[35]《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9卷，第2册，第249—250页。

[36]据《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南京，1992）“出版说明”，“每逢字下有小点（……），是指明原文原无此字，必须加上才使原文的意思更清楚。”

[37]《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9卷，第2册，第85页。

[38]指俄罗斯人。

[39]《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3卷，第130页。

[40]《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3卷，第141—143页。

[41]同上书，第22卷，第80页。

[42]《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2卷，第106页。

[43]同上书，第23卷，第33页。

[44]《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第23卷，第37页。

[45]同上书，第70页。

[46]同上书，第80页。

[47]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5卷，第350页。

[48]《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3卷，第154—156页。

[49]《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4卷，第60—61页。

[50]《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3卷，第130、228页。

[51]《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5卷，第90—91页。

[52]《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5卷，第120—121页。

[53]同上书，第26卷，第109页。

[54]同上书，第107页。

[55]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6卷的注释，他是普希金的女婿。

[56]《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5卷，第27页。

[57]同上书，第28页。

[58]《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5卷，第32页。

[59]《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5卷，第35页。

[60]《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5卷，第52页。

[61]《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第338页。

[62]《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5卷，第52页。

[63]《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5卷，第55页。

[64]同上书，第56页。

[65]《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5卷，第62页。

[66]《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5卷，第62页。

[67]同上书，第63页。

[68]《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3卷，第181页。

[69]《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5卷，第199—200页。

[70]同上书，第172页。

[71]《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5卷，第173页。

[72]同上书，第181页。

[73]同上书，第26卷，第63页。

[74]《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6卷，第114页。

[75]同上书，第115页。

[76]同上书，第117页。

[77]指妻子玛莎。

[78]《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0卷，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