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少年》的地下室诗人研究

第十一章 　“地下室的诗人”：《少年》

陀氏离开《公民》编辑部后，开始酝酿新小说《少年》的写作。1874年4月，《穷人》时代以来的老朋友、诗人涅克拉索夫来访，约他把新的一部小说给《祖国纪事》，每一印张付250卢布稿酬。陀氏原先作品大多在《俄罗斯导报》发表，所以他同该刊商量，但他们已约好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表示不能以250卢布一印张接受陀氏的新作。5月，陀氏答应涅克拉索夫的邀请，并获得2000卢布的稿费预支。这年12月，陀氏在给安娜夫人的信中说：他在《公民》杂志上读到托尔斯泰从《俄罗斯导报》获得每一印张500卢布的稿酬，而该杂志却不能决定给他250卢布一印张的稿酬，“由于我靠作品生活，对我评价太低”。^[1]陀氏经常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写作的。

从这年5月22日到翌年9月，陀氏一家在诺夫哥罗德省的旧鲁萨居住，因为那里的矿泥疗法对多病的陀氏有所帮助。其间，陀氏还两次专程赴德国埃姆斯就医，治疗粘膜炎、肺气肿等，多病的陀氏甚至对自己的创作才华产生过怀疑。1874年6月，陀氏在埃姆斯时，草拟《少年》写作方案，但进展缓慢。在6月16日给安娜夫人的信中说：“早晨喝完咖啡后做点事；目前只是阅读普希金，并因激动而陶醉，每天都能发现某些新东西。可是自己仍未能构成小说中的任何东西。我担心，癫痫病是否不仅夺去了我的记忆，也夺去了想象力。”^[2]我们看到，在这种时刻，陀氏求助于他所敬仰的文学和精神导师普希金，并得到许多新的启发。安娜夫人在6月22日的回信中也鼓励丈夫说，“不要着急开始工作，最好让时间过去一些，方案会自己出现；匆忙只会碍事”。“我记得写《白痴》和《群魔》的情形。你在小说的方案上经受了许久的折磨，而当你编好方案后，写作进行得很快。”“我相信，你仍然具有原先那样的伟大才华，任何东西也没有丧失。”^[3]在6月23—24日的信中，陀氏也说：“阿尼娅^[4]，我的工作进展得很艰难，我为方案而备受折磨。方案太多——这就是主要的缺点。当我从整体上看它时，发现其中联结着四部小说。斯特拉霍夫总是认为这就是我的缺点。但现在还有时间。或许能处理好。方案是主要的，而写作本身较轻松。”^[5]

在这个时期的“创作笔记”中，可以看到陀氏对小说创作的一段思索，全文都是用大写字母写成的：“为了写成小说，必须首先储备一个或几个强烈的印象，这些印象是作者的心真正感受到的。诗人的事就在这里。从这印象中发育出主题，方案，均匀的整体。这已经是艺术家的事，虽然艺术家和诗人是在这件事和那件事上——在两件事上相互帮助的。”^[6]陀氏在小说创作中总是首先思考它的诗意的方面，而这诗意直接来自现实生活的强烈印象。“主题，方案，均匀的整体”是随后逐渐产生的，当然，如陀氏所说，这两者是相互帮助的。在“创作笔记”中，陀氏还记下了一些现实生活事件的报道，例如：“《莫斯科公报》，1874年2月26日，来自巴赫穆特^[7]的关于当了拉边套的马的妻子的事。”“杀死父亲的孩子们（《莫斯科公报》，89期，4月12日）。”^[8]据多利宁的研究，前一件事讲的是一个不堪丈夫毒打的妻子逃回家乡后，被丈夫抓回，被绑在车辕上像拉边套的马那样被拖回去的事件。后一件事是讲发生在维也纳附近的事：一个细木工匠的妻子带着老大，13岁的孩子，逃跑，剩下的几个不到十岁的孩子谋划杀死父亲，以便能同他们喜欢的母亲在一起，谋划未遂。^[9]这两件事突出地表现着这个时代家庭关系瓦解的悲剧。《少年》的主题在这样一些时代生活的背景下逐渐形成。

《少年》于1875年1月《祖国纪事》第一期开始连载，于当年12月第十二期刊完，其间，因为陀氏需出国疗养，有过几期的间断。小说刊完后，陀氏在他所创办的杂志《作家日记》（1876年第一期）中回顾说：“一年半前，当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邀请我为《祖国纪事》写一部小说时，我当时几乎就要着手写我的《父与子》，但忍住了，谢天谢地：我还没有准备好。而暂时我只是写了《少年》——这是我的想法的第一个尝试。然而在这里孩子已走出童年期，只是作为尚未准备好的人出现，既胆怯又果敢地渴望尽快在生活中迈出自己的第一步。我选择的是一个无辜的灵魂，但它已经被堕落的骇人听闻的可能性、对自己的卑微和‘偶然性’的早熟的仇恨以及这样一种广阔性所玷污，因为有这种广阔性，尚贞洁的灵魂已经有意识地允许邪念进入自己的想法，已经在自己的心里爱抚它，在尚羞怯的、但已经果敢和狂暴的自己的幻想中欣赏着它，——所有这些仅仅留给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理解，是的，还有上帝去处理。所有这些都是社会的早产儿，‘偶合的’家庭的‘偶然的’成员。”^[10]可见，《少年》的中心主题，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是处于某种精神危险期的少年的主题。这一主题，由于这一时代的家庭关系的危机，而具有迫切的现实性。“偶合的”家庭这个词是陀氏伦理性的命名，指家庭成员之间已经不再是温情脉脉，而有如在旅馆中偶然相遇的人们那样陌生，家庭成了偶然拼凑起来的群体。

1875年2月，陀氏在给妻子的信中曾谈到涅克拉索夫看小说清样时的反响。这位诗人前来访问他，说是“为了表示读过第一部结尾后自己的激动。”“我整晚坐下来，读它，被吸引到这种程度，而这在我的年龄，还有我的健康状况，本是不该允许自己如此的。”“而，老兄，您具有怎样的新鲜感啊（他最喜欢同丽莎的那最后的场面）。在我们这种年龄已经没有这种新鲜感，在任何一个作家那里都没有。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最后一部小说中，只是重复我以前也在他那里读到的东西，只不过在以前的作品中的更好。”^[11]这里所指的托翁作品是《安娜·卡列尼娜》，或许从小说内容的新鲜性来说，涅克拉索夫所说，不无道理。《少年》的主题是更加前卫的。在陀氏写作《少年》这段时间里，奥·米勒（1833—1889）做了系列演讲《果戈理之后的俄罗斯文学》，对陀氏创作给予了较高评价，这些演讲于1874年9月成书出版。陀氏夫妻继《群魔》、《白痴》之后，于1875年1月自费出版了《死屋手记》第四版。

1875年3月22日，陀氏在“创作笔记”中记下了为《少年》草拟的序言，表达了他的许多重要的小说美学观点。这篇序言草稿首先指出：“事实。人们从旁边走过。不注意。没有公民，没有人想努一把力，并迫使自己去思考和注意。我不能脱离它，而批评家的所有叫喊声，说我描写非现实的生活，这些并没有能说服我改变信念。我们的社会没有根基，没有经受住规则，因为在生活中就没有它。只要巨大的震荡——一切就会中断，倒下，被否定，好像它们没有存在过似的。而这些不仅如同在西方只是外部的，而是内部的、伦理的。我们的天才的作家们，高度艺术性地描写了中高层的（家庭的）生活，——托尔斯泰和冈察洛夫以为，描写了大多数的生活，——在我看来，他们所描写的其实是例外的生活。正相反，他们的生活是例外的生活，而我的是一般规则的生活。未来世代的人们将相信这一点，他们会更加没有偏见；真理将在我这边。我相信这点。”^[12]陀氏从俄罗斯还缺少公民性，忽略事实，而他就是从不能脱离事实论起，反驳了他的作品描写“非现实的生活”的论点。确实，我们从《罪与罚》到《群魔》可以看到，陀氏是密切注意现实的，同时又深入到人们灵魂的深处，这正是陀氏小说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其次，陀氏提出了托尔斯泰和冈察洛夫并没有描写到大多数的生活，从而描写的只是例外的生活。陀氏以独特的辩证法论述，他常被认为描写了例外的生活，其实是描写了“一般规则的生活”，可以说，是描写了被某种思想观念所支配的生活，探讨了在生活中思想观念产生和演变的规律。

这篇序言草稿很精彩，陀氏接着说道：“人们说，我描写了真正的雷鸣，真正的雨声，如同在戏剧场景那样。在哪里?难道拉斯柯尔尼科夫，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我的小说的主要主人公）为此提供根据吗?或者，譬如说，在《死屋手记》中的阿库莉卡的丈夫?出自这个（公民的）感情，我几乎要受斯拉夫派的传染，想复活童年时代的幻想（读过卡拉姆津，谢尔盖、季洪的形象）。还有《地下室手记》中的地下室。我引为自豪的是，我首先引出了属于俄罗斯大多数的真正的人，并首先揭露了他的畸形和悲剧性的方面。悲剧性就在于丑陋的意识之中。作为主人公，从西尔维奥和‘当代英雄’起，直到包尔康斯基公爵和列文，其实质只是渺小的自爱的代表者，他们受过‘不好’、‘坏的教育’，可以改正，因为有美好的例子（《波林卡·萨克斯》中的萨克斯，《奥勃洛摩夫》中那个德国人，彼埃尔·别祖霍夫，《死魂灵》中的包税人）。不过，这是因为他们表达的只不过是作为渺小自爱的诗篇。只有我一个人写出了地下室的悲剧性，这个悲剧性就在于受苦难，自我惩罚，意识到更美好的事物，而又没有可能得到它，而重要的是这些不幸的人们明确相信，大家也都如此，因而无需改好!”^[13]

陀氏认为地下室人正是当时俄罗斯的大多数人，而其悲剧性要比那些“渺小自爱的诗篇”深刻得多。正因为他们是大多数人，作为小说描写的对象，意义才重大。陀氏继续开展他的命题：“地下室，地下室，地下室的诗人——小品文作家们重复地说，把这当作某种有损于我的尊严的事物。傻瓜们。这是我的光荣，因为这里有真理。”“地下室的原因在于对公共准则的信仰的泯灭。‘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14]陀氏认为，正是由于“地下室”的存在，引起了人性中两极的事物的并存，使有些人既是幻想家，又是卑鄙的人。这样，陀氏关于地下室的概念又同他的“同貌人”、双重人格的概念联结起来。陀氏以“地下室的诗人”的桂冠为荣，在《少年》中描绘了“流动着的现实”，并探讨了人性的淳朴和复杂，美好和扭曲。

长篇小说《少年》共分三部，加上一段简短的“结语”，采取少年主人公阿尔卡狄自白体的叙述形式。陀氏虽然也描绘了少年周围的不少人物形象，但强调少年本身在小说中的主人公地位。陀氏在1874年9月1日的“创作笔记”中说：“小说将会落空，并将是矫揉造作和勉强的，如果没有少年的性格：他是受折磨的、受损伤的、蒙受痛苦的和阴沉的，带有光明和欢乐的闪光，躲进自己阴沉的思想中，并且在与上流社会的冲突中看到问题、使命、恐惧。”^[15]因为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紊乱、无序的时代，“偶合的”家庭的时代，需要一个“偶合的”家庭的“偶然的”成员作为主人公，以他的经历、思想、感情、观察与叙述来构成整部小说的氛围。

首先，少年主人公阿尔卡狄简要地叙述了自己的身世：他是去年刚从中学毕业的20岁少年，姓托尔戈鲁基，是地主维尔希洛夫的私生子，“这个人甚至在现在在极多方面对我来说仍旧是个谜”。这样，小说开篇就造成对维尔希洛夫的悬念，使其成为笔记者叙述的主要线条之一。阿尔卡狄在法律上的父亲马卡尔·托尔戈鲁基是维尔希洛夫庄园中的园丁，50岁时得到主人的允许娶了18岁的孤女索菲娅。维尔希洛夫年轻时丧偶，前妻留有一子一女，他把他们寄托给亲戚家抚养。他为人高傲而疏忽大意，一生中挥霍掉自己的三座田庄。他看上了索菲娅，同她生了阿尔卡狄，但对他放任不管，19年来彼此只见过一次面。维尔希洛夫带着索菲娅到处走，住过莫斯科和其他城镇，还到过国外，最后住在彼得堡。马卡尔·托尔戈鲁基则在俄罗斯游历四方，有时在修道院住很久，是所谓的“朝圣者”，但经常写信来，有时也到维尔希洛夫那里拜访、小住。这些叙述，既表现了俄罗斯农奴制改革前后的主仆关系，也提出了“偶合的”家庭问题。

阿尔卡狄在莫斯科读中学时，因为是私生子，遭到同学们的冷落和蔑视。这无辜的灵魂为自己的卑微和“偶然性”（即偶然地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而怨恨。阿尔卡狄自幼有一种爱好幻想的性格，中学快毕业时，他并不想进大学，而是准备“躲进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乌龟壳里，同社会上的一切脱离关系，成为“地下室人”。但是，他却被其生父安排到彼得堡当一个老公爵的秘书，被裹进当代生活的旋涡里。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所发生的诸多事件，使他震惊和内省。对于这段生活的回顾和分析，构成了自白体小说的主要内容。

小说第一部描写阿尔卡狄抵达彼得堡一个月后的情景，把许多遭遇和事件都集中在9月19日至21日三天内的短暂时间里，造成小说情节旋风般迅速发展的气氛。阿尔卡狄看到生父维尔希洛夫一家的衰落，他们住在谢苗诺夫团小巷里一所木造廂房里，生话不宽裕，所有家什都当掉了。少年偷偷地把自己在上学时积攒的60卢布零用钱交给了母亲。她在做工，第一次见到的妹妹丽莎也在做针线活，而45岁的维尔希洛夫照旧过着他那悠闲、任性的生活。“他极爱唠叨，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而一举一动完全是专横的。”他成了母亲、妹妹、女管家达吉雅娜崇拜的偶像，而使少年主人公难以想象的是：自从九年前相见以来，他会那么快地衰老。不过，在仔细观察后，发现45岁的生父甚至还保存有比从前更惊人的美。在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到陀氏的笔记者主人公是眼光敏锐、善于思考和喜欢审美的少年。笔记者接着说，生父希望在同索科利斯基公爵家族的诉讼中赢得价值达七万卢布的领地遗产。大约一年前，维尔希洛夫在德国挨了年轻的谢尔盖·索科利斯基公爵一记耳光，却没有提出决斗的要求，因而被“驱逐出”贵族社会。“然而，经过这整整一个月对他的观察，我看到的是一个高傲的人，与其说社会将他驱逐出自己的圈子，不如说是他自己把社会从身边赶开，——他就是显得如此独立自主的。”但是，生父那样轻慢地对待他，把他看做幼稚的未成年者，使他觉得难以忍受。少年是敏感的观察者，又具有很强的自尊心。笔记者少年在叙述中表达的感情和思考，将读者逐渐引入出身于“偶合的”家庭的19岁少年的精神世界。

9月19日这天，阿尔卡狄在生父的朋友索科利斯基老公爵（与上述年轻的谢尔盖·索科利斯基公爵没有亲戚关系，只是同姓）那里当秘书已一个月，这差事不过是陪伴这个老人聊天。小说写得很细致：没有征求少年的意见，就给他安排了这差事，他感到需要提出抗议，但怕影响自己的计划，便以接受时一声不响，来保护自己的尊严。老公爵还不到60岁，一年半前突然精神失常，被带到国外疗养，几个月后康复，不过，回国后辞去了三等文官的职务。少年对这样的老人曾有过高等文官的能力感到很费解。老公爵自从生病以来，打算续弦，因而受到他周围许多人的监视。他丧偶已有20年，富有而孤单，只有一个女儿，卡捷琳娜·阿赫玛科娃，她是将军遗孀。但老公爵在亡妻方面有很多亲戚，他们都对他的遗嘱抱有期望；此外他还有收养贫寒的女孩子们、直至给她们做媒嫁人的癖好，这些女子经常拥挤在他身边，在他的命名日都要来祝贺。自从那场病以来，他对周围的人怀疑他的健康很敏感，变得多疑，这引起少年的同情。老公爵庞大的财富都在周旋之中，他加入了一个坚挺的大股份公司，被选为创办成员，他喜欢同阿尔卡狄聊天，谈上帝是否存在，谈对女人的看法。对老公爵家事的叙述很简洁。

少年因头天晚上看到家里拮据，母亲想把圣像拿去典当，这天在同老公爵聊天时终于鼓足勇气提出了这一个月该得到的薪金；老公爵好像一时弄不明白问题，而少年心里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没做多少事。但老公爵却硬把50卢布塞给他：“迄今回想起来都脸红，竟接受了它!”恰好这天，卡捷琳娜来看望她父亲，她的美貌使少年赞叹，同时感到她那不愉快的目光，将少年看做“维尔希洛夫秘密派来的人”，因为少年已知，她怀疑有一份能够决定她命运的文件掌握在少年生父手里。阿尔卡狄匆忙走出公爵府，觉得“是有过侮辱，但我没有感到它”，甚至觉得自己开始爱上了她。而这个文件，实际上是在少年手里，因而他写道：“您是我的牺牲品，我的，而不是他的。这个想法是多么迷人!”这里的“他”指的是维尔希洛夫。小说在此已触及到少年的邪念，因此笔记者在这里对这次写作有一番思考：“或许，我坐下来写作，这做得很不好：内心里留下的东西，比表达在言语中的多得无法估量。您的想法，即使是不好的想法，当还在您那里时，——总是要更深刻，而在言语中——更可笑和更无耻。维尔希洛夫对我说，只有在恶劣的人们那里情况才完全相反。这些人只是撒谎，对他们来说这很轻松；而我要努力写全部真实：这是极端困难的!”这是陀氏一段关于言语和内心世界关系的哲理性话语，但也表达了笔记者少年要“写全部真实”，包括内心最隐蔽的感情的决心。在此，小说似乎在继续1873年《作家日记》关于讲真话和撒谎的主题。

随后，阿尔卡狄赶到一家拍卖家庭财物的拍卖场，看中了一本女学生用来题诗的旧纪念册，出两个半卢布买下；突然有一个绅士急忙赶来，出四个卢布要阿尔卡狄让给他。阿尔卡狄非要十个卢布才肯让，对指责他不诚实的那绅士说：这里是市场，法国洛希尔成为百万富翁就因他得到的信息比别人早了一步。这本旧纪念册对这绅士大概很重要，他不得不出十个卢布要了纪念册。少年为自己“洛希尔思想”的旗开得胜而满心欢喜。这同他刚才不好意思地接受老公爵给的薪金，成为鲜明对此。在这里，陀氏表现了早期资本主义观念如何冲毁俄罗斯少年的道德感情的情形。

阿尔卡狄为了找克拉夫特，由同学兹维列夫带到杰尔加乔夫住所，见到一些激进青年的聚会活动；他们在讨论人类的未来，以及俄罗斯应起的作用等等。阿尔卡狄平常不喜欢参与人们的议论，这时竟然也发表起自己的观点来，认为个性自由比面包和温暖更重要。据多利宁等学者的研究，小说所描写的杰尔加乔夫那里的聚会，反映了70年代民粹派多尔古申小组的活动^[16]。稍后，阿尔卡狄随克拉夫特来到其住处，他是26岁的青年，已故律师安德罗尼科夫的助手，而阿尔卡狄年幼时曾被收养在这位律师家里。在克拉夫特形象中，陀氏塑造了悲观主义和处在精神危机中的青年形象。克拉夫特对阿尔卡狄说起杰尔加乔夫小组，认为：“他们并不比别人愚蠢，也不比别人聪明；他们——像大家那样是疯狂的。”少年认为他所尊敬的瓦辛是具有智慧和道德思想的，克拉夫特回答说：“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道德思想；突然间连一个也没有了，而主要的是出现这样的状态，好像它们从来就没有过。”克拉夫特接着说：“现在人们都在使俄罗斯丧失森林，消耗它的土壤，使其变为荒原，并准备把它让给卡尔梅克人。要是出现怀抱希望的人，并开始种树，所有人都会笑他：‘难道你能活到那时候吗?’另一方面，盼望着善的人们在议论一千年后将会怎样。将人们联结起来的思想已完全消失。所有的人好像都住在旅店里，准备明天就要离开俄罗斯；所有的人都凑合地生活着……”这是小说中一段著名的话语，它生动地概括出俄罗斯社会转型期的混乱和贵族的心态，是对小说时代背景的精彩说明。克拉夫特把安德罗尼科夫律师保存的一份文件（它对维尔希洛夫正在进行的诉讼不利）交给了少年。

小说《少年》的叙事方式比较曲折，许多恩怨的故事徐缓地露出头绪。这也是由于小说是少年的笔记，许多事，他是逐渐了解或听说的。在同克拉夫特的谈话中，少年才了解到生父在德国埃姆斯的往事。一年半前，维尔希洛夫在那里成为卡捷琳娜·阿赫玛科娃家的朋友。她的丈夫是尚不年老的将军，他在三年的夫妻生活中，赌博输光了卡捷琳娜丰厚的陪嫁，为了多病的前妻女儿的疗养来到埃姆斯。这个17岁女孩却热烈地爱上了维尔希洛夫，而后者已向阿赫玛科娃表达过爱情，却对女孩的感情并非无动于衷。阿赫玛科娃愤恨地将他赶出了家门。不久，这女孩病故，其父因经受不住这次打击，没多久，也病亡。由于此事，年轻的索科利斯基公爵才在公园里当众打了维尔希洛夫一记耳光。克拉夫特也知道阿赫玛科娃那封密信的事。安德罗尼科夫曾帮她料理事务。当老公爵一度神经不正常、在国外挥金如土时，她曾写信给这位律师，请他设法宣布她的父亲为法律上无能力的人，以免父亲毁掉所有财产。她父亲不久康复，而她的信却留在律师手里。卡捷琳娜最担心的就是这封信落到自己父亲手中，那时她父亲会生气而不给她留任何遗产。克拉夫特认为现在这封信大概落在维尔希洛夫手里。至此，密信的内容才披露给了小说读者，这是陀氏独特的设谜和逐渐解谜的叙述方式。少年同克拉夫特告别后，在一家小酒店用餐并沉思。他对生父曾有过几乎崇拜的感情，现在这些感情似乎在崩溃。他回想道：安德罗尼科夫的侄女玛丽娅不知为什么要把那封密信交给他保管，而他将它缝在衣袋里，一直带在身边。卡捷琳娜这个上流社会的傲慢女子却蔑视少年，少年对美丽的她爱恨交加。这天返回生父家的路上遇到许多行人，笔记者感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有自己阴沉的忧虑，而在这群人中或许没有任何一种共同的、把一切联结起来的思想!克拉夫特说得对：一切都分散着。”这说明，阿尔卡狄是善于吸收人们的精辟见解的少年。同时，这段话也反映着陀氏多年来对彼得堡生活的感受，小品文的爱好者陀氏不由得把这感受写进少年的笔记里。

《少年》在许多地方采取类似《地下室手记》的写法，例如小说第一部第五章，它由主人公的自白和两件轶事组成。主人公宣称他的思想就是成为洛希尔，相信靠顽强、勤俭和不间断的努力必定能达到此目的。当他在中学读书时怀抱这思想后，头一个月只靠面包和水度日，第二个月才在早上加一盘汤，晚上再加一杯茶；这样过了一年，健康状态良好，心里暗暗自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竟积攒了70卢布生活费，还玩了点股票，使自己的资本增到100卢布。他甚至准备到彼得堡后住夜店，过勤俭生活，每天都要多少积累些钱。但他的追求并非财富本身，而是拥有巨富和威力的那种感觉和意识。“自由!这正是我终于描绘到的伟大的词语……”如果他成为洛希尔，他甚至会穿旧外套，手拿雨伞，在大街上步行，哪怕街上拥挤和肮脏或被马车碰撞，只要意识到自己是洛希尔就会心满意足。他不会去攀附贵族，而贵族反而会攀附他；他用不着追求女人，她们反而会追求他。还在17岁时，他就为这想象中的图景所陶醉。他在童年时代就能背诵普希金小悲剧《吝啬的骑士》的独白，并且认为自己的思想已超过了“吝啬的骑士”；他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交出去，让社会去平分，以证实自己有拒绝财富的毅力。他想证明自己虽然是个平凡人，却能超越伽利略、哥伯尼、拿破仑，或普希金、莎士比亚等天才。这段自白表达了“地下室人”在70年代的思想、意识及心理的演变，在“地下室人”的双重性中，这又是对金钱万能现象的批判，俄罗斯知识分子独特的反叛。

少年主人公接着叙述了自己的两件轶事。第一个故事叙述主人公有一次在火车上认识一个爱喝酒的大学生，同他有了来往；一次同他约会，他带着主人公在夜深人静的街道上骚扰女性，欺侮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只是到彼得堡后两个星期左右，我突然回想起所有这场面，——回想起来，而我突然觉得那么羞耻，以致羞耻的泪水着实地流在我双颊上。”陀氏在这里描述了人的一种心理运动：人们往往在过一个时间段后，特别是在居住地变动后，会突然回想起过去的某些失误、过错，而感到痛心。少年的另一个故事是：有一次，他看到了一个弃婴，他虽然追随“吝啬的骑士”的思想，却出钱让某个家庭收养这被抛弃的女婴，直到这个已受过洗礼、名叫阿莉娜的小女孩不久病故。少年分析道：“在与大学生的故事中所看到的是，‘思想’可能把印象冲淡到模糊的地步，并脱离流动着的现实。从与莉诺奇卡^[17]的故事中所看到的是正相反，任何‘思想’都无力吸引（至少是吸引我）到这种程度，以致不使我突然停留在某种令人压抑的事实面前，并一下子将几年的劳动为‘思想’所做的一切都牺牲掉。然而这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这里所指的“思想”就是少年主人公的洛希尔思想、“吝啬的骑士”的思想。这一段对思想与现实，思想与行为的辩证分析，可以说表达了陀氏小说艺术美学的一个精辟的观点。我们在陀氏小说的许多情节故事、心理描写中，都能感受到它。在陀氏的艺术描写中，思想与现实的关系至少有上述的两种情形：一种是过分热衷于某种思想，以致完全脱离了现实，《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就是如此；另一种是面对“某种令人压抑的事实”，不能不对原先的思想进行重新思考，如《白痴》中的梅希金在对待娜斯塔西娅看法上的若干变化。

从克拉夫特那里听到生父在埃姆斯的风流韵事，对一向崇拜生父的少年阿尔卡狄产生很大刺激。这天晚上回家后，他同生父之间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谈话。维尔希洛夫在法院上赢得诉讼，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来。据他说，索科利斯基公爵家族一方的遗嘱没有写好，否则他（生父）大概分不到遗产。少年突然想到，克拉夫特交给他的那份不利于生父诉讼的文件，现在成为了自己的累赘，不知如何处理。他责备生父将他弃之不顾，对他的成长不闻不问，连他在哪里长大都不知道。少年宣称不准备再到老公爵那里做事，也暗示明天或许就要离开这个家；他向大家叙说起他的经历、他的心里话。起初，他住在乡村，后来被送到莫斯科安德罗尼科夫家，跟家庭女教师学法语，但他更喜欢克雷洛夫（1768/1769—1844）的寓言。他记得很清楚，维尔希洛夫有一次到那里来，参加《智慧的痛苦》的演出，演了恰茨基的角色。他当时是那么漂亮，黑色头发，亮晶晶的眼睛，胡须有如珠宝制品，而演出是那么精彩，使少年不由得站起来欢呼。后来，他被送进图沙尔寄宿学校，因为是私生子，备受凌辱，被当做奴仆看待，甚至遭受殴打，那时他是多么想逃跑，去找维尔希洛夫!但逃跑没有成功。笔记者感叹道：他从这时起意识到了自己是奴仆和胆小鬼。小说采取多重奏的回忆叙述，少年笔记者断断续续地回忆自己过去生活的某些片断，因为过去对他来说太沉重了。少年还告诉母亲，如果她不愿同可能另娶他人的丈夫呆在一起，请记住有他这儿子在!

当少年回到自己的斗室后，维尔希洛夫第一次上楼来看他。少年尖锐地抨击生父忽视母亲的人权、女权：母亲在道德上无比地高于生父，却从来没有过自己的生活，“只有一个维尔希洛夫活着”，母亲她们都围着他转，“而难道她有过某个时候曾是个活生生的女人吗?”生父说，虽然20年来他与索菲娅是在彼此的默默无言中度过来的，但她是他生平中所遇到的最美好的女人，温顺而坚强；他所以没有正式娶少年母亲，是因为不能同仍有婚姻关系的女子结婚。少年则讥笑生父喜欢的是羽毛未丰的女孩子。使少年难过的是，像维尔希洛夫这样精细的人竟猜不出，他所需要的不是维尔希洛夫这个贵族身份，而是他一直没有得到过的父爱!这样，小说便在阿尔卡狄母子的遭遇上提出了女权和亲情的欠缺的主题，分析了造成“偶合的”家庭的因素。我们在讨论《赌徒》的时候已经提到过陀氏小说对女性人格的尊重，这实际上也就是对女权的重视。《少年》在肯定索菲娅温顺、忍耐的美德的同时，也提出了她应当拥有的女权的主题。这正是陀氏艺术描写的多视角的表现。

不论是这父子关系，还是少年主人公感情的波涛都写得相当蒙胧，有一种不确定的幻想性。少年笔记者这样描述了他第二天早晨离开家时的街景：“我觉得，在这样的彼得堡的早晨，雾气腾腾的、灰色的、雾蒙蒙的早晨，来自《黑桃皇后》的普希金某个赫尔曼（强大的人物，非凡的、完全是彼得堡的典型——来自彼得堡时代的典型!）的粗野的幻想必定变得更加牢固。”陀氏所指的“彼得堡时代”，意味着彼得大帝改革以来的欧化时代。这样，小说主人公带着这一时代的幻想，去寻找出租的房子，走进彼得堡的大街小巷，准备独立生活。由此，使小说的叙述也带有流浪汉小说的一些特征，使主人公遭遇一些人和事。少年首先去找他的同学兹维列夫，说自己要替维尔希洛夫同索科利斯基中尉决斗，希望兹维列夫当证人，但是他的请求只不过遭到这位同学的嘲笑。小说对这两位同学的不同性格做了有趣的比较，少年主人公说：当他坐在兹维列夫对面时，觉得“我，谵妄的化身和性子急躁的人，坐在了中庸的化身和散文的对面”。又说，兹维列夫虽然具有更健康的理智，更实际，但是：“只看到自己鼻子尖的现实主义，比最疯狂的幻想性更危险，因为它盲目。”连同前面叙述过的洛希尔思想，说明笔记者主人公既是充满幻想、又是善于哲理思考的少年。他虽然决定同生父分手，但甘愿为其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少年想找杰尔加乔夫小组的瓦辛，请他判断该如何处理安德罗尼科夫留下的那份文件。少年明知，只要把文件交给生父去处理，自己便超脱于利害关系，维护自己高尚的道德，因为继承遗产与他也有关。他只不过想让瓦辛也知道这件事，看到他的高尚和无私罢了。笔记者少年对自己的心理活动分析得很细密、严格!瓦辛不在家，阿尔卡狄在等待他回来时，遇见前来看瓦辛的斯捷别利科夫，他是瓦辛的继父，是个拥有若干资本的投机家，并散布维尔希洛夫的种种“丑闻”，说他现在还有吃奶的私生子。从这些段落可以看到陀氏很有特色的情节结构艺术：人们自然而然地在非必然的情景中相遇，并交谈起来，这样就给小说的写作提供了许多自由的空间，也表现出生活诸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阿尔卡狄听到这些丑闻后，决定回家把那文件交给生父，然后提起自己的皮箱离家出走，晚上哪怕是住旅店，也不愿再呆在生父家里了。在回家的路上，也不知怎么走进女管家达吉雅娜的住所。她也不在家，在等待时听到她和卡捷琳娜一起回来的说话声，而阿尔卡狄却躲进了达吉娅娜寝室：“为什么我不走出去迎接她们，而躲藏起来，——我不知道；一切都是在无意中发生的，是高度不知不觉的。”这样，阿尔卡狄成了她们谈话的偷听者。卡捷琳娜为她写给安德罗尼科夫的那封秘信的下落担忧，觉得它可能落在维尔希洛夫手里，而他什么都做得出来，她昨天就在父亲那里遇到他派来的“小间谍”（指阿尔卡狄）。达吉雅娜安慰她说，那封信不在维尔希洛夫手里，可能也不在任何人手里；克拉夫特也于昨晚自杀身亡。听到这消息，阿尔卡狄按捺不住激动，不顾一切地出现在她们面前。他驳斥卡捷琳娜对他的诽谤，并为自己辩解说，他是无意中躲了起来的，他决不会把她们谈话的秘密告诉给别人，不过关于那封信，请她们放心。笔记者写道：“我抛出了一个谜……”

克拉夫特之死使少年震惊，为他惋惜，产生“某种极为强烈的、善良的感情”。小说就此做了独特的心理学分析，少年笔记者写道：“使人惊讶的是，正当整个人被某种巨大的消息震荡的时候，有许多无关的思虑还能够闪烁在头脑里，而这消息似乎是应当扎扎实实地压制其他感情，并赶走所有无关的思虑，特别是渺小的思虑的；而相反地，渺小的思虑却爬进来。”这是精彩的心理分析，因为受到震惊的阿尔卡狄赶回家里时，一方面同情着克拉夫特，另一方面却为刚才自己在卡捷琳娜面前维护了自尊心而满意。阿尔卡狄将安德罗尼科夫的文件交给了生父，并告诉他克拉夫特自杀身亡，生父对这消息竟然无动于衷，“甚至连眉毛都没有抬起来”。少年离开家前，妹妹丽莎告诉他，母亲要还给他20卢布，因为他一个月的开销没有那么多。“我叫了马车夫，并在他的帮助下把我的东西从宿舍里拿出来。家里没有任何人反对我，也没有阻挡我。”所有这些细节都表达着“偶合的”家庭的悲哀。《少年》中的一些描写相当简洁，正如陀氏在1874年10月的“创作笔记”中所构想：“写得简短些。（仿效普希金）”^[18]

这天，少年在瓦辛那里留宿了一夜。瓦辛在一家股份公司工作，同时还在家里教书。瓦辛说：克拉夫特留下了一部笔记，它以颅相学、颅解剖学，甚至数学为基础，对俄罗斯民族产生悲观看法，如果他是由此而用手枪自杀，那么，“他就意味着理智的愚蠢和脆弱。所有这些使我恼怒”。在此，小说以肯定的笔调描写了杰尔加乔夫小组成员瓦辛的形象，虽然他对克拉夫特自杀的冷静分析引起少年一些不满。在这个夜里，又发生了一起自杀事件：瓦辛的邻居，中学毕业不久的少女奥利娅上吊身亡。笔记者根据当时奥利娅母亲的叙述，描写了这个事件。奥利娅的父亲曾是莫斯科的七等文官，死后没留下什么遗产，只是在彼得堡某商人那里有一笔四千卢布的本金。奥利娅母女俩指望这笔款来到彼得堡，却一无所获，在贫困线上挣扎。奥利娅在报纸上登当家庭教师的广告，却被来人骗到妓院，幸亏得以逃脱。此后，维尔希洛夫来了，他答应给她找工作，并先借给她60卢布。起初，奥利娅感激地接受了帮助，今天忽然觉得不对，找到维尔希洛夫把钱扔还给他，半夜里自杀。瓦辛认为妓院的遭遇使她丧失了理智，阿尔卡狄怀疑此事与昨天斯捷别利科夫散布维尔希洛夫的“丑闻”有关。这是一起高傲而纯洁的灵魂不能忍受生活的屈辱而产生的自杀行为。这两起自杀事件的叙述和分析，表达了作者对“流动着的”俄罗斯现实的密切注视，后一事件还反映了作者一贯的对受辱的穷人的同情。少年笔记者说：“在这些心灵中或许能找到甚至比那些外表上高尚的女主人公们更多的黄金，然而长期受凌辱的习惯，自我保护的本能，长期遭受的恐惧和压迫，所有这些终于充分表现了出来。”听到奥利娅事件后，维尔希洛夫也赶来；他责备自己在她前来还钱时虽感到某种不安，但没有跟着来，向她解释，因为他当时忙于把安德罗尼科夫那文件交给法院。这一行为令阿尔卡狄十分钦佩，对他的态度有了转变；瓦辛则认为那是维尔希洛夫为了抬高自己，反正法院已判决，他总能得到部分遗产。小说细致地表现少年阿尔卡狄容易感动，而瓦辛要冷静得多。

在9月19日以来的第三天，阿尔卡狄终于找到要租的房，随后便去看老公爵，在那里遇见了他早先想与之决斗的谢尔盖·索科利斯基中尉。这位公爵年轻而漂亮，暗褐色头发，具有坚定的目光，但并不吸引人。在同他的交谈中，阿尔卡狄得知：昨天维尔希洛夫把那份文件交给法院后，已亲自向年轻公爵提出决斗。不过，由于谢尔盖对自己在埃姆斯的行为已感到后悔，双方已和解。阿尔卡狄高兴地同他握手，并同他一起到他的豪宅。这所豪宅是属于他祖母辈的安娜·彼得罗夫娜所有的，她也是维尔希洛夫的远亲。在那里，阿尔卡狄意外地遇到自己的妹妹丽莎，她同谢尔盖在卢加相识。当阿尔卡狄离开那里时，妹妹赶了过来，兄妹俩第一次知心的谈话使彼此都很感动。阿尔卡狄在回想以上经过时，有一点使他不安。昨天，奥利娅去维尔希洛夫家还钱时，自己曾对她说过，维尔希洛夫有许多私生子。真正使她怀疑维尔希洛夫的，是否就是阿尔卡狄自己呢?这样，小说描述了人们在无意识中的言语有时有可能造成伤害他人的严重后果。

从《少年》第一部就可以看出，它的中心主题是彼得堡这一最富于幻想性的城市中传统的贵族家庭的瓦解，“偶合的”家庭成了相当普遍的现象。不仅笔记者少年的生父维尔希洛夫的家庭，还是具有庞大遗产的索科利斯基老公爵家庭，也都具有家庭成员互不理解、互相隔阂，甚至是猜疑的情形。小说是通过许多复杂曲折的生活细节故事、个人隐私来表现这一主题的，这使小说具有了接近于我们时代的现代性。在彼得堡“流动着的现实”中，可以看到赤裸裸的金钱追求，遗产的争夺，悲观论者或不堪忍受屈辱的女子的自杀，等等。所有这些，通过涉世不深的少年主人公的感受加以表述，从而具有对这一时代进行探讨的性质，只是把许多精细的画面、情景，人物的思绪、苦恼、追求和匆匆忙忙的行为记录下来，提供给读者来共同思考这个时代。笔记者在记录事件的同时，也不断地分析着自己的想法和感情，从而描绘着自己的形象。阿尔卡狄由于是私生子而受尽欺辱，他怀抱洛希尔思想，想靠勤俭成为百万富翁，以便获得自由，同时又纯真地盼望着从来没有得到过的父爱；为卡捷琳娜的美丽而感动，为克拉夫特的自杀而震惊、惋惜。

小说第二部先使小说时间跳跃，回顾第一部结尾以来两个来月当中笔记者少年的变化，然后集中叙述11月15日起三天里发生的意外事件。这两个月来，阿尔卡狄变成了衣着考究的少年，在涅瓦大街的法国人那里理发，还拥有仆人，只不过还穿着维尔希洛夫用旧了的皮大衣，钱老不够开销，偏离了自己原来的靠勤俭发财的思想。所以，笔记者在记述这一段时说：“我怎么能够突然忘记一切，而变成这个样?”他又说，他现在记述的是他的羞愧和耻辱的历史。他经常呆在谢尔盖的豪宅里，并向他借钱花、赌博。有冒险，也有快乐，心想：“为什么不使自己开心呢?”

少年已同生父和好。在一次交谈中，维尔希洛夫说，他像他那一代“所有聪明的俄罗斯人那样”能同任何事物随和：“我像家犬那样富于生命力。我能够以最方便的方式同时感受两种相互对立的感情——而这当然不是按我的意志。”他对自己的解剖还满尖锐。又说：他几乎生活了50年了，但仍不知道“我活到这年纪，是好，还是坏”。在他看来，将来会出现资本家王国，而会产生斗争，穷人们经过多次失败后，会消灭股东们，取而代之，当然还是要成为股东；往后如何，难以判断，最好看看《启示录》。少年不禁问道：“难道所有这些都是那么物质性的，现在的世界仅仅由于金融问题而结束?”维尔希洛夫回答说，这只是图景的一角，不过一切都同它密不可分，所以最好什么都不做，至少能使良心安宁。少年又问，应当如何生活?生父告诉他：“要诚实，永远不撒谎，不要对自己邻居的房屋抱欲望，一句话，要读十诫^[19]：所有这一切都永恒地写在那里。”他还劝少年搞工程，当律师，从事实际而严肃的工作，就会安静下来，忘掉无聊的事。少年清楚地看到，生父身上总是留有某种秘密，就愈想知道他对人生的看法。少年问道：“请听我说，没有什么比成为有益的人更高尚的了。请告诉我，在当前时刻我应当怎样才最能够成为有益的人?”生父回答说：人们温饱后，应当做什么，这是永恒的问题。他推崇“日内瓦思想”，认为“这是一种没有基督的美德”。^[20]维尔希洛夫还认为：“我们的无神论者”是最可信赖的人，是祖国的栋梁。维尔希洛夫与阿尔卡狄的这些谈话，描绘了维尔希洛夫是探讨过许多当代思想的、有教养的人物，但这些与他的生活、他对家庭的看法很不协调。在陀氏对《少年》的构思中，维尔希洛夫原先是主人公，后来才确定为少年；在1874年7月23日的“创作笔记”中写道：“主人公不是他，而是少年。”^[21]虽然如此，维尔希洛夫在小说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如果说，阿尔卡狄与生父的谈话涉及的是俄罗斯人喜欢议论的全人类问题，那么在谢尔盖公爵那里碰到的是俄罗斯当时面临的实际生活问题。谢尔盖为维尔希洛夫主动将那份文件交给法院的行为所感动，答应给他遗产的三分之一，即两万卢布。但谢尔盖继承遗产的事并不顺利，他出自贵族的荣誉感，为不能遵守诺言而着急。他缺少教养，又挥霍无度，靠斯捷别利科夫借给的高利贷款度日，却要把仅有的三百卢布借给阿尔卡狄。少年感到近来谢尔盖对他怠慢，一度加以拒绝，后来还是借了这笔钱，但看到了在谢尔盖的微笑中含有对他的厌恶。而斯捷别利科夫想促进谢尔盖同阿尔卡狄的姐姐安娜·安德列耶芙娜（即维尔希洛夫前妻之女）的婚事，因为她受老公爵宠爱，将得到许多陪嫁。这个放高利贷者和阴谋家对阿尔卡狄说，只要他不妨碍此事，就借给他两千卢布的无息贷款，但遭到少年拒绝。小说描写阿尔卡狄被卷入金钱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旋涡中，虽然也染上奢侈，堕落的风气，但也竭力要保持自尊心。小说反映了当时俄罗斯的社会现象：以放高利贷者为代表的金融势力开始挤压到不善于理财的贵族头上来。

我们在讨论《白痴》时，着重提出陀氏描写视觉的艺术，而在《少年》中，我们看到，陀氏进一步开拓了感觉描写的艺术。陀氏尤其擅长于通过主人公的感觉描绘妇女形象。笔记者主人公叙述说，安娜·安德列耶芙娜，25岁，住在她祖母法纳利奥托娃那里；每次遇见她，她都穿着朴素的衣衫，手里拿着书或手工活，给人以修女的印象。少年写道：“我非常喜欢她，因为她非常有教养，读了许多书，甚至是事务上的书；远比我读得多。”这天来访，他对姐姐说：“呆在您的房间里，我的灵魂似乎得到洗涤，从您这里离开时，我变得比原先更好。这是真的。当我坐在您旁边时，我不仅不会说坏话，而且连坏的想法也不会有；到了您这里，不好的想法就消失，而在您身边如果稍微回想起什么不好的事，我立即为这不好的事害羞，心中感到怯懦和羞愧。”在阿尔卡狄的感觉中，将同父异母的姐姐加以高度的理想化，然而妹妹丽莎却告诉他：“她^[22]是恶劣的，她是狡猾的，她不值得……她控制你，想从你那里打听。”这样，小说便细致地布置了关于安娜意图之谜。

小说接着描绘了少年对卡捷琳娜激情的审美感情，这是陀氏小说艺术中精彩的片断之一。少年从安娜那里，急忙赶到达吉雅娜住处去，因为卡捷琳娜·阿赫玛科娃约他到那里见面；少年希望女管家不在家，好同卡捷琳娜单独谈话。果然如此，但少年却不敢抬起眼睛来看卡捷琳娜的微笑，稍后才鼓起勇气说出一番激赏她的美的心里话：他第一次在老公爵书房里看到她的肖像画时，只觉得她的脸部表情像儿童般淘气和无限淳朴。“当亲眼看到您时，我震惊了。您的肖像完全不像您：您的眼睛不是暗色的，而是明亮的，只是由于长睫毛而显得是暗色的。您丰满，您是中等身材，然而您是健康的农村少妇那种结实、轻盈的丰满。”“我还喜欢，您老是微笑着：这是我的天堂!我还喜欢您的沉静，您的安稳以及您说话时的从容不迫、平稳和几乎是懒洋洋的，——我正是喜欢这种懒洋洋。”“在我的想象中您是高傲和激情的顶峰，然而这两个月来您像大学生对大学生那样同我说话……我从未想到过，您有这样的额头；它像雕像那样有些低沉，但在华发下白皙而温柔，有如大理石。您的胸脯高耸，步伐轻盈，您是非凡的美，却没有一点骄傲。”这表达了少年对卡捷琳娜的理想化的审美印象，自然也在相当程度上描绘了小说中这位女主人公。但使人觉得，感觉的成分似乎超过实际的视觉，而这恰恰表现了少年对他的美的偶像的浪漫主义的激情。卡捷琳娜睁大眼睛，听了少年的话，甚至有些担心，因为她对维尔希洛夫让其私生子来她父亲那里做事一直有所疑惑。阿尔卡狄告诉她，他亲眼看见克拉夫特临死那天把她所忧虑的那封信撕毁了。笔记者说，他撒了谎，但却是真诚的，他准备当天晚上就把自己手里的那封信烧掉。卡捷琳娜喜出望外，表示她早已感到对不起少年，并赞赏少年所说彼此像大学生之间那样说话，觉得在上流社会中很无聊；“我经常想到农村去。我可以在那里重新阅读我喜爱的那些书，这些书我早已放在一边，无论如何总不能着手阅读。”在卡捷琳娜的话语中轻轻地响起了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女主人公达吉雅娜的淳朴音韵：她愿意抛弃“这一切豪华、喧闹和纸醉金迷/去换取那满书架的书，荒凉的庭园”。少年感谢她给他的这美好时刻，为他恢复了理想。阿尔卡狄对卡捷琳娜的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慕和感情表白也是非常俄罗斯式的，它构成陀氏小说的一种纯净的审美魅力。

当天晚上，阿尔卡狄同生父在小酒店相聚，兴奋地谈起与卡捷琳娜会面的经过。维尔希洛夫叫他要讲得详细：“不要忘记细节，主要的——不要忘记细节，愈是细小的特征，它有时更为重要。”维尔希洛夫这一要求，正好也表达了整部小说注重细微的细节描写的艺术特征。少年在叙述会面经过时，兴奋得好像在飞翔，心中响起音乐。稍后，他意外地被告知，当他与卡捷琳娜交谈时达吉雅娜也在那里，生父曾去找过她。这就意味着，卡捷琳娜让第三者听到了阿尔卡狄刚才叙述过的一切。他说：“像对待孩子那样嘲笑了我!”他眼里含着泪，又说：他还是不会丧失他的理想的，“就让这是同可怜的少年的一个玩笑吧!”生父应当已经知道一切，少年说道：“我向您重述了所有这些，似乎玷污了心灵。”从在彼得保罗要塞写作的《小英雄》起，陀氏就富于诗意地描绘少年爱慕美好妇女的感情，因为她们往往就是少年们最初的审美印象。陀氏重视这种纯洁的审美感情的伦理教养意义。多利宁指出：在《少年》草稿中几次提到过卢梭的《忏悔录》，可以说，这两部作品描写了某些类似事件。如，阿尔卡狄爱慕卡捷琳娜的感情描写，同少年卢梭爱上优美的华伦夫人的感情描写的某些类似。^[23]

小说接着描写一场风暴如何袭击阿尔卡狄的感情世界。同生父谈话后，各种猜疑的旋风在少年脑海里旋转。这个晚上，他特别想去轮盘赌的赌场，他不顾晚饭时达吉雅娜对他的冷嘲热讽而前去。他竟赢了两千多卢布，为了还给谢尔盖钱，想搭他的雪撬车一起离开赌场，不料被车夫摔在雪地里。阿尔卡狄另外雇了马车，赶到谢尔盖豪宅，当要还给他所欠的三千卢布时，谢尔盖却指责他是因为知道其妹怀有谢尔盖的孩子才敢借他的钱的。少年受辱，倒在沙发上昏厥过去，清醒后痛哭道：“丽莎!丽莎!可怜的，不幸的!”谢尔盖看出是自己错怪了阿尔卡狄，向他道了歉。这就是笔记者称之为难忘的11月15日一天里发生的事件。至此，小说愈来愈带有冒险小说、考验小说的性质。

第二天，丽莎来看望阿尔卡狄，说谢尔盖一直在准备同她结婚，昨天去找安娜，结束了两人的关系。晚上，少年却从生父那里得知，昨天谢尔盖去找安娜之后一小时，她向老公爵表示要嫁给他，使他激动得甚至有点病了。生父分析说，她早就有这个想法，经过了深思熟虑，也许她也想在上流社会拥有自己的地位。当晚，谢尔盖同阿尔卡狄有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谢尔盖尽管真诚地爱着丽莎，想同她在一起过淳朴的、劳动的生活，却还想着卡捷琳娜，向往贵族社会的豪华婚姻。谢尔盖昨天去找安娜，是为了求婚而不是结束关系，但遭到她拒绝，他欺骗了丽莎。更使少年震惊的是，谢尔盖在巴黎时向斯捷别利科夫借了钱，作为交换条件，写信为他介绍了一个伪造铁路股票的人；现在那封信还捏在斯捷别利科夫同伙手里，谢尔盖因此遭到他们的讹诈、威吓，随时有作为伪造票据者的同伙被捕的危险。小说描绘出腐朽的俄罗斯贵族的性格，虽善良，却意志薄弱，与冈察洛夫的名著《奥勃洛摩夫》有异曲同工之妙。陀氏主要靠对话来叙述和描写，采用对话体使作者更自由地展开小说的情节故事。

小说第二部结尾，描写了第三天笔记者主人公的惨痛遭遇。笔记者写道：“诸事件有如风那样吹来，而我的思想在头脑里旋转，如同秋天干枯的树叶。因为我整个儿地由别人的思想组成，当为了独立解决而需要自己的思想时，我能从哪里获得它呢?我完全没有指导者。”这些话预示着少年主人公危险的处境。先是斯捷别利科夫为了从中谋利，叫阿尔卡狄给他介绍认识杰尔加乔夫，说他大概藏有严格被禁的东西。少年跑去瓦辛那里，将此事告知他，这显示阿尔卡狄是不为利诱的、正直的少年。陀氏在1874年8月的“创作笔记”中就小说中的“新的人们”说：一方面是“无规章，否认义务或者就是不知道有义务，并非否认，因而在犯罪面前不畏惧，利己主义，单一思想，对享受的物质渴望，另一方面——是抽象的理想主义（多尔古申们）”。^[24]阿尔卡狄就是在这环境中徘徊着的。

随后，他去看望老公爵，后者高兴地谈起他将与安娜结婚所感到的幸福。小说以滑稽剧、闹剧、家庭小说等多种艺术要素表现了少年主人公惨痛的悲剧。老公爵在与少年的谈话中突然想起来，说昨天卡捷琳娜请求他不要再接待阿尔卡狄。这消息对少年来说，如同晴天霹雳。这时，少年看到卡捷琳娜正要外出，便赶紧追过去，想问个明白，却踩在陪同她的军官比奥林格的脚上，后者拽着少年肩膀，狠狠地将他推开了三步远，而已经上了马车的卡捷琳娜极为不安地看到这一幕。少年当着自己所崇拜的女人的面，受此奇耻大辱，以致当他来到达吉雅娜家时，连话都说不出来。达吉雅娜将维尔希洛夫昨天写给卡捷琳娜的便条拿给少年看。便条中责备卡捷琳娜不论按她的本性和本领是多么堕落，也不该骚扰一个未成年人，还说那封秘信并没有烧毁。少年惊讶地说：“谁能够这样写信给一位妇女?”“他们到底有过怎样的关系，以致可以写这样的信?”少年疑惑地看着达吉雅娜，而她却发脾气地叫喊道：“滚开!我被你们所有人折腾够了!如今够受的了!哪怕你们所有人都钻进地里去!……我只是可怜你的母亲……”随后，少年赶往维尔希洛夫住处，谴责生父那么狡猾地使他受辱，后者一笑了之，“笑着，已经是真正地笑着，走出了房间”。维尔希洛夫对少年的感情没有丝毫的体谅或同情，而少年在昨天晚上同生父谈话后，已感受到生父具有“无限的自爱”。小说在描写少年的狼狈的同时，逐渐揭示维尔希洛夫的双重性格。他具有高度的教养，受过大学教育，在近卫军供过职，去过西欧，对当代政治、思想运动有所了解，但往往居高傲视，“无限的自爱”。陀氏在“创作笔记”中对他的特征有不少的思考，如：“?总的音调：他总是被自己最高的思想所占据（进行分解），为自己目标的丧失以及自己的化学分解所占据。而因此，当事情在进行的时候，总是居高傲视。堕落使他不能正确地对待事情。”^[25]又如：“他说：虚无主义者——这实质上就是我们，对最高思想的永恒探索者。”^[26]

少年的内心很乱，信步走到谢尔盖住处，叙说自己的遭遇；而谢尔盖也处在绝望中，便带着阿尔卡狄去赌场孤注一掷。阿尔卡狄竟赢了许多。不料，一个无赖赌徒偷了少年的钱，却反诬少年是贼。此时，庄家也发现少了钱，全部怀疑都落在少年身上，而谢尔盖又不肯为少年的人格担保。少年被当做贼，遭搜身，被驱逐出来，独自在彼得堡夜晚的大街徘徊。他想道：一切都完了，只剩下贼的烙印；他联想起在莫斯科图沙尔寄宿学校被当做奴仆看待，给图沙尔刷洗衣服的屈辱经过。他愈想愈愤恨，与其屈从于奴仆的命运，还不如炸毁一切，消灭一切人，然后自杀。少年走到一所木柴仓库，竟然爬到墙上准备放火，不过摔了下来，失去了知觉。少年在雪地里在半知觉的状态中听着教堂的钟声，回忆起寄宿学校，母亲来学校看望，经常遭到同学拉姆别特殴打等往事。小说中说，有时回忆具有幻想的、非凡的甚至是预言性的东西。阿尔卡狄躺在雪地里，过去生活的图画浮现在他半睡半醒的脑海时，把他唤醒的竟是刚来彼得堡不久的拉姆别特。此时天已蒙蒙亮，后者把冻僵了的少年带到自己住处照顾，少年认出他后，胡乱地向他讲了这几天的遭遇，还提到卡捷琳娜那封信。稍微清醒后，少年赶紧雇车回到母亲那里。他发了热病，躺了九天；其间，赌场庄家发现了自己的错误，给阿尔卡狄写来道歉信。谢尔盖也写来一封信说，在赌场未给少年担保，是因为在那瞬间对少年没有信心。此外，谢尔盖写信给原先团队的司令，坦白参与制造伪票据等等，随后被捕。

在小说第二部所叙述的三天中，阿尔卡狄像秋天的落叶被贵族生活的旋风吹得晕头转向。他的“洛希尔思想”不堪一击，他养成了奢华的习惯，但仍保持着对美的景仰，而对生父的崇敬却处在动摇中。生活深不可测，这或许是少年得出的一个教训。作者极善于安排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通过爱与恨的感情线索，叙述了或明或暗和层出不穷的生活事件或惊险故事，描绘出70年代中期俄罗斯贵族生活的一幅幅图画。少年具有审美的、追求理想的激情和正义感，却遭到嘲笑，甚至是凌辱和污蔑；他在愤恨中甚至走到了严重犯罪的边缘。笔记主人公的这段生活事件以及内心感受（包括半知觉中的回忆），描绘得十分细致而富于戏剧性。而虚无主义的维尔希洛夫丝毫不体察少年在阴谋与爱情的世界中所受到的伤害，不愧是“偶合的”家庭的代表者。

小说第三部从少年第一次见到他法律上的父亲马卡尔写起，描写少年的新感受。阿尔卡狄还在母亲那里疗养，“像一根稻草那样”躺在床上；回想过去，少年觉得受到了欺凌，但他并不想向谁报仇，只是想离开那里，过自食其力的生活。一天，他看到隔壁房间里坐着一个灰白发须的老人，七十来岁，宽肩膀，结实的体格，但好像病了的样子。老人也看到少年，“他突然现出笑容，甚至悄悄地、无声响地笑起来，虽然笑很快就消失，但它的明亮、欢快的痕迹仍留在他的脸上”，留在他那蓝色的、炯炯发光的眼睛上。少年主人公说，这种笑对他产生了作用。小说对人的笑容做了很别致的叙述。人们的笑常常有嘲弄被笑者的意味，虽然笑的人几乎总是不知道由它而产生的印象，如同睡觉的人不知道自己的脸容那样。“极多的人完全不会笑。因为笑不在于会不会；它是一种天赋，它是造作不出来的。”有些人的笑会出卖自己，暴露他的底细。“笑首先要求真诚”，而现在哪里有真诚?真诚而无怨恨的笑，这是欢快。有些人的性格难以把握，但只要他真诚地笑，他的性格便了如指掌。所以要认识人的灵魂，最好去注意他笑的时候。“某人笑得好，这就意味着他是好人。”儿童们正是由于笑得好，才那么迷人。阿尔卡狄看到老人的笑中闪烁着某种儿童般的、迷人的东西，因而立即认出他就是马卡尔·伊凡诺维奇。这是陀氏一段“论笑”的文字，将笑同人的灵魂联系起来。这段叙述既富于哲理，又充满诗意。

小说将马卡尔同维尔希洛夫作为两位相互对立、对照的人物提出。在“创作笔记”中说：“在小说中有所有因素。文明化的和绝望的，无所作为的和怀疑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的——他^[27]。”“马卡尔·伊凡诺夫——正教基督徒，是他^[28]的最高的对立物。”^[29]小说描写马卡尔老人同少年的富于诗意的谈话。他说：他病了，特别是脚痛，而年老的人应当壮丽地离开人间。“人们很难知道所有的罪孽，什么是罪孽，什么不是：这里有超出人类智慧的秘密。”人死的时候应当是自己的智慧像花朵那样盛开的时候，像麦穗回归禾捆里，怀抱着自己的秘密。马卡尔老人回答少年关于什么是秘密时说：“朋友!一切都是秘密，在一切事物中都有上帝的秘密。在每棵树中，在每根草中都包含这种秘密。不论是小鸟在歌唱，还是群星在夜空中闪耀——所有这一切都是同一的这种秘密。而比一切更大的秘密——就是在那个世界里等待着人的灵魂。”少年说，他也相信上帝，不过所有这些秘密早已被智慧揭开了。马卡尔回答道：上帝给人以生命的呼吸，叫人去“生活和认知”。又说：在某个荒原的修道院里有个出身贵族的博学的修行者，十年过去，却未削发为僧，因为他有很多智慧，而心灵却不安宁。马卡尔老人接着说，要是病好些，他春天还要出去；子孙能够记忆祖先一百年，但不会更长久；死去的人却永远爱着子孙后代，等等。从马卡尔的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到，他并不否定智慧的意义，但认为心灵的宁静更为重要。阿尔卡狄很喜欢老人这番话，说很想跟他走，他产生了离开周围不端庄的人们的愿望。

陀氏在马卡尔形象上表达了他所理解的俄罗斯古老的民间宗教、伦理观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十五卷集》的注释者认为，马卡尔是“自古以来的民众真理的象征”，在这位流浪修行者的话语中混合了《旧约》、福音书以及伪经的叙说，体现了民众的伦理、文化理想和道德规范；在他身上反映了陀氏所喜爱的宗教人物，如主张隐修的尼尔·索尔斯基（约1433—1508）、修士帕尔费尼（他的一部圣地旅行记再版于1856年，陀氏在书信中几次提到它）和涅克拉索夫诗篇所描绘的修行者弗拉斯的特点；马卡尔形象还与古老信徒派有联系。^[30]正像《群魔》中的僧侣季洪形象依据于历史人物季洪·扎顿斯基那样，马卡尔形象的塑造也是依据一些真实人物或传说人物的言行的。

在少年母亲家，马卡尔老人受到呵护，但他病得很重；不过他仍欣然同大家交谈他的游历、他的思想。在谈到无神论者时，马卡尔说，他在流浪中从没有遇到过无神论者，而只遇到忙忙碌碌的人，或许应当这样称呼他们更合适。他们一生读了很多书，却不能理解和解决任何问题。小人物没有温饱，心灵却轻松。大人物奢华，心中却只有忧愁，不懂得“文雅端庄”。“而抛弃上帝，就会成为崇拜偶像——崇拜木头的、或黄金的、或思想的偶像。”马卡尔经常怀念广漠的荒原，认为金钱欲望、贪色、自命不凡和嫉妒，会使人们忘记伟大的事业，只做些小事情，而在荒原中，人更坚定地向往伟大的功绩，像基督所教导的那样把自己的财富分给大家，做大家的仆人，使世界充满爱。马卡尔还讲述了一则民间故事：某乡村有个凶残的富商兼工厂主，他曾迫使另一商人家庭家破人亡，后来由于喜欢后者家里唯一生存下来的小男孩，而变成另一个人，皈依了宗教。作家弗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1849—1903）在《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1881）一文中说，有一次陀氏曾同他讲到《少年》中马卡尔形象，讲了两个多小时，如果能用速记记下来，人们将会看到马卡尔是“这位艺术家所创造的最高和最富于诗意的形象之一”。^[31]

阿尔卡狄很喜欢听马卡尔所说的一切，感受到他所说的“文雅端庄”在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少年仍旧不能忘怀所经历过的贵族社会的恩恩怨怨；他甚至梦见与卡捷琳娜相会；他觉得自己无力从贵族社会的旋涡中摆脱出来。这样，小说便更明确地在复调世界（贵族生活观念和马卡尔所体现的民间宗教伦理观念）中展示少年主人公的复调的内心世界。

在描绘少年主人公再度被卷入“阴谋与爱情”的旋涡之前，小说叙述了丽莎感情生活的悲剧。自从谢尔盖被捕入狱后，她为他主动坦白的举动而感到骄傲，但又辗转不安，常去找瓦辛商量，慢慢觉得自己对谢尔盖的爱是“非理性的”。其间，瓦辛却向她求婚，使她很生气，骂他是傻瓜，并同他断绝了来往。笔记体小说就瓦辛的行为分析说：“建议背叛不幸的人，说是这不幸的人‘配不上’她，而，主要的，建议给由于这不幸的人而怀孕的妇女，——这就是这些人的智慧!我称之为可怕的空洞的理论性和由于无限的自爱而来的、对生活的全然无知。”稍后，谢尔盖提出在法庭审判以前就同丽莎结婚，马卡尔同意，而丽莎很为难；此外，杰尔加乔夫和瓦辛也都被捕。小说描写，阿尔卡狄在康复后第一次出门，就到监狱去看望谢尔盖，出乎意料地从公爵话里得知，他出卖了瓦辛交给丽莎保管的手稿，少年感到十分气愤。这时已经知情、充满怒火的丽莎也来到，他们一起把患了白热病的谢尔盖送进医院。在谢尔盖身上，不仅描写了贵族家庭的瓦解，而且揭示了道德的崩溃。在“创作笔记”中说：“衰败了的家族——年[轻的]公爵（怀疑主义者以及其他）。”^[32]看来，在写作过程中，陀氏加强了对这一形象的批判。

此时，少年家正准备庆祝他母亲索菲娅的生日，由此又进一步推动小说的情节发展，如同《白痴》中娜斯塔西娅的生日那样，虽然戏剧性并没有那么集中。马卡尔讲起他如何从索菲娅小时就疼爱她的往事，讲到当初对索菲娅的过失，他作为丈夫本可以用手杖教训她，但因为她真诚坦白而可怜她，希望维尔希洛夫能遵守“贵族的诺言”，在他去世后，正式娶她。这就为往后的情节发展提出了一个悬念。

阿尔卡狄第一天出门，去看望谢尔盖之后，就回去看看自己住的租房，得知在他生病期间安娜和拉姆别特都来过；少年感到他们的“机器”已全力开动，而使他操心的只是卡捷琳娜，他或许会拜倒在她脚下，或许想让她遭受苦难，想尽快向她证明些什么。这样，小说尖锐地表现了在纯真的少年心中已经出现烦躁不安的“地下室人”的阴影。少年随后到安娜那里，得知拉姆别特以少年的好友的名义接近了她，并编造谎言，说阿尔卡狄在那昏迷的夜晚只念着安娜的名字。在这里，小说推进了真实与谎言的主题。安娜向阿尔卡狄叙说：她也从小被父亲所抛弃，靠别人的施舍长大，维尔希洛夫家族是古老、崇高的俄罗斯家族，却成了“过路人”；她准备嫁给老公爵，要当她的保姆和护士，以报答他的恩情，然而老公爵的女儿在策划最狡猾的阴谋，准备向她抛掷石头。小说细致地描写阿尔卡狄此时的心理，他觉得安娜的话语难以评价：“我甚至直到现在都不会评判她；确实只有上帝才能看到她的感情，况且人是那样复杂的机器，在有些情况下是一点也弄不清的，如果这人又是女人的时候。”从这些话语中，可以感觉到少年受到了马卡尔潜移默化的一些影响，对她的动机有所怀疑。少年还明确地向安娜表示，她不能指望他，他会撕掉那文件的!

在往后的小说情节中，陀氏在写少年的纯洁的同时，着力表现少年时期容易受到诱惑的情形。阿尔卡狄明知拉姆别特的为人，却果敢地去找他，并同他的同伙们一起到餐馆吃饭。阿尔卡狄只是后来才得知拉姆别特还在莫斯科时就参加靠探听他人隐私进行讹诈的无赖团伙。从《白痴》到《群魔》，陀氏都注意观察和描绘“无赖青少年”，或过分单纯、或思想奇特的青少年的世界。在拉姆别特的同伙中，有的肮脏、粗鲁、经常伸手要钱，有的阴沉、使人感到城府很深。但也有不错的少年，例如，衣着整洁的特利沙托夫，他是将军的儿子，喜欢同阿尔卡狄接近，谈起现在自杀者很多，使他很害怕。他觉得身边没有多余的钱，生活很难过；他喜爱音乐，擅长钢琴，想选取《浮士德》的情节编写歌剧。他也喜欢狄更斯的小说《老古玩店》中流浪的小女孩的情节故事。他又说，自己是幻想家，向往成为善良而美好的人。陀氏独特的多视角的艺术，描绘了无赖团伙中一个淳朴的、爱好文艺的少年。正是特利沙托夫这位新朋友后来帮了阿尔卡狄大忙。

《少年》类似《忏悔录》那样尖锐地写到少年在性问题上的早熟。拉姆别特竭力诱惑少年，使他相信以那封密信相威胁，不仅能娶到卡捷琳娜，而且能继承庞大遗产，成为富翁。在喝醉了酒的情形下，阿尔卡狄觉得拉姆别特说得有道理。年龄的差别并不重要，至于少年的姓氏，这一点也被拉姆别特说服了：“过十年你将成为这样的百万富翁，以致整个俄罗斯都喋喋不休地说起来。”阿尔卡狄也说道：他渴望结婚，对女人专制是件好事，“女人就喜欢专制”。少年在回顾这一段时感叹道：“哦，这一切我都记得，直到细微处，为的是使读者看到，尽管那一切激动，那一切发誓，那些变得更好和寻求文雅端庄的许诺，我当时竟可以这样轻易地跌倒，并且是跌倒在这样的污泥中!”少年走到大街上，醉酒仍未醒，还在胡乱地想道：拉姆别特比维尔希洛夫和一切理想主义者都正确一千倍。“女人——缺陷和诱惑，而男人——高尚和宽宏大量。”笔记者写到自己这些肮脏的想法时又说：记下这一切是“为了审判自己”。阿尔卡狄这些想法与他几天来接触到的马卡尔关于“优雅端庄”的思想刚好相反，却接近于维尔希洛夫对女人的蔑视。而这些正是主张女权的陀氏所反对和抨击的。

在小说中，少年主人公思想感情的双重性及转换往往很坦诚、很直爽地表现出来。当阿尔卡狄回到母亲家时，马卡尔老人刚刚去世，少年被派去找达吉雅娜来，不料在那里遇到卡捷琳娜。小说出色地描写了少年思想感情的急速转变：他刚才的胡乱想法已烟消云散，惭愧地在他所崇拜的美的偶像面前痛哭，“我不记得她怎样让我坐到她身边，只记得在我无价的回忆中，我们如何挨着坐在一起，手牵着手，并急速地交谈起来”。卡捷琳娜在讯问马卡尔去世后的情景后，安慰阿尔卡狄，又说：少年的朋友给他出主意，而阿尔卡狄也想同她结婚。这使少年十分惊讶。她表示，她珍视少年的真诚。她还说：“我——具有所有现代女性中最严肃和最阴郁的性格。”“我谁也不爱，是的，这样更好；但我希望大家都幸福，大家，首先是他……”这里的“他”指的是维尔希洛夫，卡捷琳娜期望他同少年母亲幸福，而不来缠扰自己。在此，卡捷琳娜与维尔希洛夫关系的主题又重新突出出来。卡捷琳娜形象中多少有些《奥涅金》中达吉雅娜的音韵，然而她却是严重悲观主义的，这也正体现着“偶合的”家庭的时代。

陀氏拥有高度自由的小说艺术手法：少年离开达吉雅娜住处后还没有走一百步，就遇到维尔希洛夫，并被带到他另外租借的住房来。小说情节立即衔接起来。少年看到在生父的书桌上面挂着母亲的肖像，它镶在豪华的木雕像框里，它出自真正的艺术家之手。这使少年为生父对母亲的爱而感动。生父谈起，他也很爱她，但除了坏事，没有为她做过什么。在国外，他在取得她同意后想同卡捷琳娜的继女结婚；这薄命女子同谢尔盖有了孩子，现在就抚养在这所房子里。这是陀氏经常运用的、在小说接近结尾时才彻底揭示谜底的艺术手法。在这里是驳斥了斯捷别利科夫关于维尔希洛夫现在还有吃奶的私生子的谣言。

笔记体小说以细腻的笔法提到这次父子深谈的心理动机。维尔希洛夫一开始就说：“喏，从前我们哪儿会相互理解，因为我本人只是今天，下午五点钟，马卡尔·伊凡诺维奇去世前整整两小时，才了解了自己。”这句话说明，小说对人物的心理、意识活动把握得很深刻、很独到。维尔希洛夫把决定是否娶少年母亲的事尽量拖延，直到眼看马卡尔快去世，觉得必须决择的时刻到了，这“才了解了自己”。我们将逐渐地，通过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看到他是怎样了解自己的。维尔希洛夫在同少年交谈中，一方面讲起自己如何珍爱少年母亲，称她为他“唯一的女王”、“受难者”，另一方面又叙说他如何遗弃少年母亲，流浪欧洲，怀念欧洲文明的“黄金世纪”，以及同卡捷琳娜的风流往事。《少年》中的维尔希洛夫继《群魔》中的斯塔甫洛金之后，梦见过徳累斯顿美术馆的克劳德·洛兰的风景画《阿希与伽拉蒂》所体现的人类“黄金世纪”的美景，在梦中看见它，“并不是作为绘画，而似乎是某件往事”。维尔希洛夫说：“此处曾是人类天堂：诸神从天上下来，与人们结为亲戚……哦，这里曾居住美好的人们!”那里是人类美妙的梦，高尚的幻想!他也怀抱过全人类爱的感情，虽然知道欧洲旧世界的面貌迟早会改变。他认为：“对俄罗斯人来说，欧洲如同俄罗斯那样珍贵：那里的每块石头都可爱而珍贵。”但这并不妨碍他是最有特色的俄罗斯人，自由主义者，自然神论者。他并不接受西欧的无神论，将皮鞋看得高于一切，这使他难过。正当他感到自己有如孤儿时，懂得了他所爱的是少年的母亲索菲娅，便把她叫到德国来。使他感到难受的是索菲娅在他面前总是逆来顺受，羞怯和恐惧，尽管她最能理解他的缺点。然而，在等待她来的时候，却遇到了卡捷琳娜，为她所迷惑。“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是上流社会罕见的典型”，是“淳朴和高度直爽的妇女的典型”。后来，他们的关系破裂，他甚至威胁她，兴许要杀她，因为爱突然转变为恨，他还准备同她的继女结婚。维尔希洛夫最后说，如果没有这段迷恋，他也不会那么珍视少年母亲。父子俩为她的未来而干杯，最后父亲叫少年抛弃拉姆别特，撕掉那封信，便走了出去。少年迷惑不解：父亲“两年的迷惘”就能这样烟消云散吗?陀氏通过维尔希洛夫的这段长篇叙述，再次探讨了俄罗斯贵族的“西欧情结”，寻觅此问题的新答案。

第二天醒来，阿尔卡狄仍在继续思考：他感到维尔希洛夫“心中怀抱黄金世纪，知道无神论的未来”，是“全世界公民”和“联合一切的思想”的宣传者，却因为同卡捷琳娜的相遇而使母亲在国外受羞辱。少年只盼望生父不再爱卡捷琳娜，哪怕她嫁给军官比奥林格吧!虽然此时，少年心中也仍爱慕着卡捷琳娜。此时少年家庭的局势有如迷雾一般，少年向达吉雅娜提起昨天生父的“复活”时，这位直爽的女管家说：“哎，见鬼去吧，小丑!自己大概也像麻雀那样爱上了——父亲和儿子爱同一个对象!哎，不成体统的人们!”她感受到这父子俩正在上演一出悲喜剧。(www.xing528.com)

小说继续描述一系列的戏剧性生活事件，情节叙述十分周密。当少年赶到母亲家时，看到马卡尔已入殓，按照母亲和达吉雅娜的意思，被放进很讲究的棺材里。少年向他鞠躬，为他祈祷，看到了他宁静、端庄的面容。明天要举行葬礼，刚好又是母亲的生日。其间，达吉雅娜提起，现在有人在给卡捷琳娜准备绞索，这消息使少年震惊。他回到自己住处时，遇到安娜的哥哥安德列，使他回想起昔日在莫斯科受辱的一件往事：正当他要到彼得堡来时，安德列（也算是他哥哥）受委托给他送来旅费。当阿尔卡狄去找他时，不仅没有被请进客厅，而且只叫仆人交给他那40卢布。笔记者写道：“这对我来说是创伤，迄今没有愈合的创伤。”这是一个例子，说明“偶合的”家庭如何使孩子们也产生“地下室人”的心理。陀氏在“创作笔记”中说：“我亲爱的，我知道，在我们这里有些孩子们，从小就思考着自己的家庭，从儿童时代起就被自己那些不成体统的父亲们和环境所侮辱。在我们这里有许多地下室的人们。”^[33]

尽管阿尔卡狄已带有地下室人心理，但他同时拥有少年的纯洁。他继续叙述说，尽管卡捷琳娜对安娜与老公爵的婚事感到欢欣，安娜却听信拉姆别特，准备在那封信上摊牌，伤害卡捷琳娜。安娜租了阿尔卡狄那里的一个房间，想同老公爵一起住进来，以迫使少年拿出那信给他看，虽然老公爵也听说过这封信的传言，但他宁可相信它不存在，以维持心情平静。少年未曾料到文静的安娜会做出这样粗鲁的事。小说通过卡捷琳娜、安娜这两个妇女的对比，描写了对待继承庞大遗产的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陀氏小说中，最触及人们灵魂的戏剧性冲突、事件，按照戏剧作品的规律，一般都出现在小说——戏剧靠近结尾的部分。翌日早上，阿尔卡狄参加马卡尔的葬礼后，随同母亲回到家里来，刚好这天是母亲的生日。维尔希洛夫带来一束鲜花送给少年的母亲索菲娅，却说这是为了同她告别，他觉得自己好像分裂了，自己身边好像有个“同貌人”，他又要去流浪，但总有一天还会回到他的天使索菲娅身边。他像是失去了理智，对索菲娅说，他很想打碎什么东西。突然，他把放在小圆桌上的一幅古老圣像摔在瓷砖炉子边角上，以致它被劈成两半。这幅圣像是马卡尔家祖传的、他随身带的，并嘱咐将它送给维尔希洛夫的。在这里，陀氏描绘了意识到自己人格分裂，而又一意孤行的一种精神状态，就像1873年《作家日记》（《弗拉斯》一篇）所描述的“渴望越过边缘”，又“像是某种着魔的表现”。

阿尔卡狄很为生父担心，赶到安娜那里了解父亲的情况。安娜告知少年：昨天早上维尔希洛夫写信给卡捷琳娜，正式向她求婚，就像赌徒抛掷最后一枚金币那样，而口袋里放着手枪；今天晚上他们有一次约会。少年赶赴生父住处，躲在另一房间里，看到约会场面。这已经是少年第二次躲起来，而这次是有意地成为他人秘密的窥探者。这或许是小说情节构造的需要，但这样的细节安排刚好衬托出少年的“地下室人”心理。在约会中，卡捷琳娜像平时那样美好而宁静，维尔希洛夫“心慌意乱地笑着”，这笑使少年害怕。他们两年来没有说过话，维尔希洛夫说，他想知道她是否爱过他?卡捷琳娜直率地告诉他，她曾经爱过他，但很快就不再爱他；她“微微一笑”，并说：“当猜到了什么，总是会微微一笑的……”她说，她是“最平凡的女人”，“平静的女人”，并“喜欢快乐的人们”，维尔希洛夫瞧着她，“奇异地笑着”。她说，她宁肯嫁给比奥林格，以便保住“我的整个灵魂”；上流社会虽然已无秩序，但外表还美，还可做它的过路人；而维尔希洛夫虽有伟大的智慧，但总是有某种可笑的地方；她所以前来，只是希望能像朋友那样分手。维尔希洛夫却请求她不要嫁给任何人，少年心痛地想到他是在祈求施舍!突然，高傲的维尔希洛夫“清醒过来”，以奇特、扭曲的声音说：“我要消灭您!”卡捷琳娜坚定地说，“我不能从您那里听到威胁!”维尔希洛夫笑着说，像他这样的乞丐哪来的威胁，并表示希望将来如果还相会，或许会“以明亮的笑回忆这个场面”，他整个脸部表情都颤抖着，终于同她告别了。卡捷琳娜和《罪与罚》的杜尼娅等陀氏的许多女主人公一样，像女王那样无所畏惧；但她的看破红尘，表现着其内心的悲哀。我们在叙述这一戏剧性场面时，特别指出了陀氏对进行紧张对话的双方的表情，特别是种种不同的笑的描写。如果，将这些笑的描写同少年与马卡尔相遇时看到的欢快的笑相对比，我们看到了“心慌意乱地笑着”所体现的维尔希洛夫内心的极大矛盾，“微微一笑”所表现的卡捷琳娜的宁静、自信，等等。陀氏以人物表情、笑容的描绘补充着“直接话语”所难于表现的微妙心理。

少年看到这一幕，感情十分混乱，跑到拉姆别特那里喝酒，将一切经过讲给拉姆别特听，还说卡捷琳娜如同所有女人那样像蛇一般的狡猾，应当拯救着魔的维尔希洛夫。少年在笔记体小说中忏悔说：“我恐惧地感觉到我夜晚向拉姆别特自白的全部荒唐和全部卑鄙，我同他的约定，我跑到他那里去的错误!”而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对卡捷琳娜的爱和嫉妒。少年躺在拉姆别特的沙发上睡了一夜，缝在衣服里的秘信被拉姆别特偷去。至此，小说已逼进戏剧性高潮和结尾。第二天，当少年回到自己的住处时，看到安娜已将老公爵从皇村带来，她迫切希望少年向老公爵出示那封信。如果，女儿确实在信中说过想把父亲送进疯人院，那么安娜要嫁给孤独的老公爵的行为就在上流社会面前得到辩解。然而，病弱的老公爵尽量回避那封信的事，同少年拥抱，并说要同少年一起使两个可敬的女人和解。老公爵心中爱着女儿卡捷琳娜，拿出她的肖像看，流着泪说，他一生在她面前有过错。小说在这些情节的叙述中谴责着破坏父女关系的安娜，这也正是“偶合的”家庭的苦果。随后，阿尔卡狄到达吉雅娜那里，说他拒绝同卑鄙的人联盟来伤害卡捷琳娜，“妈妈是天上的天使，而她是地上的女王”；他的计划是当着达吉雅娜的面把信交还给卡捷琳娜，并请她同安娜和解。达吉雅娜赞同这办法，决定请卡捷琳娜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半到这里。当阿尔卡狄返回自己住处时，看到比奥林格带着一伙人来，硬要把老公爵带走，并责备安娜为了钱财耍阴谋。少年挺身而出，保护安娜，称比奥林格是卑鄙的人，并同他格斗，却被警察带走，在那里蹲了一夜，第二天在卡捷琳娜的帮助下获救。

当阿尔卡狄从警察局那里回来后，达吉雅娜想亲眼看看那封信。少年拆开缝线，惊讶地发现信封已被掉包。十一点半，卡捷琳娜就要到。拉姆别特还派人来，阴谋将少年和达吉雅娜引开，幸亏，特利沙托夫来告知，才没有上当。原来拉姆别特盗窃信件后，同几乎发疯的维尔希洛夫联合，准备在这里要挟卡捷琳娜。少年和特利沙托夫躲起来，准备接应。阿尔卡狄看到了卡捷琳娜坐在沙发上，拉姆别特手拿那封信叫喊，说它值十万卢布，而他只要求三万卢布。卡捷琳娜虽有些吃惊，却向他的脸唾了一口唾沫。拉姆别特抓住她肩膀，并以手枪相威胁，而她叫喊了一声，昏倒在沙发上。少年从躲藏处冲了进来，但维尔希洛夫已从走廊进来，夺走拉姆别特的枪，并用它猛击其头部；拉姆别特流血，昏倒在地毯上。维尔希洛夫涨红着脸，眼睛充血，把她像小孩那样抱来抱去，在少年的提醒下，才把她放回沙发上，并两次吻了她那苍白的双唇。少年终于明白生父已完全失常，突然生父将手枪对准她的脸，少年全力以赴抓住他的手，并喊特利沙托夫出来帮忙。经过搏斗，生父向自己开了一枪。原来，他是想枪杀她后自杀，遭到少年们阻拦，不得不把枪对准自己胸膛，少年们推开他的手，子弹打在他肩膀上，他昏倒过去。小说结尾部分的这戏剧性情节，反映着那阴谋与诡计盛行的时代。《少年》是陀氏小说中描绘戏剧性情节最多的一部。

在小说的“结语”部分中，笔记者以半年后概述的笔法，很别致地做了一些交代和议论，这些议论具有自我评论和小说论的一些特色。笔记者认为维尔希洛夫的行为不可能具有任何坚定的目的，而是丧失理智，受到某种感情旋风的影响。然而，他并不是真正发疯，而是“双重人”。在此，陀氏对“双重人”做了这样的论述：“双重人，至少按我后来特意去阅读的一个专家的医学书，双重人——这不外是某种已经严重的心灵紊乱的最初阶段，它可以导致相当坏的结局。”陀氏从早期的《同貌人》就开始探索现代人的双重人格问题，但更多地使读者感受到那是社会矛盾的产物，而在《少年》中从病态心理所做的解释则进一步补充了对这一现象的说明。另一方面，双重人、人格分裂也是陀氏分析人物心理和生活现象的一个重要视角、一种艺术手法。维尔希洛夫虽然真诚地承认自己的人格分裂，但是少年分析说：他打碎圣像是“某种幸灾乐祸的讽喻”，对母亲她们的期待的一种憎恨，是劈开她们的期望!少年的分析再次突出了维尔希洛夫“居高傲视”一切的特点。笔记者又说：“尽管对卡捷琳娜·尼古拉耶夫娜的崇拜，在他^[34]身上总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对她的道德品格的最坦率和最深刻的不信任。”我们看到，这既表现了维尔希洛夫对女权的漠视，又体现了他的怀疑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他后来在少年的母亲那里躺了很久。伤愈后，“半个原先的维尔希洛夫”同少年的母亲度过余生，并13年来首次斋戒，但也没有持续多久。

少年同卡捷琳娜见过几次面，她没有同比奥林格结婚，她继承了大笔遗产，现在住巴黎，她的未来将是另一篇故事。老公爵在事件结局的一个月后病故，他极爱卡捷琳娜，但也留给他的教女们三分之一遗产，只是没有提到安娜。卡捷琳娜要分给她六万卢布，但她无论如何不肯接受。安娜表示要进修道院，不过少年认为她不会这样做。谢尔盖公爵未等到审判，就病故；丽莎一次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而流产，她的未来也是个谜。瓦辛获释，斯捷别利科夫仍在蹲监狱，他的罪行很重。少年觉得他仍旧抱有“洛希尔思想”，只不过在这段生活旋风中，这思想已变形；达吉雅娜则劝少年进大学深造。就这部笔记的写作，少年评说道：他虽然在描述维尔希洛夫时有些不恭敬，“然而，我写了，过多地想象着自己在所描述的那每个时刻里是否正是那样。结束了笔记，写完最后一行，我突然感觉到，正是通过回忆和记述的过程，我重新教育了自己。我要放弃所写的许多东西，特别是某些句子和篇页的音调，但我不划掉和修改一句话。”这是陀氏对《少年》文体的风趣的说明。生活是那么复杂，少年的理解力是那么有限，感情又那么波动，笔记就这么写成了，就让读者去讨论、评判吧!陀氏在“创作笔记”中说：“因为儿子（指少年）打算成为洛希尔，——实质上是理想主义者，即虚无主义的突然的结果。”^[35]“少年到来时，虽然带着现成的思想，但小说的全部思想在于他寻求行为以及善与恶的指导线索，它在我们社会中却不存在，他渴望它，以感觉去寻求，而小说的目的就是在这里。”^[36]这些都补充指出了少年思想的特征。

“结语”中还说：少年主人公把这部笔记寄给他在莫斯科时的一位教导员，征求意见。后者在回函中也做了一番有趣的评论，他说道：少年写出了对自己生涯动荡、冒险的最初几步进行思考的报告，通过这些叙述可以“重新教育自己”。孤独的青春期确实令人担心，可以使人走上歧途：或者对周围生活卑躬屈膝，或者隐藏紊乱的愿望。然而，“青春就是纯洁的，就因为它是青春”。仅仅一代人以前，青年们最后衔接于我们高等文化阶层，而现在的青年已无处可靠近。这位教育家认为，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提到的“俄罗斯家庭的传说”具有“荣誉与义务的完整的形式”。但是，由于时代的变迁，现在的小说家，除了在历史体裁外，不能把握美的东西。在历史体裁中可以描写许多极为欢快的细节，可以写得如此吸引读者，以致使他把历史图画接受为在现实中仍然可能的图画。然而，评论者精辟地指出：“这样的作品，即使出自伟大才华之笔，与其说属于俄罗斯文学，不如说属于俄罗斯历史。”维尔希洛夫是古老贵族的后代，因为爱俄罗斯而完全否定它。他没有宗教观念，就像许多俄罗斯信奉欧洲文明的人那样，想为某个他自己都说不准的事物去死。已经有许多这样的古老俄罗斯家族变成了一个个“偶合的”家庭，进入“无序和混乱”的状态。《少年》所描写的这些典型是还在流动着的事物，因而在艺术上不可能是完整的，有些地方不得不去猜测。然而，对不愿只写历史体裁而“对流动着的事物着魔”的作家来说，又能怎样呢?总之，这笔记可以成为未来艺术作品的资料。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少年》实际上是对描绘“无序和混乱”的新时代的艺术形式的探讨。

对《少年》的分析性解读，使我们感到它是一部艺术上独特的、描写“流动着的现实”的作品。它设置了一个20岁少年的视点，以他那涉世不深、尚纯洁的眼光审视着转型期的俄罗斯贵族社会。卡捷琳娜的那封信成为小说情节发展的中心，她以及丽莎等女性形象都在那贵族社会寻找不到幸福；这是对那社会的否定。相比之下，属于民间的人物马卡尔和索菲娅信奉宗教，却过着逆来顺受的一生，作者对他们是同情的。陀氏在《少年》刊完后不久，在1876年初的笔记中写道：“与其说我部分地属于斯拉夫派的信念，不如更正确地说属于正教，即农民的信念，即基督教的信念。我并不完全赞同它们——不喜欢他们的迷信和愚昧，然而喜欢他们的内心和他们所喜欢的一切。还在苦役时就如此。”^[37]这段话有助于对这部作品的理解。作者肯定基督教的爱和宽恕，如老公爵对女儿，索菲娅对维尔希洛夫，而安娜没有宽恕卡捷琳娜一时的过错，反而损伤了自己的人格。阿尔卡狄对卡捷琳娜的爱慕写得很动人，他虽然追求时代风行的百万富翁的梦，也陷入过奢华生活，但正义感、审美感在他身上占上风，这体现着作者对少年一代未来的希望。小说《少年》描写了阴谋与爱情等许多复杂事件，而在许多地方都是以叙述事实为主。正如陀氏在1874年8月31日的“创作笔记”中所构想：“少年写道，由他自己来解释事实，必定会出错，因此，想尽量地限制在事实（的叙述）上。”^[38]这正好吻合于涉世不深的少年笔记者的叙述特征。同时，也是作者描绘“无序和混乱”的艺术需要。这一时代还难于探明，但生活中的事实总归是事实。这样，作品把未加解释的“纯粹现实”提供给读者，以便共同来探讨时代的新现象。此前，陀氏在“创作笔记”中还说：“要积累的——仅仅是诗意思想。”^[39]即使在那无序的时代，小说也寻求着诗意思想，富于诗情画意地描绘了少年的审美感情，特别是马卡尔那宁静、庄丽的人生哲学。总之，《少年》是可以从多角度来审视70年代俄罗斯生活的艺术作品。

《少年》单行本于1876年1月出版，有的评论中肯地指出：作品中沸腾着生活，促使人们思考。1878年1月，弗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在《田地》杂志上发表题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着重分析了《群魔》和《少年》这两部小说，认为只有以冷静和超越时代的眼光才能看到这些作品所归纳的“现代现象”以及“理解这些现象的丰富资料”。^[40]这是很有远见的审美观点，也切合陀氏作品的实际。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十五卷集》的介绍，《少年》最早的国外译本是1886年德国出版的德文本，德国小说家黑塞、奥地利现代派作家卡夫卡都相当重视这部小说。在中国，耿济之先生的译本《少年》于1948年出版，这可能是《少年》最早的中译本。

【注释】

[1]《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9卷，第1册，第370页。

[2]同上书，第331页。

[3]《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安·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来往书信集》，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10—111页。

[4]安娜的昵称。

[5]《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9卷，第1册，第338页。

[6]同上书，第16卷，第10页。

[7]乌克兰地名。

[8]《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6卷，第6页。

[9]多利宁：《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两部小说·〈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怎样创作的》，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作家出版社，1963年，第38—39页。

[10]《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2卷，第7—8页。

[11]《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9卷，第2册，第13页。

[12]同上书，第16卷，第329页。

[13]《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6卷，第329页。《波林卡·萨克斯》是俄罗斯文学家德鲁日宁（1824—1864）的中篇小说，发表于1847年。

[14]《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6卷，第330页。

[15]《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6卷，第93页。

[16]《陀思妥耶夫斯基十五卷集》，第8卷，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742页。多尔古申（1848—1885）由于组织反沙皇政府的活动，于1874年被捕，被判服苦役。

[17]阿莉娜的昵称。

[18]《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6卷，第172页。

[19]指《圣经》上记载的十诫。

[20]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十五卷集》，第8卷，第788页的注释，日内瓦思想指卢梭思想与后来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结合。

[21]《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6卷，第24页。

[22]指安娜。

[23]多利宁：《陀氏最后两部小说·〈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怎样创造的》，第98—100页。

[24]《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6卷，第53页。

[25]《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6卷，第52页。

[26]同上书，第53页。

[27]指维尔希洛夫。

[28]指维尔希洛夫。

[29]《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6卷，第247页。

[30]《陀思妥耶夫斯基十五卷集》，第8卷，第750—752页。

[31]《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第217页。

[32]《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6卷，第128页。

[33]《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6卷，第416页。

[34]指维尔希洛夫。

[35]《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6卷，第45页。

[36]同上书，第51页。

[37]《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4卷，第107页。

[38]《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6卷，第91页。

[39]同上书，第50页。

[40]《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3卷，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