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思想的新颖和手法的独创性”：《群魔》
1868年12月，陀氏在佛罗伦萨写给A.迈科夫的信中说，他开始构思长篇小说《无神论》，而为此，必须阅读无神论者、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的许多著作。小说主人公是具有中等教养的俄罗斯人，上了岁数后突然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最后又找到基督，找到俄罗斯大地、俄罗斯的上帝。如果写成这部最后的小说，他死而无憾。这是陀氏靠近晚年经常在思考的一个主题。
在此信中，还谈到他对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独特看法。他说：“我具有与我们的现实主义者和批评家完全不同的关于现实性和现实主义的观念。我的理想主义比他们要现实些。上帝啊!只要有条有理地讲述我们所有人，俄罗斯人，最近十年在我们的精神发展中感受到的事物，那么，难道现实主义者不会叫嚷说这是幻想吗!然而这是历来的、真正的现实主义!这正是现实主义，只不过更深刻，而在他们那里却肤浅地漂浮着。”“以他们的现实主义解释不了现实的、真正发生过的事实的1%。而我们以我们的理想主义甚至预告了事实。这已发生过。”[1]陀氏认为描写漂浮在表面上的生活不能称为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应当重视描写“在我们的精神发展中感受到的事物”，即我们的理想和思想，甚至是幻想及其发展的过程，因而以“理想主义”概括自己的创作倾向，同时又认为它是“历来的、真正的现实主义”!陀氏对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看法是高度辩证的：他认为只有把现实生活中的理想、思想和思潮描绘出来，才能完满地表现出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这是具有很高理论价值的、很精辟的文论。陀氏在1869年3月写给他的外甥女索尼娅·伊凡诺夫娜的信中又说：“在我的文学事业中有一个对我来说是激昂庄重的方面，我的目标和希望（不在于获得名声和金钱，而在于实现我的艺术和诗歌思想的综合，即在于在某些事情上说出自己意见的愿望，在我死以前尽可能完满地做到这一点）”；现在正在构思的小说《无神论》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写成，而且只有回到俄罗斯才能去写它，“没有俄罗斯，我会丧失最后的力量和才华”。[2]
1869年2—4月，他在给斯特拉霍夫的几封信中请求给他寄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并说：“整个冬天我阅读了伏尔泰和狄德罗的著作。这，当然，既给我带来好处，又使我心满意足，然而也很想看看我们现在的著作。”陀氏认为杜勃罗留波夫对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评价比格里戈里耶夫的评论更为正确：“或许，奥斯特罗夫斯基真的没想到关于黑暗王国的全部思想，然而，杜勃罗留波夫很好地给予提示，并站在很好的立足点上。”[3]陀氏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有独特的看法，还在1868年2月给A.迈科夫的信中就这样写道：“我读过对《战争与和平》的评论。我多么希望能读到整个作品。我读到了一半。应当说，是巨著，遗憾的是琐细的心理细节过多，最好少一点。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细节，才有了那么多的美好。”[4]在同时代的俄国小说家的作品中，陀氏尤其关注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显然，文学感受性极强的陀氏在创作中同这些作家、作品有许多对话和交流。我们在第六章中已提到，屠格涅夫接到过陀氏写于1862年3月的盛赞《父与子》的信，在回信中说，“好像您深入到我内心”，“说出的不仅是大师的敏锐洞察，而且是读者的简朴的理解”。从陀氏这方面来说，他也一直在思考自己的“父与子”的主题，这在《群魔》，特别是《少年》中有所体现。据《陀氏全集》第九卷的介绍，陀氏回国后，曾同一个拼版工人在一起称赞《奥勃洛摩夫》，同时又对他说，“我的‘白痴’也是奥勃洛摩夫”，不过“冈察洛夫的‘白痴’是渺小的，在他身上有许多小市民的东西，而我的‘白痴’——高尚，崇高”。[5]陀氏感觉到《白痴》同《奥勃洛摩夫》有某种共同点。而此时陀氏对托翁《战争与和平》（1863—1869）的注目也将在他的创作中留下印记，显而易见的是，晚期陀氏的小说中史诗性风格愈来愈明显。
1869年8月初，陀氏夫妻离开逗留了八个多月的佛罗伦萨，路经威尼斯、布拉格，到德国德累斯顿侨居。路途上，陀氏在北部意大利城市博洛尼亚观赏拉斐尔的名画《圣赛西利亚》，久久不肯离去。在威尼斯，为古老的圣马可教堂建筑之美所倾倒。陀氏夫人安娜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威尼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圣马可教堂的建筑艺术而十分激动，“一连几个小时地观看装饰着墙壁的镶嵌艺术”。“我们还一起走进总督宫，而它那令人惊叹的建筑艺术使我的丈夫心醉神往；他也称赞总督宫天花板惊人的美，那是15世纪最优秀的艺术家所描绘的。可以说，整整四天我们都没有离开过圣马可广场——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它都在我们身上产生迷人的印象。”[6]就像绘画艺术那样，建筑艺术也对陀氏的小说艺术（特别是小说的结构艺术）产生了不少影响。陀氏夫妻在德累斯顿度过了将近两年时光，直到1871年7月8日才得以返回彼得堡。
在德累斯顿，陀氏写了一部篇幅不长的小说《永恒的丈夫》，发表在彼得堡新创办的杂志《霞光》（斯特拉霍夫编辑）1870年第一、二期上。陀氏在小说美学上进行着不断的求索，反思自己作品的艺术缺陷。在1867—1870年的创作札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按普希金方式的叙述（简短，不加解说，在心理描写上坦率和淳朴）。”[7]可以看到，陀氏十分重视普希金淳朴的小说叙述手法。1871年4月，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陀氏又说：“迄今我还没有完全（学）会运用我的资料。在我那里许多长篇和中篇小说都挤进一部作品，以致没有了分寸与和谐。所有这些，您都讲过，讲得令人惊叹的准确，而多年来，我为此受折磨，因为自己意识到这点。然而更为糟糕的是：我不去考虑自己的资料而为诗的激情所吸引，就着手去表达力不从心的艺术思想。（提示：这样，例如，在维·雨果那里诗的激情的力量总是比实现的能力更强些。甚至在普希金那里也可以看到这种双重性的痕迹。）而我由此而毁坏自己。”[8]这段话道出了陀氏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其实，这是优点和缺点并存：强烈的诗的激情构成他作品的思想深度；而激情如泉涌往往使作品在艺术上不够和谐，虽然其中也不乏陀氏独特的诗的魅力。
陀氏在1869年3月，从佛罗伦萨写给外甥女索尼娅的信中说：“我想为《霞光》写的东西，是中篇小说，将在四个月内写好，它刚好只占我准备用来游逛的时间，即在14个月的劳作之后的休息时间。”[9]看来，陀氏起初以为《永恒的丈夫》将是一部较为轻松的作品，然而，他是对自己创作要求十分严格的作家，对他来说，几乎没有什么轻松的作品，他一旦构思起来，总是要深刻地挖掘下去。关于这部小说的写作，《陀氏全集》在注释中做了有趣的说明：“对带绿帽子的人的形象的新的艺术——心理处理的思想，可能部分地是由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1857）提示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后者依据屠格涅夫的推荐于1867年读了这部小说。”“在这里，作者能找到他作为情节起点运用于自己中篇小说的那个主题契机。查理·包法利在妻子死后从她保存的信件中了解到她的背叛，变成了酒鬼而灭亡。屠鲁索茨基在娜达利娅·瓦西里耶芙娜死后从她的往来书信中了解到自己是被欺骗了的丈夫，并认为自己的孩子是他人的女儿。”[10]
小说在简洁的叙事中糅和着人物心理和意识流的描写。小说两个主要人物是38岁的赋闲地主维里恰尼诺夫和年近50的小官吏屠鲁索茨基。维里恰尼诺夫为领地诉讼来到彼得堡。他聪明伶俐，受过教育，脸色白里透红，对女人有一种吸引力；但近来变得忧郁、多疑，记忆力衰退，显出“不太道德和疲倦了的人的厚颜无耻”。他在彼得堡的大街上几次遇到一个帽子上裹着黑纱的男人，似曾相识，就是想不起他是谁?一天夜里，此人突然来访，维里恰尼诺夫才认出是十年前在外省结交的朋友屠鲁索茨基，这个朋友为谋求职位也上首都来了，并说他的妻子娜达利娅已在两三个月前死于肺病。这才使维里恰尼诺夫回忆起同她偷情的往事，但弄不清自己是否爱过这轻浮的女子，只是记得他们的分离是因为她说怀了孕，叫他赶紧离开那里的，但后来他又被告知她未怀孕。小说在这些深入浅出的描写中揭示了维里恰尼诺夫潜意识中的罪孽感，他尽量去忘却十年前的往事，但几次遇到帽子上裹着黑纱的男子，勾起了他内心深处的不安。
然而，小说“新颖”的或奇特的视角在于描绘这个偷了别人妻子的主人公在心理上对那受害者的轻蔑。他认为屠鲁索茨基这类人的生活仅仅是为了成为丈夫，他们是一旦结婚就变成妻子附属品的“永恒的丈夫”，即使有自己的性格，也只不过是“某种装饰品”，不带“绿帽子”才怪。但是，当他在屠鲁索茨基住处看到八岁的小姑娘丽莎时，震惊了：他从她那白皙的皮肤和头发的颜色认出了自己的女儿。他立即带她到郊外亲友别墅去抚养，不过，没过多久，丽莎便病故。在这一过程中，他感受到屠鲁索茨基对无辜的丽莎的折磨，有一次当看到她因病而发黑的小手指时，恨不得马上找到他，并打死他。屠鲁索茨基早已不是原先那个“体面的人”，而是借酒浇愁，生活乱糟糟。丽莎被维里恰尼诺夫带走后，他再也不肯去看她，却去参加他亡妻另一个情人的葬礼。在一次对白中，他问维里恰尼诺夫：这已故的情人是属于“凶狠的”典型，还是“温顺的”典型?维里恰尼诺夫愤怒地说：“凶狠的”典型在与妻子情人喝香槟酒时会往他的杯子里下毒，而不会去参加他的葬礼。其实，屠鲁索茨基在折磨丽莎这点上已成为“凶狠的”典型。在这里，作者指出了当时批评界所讨论的“凶狠”的典型和“温顺”的典型在一个人身上有可能并存，并转换。屠鲁索茨基对维里恰尼诺夫背叛了他们之间的友谊感到愤懑，但表面上温顺，像过去那样尊敬他，只是以不参加丽莎的葬礼来表示一点抗议而已。其实，他的温顺只是假面具，正如陀氏在“创作笔记”上所说：“在这人身上可以看到角色和假面具，然而他是那么厚颜无耻，以致有时完全不去操心：他身上的角色会被人看到，而假面具会掉落下来。”[11]
一天，屠鲁索茨基告诉维里恰尼诺夫，他不久又要娶亲，对方是才15岁的女中学生，并邀请他一起到她家做客。“永恒的丈夫”笨手笨脚，在那女孩家一群年轻人当中尽遭戏弄；而维里恰尼诺夫风流倜傥，颇受欢迎，那女孩还请他把“永恒的丈夫”送给她的手镯交还给他。做客回来后，由于暴风雨即将到来，“永恒的丈夫”在“朋友”家留宿；半夜里，他突然觉得不能忍受屈辱的地位，凶狠起来，抓起一把刮脸刀，向维里恰尼诺夫刺去，但只伤了他的手。作品对这一事件进行了细致的心理分析：维里恰尼诺夫认为屠鲁索茨基确实想杀他，但也许在15分钟前自己都不知道会动手。那天，他拿出刮脸刀刮胡子，忘了放回写字台里锁起来；晚上回来时，屠鲁索茨基可能看到过它，但当时也没有引起什么想法，而只是留在他的记忆里。如果是蓄谋，他必定会预先准备好刀子或手枪，而不会用那刮脸刀。因此，这是突发性的心理行为。这样，维里恰尼诺夫只是把他赶走，而未加控告，算是两清了。在这里，描绘了屠鲁索茨基的温顺的“假面具”的突然脱落，仔细描写了他采取“凶狠的”报复行动的潜意识如何在一把刮脸刀的激发下上升为意识的过程。
小说以幽默、滑稽的场景结束了这个阴暗的故事。两年后，维里恰尼诺夫因赢了诉讼，心情愉快，坐上头等列车，要到敖德萨旅行。在途中一车站上，看到一个穿着艳丽的妇女遭到一个醉醺醺的年轻商人的嘲弄，便挺身相助。那妇女感谢他，并请求他一定要来她家做客。她的丈夫随后出现，原来他就是屠鲁索茨基。他的新妻已上车，他为得到维里恰尼诺夫不来扰乱他的新家庭的许诺，差一点儿误了列车。
《永恒的丈夫》两个主要人物的性格都带有“地下室”主人公的一些特征。正如那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夜晚，维里恰尼诺夫对屠鲁索茨基所说：“我们俩都是不道德的、地下室的、卑劣的人……”如果说，维里恰尼诺夫偷偷地伤害朋友，是不道德和卑劣的，那么屠鲁索茨基对此不敢正面抗议，只是暗暗地折磨丽莎，也同样是卑劣和不道德的。小说的新颖处在于着重刻画出了屠鲁索茨基这类“永恒的丈夫”的悲哀。1870年3月20日《呼声报》发表的一篇评论对这部作品有如下评价：陀氏“如此讲述这一平凡的故事，包括其一切现实的、日常的、表面看来最微不足道的详情细节，以致在所有这些似乎是生活的鄙俗中潜伏着某种神秘性、某种秘密”。[12]陀氏在1869年12月给他的外甥女索尼娅的信中说：他为《霞光》赶写这部小说，简直是“苦役”，“而且我从一开始就恨这部令人厌恶的中篇小说”，“这件工作使我疲惫不堪”。[13]看来，陀氏对《永恒的丈夫》的主题并不满意，它没有在诗歌思想上给他带来创作的欢欣。不过，这部小说仍然不失为一部研讨人生的书。
在德累斯顿时期，陀氏于1869年7月开始酝酿一部庞大的小说《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的写作。在《陀氏全集》第九卷中，收有他在1869年7月、11月、12月、1870年1月和3月做的“创作笔记”[14]，其中1870年1月做的笔记最多。他在1870年3月给A.迈科夫的信中提到这部小说将具有《战争与和平》的规模，由五部相对独立的中篇组成，“在所有的部分中表达的主要问题，——正是我整个一生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受到折磨的那个问题，即上帝是否存在。主人公在一生的过程中，有时是无神论者，有时是信仰的人，有时是宗教狂信者和教派信徒，有时又是无神论者”。小说将描写参与刑事犯罪的13岁少年，他被双亲送到修道院，将接触到主教季洪·扎顿斯基；关于这位主教，陀氏说，“我早就在心灵里激动地接受了他”。小说也会涉及恰达耶夫（1794—1856，著名的《哲学书简》的作者）这种类型的人物。[15]据《陀氏全集》的介绍，季洪·扎顿斯基（1724—1783）在1769年进入扎顿斯基修道院前是沃罗涅日和叶列茨的主教，是陀氏深深敬重的高级僧侣和思想家；他的“非凡的洞察力，深刻的谦逊，对人们的爱，宣传宽恕一切”对艺术家陀氏的思想产生了影响。[16]或许，可以说，从构思《无神论》和《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起，宗教思想、感情的探讨和描绘在陀氏小说中占据更为显著的地位，而此时陀氏也刚好迈入了他创作的晚期阶段。
正当陀氏在构思《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的时候，俄国报刊自1869年11月27日起陆续报道了涅恰耶夫案件。11月21日，在莫斯科郊区的彼得罗夫农学院公园里，发生了秘密团体“人民惩治会”成员涅恰耶夫等人谋杀被认为不可靠、可能会告秘的同伴，农学院旁听生伊凡诺夫的事件，在那公园的偏僻处一座池塘里发现了伊凡诺夫的尸体。这一事件曾轰动当时俄国国内外的舆论，也促使陀氏写了以这一事件为部分素材的、富于想象力和历史深度的小说《群魔》。据《陀氏全集》的注释，陀氏于1869年12月中下旬开始记录的“创作笔记”——《嫉妒》[17]、特别是《T.H.格拉诺夫斯基》[18]，成为了《群魔》创作的开端。格拉诺夫斯基（1813—1855）是莫斯科大学历史学教授，40年代西欧派的著名活动家，陀氏选取了他的一些思想观点，创造了《群魔》开篇就出现的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的形象。陀氏在1870年1月的“创作笔记”中写道：“T.H.格拉诺夫斯基。具有全部美的、纯粹而理想的西欧派的肖像。”[19]
关于《群魔》的写作，陀氏有几封书简可供我们研究。他在1870年2月12日给A.迈科夫的信中说：“为了丰富的思想，我坐下来写作；说的不是关于写作的实行，而是思想本身。它是在公众中无疑会产生效应的那些思想之一。类似《罪与罚》，但更接近现实，对现实来说，也更迫切，并直接触及最重要的现代问题。”“我从来没有这么满足和轻松地写作过。”[20]陀氏深刻而敏锐地看到《群魔》主题的现代迫切性，又感受到写这类主题符合他的创作追求。同年2月26日，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陀氏表达了相似的看法：“我很少有过更新、更完满和更有独创性的东西”，这只是“就主题，就体现于头脑中的思想而言，而不是写作的实行。实行要依靠上帝；也可能弄糟，我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然而我内心有某个东西告诉我说，灵感不会放弃我。我也敢保证思想的新颖和手法的独创性，而当前只是激动地感受思想”。[21]这段文字使我们了解到陀氏创作实验室的一些情景。他先是仔细琢磨主题思想的意义，同时思考着它的艺术实现，为此他已经经历了两个来月时间。同年3月24日，陀氏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继续说：“对于现在我正在为《俄罗斯导报》写的东西，我抱着强烈的希望，但不是从艺术性方面，而是从倾向性方面；我想把某些思想说出来，即使因而毁掉我的艺术性。然而积攒在头脑和心灵的东西吸引着我；哪怕写出来的是抨击性小册子，我也要把见解说出来。我希望能成功。然而有谁能够不抱成功的希望而坐下来写作的呢?”[22]在第二天，即3月25日给A.迈科夫的信中，陀氏又谈起这部小说的倾向性问题，可见他对这部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性问题十分关切，但有一点很明确，他一定要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他说：“我现在正在写的东西，是具有倾向性的东西，我希望更热烈地把见解说出来。（瞧，虚无主义者和西欧派会喊叫起来，说我是反动分子!）”[23]尽管如此，陀氏是始终重视作品的艺术性的。在此信的开头部分，陀氏就讲到由于身在国外，脱离俄罗斯“活生生的生活潮流”，而感受到的从事艺术创作的困难：“关于在这里写作，您说出了黄金般美好的话语；真的，我不是落后于世纪，也不是落后于关于我们那里发生的事情的知识（我大概远比您更好地了解这些，因为我每天都读三份俄国报刊，一直读到最后一行，并收到两份杂志），——然而落后于活生生的生活潮流；不是落后于思想，而是落后于它的有血有肉的实际，——哟，这是多么影响艺术创作啊!”[24]
就像前面两部长篇小说那样，《群魔》也是废弃了已写成的许多手稿之后重头写起的。陀氏在1870年8月给《霞光》杂志编辑B.卡什皮列夫（1836—1875）的信中提到这部小说时说：“现在我最后决定：销毁所有写成的东西，彻底地改写小说，虽然已写成的有的部分将收进新的文本，然而也要经过彻底的改作。”[25]同年10月8日，陀氏在完成《群魔》第一部前半部时，曾经写信给卡特科夫，详细地谈到这部小说的写作情形。陀氏说：“我所叙述的巨大事件之一将是在莫斯科闻名的涅恰耶夫对伊凡诺夫的谋杀。我要赶紧说明：除了从报刊报道获知的以外，我对涅恰耶夫、伊凡诺夫，以及那凶杀的情况都一无所知。即使有所知，也不会去摹写。我只是撷取发生了的事实。我的想象可能与所发生的事实有高度差异，而我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可能一点也不像涅恰耶夫；但我觉得，在我那受震惊的头脑中由想象力所创造的那个人物，那个典型是与这个凶恶行为相符合的。表现这样的人，无疑，并非没有益处；但是光他一个人可能不会吸引我。按照我的看法，这些可怜的畸形怪胎并不值得文学去描绘。使我惊讶的是，这个人物在我笔下有一半成为喜剧性人物。而因此，尽管所有这事件占据小说最初方案中的一个方案，这一事件仍然只是另一人物活动的点缀和布景，这个人物可以说是小说的主要人物。”
陀氏接着说：“这另一个人物（尼古拉·斯塔甫洛金）——也是阴暗的人物，也是坏蛋。但我觉得，这个人物是悲剧性的，虽然，许多人在读完后大半会说：‘这是什么啊?’我坐下来写关于这个人物的史诗，是因为许久许久以来就太想描写他了。按照我的见解，这既是俄罗斯的又是典型的人物。如果这个人物我写不成功，我将会非常、非常忧伤。如果听到认为他是矫揉造作的人物的评论，那我会更加忧伤。我是从心里挖掘出他来的。当然，这是很少在其全部典型性中表现出来的性格，但这是（特定社会阶层的）俄罗斯的性格。”陀氏最后说：“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是阴暗的人物，也将有光明的人物。总的来说，我担心有许多我不能胜任的东西。例如，我将要第一次接触文学中还很少触及的一种人物类型。作为这类人物的理想，我选择了季洪·扎顿斯基。这也是隐居于修道院的圣者。将把小说主人公同他做比较，并将主人公短暂地带到他那里去。我很担心，从来没有尝试过，但我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事情。”[26]
我们所以详细地引用了陀氏这封信，是因为它为研读《群魔》提供了三个重要视角。第一，小说描写的涅恰耶夫式案件只是小说叙述的故事之一，同时，并不是对涅恰耶夫案件的摹写，而是该事件在陀氏头脑中激起的艺术想象的产物，是小说艺术上独特的、自由的重构。另一方面，陀氏认为涅恰耶夫式人物并不太值得文学去探讨和描绘。第二，斯塔甫洛金才是小说的真正主人公，陀氏许久以来就想描写他。关于斯塔甫洛金，陀氏在写这封信的第二天，即10月9日，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也做了有趣的叙述：在这年夏天，写作中又出现变动，因为“又一个新人物登场，要求成为真正的小说主人公，以致原先的主人公（有趣的人物，但真的不配主人公的称呼）退居次要地位。新主人公是那样地吸引我，以致我又着手改写”。[27]第三，圣者季洪·扎顿斯基的形象在小说构思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在前面的叙述中提到，陀氏的《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的构思中已包括少年主人公在修道院接触季洪·扎顿斯基的情节，看来，《群魔》的构想与《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的构思有关联。
《群魔》于1871年1月开始连载于《俄罗斯导报》，在陀氏回国前，刊完了小说第一部。在德累斯顿期间，陀氏还亲眼目睹了1870年7月普法战争的爆发，感受到当时的德国是“铁血帝国”。[28]陀氏在谈到西欧从法朗吉到巴黎公社的失败时认为，从实证主义吸取的“社会道德基础”没有给出结果。[29]这表明，陀氏的政治观点日趋保守。1871年7月初，陀氏夫妻带着在德累斯顿诞生的、快满两周岁的女儿柳勃芙回到彼得堡，结束了四年多的西欧侨居生活。7月16日，他们的长子费多尔出生，陀氏请A.迈科夫当儿子的教父。陀氏回国，受到亲朋好友及热心的读者的欢迎；另一方面，以前的债权人闻讯后也纷纷前来讨债，一时使陀氏很狼狈。不过，由于稿费收入，其经济情况逐渐得到改善。陀氏集中精力，赶写《群魔》，1872年春、夏，还住到诺夫哥罗德省疗养地旧鲁萨埋头写作，写作进行得很艰难；6月13日，显然由于劳累，有过一次较重的癫痫病发作。陀氏以其素有的顽强毅力完成了这部在当时就褒贬不一的小说，并在这年12月的《俄罗斯导报》上将小说刊载完毕。其间，著名的绘画收藏家特列季亚科夫（1832—1898）于3、4月间在征得陀氏的同意后，请名画家B.佩罗夫（1833/34—1882）为他画肖像。陀氏夫人回忆说：“在开始工作以前，有两周时间，佩罗夫每天都来拜访我们，遇到处在极不相同的情绪中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同他交谈，挑起争论，并能够看出丈夫脸部表情中最典型的东西，这正是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沉浸于自己的艺术思想时所具有的。可以说，佩罗夫在肖像上捕捉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时刻’。”[30]这幅肖像画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幅沉思的艺术家陀氏的画像。1872年9月，屠格涅夫在给友人的信中高度评价佩罗夫这幅油画，尽管此时期，屠氏经常抱怨陀氏在《群魔》中讽刺了他。这一年，陀氏结交的人物有斯拉夫派思想家伊凡·阿克萨科夫（1823—1886）、《俄国与欧洲》一书的作者H.丹尼列夫斯基（1822—1885）以及保守派政论家梅谢尔斯基公爵（1839—1914）等等。年底，陀氏答应成为这个公爵所办月刊《公民》的编辑。
陀氏每部长篇小说都是一次艺术上的探新。《群魔》将作者喜欢采用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笔记体体裁推进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部小说具有叙述角度的多样性。首先，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位受过古典教育的青年，他在作品的第一部第二章中说：“作为纪事的作者，我只限于准确地按事件发生的样子将它们表达出来，而如果事件显得令人难以置信，那并不是我的过错。”这样，陀氏除自己的视角外，还树立一个思想敏锐的笔记者视角，而且其叙述多是自己的所见所闻，这就增强了作品的客观性。其次，作品的一些主人公也参与叙述，也就是说，笔记对于事件和人物的叙述常常借助于小说人物的表述，这些表述自然具有各自的主观色彩、各自的视角，这样便使读者能够在许多主观叙述中寻求客观真理。这可以说是叙事结构的多层性。这一特点在一般小说中也或多或少存在着，但在《群魔》里可以说非常突出。《群魔》以或明或暗的和多层次的叙事手法，描绘了纷纭、复杂和事件迭出的现代社会生活。
这部小说共分三部。第一部第一章以40年代的进步文人斯捷潘和守寡的中将夫人、富有的外省女地主瓦尔瓦拉长达二十多年的“友谊”关系为情节线条，回顾了时代思潮的变迁。这一布局从一开始就给小说以历史的厚重感，要在40年代和60年代思潮的对照中展示现代事件和现代人物，实际上提出了陀氏的“父与子”的小说主题。陀氏小说惯用的口语化叙述语言更加简练、精彩和生动，更加富于内涵，更能触及读者的心，而幽默、讽刺见诸笔端。斯捷潘属于别林斯基一代的人物，曾当过大学讲师，研究阿拉伯语文，写过关于建设巴比伦塔、渴望新生活的长诗。这首诗在40年代被认为是危险品，却在作者不知晓的情况下发表于国外革命刊物上。斯捷潘为此担心受迫害，但什么也没发生，他暗暗自喜地带着这刊物睡觉。陀氏在这里以幽默和滑稽的笔调描写出生性胆怯而又虚荣的西欧派、自由派知识分子形象。斯捷潘曾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太太是轻浮的外省女地主，在巴黎去世时，给他留下了五岁的男孩彼得。很快，斯捷潘又在柏林娶了不大爱说话的德国女人，她不久也去世。这时，他应瓦尔瓦拉的邀请，作为她的独生子尼古拉的家庭教师来到省城斯克沃列什尼基（虚构的城市，一说以特维尔为原型）；多年来，同她处在“最微妙的”关系中。小说对瓦尔瓦拉肖像的描写简洁，并有漫画化特征：“说实在的，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不完全像是美女：这是高个子的、脸色发黄的、皮包骨头的女人，有一张极长的脸，令人想起有些像马那样。”这个守寡的中将夫人却专横、虚伪，并以保护文艺的女神自居，在省城里极有“权威”。斯捷潘在她那里，既像是座上宾，又像是失去自由的奴隶。这种地位对曾幻想过巴比伦塔的“进步文人”来说是极大的反差，他虽然不无感叹，却碌碌无为。50年代末，农奴制改革前夕，斯捷潘感到自己被遗忘的年代已过去，瓦尔瓦拉带着他赶到彼得堡，要为他创办杂志，并举办晚会。来参加的新青年中，既有骗子，又有诚实的人。斯捷潘关于文学的演讲只受到五分钟的热烈鼓掌，而想办杂志的瓦尔瓦拉被斥责为想剥削他们的资本家，斯捷潘和瓦尔瓦拉败兴而归。小说以素描方式揭示了当时一些青年的激进情绪和物质追求。斯捷潘针锋相对地宣称“皮鞋低于普希金”，认为自己当年的追求与此时青年的追求完全不同。为摆脱这次“东山再起”失败的阴影，瓦尔瓦拉送斯捷潘去柏林，但他只呆了四个月就返回本省城，继续过他那食客的生活。
小说以自由派知识分子与省城“权威”的女地主的奇妙联合开场，描述了他们从40年代末的寂寞到60年代初的跃跃欲试。这部分可以说是小说的序曲。陀氏在塑造斯捷潘形象时参考了A.斯坦克维奇的著作《格拉诺夫斯基》（1869），在“创作笔记”中写到这一形象时说，他是：“真正诚实的，纯洁的人，并认为自己具有深奥智慧。见解不稳定。大诗人，但不是没有空话。完全看漏了俄罗斯生活。畏避虚无主义，并不了解它。”[31]陀氏的意思是：斯捷潘式的“看漏了俄罗斯生活”，“畏避虚无主义”，是造成后来虚无主义在俄罗斯蔓延的一个原因。在小说序曲的九年之后，也就是60年代末，是笔记体小说所设定的小说现在时时间。年轻主人公尼古拉、沙托夫、基里洛夫和彼得先后登场。正如陀氏书信所说，女地主瓦尔瓦拉的爱子尼古拉·斯塔甫洛金是“真正的小说主人公”。他是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式的人物，然而他所追求过的思想却影响过沙托夫的“神人论”和基里洛夫的“人神论”思想，又同小说中的涅恰耶夫式人物彼得有过交往。不仅如此，小说中三个年轻女性——跛脚的玛丽娅、女骑手莉莎和温柔的达莎都是尼古拉的爱慕者。他们大多数都曾经是斯捷潘的学生，而彼得是他的儿子。这样，陀氏就建构了人物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小说结构，以便表现时代思潮的诸多侧面。
笔记体小说首先叙述的是沙托夫，他就是后来被秘密小组谋杀的人物。沙托夫出身于瓦尔瓦拉家农奴家庭，曾受过斯捷潘教育，后来在大学历史系读过书，由于参加学生事件而被学校开除后，当了某一商人的家庭教师，并随他们到了向往已久的西欧。在日内瓦，他同他们家的女家庭教师玛丽结了婚，但三个星期后便分手。沙托夫回到本省城来，显得忧郁，沉默寡言，孤独地住在城郊一所简陋旧房子，不怎么与人来往，衣着随便，但注意清洁。他在国外期间急剧地改变了他原先的某些空想社会主义信念，转而追求“神圣俄罗斯”的民族独特性。小说这样描绘他的心理肖像：“沙托夫的外表与他的信念完全一致：他笨拙，浅色的头发乱蓬蓬，矮个子，宽肩膀，厚嘴唇，非常浓密的、下垂的淡色眉毛，皱起的额头，不温存的、固执地低下看的和似乎有什么羞怯的目光。”通过这幅肖像，强调着沙托夫是个坚持自己思想独立性的人。在斯捷潘住所，常有聚会，这位老教师认为：斯拉夫主义和民族性不过是莫斯科大贵族俱乐部的游戏，沙托夫却作为信仰来强求。斯捷潘说自己并非基督教徒，而是有如歌德那样是古代多神教徒，礼拜、斋戒等等与自己无关，但他们那代人却热爱人民和俄罗斯。沙托夫反驳说：斯捷潘那一代人并不了解和喜爱俄罗斯人民，而只按法兰西方式来想象它，而谁丧失了同自己人民的联系，谁也就丧失了对祖国的信仰，或者成为无神论者，或者成为冷漠的人。沙托夫认为40年代的思潮脱离俄罗斯民众及其信仰，现在需要补救。在“创作笔记”中有准备用做沙托夫言论的一段话：“社会是由道德和宗教建立的。道德原则来自宗教。审美意向应当被明确确定，关于善与恶的观念也是如此。”[32]陀氏在沙托夫身上描绘了陀氏喜爱的一种思潮，他首先强调的是道德、审美问题的重要性。沙托夫虽然参加过反政府的秘密组织的活动，但当其活跃分子希加廖夫来找他，要他提出报告时，他加以拒绝。
小说的真正主人公尼古拉·斯塔甫洛金像谜一般的出现在读者眼前。他是瓦尔瓦拉的独生子，斯捷潘就是专门为他请来的家庭教师。他使尼古拉从小就充满“那种还不确定的永恒、神圣的忧愁感”。后来，尼古拉进入彼得堡高等中学学习，毕业后，他有过令人羡慕的社交来往，但后来却传说他放荡不羁，野蛮地羞辱过一个上流社会妇女。1863年，尼古拉当上了军官，但不久就退役，回到本省城来。那时，笔记者第一次看到了这位主人公。在叙述他是25岁左右的漂亮青年，体格健壮，黑色头发，眼睛明亮，勇敢而自信，不爱说话，衣着极为讲究，城里的女士们都为之倾倒之后说：“他的脸孔也使我惊奇：他的头发有点太黑，他的明亮的眼睛有点太宁静和清澈，脸色有点太柔和和白皙，红晕有点太鲜明和干净，牙齿像珍珠，嘴唇像珊瑚一般，——似乎是如画的美男子，而同时似乎也是令人厌恶的。据说，他的脸孔令人想起假面具”。在艺术上求真实的托尔斯泰曾反对用“珊瑚般的嘴唇”来描绘女子，而陀氏却用它来描写男子，可见，陀氏的肖像画具有超现实主义的特色，使人物更具神秘色彩。显然，这是一个充满激烈内心矛盾的青年形象：既是“如画的美男子”，又是“脸孔令人想起假面具”；既是“明亮的眼睛”，又是“有点太宁静和清澈”。陀氏像莱蒙托夫那样喜欢用带着“假面具”来比喻某些人物的心理特征，但用法不尽相同，例如，有时是指虚伪，有时是指心中深藏着什么。
笔记者接着说，尼古拉回来几个月后，就闹出了三起恶作剧：无缘无故地拽了老绅士加加诺夫的鼻子；在信奉傅立叶主义的官吏利普金为其夫人举行的生日宴会上，突然抱起这位“可爱女子”，亲吻她的嘴唇；装着要同省长说悄悄话的样子，突然咬了他的耳朵。笔记者看到尼古拉想“一下子羞辱整个社会的意图”，又说，尼古拉最难忘的省城印象是爱嫉妒的小官吏、家庭的暴君利普金相信法朗吉在俄罗斯很快就能实现，并且每每在夜里为此而激动。这指出了尼古拉已经超越空想社会主义观念。在他表面上的胡作非为后面，似乎掩盖着某种思想苦闷。瓦尔瓦拉为摆脱这尴尬局面，将自己的爱子送往国外。尼古拉在国外呆了三年多，跑遍了整个欧洲，到过埃及和耶路撒冷，还参加过冰岛学术考察队，在德国某大学听过一冬季的课。这些描述都说明尼古拉又是个求知欲旺盛的人，涉猎许多知识领域。最后，在今年（即小说现在时的叙述时间）春天，在巴黎同将会继承20万卢布遗产的俄罗斯姑娘莉莎交了朋友，后又分手。瓦尔瓦拉带着沙托夫的妹妹达莎到巴黎看望过他们，回来后做出了将达莎嫁给53岁的斯捷潘的决定。小说暗示，瓦尔瓦拉不愿看到儿子与她的养女达莎过分接近。陀氏在“创作笔记”中提醒自己：“这样，小说的全部激情在于公爵，他是主人公。其余的一切就像万花筒那样围绕他运动。他取代戈卢博夫。无限的高度的人。”[33]这里所指的公爵就是斯塔甫洛金，而戈卢博夫是原先构思过的小说人物。小说大体上按“创作笔记”中的这一构想展开。我们随后将看到，尼古拉深沉地探索着信仰与不信仰问题，并已具有某些“超人”思想，表现为求知欲的解放和性的解放，等等。
瓦尔瓦拉说达莎是“温顺的天使”，对于需要保姆的斯捷潘正合适，然而他20年来却奇特地爱着瓦尔瓦拉，因她提出这门婚事而难过，他滑稽而悲哀地对她说：“卓越的女友![34]我……我怎么也不能想象，您会决定把我交给……另一个……女人!”一句对白，将斯捷潘软弱的性格表达得淋漓尽致。他后来逐渐明白这是因为她要掩盖她儿子尼古拉的罪过（什么样的罪过，在笔记者的叙述中若明若暗），因此更加不情愿，产生离开她家的念头。这时，他遇见了已回到本城来、骑马的莉莎。她同达莎一样，也曾经是斯捷潘的学生，讲起他曾教给她上帝的伟大和善良的往事。整个城市都在注目她的美丽，虽然有些妇女指责她过于骄傲，也憎恨她是新省长的夫人的亲戚。笔记者说，现在回想起来，莉莎并非像当时所说的那么美，她细高个儿，高颧骨，脸部线条不端正，暗色的眼睛，热烈的目光，令人感到有某种病态的、神经质的、不安的东西，很好胜。“她显得高傲，有时甚至是粗鲁。我不知道，她是否得以成为善良的女人，但我知道，她极其强烈地想迫使自己成为多少善良的女人，并为此而受折磨。在这个天性中，当然，有许多美好的意向和最公正的开创性。但她身上的一切似乎永远在寻找自己的水准，而找不到它，一切都处在混乱、激动和不安中。”在这里，陀氏采用了抽象概括的语言来探讨人物形象的思想和心理特征。当莉莎走进斯捷潘房间时，看到墙上还挂着她12岁时的一幅水彩肖像画，便叫他赶紧拿下来，说：“一种生活过去，另一种生活开始，然后另一种生活过去——第三种生活开始，而总是没有结尾。所有的结尾都像被剪刀剪去。”一个刚20出头的姑娘说出这样的话，想必她的生活已经历了不少风波。这是陀氏描述人物话语的又一个特色：用富于哲理性的话语引起读者对说话者的兴趣和思考。她请笔记者帮她找沙托夫，因为她想找人合作来编俄罗斯生活年鉴，从各种资料中选取能反映俄罗斯民众精神、道德和内心生活的事情，汇编在一起，以描绘时代。可见，她是视野宽阔、思考精神道德问题的新女性。不过，沙托夫拒绝同她合作。
笔记者去找沙托夫时，遇到住在同一院子的基里洛夫。小说中对笔记者的行踪、得到的信息来源，都交代得十分细致。此前，利普金曾带基里洛夫去拜访过斯捷潘，说他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工程师，在国外学习了四年，这次回来想谋求铁路工程师的职位。笔记者这样描写这位“人神论者”的肖像：“这是还年轻的人，27岁左右，穿着体面，匀称而瘦削的黑发男子，苍白而像是有点脏的脸，没有亮光的黑色眼睛。他显得有些深沉和漫不经心，说话断断续续，有点不合语法，有点奇特地挪动词语，而如果需要造长一点的句子，就弄得很凌乱。”利普金又说，基里洛夫和彼得是朋友，他们都否定道德，“赞同为善良的最终目的而进行普遍性破坏的最新原则”。基里洛夫对利普金这样介绍他的思想很恼火，但不愿争辩，结果遭到斯捷潘的批评：“您想建设我们的桥梁，而同时又宣称维护普遍破坏的原则。不，是不会让您来建我们的桥梁的!”
这次，笔记者来到基里洛夫的房间，看到里面摆着古老的圣像，还挂着已故尼古拉一世的肖像。从对话中，笔记者了解到他在进行一种人神论的哲理思考，常为上帝的问题而苦恼，并在探讨自杀问题。他对笔记者说：生活是痛苦，恐惧，因而人是不幸的。又说：“将会出现新人，既幸福又高傲。谁对生或死都无所谓，谁将是新人。谁战胜痛苦和恐惧，谁将成为神。”谁敢于为了摧毁恐惧而自杀，谁将成为神，因为最充分地实现了自由。这种“人神论”实际上也是一种“超人”哲学。小说以多视角的笔法描绘人物形象及其思想观念，并常常弹奏出思想对位和交锋的乐曲。笔记者在跨出基里洛夫家门槛时，心想基里洛夫“当然，是精神失常的”，而斯捷潘听说基里洛夫的观点后批评得很中肯：“这些人想象的自然和人类社会，是同上帝创造它们的样子另一样的，是同它们在实际中的样子另一样的。”（原文为法文）基里洛夫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纯粹形而上学的逻辑推理，是荒谬的。据后来沙托夫对笔记者说，基里洛夫曾同他一起在美国呆了四个月，睡在木屋的地板上，亲身体验那里劳工的艰难生活，后来靠尼古拉的接济才得以返回俄罗斯。他俩的思想都受到过尼古拉的影响，都是社会问题的探讨者，不过已分道扬镳，一个寻求“圣俄罗斯”的信仰，一个走向“人神论”。
小说叙述的重点逐步转移到列比亚特金和他的妹妹玛丽娅。据利普金（笔记者称他为生来的间谍，对城里的大小消息很灵通）说，列比亚特金自称退役大尉，曾因伪钞案而一度失踪，最近带着他那跛脚的妹妹玛丽娅回来，住在沙托夫家楼下。列比亚特金经常酗酒，用哥萨克马鞭抽打他的妹妹，而基里洛夫经常夺走他的马鞭，同他争吵。通过这些情节，小说描绘着基里洛夫富于同情心的特征，因为在陀氏笔下，人物总是或多或少具双重性的。利普金还说，这个退役大尉称尼古拉为“绝顶聪明的蛇”，而跛脚妹妹正是其受害者，大尉靠向尼古拉索要钱过活。在此，将尼古拉与玛丽娅的关系作为一个谜团提出。小说情节步步深入，神秘色彩愈加浓厚，叙事结构十分自由。一个晚上，笔记者同沙托夫一起来看望跛女：她住在原先是小酒店的肮脏房子里，炉子没人烧，饭也没人做。她坐在房间角落一张厨房用的木桌前的椅子上，30岁左右，病态，瘦弱；她欢快地看了看沙托夫和来客；桌上除烛台外，还放着一面木框小镜子，一副旧的纸牌，一本破旧的歌曲集和已经被咬过的一块德国式白面包。她搽粉，抹口红，但额头上已有三条长皱纹。她那宁静、亲切的目光中闪烁着某种幻想和真诚的东西。沙托夫说，她就是这样整天独自坐着，或占卜或照镜子，只有附近一个老太婆有时为了基督而给她送一些东西来。玛丽娅虽然经常挨哥哥抽打，却称他为她的仆人。她跟沙托夫很熟，拿起梳子给他梳那蓬乱的头发。沙托夫对笔记者说：她常有神经病发作，弄坏了她的记忆，使她忘记刚刚发生的事。玛丽娅讲道：在她看来，上帝和大自然是一回事，“据说，圣母，伟大的母亲，就是灰色的大地，而其中包含着对人来说伟大的欢乐”，她包容着人间一切忧愁、眼泪，你用自己的眼泪浇灌大地，那么你的任何悲伤就会消失。她记住了这句预言，常祈祷，向大地鞠躬，亲吻大地和哭泣。她还梦幻般地说，她为自己的婴儿哭泣，不知婴儿是男是女，其父亲是谁?对玛丽娅的这段描述是小说中人物描写最详细、最亲切、最富于诗意的段落之一。陀氏擅长描写畸形人物形象，而玛丽娅还具有俄罗斯“圣愚”的一些特征，她这段关于圣母、大地—母亲的话语反映着俄罗斯民间基督教信仰的一些观念。据《斯拉夫神话百科辞典》“大地”字条的介绍，说：“大地被理解为生命的普遍源泉，一切动物、其中包括人的母亲、母亲—灰色的大地。”“在正教中，母亲—大地的形象接近于圣母的形象，以致形成对圣母—大地的崇拜。”[35]在小说中，跛女玛丽娅虽然神经失常，仍旧充满着对圣母、母亲—大地的感激之情，这同时也体现出她对生命的热爱。
《群魔》第一部以多线条的叙述描绘了一系列人物，从斯捷潘、瓦尔瓦拉开始，到“圣俄罗斯”的寻求者沙托夫；从被称为亨利王子[36]的尼古拉·斯塔甫洛金，到莉莎；从“人神论者”基里洛夫到圣愚般的跛女玛丽娅，每个人物都带着各自的、厚重的思想观念，走上小说的戏剧舞台。他们的思想感情不可避免地将在小说人物相遇和相聚时，在种种出乎意料的事件中碰撞。
小说接着描绘了在瓦尔瓦拉家的一次礼拜天的大聚会，斯捷潘按照瓦尔瓦拉的吩咐来到她家，要最后决定他同达莎的婚事。瓦尔瓦拉去教堂做日祷，尚未回来。描写大聚会是陀氏在《罪与罚》和《白痴》中已经运用得很成熟的艺术手法，然而笔记者仍然提醒读者注意说：这个决定斯捷潘命运的日子，“是我的纪事笔记中最值得注意的日子之一”。“这是出乎意料的事件的一天，是过去的事情了结、新的事情开端的一天，尖锐的解释和更严重的混乱开始的一天。”“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切都得到解决。总之，这是偶然性的惊人汇聚的一天。”陀氏小说在叙述中经常出现这类解说词，好比在为他的电影剧本写说明词，以便他的电影—小说能更加为读者所理解；尽管当时还没有出现电影这门艺术。或许，就迅速的场面转换来说，《群魔》部分地具有小说—电影的艺术模式。小说描述这天的第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件说：这天到教堂做日祷的人特别多，因为新来的省长夫人第一次来礼拜。瓦尔瓦拉照旧坐在第一排，虔诚地祈祷，甚至流了眼泪。有辆轻便马车带跛脚的玛丽娅来到教堂，她谦恭地走进教堂，嘻嘻笑着。当日祷结束，瓦尔瓦拉照旧第一个走出教堂时，看到玛丽娅跪在她面前。她以为是求施舍者，便给她十个卢布，还脱下自己的黑披巾，披在她那袒露的脖子上，并准备用自己的马车送她回家：“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的权威提高到了极端。”然而，当她发现玛丽娅是跛脚女时，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因为她也听说过尼古拉与某跛脚女子关系的传闻。她用马车带着玛丽娅和莉莎一起回家来。玛丽娅走进瓦尔瓦拉华丽的客厅，欣赏客厅的摆设以及耶稣受难的青铜十字架，同在坐的沙托夫打招呼。瓦尔瓦拉感到好像只有自己被蒙在鼓里，她笔直地坐着，愤怒像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玛丽娅盛赞达莎的美好，当众批驳了有关达莎没有把尼古拉的钱如数交给她哥哥的谣言，显出她像“圣愚”那样主持公道的特征。这时，列比亚特金突然闯了进来，说是为了替妹妹交还她刚才接受的施舍，不过他要保守家庭蒙受耻辱的秘密。从教堂到客厅，所发生的一切，人们谜一般的话语，都激烈地冲击着瓦尔瓦拉的内心。
这时，小说中的涅恰耶夫式人物彼得第一次登场。笔记者描写他的肖像说：他比中等个子略高，稀疏的淡色头发留得很长，“谁也不会说他难看，但他的脸，谁也不喜欢”，“眼光锐利，鼻子小而尖，嘴唇长而薄。脸部表情似乎有一种病态”。他走来走去，“似乎，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他难为情”。“他说话很快，匆匆忙忙，同时又充满自信，从来不穷于词句。”他说出的话语总是准备为您效劳：“起初，这使您喜欢，后来会感到厌恶，正是由于这种太清晰的口音，由于这永远准备好了的珍珠般的辞藻。”可以说，这是陀氏“心理肖像画”手法的新推进，它从人物说话的谴词造句、讨好人的辞藻、“从来不穷于词句”等等，勾画出一个人，能够使对话者上当受骗的“人物”。斯捷潘已有十年没见过他这个儿子了。彼得拥有他母亲留下的一小块领地，大学毕业后，在彼得堡无事闲逛，参与编写匿名传单，后来跑到瑞士，四年后才返回俄罗斯。
陀氏小说的情节描写一向很凑巧：在彼得第一次登场后，尼古拉也从外地回来，静悄悄地走进客厅，环顾聚会的人们。尼古拉给笔记者的新印象是“无可辩驳的美男子”，不能像四年前那样说他的脸像假面具；笔记者还感到在他的目光里闪烁着某种新思想。瓦尔瓦拉立即问儿子：这不幸的跛女是否是他的合法妻子?尼古拉凝视母亲，脸部表情没有一丝变化。他走到激动得几乎要晕倒的玛丽娅跟前，亲切、温柔地对她说：她不应呆在这里，他虽然是她最忠诚的朋友，但既不是丈夫、父亲，也不是未婚夫。当尼古拉要把她送回家时，她不小心踩了自己有病的那只脚，倒在沙发上；他扶着她往门口走去。莉莎注视着这一切，她的脸痉挛了一下，“好像她触摸了什么爬虫”。这一幕将尼古拉与玛丽娅的关系写得既朦胧，又神秘，然而彼得接下来的“雄辩”几乎消除了人们的疑惑。他说：五年前尼古拉在彼得堡认识了流浪的列比亚特金兄妹。玛丽娅脑子已经有些不正常，经常遭人嘲笑。有次，尼古拉将欺侮她的小官吏从二楼摔下去，并照顾她的生活。当时基里洛夫就提醒过尼古拉：他对待她如此殷勤，会害了她。尼古拉却说，他真的尊敬她，因为她比我们大家都好。很可能，在玛丽娅的幻想中把尼古拉当成了未婚夫，而实际上他同她连两句话也没有说过。彼得一番话使瓦尔瓦拉十分得意；莉莎看到回客厅来的尼古拉，突然笑了起来。像一些重要场面那样，陀氏将彼得“雄辩”的场面描写得极为细致，彼得故意把想离开客厅的列比亚特金留下来，因为知道他不敢反驳，他的默认可以证明自己说的事没错。
尼古拉回到客厅后显得快乐、平静，并走到慌张不安的达莎跟前，说是否到祝贺她的时候了。这指的是她同斯捷潘的婚事是否已决定。然而，不一会儿，彼得却抖落出他父亲斯捷潘在给他信中的一句话：他是为弥补别人的罪孽而要娶亲的。这是暗示尼古拉与达莎关系微妙的谜一般的话语，瓦尔瓦拉听到后很生气，宣称不许斯捷潘再跨进她家门槛。紧接着，出现了更加出人意料的戏剧性高潮：一直默默无言的沙托夫突然以坚定的步伐走到尼古拉跟前，用他那大拳头猛打尼古拉一记耳光，鲜血从后者嘴唇上直流。笔记者说：尼古拉是不畏惧任何危险的人物，他在愤恨的时候甚至超出无所畏惧的卢某[37]和莱蒙托夫。然而，尼古拉虽然立即抓住了沙托夫双肩，却又把手抽回来，默默地看着他，脸色白如衬衫；如果有人为考验自己的意志而手握烧红的铁条十秒钟，终于战胜了难忍的痛楚，那么他的感受必定有如此时尼古拉的感受。莉莎发出尖叫声，晕倒过去。
从《群魔》第一部可以看到，陀氏在小说叙述中注意将严肃与轻松、崇高与滑稽的事物联结在一起，正如在《白痴》中要描写“完满的美好人物”时，注意把握他的滑稽的一面那样。1870年10月，在已经把《群魔》第一部的一些稿子寄给杂志编辑部之后，陀氏在写给外甥女索尼娅的信中仍在苦苦思索《群魔》中的小说艺术。他说：他并不满意开头部分。“然而，对后续部分和小说结尾，我放心：至少会有趣味性的（我已经走到这一步，把趣味性放在艺术性之上）。关于艺术性，我不好说，似乎应当是有所成就的。思想是果敢和巨大的。这也就是说，我总是选择自己力不从心的主题。在我身上诗人总是胜过艺术家，而这也是糟糕的。”[38]陀氏总是对于把握小说主题思想充满信心，而觉得在艺术体现上跟不上，因而在创作过程中总是对艺术表现问题不断思考。如此，反而使他在小说艺术上有许多的探新。在与《群魔》有关联的手稿、笔记中，有一段关于如何描写卡尔图佐夫形象的记载：“（笔记）尽量喜剧性地、谜一般地和有趣地把卡尔图佐夫这个形象一下子就提到读者面前。所有的凶狠的和浪漫主义的要素，在其所有真实性和现实性中，应当从本性中、带有喜剧性色彩地加以把握。”[39]参照《陀氏全集》的解说，并与《群魔》文本加以比较，可以说，陀氏对卡尔图佐夫形象的这一思考，后来被运用于跛女玛丽娅的哥哥、列比亚特金形象的塑造上。这是一个见诸于文字的例子，说明陀氏在把人物提到读者面前时，是从艺术方面进行许多思考的。在《群魔》第一部中，主人公斯塔甫洛金第一次出现，就给人以“如画的美男子”和“他的脸孔像假面具”的印象，是以神秘的色彩、难解的谜的方式被提到读者眼前的。莉莎以女骑手的姿态出现，给人以“新女性”的鲜明印象。而彼得以“雄辩家”的姿态出现于瓦尔瓦拉客厅中，等等。
其次，在叙事性很强的《群魔》中，陀氏提醒自己要把握描述某个事物的恰到好处的时机。他在“创作笔记”中说：“注意：一句话，要使人物更加生动（但是——在何处?）”“保留地方。不要一开始就表示亲密。一切都要处在自己该处的地方，客观地，以外部事实而引向话语，而不要溜到前面去。”[40]可以看到，《群魔》叙事方式的特征在于掌握好叙述某件事的最好时间，而以外部事实引向话语。这里提出了这部小说中一个重要的叙述手法：以探究事实、事件真相，人物真面貌为目标，人物话语是对事实的正确的或错误的表述，或有意的歪曲。这虽然是适用于一般小说的叙述原则，但对于事件层出不穷的《群魔》来说，尤其突出，并由此而引起读者推理的兴趣。此外，小说还采用双重的叙述时间。一般地说，笔记者力图表述的是对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的感受，但是，往往又以后来、在写笔记时的再思考进行补充。如对女骑手莉莎美貌的不同印象。又如，叙述对斯塔甫洛金忍耐沙托夫重拳一击的再思考和惊叹。由于从双重的、不同的时间的角度进行叙述，既强调了该事物的重要性，又有助于叙述的准确性。就总体来说，小说继续开拓作者在《白痴》中的那种“明暗”交替的叙事法，使小说主人公斯塔甫洛金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故事笼罩在酒神祭文化的奇特和出人意料的艺术氛围中，蒙上浓浓的迷雾。他似乎是知识的强烈渴望者（如，参加过冰岛学术考察队），而在感情生活上却是很随便的人，既赢得莉莎、达莎的感情，又同跛女玛丽娅有过奇特的关系。尼古拉是谜一般的人物，虚无主义倾向的彼得、基里洛夫都是他的朋友，只有转向“寻神论”的沙托夫对他不满。
《群魔》第二部主要围绕尼古拉性格之谜和彼得的阴谋活动展开。笔记者的叙述从第一部结尾八天后的晚上开始。笔记者饶有风趣地叙述了瓦尔瓦拉客厅事件后传闻满城飞的情景：“无话可说的是，在城里流行极其形形色色的传闻，即关于打耳光，利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41]的昏厥，以及那个星期天所发生的其他事情。然而，使我们惊讶的是，通过谁这一切能够如此迅速而准确地传到外边去?”笔记者进行分析，列比亚特金兄妹被人藏了起来，沙托夫闭门不出，最大的可能性是彼得。“整个上流社会”最关心的是莉莎的昏厥，因为她是新省长的夫人的亲戚。对尼古拉，“我们的社会”怀有由来已久的敌意，而人们低声传说尼古拉在瑞士与莉莎有过风流韵事。然而，彼得在这省城里已大获成功，成了新省长家庭的座上宾，虽然彼得曾以国外革命者闻名。利普金低声告诉笔记者：据说彼得在某地交过悔过书，说出几个人的名字，并保证今后要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后来还发现，彼得带来了彼得堡某贵妇人的推荐信。他还赢得了喜欢接近虚无主义青年的著名作家卡尔马津诺夫（评论界一般都认为，陀氏在此形象上讽刺了屠格涅夫）。小说对彼得的叙述虚虚实实。更加别致的是，笔记者竟同斯捷潘讨论起彼得这一人物来。斯捷潘就彼得的笑说道：“他有某种奇特的微笑。他的母亲没有这种微笑。他老是在笑。”[42]沉默半刻后，斯捷潘突然叫道：“他们狡猾；星期天的事，他们是说好了的……”笔记者也叫喊道：“哦，无疑是这样。”在这里，斯捷潘回想起彼得的微笑给予的印象，对他的为人产生了怀疑。而笔记者直接说出自己的评论，认为彼得与尼古拉的“密约”露出了马脚。
小说第二部的情节发展，首先是通过尼古拉同彼得、基里洛夫和沙托夫分别进行的对话来推进的，对话时的氛围、人物表情，都描绘得很细致；在对话中表现或暗示人物的思想、意识和道德面貌。星期天事件后，尼古拉一直闭门不出，但彼得找上门来。彼得竭力讨好尼古拉，而尼古拉对他冷淡，甚至蔑视。例如，彼得提到：“我说出了沙托夫妻子的事，即你们在巴黎的关系的传闻，这自然也就可以解释星期天发生的事了……您不会生气吧?”尼古拉却讽刺他，说：“我相信，您很卖力。”稍后，彼得讲起自己在省城成功的秘诀：说话要说得平庸无华，论据混乱，使人们觉得在国外发行过传单的人也不过如此，而对他放下心来。彼得在讲完这段秘诀后说：“我从您的微笑中看到您的赞许。”笔记者描述说：“然而，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根本就没有笑，相反，皱着眉头，有些不耐烦地听他说话。”这是很小的一个细节，却表现着彼得的主观、臆想已成了不自觉的习惯。他还夸耀，星期天他讲的故事拯救了大家，尼古拉说：您所讲的刚好引起人们怀疑我们有什么密约。彼得表示对此地秘密团体的人们的轻蔑，认为拥有五百工人的什比古林工厂管理混乱，十分肮脏。尼古拉讲起他已答应母亲，准备在五天后向莉莎求婚。彼得说，尼古拉对自己的事总是预先有周密考虑，不过他愿意随时为他效劳。尼古拉与彼得的对话，使人感到他们彼此间互不信任，像在玩对话游戏。彼得走后，尼古拉更加陷入沉思，一动不动，活像个蜡人。
这天半夜，尼古拉冒雨跑到基里洛夫那里。利比亚特金兄妹已经被彼得安排到河那边的陶瓷镇隐居。尼古拉请求基里洛夫当他决斗的证人，因为几年前他的恶作剧曾伤害过绅士加加诺夫，他的儿子现在要替父亲雪仇，不肯接受尼古拉的道歉。小说徐缓地揭示尼古拉内心中的深沉痛苦，因为他这么说：如果做出了卑劣、可笑的暴行，那么一枪结果自己就完了，管它会不会遭人们千年的耻笑；如果您是住在月球上做出了可笑的坏事，那么管它地球上的人会嘲笑您千年呢!这里隐隐约约暗示了尼古拉试图以否定自己在现实中的存在，来摆脱因所犯的罪孽而受到的折磨。
小说巧妙地描写一个细节：尼古拉一进来，就看到基里洛夫天真地同房东家亲戚的一个小女孩玩橡皮球。这成了一场哲理性对话的契机。尼古拉说，基里洛夫既然喜欢孩子，也就是喜欢生活，为何决定自杀；是否只是相信“未来的永恒的生活”?基里洛夫回答说，他相信的是此地的永恒生活，“有这样的时刻，您走到那个时刻，而时间突然停止不动，那将是永恒”。尼古拉沉思地说，在我们的时代这不可能，而“在《启示录》中天使发誓说，时间不再有”。基里洛夫说：这说得很正确，“当整个人类达到幸福，时间就不再有，因为不需要了”。基里洛夫的逻辑推理是：“人所以不幸福，是因为不知道他幸福。”“人们应当知道他们是好的，那样，所有的人立即会成为好的，一个也不例外。”教导这点的就是人神。基里洛夫在如此这般的“人神论”的推理中已经走得很远：他向一切祈祷，看到墙上爬着蜘蛛，他感谢它在那里爬。尼古拉皱着眉头看着他，“但在他的目光中并没有嘲笑的意味”，只是说，他下次来，会看到基里洛夫信仰上帝。从这里，我们看到，在基里洛夫“人神论”的思考中带有强烈的乌托邦的幻想色彩。在对话结尾处，基里洛夫说：“请您回忆一下，您在我的生活中曾经意味着什么，斯塔甫洛金。”看来，斯塔甫洛金在基里洛夫的思想探寻中起过重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基里洛夫可以说是斯塔甫洛金的一个分身。
随后，尼古拉到了沙托夫那里，两人间对话描写得更加精彩。首先是，描写自星期天事件来，沙托夫瘦了，现在好像还在发烧；他对尼古拉说：“您折腾了我，为什么您不到这里来?”沙托夫焦急地等待尼古拉的到来，来问打他一记耳光的动机，这可见沙托夫之善良处。尼古拉声称他不是来讲和，但还是问起是否因为他同沙托夫的妻子有过关系。沙托夫加以否定，也否定是因为尼古拉与达莎关系的传闻。尼古拉便说：那就是说“您猜到了”，“您是正确的：玛丽娅·列比亚特金娜是我的合法妻子，四年半前在彼得堡结的婚”。沙托夫听到这一表白时的震惊，对尼古拉爱恨交加的感情，由对话话语、表情、手势仔细地描绘出来：
沙托夫，受到极大震惊，听着，保持沉默。
“我猜到了，而不相信”——他终于喃喃地说，奇特地瞧着斯塔甫洛金。
“就这样打了?”
沙托夫涨红着脸，几乎不连贯地低声说道：
“我是为了您的堕落……为了[您的]撒谎。我不是为了惩罚您，向您走过去的；当我走过去时，我并不知道我会打……我是因为您在我的生活中意味了那么许多……我……”
小说的这段描写很生动，想必斯塔甫洛金以许多美好的话语点燃了沙托夫的热情，几乎决定了他的一生，但这位老师—朋友自己却走上与自己言语截然不同的道路。在此，陀氏小说的渗透力，已深入到人生交友中往往会遇到的令人伤心的现象了。尼古拉表示理解，并叫他爱惜话语；似乎，沙托夫那激动、不连贯的话语，使尼古拉也并非无动于衷。他警告沙托夫面临被秘密团体谋害的危险，而他自己虽然不完全属于团体，也有麻烦。沙托夫叫喊：他与他们已完全决裂，这是他的权利，良心和思想的权利。他认为：只有在有信仰的俄罗斯民众当中，才能找到拯救世界的新上帝，而这一想法正是来自尼古拉的思想。那时，沙托夫与基里洛夫在美国，尼古拉一面在沙托夫心里“培植上帝和祖国”，而几乎同时却以荒谬思想毒害了不幸而狂热的基里洛夫。沙托夫道出了尼古拉思想的分裂状态。沙托夫又提及：“然而，您不是跟我说过，如果以数学向您证明，真理在基督之外，您也会同意宁可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同在?您说过吧?说过吧?”我们看到这段话与陀氏自己表达过的观点极为相似，那就是我们在第四章中引用过的陀氏致冯维辛娜那封信。陀氏常常把自己的某些伦理、审美，甚至政论观点放在他的小说人物身上，而这却是他的现实主义的一种独特方法：既然某个思想观念是陀氏自己深沉体会到的，那么它就是完全现实的，因而也可以放在某个小说人物身上，这在艺术上可以是完全现实主义的。这样，斯塔甫洛金形象的思想内涵就相当广阔，显出某种典型意义。
然而，沙托夫对尼古拉的疑问，同时又涉及极为尖锐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或许只有陀氏才敢于提出。沙托夫追问尼古拉：“您在彼得堡是否真的属于兽欲淫乱的秘密团体”，是否真的引诱了孩子，使孩子堕落；是否认为兽欲的淫乱与为人类而牺牲生命的功勋之间，就美而言并无差别?沙托夫提出了虚无主义思想所能走到的极端的道德败坏。尼古拉否认他伤害过孩子，其余没有回答。沙托夫还指出，他的婚姻是因为觉得，“这样，耻辱和荒谬达到绝妙的地步”，“对健康思想的挑战太有诱惑力”。他称斯塔甫洛金为“游手好闲的、摇摇晃晃的少爷”，希望他能悔过自新：“亲吻大地，用眼泪浇灌大地，请求宽恕”。沙托夫还说：“我不能从我的心中撕去您，尼古拉·斯塔甫洛金!”在此，陀氏将小说的对话艺术推进到这样的高度，通过对话揭示出了某些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的深刻悲剧：他们既能够以美好的语言点燃人们对理想的追求，使人们难以忘怀，而自己又竟然会陷入那么可怕的道德堕落的深渊!小说把人的兽性与失去信仰联系起来，沙托夫说，斯塔甫洛金“丧失了善与恶的区别”，劝他放弃财富，靠劳动去寻得上帝，去修道院拜访季洪。沙托夫同基里洛夫一样，也是尼古拉过去某个思想的分身。斯塔甫洛金的谜逐步揭开。他表明了想在最近公开他与玛丽娅的婚事的计划，不过他过去的其他兽性罪孽的传闻究竟如何，这些仍没有清晰的表述，仍旧蒙上层层迷雾，成为小说的一个悬念。
这天深夜，尼古拉又跋涉到河对岸列比亚特金兄妹的隐居所。小说通过尼古拉同他们兄妹的对话，继续探索着主人公的性格。列比亚特金几年前在彼得堡参加过散发无神论传单的活动，现在自认为是“悔过的自由思想者”，但他盼望尼古拉能出资让他回彼得堡。尼古拉表示，他并不稀罕列比亚特金这门亲戚：“我当时同您妹妹结婚，只是酒醉饭饱后，又打赌喝酒，想起要结婚的，而现在将公开这件事……如果这现在使我开心?”斯塔甫洛金既站在善、恶的彼岸，想超越时空，又随心所欲。他顺便地警告列比亚特金：有人认为他想去彼得堡是为了告密。当他来到玛丽娅的房间时，她在沙发上半躺着睡觉。小说描写人的奇特的目光甚至对睡觉的人也会产生作用：“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站在那里不到一分种，她突然醒过来，似乎感觉到他投向自己的目光，她睁开眼睛，并迅速地挺直了身子。”小说紧接着的描写，既是普通人可能有的生理—心理状况，又似乎带有神经失常者的特征：“然而，应当说，客人那里也发生了某种奇特的事：他继续站在门口那同一个地方，以一动不动的、刺人的目光，默默无语地和固执地审视着她的脸。可能，这目光过分严厉，或许，其中表现出厌恶，甚至是对她的恐惧感到的幸灾乐祸——除非这只是玛丽娅·季莫费耶芙娜刚从梦中醒来，恍惚觉得如此；只是在几乎仅是片刻的等候之后，在这可怜女子的脸上突然表现出完完全全的惊恐；一阵痉挛掠过她的脸，她举起双手来，摇晃着它们，而突然哭了起来，丝毫不差，有如害了怕的小孩；再过片刻，她会叫喊起来的。”
看来，在星期天的遭遇后，某种恐惧感压迫着她本来就不正常的神经。然而，在与尼古拉的对话中，她起初仍然保持圣愚般的洞察力。她说：虽然他那天送她回来时，在马车上提到要公开他们的婚事，“我想了很久，现在清楚地看到，我完全不合适”。星期天上午，她看清了他们：“我当时瞧了瞧你们所有的人：你们总是在生气，你们总是吵来吵去；不会聚在一起，开怀欢笑；财富那么多，欢乐却那么少——所有这些都令我憎恶。”玛丽娅这些话击中了瓦尔瓦拉圈子里人们的弊病。尼古拉提出，要带她一起去瑞士山区隐居，永不分离。玛丽娅嘲笑这不可能，突然又觉得这不像以前的雄鹰说的话，认为他是假冒的尼古拉，并叫喊“僭称为王者滚开”。后面这些话有疯狂的意味，却揭露了尼古拉的伪善。
陀氏在《群魔》中的叙述带有若干神秘色彩。小说接着说：有个流浪汉跟踪着尼古拉，他叫费季卡，原先是斯捷潘的家奴，15年前被卖去当兵，从西伯利亚逃跑出来，现在生活毫无着落。尼古拉到列比亚特金那里之前，费季卡就在桥上出现，并暗示以三个卢布的茶钱，可替尼古拉摆脱列比亚特金的麻烦，尼古拉说，他一个戈比也不会给。这回，尼古拉从列比亚特金那里出来，费季卡还等候在那里，尼古拉气愤地把他摔倒在地，后者要拿出刀来，但又赶快收回去。尼古拉质问他是否抢劫了县里的教堂，他承认因为走投无路而犯了罪。他再次提及那三个卢布的茶钱，尼古拉哈哈大笑，掏出小钱包，扔给他一些纸币而离去。在这里，用较为模糊的对话、暗示和动作，表现出一场肮脏的交易。同时，费季卡形象也笼罩在一种神秘气氛中，令人猜测他是否是被彼得派来的？
第二天发生了尼古拉与加加诺夫之间的决斗。不过，这场决斗双方都未受伤，尼古拉只是向空中和小树林开枪，他只是不想杀死他就是了。回到家里，达莎告诉他瓦尔瓦拉十分怀疑他们之间的关系，现在他们需要中断来往；又表示，如果不是到他身边，她就当护士，她不可能成为其他任何人的妻子，她也不能生活在这样的家。尼古拉告诉她，昨天有个小鬼在桥上向他提议替他杀死列比亚特金兄妹，使他得以解脱那场婚姻的纠缠，并请求给三个卢布做为定金，然而，表示总共需要一千五百卢布。他把钱包里的钱都给了他，那人必定相信那就是给的定金了。达莎祈求上帝保佑他，不要受魔鬼的诱惑。这些情节微妙地揭示：尼古拉讲起他默许费季卡谋害列比亚特金兄妹的事，却竟然毫不在乎，而此前他还对玛丽娅说，要带她去瑞士呢!至此，斯塔甫洛金的性格特征更加清晰起来。陀氏在“创作笔记”中的一段话概括得很精辟：“公爵[43]——阴暗的、激情的、恶魔般的和无秩序的性格，没有任何分寸，怀有最高的问题，直到提问‘存在或不存在?’生活下去，或消灭自己?按他的良心和判断，不可能停留在过去的状态，但他所做的仍然像过去那样，并且强制推行。”[44]他是俄国文学中继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的主人公毕巧林之后的恶魔般嘲弄生活的“多余人”形象，但比毕巧林走得更远，在其生存意义的探索中已经走到了人性堕落的最极限。小说叙述到此处，斯塔甫洛金的所有这些品德对多数小说人物来说，还隐蔽着。他在上述决斗中的表现，还提高了他在省城上流社会中的地位，连省长夫人尤莉娅也对他另眼相看了。这些都是陀氏十分注意把握的小说叙述节奏：“一切都要处在自己该处的地方。”
小说第二部与第一部开头的旋律相对位，继续开展“父与子”的主题，描述父辈们与年轻一代的关系。在星期天事件之后，斯捷潘在同笔记者的对话中，提到年轻一代以为“为人类运面包的货车的响声”比西斯廷的圣母像更有益。在斯捷潘看来，这是十分愚蠢的思想，是为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所俘获。斯捷潘把精神美、艺术美看得高于物质利益，同实用主义的阴谋家彼得争吵，终于用棍子将他赶出家门。彼得嘲笑他父亲在“女资本家”瓦尔瓦拉那里不过是个感伤的小丑、食客和奴仆，并谴责他没有承担起养育儿子的责任。父子俩的关系宣告决裂。如果说，斯捷潘重视精神美是对的，然而他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却是重大的过失。这样，陀氏在提出“父与子”主题时，没有去描写某一方的绝对正确，显出作者相对论的思维。其次，小说风趣地描绘瓦尔瓦拉向青年们靠拢：“她好像从过去的高不可攀的‘高级贵妇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表述）那里获得重生，转变为最平常的狂妄的上流社会妇女。”她在一次约见斯捷潘时，按“新潮”的观点称：“现在无论谁，无论谁也不再称赞圣母像，不再为此丧失时间，除了顽固的老人以外。”她还庸俗化地模仿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1854）中的观点，说：“请您尝试一下，画一个苹果，然后把它放在真苹果旁边，——您会选择哪一个呢?”瓦尔瓦拉责备斯捷潘多年来向她掩盖这些新思想，使她远远落后于省长夫人，因此要给他一笔退休金，让他随便到哪里去。斯捷潘说：按她的观点，“人类的理想，西斯廷的圣母像，还不如一只杯子或一根铅笔”，并感叹：“哦，别了，我的理想!20年!命运已定!”[45]小说在这里描写的是复数的、不相同的“父与子”的关系，思想陈腐的将军夫人倒是要融合于“新潮”。第三，小说中，新省长夫妇都是四十来岁的人，对年轻人来说只能算是兄长辈，但似乎也可以放在“父与子”的主题范围内来讨论。彼得在本省城活动，首先就是接近新省长夫妇。列姆布克是德国血统的俄罗斯官吏，靠着有上层关系的妻子尤莉娅爬上了省长职位。他不满彼得莽撞地躺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睡觉，并对“新青年”有所畏惧。尤莉娅是自由主义者，她赞成“新青年”改造俄罗斯的想法，但希望能保持现有国家的体面。尤莉娅了解到彼得在首都青年中很有影响，便想对彼得施加自己的影响，使青年们走到她们的道路上来。这样，小说就多角度地提出了“父与子”、“两代人”的问题，并在这一宽阔的时代视野上展开种种奇异的事件。
小说在描写省城事件时，采用像通俗小说、冒险小说那种描述趣闻轶事的叙述手法，既反映时代的奇异现象，又着眼于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也继续运用像《白痴》那种“明暗”交错的叙述法，以扩充读者想象或推理的空间。尤利娅打算举办赞助本省女家庭教师的节日，让彼得当她的助手，成立了非公开的家庭委员会，决定这节日将是民主主义的；替他们跑腿的有邮局职员利亚姆申（犹太人，秘密团体成员）等人。随后，省城发生了一些奇特事件。有个可敬的、小市民身份的妇女来到本城卖福音书，利亚姆申竟然在一个神学校学生的帮助下，装着要买书的样子，偷偷地把从国外来的许多淫秽照片塞进她装书的袋子里。后来，她在卖书时，抖落出一些照片，因而被囚禁，后被驱逐出本城。小说开始描写秘密团体制造混乱，以便最后夺取政权的活动。其间，本城一座古老的圣母诞生教堂遭到破坏。圣母圣像画上的一些宝石和珍珠被剥夺走（后来才得知，是费季卡所为）。这件事对省长打击最大，从此他生了病，两个月后辞职。听到圣母像遭破坏，有的商人前来捐点钱；有两个妇女也坐轻便马车前来，但只是叫随从的两个青年下车去捐献，他们既不脱帽，又面带笑容，大声说话，毫无虔诚的感情。莉莎骑马前来，她双颊露出愤慨的红晕，跪在圣母像前鞠躬，并摘下自己的金钻石耳环捐给教堂。这些描写多角度地揭示了当时人们对这一教堂事件的态度。
此时，省内呈现不安定的局面：出现了霍乱病等，一些城乡发生火灾，抢劫事件明显增多。军队中还发生了年轻少尉违抗其指挥员的事。什比古林工厂里发现了反政府的传单，等等。《陀氏全集》和《陀氏年谱》的编者都指出，陀氏在《群魔》中描写省城的紊乱时，参考了1871年1月《莫斯科公报》对彼尔姆省行政极为混乱的报道。[46]接着，小说以嘲讽和滑稽的笔调描写彼得的奸诈和阴险。他向省长告发沙托夫和基里洛夫。彼得拿出一首革命诗篇，说它是赫尔岑在国外写给沙托夫，而由后者印发的，并出示沙托夫半年前写给当时在国外的基里洛夫的字条做为证据。彼得还说那个反抗上级的年轻少尉也可疑，给他六天时间，他能将他们一网打尽。随后，彼得还去拜访卡尔马津诺夫，对他阿谀奉承。这位著名作家表示：民众还勉勉强强地依赖着俄罗斯的上帝，但这上帝很不可靠，他相信秘密宣传活动能成功，有财产的俄罗斯人愈来愈多地涌向国外，“圣罗斯是木头的、贫穷的和……危险的国家”。彼得走到大街时想道：老鼠总是来得及迁出轮船的。他对卡尔马津诺夫的这一嘲讽同刚才的阿谀奉承形成鲜明对比。
彼得随后去找自己刚刚告发过的基里洛夫和沙托夫，小说将他们的关系写得很微妙和细致，并描绘出彼得支配他人的欲望。虽然，基里洛夫一见到彼得，就说：“我很不喜欢您”，彼得却满不在乎地说，基里洛夫在国外参加了属于旧组织的团体，回到国内就应当听从他的支配，履行诺言。基里洛夫认为自己既然已决定自杀，被利用来掩盖他们干的丑事，也无所谓：“我不是承担义务，而是同意，因为对我来说，一切都无所谓。”就这点来说，基里洛夫由于超脱于人间的善与恶，成了消极的存在。在“创作笔记”中，陀氏这样构想过基里洛夫的尖锐矛盾：“工程师表示自愿为共同的事业而开枪自杀——而最为必须的是：工程师的角色是实际上的。”[47]看来，陀氏要以基里洛夫确实担任工程师来强调他的自杀意图的荒唐，他的“超人”哲学如何脱离实际!
接着，彼得去找沙托夫，要他参加当晚秘密团体的集会，说将讨论如何让他脱离团体，如何移交他保管的印刷机。沙托夫说，自从他回国，他已明确拒绝参加活动，拒绝印刷东西。彼得狡诈地反驳说，沙托夫的信（看来就是彼得作为证据向省长告发的那字条）写的是“不能”而不是“不愿”，可以理解为他还愿意同团体保持联系，而且人们怀疑他企图获取重要情报，以便告密。小说描写彼得如何善于编造，强迫或诬陷同伴，正如费季卡所评，彼得是“自己杜撰，并同杜撰的事物生活在一起的人”。尼古拉说：彼得拼凑的秘密小组，只是“官吏们和感伤派”，彼得想让小组的四个成员因怀疑第五个人会告密而弄死他，以流血来把小组成员捆绑在一起。彼得很不满，叫他在聚会上只扮演从国外来的创始成员就行了。
接着，小说以否定性笔调描述彼得召集的秘密团体集会，但对人物的素描中也不乏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分析。集会以庆祝小官吏维尔金斯基命名日的形式在他家举行。到会的有15个人左右。彼得以从国外来的全权特使身份出现，他在省城捏成的“五人小组”成员都到会，他们是利普金、维尔金斯基、希加廖夫、利亚姆申和托尔卡琴科（此人个性奇特，研究民众，特别是骗子和强盗，为此常去酒馆）。他们相信已有几百、几千的“五人小组”分散在俄罗斯各地，依靠着某个秘密的中央，这中央“有机地同欧洲的世界革命有联系”。“五人小组”成员并非都有坚定信念，有的只是因为担心不敢参加会遭人耻笑而加入的。其他到会的有教师、女大学生、中学生等，还有一个神学校学生（他曾帮助利亚姆申将淫秽照片塞进卖福音书的妇女的布袋里）。集会起初漫无边际地谈论妇女问题、上帝是否存在等等，后来希加廖夫讲起他对未来社会结构的研究，说他从无限自由的观点出发，走到了无限专制的结论。彼得反对纸上谈兵，要急速采取行动，并要求每人都表态：如果知道有政治暗杀的策划，会不会去告秘?在场的一些人曾表态，沙托夫拒绝回答，起身要离开。彼得叫喊说，这对你不利。沙托夫接他的话说，然而这对你这间谍和卑鄙的人有利。这时，一位瘸腿的教师指出，彼得自己也没表态。尼古拉离去。小说尽量通过人物对话来表现秘密团体的活动，增强了描写的真实性。
彼得放下集会不管，追在尼古拉后面，到了基里洛夫家。尼古拉指责彼得不仅想害沙托夫，而且要尼古拉拿出一千五百卢布给费季卡，让他去谋杀列比亚特金兄妹，用犯罪捆绑尼古拉，以便支配他。尼古拉发现费季卡躲藏在那里，便要离开。彼得抓住他的手，不让他离开。尼古拉愤怒地将他摔倒在地。彼得追他到大街上，并披露正在策划中的骚乱。小说通过此时彼得的话语，描绘了极端的虚无主义思潮：“只要有家庭和爱情，就会出现所有权的愿望。我们摈弃愿望：我们要让酗酒、谣言、告密流行；我们要传播前所未闻的堕落；我们要把任何天才扑灭于婴儿期。”彼得向尼古拉承认：“要知道，我是骗子，而不是社会主义者，哈哈!”彼得想在俄罗斯制造混乱和破坏，使俄罗斯出现“乱世”，那时民众就会祈求旧的诸神；彼得他们就推出伊凡王子，并说扮演这王子角色的将是美男子尼古拉。尼古拉惊讶地讯问，是否指僭称为王者?并说：“哎!终于说出了你们的计划。”小说在此深刻地揭示了这些冒牌“革命者”与封建政权的争夺者相类似。
小说又以滑稽的笔调描写斯捷潘的一次遭遇。在秘密团体集会后的第二天早晨，斯捷潘的住宅遭到省里官员们的搜查，拿走了国外出版的赫尔岑作品等等。官员们走后，斯捷潘叫女仆挂上圣像，并在圣像前点上烛灯，他的想象已经飞到他可能被流放西伯利亚的情景上了，但又觉得应当去找省长问个明白，到达省府前时刚好赶上一场骚动。什比古林工厂的70个工人，因工厂被关闭而未给他们足够赔偿，前来向省长请愿。此时，省长因在对彼得的看法上与尤莉娅产生分歧，吵了一架，跑到野外去解闷。接到消息后，他赶回来，下令用树条抽打工人。笔记者特别指出，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看到彼得在场。省长对斯捷潘说，刚才在广场上发生的一切都是斯捷潘20年来培育的果实，但对搜查他家表示道歉。在这里，典型地表现出陀氏小说的多视角：在当权者看来，当时的社会不稳定来自40年代以来自由思想的传播；而在斯捷潘看来，是因为“新青年”丧失了美的理想，走向实用主义。其间，尤莉娅同一些客人一起回来，她对彼得更加放心，因为他曾几次向她建议：应当鞭打什比古林工厂的捣乱分子。这些描述揭示着阴谋家彼得的狡猾。在省长夫人那里，尼古拉当众宣称了五年前他同玛丽娅的婚事。这消息轰动了省城，极为严重地打击了瓦尔瓦拉。
小说第二部在逐渐揭示斯塔甫洛金性格之谜的同时，叙述了彼得策划的秘密团体的活动和针对沙托夫的阴谋。这两个看来平行的情节线索之间，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在陀氏写于1870年11月1日的“创作笔记”中有这样一段准备给笔记者用的话：“我认为自己是一件个人的、有趣的事件的记录者，它最近突然、出乎意料地发生在我们这里，并使我们大家感到惊讶。无论它是否显得多余，既无聊又琐细冗长，然而在实质上它与诸多事件的最核心部分是紧密联系的。在现实中总是这样。没有料想到的事情，无聊的事情——突然成为主要的事情，而其余的事情只是在它旁边旋转，如同次要的和附带的事物那样。”[48]看来，笔记者所说的使大家惊讶的“个人的、有趣的事件”，指的正是围绕斯塔甫洛金个人生活的事件，例如，他与跛女玛丽娅的神秘的婚事及其后续事件。小说第二部开头就巧妙地写道，这场婚姻仅有的两个见证人就是基里洛夫和彼得。稍后，我们还看到，斯塔甫洛金也与秘密团体有关联。或许可以说，正是斯塔甫洛金的虚无主义，超越到善与恶的彼岸，甚至想超脱现实的时空观念，这才默许彼得策划中的阴谋活动在他眼前展开。
然而，斯塔甫洛金和彼得都遇到沙托夫这一强有力的对手。“创作笔记”中说：“注意：（两个强有力的性格相遇：沙托夫与公爵。）”[49]沙托夫与斯塔甫洛金那场热烈的对话，是小说第二部中最生动的篇章之一。沙托夫痛惜尼古拉放弃了昔日那种寻求基督美德的热情，从而陷入兽欲和“动物的人”的泥坑之中。同时，也正是沙托夫对彼得的专制、卑劣行为进行了最强烈的抵制。斯捷潘虽然以精神美和艺术美高于实用主义来批驳彼得之流的言行，却已被推到了沸腾的现实生活的边缘，却常常闹出滑稽的事件。瓦尔瓦拉之靠拢“新潮”，则带有嘲讽意味。总之，小说中诸人物的心理、行为的描写，看似孤立和琐细，却以其思想、意识的特征，谱写着小说《群魔》的交响曲。
《群魔》第三部开头部分，从省长夫人尤莉娅举办的女家庭教师节的混乱和失败，写到城郊对岸地区的火灾。陀氏一面构想和描绘这些场面，一面对事件、群众和社会心理进行着分析和研究。笔记者写道：“而，总的说来，任何的社会吵闹的混乱都过度地使俄罗斯人欢快”，在那里，“有一种普遍的忿恨，某种难以消除的凶狠的东西”。在彼得及“五人小组”的暗中操纵下，女家庭教师节办得乱糟糟。利亚姆申和利普金当了节日的工作人员，故意把没有门票的一群无赖、好吵闹的人群放进会场来，使得那里几乎成了“乱世”。笔记者分析说：“其间，最恶劣的小人们突然间得以占上风，开始大声批评所有神圣的东西，而在过去他们连嘴都不敢张开，另一方面头等的人们迄今为止那么顺利地占据上风，突然只是倾听他们，而自己则保持沉默。”早上，当文学节目正要开始的时候，身穿燕尾服、带白领带的列比亚特金突然霸占讲台。看他那古怪的样子，有一半观众笑了起来，有20个人给予了鼓掌，严肃的公众互使眼色。列比亚特金朗诵起他那粗鲁的打油诗，使尤莉娅差一点儿晕倒。随后，卡尔马津诺夫登台，朗读他的告别小说《谢谢!》，其中有些崇拜西欧、贬低俄罗斯的言语，引起一些听众的反感，然而尤莉娅却献给他桂冠。笔记者在似乎客观的叙述中巧妙地包含着讥讽。
接着，斯捷潘上场，发表他毕生最后的话。他肯定现在的青年一代的热情同40年代青年一样的“纯洁而明亮”，“只是发生了一件事：目标的转移，以一种美取代另一种美!全部困惑在于哪个更美好：是莎士比亚还是皮鞋。是拉斐尔还是石油?”在这里，陀氏把握了在老一代人那里常见的一种心理状态，认为在年轻一代的审美感情中发生了“目标的转移”。斯捷潘强调，莎士比亚和拉斐尔作品是“已经获得的美的形式”，而“没有美，科学本身一刻也站不住”，会变得愚昧、粗野。然而他的这些颇有道理的美学言论，已没有什么市场，有人还以他出卖其家奴费季卡去当兵一事加以讥讽。斯捷潘含泪离开讲台。文学聚会的失败使尤莉娅十分懊恼，而晚上举办的卡德里尔舞会更沉重地打击了她出风头的美梦。良家女子都不敢来参加，带假面具跳卡德里尔舞的人不三不四，喝得醉醺醺；而正当舞会进行时，传来了河对岸地区失火的消息。那里有一条街被烧毁，省长列姆布克叫喊说：是虚无主义在纵火；“火灾发生在头脑中，而不是在屋顶上。”其间，列比亚特金兄妹在家里被费季卡杀害。实际上，女家庭教师节这一天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彼得谋划、操纵的。
陀氏小说的情节有时很奇特：这天晚上，彼得将莉莎带到尼古拉住宅过夜。不过，小说细致地描写了第二天清晨莉莎与尼古拉之间的一场对话。莉莎的心理很微妙，她想就此与尼古拉永远分手。她说：“我是小姐，我的心是在歌剧中培育出来的，这是事情的起因，也是整个谜底。”她像是在剖析浪漫主义爱情的幻灭，她感受到斯塔甫洛金并不是那么爱她。她还说：“我应当向您承认，我那时，还是在瑞士的时候起，就有了一种牢固的想法，这就是，在您的心灵里有某种可怕、肮脏、血腥的东西，而……而同时又有那种把您放到可怕的荒谬状态的东西。”“我总是觉得，您要把我带到某个地方，那里盘踞着一只人身大小的、邪恶的大蜘蛛，而我们将在那里度过一生，看着它，害怕它。”小说对莉莎这些感觉的描写，再次使读者为斯塔甫洛金心灵的扭曲和深不可测而感到震惊。这时，彼得前来找尼古拉，告诉他列比亚特金兄妹被费季卡杀害的情景。当莉莎获知此消息时，这样说道：“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请您就像在上帝面前那样说话，您有没有罪过，而我发誓，我会像相信上帝的话那样，相信您说的，而跟着您到天涯海角，哦，要去的!就像小狗那样跟着去……”小说描写尼古拉的回答，颇有心理学深度。虽然他没有像彼得袒护他那样，说与他毫无干系，却也并不坦白。尼古拉说道：“我没有杀害，也曾经反对，但我知道，他们会被杀害，而没有制止凶手。离开我吧，莉莎。”莉莎用双手遮掩着脸，离开了斯塔甫洛金的住处，想必，她伤心已极。这天，当她去看望被打死的玛丽娅时，“有如热病患者”，没有去注意自己的周围，而遭到某个不明身份的人毒打，以悲惨的结局结束了生命。
小说接下来描写彼得及“五人小组”谋杀沙托夫事件，这些描写是涅恰耶夫案件在陀氏头脑中的折射反映，又是作家本人的细致的艺术创造和心理分析。在女家庭教师节过后的第二天，尼古拉突然到彼得堡去了，使彼得非常惊讶。对昨天所发生的火灾、凶杀，“五人小组”想找彼得问个究竟，倾向于废弃“五人小组”，在平等和民主的基础上组成新的宣传思想的团体。彼得责难他们会把事情弄糟，危害“共同的事业”；现在他们必须听从他所代表的中央，并提出第二天清晨诱杀沙托夫的计划。维尔金斯基坚定地表示：“我反对，我以自己心灵的全部力量抗议这一血腥的决定!”笔记者接着分析说：大家都相信沙托夫会告密，但也相信彼得像玩棋子那样地玩弄他们，不过也无奈地接受了：“当然，处处是生存斗争，而没有其他原则，这是人所共知的，但要知道，毕竟还是……”这里，陀氏在贬义上用了达尔文学说诞生后出现的新术语——“生存斗争”，陀氏与斯特拉霍夫都是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利普金对这种无奈、盲从很怨恨；他知道，明天自己会像奴隶般地去参加，却又想道，如有机会他会先干掉彼得。
这次“五人小组”的聚会后，彼得跑去找基里洛夫，再次确认后者是否履行自杀计划。基里洛夫嘲讽他：“只有一件事使我很厌恶，那就是那一刻在我旁边的将是像您这样的一只小爬虫。”彼得出乎意料地听说，费季卡前来告别，正在厨房里。彼得走进厨房，看到在角落里，在圣像下面，坐着费季卡，在吃土豆烧牛肉。笔记者插叙道：“我强烈地想到，由于没有雇用厨娘，土豆烧牛肉是基里洛夫本人一大早就为费季卡煮好的。”小说这些细致的细节描写，勾画出基里洛夫性格的一个侧面。费季卡称赞基里洛夫是“有教养的理智”，而彼得说要给他（费季卡）一大笔钱，叫他去杀死无辜的人，却没给过一分钱，是“真正卑劣的人”，如果不是看在他抱过小时候的彼得的缘分上，那么现在就会干掉他。彼得掏出手枪，但被费季卡狠狠地打了三巴掌，摔倒在地。彼得狼狈地逃走。不过，第二天清晨费季卡的尸体在郊外被发现，他遭到他向列比亚特金兄妹行凶时的同伙的谋害。小说也暗示，这背后的凶手正是彼得。此前，《群魔》的叙述节奏较缓慢，而到这些章节变得急速、紧张。
在陀氏笔下，沙托夫确实想去向政府揭发，不过不是像彼得所说的为了保护自己，而是出自对上述凶杀案的愤慨。他感到自己没有掌握任何证据，因而达不到目的，而只要能够“击溃这些卑鄙的人们”，就是毁灭自己也在所不惜。但是，这一天，他已处在彼得一伙的秘密监视下。晚上8点左右，他的前妻玛丽突然从瑞士回来。玛丽，25岁左右，结实的体格，丰满的暗褐色头发，暗色的大眼睛。三年前，沙托夫与她在日内瓦平静地分了手；现在，看到她，仍感觉心疼。他急忙去找基里洛夫借茶炊、糖和面包，并说：“基里洛夫!如果……如果您能摆脱您那可怕的幻想，抛弃您那无神论的谬论……哦，您将是怎样一个人物，基里洛夫!”当沙托夫回到玛丽身边时，有一段对话揭示了这位“寻神论者”思想的重要一面。他对玛丽说：“我后来听说，你似乎为我信念的转变而轻蔑我。我抛弃的是谁?活生生的生活的敌人；陈腐的自由主义之辈，他们害怕自己的独立自主；思想的奴仆们，个性与自由的敌人，宣扬死气沉沉和腐臭味的衰弱的人们!”陀氏在《群魔》中所描写的沙托夫，不仅反对虚无主义阴谋家，也反对作者认为“思想的奴仆们”的自由派。陀氏在“创作笔记”中以“公爵和沙[托夫]”为小标题这样写道：“注意：尽可能更为清晰地提出这样的思想，即我们的自由派是最落后的反动派，而只有民族主义的党是力量和未来性的保障。”[50]沙托夫的这些思想反映着陀氏的政论观点，是具有偏见的。
沙托夫稍后才发现玛丽已临产，连夜去找了维尔金斯基的妻子（助产士）来接生；第二天清晨，玛丽顺利地生了个男孩；虽然生的是尼古拉的孩子，但沙托夫仍很高兴，说：“这是伟大的欢乐”，“新生命出现的秘密，是伟大的秘密，而且是难于解释的”，颇富于诗意。这天傍晚，彼得派来的少年埃尔克里按昨天同沙托夫的约定，来找他去交出印刷机。两人向偏僻的斯塔甫洛金家花园走去。埃尔克里是彼得的忠诚的盲从者。陀氏用了些笔墨描绘他，意在强调未成年者之易受损害、轻信和盲从。笔记者写道：“埃尔克里是这样的‘小傻瓜’，他的头脑里缺少主要的判断，但有足够的，甚至到狡猾地步的、无关紧要和从属性的判断。狂热地、天真幼稚地忠诚于‘共同的事业’，实际上是忠诚于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敏感的、温柔的和善良的埃尔克里可能是针对沙托夫而聚集起来的凶手当中最麻木不仁的，这样，他就会没有任何个人仇恨地、没有眨一下眼地出现在杀害沙托夫的现场上。”
其间，彼得与“五人小组”已在斯塔甫洛金家花园的一个僻静处等候。维尔金斯基说，沙托夫家刚生了孩子，由于幸福，他不会去告秘。希加廖夫更激烈地反对谋杀，说它脱离了正常轨道，危害事业；它受到政治上轻举妄动者的影响，完全与自己的纲领冲突；他说完，拂袖而去。沙托夫刚一到，就告诉他们藏印刷机的地方，却被他们打翻在地，彼得对准他额头开枪，将他打死。大家将两块石头捆绑在他身上，将他扔进池塘中。维尔金斯基几次高喊：“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彼得则宣称：我们的步骤就在于使一切崩溃，包括国家及其道德，只留下我们这些注定要接收政权的人。这段描写把阴谋家彼得的真面目描绘得淋漓尽致，也有力地表达了有正义感的人们的反对。在结构上，将孩子的生和“父亲”的死安排在前后很短的时间内，在鲜明对照的画面中，更为强烈地谴责了恐怖暴行。
小说中这段沙托夫被谋害的场面的描写，是参考报刊上关于涅恰耶夫案的报道写成的。据《陀氏全集》第12卷所载，《莫斯科公报》1869年11月21日报道说：“我们获知，昨天，11月25日，两个农民走过彼得罗夫学院公园偏远处，在人工石洞的入口旁边，发现了乱扔在那里的帽子、围巾帽和粗棍子；血迹从人工石洞直接延伸到池塘，那里在冰块下面可以看到被害者的尸体，腰束黑皮带，头顶围巾帽。……在那里还发现两块用绳子捆绑着的砖头和一段绳子。”[51]将这样一些报刊材料同小说的描写加以对比，我们看到：陀氏重视和利用了现实事件的若干细节，例如，描写沙托夫被打死后，被绑上石头，被扔进了偏僻的池塘里。同时，陀氏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此时秘密团体成员的种种意识和心理活动的描写上，极大地加强了这一场面描写的艺术性。
小说接着描写彼得当天深夜去找基里洛夫，叫他自杀并写遗书的情形。基里洛夫说，他昨天就看出彼得会杀死沙托夫。彼得以沙托夫会告密来辩解；基里洛夫指出，彼得的谋杀是因为沙托夫在日内瓦向彼得的脸啐了一口唾沫。基里洛夫觉得沙托夫很可怜，当彼得也要表示对沙托夫的同情时，基里洛夫叫他住口，否则要打死他。基里洛夫虽然称彼得为“政治骗子和阴谋家”，但最后还是履约，写下为沙托夫之死负责的遗书后，自杀身亡，因为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是荒唐的，上帝及奇迹根本不存在；基里洛夫要以自杀表达人拥有自由意志。小说还描写彼得在另一房间里等待基里洛夫自杀的枪声时，种种恐惧、不安，甚至神经几近错乱的情景。第二天早上，彼得就逃到彼得堡去了。三天后，本省城才接到对彼得的通缉令，然而他已经逃往国外。陀氏在“创作笔记”中对彼得—涅恰耶夫这类人物有深刻的描述：“从所有这一切可以引出最重要的备考，即涅恰耶夫就本身而言毕竟是偶然和个体的存在。”“这所有脱离了社会的局部就本身而言是虚弱和微不足道的”。[52]
小说以在俄罗斯的大道上寻求基督教信仰结束了对斯捷潘一生的描写。在女家庭教师节的演说失败后的第二天，斯捷潘终于决心离开该省城，游历在无边无际的大道上。小说以抒情的笔调写道：“大道——这是某个很长、很长，望不到头的事物，——有如人的一生，人的幻想。”斯捷潘搭上路遇的农民马车，开始了他的漂泊生活，并审视着自己的一生。在大道上，他感到自己对费季卡的罪过，想起自己30年来没有翻看过福音书，只是多少读过勒南（法国哲学家、宗教学家，1823—1892）的《耶稣的一生》（1863）。此书是陀氏本人仔细研读过的，在这里，作者又把自己的生活、感受写进小说人物的生话中；这样也就增强了小说中的时代文化气氛。其间，斯捷潘遇到省城老绅士加加诺夫家的仆人，他住在斯巴索夫附近，那里有个著名的修道院；斯捷潘也决定到那里去。在一个大村庄的老客店吃饭、休息时，斯捷潘遇到了卖福音书的年轻寡妇索菲娅。她也要到斯巴索夫去，斯捷潘便与她同行，想同她一起到民间讲解福音书。斯捷潘说：“民众是有宗教感情的，这确定无疑[53]，但他们还不晓得福音书。”“我在大道上也将是有用的。”斯捷潘在民间也常常要用法文，这再度描绘出他的喜剧性性格。但他在某河口村庄里病倒。他对索菲娅忏悔说：“我从来也没有为真理说过话，而只为自己说话，我以前就知道这点，但只是到了现在才看到……”这可以说是斯捷潘的醒悟；他发现了自己虽然有探求真理的愿望，但缺乏为真理而论争的勇气。他请求她为他念《路加福音》的一段：“那里在山上放养有一大群猪，而群鬼请求他[54]准许他们进入猪里。他[55]准许了他们。群鬼就离开了那人，进入猪里；那群猪从陡坡冲进湖里而淹死。放牧的人们看见这件事，就跑走，并在城里和乡村里讲述。于是人们出来看这件事，来到了耶稣那里，发现群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神志清醒，因而感到害怕。目击者告诉他们，被鬼附着的人是怎样治愈的。”[56]
这也是小说《群魔》开篇前引用的一段卷首语。斯捷潘解释说：从病人身上出来，并进入猪里的群魔就是伟大而病态的俄罗斯几个世纪来积累的所有溃疡、乌烟瘴气和不洁。他们自己央求进入猪里，失去理智地投入大海。然而有病的人得以治愈，并坐在耶稣脚前。这些话也是对整部小说的一种解释：人所以做坏事，是因为魔鬼附身，而只要魔鬼离开了人，人就得以治愈，皈依耶稣。这几乎成了斯捷潘的遗言，他已病重，被闻讯赶来的瓦尔瓦拉带回省城后三天去世。斯捷潘最后选择在民间传播福音书、回归基督教信仰的道路，或多或少类似于沙托夫对俄罗斯、正教和基督的信仰，也与跛女玛丽娅对圣母、大地—母亲的赞颂相对位，这些在小说中组成崇尚基督教信仰的旋律。所有这些都反映了陀氏的一种思考：或许，只有信奉基督的美德，才能克服虚无主义的泛滥。
小说在“结局”一章中简述了事件的后果。第二天早晨，沙托夫妻子玛丽还是等不到丈夫回归，便去基里洛夫那里，看到了他的尸体。她感到沙托夫也遇害，便抱着刚生下不久的婴儿，沿街奔跑，到了中午，已神志不清，三天后死去。感冒的婴儿死得更早。由此，小说再次强调了彼得的阴谋活动夺去了多少个生命。那天傍晚，人们在凶杀现场发现了沙托夫的便帽，并在池塘中找到其尸体。在前面引用过的、涅恰耶夫案件的报刊报道中，特别提到现场上留下的帽子，这个重要的细节被陀氏在小说中直接采用。利普金已逃跑，两个星期后在彼得堡被捕，那时他已完全丧失理智，而且十分堕落。犹太人利亚姆申曾企图自杀，未成，便自首并讲述了一切，但庇护尼古拉，说他与秘密团体无关（利亚姆申心中仍抱着得到尼古拉保护的希望）。维尔金斯基被捕时，感到好像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希加廖夫虽然也被捕，但很快会被放出来，因为没有参与谋杀。只有埃尔克里没有任何悔过的表示。
大约三个月后，达莎接到尼古拉的一封信。小说以主人公自述自己性格的这封简短信件结尾。尼古拉写道：他已在瑞士乌里州登记为公民，并有一所房子，问达莎是否愿意同他一起到那里生活?接着，他表示在良心上感到对玛丽娅的死以及莉莎有过错。写到这里，他忽然叫达莎别来，“是的，您为什么要同我一起埋葬您的生活呢?”但是，更使读者惊讶的是他这样的自白：“我在俄罗斯没有同任何东西有联系——那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他人的，如同在任何地方那样。”他处处尝试过自己的力量，但迄今看不到在什么事情上可以运用它。像从前一样，他愿意做好事，并为此感到快乐，但也愿意做坏事，并同样感到快乐。他愤恨地对待那些否定派，一点也不赞同他们。沙托夫说，谁失去同自己土地的联系，谁就失去了自己的神祇，即所有目标；而尼古拉自己只剩下无力的否定，甚至连否定都不像样（在这里，尼古拉似乎接受了沙托夫的批评）。基里洛夫是宽厚的人，但神志不清，终于自杀。而尼古拉不会丧失理智，不会相信思想，相信到基里洛夫那种程度；但他知道，他需要自杀，像扫除卑劣的昆虫那样从土地上清除自己。达莎看完信后，赶紧去找瓦尔瓦拉。大家急忙到尼古拉住处去（他已回来几天），发现他吊死在顶楼的一间小屋子里。在尼古拉·斯塔甫洛金性格中毕巧林的“多余人”性格被推向极度，也可以说，尼古拉是丧失了人性的“超人”。
回顾《群魔》第三部的结构，不难发现在两条情节线索中斯塔甫洛金的情节故事的比例失调。这种情形，在小说结构大师陀氏那里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原来小说还有一个章节，叫做《在季洪那里》，一直不被《俄罗斯导报》编辑部认可。1872年3月，陀氏将修改过的这一章节作为第三部第一章寄给编辑部，直到同年11月，陀氏写《最后的结局》时才获悉《在季洪那里》仍未获编辑部同意，主编卡特科夫要求删除。这样，《群魔》全文发表时，不包括这一章节；1873年出单行本时，也没有再收录它。看来，陀氏并不喜欢对已经与读者见过面的作品做重要的修改、补充。《在季洪那里》初刊于1922年。[57]近年来的《群魔》俄文版将它作为小说的附录，作为第九章附在第三部结尾之后，如莫斯科真理出版社1990年刊行的《群魔》单行本。俄罗斯著名学者多利宁对这一章节评价很高，认为其中的斯塔甫洛金的自白是“整部小说最高潮的顶点，斯塔甫洛金一生的所有三个方面的凝集的综合：事件性的、心理的和精神的”。[58]
《在季洪那里》由三个小节组成。第一小节叙述尼古拉到城郊圣母诞生修道院拜会高级僧侣季洪的情景，时间应当是小说第二部结尾尼古拉公开与跛女玛丽娅婚姻之后不久。这是陀氏第一次正式地描绘僧侣形象，作者的审美视角，即如何描写僧侣形象引人注目。我们在前面已提到，陀氏在构思《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时，提到要写18世纪在修道院隐居的主教季洪·扎顿斯基，说“我早就在心灵里激动地接受了他”。在《群魔》的构思中，从一开始就有对这位主教形象的思考：“将把小说主人公同他做比较，并将主人公短暂地带到他那里去。”[59]陀氏以18世纪的著名僧侣为依托，塑造虚构的现代僧侣形象，而且连名字都一样；这样，使其现代人物形象同时具有历史的厚重感，这是很独特的现实主义艺术方法。弗里德连杰尔也说：陀氏小说中高级僧侣季洪的形象是“沃罗涅日主教季洪·扎顿斯基的个性所提示的”。[60]陀氏以高度的艺术想象力描写斯塔甫洛金与著名僧侣的对话。他深夜去拜访季洪，他是“高个子和枯瘦的人，55岁左右，身穿家居的简朴内长衣，从外表看来似乎有些病，具有犹豫不决的微笑和奇特的、似乎是羞涩的目光”。陀氏对僧侣形象，也如同对其他人物形象，力图多角度地加以表现。小说写道：尼古拉自从沙托夫提到季洪的时候起，就收集了关于他的种种信息。有喜欢他和不喜欢他的，而狂热的信徒似乎想掩盖他的弱点、可能是疯癫行为。尼古拉知道，季洪住进修道院已六年，既有最普通的民众，又有最高贵的人物前来拜访，热烈的景仰者甚至来自遥远的彼得堡。然而，修士大司祭却责备他的散漫生活，几乎要说他是异端者。他的房间华丽，挂着“世俗的”和神话时代的版画，角落里摆着大神龛，供奉着金光、银光闪闪的圣像以及圣骨。书架上既有基督教圣徒的著作，又有戏剧性的或更低俗的作品。这些图景，使我们看到陀氏是以世俗的、人性的眼光探讨僧侣形象的。
小说很微妙地描写了季洪的个性魅力，致使虚无主义的、骄傲的斯塔甫洛金喜欢上他。在会面之初，斯塔甫洛金觉得，季洪似乎羞怯地低下眼睛，脸上带着“某种不必要的滑稽的微笑”。这引起他的厌恶，他想立即走开，认为季洪必定是喝醉了酒的。“然而那人突然抬起眼睛，并以那么坚定和充满思想的眼光瞧着他，而同时又带着那么出人意料的和难于猜度的表情，以致他几乎颤抖了一下。他不知为什么觉得季洪已经知道他为何而来”。在这里，陀氏仍然用眼光和表情的描写，树立起人物形象来。尼古拉终于向他请教起魔鬼和上帝是否存在的永恒问题。一年来，他常在夜里产生幻觉，“看见或感觉到自己身边有某个凶恶的存在物，可笑而又‘理智的存在物’，‘以各种面孔和不同的性格出现，但它是同一的存在物，而我总是发脾气’”。小说插叙说，斯塔甫洛金说得那么坦率，似乎过去的那个斯塔甫洛金忽然消失了。确实，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斯塔甫洛金一贯地吞吞吐吐，模棱两可，谈话不多。可见，在季洪“那么坚定和充满思想的眼光”的影响下，斯塔甫洛金是如何迫切地要请教困扰他的问题：他弄不清幻觉中出现的是自己还是魔鬼?季洪说：“魔鬼无疑是存在的，但是对他们的理解可能是极为不相同的。”尼古拉笑道：可以相信有魔鬼，而完全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吗?季洪说：完全可能，无神论比世俗的冷漠更可敬。在这里，在斯塔甫洛金形象上，陀氏分析出，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却感觉到魔鬼存在的这样一种思想状态，并在以后的创作中继续探讨具有这样的思想的人物形象，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尼古拉·斯塔甫洛金以矛盾的心情把自己准备公开的笔记交给季洪，请他阅读。陀氏描绘了季洪的人格魅力吸引了斯塔甫洛金。(www.xing528.com)
这笔记构成《在季洪那里》的第二小节，是尼古拉对在彼得堡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的自白。他在三个地方租有房间，其中一间挨着他情妇的女佣的住所。女佣之女儿，14岁的玛特廖莎，经常来给他收拾房间。一次，他平常放在桌上的削鹅毛笔的小刀不见了，便告诉了女佣。正当女佣要抽打玛特廖莎时，尼古拉却发现原来小刀掉在自己床上。刹那间他决定保持沉默，任凭女孩挨打；随后，他将小刀扔在很远的街上，以便不为人所知。不仅如此，几天后一个深夜，当女佣不在时，尼古拉却诱奸了玛特廖莎。后来，小女孩感到自己犯了“难以置信的罪”，而尼古拉多少也担心她是否会说出来，但更多的是恨起这小女孩来，甚至想杀死她。其间，她病倒了，说胡话，整个人憔悴不堪。一次，当尼古拉到她家去看她时，她举起小拳头威胁他。他返回自己房间，坐在窗户边，听到了她走进小贮藏室的脚步声。他在自己房间里呆着，书也看不下去，便瞧着老鹳草叶上的一只小红蜘蛛，而微睡过去。不到一会儿，他突然拿起表，已过了20分钟，玛特廖莎那里没有动静。他的心怦怦跳，走到她那边，从贮藏室门缝里瞧看，看到了他所预料到的事，拔腿就跑掉了。后来，女佣家的看门人向他报告了小女孩上吊自尽的消息。从此，尼古拉更加厌恶生活，想到过自杀；这时娶了跛脚的玛丽娅，可能是下意识地憎恨自己在小女孩事上的“低劣的胆怯”。这部分“忏悔”将尼古拉的“人性恶”描绘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后来，尼古拉在法兰克福街上看到一张衣着优雅的小女孩照片，很像玛特廖莎，便买了下来，却也不看，把它留在了旅馆里。半年前，他在德国某小城等待火车时，下午四点来钟，在旅馆中睡着，并梦见了一幅有如法国风景画家克劳德·洛兰（1600—1682）的画《阿希与伽拉蒂》那样美妙的风景：“这是——希腊群岛的一个角落；蔚蓝色的可爱的波浪，岛屿和岩石，花朵盛开的沿岸，神奇的全景展现在远处，落日在呼唤——难以言传。在这里欧洲人想起自己的摇篮，这里有神话的最初几景，它的地上天堂……这里生活过美好的人们!他们起床和入睡时都是幸福而无辜的人们；他们欢快的歌声响彻于小树林，原始力的伟大精华倾注于爱情和淳朴的欢乐。太阳将光芒灌注在这些岛屿和大海上，为自己美好的孩子们而高兴。”斯塔甫洛金把洛兰这幅画称为《黄金世纪》，这时梦见它，感到它正是人类梦寐以求的幻景；一种幸福感使得他泪流满面。然而，当他在傍晚的光线中追忆这美梦时，突然感到其中有一小点东西变成了小红蜘蛛，看到了憔悴的玛特廖莎向他挥舞小拳头。自此，他几乎每天都会回忆起她，而不堪忍受。这就是他想公开这笔记的原因。尼古拉·斯塔甫洛金的自白揭示了他身上极端对立的两极：他既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又对人类的“黄金世纪”有那么抒情的向往，甚至泪流满面。陀氏描绘了人心的无底深渊，极端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也表现了人类要到达“黄金世纪”有多么艰难。洛兰的画是陀氏在德累斯顿激赏的名画之一，并称之为《黄金世纪》。[61]在这里，陀氏把自己的感受赋予斯塔甫洛金身上；在陀氏看来，小说主人公也会有这种感受，因为它取之真正有过的人类感情的真实。
《在季洪那里》的第三小节是这位著名僧侣读完笔记后同斯塔甫洛金之间的含义深奥的对话，需要仔细的分析。季洪说，这自白是斯塔甫洛金不能再超越的“惊人的功绩”，“如果这是真正的忏悔和真正的基督教思想的话”。富于洞察力的僧侣提出了质疑：“您走到闻所未闻的伟大道路上。但您似乎事先已在憎恨所有那些将读到这里所写的东西的人们，并向他们提出挑战。”在自白中，“您似乎在欣赏您的心理，抓住每个细节，只是为了以无动于衷来使读者惊讶，其实您并非如此”。季洪认为斯塔甫洛金是深刻感受到自己罪孽的。“然而比您对少女的行为更大和更可怕的罪行当然没有，也不可能有。”斯塔甫洛金说，或许他没有像自白里写得那样感受痛苦，但如果有人宽恕他，他会好受些。季洪认为，“每个人都哪怕是在某个方面在他人的罪孽中有过错”。“没有单独的罪孽。我就是伟大的罪人，而，可能是比您还严重的罪人。”这是在往后的陀氏小说中将继续出现的基督教伦理观念。
然而，斯塔甫洛金的想法与此迥然不同，他说：“我告诉您全部真实：我希望您能宽恕我，同您在一起，还有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然而所有的人，最好让所有的人憎恨我。而我所以希望，是为了能够温顺地忍受……”季洪说，“那么对您的普遍的同情，您就是不能同样温顺地忍受的了?”斯塔甫洛金说，季洪把握得很精细。这些对话描绘出斯塔甫洛金是如何的骄傲，他或许可以忍受，甚至轻蔑大家对他的憎恨，却不能忍受大家的同情。这说明，他不仅脱离民众的土壤，而且也与其所处的上流社会脱节。骄傲的个性，这是陀氏最为担心的，因为它阻碍个性的复活。
看来，季洪是在设法击溃斯塔甫洛金的骄傲。季洪说：他为他担心，因为他面前是“几乎无法通过的深渊”：他不仅不能温顺地忍受人们的憎恨，也不能忍受人们的嘲笑。哲人季洪深奥地指出：“恐惧将是到处都会有的，然而，当然，更多的是虚假的，而不是真诚的。人们只是面对他们的个人利益直接受到的威胁，才会畏惧。我说的不是那些纯净的心灵：他们会感到恐惧，并责备自己，但他们将是不引人注目的。笑却将是普遍的。”这指出，斯塔甫洛金的罪行不仅是可怕的，更是令人耻笑的，而他显然不能忍受。斯塔甫洛金说，他的主要目的是想自己宽恕自己；季洪告诉他既然相信能宽恕自己，怎么能说不相信上帝呢?季洪劝他放弃公开笔记的意图，嘲笑自己的骄傲和魔鬼，到一个具有“基督教的深奥智慧”的隐居苦行僧那里去，听从教诲若干年。尼古拉回答说，即使在他感到最恐怖的时候，也没想到过成为僧侣。季洪又告诉尼古拉，他可以不必进修道院，只成为秘密的见习修士就行，但这也不为尼古拉所接受。这时，一种病态的痉挛掠过季洪的脸，他说，尼古拉此刻已处在最可怕的犯罪的边缘。看来，季洪预感到尼古拉最后选择的道路。这一章是小说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不仅对尼古拉的心灵和个性解剖得最为彻底，而且塑造了季洪这位体现基督教博爱观的哲人—僧侣形象，他对斯塔甫洛金看得很透彻，也为他考虑得很仔细，试图挽救一个罪孽深重的人。
多利宁关于《在季洪那里》从事件性、心理和精神三个方面综合了斯塔甫洛金一生的论述，似乎也可以运用来纵观整部《群魔》的叙事特征。《群魔》的叙事结构是许多事件的链接，以沙托夫被谋杀的事件为中心，前后涉及斯塔甫洛金诱奸少女，娶跛脚女玛丽娅，玛丽娅和莉莎被杀害，以及基里洛夫的自杀和斯塔甫洛金的自杀等等一系列事件。将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情节脉络描写得那么缜密细致，这是陀氏小说艺术的新进展，而血腥的事件的汇集反映了时代的紧张社会气氛，使《群魔》成为陀氏小说中给人最沉重印象的一部。小说的事件描写中，同时也渗透着人物心理和精神方面的描绘。小说描述了虚无主义思潮侵蚀人们思想，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如同小说卷首引用的普希金诗篇《群魔》（1832）的片断那样，“魔鬼把我们引向荒野，看来，/是在四面八方转圈。”虚无主义思潮侵蚀社会肌体，使阴谋诡计、谋杀和亵渎神明等行为相继发生。小说在描写女家庭教师节事件以及展开“父与子”的主题时，探讨了社会心理的微妙变化。在描写“涅恰耶夫案件”时，深刻地触及人类的善良感情同专制、恐吓和灭绝人性的博斗。小说《群魔》将时代、思潮的变迁和事件及人物思想—心理的描绘糅合在一起，在“明暗”交错的叙述方式中开拓了崭新的推理小说形式。陀氏小说的对话艺术也进入描绘思想的更高阶段，达到了崭新的哲理和伦理高度。
小说的中心是表现斯塔甫洛金的精神崩溃，正如季洪所说：“使我感到恐怖的是伟大而悠闲的力量故意消耗在卑鄙龌龊的事情上。”1872年3、4月间，陀氏在给《俄罗斯导报》编辑H.柳比莫夫（1830—1897）的信中也说到：尼古拉是“完整的社会典型（在我的信念中），我们的典型，俄罗斯的，游手好闲者的典型，并非由于心甘情愿成为游手好闲者，而是丧失了同所有亲切的事物的联系，主要的是失去了信仰，由于忧愁而成为堕落的人，然而又是有良心的人，竭尽受难者的痉挛性的努力，以便更生，并重新开始信仰。这是同虚无主义者相并列的严肃的现象。我发誓，这种现象存在于现实中。这是不相信我们的信徒的信仰，并要求完满、完美的、按另一种方式的信仰的人……”[62]这可以说是对尼古拉形象的最完整的说明。小说值得注目的精神现象还有基里洛夫的“人神论”的超人哲学和沙托夫寻求“上帝和祖国”的信仰。陀氏在为《群魔》准备的“序言”草稿中说：“在基里洛夫身上有民众的思想——立即为真理而牺牲自己。”“为真理而牺牲自己和一切——这就是一代人的民族特征。愿上帝祝福他，并赐给他对真理的理解。因为全部问题就在于，把什么当做真理。小说正是为此而写的。”[63]陀氏高度评价基里洛夫为真理而牺牲的民族精神，但十分遗憾地看到他把“人神论”看做真理，从而走错了路。看来，陀氏倾向于沙托夫的“上帝和祖国”的信仰。
据《陀氏年谱》的介绍，在《群魔》全文刚发表当时的评论中，批评性的意见多于肯定性的意见。在1873年俄国报刊中不少文章认为《群魔》作者把个别的、例外的现象当作整体，诽谤新生一代，将他们写成阴险的虚无主义者；作者热衷于病态的、精神混乱的人物的描写，致使读者好像走进疯人世界；《穷人》主人公杰弗什金看不懂《群魔》，但看完小说后却成了虚无主义者；作品显示了作者才华的衰落等等，但一般都肯定斯捷潘形象生动，揭露了罗亭式人物的真面目。只有几篇文章认为《群魔》是近年来一部优秀作品，但显得过于冗长。这些评论反映70年代初俄国知识界激进情绪增长的年代，他们自然不会欢迎这样一部小说，而看漏了其中包含的苦口婆心的良言。民粹派批评家米哈伊洛夫斯基（1842—1904）在《祖国纪事》上撰文，劝告作者与其去寻找“虚无主义的魔鬼”，不如去描绘资产阶级“拥有民族财富的魔鬼。”[64]《群魔》中揭露和批判打着革命旗号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客观意义，当时很少为人们所理解，这还由于作者本人此时的政治立场日趋保守。1873年2月，作者在给皇位继承人亚历山大·罗曼诺夫（1846—1894，1881年登基，为亚历山大三世）的信中解释《群魔》说：“这几乎是一部历史随笔，我希望以它来说明在我们这奇特的社会中发生像涅恰耶夫的犯罪那样的丑陋可怕现象的可能性。我的观点在于，这些现象并非偶然性，并非个别，而因此在我的小说中也既没有照录下来的事件，也没有照录下来的人物。这些现象——是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的所有文明脱离俄罗斯生活的亲切和独特的原则的直接后果。”[65]
到了1879年5月，陀氏在给H.柳比莫夫的信中还提到：“人们以《群魔》中的许多人物的幻想性来责备我，后来，您相信吗，所有这些人物都为现实所证实，也就是说，是被准确地猜测到了的。”[66]陀氏说得很有道理，许多现代评论实际上都支持陀氏这一观点。这也说明，《群魔》的艺术特征如同《罪与罚》、《白痴》那样，是“达到幻想性的现实主义”。弗兰克在评论《群魔》时说：“然而他[67]的油画布所涵盖的范围，他的才智的异常光辉，他的讽刺的预言般的力量和洞察力，他将最深奥和最复杂的伦理—哲学问题和社会思想引进生活并体现为活生生的性格的无与伦比的能力——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使这篇‘抨击性小册子——史诗’成为或许是他最光彩夺目的创作。”[68]
【注释】
[1]《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2册，第329页。
[2]《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9卷，第1册，第24—25页。
[3]同上书，第35—36页。
[4]同上书，第28卷，第2册，第258—259页。
[5]《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9卷，第419页。
[6]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96—197页。
[7]同上书，第115页。
[8]《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9卷，第1册，第208页。
[9]同上书，第26页。
[10]同上书，第9卷，第478页。
[11]《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9卷，第315页。
[12]《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2卷，第240页。
[13]《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9卷，第1册，第88页。
[14]同上书，第9卷，第125—139页。
[15]同上书，第29卷，第1册，第117—118页。
[16]同上书，第432页。
[17]《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1卷，第58—64页。
[18]同上书，第65—90页。
[19]同上书，第65页。
[20]同上书，第29卷，第1册，第107页。
[21]《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9卷，第1册，第109—110页。
[22]同上书，第111—112页。
[23]同上书，第116页。
[24]同上书，第115页。
[25]《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9卷，第1册，第133页。
[26]《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9卷，第1册，第141—142页。
[27]同上书，第148页。
[28]同年9月给A.迈科夫的信，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2卷，第255页。
[29]《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9卷，第1册，第241页。
[30]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第227—228页。
[31]《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1卷，第65页。
[32]《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1卷，第145页。
[33]《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1卷，第136页。
[34]原文为法文。
[35]《斯拉夫神话百科辞典》，莫斯科，埃里斯·拉克出版社，1995年，第192页。
[36]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中的人物。
[37]指十二月党人卢宁（1787—1845）。
[38]《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9卷，第1册，第143页。
[39]同上书，第11卷，第44页。
[40]《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1卷，第162页。
[41]即莉莎。
[42]最后一句为法文。
[43]指斯塔甫洛金。
[44]《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1卷，第204页。
[45]最后一句原文为拉丁文。
[46]《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2卷，第358页。
[47]《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1卷，第241页。
[48]《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1卷，第240页。
[49]同上书，第201页。
[50]《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1卷，第158页。
[51]《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2卷，第198—199页。
[52]《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1卷，第279页。
[53]这半句原文是法文。
[54]大写的他，指耶稣。
[55]大写的他，指耶稣。
[56]凡是陀氏原著中的《圣经》引文均依据陀氏原著的引文译出，译文参考《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南京，1992年。凡是笔者直接引用《圣经》，均引自此版本。
[57]《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2卷，第251、157页。
[58]同上书，第239页。
[59]同上书，第29卷，第1册，第142页。
[60]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史》，第3卷，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735页。
[61]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第160页。
[62]《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9卷，第1册，第232页。
[63]同上书，第11卷，第303页。
[64]《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2卷，第332—366页。
[65]《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9卷，第1册，第260页。
[66]同上书，第30卷，第1册，第63页。
[67]指陀氏。
[68]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4卷，第4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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