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痴》：正面美好人物描绘

第八章　“描绘正面美好的人物”：《白痴》

很巧合，1867年2月15日，《罪与罚》这部名著在杂志上刊完的第二天，陀氏同协助他完成作品的年轻女速记员安娜·斯尼特金娜在彼得堡圣三一大教堂举行了婚礼。他们在合作过程中真心相爱，结成美好姻缘。前来祝贺的有陀氏好友、诗人阿·迈科夫（陀氏对他的长诗《游历者》评价很高），批评家尼·斯特拉霍夫等。3月底、4月初，陀氏带安娜到莫斯科的大妹妹华·伊凡诺夫娜家访问，观赏圣母安息教堂（在普斯科夫卡）的杰出建筑。陀氏一直承担他自己和哥哥的债务，经济拮据，加上一年来紧张的写作，颇感疲惫。他已还清了五分之四的债务，但还负债达三千卢布，他觉得如果留在国内可能被关进债务监狱，不能写作，而写作是他还清债务的唯一手段。为筹备出国费用，他从《俄罗斯导报》编辑部预支一部新小说的稿费，安娜抵押了自己的嫁妆、金银饰品。4月14日，陀氏夫妻出发去西欧；三个月的旅行计划，后来变成长达四年多的侨居国外的生活。出国时，陀氏随身携带的俄文书有谢·索洛维约夫（1820—1879）的《俄国史》、西伯利亚流放时十二月党人妻子送给他的那本《圣经》等。

陀氏夫妻在柏林短暂逗留后，于4月下旬至6月中旬在德累斯顿租房居住。那里的美术馆陈列的绘画，特别是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安娜在4月18日的日记中说：“在这神性的脸上是多么美，多么天真无邪和忧愁，在这双眼睛中有多少顺从，多少苦难。费佳^[1]在圣母的微笑中看到某种悲哀的东西。”^[2]他们经常到美术馆参观许多名家的作品，在那里度过了美好时光。安娜在日记中提到，陀氏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画家提香的《带着硬币的基督》也评价很高，认为它“可以与拉斐尔的圣母像并列”。^[3]他们还参观了在那里展出的荷兰画家伦勃朗（1606—1669）的作品。陀氏的明暗交错的小说艺术手法被认为接近于伦勃朗的绘画艺术，所以这次陀氏与伦勃朗艺术的接触值得我们留意。但是，最吸引陀氏的还是拉斐尔的圣母像。安娜在6月14日日记中说：“费佳从来没有能够把《西斯廷圣母》好好地看清楚，因为离得这么远看不清，而他又没有带柄眼镜。因而，今天他想出办法，站在圣母像前的椅子上，以便更贴近地把它看清楚。当然，我完全相信，费佳在其他时候无论如何不会决定做出这种不可想象的荒唐行为来，而今天他这么做了；我的劝阻一点也没有起作用。”^[4]这幅画太吸引陀氏了，即使犯错，他也要看清；这幅画像似乎直接触及到他的诗歌灵感。陀氏晚年的书房里挂着《西斯廷圣母》局部的照相复制品，它是由文学爱好者C.A.托尔斯塔娅（1844—1892）赠送给陀氏的。显然，《西斯廷圣母》的诗歌与艺术使陀氏感到极为亲近。在德累斯顿，音乐会上演奏的莫扎特、贝多芬作品也使陀氏夫妻很受感动，精神振奋。他们通常在白天参观游览，晚上阅读书报。陀氏在当地图书馆借阅了在俄国遭禁的赫尔岑主办的刊物《北极星》，并购买到他的长篇巨著《往事与回忆》等，同时着手写作回忆别林斯基的文章。陀氏还借来雨果的《悲惨世界》、狄更斯的《尼古拉斯·尼可比》等，推荐给安娜阅读。6月4日的安娜日记说：“我已读过《悲惨世界》，维克多·雨果的这部美妙作品。费佳给予这部作品极高的评价，并一再地重读和欣赏它。费佳向我指出并解说了小说主人公们性格中的许多东西。他愿意指导我的阅读，而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5]在陀氏影响下，安娜的阅读范围逐步扩大，她还接触到巴尔扎克的《贝姨》和美国小说家库珀（1789—1851）的《最后的莫希干人》（1826），等等。

从6月下旬到8月上旬，陀氏夫妻逗留在著名的疗养地巴登—巴登等。陀氏在戈姆堡和巴登—巴登又热衷于轮盘赌，给生活造成很大困难，在巴登—巴登甚至租赁铁匠铺楼上居住，过简朴生活。在那里，他遇到了俄罗斯小说家冈察洛夫。此外，同侨居在那里的屠格涅夫发生了一场争吵。据陀氏8月16日从日内瓦给阿·迈科夫的信所说，陀氏抵达巴登—巴登后不久，便去拜访屠格涅夫。话题从后者新近发表的小说《烟》（1867）开始，严重分歧产生于对俄罗斯的不同看法。陀氏在此信中写道：“我也不喜欢他的大贵族式——滑稽剧演员式的拥抱，他以这种方式亲吻，但只是向您伸出面颊。可怕的将军气派，而主要的是他的书《烟》刺激了我。他亲自对我说，他的书的主要思想，基本观点在于这个句子中：‘即使俄罗斯坍塌，也不会在人类中造成任何损失和骚动。’”陀氏接着说，他发现屠格涅夫是因《烟》的失败而受到很大刺激。“他向我宣称，他是彻底的无神论者。然而我的上帝啊：自然神论把基督给予了我们，即那么崇高的人的概念，以致没有景仰就不能理解他，不能不相信这是人类亘古以来的理想!”陀氏带有偏见地认为自由主义者和进步分子，首先是别林斯基学派，都以咒骂俄罗斯为乐，而屠格涅夫离开俄罗斯太久，不了解俄罗斯的事实，丧失了俄罗斯的感觉，认为应当仿效德国人，因为“对所有人来说都只有一条共同的路，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路——这就是文明，而所有俄罗斯主义和独立性的企图都是陋习和愚蠢。”陀氏对屠格涅夫以西欧派观点攻击斯拉夫派很不满，劝告他从巴黎定购一架望远镜来，好好看俄罗斯；而在德国可以遇到怎样的滑头和骗子，“这里的庶民远比我们的庶民不好和不诚实”，文明到底带来了什么!屠格涅夫很生气，脸色苍白，陀氏拿起帽子离去。^[6]

后来，屠格涅夫听说陀氏这封信的事，于1868年1月写信给莫斯科图书馆的书信保管员巴尔捷诺夫，对于陀氏在信中把“关于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令人气愤的荒谬的见解”强加在他身上加以驳斥。屠格涅夫写道：“他只在我那里坐了不到一小时，以激烈咒骂德国人、我和我最近的一本书来宽慰自己的心，就离开了；我几乎没有时间和任何兴趣来反驳他：我再重复一遍，我对待他有如对待病人。大概，在他那紊乱的想象中呈现出了那些他以为从我那里听到的论据。”^[7]把两封信对照起来看，陀氏对屠格涅夫观点的描述可能有偏颇；这一事件也表明，陀氏与西欧派的分歧愈来愈严重。

陀氏夫妻于8月11日离开巴登—巴登赴瑞士，在那里侨居了一年多。经过瑞士城市巴塞尔时，他们去古老的哥特式大教堂和博物馆观赏绘画。在博物馆看到的德国画家小霍尔拜因（1497—1543）的《死的基督》给陀氏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小说《白痴》中这幅画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安娜在8月12日日记上描述道：“这里在整个博物馆中只有两幅好画：这是‘耶稣基督之死’这部惊人的作品，但它只不过引起我的恐惧，却使费佳那么震惊，以致他宣称霍尔拜因为杰出的画家和诗人。通常描绘死后的耶稣基督带有因受难而扭歪的脸，但身体没有受到折磨，没有遍体鳞伤，如同实际的情形那样。这里却表现他有瘦下来的身体，可以看到骨头和肋骨，双手和双脚都带有穿透了的伤口，像已经开始要腐烂的死人那样的肿胀和激烈发青。脸孔也受到极大折磨，眼睛是半睁开的，但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也没有什么表情。……假如说这是惊人真实的，但实在是全然非审美的……。费佳却赞赏这幅画。”^[8]安娜晚年在《回忆录》（写于1911—1916年）中又对此做了些补充：“这幅画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产生了令人压抑的印象，而他站在它面前像是大吃一惊的样子。”她不忍看这幅画，走进别的展厅。“当我在15或20分钟后回来时，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继续站在这幅画前，有如被钉在那里。在他的激动的脸上似乎有恐惧的表情，他的这种表情我不只一次地在癫痫病逼近的最初几秒钟里注意到。”^[9]显然，小霍尔拜因的这幅画对陀氏的小说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陀氏夫妻于8月13日抵达日内瓦，租房子住下，安顿下来。在那里，他们曾与奥加辽夫（赫尔岑的挚友，革命活动家）有些来往，后者对于陀氏送给他的《罪与罚》加以肯定，并将自己的诗集送给陀氏。到11月底，俄国政府第三厅获悉陀氏在国外与奥加辽夫的来往，下秘密指令，要在陀氏回国时加以审查，甚至逮捕（此事，陀氏直到1868年6月才得知）。在日内瓦，陀氏认为瑞士分裂为党派，不断发生争吵，酗酒，盗窃，“渺小的骗子行为进入了贸易的法则”。^[10]他在国外一直热心地关注国内的事情，阅读俄罗斯报刊和西方有关俄罗斯的书报，思考俄罗斯与西欧的关系以及俄罗斯上层阶级的问题。1868年2月，陀氏的第一个孩子索尼娅出生。陀氏早就想好如果得了女孩，就叫她索尼娅，以此对小说《罪与罚》中“大家那么喜欢的索尼娅”以及陀氏最喜爱的莫斯科的外甥女索尼娅致意。^[11]可惜，她年仅三个月便生病夭折，使陀氏夫妻经受了极大痛苦。此时期，他的政治观点变得更加保守。他在书信中认为自己“在国外最终成了为俄罗斯的彻底的君主主义者”。^[12]陀氏还斥责西欧对俄罗斯的无知，举例说，1868年出版的一本法文书《沙皇皇宫的秘密》称陀氏为秘密团体的主席。^[13]他感受到在国外写作的困难，缺少像在俄罗斯时的那种思想、激情和精力。

但是，陀氏仍然顽强地探索着新的小说艺术世界。还在德累斯顿时期，他于1867年5月从戈姆堡给安娜的信中就说：他的新作“应当是辉煌的，它应当比《罪与罚》更好。那时就会有我的读者的俄罗斯，那时就会有我的书商”。^[14]我们在陀氏早期也听到过类似的话：他希望《同貌人》能比《穷人》高十倍。陀氏就是这样孜孜不倦地探求更高的艺术境界的作家。显然，他在从德国到瑞士的旅居生活中不断地酝酿和思考着他的新小说《白痴》，而在日内瓦时期小说逐渐成形。他在1867年8月给迈科夫的信中说：“现在我来到日内瓦，头脑中已有主题思想。小说有了，而如果上帝保佑，它将是庞大的东西，而且可能是不错的东西。我非常喜欢它，将以喜悦和不安的心情写它。”^[15]现存的《白痴》“创作笔记”最早的日期记载是9月14日。而安娜9月19日的日记说：“今天他开始制定自己的新小说的纲要，在记载过《罪与罚》的那个笔记本里记下了它。”^[16]可以说，小说《白痴》的第一个方案开始草拟于9月中旬。从“创作笔记”上看，10月4日记载“小说的第二方案”，接着又有些对方案的新记载；10月18日又有“小说的最后方案”的记述。这类“方案”、“要点”、“注意事项”的笔记一直持续到11月11日，可谓煞费苦心。看来，在此前后进入了写作阶段，不过曾经废弃第一稿，在12月里重新写作第二稿，于12月24日完成小说第一部头五章，寄给《俄罗斯导报》编辑部。关于写作经过，陀氏在1867年12月31日给迈科夫的信中说：“整个夏天和秋天，我都在构建不同的构思（有一些是极为奇妙的），然而某些经验使我总是预感到某个思想或是虚伪，或是有难度，或是不大经得住。最后我选择了一种思想，并开始写作，写了许多，然而在外国历的12月4日^[17]将一切抛弃，让它见鬼去。”陀氏接着说，此后他一直为小说的构思所折磨，每天平均要想出六种方案。“我的脑袋成了磨坊。我不理解，我怎么没有发疯。”“终于在12月18日，我坐下来写新小说了”。“有一个思想早已折磨我，但我不敢以它写成小说，因为这个思想太难了，而我对它还没有准备好，虽然这思想是完全吸引人的，我喜爱它。这个思想就是描写完满的美好人物。在我看来，特别是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为困难。您，当然，会完全赞同这一点。这一思想在过去也闪烁在若干艺术形象中，但只不过在若干的，而需要的却是完备的。只是我的令人绝望的处境迫使我选取这没有考虑成熟的想法。如同在轮盘赌上冒险了：‘或许，在笔下会发展成熟的!’这是不可原谅的。”^[18]尽管陀氏一向“反复思考”写作方案，但是像《白痴》这样艰难地思考、构思多种写作方案，恐怕还是第一次。看来，这是因为他终于决定“描写完满的美好人物”，目标的艰难，使他不得不对写作方案进行更多思考。其次，是这部小说需要比以往小说更多的幻想性成分。陀氏在11月6日的“创作笔记”中说：“为后记备用。我写了一部幻想性小说，但是从来没有更为现实的性格（对爱和真理的渴望，骄傲和不尊重自己）。（似乎受到不间断的欺侮）。”^[19]在这里，陀氏甚至称构思中的《白痴》为“幻想性小说”，而幻想性的东西就更加需要在其现实可能性中去思考，如上述给迈科夫信中所说，要考虑某种思想会不会是“虚伪”，“不大经得住”等等。

长篇小说《白痴》于1868年1月31日《俄罗斯导报》第一期开始连载，直到1869年3月6日才作为该刊附录连载完毕。小说完稿于1869年1月17日，此前，陀氏夫妻于1886年9月中旬离开瑞士，抵达意大利米兰，12月初到达佛罗伦萨。这样，小说的写作经历了瑞士的日内瓦、沃韦和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等几个时期。关于这部小说的创作思想，陀氏在上述给迈科夫的信中已谈到过，但谈得最完整的是1868年元旦给作者最喜爱的外甥女索尼娅·伊凡诺夫娜（1846—1907）的信：“小说的思想——是我古老的和心爱的思想”，但它是那么难以表达，以致许久都不敢去碰它。“小说的主要思想是描绘正面美好的人物。世上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而特别是现在。不仅所有我们的作家，甚至所有欧洲作家，谁只要着手去描绘正面美好的事物，总要认输。因为这个课题是无法估量的。美的事物就是理想，而不论是我们的理想还是文明欧洲的理想都还远没有练成。世上只有一个正面美好的人物，这就是基督，由此这个无法估量和无限美好人物的现象当然也就是无限奇迹。（整部《约翰福音》就是这个意思；他把一切奇迹仅仅看作美好事物的体现和显现）”陀氏接着说：“我只是想提一提，在基督教文学的美好人物当中最完整的是堂吉诃德。然而，他之所以美好，仅仅因为他同时是可笑的。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比起《堂吉诃德》来思想极弱；但仍然是宏伟的）也是好笑的，并因此而取胜。对被嘲笑的、不了解自己价值的美好事物表示同情，从而也在读者中引起同情。这种同情的激起正是幽默的秘密所在。冉阿让^[20]也是强有力的尝试，但他是因自己可怕的不幸和社会对他的不公正而激起同情的。我这里没有类似东西，断然没有，因而我很担心，将会完全不成功。一些细节可能还不错。”“我唯一的希望是它^[21]在读者中哪怕激起若干好奇心，由此继续去看第二部。”^[22]这封信对理解《白痴》的思想及艺术均有重要意义。陀氏所以特别推崇堂吉诃德，是因为他感到像堂吉诃德那样没有自私的动机而关心和帮助受苦受难者，唤起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体贴和同情乃是人生最高的美德。在《白痴》中，对正面美好人物梅希金公爵的构思，除了要表达体现基督理想的人物外，也同对堂吉诃德形象的思考有关联。在艺术上体现为“对被嘲笑的、不了解自己价值的美好事物表示同情”，小说主人公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他被嘲笑，甚至被称为“白痴”；他谦虚，像是“不了解自己价值的”人物，他的行为常常显得好笑。陀氏在描写正面美好的人物时，十分重视滑稽这一艺术要素。他的小说艺术辩证法将要把崇高与滑稽集为一身，既激起读者的同情，也引起好奇心和兴趣。

就小说主题来说，《白痴》与雨果多部小说相接近。我们在前面已引用过，陀氏在1862年所写的“雨果《巴黎圣母院》俄译本序”中曾说：“他^[23]的思想是19世纪所有艺术的基本思想，作为艺术家的维克多·雨果几乎是这个思想的第一个宣告者。这个思想是基督教的、高度道德的；它的公式是恢复被毁灭的人，不公正地被环境、几个世纪的停滞和社会成见所压迫的人。这个思想就是为被侮辱和被社会的所有人遗弃的人们辩护。”^[24]《白痴》的中心主题正是主人公梅希金公爵试图以基督教的同情心挽救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娅被不公正的社会毁坏了的个性。

《白痴》第一部是陀氏悲剧——小说艺术的杰作，将戏剧手法和小说叙事手法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描写了一天里发生的男女主人公的戏剧性相遇。小说开篇，在从华沙到彼得堡的三等客车上，梅希金公爵与富商之子罗戈津萍水相逢，这场景相当于戏剧的序幕。那是11月底雾朦朦的早晨九点左右，列车快到彼得堡时，坐在对面的两个二十六七岁左右的年轻人开始交谈起来。小说继续采用《罪与罚》那种全知的作者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描绘人物的心理肖象，开展人物的对话。罗戈津个子不高，几乎乌黑的卷发，灰色的火热的小眼睛，宽扁的鼻子，颧骨隆起的脸庞，薄薄的嘴唇含着粗鲁的微笑；不过，秀美的高额头补救了他下半部脸面的粗俗。“在这张脸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它的死一般的苍白，它赋予这个年轻人整个面部表情疲惫不堪的样子，尽管体格相当健壮，而同时又有达到痛苦地步的、某种激情的东西，这与他那厚颜无耻和粗鲁的微笑以及尖锐和自满的目光不协调。”《白痴》的心理肖像画艺术比《罪与罚》的更前进一步，更加精细。在罗戈津的这幅肖象画中，火热的小眼睛，“死一般的苍白”的脸色，表达他为某种激情所折磨，同时这激情又同其粗鲁的微笑、尖锐而自满的目光不协调。这说明，他的性格中有尖锐的对立物存在。坐在他对面的年轻人叫梅希金，他穿着带兜帽的厚斗篷，但它只能适用于意大利的冬天，在俄罗斯完全不适宜。他比中等个子略高，“淡黄色的浓发，脸颊凹陷，留着一撮轻淡、几乎是白色的尖尖的小胡子”。“他有一双聚精会神的蓝色大眼睛；在目光中有某种宁静的、然而是沉重的、某种充满那奇特的表情的东西，这表情使有些人一眼就能猜出这人有癫痫病。”他的脸令人感到愉快，纤细而无光泽，此时冻得发青。在这一肖象画中，引人注目的是淡白色的小胡子，聚精会神的蓝色大眼睛和宁静、沉重和奇特的目光，以及令人感到愉快的脸孔。与罗戈津的激情和粗鲁的特征相比，他显得梦幻般的宁静!光是面貌，两人就有着鲜明对照：一个是乌黑的卷发，另一个是淡黄色的浓发；一个是灰色的火热的小眼睛，另一个是聚精会神的蓝色大眼睛，等等。

罗戈津穿着暖和的羊羔皮袄，以其粗鲁的讥笑口吻问道：“觉得冷吧?”梅希金早就想交谈，便说：“很冷，您看，这不过是冰雪消融的天气。要是严冬呢?我甚至没想到我们这里这样冷。生疏了。”对话就这样开始。梅希金讲起他如何在瑞士治了四年癫痫病，他在彼得堡有远房亲戚叶潘钦将军夫人，在国外曾给她写过信，但没有得到回音，就这么回来了；晚上还不知住那里，他的行李只有一个旧围巾小包裹，等等。他那直率的话语引得罗戈津和旁边四十来岁的官吏列别杰夫哈哈大笑。梅希金还说，他是公爵，不过是梅希金公爵家族中最后一个男人，而叶潘钦将军夫人是这家族最后一个女人，等等。人们以坦诚相见。罗戈津也讲起他的故事：一次，他在涅瓦大街上看见名叫娜斯塔西娅的女子，一下子就点燃了他的激情。她也出身公爵家族。55岁的地主富商托茨基想要甩掉她，以便娶彼得堡第一美女。罗戈津用他父亲叫他办事的一万卢布巨款买了一对钻石耳环送给娜斯塔西娅。父亲知道后，把他禁闭起来，亲自去找她要回耳环。她把耳环扔还给老头说：这些耳环是罗戈津冒风险弄来的，对我来说就十倍的宝贵。列车驶入彼得堡车站时，罗戈津说：“公爵，不知为什么，我喜欢你，”并叫公爵来找他，“我要给你穿上一套头等黑貂皮袄。”罗戈津父亲一个月前去世，留下一百五十万卢布财产。梅希金说，他特别喜欢讲耳环故事时的罗戈津，在回答他是否喜欢女人时又说，他由于生来就有病，一点也不知道女人。罗戈津说：“喏，如果这样，你，公爵，这么说来完全是个圣愚了，上帝是喜欢像你这样的人们的!”列车上的偶然相遇使两个主人公成了朋友；他们的对话既自然，又表现出各自的性格特征，同时也引出了小说女主人公。这样，小说——悲剧的剧幕也就拉开了。

梅希金拜访精明能干的叶潘钦将军家的场面，可以说是悲剧——小说的第一幕。将军家的仆人起初瞧不起梅希金的寒酸样，而后者却直率地说，他刚下火车，就前来访问，是因为将军夫人是他的远房亲戚，不过没有事先得到她的回信。他的话是那么简朴，以致使仆人想道：这“就人与人的关系来说是非常适当的，而作为客人与人的关系来说就完全不合礼貌了”。他觉得这人可能是傻瓜，但令人喜欢。梅希金还同仆人聊起来，讲到俄罗斯已废除死刑，而他在法国亲眼看到斩首机，这违反基督“勿杀人”的教诲。小说出色地使既淳朴又滑稽的主人公梅希金出现在彼得堡社会上。

接着，将军的秘书加尼亚出现，他是非常漂亮的27岁左右的年轻人，金黄色头发，蓄着拿破仑式小胡子，目光尽管显出欢快，却过分审视人，微笑殷勤，但过分精细。梅希金敏锐地感到，这个秘书在单独一人时不会这样装模作样，也从来不笑。在书房里，将军说，他时间匆忙，不知公爵来访有何目的。公爵回答说，只是为了相识，没有其他目的。他的目光是那么亲昵，微笑中没有丝毫感到不愉快的意味，以致将军突然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不速之客。将军说或许夫人想见见同姓的人，还问他有什么特长。公爵说，他在国外读了许多俄文书，会书法，将军便请他写几个字看看。在公爵写字时，加尼亚从公文包里拿出娜斯塔西娅刚刚送来的肖像。原来，今晚在她25岁生日晚宴上，她要决定嫁给谁；加尼亚为了金钱准备接受这门婚事。公爵写完字后，端详起那张肖像，热烈地说：“那么，这就是娜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惊人的美!”作者描写道：“在肖像中真的描绘出非常美的女人。她是穿着黑色绸衣拍照的，绸衣样式朴素优雅；头发看来是暗褐色的，按家庭方式装饰得很简朴；眼睛是黑色的、深沉的，额头是沉思的；脸部表情是热情的、似乎是高傲的。她的脸庞有些消瘦，可能是苍白的……”这一幅心理肖像画是那么精彩，以致被俄罗斯名诗人勃洛克（1880—1921）选做其诗剧《陌生女郎》的刊头提词。陀氏进一步开拓了心理肖像笔法，如“眼睛是黑色的、深沉的，额头是沉思的”，强化了肖像的心理要素，其中“额头是沉思的”是非常独特的表述。此间，将军十分赞赏公爵采用14世纪修道院长帕夫弩季的笔体写的书法，决定留下他做事，安排他住进加尼亚家。公爵再次端详娜斯塔西娅的肖像，说道：“惊人的脸孔!而我相信她的命运不是平凡的。脸上欢快，而难道她不是经受过可怕的苦难吗?眼睛道出了这一点，瞧眼睛下面脸颊上的这两个小班点。这是高傲的脸，非常高傲，而我不知道她是否善良?哎，如果是善良多好!一切都有救!”小说中的心理肖像刻画在这里达到一个高潮。作者赋予主人公锐利的眼光，强调娜斯塔西娅的美和苦难。读到这里，在我们眼前浮现出在德累斯顿的美术馆里聚精会神地端详一幅幅名画的作家陀氏的形象。在小说《白痴》中，人物视觉的艺术描写比陀氏以往小说中都更加突出起来。加尼亚一直以激昂的目光注视着梅希金，这时问他会不会娶这样的女人?公爵说：“我不能同什么人结婚，我身体不好。”加尼亚又问罗戈津会不会娶她?公爵说：“我想，干吗不娶呢，就是明天也有可能；如果娶她，过一星期，大半会杀死她。”小说常常赋予梅希金的语言一种圣愚般的、神秘的预言性。

将军书房一场通过肖像描绘，提出了不在场的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娅性格之谜。接着，由作者直接叙述娜斯塔西娅的往事，引导读者一起去猜测这个谜。她是俄国中部某省一个贵族地主的女儿，七岁时父亲因庄园失火烧毁而发狂，不久便病故。她为富有的托茨基所收养，接受了女家庭教师的教育，长大成聪明、美丽的青年女子。托茨基频繁地从彼得堡前来她所住的乡村，羞辱了她的青春。五年前，当听说托茨基要娶富有而高贵的美女时，她突然表现出非凡的决断力和深不可测的性格，只身来到彼得堡托茨基那里。他看到了一个与从前完全不同的娜斯塔西娅，感到即使他提出要同她结婚，也会遭到拒绝。她之所以前来，是为了蔑视他，不让他安宁。物质享受，社交生活，对她来说毫无意义，“好像她的心已被石头取代，而感情已干枯，永远死绝”。但近来发生了变化，托茨基想娶叶潘钦将军的大女儿亚历山德拉，要赠送给娜斯塔西娅七万五千卢布，将她嫁出。加尼亚同意娶她，女主人公似乎也接受了，不过保留最后的决定。这样，小说的叙述便回到公爵抵达彼得堡的时间。晚上的生日聚会临近，而55岁的将军本人怀抱着对她的情欲，已偷偷准备好送给她的昂贵的珍珠项链。此段描述被侮辱和损害的娜斯塔西娅的遭遇，同时加强了对她在晚宴上将如何决定的悬念。

梅希金在小客厅里与将军夫人及其三个女儿会面，这可以说是小说——戏剧的第一幕第二场。公爵与夫人交谈起来，才知他们只是在祖父母时代还可算是远亲。不过，夫人对同姓的公爵很感兴趣，女儿们也想听听国外见闻。公爵讲起当初因癫痫病被送到国外时的忧愁，感到一切都是他人的；然而来到瑞士的门口巴塞尔的傍晚，听到市场上驴子的嘶叫声，一下子将他的脑子中的昏暗驱散了，“从此我非常喜欢驴子。这在我身上甚至引起某种同情”，“这是最有益的动物，爱劳动的，有力气的，有韧性的，便宜的，有耐力的”。将军夫人称奇和赞赏他的话。他甚至说：“驴子是善良和有益的人。”驴子在俄语中具有“蠢人，傻瓜”的转义，与中文的“蠢驴”差不多。公爵表示对于驴子，善良的“傻瓜”的同情，象征出自己善良而滑稽的特征，并且跟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公爵讲到瑞士的自然风光时说，在那瀑布、山岳、蓝天的环境里，有时会幻想：如果一直走到“那天与地相遇的地方，就会有整个谜底，并立即会看到比我们的生活强有力和喧闹一千倍的新生活”。老二阿杰拉伊达早就希望他能帮她寻找绘画题材，并说他讲的是哲学。公爵笑着说，他或许是哲学家。他讲起在国外遇到一个朋友，他因政治问题被判死刑，在断头台前体验了生命只剩最后五分钟时的感受。他觉得这五分钟近似无限，得以想到同伴、自己，环顾四周的一切，甚至细小的细节。他想道，如果不死，他将使生活的“每一分钟都成为整整一个世纪”。他突然被赦免，然而他后来的生活还是浪费了很多时间。在这里，陀氏把自己40年代末的体验写进小说人物的见闻，并提出了人生的时间问题。小说中开始出现“时间不再来”的旋律。在俄国文学中，莱蒙托夫在诗体日记《1831年6月11日》中也弹出了这一旋律：“我需要行动，我多么希望/将每一天都变成不朽……”^[25]陀氏在其小说创作，特别是《白痴》中将这一旋律强化了。公爵接着说，他在里昂看到有个犯人被带上断头台上，还向公爵所在的方向瞧了瞧；这一切描绘出来，“将是一幅有益的画”。这样，在小说中，在“哲学家”和视觉敏锐的公爵的体验中，“时间不再有”的旋律与人的生死的主题联结在一起。

公爵还讲到自己在瑞士某乡村疗养时的一个故事。村里有一对母女，母亲多病、脚肿，靠20岁的女儿玛丽到别人家干活维持生计。玛丽瘦弱，已有肺病征兆。某天，她被过路的法国货郎诱拐走，一星期后被遗弃在路上。她沿路乞讨，衣衫褴褛地回到家，遭到众人的蔑视。“周围所有人都把她看做败类；老人谴责和咒骂她，年轻人甚至笑她，妇女们咒骂她，谴责她，像对某个蜘蛛那样地看待她”。母亲一直到临死前都没有原谅她，孩子们甚至向她扔污泥。公爵很可怜她，卖掉一支钻石佩针，将八个法朗送给她，并吻了吻她。孩子们看到此景，甚至向公爵扔石头，而玛丽的处境更加艰难起来。孩子们不理解公爵的行为，他就慢慢讲给他们听，让他们了解玛丽是多么不幸的女子。孩子们很懂事，开始同情和帮助她，经常送给她一些日用品。虽然玛丽不久就病故，但由于有孩子们的关心，她临死时几乎是幸福的。孩子们用鲜花覆盖了她的棺材。公爵与孩子们靠得更近，为了给他们讲点什么，他学习了许多。这次回国，孩子们舍不得他离开，一直送到火车站。公爵的故事依据《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故事进行改编，表达了对不幸的人深厚的同情，强调了童心的珍贵。公爵刚刚与将军夫人及其女儿们相识，就在小客厅里滔滔不绝地叙说这么多事，这几乎是超越现实的，然而也是可能的，给小说增添了亦幻亦真的幻想性色彩。

公爵应夫人的要求，谈论对她以及她的女儿们的看法；公爵成了审美的哲学家，他说：老二阿杰拉伊达有一张幸福的、最富于同情心的脸，“她的脸就像善良的姊妹”。老大亚历山德拉也具有美好而非常可爱的脸，但她有某种隐蔽的忧愁，“您的脸有某种特别的情调，与德累斯顿小霍尔拜因的圣母像相似”。夫人的脸显出她具有孩子般的性格。不过，公爵却不敢评价小女儿阿格拉娅，只是说她非常美好，以致不敢看她，说：“美是难以评论的；我还没有准备好。美是个谜。”又说，她的美好近似娜斯塔西娅，只是脸完全不同。夫人听到公爵提起娜斯塔西娅，大为惊讶，并要看她的肖像。公爵便到加尼亚那里去拿肖像，后者责备他唠叨，还说他是白痴，但是托他把一张纸条交给阿格拉娅。公爵拿到娜斯塔西娅的肖像，要把它送到将军夫人那里时，进一步端详这肖像而感到震惊：“在这张脸上似乎是无穷无尽的骄傲和蔑视，几乎是仇视，而同时，又有某种容易信任人的，某种惊人淳朴的东西；在观察这些特征时，这两者的对照似乎甚至会激起某种同情。这耀眼的美甚至是使人受不了的，苍白的脸、几乎凹陷的脸颊和似乎燃烧着的眼睛的美；奇特的美!”公爵环顾了四周后，将肖像拿到唇边，亲吻了它。陀氏仍旧采用三次重复的艺术手法，使公爵在三次端详娜斯塔西娅肖像之后，才初步把握住了这幅肖像所意味着的东西——傲慢、仇视与惊人淳朴的共存。

学绘画的阿杰拉伊达看着肖像，赞美说：“多么美，这是力量，以这样的美可以把世界翻转过来!”阿格拉娅看了加尼亚的纸条后，请公爵给她的纪念册题词：“我不参加交易。”原来加尼亚表示只要她给他一线希望，他今天会撕毁与娜斯塔西娅的婚事。阿格拉娅对公爵说，如果加尼亚不是事先求得她的保证，而是自己撕毁婚事，她还可以成为他的朋友，“然而他的心灵肮脏”。原来，加尼亚更希望得到的是阿格拉娅的爱情。在《白痴》的人物对话中，审美、伦理和哲理的内容占有显著位置，这些对话表露着诸人物性格和灵魂深处，但又往往带有谜一般的不确定性，从而具有其独特的语言艺术的魅力。

公爵住进加尼亚家的情形，可以说是小说——悲剧的第二幕，也是次高潮。加尼亚听说阿格拉娅的反应时，又骂公爵是“白痴”。公爵发现加尼亚是家庭中的暴君。母亲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虽然不赞成儿子的婚事，但不敢违拗他，只是23岁的妹妹瓦丽娅敢于批评他。突然，公爵觉得有人使劲摇晃门铃，门铃又像是坏了的样子，便赶紧去开门，看到了娜斯塔西娅。她把公爵当做仆人，将皮袄脱下来，扔给他。公爵一时呆若木鸡，从地板上捡起他来不及接的皮袄。这段描写娜斯塔西娅女王般的气势，十分精彩：“公爵挪开门栓，开了门，而——惊讶地退了一步，甚至浑身颤抖了一下：在他面前站着娜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他根据肖像立即认出了她。当她看见他时，她的眼睛因懊恼的爆发而闪亮；她迅速地走进前厅，用肩膀将他推到一旁，而且一面将皮袄从肩膀上抛下来，一面愤怒地说：‘如果懒得修门铃，那么至少也要坐在门厅里，好知道有人敲门。喏，现在又把皮袄弄掉了，傻瓜!’”女主人公就以这样的姿态第一次在小说舞台上登场。

加尼亚担心她是来嘲讽他的家庭的，因为他家把一些房间租给房客，而这在贵族上流社会里不太体面。在《白痴》中，贵族社会的“礼仪”和平民社会的“粗俗”作为两条交错的线条出现。娜斯塔西娅问房客在哪里?您收留房客而自己连书房也没有!加尼亚脸色苍白。公爵递给他一杯水喝，后者却把愤恨都倾泻在公爵头上，说“公爵，难道您是医生?”女主人公知道他是公爵，又听公爵说他是从肖像和火车上同罗戈津的谈活中知道了她时，更为惊诧，又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他。公爵说，他想象中的她正是这样，他也似乎在哪里看到过她的眼睛，也许在梦里。一场几乎是滑稽剧的场面，立即为似曾相识的萍水相逢者的抒情话语所取代。在陀氏小说中，不同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艺术成分，或是艺术手法彼此相联，互为比邻。这在《白痴》中，更加明显起来。

此时，门厅一片喧哗，罗戈津带着列别杰夫等二十来个醉醺醺的人来到。罗戈津没想到在这里遇到娜斯塔西娅，他心慌意乱地问她会不会嫁给加尼亚?“娜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用嘲笑和高傲的目光打量了他，但瞧了瞧瓦丽娅和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瞧一瞧加尼亚，而突然改换了音调。”想必，聪明的女主人公从加尼亚的妹妹和母亲的目光中猜出她们的心思，做出了否定的答复，使罗戈津欢喜若狂。他说，他要给加尼亚三千卢布，让他退出，并拿出一万八千卢布要给女主人公。她以粗野的亲昵口吻说：“给我一万八千卢布?现在农民本性毕露了!”罗戈津从四万卢布增加到十万卢布，并发誓要在当天弄到这一大笔钱。娜斯塔西娅并没有离开，而笑着。整个场面极不成体统。瓦丽娅叫喊说，难道就没有人把这无耻的女人从这里带出去?加尼亚挥手要打妹妹，却被公爵制止住，而打了公爵一记耳光，公爵轻轻地说：就是打他，也不许打瓦丽娅。普遍的同情都在公爵一边，加尼亚无地自容。娜斯塔西娅惊讶地看着这一切，一种新感情使她激动。公爵对她说：“您难道不觉得可耻!难道您是像刚才表现的那么一个女人。这不可能!”她惊愕了，在她的微笑中像是包藏着什么。她低语道：“我确实不是这样的女人，他猜对了，”然后迅速地离去。这又像是一场闹剧，却深刻地描绘出诸人物的品格。女主人公走后，加尼亚向公爵道歉，但表示一定要娶她，因为“在我们的世纪，大家都是冒险家!”他要一下子拥有资本。公爵告诉他，娜斯塔西娅是聪明的，不会落入圈套。这样，小说又赋予公爵敏锐的视觉和洞察力。当晚，公爵顾不得贵族上流社会的“礼仪”，去参加娜斯塔西娅的生日晚会，不请自到。

女主人公生日晚会，是小说——悲剧的高潮。在这一幕中，除了娜斯塔西娅将罗戈津弄来的十万卢布扔进壁炉烧的戏剧性场面外，男女主人公的对话最为精彩。公爵到达娜斯塔西娅华丽的公馆时，已经11点左右。她亲自到门厅，欢迎他到来。公爵说她身上一切都尽善尽美。她回答说，尽管他是猜测的能手，但他错了，今天她会使他看到这点的。精美、讲究的客厅里聚集的都是女主人公的常客，有托茨基、叶潘钦将军、加尼亚、爱开玩笑的小官吏费德先科、瓦丽娅的男友普季岑等等。费德先科提议男士们都要讲一件自己一生中做过的最恶劣的事，托茨基很不情愿。不过，提议被接受，故事讲开了，将军避重就轻地讲了个故事，而托茨基却讲起20年前，小仲马（1824—1895）的小说《茶花女》（1848）在俄国是那么流行，以致参加舞会的贵妇人都喜欢带上茶花。有一次，在乡下，要开舞会，茶花却难求，托茨基的一个朋友为他所崇拜的某贵妇人寻找到有出售红茶花的地方，托茨基知道后，却抢先一步去把红茶花买下来献给那贵妇人；托茨基的恶作剧就这样害惨了这个朋友，等等。托茨基最大的罪恶可能就是摧残了娜斯塔西娅的青春，他却称赞《茶花女》是“不朽的作品”，这是极大的自我讽刺：一个不曾悔过的好色之徒，赞赏这部描绘巴黎的风尘女玛格丽特寻求新生而惨遭更深苦难的名著!这时，女主人公便突然问公爵：她该不该嫁给加尼亚?他怎么说，她就怎么做。公爵低声说，不……不嫁!她得意地对加尼亚说道，这就是她的答复。她对全场的人说：公爵第一眼就相信她，她也要相信他。她叫托茨基把他的七万五千卢布拿回去，她要让他自由；叫将军把珍珠项链拿回去送给夫人；而她明天就要离开这寓所。此时，门厅又是一片喧哗，罗戈津一伙十来个人赶到。他们穿着粗俗，走进娜斯塔西娅摆设华丽的房屋，有些胆怯，倒是其中一个拳击手怀着对女主人公的蔑视，像是来参加对她的围攻。罗戈津走在最前面，把捆扎得很结实的一包东西放在桌上，那便是他凑齐的十万卢布。娜斯塔西娅挑战式地对大家说：“这就是刚才像狂人那样叫喊要在晚上给我拿来十万的人，而我一直在等他。这就是拿我讨价还价的人：从一万八千开始，然后突然跳到四万，最后就是这十万。”托茨基圈子的贵族妇人达丽雅急忙劝告女主人公要拒绝他，把十万卢布留下，而把他赶走。这些描绘都表现了当时俄国贵族社会和平民社会之间的鸿沟，同时也说明前者已受到后者的冲击。

娜斯塔西娅对加尼亚说：“就是他^[26]在你家里，当着你母亲和妹妹的面拿我讨价还价，而你此后仍然来求婚，几乎把妹妹也带来?难道罗戈津说的是真的吗，说你为了三个卢布可以爬行到瓦西里耶夫斯基岛?”女主人公对人们普遍的金钱欲望，“还是个孩子，就想当放高利贷的人”，表示愤慨，又说：“我是无耻的女人，而你比这更坏。”此话除了针对加尼亚外，实际上也揭穿了托茨基和叶潘钦将军在她身上耍弄的阴谋!她回答达丽雅说：“你看这个小花束，这个‘茶花绅士’^[27]，他坐在那里笑我们呢……”她对刚才竟然讲起有关《茶花女》的故事的托茨基加以抨击，然后接下去说：“这五年来，我没有同他住在一起，但拿了他的钱，并认为这是对的!”然而却是失算了，她在这愤恨中丧失了自己的时间；现在她该是到大街上去的时候了；“或者同罗戈津去游逛，或者去当洗衣女!因为我身上没有什么是自己的；我要走开，而把一切扔给他，连最后一块破布也留给他”，而没有这一切，就连加尼亚也不会娶她的。我们读到她含笑说出的这些话，却不难感受到她心里在流泪。

这时，费德先科提醒她：公爵会娶她的。公爵对此加以肯定，使她大为惊奇地说：他是否真的像大家说的，有点那个（指白痴），这么爱上，“以致要娶罗戈津的女人?”晚会的局势起了转折，而对话更加富于哲理、伦理和审美意义。公爵说道：“我要娶的是诚实的您，娜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而不是罗戈津的女人。”她答道：“这样说，我是诚实的女人?”公爵说：“您就是”。她又说：“喏，这是从那里……从小说里来的!公爵，亲爱的，这是过时的妄想，而现在世上变聪明了，这一切都是胡说!而且你怎能结婚呢，你自己还需要一个奶妈呢!”公爵站了起来，“以颤抖、胆怯的声音，同时又以具有深刻信心的人的姿态”说道：“我认为，您将使我增光，而不是我使您增光。我什么都不是，而您受过苦难，纯净的从那样的地狱走了出来，而这意味着许多。您为什么要为自己感到羞耻，想同罗戈津走?这是热病……您退还给托茨基先生七万卢布，并说要抛弃这里所有的一切，这是所有在座的人都做不到的。”在这段对话中，娜斯塔西娅的话表达的是她不再对现实抱什么幻想的绝望情绪，而公爵的话却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他认为经受过苦难的娜斯塔西娅高于自己，也高于在座的所有人。小说的情节就是在这样的伦理和哲理的高度推进的。

过了片刻，公爵又说，“我们可能不会是贫穷的，而是非常富有的”，并把白天在将军家提了几次的那封信拿了出来。熟悉法律的普季岑看了信后，确认公爵将继承姨妈在遗嘱中转给他的庞大遗产，不少于一百五十万卢布。这消息使在场的许多人欢呼，甚至忘掉了公爵刚才求婚的事。在座的人都认为从这一刻起，娜斯塔西娅发疯了。不过，这只是人们的感觉而已。她以奇特、惊讶的目光环顾四周，终于讥笑地低语道：“那么，真的要成为公爵夫人了。出乎意料的结局……”许多人喊起“乌拉!”的欢呼声。娜斯塔西娅叫罗戈津把钱拿回去，她要嫁给公爵。其间，公爵又说道：“您是一点也没有罪过的。您的生活不可能就这样完全毁灭了。”“您想同罗戈津一起走，这是您在病态发作中的决定。您现在也还在发作中，您最好是到床上休息。即使明天您得去当洗衣女，您也不会留在罗戈津那里。您是高傲的，娜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但是，很可能，您已不幸到这种地步，以致真的以为自己是有罪过的。需要好好地看护您，娜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将看护您。我刚才看到过您的肖像，好像认出了熟悉的脸孔。我立即觉得您似乎已经呼唤了我……我……我将一辈子尊敬您，娜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女主人公说：“谢谢，公爵，直到现在没有人同我这样地说过话，大家都拿我作交易，而体面的人们当中还没有人向我求过婚。”此时的梅希金公爵已看出娜斯塔西娅身上的精神障碍，这就是难以自我克服的罪孽意识。而娜斯塔西娅担心因被迫当过托茨基的情妇而遭到责备，这种心理同《茶花女》的玛格丽特相类似，虽然两个女主人公的情形迥异。

然而，在小说舞台上再次出现急剧转折。娜斯塔西娅哈哈大笑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对达丽雅说：你当真以为她会“毁掉这样稚气的人吗?”又说：“我曾是托茨基的情妇……公爵!你现在需要的是阿格拉娅·叶潘钦娜，而不是娜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你不害怕，而我会害怕的，会说我毁了你，以后来责备我!”“我现在想游逛，我是大街上的女人，不是吗!我在监狱里坐了十年，现在我的幸福来了!你，罗戈津，怎样?准备一下，我们要走了!”罗戈津欣喜若狂，喊着“我的女人!一切都是我的!女王!结尾了!”几句话表达出他强烈的占有欲，致使女主人公笑他：“你大喊大叫什么，我还是我自己的女主人；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把你连推带搡地赶出去。”她还安慰公爵说：“最好还是这样好好地分手，因为我也是幻想家，不会有什么好处的!难道我没有幻想过你吗?这你是对的，我早就幻想过，还在乡村，在他那里的时候，一个人孤单地度过五年的时候”，总是幻想“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善良、诚实、美好而又同样有点愚蠢的人，突然来到身边，并且说：‘您没有罪过，娜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热爱您!’”她幻想，又幻想，几乎发疯，然而来的是托茨基：“一年有两个月要来作客，将我玷污、欺侮、引诱、惯坏，然后离开，——这样我千百次想投湖自尽，然而我卑劣，没有足够的精神……”在这里，女主人公除了表达她的幻想家气质外，也控诉了托茨基对无辜的少女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娜斯塔西娅在临走前把她曾经称之为“急不可耐的乞丐”的加尼亚叫过来，将罗戈津的十万卢布扔进壁炉里烧，说如果加尼亚光手去捡出来，都归他。那捆钱已被火焰包围；自尊心还是战胜了金钱欲望，加尼亚走开了，却晕倒在地。娜斯塔西娅用火钳将那捆钱钩出来，好在它是用三层纸捆的，里面的钱完好无损。她说，这些钱都奖赏给加尼亚。毕竟，加尼亚的自爱心还是高于对金钱的贪婪。女主人公向公爵告别说，“别了，公爵，我第一次看到了人!”她坐上罗戈津的马车走了。小说——悲剧幕落。

法国文学家克洛岱尔说：他不知道有比《白痴》开头部分“更美好的文学结构”，它是“令人想起贝多芬c r e Sc e n d o^[28]的真正的结构杰作”。^[29]这一评论说得不错。小说第一部描述梅希金回到彼得堡一天里发生的事。主人公的美好品格，从早晨在火车上的淳朴，到在将军家的诗一般的话语，从在加尼亚家表现出的勇敢，到生日晚宴上的崇高的人道主义同情心，以逐渐加强的音量表达出来。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娅的形象，在火车上罗戈津的叙述中只是迷人的美，而在梅希金对其肖像的审美观照中是一位深受苦难的美女，既高傲，又极其淳朴。她在加尼亚客厅的闹剧中第一次登场，而在生日晚宴中以其对金钱和贵族社会的蔑视惊动了大家。她的谜一般的性格也是以逐渐加强的声音被提到读者眼前的。

在《白痴》第一部中，陀氏的悲剧——小说艺术达到一个高峰。作者既用戏剧手法层次分明地表现了围绕女主人公婚事而展开的冲突，又用小说手法叙述了男女主人公过去的生活故事，两种手法水乳交融。陀氏善于描绘生活的旋律，从一个旋律过渡到另一旋律，使它们相交错，构成多种旋律的交响曲。例如，罗戈津从送女主人公耳环到凑齐十万卢布奔赴晚会，这表现出了情欲的旋律。梅希金从同情可怜的瑞士女子玛丽到提出要娶被当做商品拍卖的娜斯塔西娅，这体现了基督教式博爱、同情的旋律。加尼亚为了一下子拥有资本，答应婚事而惨遭失败，这显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的金钱欲望已席卷俄罗斯的状况，也是一种旋律。陀氏在创作笔记中写道：“小说中有三种爱：1.激情的直接的爱——罗戈津。2.来自虚荣的爱——加尼亚。3.基督教的爱——公爵。”^[30]这些不同感情描绘出时代的诸种不同生活旋律。女主人公生日晚会的场面是酒神祭狂欢文艺的杰作，围绕女主人公决定婚事的一波三折，触动许多人物的胸怀，而在娜斯塔西娅形象上已表现出深沉的悲剧性音调。娜斯塔西娅是贵族社会的被侮辱和被损害者，并且丧失了前后十年的宝贵光阴。她又是受过教育，有文化教养的女子；她很聪明，了解自己在贵族上流社会的处境，看穿了托茨基和叶潘钦将军策划的加尼亚求婚的闹剧，第一眼就认出了梅希金公爵是个富于同情心的人。但她表示不愿毁坏公爵的前途，宁可同罗戈津一起走向“大街”的生活。虽然如此，小说情节的发展仍充满未知数。我们记得，这天白天，梅希金在将军家回答加尼亚的话：如果，罗戈津娶娜斯塔西娅，“过一星期，大半会杀死她”。

陀氏在写完小说第一部头七章时写给迈科夫的信（1867年12月31日）中说：“请想象，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这么不得了的局面：原来，除了主人公外，还有女主人公，因而有两个主人公!!”陀氏这段话值得重视。看来，他以往的小说中也有男女主人公，但在小说中占据真正主人公地位的只有一个，如《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赌徒》中的阿列克谢。而在小说《白痴》中，男女主人公梅希金公爵和娜斯塔西娅几乎占据了同等地位。这显然增加了陀氏写作的难度。陀氏接着说：此外，“还有两个完全主要的性格，即几乎是主人公”，“在四个主人公中有两个已在我心中扎实地显现，有一个还完全没有显现出来，而第四个，即主要的，即第一主人公，——极为薄弱。或许，在我心中他呆得并非不牢靠，但极为艰难。无论如何，需要至少双倍多的时间才能写好。”^[31]据《陀氏全集》注，男女主人公之外的两个主要性格指的是罗戈津和阿格拉娅。从书信以及文本看，陀氏认为，对娜斯塔西娅和罗戈津的性格已有把握，而梅希金公爵还写得相当薄弱，阿格拉娅形象还来不及刻画!《白痴》是陀氏小说中特别需要在创作过程中不断构思、确定情节走向的作品。陀氏在1868年2月21、22日写给医生亚诺夫斯基的信中又说：“我喜好我这部小说的思想，小说的诗意方面迷住了我。然而，作品不能仅仅归结为思想，作品需要创造和制造。而这一切在我的头脑中还没有完全清楚地描绘出来。”^[32]《白痴》是陀氏一次艰难而又富于诗意的创作航行。

小说第二部从生日晚会的半年后写起，好像等待风暴过去后，再来审视诸人物的生活历程。作者采用传闻、信息的形式，或明或暗地介绍这半年的情形。小说紧凑的戏剧性结构发生了改变，叙事性成分增多；而半年时间的跳跃给作者的艺术想象提供了广阔空间。公爵在晚会后的两三天就出发到莫斯科，去办理继承遗产的事，遗产并没有那么多。公爵托加尼亚的弟弟科利亚带给阿格拉娅一封短信，说他“非常需要她”。阿格拉娅含笑地看了信，后来把信夹在《堂吉诃德》这本小说中，这显然是她对梅希金的一种比喻。这样，阿格拉娅才逐渐走上小说舞台。娜斯塔西娅三次在同罗戈津的婚礼前逃遁，到过莫斯科和外省，罗戈津找到她，她又跑走，曾跑到在外省的公爵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加尼亚病了一个月，闭门不出，“到大街上都感到羞耻”，当他发现在晚会上昏迷时塞给他的那笔巨款时，请公爵将它们还给娜斯塔西娅。加尼亚是生活在现实时间的人物，却被金钱欲望所扭曲。他妹妹瓦丽娅同默默无闻的实干家普季岑结了婚。托茨基根本就没提与亚历山德拉的婚事，而是娶了一个旅俄的法国侯爵小姐，被她带到巴黎去了。

6月初，公爵回到彼得堡那天，从小官吏列别杰夫那里得知娜斯塔西娅住在彼得堡南郊帕夫洛夫斯克，她在阅读《圣经》中的《启示录》，并同意列别杰夫的观点。他解说《启示录》已有15年的历史，认为现在有如骑手拿着权衡仪的黑马时代，一切都建筑在度量衡和契约上，所有的人只求自己的权利，又想保存自由、纯洁的心、健壮的身体，结果什么权利也保存不住。小说中，有许多类似这样的、对资本主义兴起期俄罗斯生活思潮的评析，具有伦理探讨的意义。在那次晚会上，列别杰夫曾请求女主人公把扔进壁炉的巨款给他，以便为他母亲治病。现在，母亲已去世五个星期了，而他也辞去了小官吏的职务，要当律师，去寻求自己权利。

11点钟，公爵犹豫不决地向豌豆街罗戈津家走去。小说描写罗戈津家的房子、屋里挂的肖像画和绘画等等。对人物视觉和绘画的描绘同小说第一部一样占据重要地位，营造相类似的艺术气氛。罗戈津家的房子“是庞大的、阴沉的、三层楼的、没有任何建筑风格的、肮脏的绿色房子。若干的、并不多的这类建成于上个世纪末的房子，就是在彼得堡的这些街道里保存下来的”。“下面那一层大部分是钱庄。坐在这店铺里做事的阉割派教徒租了上面的房子。不论从外表，还是从里面看，不知怎么地都有不欢迎客人和枯燥的样子，一切像是在隐藏和隐瞒，而为什么光凭房屋的面貌就会这样觉得，这是难以解释的。建筑线条的结合当然是有自己秘密的。”陀氏像是描写人物心理肖像那样描绘了商人住宅外貌及内部装饰的特征，似乎是用这些描写来衬托人物的性格：阴沉，而且具有某种隐蔽性。这种艺术手法在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第一部，1842）里运用得很成熟。陀氏早年就热爱《死魂灵》，想必，受到了果戈理小说艺术手法的熏陶。

公爵与罗戈津三个月前在莫斯科见面以来未曾谋面，关系紧张。公爵上了这所房子的二楼，进入罗戈津所住的大房间时，注意到墙上挂着一幅大肖像，它画的是罗戈津的父亲，五十来岁，穿着德国式常礼服，脖子上挂着两枚奖章，有点白的胡子，发黄的脸，“多疑的、隐藏和悲哀的目光”。公爵与罗戈津会面后就说：他不想妨碍他的事，只不过他认为娜斯塔西娅精神和身体都非常衰弱，应当送到国外去，好好看护她。这意思，他以前曾同罗戈津讲过，因为公爵认为罗戈津与她结合对两人都意味着毁灭。同时，正如公爵已讲过的，他“不是以爱情，而是以怜悯”爱她的。公爵与罗戈津的对话，既描写了他们自己，又描绘出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娅半年来的情形。

罗戈津说：如果公爵不在他眼前，他就感到对他的愤恨，而像现在这样坐在他眼前，又像以前那样觉得公爵可爱。罗戈津讲到娜斯塔西娅如何仇视、蔑视、嘲笑和羞辱他，她说连作为仆人都不想要他，何况要当他的妻子；罗戈津把她打得出了青紫斑，随后又跪在她面前请求宽恕。那天，她像疯子，一会儿哭，一会儿拿刀要杀罗戈津。后来，她说，如果不原谅他，也不嫁给他，将怎样?罗戈津说，他会投河自尽。娜斯塔西娅给他补充说，那之前会打死她。她还说，她不是完全拒绝他，而是想等一等再说。公爵说，他是不会妨碍他的。公爵联想到罗戈津父亲的肖像，说道：如果罗戈津没有这场爱情，会跟他父亲一模一样，娶一个顺从的妻子，或许会比父亲更富有。罗戈津说：真奇怪，不久前，娜斯塔西娅来到这里，看到这幅肖像时说的话，同公爵说的一模一样。她一直劝罗戈津学文化，不要只顾攒钱，她还很同情罗戈津残疾的老母亲。她看到罗戈津桌上的索洛维约夫的《俄国史》一书，称赞罗戈津听从娜斯塔西娅的劝说，在阅读她介绍的这本书。公爵说，或许上帝会把他们安排在一起；对此，罗戈津坚决不信，说永远不会有这种事。公爵又说道：她是相信罗戈津的爱情的，也许还相信他的某些优点；罗戈津断言，她爱的是公爵。

俄罗斯学者斯卡弗特莫夫分析了娜斯塔西娅“悲剧性的分裂”，这就在于：她“一方面是自我肯定和高傲，另一方面是在高度理想面前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不完满，并渴望这个理想”。^[33]这里提出的娜斯塔西娅渴望“高度理想”虽然在小说中表现得不很清楚，但从她鄙视金钱统治，从她在富于同情心的公爵身上“第一次看到了人”，可以说她是寻求“高度理想”的，也正是由于有这样的高度要求，她既不能毁掉公爵的前程，也不能与罗戈津胡闹下去，而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这或许是对娜斯塔西娅这个很难把握的形象的一种理解。

此时，公爵惊讶地发现罗戈津书桌上《俄国史》旁边放着一把新买来的园丁刀子，并了解到罗戈津是用它来裁开书页的，刀刃约有15公分长。《俄国史》和用来裁开书页的园丁刀子，这一细节象征着罗戈津对俄国历史这本书的粗鲁的态度，而娜斯塔西娅推荐的书旁边出现新买来的一把刀，似乎也很奇特，暗示着什么。

小说的视觉描写与哲理性对话相交织。当公爵告辞，走过一些房间时，在一扇房门上看到小霍尔拜因《死的基督》一画的复制品，“这是尺寸相当奇特的画，宽约两个半俄尺，而高不超过六俄寸。^[34]它描写刚刚从十字架上放下来的救世主”。我们在前面已提到，1867年8月，陀氏夫妻在巴塞尔博物馆看到这幅画时的强烈感受。在小说中，公爵说：“这是……从小霍尔拜因那里复制的，虽然我不是很内行，但这似乎是出色的复制品。我在国外看到过这幅画，而不能忘怀。”罗戈津却一下子变得局促不安，又突然问道：“怎样，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早就想问你，你是不是相信上帝?”公爵说，他问得很奇特。罗戈津含糊地说：“我喜欢看这幅画。”公爵在突然闪现的思想所给予的印象下叫喊道：“这幅画!这幅画!由于这幅画，有的人可能会丧失信仰的!”这里指的是，此画对死亡的描绘过于自然主义，难以使人相信基督会复活，从而动摇基督教信仰。罗戈津表示，“是会丧失的”，而这使公爵吃了一惊，他说：“怎么，你怎么了!我几乎是开玩笑的，而你那么认真!而你为什么要问我信不信上帝?”罗戈津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许多人现在已不信仰了。”陀氏小说中的对话是如此微妙和细腻，以致我们需要多加思考，才能明白对话者的心灵。在这里，虽然没有用语言直接表达出来，但是，可以看到，公爵对信仰深信不疑，才会觉得罗戈津的问题奇怪，并认为罗戈津在信仰上摇摆不定了。

接着，公爵讲了一个故事：他上星期在旅途中住旅馆时，听说前一夜发生了一件凶杀案。两个上了年纪、彼此相识的农民喝醉了酒，也住进这家旅馆。其中一人羡慕同伴带的银制钟表，用刀砍死他，夺走钟表。凶手是诚实的、并不穷的农民，行凶前还画十字祷告：“上帝，为了基督原谅我!”公爵这个故事取材于俄国报刊报道的法院审案新闻，通过这故事也表达了陀氏早年以来的观点：宗教信仰不应只在口头上说说，而应表现在行动上。这农民凶手显然是反基督的。罗戈津却哈哈大笑，说他喜欢这故事，有的人不信仰，有的人信仰到这种程度，以致一面祈祷，一面杀人。可以看出，罗戈津在苦恼中处于信仰危机中。公爵接着讲：第二天他走在人行道时，遇到一个喝醉酒的士兵。他手里拿着从胸前摘下的锡制十字架，上面有拜占庭图案，要以20戈比银币卖掉。公爵买下了，想到这个出卖基督的人是会受审的，他多半把钱拿去喝掉了。这个故事反映了陀氏对当时俄罗斯社会的看法：认为宗教信仰正处于瓦解中。公爵还说：当他回到旅馆时碰见一个怀抱婴儿的年轻农妇，婴儿大约才六周，像是第一次对母亲微笑，她虔诚地画了十字，并说：此刻母亲的欢乐，有如上帝每当从天上看到地上有罪孽的人诚心诚意向他祈祷时的那种欢乐。公爵说，这个农妇说出了“如此深刻、如此纤细和真正宗教的思想，其中一下子就表达出基督教的整个本质”，也是他从俄罗斯获得的信念之一。罗戈津提出要同公爵交换十字架，带上公爵买来的锡制的，而把自己金制的给他。这在俄罗斯风俗中意味着成为结拜兄弟。罗戈津还把公爵带到老母亲那里，让她为公爵画十字保佑平安。公爵到罗戈津家的场面响起了宗教信仰的旋律，它是在俄罗斯民众生活以及小说人物的情欲、痛苦和欢乐的描述中表达的。

公爵苦恼地离开了罗戈津家，在彼得堡大街上徘徊，喃喃自语：难道在这一切中，他有过错?他感到自己的癫痫病像是要发作。他遐想：在癫痫病就要发作的那一时刻，有如闪电照亮黑暗，异常的光芒照亮理智和心灵，一切疑虑和不安一下子得到解决，充满和谐的欢乐和希望，它是“美和祈祷”即“生活的最高综合”的时刻，此时会理解“时间不再来”这句话的意义。公爵这段话是作者对这种病要发作时感受的文学性、哲理性表述，同前面提到的人在临死前的感受相对位，强化了“时间不再来”的主旋律。接着，小说采取意识流描写手法，分析公爵在街上徘徊时模糊的、矛盾的心情。他想起刚才同罗戈津的谈话：他说，他爱她，但“没有任何怜悯心”，而公爵的怜悯心可能比他的爱情更激烈。公爵想道：“难到她的脸庞只能引起迷恋激情?难道甚至这张脸现在能激起迷恋?它激起的是同情，它抓住整个心灵，它……而灼热的、折磨人的回忆突然掠过公爵的心。”他回忆起不久前第一次发现她神经失常的征兆，那时他感到几近绝望。“难道罗戈津至今都没注意到她神志不清吗?”罗戈津只从激情方面看一切事情，这么说，“他们双方都是神志不情”，而对公爵来说，“激情地爱这个女人——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如果罗戈津了解到这可怜的女人的真相，是会原谅她，成为她的朋友和兄弟的。公爵想道：“同情会使罗戈津本人明白事理。同情是整个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或许是唯一的法则。哦，他在罗戈津面前的罪过是不可饶恕和不名誉的!”在公爵对自我意识的这些分析中，强调了同情的伟大意义。如果按照同情的法则行事，罗戈津就会谅解娜斯塔西娅，而公爵也应当感到在罗戈津面前的罪过。在“创作笔记”中说：“同情是整个基督教，”“谦逊是世上唯一可能存在的最可怕的力量!”^[35]

自从上午下火车，公爵就注意到在人群中有一双炽热的眼睛在盯着他，这人一直跟踪他，想必是罗戈津。当公爵回到旅馆，上了楼梯时，果然遇到了罗戈津。他眼光闪烁，疯狂的微笑扭曲了他的脸，右手拿着闪光的某个东西（就是那把园丁刀），挥舞起来。公爵没想去阻止，只说：“帕尔芬^[36]，我不相信!”突然，癫痫病发作，摔下楼梯。这使罗戈津发呆，赶紧跑走。加尼亚的弟弟中学生科利亚刚好赶来救护公爵，两天后他们都到了帕夫洛夫斯克。此段罗戈津的行为与公爵讲的旅馆凶杀案相似，在小说中又形成对位结构。陀氏一贯从双重性把握他的小说人物，对梅希金公爵、罗戈津也是如此。公爵意识到自己对娜斯塔西娅的怜悯和同情给罗戈津造成伤害，但仍选择同情为“唯一的法则”；罗戈津虽然对公爵有好感，但是在信仰上动摇，又为情欲所驱使，竟企图谋害公爵。在“创作笔记”中有这样一小段饶有风趣的话：“4月24日。在舞刀之后，罗戈津对公爵说：‘知道吗，现在我的命就是你的了；拿走吧。’然而，公爵说：‘为此，你可以留给她生命吗?记住……’”^[37]罗戈津要承担谋杀公爵的罪过，而公爵却无所谓，只要他不伤害娜斯塔西娅就行。

列别杰夫在帕夫洛夫斯克廉价购得一栋别墅，将其中一部分租给了公爵，那里有宽敞的凉台，木桶里栽的橙树、柠檬树等。公爵这住处成为又一个小说戏剧舞台，演出颇似酒神祭文化的广场剧。叶潘钦将军夫人和她的三个女儿也在附近别墅避暑，得知公爵生病后，很快就来探望。在这一场面的描写中，陀氏运用了文学形象的类比深化手法来描绘主人公。科利亚赞赏普希金的诗篇《贫穷的骑士》。阿格拉娅便解释说：这首诗描写了为理想而盲目地为之献身的骑士。这种人在现世纪很少。诗中没有明确讲是什么样的理想，但显然是他所热爱的“纯粹美的形象”。他一旦选择和相信她的“纯粹美”，就始终不渝地相信和维护她。诗人想在这形象中包容中世纪骑士的柏拉图式爱情的巨大概念。“贫穷的骑士”也就是堂吉诃德，但只是严肃的而不是滑稽的。阿格拉娅还说：她起初不理解并嘲笑他，现在则爱他，尊敬他的业绩，并朗诵了这首诗。阿格拉娅以“贫穷的骑士”影射公爵，并表示对他的好感，但也不无揶揄。阿格拉娅朗诵的这首普希金的诗篇叫做《世上有个贫穷的骑士》，它写于1829年，诗人生前未全文发表，只是部分刊登于诗剧《骑士时代的几个场景》（1832）中。据《陀氏全集》第九卷的介绍，陀氏的引用根据1855—1857年安年科夫编辑的《普希金七卷集》，与现行的文本略有不同。陀氏运用普希金的“贫穷的骑士”形象，使小说主人公梅希金的形象进一步丰满起来，表现了他对娜斯塔西娅苦难的同情始终不渝。

小说接着描述贵族社会与虚无主义青年的冲突。有四个年轻人闯进公爵住处，他们是虚无主义者类型的青年，重视实务，认为普希金毫无意义。他们是自称帕夫利谢夫之子、要求分遗产的布尔多夫斯基，曾是罗戈津一伙的拳击手凯勒尔，列别杰夫的未读完大学的外甥和上尉夫人之子伊波利特。他们带来一份幽默报纸，其中刊有一篇讽刺公爵的文章。文章写道：某个贵族后裔，是个白痴，从瑞士治病回来，追求某个靠他人供养的美女，还继承了大农奴主Π.的庞大遗产；然而Π.在年轻时代诱惑了一名女家仆，生有一子，女家仆后来病故于外省；这私生子至少有一半继承权，而某贵族后裔却只施舍给他五千卢布，等等。文章攻击公爵，为谋求遗产的布尔多夫斯基造舆论。叶潘钦将军不满地说：文章好比50个仆人聚在一起编写出来的。列别杰夫的外甥却说：“我们不是来请求，而是来要求……”公爵激动地说：应当相互了解，文章写得不真实，他的恩人帕夫利谢夫是真诚而有学问的人，而布尔多夫斯基怎么能让自己的母亲公开蒙受羞辱。原来，据加尼亚的调查，布尔多夫斯基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他母亲还活着；帕夫利谢夫爱上的是他母亲的妹妹，准备娶她，不过她病故；由于这段因缘，帕夫利谢夫曾帮助过布尔多夫斯基一家，此事被某律师利用来敲诈公爵。真相大白后，布尔多夫斯基羞愧地退去，拒绝接受公爵要向他提供的一万卢布帮助。这篇文章出自拳击手凯勒尔之手，有几个人参与，其中还包括列别杰夫本人。公爵客厅的这两场戏，一场是阿格拉娅以“贫穷的骑士”赞扬主人公梅希金，另一场是在贵族社会和平民社会的冲突中，公爵想扮演调和者的角色，却遭到双方的抨击。

当将军一家人走出公爵别墅时，娜斯塔西娅坐一辆华丽轻便马车刚好经过，并同叶甫盖尼说话。叶甫盖尼是近来接近将军家的贵族青年，并对阿格拉娅表示好感。因此他与娜斯塔西娅相识这件事，在将军家引起震惊。小说第二部结尾几章好像戏剧的幕间休息，分别叙述诸人物的思虑、情感和相互关系。娜斯塔西娅三天前来到这里，住在贵妇人达丽雅那里。在娜斯塔西娅周围已聚集一群追求她的人。她们家的晚会引人注目，娜斯塔西娅穿着朴素，但很有品位，她的美丽和所拥有的华丽马车都使所有妇女羡慕。梅希金公爵很想躲到偏僻的地方，以免陷入这纠纷不断的泥潭中，但又觉得他需要解决某个问题，暂时不能离开。列别杰夫承认在自己身上同时存在虚伪和真诚。

总之，《白痴》第二部写的是梅希金公爵以同情心对待周围世界时遭遇的困境。他因怜悯娜斯塔西娅，差一点遭罗戈津的暗算；因围绕继承遗产问题对待一些平民青年的包容态度而遭到叶潘钦将军夫人、阿格拉娅的责备。关于梅希金的情节是用清晰的线索展示的，而关于娜斯塔西娅的情节只是间接地交代。陀氏在创作笔记中曾谈到明暗交错的叙述方法，他说：“注意3：是否在整部小说中将公爵这个人物当作一个谜，偶尔在细节上加以确定（尽可能幻想性地和提问式地，以便激起好奇心）而突然在结尾中揭示其面貌呢，或者相反；注意4：而对其他人物（如加尼亚）从一开始要尽量确切，并阐明给读者呢?”^[38]这段话虽然在具体运用上有所改变，但明暗交错的叙述方法却十分明显。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娅的心理更多地具有谜一般的特征，而像罗戈津，特别是加尼亚的性格却表达得相当明确。《白痴》第二部，在主要情节外，还包括许多次要情节，使众多人物邂逅，多线条地反映了时代；它也包含了几个短篇故事，如农民抢劫银制钟表的故事，喝醉酒的士兵卖锡制十字架的故事，等等。从小说的叙事结构来说，《白痴》第二部的中心围绕信仰与不信仰问题展开。小说主人公梅希金有着对“纯粹美”的理想的向往，希望能够以同情心看护神志不清的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娅，并因此而遭到在信仰道路上彷徨的罗戈津的仇视与暗算。一小群虚无主义者诽谤公爵的行为，并试图收取渔翁之利。如果说，在小说第一部中加尼亚的“来自虚荣的爱”已败下阵来，那么，在小说第二部中，公爵的“基督教的爱”、出自同情心的爱与罗戈津的粗鲁的“激情”的对立，则进一步深化。

小说第三部以一段小品文开头，论述俄罗斯尽管有许多政治人物、将军、官吏，却缺少实践的人材，铁路局和轮船公司经常找不到合适的管理人员。二百年来，按德国的模式涌现了许多担任公职的俄罗斯人，但他们却是最不讲实际的人，认为不接触实际和喜欢抽象是美德，当将军成了最普遍的民族理想。作者希望俄罗斯能迈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新的一步，这是小说中出现的又一个旋律。当公爵造访叶潘钦别墅时，人们谈论的问题也与此有关。叶甫盖尼说，他并不反对自由主义，但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只是由过去的地主和教会学校毕业生组成，已经变成帮派，不具有民族特色，他们甚至否定俄罗斯历史。俄罗斯文学中只有罗蒙诺索夫、普希金和果戈理说出了自己新的话，从而具有民族性。

将军夫人近来总觉得家庭不稳定，二女儿阿杰拉伊达的未婚夫希公爵，既有人品，又有财产，使将军夫人放心，但大女儿亚历山德拉已25岁，那么美丽，却未婚。更使夫人担心的是20岁的小女儿阿格拉娅。她同娜斯塔西娅有联系，还讲起“贫穷的骑士”，难道她会被这畸形的人所吸引?谈起虚无主义青年，公爵说年轻人容易陷入被扭曲的思想中，只能原谅他们。小说描述了公爵在与人交谈时的姿态：“公爵具有一个特点，这就在于他总是以非常天真的注意力倾听使他感到兴趣的任何事物，而当向他提出问题时，他也给予同样非常天真的回答。在他的脸上，甚至是在他的体态中，似乎反映出这种天真，这种既不顾及嘲笑，也不理会幽默的信念。”在这里，作者对主人公给予人的感觉的描写深入了一步。实际上概括出了梅希金回国以来屡屡赢得人们信任的秘密。正是由于这种待人的天真、淳朴，使起初攻击公爵的伊波利特的态度有了改变。然而，希公爵对梅希金说：“可爱的公爵，地上的天堂是不容易达到的，而您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指望着天堂；天堂是很难的事物，公爵，比您的美好心灵所料想的要艰难得多。”小说通过希公爵的感受，表明了要在地上建立天堂的理想之艰难。

随后，将军一家人及其朋友一起到车站前广场去听露天音乐会。阿格拉娅和公爵坐在一起。这时，从车站里走出煕熈攘攘的一伙人。公爵看到娜斯塔西娅也在其中，觉得她好像是被囚的狂女。公爵已有三个多月没见到她，此时看到她，更加明确了她的脸就像过去有一个月同他在一起时那样给人以恐怖的印象。这是狂女给人的恐怖印象。小说把这时公爵的视觉描写得很细致，同时也激起读者对女主人公苦难的同情：“如果爱一个女人，比爱世上的一切更甚，或者预先感受到这种爱的可能性，而突然看见她带着锁链，关在铁牢里，在看守的棍棒下，那么，这种印象就同现在公爵的感觉或多或少相像。”小说中称公爵的这种视觉为“异乎寻常的视觉”。对人物的视觉描写深入到了其心理和想象的世界。在《白痴》第三部中，这种视觉描写的艺术特色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神志不清的娜斯塔西娅突然走近叶甫盖尼身边，说他叔叔今天早上因亏空巨额公款而开枪自杀，叶甫盖尼所指望的遗产告吹了。叶甫盖尼像遭到雷击，而跟他在一起的一个军官骂娜斯塔西娅为畜生，应当用鞭子把她赶走。娜斯塔西娅却从那军官手中夺取小手杖，狠狠地抽打了他的脸。军官挥拳要反击，但他的手被公爵紧紧抓住。这时，罗戈津已赶到，把娜斯塔西娅带走。这个场面既说明女主人公在贵族社会受欺凌的处境，又再次表明公爵是敢于采取坚决行动的人。叶潘钦将军解释娜斯塔西娅刚才的行为的目的在于把叶甫盖尼从他们家撵走，让公爵娶阿格拉娅。其实，阿格拉娅早已拒绝过叶甫盖尼。陀氏采取的仍是闹剧式写法，在闹剧中表现出人物性格和生活的悲哀。

在这个夜晚，罗戈津将娜斯塔西娅的意思转告给公爵：她要在公爵同阿格拉娅结婚的同时，嫁给罗戈津。公爵与罗戈津一起回到列别杰夫的别墅时，那里热闹非凡，几乎所有的熟人、朋友都聚集在一起，要为公爵庆祝明天的生日。陀氏采取大聚会的艺术手法，既像《罪与罚》那样让各种思想交锋，又直接地表述了当时各种思潮。这第二点成为小说第三部的一个特色。客人们一面喝香槟酒，一面各叙己见。列别杰夫提出了很尖锐的问题：以什么拯救世界呢?现在都热衷于建设铁路网，但是“如果没有行为的道德基础，那些为全人类运送面包的车辆很可能极为冷淡地把人类相当一部分排除于享受这些被运来的东西之外，事实上，这已发生过……”列别杰夫接着说：现在俄罗斯和欧洲都发生着可怕的饥荒；在俄国12世纪饥荒时某人曾吃掉五六个婴儿，后来，一直受良心折磨，终于在20年后忏悔。列别杰夫赞许忏悔了的罪人，并认为现代很少有如此巨大的精神力量了。在这“轮船和铁路的世纪”，财富增多，但力量却削弱，没有连结成为一个整体的思想。

伊波利特接着说：公爵曾说过“美可以拯救世界”。这实际上成了小说《白痴》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美可以拯救世界呢?”小说对此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从小说内容来看，主要涉及作为人类美的象征的女性美和人类的道德美这两个方面。在第一部中，阿杰拉伊达看着娜斯塔西娅的肖像说：“多么美，这是力量，以这样的美可以把世界翻转过来”，这句话实际上也有“美可以拯救世界”的含义。然而，小说描写的正是美遭到不道德的人们的摧残、美在毁灭之中的主题。这一主题在陀氏早期的《女房东》中已出现。从公爵的言行来看，可以说，他希望以道德美（基督教的同情心）来拯救被毁坏了的个性，挽救美。“创作笔记”中有这么一句话：“笔记。1.恢复娜[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名誉的完整的故事，她是公爵的未婚妻。（公爵宣布何时将同娜[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结婚，使一个女性复活，比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39]的功绩更优越。）”^[40]看来，梅希金同娜斯塔西娅的婚姻始终是小说作者的腹案之一，因为作者多么希望能写出女主人公的复活。

伊波利特是思考的青年，他才17岁，但患有肺病，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他想探求和传播真理，但现在只有留给别人去做了。他写了一份遗嘱《我的必要的解释》，并在晚会上朗读。这份遗嘱反映着当时一些青年的人生哲理和道德思考。伊波利特说：他总是不理解人们拥有那么多生命力，为何总是那么悲哀、惊慌、忙碌和愤恨?人只要活着，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伊波利特觉得大家太不珍惜生命：哥伦布的幸福不在于发现美洲的时刻，而在于正在发现的时候。伊波利特认为科利亚要学公爵的“基督教的忍耐”，这有些可笑。他还讲述了他靠老同学的关系使一个偶然相识的官吏复职的故事。一个人对他人所做的好事会像一颗种子种在他人心田里，如果人人做好事，代代相传，将给世界留下一笔巨大思想遗产。伊波利特还讲到罗戈津家那幅《死的基督》画，说画家们描绘基督时，不论是描绘他处在怎样可怕的苦难中，总要表达出他脸上非凡的美的色彩，而不像《死的基督》那样。实际上，伊波利特的观点向公爵靠拢。伊波利特感到连小苍蝇也能在阳光下幸福地参加大自然的合唱，而他自己却不能够，他唯一能按自己意志完成的事情是自杀，以表示抗议。他在发表了自白后，开枪自杀，未遂。他的自白既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同情心的肯定，又有对“基督教的忍耐”的反驳，具有“超人哲学”的色彩。在伊波利特的哲学议论中有深刻矛盾，如肯定同情心和人类感情与唯我论情绪的矛盾。不过，他认为他未能把自己的思想表达清楚：“即使您写成几卷书，并用35年时间解说您的思想；总是有某个东西遗留下来，无论如何不肯从您的头颅中走出来，并永远地留在您身上……”这是陀氏对人的言语活动的深刻观察。会上诸多人物的议论也探讨了世界和人往何处去的问题，具有现代性的伦理和哲学意义。伊波利特形象，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游离于小说的主题。实际上，却以他对生命的热爱和人生意义的思考，联结于小说主题，并且同小说中一些人物（例如罗戈津为粗鲁的“激情”而毁掉人生）处在对比关系之中。从这个视角来看，《白痴》是一部关于人生意义的小说。

生日晚会结束后，公爵久久不能入睡，半夜四点独自在公园中徘徊，想起刚才伊波利特关于小苍蝇的话，很像自己在异乡瑞士时孤独的感受，对伊波利特很同情。公爵坐在绿长凳上，等待天亮时同阿格拉娅的约会。他在那里睡着，并做了一个令他不安的梦：他熟悉和同情的女人走过来，然而奇怪的是，她的脸完全不像他平常熟悉的那个脸；她的脸显出那么多悔悟和恐惧，使人觉得她是刚刚犯了可怕罪过的罪人，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承认她是罪人。在这梦境中，陀氏继续推进对公爵“异乎寻常的视觉”的描写，并从中表达了公爵对娜斯塔西娅处境的极度不安。阿格拉娅响亮的笑声使公爵从梦中苏醒。她对公爵说：她所以同他约会，是想建议彼此成为朋友，因为他是诚实而公正的人，虽然理智上有病，却拥有主要的理智。她坦率地说：家里逼她出嫁，但她要勇敢地离家出走，不愿在舞会上消磨时光，她已经有20年被封闭在家里了。她读了所有的禁书，准备到罗马参观学者的书房，到巴黎去学习，然后同喜欢孩子的公爵一起从事教育事业，为社会做贡献。她请公爵帮忙，但不要以为她爱上了他。在这些话中，作者表现出当时俄罗斯“新女性”的思想面貌。公爵说：他所以从莫斯科给她写信，是因为觉得她是在他沉重时刻中的“新的霞光”。他爱她，只想向她一个人叙说自己同娜斯塔西娅相处时的感受。这个不幸的女人深信自己是世上最堕落、最有缺陷的存在，既否认自己有过错，又不断地意识到自己的耻辱，这变成了她某种可怕的、不自然的享受，好像要向某人复仇；她是有高度教养的人，她已猜出公爵只是怜悯她，而不能再爱她。公爵说，为了使她安宁和幸福，他可以献出自己生命，然而，“她在自己那高傲中永远不会原谅我的爱，——而我们俩都将毁灭!”公爵这段话试图分析娜斯塔西娅心理之谜：她总是在思考在那屈辱的过去中自己是否有过错、是否是堕落的女人；在这挥之不去的苦恼中，她往往陷入被虐狂的心理状态。阿格拉娅说：最近娜斯塔西娅一连给她写了三封信，说公爵爱她（阿格拉娅），希望她能嫁给他，使他幸福。但阿格拉娅认为公爵应当使娜斯塔西娅复活，并托公爵把那三封信还给她。

公爵回到别墅，夜晚又做了沉重的梦，第二天才开始读那三封信，觉得她的信也像梦一样。在这里，陀氏又对梦做了一些分析：人们从梦中醒来时，会嘲笑梦中的荒唐事，同时又会感到其中有某些现实的、属于自己现实生活的思念，某种存在于自己心灵中的东西。娜斯塔西娅写给阿格拉娅的信中，有一段自白引人注目：“我听说，您的姐姐阿杰拉伊达曾经就我的肖像说过：以这样的美可以把世界翻转过来。但我已放弃了世界；您听我这么说会觉得可笑吧?因为您看到我穿花边衣裙，带着钻石，同酒鬼和无赖在一起。尽管如此，我已经几乎不存在，我明白这一点；上帝知道，是什么替代我存在于我身上。”时空的概念和描述一直是陀氏小说艺术的重要要素。“我已经几乎不存在”，这句话表达着女主人公对她在现实时间中已经没有任何位置的感受。在那时空环境中，高尚的娜斯塔西娅以蔑视摆脱了托茨基，却摆脱不了要用金钱买她的罗戈津的情欲追逐。她在信中说，不论罗戈津是否在身边，她每天都感受到他那“一对可怕的眼睛”。她相信，在罗戈津那阴沉的房屋的抽屉里“藏着用丝绸裹起来的剃刀，就像那莫斯科的凶手那样”。因为她知道，罗戈津是那么爱她，以致不能不恨她。“我或许由于恐怖而杀死他……但他会先杀死我……”据《陀氏全集》的解说，这里提到的“那莫斯科的凶手”，是指1867年初用剃刀谋杀某个首饰匠的莫斯科商人马祖林，他行凶后还把尸体用美国漆布裹起来，藏在自己家里。在陀氏构思《白痴》的1867年11月，俄国报刊对法院审理马祖林案件有详细报道。^[41]我们已经提到过，陀氏的小说素材往往直接取自现实的新闻事件，将它融入自已的艺术想象之中。在信中，娜斯塔西娅不祥地预感到罗戈津或许会像“那莫斯科的凶手”那样杀害她。她在死亡的威胁面前艰难地维护着自己的个性和爱情自由。在信中，她还告诉阿格拉娅说，她想到了一幅绘画图景：基督单独地同一个孩童在一起，倾听他诉说的话语，抚摸着孩童的头；太阳落山。娜斯塔西娅在现实时空中遭受沉重的心灵创伤，又被逼得走投无路，她的理想、幻想正是基督与孩童那天真烂漫的世界!

公爵读完信后，四处徘徊，无意中走到将军家别墅，阿杰拉伊达给他开了门，告诉他已是半夜一点半时，他才明白过来。在返回自己别墅的路上，“他的心怦怦地跳着，思想紊乱，他周围的一切像是梦”。这些描写说明，娜斯塔西娅那几封信极大地震动了公爵。而当公爵走到公园附近时，却遇到了有如亦幻亦真的娜斯塔西娅。她跪在他面前，泪花挂在她的长睫毛上。她说，她明天就要同罗戈津离开这里，来此做最后的告别，并问他昨天与阿格拉娅的约会是否幸福?公爵赶紧扶她起来。娜斯塔西娅为何在临别时要跪在公爵面前?这或许是表示她对于没有接受公爵感情的歉意?这点，小说没有说明，而只是留给读者去思考。

小说第三部在曲折、细腻的情节故事中直逼女主人公的悲惨结局。陀氏在1868年7月给A.迈科夫的信中说：“现在为第三部竭尽最后的努力。如果小说能修改好，我自己会好转，否则我就完了。”^[42]可见，小说第三部写作很艰难，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很难确定和描绘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娅的性格和心理特征。作者只是在火车站前音乐会和公园前与公爵告别的场面中简洁地描绘了她，而更多地是通过公爵“异乎寻常的视觉”，描绘出她给予他的狂女般的印象。“异乎寻常的视觉”的描写是陀氏小说艺术的重大推进，公爵在激荡的现实生活旋涡中执著地维护着美的理想，他的同情心为她可能遭遇的可怕结局而担忧。然而，娜斯塔西娅那三封信还是比较现实地披露了她的真实感情。继《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涅莉之后，陀氏进一步深刻地刻画了娜斯塔西娅心理所受到的扭曲和依然存在的高尚心灵。小说第三部把难于阐明的、同情和爱情的感情世界的描绘同时代思潮与社会风气的描述联结起来，提出了“美可以拯救世界”的著名命题。

陀氏对小说第四部充满希望和信心。他在1868年10月给A.迈科夫的信中说：“我苦涩地确信，在我的文学生涯中，我从未拥有过任何一种更好和更丰富的诗意思想，能够与现在我以最详尽的方案为第四部弄清的诗意思想相比。”^[43]第四部以一段关于现代小说写作的文论开始。陀氏说，小说家大多努力选取社会典型，加以形象和艺术的描绘；“典型尽管在现实中极少能遇到其完整的表现，尽管如此，它们几乎比现实本身还要现实”，例如果戈理剧本《婚事》中的波德科列辛，这是因为在现实中人物的典型性被水冲淡了。问题在于小说家应当如何来表现十分平凡的人物，并引起读者对他们的兴趣?他们构成联结生活事件的必要环节；如果忽略他们，便违背了逼真；只使小说充满典型或奇特人物并不逼真。因此作家应当努力在平凡中寻找有趣和有教训意义的色调。在文学创作的典型论盛行的19世纪60年代，陀氏在重视文学典型的意义的同时，提出不应当忽略对平凡人、普通人的描写这一问题，敏锐地看到了文学发展的趋向。

接着，陀氏就《白痴》中的人物论述说，加尼亚、他的妹妹瓦丽娅和其丈夫普季岑等就属于平凡人物。他们在世上人数众多，而且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才智有限的人，第二类“要聪明得多”。第一类人更幸福，他们往往轻信自己不平凡、有独创性，就此便安下心来。例如，小姐们只要剪了短头发，带上蓝色眼镜，就相信自己成了虚无主义者。只要有了一些全人类的、善良的感受，便以为自己站在了普遍发展的前列。只要随便翻了几页书，就相信那里所写的正是自己的思想。瓦丽娅和她丈夫属于这一类。她也曾有过对独创性的幻想，但很快就明白自己没有什么独创性，便心安理得地嫁给当放高利贷者的普季岑。丈夫谦逊，令人愉快，也有些教养，不会做出太卑鄙的事来。他并不奢望成为像法国洛希尔那样的大富翁，但已盖起了两座房屋。加尼亚属于第二类，他自以为很有独创性，又不时怀疑自己，有时甚至绝望；虚荣心很强，有时不惜做卑劣的事，但又有诚实、善良的一面，承担家庭的重任，但是，他一生都不得安宁，抱怨自己被捆住了手脚，否则他必定已发明了火药或发现了美洲。这些人一生也弄不明白他们应当发明、发现的是火药还是美洲!陀氏在这里说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人应当首先弄清楚一生努力的目标是什么?加尼亚曾想赢得阿格拉娅的芳心，为了钱准备娶娜斯塔西娅，结果一败涂地。他出自虚荣心将那笔被扔进壁炉的钱还回去，又十分后悔。现在他仍对阿格拉娅抱有希望。加尼亚的父亲伊沃尔金也可以说属于第二类人。他是一个退休将军，逢人便夸耀他过去的战功，胡编乱扯，虚荣心很重；他几乎不能控制自己，在酗酒和婚外情中打发时间。列别杰夫那里丢失的四百卢布就是伊沃尔金拿走的，但他出自虚荣心，又把钱偷偷放回去。由于弄得狼狈不堪，他离家出走，不久病故。小说中，这一人物形象反映了俄罗斯贵族阶级的没落。陀氏对平凡人两种类型的分析，推而广之，似乎可以用在大多数人身上。人人都会有自己具有独创性的感觉，但是有的人比较谦虚，安分守己，有的人虚荣心很重，对自己的独创性估计过高，又在不断的自我怀疑中备受折磨；但是他们共同的关键问题是要弄清楚这独创性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按照陀氏的世界观，人们的独创性首先应当追求的目标是培养高度的道德伦理信念。

公爵在同娜斯塔西娅分别后的第二天就到叶潘钦将军别墅拜访。小说以轻松的笔调描述公爵与阿格拉娅的恋爱。公爵同阿格拉娅一起下象棋，他几乎不会，阿格拉娅赢得很开心。但玩扑克时，公爵却像教授那样精通，她一连五次当了傻瓜，便耍起小姐脾气来。公爵走后不到一刻钟，科利亚带来一只买来的刺猬。阿格拉娅硬叫他把刺猬让给她，并替她送给公爵，以示和解。这使本来就为近来公爵与小女儿的关系而不知所措的将军夫人更加不安。晚上，公爵又来访。阿格拉娅粗鲁地问公爵：您向我求婚吗?您的财产多少?公爵说：要求婚，财产只有三万五千卢布，但想做事，当家庭教师。母亲说阿格拉娅：“可耻!”然而，稍后，阿格拉娅泪流满面地拥抱和亲吻母亲：女儿确实爱上了公爵。希公爵建议他与阿杰拉伊达的婚事同梅希金与阿格拉娅的婚事一起办。陀氏在小说中揭示：公爵既体现基督教的爱，同时也感受着人世间的爱，在他那淳朴天真的心灵世界中，对娜斯塔西娅的同情和对阿格拉娅的爱并存。

小说继续以描写大聚会的手法推进情节的发展。叶潘钦将军家在别墅里为公爵举行晚会，请贵妇人别洛康斯卡娅来，把公爵引进上流社会。阿格拉娅不喜欢这些客人，也为公爵感到不安。她担心他说话时爱打手势，会不会打碎母亲珍爱的中国花瓶?又担心他讲起“美可以拯救世界”之类的话来，所以叫他不要多说话。晚会上聚集了别洛康斯卡娅、年老的高官、有名望的将军、英国贵族派头的老人等人物。公爵看到这举止优雅的人群，感到亲切，把他们当做纯金，看不到其衬里。英国贵族派头的人谈起公爵在双亲去世后为帕夫利谢夫所收养，其堂姐妹也很疼爱过公爵等等。梅希金感动地说：他回国后没来得及拜访她们，感到很遗憾。这位老人还讲起帕夫利谢夫是一个美好的人，不过在国外时改信了天主教。这使公爵很激动，认为帕夫利谢夫不可能改信仰，并就此发表起演说来。公爵强调，俄罗斯虚无主义者的产生不仅是由于虚荣，而且是由于精神上对崇高事业的渴望；但谁没有土壤，谁也就失去了上帝。公爵激昂而带有偏见的话语在客厅里引起一些不安，而他讲到后面几句时，突然站起来，一挥手，不小心碰了桌上的中国花瓶，将它摔碎在地板上。公爵呆立着，突然感到阿格拉娅的预言实现了，陷入几乎是神秘的恐惧中，癫痫病差一点发作。她那同情的目光给了他一些安慰。过了一会儿，客厅里才恢复了友好的笑谈。英国贵族派头的老人认为公爵感情美好，但夸张，讲的是个别现象。别洛康斯卡娅说公爵是善良而可笑的人。有个老人则同情公爵。这时，公爵又接着说：他回到彼得堡来就是想亲眼看看他所属的古老贵族世家；他们受了很多责备，但是他今天看到他们同样是能够理解和宽恕的人；这一阶层为什么要白白地消失，而不能保持首要和年长的地位呢?说到这里，公爵的病终于发作，阿格拉娅赶紧前来扶助。客人们散去，将军夫人觉得公爵是不适合于当女婿的了，但第二天又陷入自我矛盾中。当阿格拉娅说她从来没有把公爵当做自己未婚夫时，夫人说：“我宁可赶走昨天的所有人，而留下他，他就是这样的人!”公爵在晚会上的演说，特别是他关于天主教、无神论等观点实际上表达的是陀氏本人晚期政论中的观点和偏见。

小说接下来描绘阿格拉娅、娜斯塔西娅、梅希金和罗戈津四位主要人物的会面，这是小说第四部最为精彩的场面之一。陀氏小说对重要情节的细节交代得尤其清楚。这次会面是阿格拉娅安排的，她特意请娜斯塔西娅从彼得堡过来，在达丽雅的别墅相会，时间是叶潘钦将军家晚会后第二天的晚上。人物表情（尤其是目光）、话语、音调和心理活动的描写紧密地糅合在一起，并营造一种微妙而紧张的戏剧性气氛。娜斯塔西娅以凝聚和不安的目光看着阿格拉娅，后者有些发窘，但并不胆怯，还厌恶地看了看房间，“似乎担心在这里会弄脏自己似的”。娜斯塔西娅一下子就看出这点，目光变得愤恨起来。当阿格拉娅开口说，她应当知道为什么邀请她前来时，娜斯塔西娅以枯燥的、断断续续的声音回答：“不，一点也不知道。”小说在此对阿格拉娅的心理做了细致的描绘：“阿格拉娅脸红了。或许，她突然觉得，她现在同这个女人坐在一起，在‘这个女人’的房屋里，并需要她的回答，这是那么可怕奇特和令人难以置信。听到娜斯塔西娅头几个声音的声响时，她似乎浑身颤抖了一下。所有这一切，‘这个女人’当然看得很清楚。”她们相遇时的言语、目光已显出愤恨，使公爵极为不安。小说写道：“公爵就是到昨天甚至在梦中也不会相信看到此景的可能性，现在站着，看着，听着，似乎他早已预感到这一切。最具有幻想性的梦突然变成了最鲜明的、尖锐地显现出来的现实。”这句话不仅暗示此时在公爵的心情中现实与梦境愈来愈交错起来，而且也加强着小说中愈来愈浓厚的幻想现实主义色彩。

阿格拉娅接着说，所以请她来是想对那三封信做当面答复：她自从娜斯塔西娅生日晚会以来，就很同情淳朴的公爵，因为娜斯塔西娅以其性格、骄傲和虚荣心是不可能爱他的；后来，看到公爵的处境，使自己更为难过；他是最崇高、最容易相信人的人，因此也容易受骗，但他只是怜悯而不是爱娜斯塔西娅，等等。阿格拉娅的话一发而不可收，娜斯塔西娅一时不相信她会讲出这样的话来，便说道：“您怎么敢这样看待我?”阿格拉娅却继续攻击她：如果她真想成为诚实的女人，当初为何不抛弃托茨基，后来为何不去当洗衣女?娜斯塔西娅脸色苍白，哆嗦了一下，说阿格拉娅对她的处境有什么了解，竟敢评论她?公爵本来就非常担心这次会面，这时他忧伤地说：“阿格拉娅，别再说了!这是不公正的。”罗戈津已不再微笑，而是咬着嘴唇。娜斯塔西娅说：她把阿格拉娅当做天使，但她（阿格拉娅）还是想来亲自确认公爵更爱谁，并叫她立刻带着公爵离开这里。娜斯塔西娅说完，倒在沙发上，泪流满面。但突然某种新东西闪烁在她眼睛里，她站起来对阿格拉娅说：只要她吩咐一声，公爵就会永远留在她身边，同她结婚。她像疯子似地叫喊着，或许连自己都没想到会说出这些话来。阿格拉娅惊慌地往外走，公爵也跟着跑出去，但在门槛上被娜斯塔西娅挡住，她昏倒在公爵手里。她稍微清醒过来后，说自己发疯了，又笑又哭，并赶走了罗戈津。公爵一言不发，只是安慰着她。这次会面的描写揭示了阿格拉娅作为贵族小姐的傲慢，娜斯塔西娅受到极大侮辱，终于不顾一切后果地加以报复。这一场面再次强调了娜斯塔西娅在贵族社会中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地位。

陀氏还在1868年3月初的“创作笔记”中就考虑到阿格拉娅会有如此傲慢的举动，他构想：“阿格拉娅去拜访娜[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说，扮演玛格丽特的角色是卑鄙的。这像是日本刀在妓院里烂掉，然而不为人所知，又无声无息。嘲笑她心灵的卑下。建议她用砒霜，直呼她为‘你’。”^[44]阿格拉娅对娜斯塔西娅十分刻薄，恶意攻击，说她连扮演《茶花女》女主角的角色都不配，且自鸣清高。不过，在写成的小说中，阿格拉娅没有这么恶毒的抨击。在小说第三部公爵在公园中与阿格拉娅约会时说，不要伤害娜斯塔西娅这个不幸的女人：“哦，不要羞辱她，不要投扔石头。”然而，阿格拉娅毕竟伤害了娜斯塔西娅。在小说第一部，公爵不敢评论阿格拉娅的美，说“美是个谜”。然而，现在，在四个主要人物的会面中，阿格拉娅却表现出她的美只是表面的光辉，因为，在她的心灵中缺少“整个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或许是唯一的法则”——同情。换一个角度来说，阿格拉娅对娜斯塔西娅的蔑视，也说明了女主人公之所以一直没有决定嫁给公爵：比较开明的阿格拉娅尚且如此看待她，何况整个贵族社会!我们只要联想一下托翁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就足够了。

作者对此后两周内发生的事只讲了一些事实，没有多做解释，说这是因为许多情况是难以说明的。从那次会面后，各种谣传几乎传遍帕夫洛夫斯克。不过，公爵确实准备于7月初同娜斯塔西娅举行婚礼：她提出赶快结婚，而公爵心不在焉地同意了。公爵陪她坐华丽马车游逛，但又抽空到叶潘钦将军家要见阿格拉娅，几次都遭到拒绝。头一次去，是在那次四人会面后一小时，将军家从公爵那里才得知女儿没有回来。原来，她跑到瓦丽娅那里投向后者母亲的怀抱，加尼亚乘虚讲起自己的爱情，阿格拉娅突然哈哈大笑，叫他在蜡烛上烧烤自己的手指，以证明其爱情。这次，加尼亚又被击败。小说以幽默、滑稽的描写冲淡着阿格拉娅此时的悲伤。

后来，叶甫盖尼来找公爵帮他分析所发生的事件，在这里，陀氏采取由小说人物来分析小说重要情节的手法，并提出对主人公梅希金的新观点。叶甫盖尼认为：公爵为“妇女问题”所吸引，在瑞士生活时就渴望着俄罗斯，回来后立即投入行动，为娜斯塔西娅“幻想性、恶魔般的美所迷惑”，公开宣布了宽宏大量的想法，然而他的感情是真实、出自天性，还是只是脑筋里的激动?即使她是无辜的，但她的一切曲折故事能为如此的高傲和自私辩护吗?为了对她的同情，能够使另一个纯洁的女孩子受辱吗?公爵已向她正式求婚，他这样做还能说是诚实的人吗?叶甫盖尼这番话给小说本身提出了一个讨论题目。“妇女问题”确实是公爵以及整部小说所关切的问题，也正是陀氏所重视的问题。对妇女个性和爱情自由的肯定，是贯穿在小说许多戏剧性故事中的线索。陀氏在写作《白痴》之初给他的外甥女索尼娅的两封信中说：她们都很年轻，“但是，要知道，妇女问题，特别是俄罗斯妇女问题，甚至在您的有生之年里必定会迈出若干伟大而美好的步伐”。陀氏就她的婚姻问题说：“要以自由的心和根据信念来选择。”^[45]但是，在《白痴》中占据更主要地位的是拯救被侮辱、被毁坏了的个性的主题。所以，叶甫盖尼说公爵为娜斯塔西娅“幻想性、恶魔般的美所迷恋”，这对男女主人公来说，都是不公正的。然而，此时的公爵却表示都是自己的过错，但他自己迄今都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他要同娜斯塔西娅结婚，不是为了幸福，只是不忍看到她那发狂似的脸。公爵还说：他仍旧爱着阿格拉娅，担心她。他感到自己很头痛，可能会在睡梦中死去。这段对白含义深刻，叶甫盖尼的看法类似陀氏在《地下室手记》中提到的19世纪的所谓“正常人”对生活的看法；而公爵抱着拯救受苦难的妇女的理想，又对阿格拉娅产生了爱恋，从而陷入了莫大的困境。

小说以简洁的笔法收尾。公爵婚礼的日期逼近，娜斯塔西娅情绪波动起伏，她从彼得堡请来女时装师，仔细准备婚礼衣裳；然而，在婚礼前夜却陷入歇斯底里状态，拥抱着公爵的脚说：“我和你在做什么呢!”她在公爵安慰下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第二天早上八点，婚礼要在教堂举行。公爵在七点半出发去教堂，拳击手凯勒尔到达丽雅别墅去迎接新娘。娜斯塔西娅七点时已准备完毕；她脸色苍白，向圣像鞠躬后，走到门口台阶上来。最初，从聚集在那里的人群中可听到笑声、鼓掌声，甚至是口哨声；片刻间过去，响起了一些揶揄、赞美的话语。凯勒尔已打开马车的门，突然娜斯塔西娅在人群中认出罗戈津，疯狂地奔向他，叫喊着“救救我!”罗戈津迅速地把她带进自己的马车，向火车站奔去。在教堂里的公爵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件，回到别墅后还同原先请来的客人们聊天，但第二天一早就奔往彼得堡去。这段描写又一次表现了女主人公在当时社会中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处境。(www.xing528.com)

公爵为娜斯塔西娅的命运而焦虑不安，直奔罗戈津家，但未能找到他。公爵又到娜斯塔西娅的女友那里，也得不到任何信息。他仔细地看了看娜斯塔西娅住过的房间，看到有一本她看过的法国名作家福楼拜（1821—1880）的小说《包法利夫人》（1857），便把它带走。娜斯塔西娅看过这部小说，她或许对福楼拜小说女主人公爱玛追求不切实际的浪漫爱情的悲剧也有所理解。公爵在傍晚往豌豆街去的路上，被罗戈津叫住。后者偷偷把公爵带进自己的书房。天黑了，罗戈津也不点蜡烛。公爵急于见到娜斯塔西娅，却在帷幔后面的床上看到了她的尸体。她是这天清晨四点被罗戈津用那把园丁刀刺中心脏的。他要同公爵一起为她守夜，要用花束、鲜花覆盖她；又说公爵是否还记得她曾在音乐会上抽打了那个军官，在罗戈津心中仍以她为骄傲。公爵十分平静地对待这一事件，因为这是早就意料到的事，只是问他昨天是否准备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杀死她?罗戈津说，他也不知道。公爵的泪水流在躺在旁边的罗戈津的脸颊上。天亮了，人们走进屋来，看到凶手神志不情，处在热病中。而公爵已不能辨认进来的是些什么人，即使他的主治医生从瑞士赶来，也会摇头说：“白痴。”作者对小说结局的处理感到很满意，在1868年12月给A.迈科夫的信中说：“如果《白痴》有读者，那么他们或许会为出乎意料的结局感到某些惊讶，但是，略加思考后，当然会同意应当这样来结束。总的说来，作为结局来说，这是成功的结局之一……”^[46]

小说在“结尾”中叙述：罗戈津因脑炎病了两个月，在随后的审判中，他供认不讳，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服苦役15年。叶甫盖尼热心关怀梅希金的命运，将他送回瑞士去治疗。叶甫盖尼经常到西欧，认为自己在俄罗斯是完全多余的人，每过几个月都要去探望梅希金，并将详细情况写信给科利亚，特别是列别杰夫善良的女儿薇拉，叶甫盖尼同她相爱。阿格拉娅在认识一个自称伯爵的波兰流亡者后，很快就嫁给他，并接受了天主教，同父母家庭吵翻了。将军夫人带着两个大女儿到瑞士去看望过梅希金，夫人看到他病得那么重，痛心地哭泣，她说“这一切都是幻想”。

在小说第四部的情节开展中，公爵与阿格拉娅和娜斯塔西娅的关系占据主要地位，取代了公爵与罗戈津和娜斯塔西娅的关系。公爵尽管为阿格拉娅美的光辉所吸引，却始终忠实于对娜斯塔西娅的承诺，尽管有过彷徨。这或许也是陀氏在1868年10月给A.迈科夫的信中所说的“为第四部弄清的诗意思想”之一。我们在同一时期的“创作笔记”中看到这样一段“重要笔记”：“1.结婚那天的场面（在教堂里），阿格拉娅到来之前，公爵和娜[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单独在一起。公爵在吵架发生的所有这段时间里从发狂的娜[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那里经受了可怕的折磨，终于在结婚这天早晨同她推心置腹地说：娜[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 ，又是绝望，又是希望，拥抱着他，说她不配，发誓并答应下来。公爵淳朴而清楚地（奥瑟罗）对她说，他为什么爱她，他不仅只是同情（如同罗戈津转告给她的，以及伊波利特折磨她的），而且也是爱情，希望她平静下来。公爵突然高昂地说出自己的见解。”^[47]虽然在写成的小说中没有这一场面，但在公爵准备与娜斯塔西娅结婚时的描述中说：“他完全公正地对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说过，他真诚和全心地爱她，而在他对她的爱情中确实也包含着对某个可怜的和病态的孩子的爱惜，对这孩子是难以，甚至是不可能放任，任其自由的。”其次，公爵和罗戈津这两个朋友和情敌躺在娜斯塔西娅尸体前这一场面的描写，尤其具有超现实的艺术魅力。公爵静静地倾听罗戈津讲述女主人公被害的经过，而眼泪流淌在凶手脸颊上，他的意识也逐渐模糊起来，以致几乎完全丧失。弗兰克评述说：“在娜斯塔西娅尸体前守夜的那神秘怪异和令人难忘的场景中，公爵在半疯狂的罗戈津的极度痛苦中完全丧失了自己，并决定性地沉入精神的昏暗之中，这是他长期担心的、将为他的幻觉光亮而付出的代价。”^[48]

在陀氏的小说艺术探索中，幻想性和现实性的糅合是个中心课题，在《白痴》中，这种融合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陀氏在小说脱稿后不久，在1869年2月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谈到此时自己的小说艺术观：“我有自己独特的对（艺术中）现实性的看法，那些多数人称为几乎幻想和例外的东西，对我来说有时恰恰构成现实的本质。诸现象的平凡性和对这些现象的公式化观点，在我看来，还不是现实主义，而且甚至是相反。”“难道我的幻想性的《白痴》不是现实性，而且还是最平凡的现实性!是的，正是现在在我们脱离了土地的阶层中应当会有这样一些性格，这些阶层在现实性中成为幻想性的。”^[49]《白痴》的男女主人公尽管都是渴望真理、理想的青年，但都属于“脱离了土地的阶层”，他们都充满着幻想，当他们萍水相逢时都不约而同地说，在哪里看到过对方。只不过公爵对幻想、理想还抱有强烈的希望，而女主人公早已把幻想埋葬，因为她遭受过严重的精神创伤，在现实生活中又不断受到侮辱，她的心理十分复杂，既高傲，又有罪孽感，最后处于几乎疯狂的状态。小说发表的九年后，1877年2月，陀氏在给评论家科夫涅尔（1842—1909）的信中说：科夫涅尔认为《白痴》是陀氏最好的小说，“这种看法，我至少也听到过50次，如果不是更多。这本书每年都有人买，买的人甚至愈来愈多。我现在讲到《白痴》，是因为所有对我讲它是我最好的作品的人都在其智力结构中具有某种特别的东西，它总是使我惊讶和欣赏。”^[50]据弗里德连杰尔的研究，德国作家瓦塞尔曼（1873—1934）曾说，《白痴》将散文的现实提高到象征，使人产生既是幻觉又是新发现的印象。另一位德国作家德布林（1878—1957）在1930年说过：在20年前，几乎有两年时间，他总是把《白痴》带在身边，舍不得放下。像对待一般小说那样，把《白痴》一下子读完，这是无意义的，是亵渎的，因为它不是“书”，而是一系列的“邂逅”。^[51]弗兰克说得很风趣：“因为《白痴》是他所有主要作品中最个性化的作品，在这本书中他体现了他最亲密的、珍惜的和神圣的信念。他想必感到，从心里喜欢这部作品的读者将是具有志同道合的灵魂的出色的人群，他可以同他们真正地交流。”^[52]

陀氏在《白痴》的写作过程中对小说人物的性格进行了苦苦的思索和探讨，这一点显然比陀氏在写其他小说时更为突出。1868年9月，在已经发表小说第一、二部之后，他在“创作笔记”中还在思考小说一些人物的特征：“在公爵身上——白痴特征!在阿格拉娅身上——羞怯。伊波利特——脆弱性格的虚荣心。娜[斯塔西垭]·菲[利波芙娜]——无秩序和美（命运的牺牲品）。罗戈津——嫉妒。加尼亚：软弱，善良的倾向，智慧，羞耻，成为侨民。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俄罗斯地主——绅士的最后典型。利扎维塔·普罗科菲[耶芙娜]^[53]——粗野的诚实。科利亚——新的一代。”^[54]其中，把娜斯塔西娅概括为“无秩序和美”，对我们理解这形象提供了一个新视点。

当然，他的一些小说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随后仍有不少发展和变化，如阿格拉娅后来在同娜斯塔西娅的对话中表现出像刺猬那样的尖酸刻薄。主人公梅希金公爵的性格特征是作者特别注意探索的。在此前，作者在1868年3月10日的“创作笔记”中也做过一次详细的概括：“公爵性格中的主要特征是备受折磨，惊慌失措，忍辱，温顺。他完全确信自己是白痴。注意：他不断地（在内心）向自己提出问题：‘是我正确，还是他们正确?’最终，他总是准备责备自己。注意1：但是，当心灵和良心告诉他：‘不，这是这样’——那么他就会不顾所有人的见解做出这件事来。”^[55]公爵体现了按自己的信念而行动的美好品格。陀氏在公爵身上强调的“白痴特征”，在象征意义上用来抨击小说中追求利己主义和虚荣的“正常人”。这个“白痴”使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娜斯塔西娅“第一次看到了人”。他有如漂泊在俄罗斯大地上的圣愚，是基督美德的实践者。他在娜斯塔西娅身上称赞美，并准备为挽救这被摧残的美而献出生命。他欣赏见到婴儿初次微笑的年轻农妇的欢乐，他说出“美可以拯救世界”的富于哲理的话语，感受到同情心是道德伦理世界唯一的法则。所有这些审美和抒情都构成了小说优美的旋律。小说中最能够理解梅希金公爵的是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娅，其次还有叶潘钦将军夫人，“粗野的诚实的”利扎维塔，以及敬慕公爵的“新的一代”、少年科利亚，等等。小说把象征性的男女主人公，公爵与娜斯塔西娅，置放于充满利己主义和虚荣心的世界中，同极为现实的人物，如追求情欲的年轻商人罗戈津和急功近利、想一下子发财的加尼亚等诸多人物相接触，既构成了幻想性和现实性相交接的艺术世界，也开展了对“美可以拯救世界”的命题的探讨。陀氏以严格的现实主义描绘了公爵挽救女主人公个性的意图以失败告终，但仍然有力地提出：只有对美、美德的尊重，才能使人们摆脱单纯追求功利，或是情欲，或是虚荣的束缚，去迎接更美好的世界的到来。小说处处弹奏起“时间不再有”的旋律，希望人们赶紧参加到“美可以拯救世界”的事业中来。

在小说《白痴》中，陀氏的“心理肖像”描写艺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并且发展到人物视觉特征的描绘，“异乎寻常的视觉”的描绘，在这种视觉中幻想性和洞察力交融在一起。视觉、目光的描写在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在小说第二部开头，公爵重返彼得堡时在车站出口突然感觉到的“某人一双眼睛的奇异的炽热的目光”。它描绘出难以用言语表达清楚的罗戈津对公爵的敌意，导致在旅馆中罗戈津险些刺杀公爵那一幕。又如，娜斯塔西娅受过深重苦难的脸部表情永远留在公爵的心里。在小说第三部开头，在描写火车站前音乐会的场面中公爵与她久别重逢时写道：“公爵已有三个多月未见到她”，还是从肖像上看到她的那时刻起，这张脸“就在他的心里激起满怀的怜悯同情；这一同情的印象，甚至是为这一存在感到的苦难，在他的心中一直寸步不离”。我们在“序论”中提到，舍斯托夫在《克服自明》一文中提出陀氏在经历死刑的威胁后获得了“超自然视觉”，“第二视觉”：“出现了‘新的眼光’，在那‘所有人’看到现实性的地方，人只是看到影子和幻影，而在‘对大家’来说并不存在的地方——看到真正的、唯一的现实。”^[56]“超自然的视觉”所指的也就是深刻洞察人生、深切感受人生的悲欢苦乐的视觉。从《白痴》中可以看出：陀氏确实具有这种“异乎寻常”的视觉，并将它赋予他的男女主人公身上。

陀氏是一向重视读者接受的小说家，在写作《白痴》的过程中，他常常思考如何引起读者对他的幻想性主人公的兴趣。在1868年3月21日的“创作笔记”中，以“小说的综合·困难的解决”为标题写道：“以什么使读者对主人公这个人物产生好感呢?如果说，堂吉诃德和匹克威克作为具有美德的人物引起读者的兴趣，之所以成功，这是因为他们是滑稽的。小说主人公公爵如果不是滑稽的，那么具有另外的引起兴趣的特征：他是!无辜的!”^[57]陀氏经常在严肃的主题或人物中引进滑稽的成分，看来，他认为这两者的融合能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出于同样的用意，陀氏也注意把握淳朴的文体。同年3月16日的“创作笔记”说：“写得简短些；只写事实；没有议论和感觉的表述?”第二天的“创作笔记”又说：“注意：关于事实的叙述，轻松地，没有特别的议论。”^[58]陀氏竭力避免在叙述中加入议论，将所叙述的故事交给读者独立去判断。在《白痴》的“创作笔记”和文本中，提到《茶花女》和《包法利夫人》。如果将《白痴》和这两部法国小说名著进行比较思考，便能更明显地看到《白痴》的艺术特征：幻想性和现实性艺术的融合。

【注释】

[1]陀氏名字的昵称。

[2]《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第61页。

[3]《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第61页。

[4]同上书，第73页。

[5]同上书，第67页。

[6]《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2册，第210—211页。

[7]《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2卷，第155页。

[8]《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第84页。

[9]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5页。

[10]《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2册，第243页。

[11]《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第71页。

[12]《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2册，第281页。

[13]同上书，第315页。

[14]同上书，第198页。

[15]《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2册，第212页。

[16]《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第96页。

[17]俄旧历为11月22日。

[18]《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2册，第239—241页。

[19]《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9卷，第199页。

[20]雨果《悲惨世界》的主人公。

[21]指小说第一部。

[22]《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2册，第251页。

[23]指雨果。

[24]《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0卷，第28页。

[25]《莱蒙托夫选集》，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62页。

[26]指罗戈津。

[27]原文为法文。

[28]音量逐渐加强。

[29]《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与研究》，第3卷，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46页。

[30]《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9卷，第220页。

[31]《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2册，第241页。

[32]同上书，第362页。

[33]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现代研究论文集》，莫斯科，遗产出版社，2001年，第397页。

[34]一俄尺为0.71M，一俄寸为4.4C M。

[35]《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9卷，第270页。

[36]罗戈津的名字。

[37]《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9卷，第267页。

[38]《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9卷，第220页。

[39]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

[40]《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9卷，第268页。

[41]《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9卷，第390—391页。

[42]同上书，第28卷，第2册，第310页。

[43]《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2册，第321页。

[44]《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9卷，217页。

[45]《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2册，第252、294页。

[46]《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2册，第327页。

[47]《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9卷，第284页。

[48]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4卷，第339页。

[49]《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9卷，第1册，第19页。

[50]同上书，第2册，第139页。

[51]见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第303、361页。

[52]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4卷，第316页。

[53]叶潘钦将军夫人的名字和父名。

[54]《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9卷，第280页。

[55]同上书，第281页。

[56]《思想巨人》，第471页。

[57]《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9卷，第239页。

[58]同上书，第235、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