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6月间，彼得堡文学基金会也向陀氏伸出援助之手，资助他六百卢布。但是，陀氏仍不得不接受出版商斯捷洛夫斯基苛刻的条件，于7月1日签署契约，将自己作品的三卷集和一部新作的出版权转让给这个出版商，获得了三千卢布。7月中旬，陀氏离开彼得堡，开始了第三次西欧之行。据《陀氏年谱》称，7月29日，陀氏在德国疗养城威斯巴登的轮盘赌场上竟把自己的盘缠输光，付不起旅馆费，只靠早晚的茶度日!他写信给屠格涅夫和赫尔岑借款；在写给苏斯洛娃的信中，讲到自己的情境有如果戈理喜剧《钦差大臣》中付不起房费的赫列斯塔科夫。陀氏为摆脱经济上的困境，违背理性地不惜一搏，这显示他性情上的弱点。要摆脱困境，最可靠的还是他的笔。
《罪与罚》的创作构思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中、在这年秋夏之交在威斯巴登逐渐成熟起来的，并表述于9月中旬写给《俄罗斯导报》出版者卡特科夫的信中。除了后来并入的《醉鬼》的线索外，这封信相当详细地叙述了这部小说的情节纲要，可见陀氏已经反复思考过他的新小说。这令人想起他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开头那句名言：“顺便说说：对我来说，反复思考我的作品，并幻想我将如何写成它们，总是比实际上去写这些作品更加愉快。”当然，在写作过程中，人物思想特征、心理动机、小说的情节契机等等，都有不少变化。因此，这封信更是我们探讨陀氏小说艺术的珍贵资料，可以使我们感受到陀氏在写作过程中是如何深化他的艺术思想和展开艺术表现力的。这封信在提到这部小说是“一起犯罪的心理报告”后，接着说：
事情是现代的，发生在今年。一个年轻人，被大学开除的学生，出身小市民，并生活在极端的贫困中，由于轻率，由于在观念上摇摆不定，接受了飘浮在空中的若干奇特的“未完备的”思想的影响，决定一劳永逸地摆脱自己恶劣的处境。他决定杀死一个老太婆，放债的九等文官夫人。老太婆愚蠢，耳聋，有病，贪婪，收取守财奴那般的利息，邪恶，坑害他人的人生，折磨着在她身边做工的、自己的妹妹。“她毫无用处”，“她为什么活着?”“她哪怕是对某个人有益处?”等等。他决定杀死她，抢劫；以便使住在县里的他的母亲得到幸福，以便使作为女主人的陪伴住在某个地主家的妹妹摆脱这地主家庭主人好色的纠缠，这一纠缠以她的毁灭相威胁；他在完成学业后，要到国外，然后整个一生都成为在履行“对人类的人道义务上”诚实的、坚定的、始终不渝的人，以此，当然也就“冲淡了犯罪”，如果对这个耳聋的、愚蠢的、邪恶和有病的老太婆的行为可以称为犯罪的话，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活在世上，而且或许过个把月她自己会自然而然地死去。
尽管这类犯罪非常难以实行，也就是说几乎总是粗鲁地露出尾巴，罪证等等，并且将非常多的东西留在所遇到的场合，这场合几乎总是供出有罪的人们，他却完全偶然地得以既迅速又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事情。
此后，他度过几乎一个月，直到最终的悲惨结局。对于他们[1]没有任何怀疑，也不可能有。正是在这里展开了犯罪的整个心理过程。不能解决的问题出现在凶手面前，没有料想到的和突然出现的感情折磨着他的心。上帝的真理，地上的法则产生影响，而以他被迫自白告终。被迫，是因为即使在苦役中灭亡，也要重新同人们在一起；他在实行犯罪后立即感觉到同人类脱节和隔绝的感情，这感情折磨了他。真理的法则和人的本性起了作用，信念?内在的?甚至没有阻力?[2]
此信对于小说主人公的犯罪前后的心理活动叙述得很仔细。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七卷的解说，这部小说的酝酿可能始于在鄂木斯克监狱时期。西伯利亚囚徒的许多案例以及他们的故事，想必引起陀氏的种种艺术思考。另一方面，当时俄国报刊报道过几起谋杀案件：有自称的“革命”青年由于没钱花而谋刺俄罗斯驻巴黎使馆秘书的；有放债人及其厨娘被19岁的青年谋杀的。陀氏平时就十分注意社会新闻，这些现实生活的案例可能促进了他的小说构思。但更为重要的似乎是对“飘浮在空中的若干奇特的‘未完备的’思想”的思考，是继《地下室手记》之后对唯意志论的研究和对人类前途的思考。
陀氏在国外期间就开始准备《罪与罚》的写作。这部小说共有三册“创作笔记”，第一册笔记中有的地方记有日期，如8月7日，10月14日（在“总督号”轮船上）。陀氏曾到哥本哈根弗兰格尔家做客，并于10月10日从那里搭“总统号”轮船回国，16日抵达彼得堡；在轮船上，这位勤奋的作家也在为《罪与罚》做笔记。返回彼得堡后，陀氏经常要应付债权人的索求，也仍旧不时受到病魔的折磨，但他以其全部热情投入长篇小说《罪与罚》的写作。他在1866年2月18日给弗兰格尔的信中说：“我像苦役犯那样地伏案工作着。这就是要给《俄罗斯导报》的那部小说。小说庞大，分为六部。11月底已经写成许多，并整理好；我将它全部烧毁；现在可以坦白地说出这一点。我本人都不喜欢。我为新的形式、新的方案所吸引，因此我从头重写。我日日夜夜地工作，但仍然工作得很少。”“小说是诗意的事业，为实现它要求精神宁静和想象力。而债权人折磨着我，即威胁着要送进监狱。”[3]在写作《罪与罚》这部惊心动魄的小说时，陀氏特别提到了“小说是诗意的事业”。这是他的重要的小说观，在写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时就强调过“其中有诗意”。小说不仅是情节故事的叙述，而且首先是作者对人物性格、生活事件的诗意的把握，文学上和哲理上对人物心灵的抒情的描绘。小说应当包括动人情感的诸多艺术要素。陀氏是十分重视《罪与罚》的艺术性的。
看来，“创作笔记”第三册是关于第二稿的笔记，它最早的日期记载是12月7日，即陀氏烧毁第一稿之后。从这笔记中还可以看到：作者改变了小说叙述方法，从原先第一人称的忏悔录形式改为作者的第三人称叙述。也就是说，从《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到《地下室手记》，作者运用得比较成熟的、由第一人称人物叙述的笔记体小说，转到第三人称叙述的传统小说模式。对此，陀氏有许多叙述方法上的思考，他在“创作笔记”第三册中这样写道：“由作者的名义叙述，这作者仿佛是看不出来的，却是全知的存在，但是与他[4]寸步不离”。“要在这部小说中重新挖掘全部问题。但是情节是这样的。由自己而不是由他来叙述。如果是忏悔，那么就会有过多的东西，直到最终的极端，都需要全部加以解释明白。为使叙述的每一瞬间全都清晰。”“用忏悔的方式在有些地方会不纯洁，而且难以想象为何而写的。”“然而由作者。就需要许多许多的素朴和坦诚。”“应当假设作者是全知的和不会有过错的存在，向所有的人展示新一代成员中的一个人物。”“完全开诚布公，十分严肃，直到天真淳朴，而且只讲必须的。”[5]陀氏在以作者的名义叙述时，强调素朴、坦诚和只讲必须的，以致使读者甚至看不见和感觉不到作者的存在，但是作者又应当“寸步不离”主人公。紧紧地围绕中心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并与他相对照或相对位地展示其他诸主人公，这构成了《罪与罚》的艺术特色。
《罪与罚》在1866年1月30日出版的《俄罗斯导报》第一期开始以连载小说形式发表，直到1867年2月14日该杂志1866年第十二期才刊载完毕。小说刚开始连载，就引起评论界的热烈反响和争议。据《陀氏年谱》的介绍，《呼声报》在1866年2月17日发表评论，认为《罪与罚》将是陀氏的主要著作之一；作为小说基础的可怕犯罪“以那么令人震惊的真实和那么精细的细节”得到描述，“以致您不由地会体验到这个戏剧的波折及其一切心理动机，感受到从犯罪想法的最初萌芽到最终发展在其心灵中的细微的曲折变化”。这篇评论可能是见之报刊的最早反响，尚没有受到其他评论的影响，从而具有特殊的价值。3月1日出版的《现代人》发表叶利谢耶夫的论战性评论，认为《罪与罚》试图诽谤年轻一代。3月8日，屠格涅夫在给卡特科夫的信中赞赏《罪与罚》是一部“令人惊叹的”作品。在4月10日出版的《周报》第五期发表评论，支持《现代人》对小说的批评，但赞扬作品中“心理分析的深刻和精巧”。[6]陀氏在这些不同声音的评论环绕中继续写作下面的篇章。他的经济状况仍然十分困难，他必须尽快还清债款，否则有可能被关进债务拘留所，而如果一星期连续写作，第二星期常会有癫痫病发作。此外，答应给出版商斯捷洛夫斯基的一部新小说也必须尽快完成。这样，陀氏于9月底接受他的老朋友，文学家米留可夫（1817—1897）的建议，雇用速记员帮他工作。米留可夫托人找到年轻的女速记员安娜·斯尼特金娜（1846—1918），她是陀氏作品、特别是《死屋手记》的热情读者，于10月4日第一次到陀氏家。当天，两人就开始工作，竟然在10月底就完成了给出版商的中篇小说《赌徒》。这部作品于12月初出版。陀氏在中断了近一个月《罪与罚》的写作后，在安娜的协助下，于1866年年底终于完成了这部名著。《罪与罚》以伟大的魄力，解剖、分析了现代社会的种种思潮、道德风貌、心理动机，以其探索精神和艺术深度惊动读者，迄今仍享有很高声誉。
《罪与罚》描述的故事情节是：1865年夏天，彼得堡贫穷的法学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厌恶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经过仔细策划，终于在大衣里面悬挂一把斧子，乘她一人在家之机，将她砍死。犯罪后他把抢夺来的财物埋在一处偏僻院落的石头下面，返回自己的蜗居，陷入精神恍惚和灵魂搏斗中。他没有留下任何犯罪证据，更不怕刑罚，因为他认为警察当局都是“骗子和卑鄙的人们”，不屑与之周旋。使他极为痛苦的是感到自己从此割断了与整个人类的关系，由此他逐渐接近“人类苦难的象征”、笃信东正教的、可怜的年轻妓女索尼娅，最后在她的劝说下向警察局自首，被判刑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而索尼娅跟随他前去。小说的这些情节梗概与1865年9月给卡特科夫信最重要的不同，就是索尼娅形象的出现和她在主人公命运中起的重要作用。我们在“序论”中引用过的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的话，对分析这部小说的艺术很有帮助：“作品靠许多方面来说话：主题，情势，主人公。但是，比起所有这一切，作品靠其中包含的艺术的存在而说出的话更多。《罪与罚》篇页中的艺术存在，比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更加令人震惊。”这样，我们试图将小说的主题、情节、主人公等等，同作品处处表现出的、令人感受到的艺术联系起来，理解和分析这部作品。
陀氏小说不仅叙述语言富于内在对话性，而且整部小说都有明显的对话性特征。在《罪与罚》里，这些特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依据巴赫金的理论，可以说是在多声部的内心和外部世界里描绘中心主人公以及其他人物的意识及心理活动过程。这种对话性不仅指直接的对话，而且也体现在自白、人物表情和行为等诸方面的相互对位的艺术描写之中。
小说共分六部和一个尾声。第一部写的主要是主人公犯罪前的种种心理活动，第二至第六部描写的中心是主人公从犯罪后的精神恍惚，到前去自首的复杂过程。开篇第一句话是：“七月初，在非常炎热的时候，傍晚一个年轻人从他在C巷居民那里租赁的斗室走到大街上来，慢吞吞地，好像犹豫不决地向K桥走去。”这是主人公拿着一块银制旧怀表要去放高利贷老太婆那里典当借款情景的描述，也是他酝酿中的谋杀计划的一次试探。他住在一座五层楼屋顶下的一间低矮陋屋，出来时怕碰到女房东，因为欠了她一身债，不过也不是真的害怕，只是不愿听她啰唆罢了。他近来什么也不想做，避开同别人的来往。他在小市民、手艺人居住的吵闹的地区一面走，一面还在思考，所以走起路来“慢吞吞地，好像犹豫不决地”。“顺便说说，他非常英俊，有一双美好的暗色眼睛，深棕色头发，比中等身材略高，消瘦而匀称。但是，很快他似乎陷入深沉的沉思，更准确地说，似乎是出神的状态，走着，走着，已经不去注意周围事物，也不愿去注意它。”陀氏描绘人物肖像一般都很简洁，经常透过外貌、动作的描写，表达处在运动过程中的人物的心理特征。陀氏总是要描写眼睛和头发，在这里“美好的暗色眼睛”似乎在暗示他是一个善良而深思的青年。而他“似乎陷入沉思”则清楚地表达出主人公所处的苦恼状态。我们把这种有意地透过外貌和动作来表达人物心理的笔法称为“心理肖像”的笔法。他衣衫褴褛，已经是第二天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了，但他不用走多久，“他甚至知道，离他家大门有多少步：整整730步”。这说明主人公谋杀的想法已酝酿一段时间，连路程距离都已算好。在俄罗斯小说中，上面提到的“心理肖像”笔法，可以说是由莱蒙托夫开创的。在名著《当代英雄》（1840）中，他十分精彩地描绘了贵族社会“多余人”的典型毕巧林的“心理肖像”，例如：“他是中等身材；他的匀称，精致的身躯和宽阔的肩膀证明了结实的体格，能够经受流浪生活和气候变化的所有困难的结实的体格”，等等。又如：“他的步态散漫而懒洋洋，然而我注意到他不来回摆动手，这是性格的某种隐蔽性的准确特征。”再如：“为了画完肖像，我要说，他有稍微翘起的鼻子，洁白得耀眼的牙齿和栗色的眼睛；关于眼睛我应当再说几句。”“首先，当他笑的时候，它们[7]却不笑!——您是否有过机会注意到在某些人那里有这种奇特性呢?……这是一种特征，或是凶恶的习气，或是深沉的、经常的忧郁的特征。”这是着重于表现人物性格、也包括心理特征的“心理肖像”，而我们看到的陀氏所描绘的“心理肖像”更注重于动态的心理活动，但似乎有些莱蒙托夫式的描绘笔法。
主人公来到运河边一座大楼的四层上放高利贷老太婆的住处。她先是从门缝里小心地看着来人，然后才开们。“老太婆站在他面前默默无语，并怀疑地瞧着他。这是个很小的、干瘪瘪的老太婆，60岁左右，有一双锐利而凶狠的小眼睛，尖尖的小鼻子，没带头巾。她那浅色头发还很少发白，涂着一层厚厚的发油。在她那像鸡腿般的纤细和长长的脖子上缠着法兰绒的破布片，而在肩膀上，尽管是热天，晃荡着整个都穿坏了的、发黄的短皮袄。小老太婆不时地咳嗽和唉声叹气。”陀氏将他构思中的放高利贷老太婆表现得活龙活现。这肖像的每个细节都指向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的特征。拉斯柯尔尼科夫注意观察她居住的两个房间；家具很普通，挂在角落里的圣像前点着小灯。房间里一切都收拾得很干净，连一点灰尘都没有。主人公想道，这一切必定是她的异母妹妹丽莎维塔干的活儿，他还好奇地看了看里屋。这些看似很自然的描写，却在小说的结构中相互关联：丽莎维塔也成为遇难者，而后来主人公的梦中出现了里屋的说话声的情节。这些都是陀氏事先反复思考自己小说的结果，陀氏在考虑情节发展，前后呼应上，是很细致的，很注意精确性。
拉斯柯尔尼科夫接受了老太婆提出的苛刻条件，借得1卢布15戈比。当他走到街上来时，对于同老太婆的周旋以及自己一个月来的凶杀念头倍感难受，他甚至喊了起来：“哦，上帝!这一切是多么令人厌恶!”“而难道这样的恐怖能钻进我的头脑里?然而，我的心是能够陷入这样的污泥的!”这说明，在主人公内心中对自己的图谋有两种不同的声音、看法。他同陀氏许多主人公一样具有双重性格特征；他的精神，正如其姓氏的俄文意思所示，是“分裂”，即处在一种分裂状态。同时，陀氏小说主人公的思想和心理活动不是在观念楼阁中展开，而是在多声部的现实生活中推进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从放高利贷者那里出来后，因一个月来紧张的阴沉思虑而感到疲倦，很想休息片刻。他走进一家肮脏的小酒店，遇到了因酗酒而丢失官职的小官吏马尔梅拉多夫，接触到外部的声音。马尔梅拉多夫五十来岁，体格结实，头发已发白、秃了一大片，由于经常酗酒，脸浮肿、发黄甚至发绿，但有一双生动而微红的小眼睛。在这目光中闪耀着的激情，像是理智，又像是神志不清。他很想说话，特别是同有教养的人说话，因而同拉斯柯尔尼科夫交谈起来。马尔梅拉多夫已喝醉，话匣子一打开，抖搂出他如何因贪杯而一再丟掉官职，使其家庭陷入走投无路的贫困处境的故事。酗酒使他的人性彻底崩溃，他甚至把他的续弦卡捷琳娜的袜子和羊毛头巾都拿去换酒喝掉，而那年冬天她感冒，咳嗽甚至咳血，还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卡捷琳娜虽然是个有教养的妇女，却逼迫马尔梅拉多夫前妻的女儿索尼娅沦落为妓女，靠她接济生活。马尔梅拉多夫说出的话语十分凄惨：“因为已经是无路可走。您了解吗，慈悲的老爷，您了解吗，当已经再没有路可走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拉斯柯尔尼科夫仔细地倾听这些故事，并把喝醉的马尔梅拉多夫送回家，亲眼目睹他们一家的悲惨生活景象：卡捷琳娜瘦得可怕，她九岁的女儿波丽娅衣不蔽体。主人公临走时，把自己口袋里的一些小钱掏出来，偷偷地放在他们家的窗台上，但又后悔，想回去把钱拿回来。小说主人公愤恨地想道：马尔梅拉多夫他们是如何卑鄙地习惯于靠索尼娅的自我牺牲生活，“卑鄙的人可以习惯于一切”!但主人公又改变想法：如果人实际上不是卑劣的，整个人类就不会是卑鄙的，“那么说，其余的一切都是偏见，仅仅是假装的恐惧，而没有任何不可越过的障碍，应当是如此!……”主人公进行着独特的伦理学和“生存哲学”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又是同悲惨世界走投无路的生活景象交错在一起的，并倾向于可以“越过一切障碍”的思想。
第二天，主人公在自己那斗室里醒来时，接到了他母亲从外省寄来的信。这封信不论作为冲进主人公意识的外部声音，还是对小说人物系列的引入都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同马尔梅拉多夫一家的邂逅是小说现在时情节中主人公同他人的第一次对话，那么读母亲写来的信就成了第二次对话。母亲以挚爱的笔调写道：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全家的期望；为了供他上学，妹妹杜尼娅在斯维德利盖洛夫老爷家当了家庭教师，但这个地主老爷心怀叵测，向杜尼娅提出一起私奔国外的无耻请求；两人相会的场面被老爷太太玛尔法看到，她将一切过错推给杜尼娅，使她蒙受耻辱；后来老爷良心发现，向太太出示杜尼娅严词拒绝他的亲笔信；玛尔法痛心疾首，请求杜尼娅原谅。不久，玛尔法介绍她的远亲同杜尼娅认识。他叫卢津，45岁的律师。他很快向杜尼娅求婚，并要求迅速给予答复，因为他事务繁忙，急于赴彼得堡。他表示：在婚姻中，最好是丈夫没有什么要感激妻子的，而妻子认为丈夫是自己的恩人。杜尼娅在做决定的前夜，跪在圣像前祷告了很久，才决定嫁给他，希望卢津能给哥哥安排工作。她们为这婚事正要到彼得堡来。在信的末尾，母亲表示担心拉斯柯尔尼科夫会不会受最新摩登的、无宗教信仰的影响；怀念他父亲还在世时，他跪在她膝下祷告时是多么幸福。拉斯柯尔尼科夫泪流满面地读完信，然而恼怒的微笑却浮现在他双唇上。小说从人物表情刻画着他内心的剧烈矛盾。
思想的旋涡在他头脑中旋转，而在他的斗室里却没有思考的空间。他跑到大街上，想道：“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有这婚事，卢津先生见鬼去吧!”斯维德利盖洛夫还能忍受，而这个准备娶贫穷的女子，以便日后统治她的卢津怎能忍受呢?“即使卢津先生甚至浑身是用纯金或整块钻石做的，那时也不会同意成为卢津先生合法的姘妇的!”妹妹明明是为了哥哥要牺牲自己。他想道：“哦，这么说，我们在必要的时候连我们的道德感情也加以压制；自由、安宁甚至良心，一切的一切，都可以拿到旧货市场去拍卖。”法国作家纪德在著名系列演说中所说：陀氏小说中最富于写实性的场面，同时又是富于心理学和道德的含义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这段内心独白就是例证。接着，主人公联想起索尼娅，觉得她的命运并不比妹妹选择卢津更为糟糕，感叹她们“可怜的、不正确的心灵”。这一对比看似牵强，但就事情的本质而言不无道理。人物系列的这种相互对比构成《罪与罚》艺术特色之一。至此，主人公感到他再也不能为解决不了的问题而苦恼下去，是必须尽快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他走到街心公园的空旷处，想找个长凳坐下休息，突然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喝醉了酒的姑娘被一个胖男子追赶；拉斯柯尔尼科夫赶跑了胖子，并给了姑娘20戈比，叫她回家。警察看到衣衫褴褛的主人公竟掏出钱给这个“小姐”，觉得好奇怪。主人公也有些懊悔，走进小吃店，喝了一杯伏特加酒；在回家的路上，实在太疲乏，便在草地上躺下歇息，竟睡着了，而且做了一个梦。在小说中有三个梦境描写，在艺术上都很有意义。在这里，陀氏写道：“在病态中梦境往往异常突出，鲜明，同现实极为相似”，有时出现的可怕景象是那么精细，具有完备的艺术细节，“以致这做梦的人在清醒时是想象不出的，即使他是像普希金或屠格涅夫那样的艺术家”。主人公梦见了自己童年时代在小城里的事。他每年都要同父母一起到城郊墓地，到那里一座有绿色圆屋顶的石砌教堂做日祷，追荐埋在墓地里的祖母。一次，当他同父亲要去墓地，走过郊区一家酒馆时，看见一个喝醉的年轻农民叫他的同伴们都坐上他的大马车，而驾这马车的是一匹瘦弱的老牡马，喝醉的马主人用鞭子使劲抽打老马的眼睛，老马拉不动。他竟用铁棍将它活活打死。人群中响起许多责备声：“你身上没有带十字架”，而童年主人公拥抱着死去的、满是血的老马鼻孔，吻她的眼睛、双唇。拉斯柯尔尼科夫满头大汗地醒来，一下子明白了自己不能忍受凶杀图谋。沉重的包袱卸下来了，心里立刻变得轻松。他祈祷道：“上帝!给我指引我的道路，而我要放弃这令人诅咒的……、我的幻想!”这一梦境说明，主人公潜意识中有东正教的博爱观，它很可能由于刚刚接到的母亲的信而被唤醒。除了被活活打死的牡马形象外，主人公小时候喜爱教堂这细节也值得注意。这些都显示作者在细节安排上匠心独具。
但是，小说中说，命中注定，主人公自己都无法解释：他在回家的路上不知为何绕道干草广场，听见了丽莎维塔同小商贩的谈话，得知她明晚7时有事要到这里来；她是35岁的温顺、勤劳的女子。这样，明晚7时只有放高利贷老太婆一人在家。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使主人公的一切又改变了。当他回到自己的斗室时，“好像被判处死刑的人一样”。小说写到这里，用一段倒叙说明为什么主人公的凶杀想法那么根深蒂固。一个半月前，他第一次到放高利贷老太婆那里，刚刚萌发了奇怪的念头。他走进一家小饭馆，听到了大学生同军官的谈话。大学生说，这个富有而残忍的放高利贷老太婆的生活“不过是像虱子、蟑螂那样的生活，恐怕还不如，因为小老太婆是有害的”。军官说，既然你这样认为，那么你会不会去杀死她?大学生回答说，当然，不会，他只不过为了正义而说说。军官说，既然你不敢，那也就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了。作者说，主人公听到的这段对话似乎对后来发生的事件有极大影响。这是对主人公计划的既肯定又否定的外部声音，而主人公的意识是在与外部世界多种声音的碰撞中变化、发展的。
第二天傍晚，主人公按他早已想好的周密计划，将斧子用布条系在夏天外套里面，来到放高利贷老太婆家，乘她背过去看他拿来的“抵押物”的机会将她砍杀，鲜血从她头顶上流淌。不料，丽莎维塔提前回来，也一并被他砍死。这些凶杀场面的描写令人惊心动魄。可以推论，陀氏在西伯利亚监狱中听到的杀人犯故事对其艺术想象起了重要作用。
《罪与罚》第一部叙事的特色在于紧紧跟随主人公的意识流程，但是所采用的是“明暗法”。他对马尔梅拉多夫一家的同情，在梦中因被折磨至死的老马而痛哭，对想娶贫穷的妻子，以便支配、统治她的卢津的坚决拒绝，等等，所有这些明明白白的叙述都说明他是一个有人道主义思想倾向的青年。但是，人道主义明明与凶杀行为不相容，主人公为什么走到这一步，这是用暗淡的色彩勾画的，因而如谜一般引起读者的种种猜想。这样，可以说，在《罪与罚》中已经出现了推理小说的特征。其次，在描写人物方面，采取了“心理肖像”笔法，这一笔法在以后几部，以及后来的小说中得到进一步发挥。第三，通过梦境的描写，揭示了潜意识如何出现于梦境中，这是一种心理描写手法。当然，构成梦境的要素不仅是潜意识，而要复杂得多。
从《罪与罚》第二部起，小说也描写主人公与警察局侦查员的周旋，但小说艺术的深度在于展示主人公同各种人物之间思想意识的对照与交锋，特别是探讨虚无主义、超人哲学思潮与东正教伦理观念如何发生冲突。小说第二部从主人公刚刚犯罪后的精神状态写起。陀氏经常在偶合的事件中营造紧张局势。主人公在精神恍惚中度过一夜，天刚朦朦亮，就起来查看自己身上还有没有留下血迹，觉得自己快发疯了。不久，看楼房的人进来，交给主人公一张警察局的传票，要他上午九点半到警察局。他想到：了结得愈快愈好；到了警察局，才发现原来是女房东告他欠债的事。他按要求写下字据：在还债前不离开本城，不得转移财产。他突然产生一种感觉：“好像人们把一根钉子钉入他的头顶上。”作者运用的这类比喻很出色，既是心理的，又是哲理的：主人公感到头脑好像被一根钉子钉入，不能自由活动，这对他这样一个思考的青年来说，是极大的痛苦，与其如此，不如一下子坦白一切更好。当要走出警察局时，听到因老太婆凶杀案而拘捕了人，主人公便昏厥过去。回到家后，他赶紧收拾抢来的一切赃物，到外面找了一个偏僻的院落，将它们都藏在一块大石头下。他又突然自问：为什么他一直都没有去看那些赃物，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痛苦，去干那卑劣的事呢?作者似乎又在艺术上有意地使这问题模糊化，既留给小说进一步的分析，也邀请读者一起来思考。
主人公像梦游病者那样在大街上徘徊，到了尼古拉桥上，差一点儿撞上马车，挨了车夫一鞭子。有个上了年纪的商人太太看到主人公那可怜的样子，叫她的女儿塞给他20戈比硬币，说：“收下吧，先生，看在基督的面上。”作家本人在西伯利亚有过一次与此相似的接受小姑娘施舍的经历。陀氏往往把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受、日常生活的见闻和书报上报道的事件都艺术地糅合于小说中，这构成他现实主义的一个要素。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几乎无意识中接了这枚硬币后，瞧望涅瓦河，观看那曾经使他惊叹的皇宫、大教堂的壮丽景观。过去，每当上学时经过这里，他都因感受到“忧郁的谜一般的印象”而惊诧，并把解释这一印象留给未来去考虑。而此时，他感到自己好比漂浮在天空，已经不属于大地。他发现自己手中握着一枚硬币，一挥手把它扔进河水里，转身回家去。“他觉得，此刻他好像用一把剪刀自己把自己同一切人和一切事物截断了联系。”这饱含哲理的表述，说明了主人公实际上对自己道德上的要求是很高的：既已杀了人，就不配与人们为伍。
拉斯柯尔尼科夫病倒了三天，很少吃东西，而拉祖米亨带一位年轻医生来看护他。拉祖米亨是主人公在大学里要好的同学，体格魁梧、品德高尚，他因经济困难而休学，但从事翻译工作。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一些青年学生的处境。第四天，主人公觉得好些，也接到了母亲寄来的钱。拉祖米亨谈到，有油漆工被当做放高利贷老太婆凶杀犯嫌疑人的事等等。随后，身穿新做的考究衣服的“未婚夫”卢津来访，告诉主人公：他母亲和妹妹就要到达。在谈话中，思想观念立即交锋。卢津宣扬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他说，人们直到现在都在宣扬“爱”，但结果怎样呢?例如，“我把长上衣撕成两半，同邻居共同使用，那么我们两个都成了半裸体，就像俄罗斯谚语所说：‘一下子追几个兔子，一个也逮不着。’科学则认为：爱所有人之前，首先要爱自己一个人，因为世上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的。”拉祖米亨反驳道：近年来种种企业家伸手到公共事业，为自己的利益而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拉斯柯尔尼科夫说得更尖锐：“将刚才您说教的东西推论下去，结果是可以砍杀人……”；您不是说过娶贫穷的妻子更有利，好统治她吗?卢津狼狈地离去。小说极其鄙视地描绘了卢津这类道德上无个性的“实用主义者”。同时，陀氏以其独特的辩证法，描绘出主人公虽然十分厌恶卢津的利己主义思想，却不能不意识到自己的凶残行为与之有某种共同之处。
由此，他决心今天就了结一切，傍晚8点，他跑到街上来。就像“地下室”主人公那样，他很喜欢看小市民热闹的街道生活，给在手风琴伴奏下唱歌的女孩一些钱。他走进酒店喝茶，碰到警官扎梅托夫，差点就和盘托出。他也想到过自杀，但当他走到桥头上看到一个喝醉酒的小市民女子投河自尽时，觉得自杀最可耻，非常愚蠢。他甚至跑到放高利贷老太婆那楼房里，再看了一遍。正当他犹豫不决时，在大街上碰到被马车轧坏了的马尔梅拉多夫；他掏出钱来，让警察叫马车来送马尔梅拉多夫回家，并请医生。主人公在马尔梅拉多夫家第一次看见了18岁左右的索尼娅；她父亲伤势过重，在请求女儿的宽恕后，在她的拥抱中死去。拉斯柯尔尼科夫对卡捷琳娜说，他同死者是朋友，拿给她20卢布作为葬礼费用。主人公感到自己好似“被判处死刑的人突然和出乎意料地被宣布赦免一样”。当他要离开时，波丽娅受母亲和姐姐的委托，跑来问主人公的姓名、地址。“他将双手放在她的肩膀上，以某种幸福感瞧了瞧她。对他来说，看着她是那么愉快，——他自己也不知为什么。”陀氏常用“不知为什么”这类话语来表达人物内心的模糊感情。或许，想要了结一切的主人公感受到还有穷人世界值得他去关心?五分钟后，他站在不久前妇女投河的那桥头上，坚定地说：“生命存在!难道我现在不是生活过吗?我的生命还没有随着老朽的老太婆死去!”“理智与光明的王国”还在，关键是意志和力量。陀氏擅长描写突发事件，使主要人物在其中相遇，并改变小说情节的进程。主人公思想情绪的改变，就是由马尔梅拉多夫事件引发的。小说愈深入到主人公道德感情的深处，愈强化着他的悲剧性存在。原来，他是侠义的人，却犯有凶杀罪!当主人公同拉祖米亨一起回到家时，母亲与妹妹已经在那里等他一个半小时了。
在《罪与罚》第二部中，陀氏的心理描写艺术进一步深化。作者仔细探讨了主人公在犯罪后道德感情与理性主义的冲突。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存在着相当浓厚的道德感情，这实际上也是他厌恶放高利贷老太婆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杀死她之后，立即产生了罪孽感，甚至感到自己已不配受他人关心，走到了自杀的边缘。与此同时，主人公又是思想敏锐的理性主义者；虽然，在马尔梅拉多夫遇难时挺身而出也是出自道德感情，但立即感受到自己身上的理性和意志的力量仍然存在，可以依靠它们克服道德上的罪孽感，而重新生活下去。
小说第三部为后来的一系列戏剧性冲突做准备。主人公与母亲和妹妹久别相逢。她们在傍晚抵达彼得堡，立即前来看望主人公。母亲43岁，她看着他的目光，感到吃惊。这目光中透露出强烈、苦楚的感情，甚至有某种神经错乱的东西。主人公不愿在此刻见到母亲，要让她们离开。母亲哭了起来，说：“难道在三年离别后，我都不能看看他!”只有母亲的心才能一见面就感到儿子陷入某种精神痛苦之中。在小说中，对母亲和妹妹的描写，虽然简洁，但极为生动。拉斯柯尔尼科夫与她们见面后，急忙要打消妹妹想嫁给卢津的主意。他对她说：“就让我成为卑鄙的人。而你不应当……”“或者我，或者卢津!”母亲和妹妹只好由拉祖米亨陪同去卢津为她们安排的简陋公寓住下。母亲安慰杜尼娅说，哥哥刚才那样对待她，是因为病，明天他会改变主意的。杜尼娅却说，她相信哥哥还会说同样的话，显出她是很理智的女子。怪不得，拉祖米亨对她一见钟情。在这里，作者描绘了杜尼娅的一幅心理肖像画：“阿夫多季娅·罗曼诺夫娜才色出众——高个子，惊人的匀称，健壮，自信，这在她一举一动中都显露出来，而且又丝毫无损于她举止的柔和和优雅。她的脸像哥哥，但她甚至可以称为美女。她的头发是暗褐色的，比她哥哥的头发亮一些；眼睛几乎是黑色的，亮晶晶的，高傲的，同时有时在片刻间是非常善良的。她脸色苍白，但不是病态的苍白；她的脸孔闪耀着清新与健康。”“她的脸部表情总是严肃多于愉快，总是沉思的；然而微笑是多么适合于这张脸，欢快、青春、无忧无虑的微笑是多么适合于她啊!”杜尼娅本该是多么快活的姑娘，但她被侮辱的过去使她“严肃多于愉快”，她具有“高傲”的特征，以抵挡丑恶、残酷的现实。在母子会面的描写中，陀氏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既有直接的对话，内心的活动，又有事后的议论，人物肖像的描绘，并深化着小说的悲剧性气氛。
小说接着描绘第二天主人公在那斗室里与母亲、妹妹再次相聚时的情景。拉祖米亨到公寓接母女，母亲给他看早上收到的卢津的条子。卢津昨天只派仆人去接她们，今天又送来条子，说明天下午8点才来造访，而且不希望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场，因为受了他的侮辱。又说，拉斯柯尔尼科夫昨天晚上竟以葬礼费用为借口，给了一个有坏名声的女孩25卢布。这条子虽然简单，但正如主人公所说，它“描绘了一个人”。主人公亲切地同妹妹握手，使母亲十分高兴。在交谈时，“房门轻轻地打开了，一个姑娘怯生生地四面顾盼着，走进房间来”。她穿着简陋，“几乎还是个小姑娘，举止谦虚而得体，有一张明亮而似乎有些担惊受怕的脸孔”。这是索尼娅受继母委托，来请拉斯柯尔尼科夫明天去参加她父亲的安魂弥撒。主人公看着她那受凌辱、损害的样子，赶紧请她坐下，并涨红着脸将她介绍给母亲。交谈中，他仔细地打量她。索尼娅的一幅肖像画是通过主人公的心理和感情视线描绘的：“这是个瘦小的、实在瘦小而苍白的小脸，相当不匀称，有种尖尖的样子，还有尖尖的小鼻子和下颏。她甚至说不上漂亮，然而她那双蓝色眼睛是那样的明亮，当这双眼睛活跃起来时，她的脸部表情变得那样善良和淳朴，以致不由得为她所吸引。”当索尼娅告别时，杜尼娅很有礼貌地向她鞠了一躬。哥哥有力地握紧妹妹的手，她脸红了，跟着母亲离去，感到幸福。在大街上，母亲说，卢津说索尼娅的坏话，而儿子却把她介绍给她们，这就意味着她“对他来说是宝贵的!”杜尼娅说，她相信索尼娅是美好的，而卢津是“拙劣的造谣者”，尽管此时杜尼娅尚未改变嫁给他的主意。这里描绘出拉斯柯尔尼科夫兄妹都有一颗同情受苦难者的心，以及她们一家虽然贫穷，却是多么幸福和彼此体贴的美好家庭。这又进一步地加强着主人公形象的悲剧性色彩。
母亲、妹妹走后，主人公请拉祖米亨带他到侦查员波尔费利家；波尔费利是拉祖米亨的远亲，听说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学法律的，很想同他认识。主人公明知自己有如飞蛾扑火，但硬要去试探。见到扎梅托夫也在场，有些紧张。谈话间，波尔费利提起主人公两个月前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论犯罪》，虽然未署作者全名，但侦查员已从编辑部获知谁是作者。主人公便就此阐述自己的主要观点。他认为：按自然规律人们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平凡的人们”，他们只是繁殖自己同类人的材料，他们天性保守，循规蹈矩，喜欢顺从。第二类是“不平凡的人们”，他们具有才华或天才，是敢于在自己环境中说出新言语的人。他们会越过法律，是破坏者和立法者，以更加美好的事物的名义破坏现有事物，必要时甚至会越过尸体和血泊。这种按人的天性来区分两类人——“平凡的人们”和“非凡的人们”的理论，以及敢于越过一切障碍的观点，令人想起尼采的“超人哲学”。陀氏似乎比尼采更早地写到“超人”问题，不过，陀氏用的概念是“人神”。《罪与罚》写成的时间先于尼采的主要著作《查拉斯图拉如是说》（1883—1885），然而不能由此推论说，尼采的“超人哲学”受到陀氏作品的影响，因为前者只是在1887年才第一次读到陀氏的作品（《地下室手记》法译本）的。根据弗里德连杰尔的研究，尼采起初很推崇陀氏，但后来发现陀氏的观点是尼采自己所超越的基督教人道主义。不过，尼采仍然对陀氏所提供的心理典型很欣赏，称赞陀氏是他从那里学到一些东西的“唯一一位心理学家”。[8]
据《陀氏年谱》的介绍，陀氏描述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这些理论，与俄国报刊的一次讨论有关。1865年2月《圣彼得堡通报》刊载了拿破仑三世《凯撒传》的“序言”。这篇“序言”为波拿巴主义辩护，并提出“强有力的个性”有权破坏对普通人来说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的论题，引起了俄国报刊的争论。[9]我们看到，陀氏早在西伯利亚时期就已密切注意到具有“强有力的个性”的人物，但没有涉及他们是否有权破坏一般道德规范的问题。因此，或许，对拿破仑三世《凯撒传》“序言”的讨论促使陀氏的思考。在构思《罪与罚》时，他称这一思想是还漂浮在空中的思想。他在1865年9月给卡特科夫的信中说：小说主人公“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由于轻率，由于在观念上摇摆不定，接受了漂浮在空中的若干奇特的‘未完备的’思想的影响，决定一劳永逸地摆脱自己恶劣的处境。”这种思想成为小说中探索的主题之一。
然而，小说又提出另一个重大问题，即宗教信仰问题。当主人公叙述完他文章中的主要观点时，波尔费利问他是否相信上帝，相信基督使拉撒路复活的故事[10]，而主人公都做了肯定的回答。这篇故事讲的是耶稣知道拉撒路已病故，便来到拉撒路所住的伯大尼。拉撒路已被埋在坟墓里四天。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并叫人们把坟墓前的石头挪开，复活了的拉撒路便走出了坟墓。在小说中，波尔费利形象与其说担当着侦查员的角色，不如说也作为一位思想者同主人公进行对话。他特别提出拉撒路复活的故事，可以说是提出了信仰可能使陷入困境的主人公精神上复活的问题。从波尔费利家回来，主人公双鬓满是汗，呼吸艰难。此时，有一个小市民模样的人要求见他。他出门见那人。后者说了一句“你是凶手”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陀氏用这样模糊、神秘的艺术手法加强主人公困境的描述。
主人公双腿发软，好像浑身冻僵地回到自己斗室，闭着眼睛躺在长沙发上。思想象旋风般在他脑海里旋转。他想起拿破仑这些“非凡的人们”：“不，这些人不是这样成就的；真正的统治者，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可以被允许的，捣毁土伦，在巴黎进行屠杀，把一支军队遗忘在埃及，在莫斯科战役中损失50万人而在维尔诺[11]用几句俏皮话就敷衍过去；而他死后还为他竖立许多偶像，也就是说，一切是被允许的。是的，在这样的人们身上，显然不是肉体，而是青铜!”主人公这一想法等于说，具有血肉之躯的人是成不了“超人”的，从而是对自己理论的一种否定。另一方面，他又对这种理论恋恋不舍，认为自己杀死的不是人，而是“原则”（在此，可能指他的“信念”）；他未能越过障碍，而留在此岸。他又想到：生命只有一次，他不能让母亲挨饿，等待“普遍幸福”的到来。但是，他杀死老太婆时，只想拿最必需的钱，将其余都送给修道院。这么说，他只不过是“审美的虱子”，被碾碎了的虱子。“审美的虱子”这一比喻指的是只会向往美好事物，而在行动中犹豫和后悔的人。这个比喻就像“地下室”主人公称自己为“有强烈意识的老鼠”那样精彩，而他们两人也有若干类似之处。在这样的思想旋风中，他又昏迷过去，做了一个恶梦。他疯狂地用斧子砍老太婆，但随着每次打击声，寝室里笑声和低语声愈加响亮，连老太婆也笑得全身摇晃，人群聚集得愈来愈多。小说的这第二场梦显示：在主人公的潜意识中，荒唐的暴力行为最使他痛苦；而对老太婆连砍几刀的梦境，表达出荒唐的暴力行为会引起连锁反应的情形。这一象征性描绘勾画出了社会历史上的一些真实。当他在梦与现实中挣扎时，斯维德利盖洛夫找上门来求见。小说第三部在悬念中结束，有如现代电视连续剧。
在《罪与罚》第三部中，妇女命运的主题更加突出起来。拉斯柯尔尼科夫一直担心他母亲晚年生活的贫困，而妹妹杜尼娅那么美好、健壮和优雅，却已尝受过被地主老爷侮蔑的滋味，现在又可能成为卑鄙的律师卢津的“猎获物”，使得原本快活的姑娘，变得“严肃多于愉快”。而沦落了的索尼娅更为凄惨，不过，在这个瘦小、脸色苍白的女孩子身上似乎有某种力量：“她那双蓝色眼睛是那样的明亮，当这双眼睛活跃起来时，她的脸部表情变得那样善良和淳朴，以致不由得为她所吸引。”这是通过心理肖像画，对于索尼娅在小说中的作用给予暗示的笔法。此外，小说的两种相互对立的基本音调更加清晰起来。第一种基本音调，关于“非凡的人”（实际上也就是“超人”）敢于越过一切障碍的理论，由主人公向波尔费利和盘托出。主人公还被一个神秘的人指点为“你是凶手”。这一切引发了主人公对于“超人”、“人神”的理论的再思考。第二种基本音调，宗教信仰的音调，由于《约翰福音》中拉撒路复活的故事的提出，也逐渐得到加强。
小说第四部，各种思想频频交锋，戏剧性冲突迭起。斯维德利盖洛夫从个人品格来说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对立物，但他们两人在否定上帝的存在、主张“超人”意志上却有共同处。斯维德利盖洛夫是五十来岁的体格健壮的人。他两天前从外省跑来，并跟踪过索尼娅，打听到她单独居住的地方。他找到主人公的斗室，为自己对杜尼娅的爱情辩护：他是人，不由得会迷恋和爱。他那时提出同杜尼娅一起跑到美国或瑞士，是怀着最恭敬的感情的。他还神秘地说，自从三天前埋葬妻子玛尔法以来，他已三次在梦中和现实中看到过她。这说明，他也是个在梦与现实中徘徊的人。他现在准备出去旅行，临走前想处理一些事，并提出要赠送给杜尼娅一万卢布，以备她同卢津的决裂。这遭到主人公的拒绝。斯维德利盖洛夫说，难道一个人在这世上只能做坏事，而没有权利做点好事吗?他只想为杜尼娅做点事，同她再见一面，再说他现在已有另一门亲事。他最后说：“我觉得您身上有某种接近于我的东西”。临走时，他才想起来说，玛尔法遗嘱中留给杜尼娅三千卢布，她近日就能收到。英国批评家默理说：“斯维德利盖洛夫是真实的，甚至是超现实的真实，而且他又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梦。”[12]拉斯柯尔尼科夫没有成为“超人”，而斯维德利盖洛夫为了情欲，敢于越过一切障碍，没有退缩，是真正的“超人”。当然，这两种超越的内涵是很不相同的。
接下来，小说描述了这晚上在主人公母亲寓所的一次聚会。陀氏小说常采用聚会场面，在诸人物的对话中既揭示人物内心活动，又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姗姗来迟的卢津对主人公和拉祖米亨在场很不满。卢津说，斯维德利盖洛夫已来到彼得堡!母亲说，她相信这个恶劣的人是导致他太太死亡的原因。卢津认为此事尚不能做结论，但这人是最堕落的、在恶习中毁坏了的人，与彼得堡的某个外国女高利贷者有神秘的暧昧关系。斯维德利盖洛夫的行踪，经卢津的描述更具有了朦胧性。拉斯柯尔尼科夫说，这个地主老爷一个半小时前来找过他，举止随便，快活，希望接近他，通过他与杜尼娅谋面；玛尔法遗嘱中给她留下的三千卢布很快就送到。主人公不仅没有说斯维德利盖洛夫的坏话，而且把本来没有答应转告的谋面请求也讲了出来。从小说上下文来看，主人公自从那恶梦以来，精神更加恍惚，又像是急于去做什么事，要把话赶紧说完；也可能他对这老爷另有看法。这些表面看来平常的对话中都反映着诸人物内心的或隐蔽或模糊的动机。
这样，戏剧性冲突便酝酿成熟。卢津对说他愿意娶贫穷的妻子那番话怀恨在心，今天他是来要求解释和道歉的。听到主人公关于斯维德利盖洛夫的话，想必是火上浇油。卢津直逼杜尼娅要在哥哥和未婚夫之间做出选择，还责备母亲给儿子的信可能导致他的成见。主人公对卢津说：您刚才写给母亲的信试图挑拨母子关系，用下流的用语讲到您不认识的一个姑娘（指索尼娅）的品性；“而在我看来，您以您的全部优点都比不上您向她投井下石的这不幸姑娘的一个小指头。”这又是小说中一句出色的、给人印象深刻的比喻。卢津反问道，您准备将她带进您母亲和妹妹的圈子?但母亲说话了：难道您已经把我们掌握在自己的权力中了吗?杜尼娅激动地说，卢津在她们的无依无靠上打主意。卢津讥讽地说，他要离去，好让你们商量斯维德利盖洛夫的建议，它可能使您很愉快。这番话使杜尼娅深受侮辱，她将卢津赶走，后者却要求赔偿他的损失和花费。杜尼娅说：“您是低劣、恶毒的人!”卢津被揭露出其卑鄙的真面目，杜尼娅母女摆脱了他的支配，索尼娅也得到辩护。因此，大家都高兴得笑了起来。这个场面典型地表现出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所提出的“狂欢化文化”特征。在盛行于中世纪欧洲的民间狂欢节广场上演出的滑稽剧以及其他对话体小品中，常出现变成了奴隶的国王、讲侠义的强盗、高尚的妓女等形象，而且狂欢节国王加冕和罢黜的过程急速。这种形象思维反映了民众摆脱等级森严的中世纪制度的渴望。在《罪与罚》的上述戏剧性场面中，卢津进门时，满以为即将娶到贫穷的美女，成为未来家庭的暴君；出门时，不仅丧失了美梦，而且被称为“低劣、恶毒的人”。
但是，小说主人公却将母亲和妹妹托付给拉祖米亨，急忙要离去。“拉祖米亨变得像死人那样苍白”，他在主人公炽热、凝视的目光中，猜出了他的秘密。从此，他成为主人公母亲和妹妹的唯一依靠。拉斯柯尔尼科夫赶到索尼娅在运河边的那所绿色的老房子，已经是夜晚11点钟。这是小说中具有关键意义的男女主人公三次对话的第一次。在陀氏小说中，主要人物之间的深入对话常常是描绘人物心灵深处的重要艺术手段，而且这些对话往往涉及广泛的世界性问题，并使不同思想观点交锋，从而仅仅两个人的“小对话”却具有世界性“大对话”的意义。巴赫金提出陀氏小说具有“复调小说”特征，在他的小说里存在着两个以上的主旋律（或基本音调），即存在着“独立和不相汇合的诸声音和诸意识的众多性”，通过这些意识、声音的对话，这些旋律的交响，拓展作品的主题。这些特征在拉斯柯尔尼科夫和索尼娅的对话中表现得十分鲜明。
主人公走进索尼娅简陋的房间，怜悯地看了看她，说“您是多么瘦弱!瞧，您的手!完全苍白。像死人的手指”；这样下去，不仅救不了多病的卡捷琳娜，而且自己也会被送进病院。主人公以理性主义的声音指出，索尼娅这样忍受痛苦的煎熬，只能毁掉生命。当他提到她妹妹也可能走上她的路时，她大声尖叫起来：“不!不!不可能!上帝，上帝不容许这样残酷的事!……”主人公却恶狠狠地说：“然而，也许，上帝根本就不存在。”索尼娅以责备的目光瞧着他，痛哭起来。这段描写很细致：当主人公指出索尼娅忍受苦难的可怕前景时，她还能保持冷静，但一提到她妹妹也可能遭难时，她却大声尖叫起来。这说明，她唯一的希望是以自我牺牲来保护妹妹她们。
过了五分钟，主人公突然跪在她面前，吻她的脚，说道：“我不是向你下跪，而是向人类的全部苦难下跪。”他还告诉她，刚才他还谴责侮辱过她的某人连她的小指头都不如。索尼娅担惊受怕地说，她是“不清白的”，“罪孽深重的”。在对话中，主人公弄明白了她仅仅因为丢不下卡捷琳娜及其子女才没有投河自尽，她在极端痛苦中忍受着耻辱，在耻辱中怀抱着神圣的感情。他想道，她是否在等待奇迹?他追问：“那么，上帝为此给你做了什么呢?”索尼娅沉默了许久，她的胸部波浪起伏，终于严肃地说：“请不要说了!不要问了!您不配!”主人公看到小橱柜上有一本俄译本《新约》。它是索尼娅请丽莎维塔给她带来的。他突然问道，拉撒路复活那段在哪里?同时想道，她与丽莎维塔之间有某种神秘的聚会，她俩都是疯癫女修士。在主人公一再请求下，她兴奋地朗读了那一段。在她朗读结束时：“蜡烛头在歪斜的烛台上即将息灭，暗淡地照耀着在这极为穷苦的房间里的凶手和沦落女子，他们奇特地走到一起来阅读这本永恒的书。”这是明暗交错和光线集中的伦勃朗式的画面，也是一个象征性场面：悲剧性的男女主人公将来有可能在福音书的感召下复活。
但是，主人公却皱着眉头说：他今天已抛弃了母亲和妹妹，现在他只有她一人，“我们都是受诅咒的”，她也越过了，“所以我们应当一起走，走在一条道路上!”她不能这样下去，也不能让贫苦的母亲们和孩子们再哭泣，难道孩子不是基督的形象吗?索尼娅问道：“去做什么呢?”他回答：“去摧毁应当摧毁的东西”，“然后把苦难背在自己身上!”“自由与权力，而主要的是权力!统治一切发抖的生物和一切蚂蚁窝的权力!”“发抖的生物”指的是担惊受怕的被统治者，“蚂蚁窝”指整天忙碌而没有欢乐的社会。主人公最后说，如果他明天能来，会告诉她谁杀死了丽莎维塔。
在这次对话中，索尼娅说：“没有上帝，我会怎样呢?”她经常祈祷，但没有上教堂。她像是古老正教的信徒。她的观念是相信上帝、自我牺牲和忍受苦难。而拉斯柯尔尼科夫却向她提出“也许，上帝根本就不存在”这一问题。这有如后来尼采所说“上帝已死：现在我们热望着——超人生存!”[13]这是“超人哲学”的声音。陀氏把这种思想与他在《死屋手记》里开始批判的资产阶级权力思潮连成一体，让主人公提出要去“统治一切发抖的生物和一切蚂蚁窝”。索尼娅尽管处在被侮辱者的社会地位，却对主人公不相信上帝的言论加以谴责。因此，这次对话是正教思想与“超人”思想的一次激烈的交锋，但谁也没有说服谁，只是把两种思想观念摆在了读者面前。不过，人类苦难的主旋律响彻于整个对话过程中，也响彻在整部小说中，主人公向人类苦难的象征索尼娅下跪。斯维德利盖洛夫一直躲在隔壁的空屋里，偷听了他们的谈话。
小说接着描写主人公第二天上午11点到警察局侦探科的场面。他把自己在放高利贷老太婆那里抵押的物品清单交给波尔费利，后者发表了关于破案问题的长篇大论。对主人公来说，这是对自己意志力的又一次考验。他差一点支持不下去，然而发生了意外事：油漆工尼古拉承认自己是杀死放高利贷老太婆的凶手。当主人公回家后，曾指责他为凶手的那小市民前来陪礼道歉。主人公觉得，所有这些只不过还留给他时间同警察局搏斗而已。
在《罪与罚》第四部中，小说中的戏剧性冲突向高潮挺进。斯维德利盖洛夫与主人公进行了一次具有神秘色彩的谈话。在不少主要人物在场的场面里，卢津想掌握杜尼娅命运的图谋被击败，名声扫地。在主人公与索尼娅的第一次深谈中，小说清晰地弹奏出两个基本音调；小说的节奏也加速起来。弗兰克在论述陀氏的小说艺术时说：“行为动作在相对短暂的时间段中展开，而对话和舞台上的迎面相遇，比叙述和描写占据着优势。”在《罪与罚》第四部中，这一特点尤其鲜明，它主要写的就是如上所述的几次舞台上的相会以及对话，它们可能超出了小说的叙述部分的分量。弗兰克还认为《罪与罚》中的时间处理接近于柏格森关于时间的概念，他指出：柏格森关于时间的流动性的学说“经常和完全正确地被注释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叙述技巧的期待，这种叙述技巧后来在这一世纪里广泛流传（部分地是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结果）”。[14]法国哲学家柏格森（1859—1941）对于时间的概念和时间的体验做了区分。而我们在生活中也有“光阴似箭”和“度日如年”的不同时间体验。我们在前面已提到：陀氏小说的时间可以随着主人公体验的丰富性而延伸。小说第四部只是叙述了一天多的时间里发生的事，然而主人公的思想意识里掀起了多少的波澜!它需要用小说几乎一整部的篇页来叙述。陀氏在《罪与罚》的“创作笔记”中写道：“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不存在的；时间是数字，时间是：存在对不存在的关系。”[15]看来，陀氏在小说中重视的是作为存在的人所体验的时间。体验愈丰富，就可以占据愈多的小说时间。
小说第五部有个转折，暂时把主人公放在一边，从剖析卢津的心理状态和描写卡捷琳娜为亡夫举办的追悼晚宴写起。卢津在婚事惨败后，“被咬伤了的自尊心像一条黑蛇整夜折磨了他的心”。他自我安慰地说，可以另找个更清白的未婚妻，又觉得已经准备好的新房、定购的家具，退起来经济上损失很大。他想道：“难道不能再试一次吗?”他认为自己的失策在于一直没有送给杜尼娅一点财物，否则她是不能这么容易摆脱他的。作者这些锐利的心理分析，将卢津唯利是图、有如冷血动物的内心世界展露无遗。卢津是个擅长投机取巧、耍阴谋诡计的人。自从来到彼得堡，他就住进年轻的“进步分子”列别佳特尼科夫的房屋，算是合租，既可以省钱，也可以了解他们到底有多少势力，可供自己利用。这时，卢津想起一个主意，叫列别佳特尼科夫把索尼娅请来。他们刚好与卡捷琳娜住在一栋楼房里。列别佳特尼科夫认为只要按傅利叶学说，组织公社，改变环境，那么，一切生活苦难和社会恶习都会立即消除；他同索尼娅有些来往，便把她叫来。卢津以帮助她家困难为借口，硬叫她收下一张十卢布的钞票。随后，索尼娅回去参加继母举办的追悼晚宴。小说以极为凄惨的音调描绘这次晚宴。卡捷琳娜出自“穷人的自尊心”摆设了相当丰盛的晚宴，可是她所请的“体面人”（其中包括卢津）都没来，赴会的大多是一些不起眼的人物，又是吃喝，又开玩笑。卡捷琳娜在宴席上夸耀亡夫的善良，她希望在得到赡养费后，用它在外省开一所寄宿学校，索尼娅将成为她的助手，等等。就像陀氏的许多主人公一样，卡捷琳娜也被赋予幻想家的特征。正当此时，卢津进来，当众诬告索尼娅刚才偷了他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索尼娅把刚刚收下的十卢布拿出来，要还给他。他却咬定她偷走的是一百卢布。卡捷琳娜加以反驳，并翻索尼娅的口袋给他看，从中却掉出了折成八分之一的一张一百卢布钞票。当众人哑口无言，卢津得意忘形时，列别佳特尼科夫出现。他证言他亲眼看见那钞票是卢津偷偷塞进她口袋的，他以为是卢津有意做好事，没想到他是个骗子，却不知他这种行为是为了什么。拉斯柯尔尼科夫接下来说，那是因为卢津昨晚被指责为连索尼娅一个小指头都不如，所以想要证明她是个小偷，以便挽回同他妹妹的婚事。众人愤慨，有人拿起酒杯向卢津扔去，却打着了女房东。卢津溜走。女房东却要求卡捷琳娜一家马上搬走。卡捷琳娜哭喊着：“难道真的没有公正了吗!”她随后便跑到街上去。这是一出令人心酸的悲喜剧。穷人就是在他死后的追悼会上，还使其家人蒙受如此恶毒的暗算和侮辱!这是《罪与罚》中很重要的、同情受苦受难者的旋律。
拉斯柯尔尼科夫离开那里后，立即向索尼娅那绿色房屋走去，无奈地感到向她坦白的时刻终于到来。男女主人公第二次对话是小说中意义最深刻的场面之一。首先，主人公提出像卢津这样的人企图毁灭你们一家人，而现在如果突然交给您来决定谁应当活在这世界上，是卢津还是卡捷琳娜，您会怎样决定?这是主人公要求公正的呼声，但带有“超人哲学”的味道。索尼娅说，“您怎么提出不可能的问题呢?”“我不可能知道上帝的旨意……”“再说，谁派了我当审判官去决定谁生谁死呢?”主人公忧郁地说，如果谈到上帝的旨意，那也就没办法了。主人公尽管已不信仰宗教，但对深受苦难的索尼娅的信仰表示了尊重。他终于坦白了自己的罪行。索尼娅却跪在他面前，说“现在在整个世界上没有比你更不幸的人了!”她表示要跟随他去服苦役的地方。主人公说，他还不想去服苦役，并试图解释他犯罪的种种动因。这显示主人公头脑中有多种声音在回荡，而每种声音对主人公来说都有部分真实。第一，是因为贫困，想帮助母亲，但又否定这动因，说如果是这样，他现在是幸福的。第二，是因为想成为拿破仑；如果拿破仑在建立他的功名前没有土伦和埃及的战役，而只遇到某个可笑的老太婆，会毫不犹豫地闷死她的。但又认为这荒诞无稽。在此，主人公已在否定“超人哲学”。第三，他不想一步一步地向上爬，因为这需要一二十年，那时母亲会因操劳和悲苦而憔悴，妹妹会遇到很多更糟糕的事。而他只不过杀死了一只无益、龉龊和极有害的虱子。索尼娅反驳说：“难道人是虱子吗!”她虽然话语不多，但这句话是十分有力的。最后，主人公认为他自爱、嫉妒、恶毒、卑劣，而且可能有疯狂的倾向。他当时在贫困中挣扎，勉强维持学业，去教一小时半个卢布的书，所有这些使他怨恨起来：“是的，我怨恨起来，不愿干了。正是怨恨起来（这句更恰当!）我当时像蜘蛛那样蜷缩在自己的角落里。你到过我那陋室，你看到了的……索尼娅，你是否知道，低矮的天花板和狭隘的房间压迫心灵和理智!哦，我是多么憎恨这个陋室啊!”正是在此时，一个念头出现在他脑海里：“谁在理智和精神上坚强有力，谁便是人们的主宰!谁愈是敢作敢为，谁就会在人们那里有愈多的权力。”“我想要敢做，因而杀了……”这又是“超人哲学”的理论。但他的“超人哲学”很独特，他补充说，想拥有钱财和权力都是瞎扯，他只不过要看看他“能不能越过”，是“发抖的生物还是具有权利……”主人公最后似乎把犯罪原因归结为“唯意志论”，要考验自己的意志。这样，他的思想便同《地下室手记》主人公的“唯意愿论”联结起来。
在主人公前后矛盾的谈话当中，索尼娅以俄罗斯民间的正教观念对之进行了劝导。她叫喊道：“您离开了上帝，因而上帝惩罚了您，把您交给了魔鬼!……”她叫他立刻站到十字路口去鞠躬，亲吻被他玷污的大地，向全世界鞠躬，对所有人说是他杀了人。“那时，上帝会再次送给你生活”。“应当接受苦难，用它来赎回自己”。她以炽热的眼光看着他，语气愈来愈有力。主人公说，他是不会到警察局自首的，因为他们屠杀了成百万人，是骗子和卑劣的人们。索尼娅说，难道你要背一辈子的苦难!他说，会习惯的，而且警察局没有任何证据，即使被关进监狱，还得把他放出来。在整个对话过程中，主人公都感受到索尼娅对自己无限的爱，而这使他很难受。
在“创作笔记”中，作为“小说思想”的第一点，以“正教观点，正教是什么”为小标题，陀氏曾这样记下了他所理解的正教观点：“在舒适中没有幸福，幸福是通过苦难赎买来的。我们星球的法则就是如此，但这是直接的意识，是由生活的过程感受到的，这是那样伟大的喜悦，为了它可以付出多年苦难的代价。”“人生来不是为了幸福。人总是以苦难赢得自己幸福的。”“这里没有任何不公正，因为生活知识和意识（即直接由肉体和精神所感受到的，即由生活的全过程所感受到的）是通过赞成与反对的经验获得的，这必须亲自去体验。”[16]陀氏从哲理上把握宗教观念，看到了苦难与幸福的辩证法，强调“人总是以苦难赢得自己幸福的”。这些观点在《罪与罚》以及以后的几部小说中将继续得到探讨。索尼娅劝拉斯柯尔尼科夫“应当接受苦难，用它来赎回自己”，并且说：“我们要一起去接受苦难，而且要一起背十字架!……”在这次谈话中，索尼娅的东正教观念已开始对主人公的“超人哲学”思想占上风。
在“创作笔记”中，作为“小说思想”的第二点，陀氏曾这样谈到主人公形象：“在他的形象上在小说中表现极为高傲、傲慢和轻蔑这个社会的意念。他的思想就是夺取对这个社会的统治权。专制主义是他的特征。她把他引导到相反的方向。”“注意：在艺术表现时不要忘记他是23岁。”（中略）“注意：不管我是什么人，以后我要干什么——是成为人类的恩人，还是像蜘蛛那样的吸血鬼——都与我无关。我知道，我想要统治，这就够了。”[17]这是作者对拉斯柯尔尼科夫形象的一段思考的摘要，与实际的艺术体现不尽相同。但是，专制的权力欲望和虚无主义思想毕竟有所表现，而且虚无主义还与唯意愿论结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说，《罪与罚》也是陀氏对虚无主义的批判性研究的一个开端。
正当主人公要告别时，列别佳特尼科夫跑来告诉索尼娅，卡捷琳娜发疯了。原来，她去找亡夫的长官请求帮助，却被赶了出来。她带着三个孩子，让她们唱歌、跳舞，沿街乞讨。索尼娅和拉斯柯尔尼科夫先后赶去找她们。卡捷琳娜带着孩子们在十字路口和店铺前行乞，人群跟在后面。孩子唱着法文歌曲，卡捷琳娜气喘吁吁地向人群叫喊：高尚家庭被逼到如此悲惨的地步!在这一场面的描写中，陀氏弹奏出妇女和儿童苦难的最强音。索尼娅哭着请求继母回家，卡捷琳娜不肯回去，警察前来要赶走她们。孩子们逃跑，卡捷琳娜在追赶她们时摔倒，鲜血从她胸口涌出，不久死在索尼娅床上。其间，突然出现了斯维德利盖洛夫。他提出由他承担葬礼费，他还要送三个孩子进孤儿院，并把索尼娅救出火坑。
《罪与罚》第五部在揭穿卢津的卑劣行径的同时，描绘了卡捷琳娜从凄惨的追悼晚宴到带着三个孩子流浪街头，不久病死的经过。弗兰克说，卡捷琳娜悲惨死亡的描写是“整个19世纪小说中最真切的断人心肠的场面之一”。[18]作者匠心独具地在这些悲惨苦难的事件中间，安排了男女主人公的第二次对话，即关键性的谈话，用来陪衬对话双方的观点，让读者去思考。作者同情人类苦难，也赋予主人公这些感情，并惋惜主人公选择了暴力恐怖的道路。这是陀氏小说结构艺术的卓越成就。小说第五部可以说是《罪与罚》这部悲剧小说的高潮。
小说第六部描述主人公在十字路口上的彷徨以及最后自首的过程。波尔费利突然来访，他同主人公的谈话很独特。他解释说，那篇《论犯罪》的文章是他怀疑主人公的主要依据。他很熟悉主人公的生活感觉，“当我读完您的文章时，像是读了一篇熟悉的文章。它是在不眠之夜和狂怒中，以激昂和怦怦跳的心，以被压抑的热情构想出来的。而在青年中这被压抑的、高傲的热情是危险的!”虽然他喜欢“这最初的、年轻的、热烈的试笔”，但“您的文章是荒诞和幻想性的，不过其中也闪烁着这样的真诚，其中有着年轻的、不可收买的高傲，其中有果敢和绝望”。所以，他当时就认为文章作者是不会就此罢休的。波尔费利以“荒诞和幻想性”批评了主人公的“超人哲学”，并指明他就是凶手，希望他在两天内自首，另一方面又表示对主人公的钦佩，说他是只要找到自己信仰，就可以为之赴汤蹈火的人；他的生活还在未来，而不像波尔费利那样是个“已结束了的人”。波尔费利的观点提出了批判主人公思想的一个视角。
拉斯柯尔尼科夫很狼狈，他赶紧去找斯维德利盖洛夫，他自己也弄不清期待于他的是什么，只是感到“在这人身上隐藏着对他的某种支配力”；现在已是最后的抉择时刻了，听从索尼娅，意味着不可更改的判决，“或者她的路，或者他自己的路”。他在一家酒店找到斯维德利盖洛夫。小说这样描绘了他的心理肖像：“这是某种奇特的脸孔，似乎像一幅假面具：白白而红润的脸，绯红、鲜红的双唇，光亮的浅色胡须以及还相当浓密的浅色头发。眼睛有点儿太蓝，而目光有点儿过于沉重和呆滞。在这张漂亮和按其年龄来说显得极为年轻的脸孔上有某种非常不愉快的东西。”在这幅心理肖像的印象下，主人公突然说道：如果他仍旧在打他妹妹的主意，并想利用什么来达到目的，“我会在您把我送进监狱之前把您打死”。看来，对妹妹处境的悬念，是使主人公急忙要找斯维德利盖洛夫的一个原因。走“自己的路”意味着自杀的可能性，因此，必须先了结这问题。这些思绪是在找到斯维德利盖洛夫之后才逐渐理清的，这说明主人公此时的精神状态的模糊性。这些模糊性，捉摸不定，可以说是陀氏所开拓的小说艺术描写的新领域，并被描绘得十分真实而深刻。此外，主人公还说，他感到他似乎一直想对他说些什么。斯维德利盖洛夫回答说：他欣赏主人公所处状态的幻想性，想是否能从他那里借用某些新东西。他直言不讳，说来到这里是为了女人，并表示他醉心于堕落和情欲欲望的人生观，承认“这是病态，如同所有超越尺度的东西那样”，这句话正道出了他是个“情欲超人”的实质。他津津乐道地讲述了自己几桩卑劣的、凌辱妇女和少女的风流韵事，他还嘲笑了主人公席勒式的理想主义，并说可以出资帮助主人公逃到美国去。主人公在与他分手后，不由得叫喊道：“而即使是片刻，我竟然从这粗鲁的恶棍，从这淫荡的堕落者和卑劣汉那里期待某种东西!”陀氏在“创作笔记”的“小说的结尾”一栏里写道：“斯维德利盖洛夫——绝望，最厚颜无耻的绝望。”“索尼娅——希望，最难于实现的希望。”“他[19]激烈地依附于他们双方。”[20]主人公和斯维德利盖洛夫面对面的谈话，既显示出他们在敢于超越上的共同点，又表现出两种超越的差异，两个主人公在道德上的差异。
小说紧接着描写了杜尼娅同斯维德利盖洛夫的一场精神搏斗。她因接到他的信件，信中暗示他了解她哥哥犯罪的秘密，这样，她只好同这个地主老爷会面。他把她带到索尼娅家隔壁他租的房间，把房门锁起来。他告诉杜尼娅他如何偷听了她哥哥与索尼娅的两次对话，获知导致他哥哥犯罪的某种理论，并说：“俄罗斯人一般地说都是宽阔的人，阿夫多季娅·罗曼诺夫娜，就像他们的土地那样宽阔，并极其倾向于幻想和杂乱无章；然而宽阔而没有特别的天才是灾难性的。”这句话是对主人公悲剧原因的一种分析，相当有分量。评论界认为陀氏常把自己的许多观点分别让小说中不同人物说出，这是一例。斯维德利盖洛夫一生放荡不羁，生活杂乱无章，有可能是毒死玛尔法的凶手，然而却崇拜杜尼娅的美貌和美德。这时，他提出想把主人公带出国外，甚至杜尼娅母女的护照都可以拿到。杜尼娅高声叫喊：“请开门!”要求让她离开。这狂热的老爷说，钥匙丢了。她说，这是强暴，并掏出左轮手枪对准他。这个“情欲超人”感到他从未看到过她如此美好，而从她眼睛里闪耀出的火焰烧焦了他的心。他向前迈出了一步，枪响了，子弹蹭了他的鬓角。他掏出手绢擦了擦血说：“没有命中!再开枪，我等着。”杜尼娅哆嗦了一下，再开枪，却没打响。他叫她再打，并站到离她只有两步远的地方。她明白，他宁死也不愿放走她，她突然扔掉了手枪，用恳求的目光看他。他轻轻地问：“那么，你不爱我?”她回答说，永远不爱。斯维德利盖洛夫心中的可怕斗争持续了片刻，他掏出钥匙，把它扔在桌上。这场情欲与美德的搏斗结束。杜尼娅为哥哥的学业可以牺牲自己，但拒绝做任何使哥哥摆脱惩罚的事。这显示了诚实的俄罗斯女性的特征。当天晚上，斯维德利盖洛夫在一家家饭店游逛到十点后，冒着大雨来找索尼娅，交给她三千卢布作为她陪主人公服苦役时的费用。深夜，他还到他准备新娶的16岁女孩家留下一千五百卢布，然后他到彼得堡郊区，好像野兽要寻找合适的葬身之地似的。第二天大清晨，他回到彼得堡大街上，喊着“要到美国去”，然后用杜尼娅扔掉的手枪自杀身亡。这个“情欲超人”既体现了许多人间恶，又在人间美德面前认输。
这天傍晚，拉斯柯尔尼科夫前来同母亲告别，说是要出远门，恳求母亲永远爱他。母亲深知他“巨大的忧伤”，为他祈祷祝福，表示相信他会有光辉前程。主人公回到自己的斗室，遇到妹妹。此前，她同索尼娅谈了一整天。哥哥告诉妹妹，他昨晚几次到涅瓦河边，想自尽，但未能下决心。杜尼娅说：“感谢上帝!”你还相信生活。哥哥仍很不甘愿走自首之路，妹妹说他使人们流了血。主人公拿出刻在象牙上的小肖像，请妹妹替他保存。那是他曾经爱过的女房东女儿的肖像画，他曾把自己的思想同她一人交换过，她并不赞成，她后来病故。兄妹告别场面的描写，既充满痛苦，又有抒情味。主人公随后到索尼娅那里，接受了她的柏树木制十字架，而她自己则带上丽莎维塔送给她的铜制十字架。她以颤抖的声音请求他：“请画十字祈祷，哪怕一次!”主人公本想拒绝，却画了好几次十字。他发现索尼娅要跟他一起走，便严词拒绝。他走过干草广场，看到抱孩子行乞的女人，他在口袋里摸出五戈比硬币给了她。主人公突然想起索尼娅的话，跪在广场上吻了那里的土地，感到一种幸福，但没有说出他杀了人的话来。他发现索尼娅一直跟着他。他终于走进警察局，但值班的警官只是同他聊天，主人公又返回走。然而，离门口不远处站着脸色苍白的索尼娅。主人公重新走进警察局，坦白了一切。
从结构上说，小说第六部安排了主人公与“情欲超人”的对比，以及哥哥与妹妹的对比。斯维德利盖洛夫虽然意志坚强，但他是腐朽而又欧化的地主阶级的典型，他的唯一追求是女人和享乐。拉斯柯尔尼科夫虽然摇摆不定，但他是“新一代成员中的一个人物”，同情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却热衷于“超人”思想。小说以民众的贫苦，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苦难为基本的背景，揭示“超人”思想在理性和热血的青年头脑中的萌发。作者赶紧要探讨和分析这种思想的现实可能性，它在一个俄罗斯青年身上可能引起怎样的后果。为此，作者探索出许多崭新的艺术手段，以描绘主人公的心理过程，意识的流程。哥哥与妹妹在理性上很相似。但哥哥的理性为“超人”思想所俘获，妹妹既保持理性，又更能维护传统的道德观念，她似乎能理解哥哥的思想，但更能判断这一思想的错误。哥哥与妹妹不谋而合地认为逃往国外不是一种出路，他们都不愿脱离俄罗斯的“土壤”，这反映了作者的希望。
小说尾声描绘主人公在西伯利亚服苦役时的精神状态。法院在审判时，考虑到主人公没有动用赃款以及拉祖米亨的证词（主人公在读书时，曾帮助一个患肺病的穷苦同学半年）和女房东的证词（主人公曾从发生火灾的房屋中救出了两个小孩），判得较轻，八年徒刑。主人公被押解到西伯利亚一个行政中心城市的要塞监狱里。从其环境描写看，很像《死屋手记》中的环境。在那里，八个月来，主人公一直忧郁，不愿同别的囚徒说话，对自己没有成为“超人”，只走到半路，感到痛心，仍未悔过自己罪行。索尼娅住在城里做针线活，经常来监狱看望。她赢得囚徒们的尊重。拉祖米亨与杜尼娅结婚，他们准备五年后移居西伯利亚，母亲不幸病故。其间，主人公也病了，并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种前所未见的可怕瘟疫在世界上流行，除极少数精英外，所有人都注定灭亡。那是极小的旋毛虫，被赋予理智和意志的精灵。受其感染的人们变得狂怒，认为只有自己的判决、科学结论、道德信念和信仰才是唯一真理。于是组织军队，互相残杀。主人公从梦中醒来，看到了索尼娅，便拥抱她的双膝。她幸福地感到他永远地爱上她了，他复活的时刻终于到来。他开始翻阅《新约》，虽然离真正的复活还有漫长的路程。小说中这第三个梦的描写具有启示文学性质，写的是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泛滥的世界，其可怕景象终于使主人公摆脱这些思想，而皈依索尼娅的信仰。以梦境的形式来解决主人公的思想矛盾，这说明陀氏在现实生活中还没有看到这种可能性，这种处理恰恰表明他创作的高度现实主义。这梦境也是评论界常说的陀氏创作的预言性的表现之一。20世纪两次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所发动的战争就是例证。法国作家加缪反法西斯战争的著名小说《鼠疫》（1947）很可能受到《罪与罚》的影响。日本小说家远藤周作（1923— ）在战后发表的小说《沉默》（1966）也探讨了《罪与罚》中提出的上帝是否存在的主题。(www.xing528.com)
《罪与罚》是陀氏“五大小说”的第一部，既是此前他的小说艺术探讨的结晶，又是往后探索的新起点。巴赫金说，陀氏将欧洲小说的“对话路线”，发展到了“复调小说”的小说新体裁变种。这在《罪与罚》中表现得尤其清晰。关于陀氏小说的对话性，俄罗斯形式主义学派批评家埃亨巴乌姆（1886—1959）在《年轻的托尔斯泰》（1922）一书中也有精辟的论述。他说：“纯粹——叙述的形式的发展是上一个年代（30年代）的事情，——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是叙述的散文的危机。陀思妥耶夫斯基扩展了对话，将描述和叙述的部分缩小到最低限度，并且赋予它以主观注释的性质；托尔斯泰发展了描述中的具体的细微处，并将它同普遍化结合起来。”[21]确实，在19世纪30年代，在普希金和果戈理这些名家的小说中，完整的故事叙述形式占据主导地位。小说叙述的中心是主人公及其生活故事，而人物之间的对话只是其组成部分，并没有特别突出出来。我们看到，在陀氏那里，从《舅舅的梦》到《地下室手记》，对话部分愈来愈在小说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例如，在《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中，福马·福米奇关于他把“天上的火种”播在罗斯塔涅夫心灵上的那场对话，无论在人物形象塑造或是小说的情节发展上都起着关键性作用。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有笔记者伊凡与伊赫梅涅夫一家久别重逢时较长的对话场面，又有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同伊凡深夜长谈，等等。而《地下室手记》第一部虽是独白体，却是对话性独白体，而在第二部中，主人公的内心对话，主人公与他人的对话，交替出现，有时是相交错。可以说，《地下室手记》是陀氏小说对话艺术发展的极为重要的阶段。而陀氏小说中对话性艺术的不断深化，是同其小说观相联系的。我们在前面已提到，陀氏认为艺术是帮助人们寻求他们的理想的，这种艺术观自然就会重视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在艺术表现上也同样地要注重人物自身以及人物之间的对话，要表现对话的世界，而不是独白的世界。
到了《罪与罚》，我们看到这些对话性贯穿于全书。小说从一开始就表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犯罪前内心世界中两种声音的对话（在此，我们沿用巴赫金的见解，把“声音”理解为一种观点、观念），这种对话在犯罪后进一步发展为同“超人哲学”的论争。陀氏还利用梦境描写，表现在潜意识领域里的这种对话；当然，梦境并不直接等同于潜意识，不过，从中可以或多或少地感受它。其次，主人公的内心对话同多声部的、多种旋律的外部世界发生联系，或是成为对照，或是相互冲突，并由此构成复调小说的艺术世界。如果说，《罪与罚》的两个基本旋律是“超人”思想和民间的宗教观念、传统的道德观念，那么这两个相互对立的基本旋律就是使小说成为复调小说的最明显的特征。同时，与这两个基本旋律相并行，还存在着由人类苦难的声音组成的主旋律。《罪与罚》处处表现出复调的艺术结构。同样的“超人”思想的体现者，却有主人公和斯维德利盖洛夫的巨大区别，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两人也构成复调。主人公极端蔑视卢津，但发现卢津贬低爱的意义和宣扬利己主义的理论，这同自己的思想和凶杀行为有着某种共同处。极其相反的性格中，有时也会有某些共同点，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这是陀氏小说艺术独特的辩证法。
这一辩证法还使陀氏得以塑造出“出污泥而不染”的女主人公索尼娅的形象。从《穷人》的瓦尔瓦拉形象开始，陀氏常以处境艰难的女子为其小说的女主人公。其中，《斯捷潘科奇沃村及其居民》中的家庭女教师娜斯塔西娅虽然遭到诬蔑，却保持善良和寛厚的本性，给读者留下较深印象。而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以锐利的眼光观察人间冷暖的少女涅莉的生动形象，更是令人难忘。在《罪与罚》中，索尼娅陷入苦难的深渊，却极富于同情心，保持着人类爱的宗教信仰和对大地母亲的虔诚之心，并指引主人公走向了新生。杜尼娅具有甘愿为哥哥而自我牺牲的勇气，但面对卑劣和威胁，坚定地维护了个性尊严。陀氏1876年在纪念乔治·桑的文章中说，他还在16岁时就为乔治·桑小说女主人公的典型所感动：“实际上，她的许多女主人公，至少是某些女主人公乃是如此高尚的道德纯结的典型，如果诗人心中没有巨大的道德要求，没有信奉最完整的义务，没有在仁慈、忍耐和公正中理解和认定最高的美，是不可能想象出来的。”乔治·桑在中篇小说《侯爵夫人》中，“描写了年轻女性的率直、诚实、但经验不足的性格，她具有如此高傲的贞洁，甚至接触到恶习，甚至即使突然她偶然地陷入恶习的巢穴中，也不惧怕，也不可能被污染”。[22]陀氏这段话谈及他青春初期对乔治·桑小说的女主人公的感受，但在相当程度上也表达着陀氏自己对女主人公形象的诗意的审美观。
在《罪与罚》中，陀氏的“心理肖像”笔法走向成熟。索尼娅“说不上漂亮，然而她那双蓝色眼睛是那样的明亮，当这双眼睛活跃起来时，她的脸部表情变得那样的善良和淳朴，以致不由得为她所吸引”。正是这幅肖像画给予的印象和随后的简短对话，使初次见面的主人公母亲和妹妹以十分友善的态度对待这位沦落的女子：“杜涅奇卡的眼睛不知为什么显得和悦可亲，而普利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23]甚至亲切地瞧了瞧索尼娅。”《罪与罚》使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心理肖像”画在整部小说中所占的重要位置。它是作者对人物的直接描写，通过脸部表情，给出该人物的基本的心理特征，甚至是心灵特征，例如索尼娅的“善良和淳朴”，杜尼娅的“严肃多于愉快”，等等。这些肖像描写都很简洁，因为如“创作笔记”所说，作者“只讲必须的”。如果过分展开，或许会成为主观武断。“心理肖像”画只给出印象式的人物心理风貌，为人物心理、思想感情的复杂变化做些铺垫，却是很重要的铺垫。为了使“心理肖像”描写不过于主观，作者常借小说人物的视线来描述，例如索尼娅的肖像就是通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视线来描述的。有时，“心理肖像”不直接表现人物心理，只是给予模糊的暗示。例如，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理肖像”：“顺便说说，他非常英俊，有一双美好的暗色眼睛，深棕色头发，比中等身材略高，消瘦而匀称。”在这里“一双美好的暗色眼睛”可以说暗示了他是个善良而深思的青年。由于有这幅肖像画的暗示，读者更加为他走上权力欲望和凶杀的道路而感到惋惜。关于肖像画，在《罪与罚》中有下面这么一段对话。母亲与主人公久别重逢后的第二天，对杜尼娅讲起她与她哥哥：“你知道吗，杜尼娅，我瞧着你们俩，你完全是他的肖像画，与其说是在脸孔上，不如说是心灵上：你们俩都是忧郁症患者，你们俩都忧郁而急躁，你们俩都高傲，而且你们俩都宽宏大量……”母亲所讲的、“与其说是在脸孔上，不如说是心灵上”的肖像画，正是我们所说的“心理肖像”。这些肖像画有时是充满诗意的。
陀氏擅长描绘眼睛、眼神，赋予它们深刻的内容。眼睛、目光的描绘不仅在人物的肖像画中起着关键作用，同时在小说的情节发展中也常常取代人物话语，表达重要的心理内容或情绪。还是在刚刚与儿子久别重逢的夜晚，母亲就为他的目光感到害怕：“在这目光中流露出剧烈到难熬的感情，而同时又有某种停滞的东西，甚至似乎是神经失常的东西。”犯罪后，拉斯柯尔尼科夫面对母亲时的无限痛苦和极端的无奈，在他的目光里不能不表现出来。又如，第二天晚上在母亲居所相聚，卢津被击败后，拉斯柯尔尼科夫将母亲和妹妹托付给拉祖米亨，并同他告别的场面：“走廊里昏暗；他们站在灯光旁边。有那么一秒钟他们彼此默默相视。拉祖米亨整个一生都记得这一片刻。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闪烁的和凝集的目光似乎每一刻都在变得更加有力，渗透进他的心灵，渗入他的意识。突然，拉祖米亨哆嗦了一下。在他们之间似乎发生了某件奇特的事……某种思想一晃而过，似乎是暗示；某种可怕的，丑陋的，而且突然间双方都理解到的东西……拉祖米亨脸色煞白，有如死人。”拉祖米亨就是这样通过朋友这炽热的目光猜测到他不愿言明的秘密的。又如，索尼娅的目光。这天夜晚，在同她的第一次对话中，主人公劝说她与其这样忍受煎熬，却救不了什么人，不如投河自尽：“最后，请告诉我，这样的耻辱和这样的低贱怎能在你身上同其他的完全相反的和神圣的感情并存在一起?难道投河自尽，一下子了结，不是更公正，千倍的公正和理智吗!”索尼娅以微弱的声音问道：“那么，她们将会怎样呢!”她痛苦地瞧着他，同时一点也没有显出对他的提议惊讶的样子。“他就在她的目光中读出了一切。这就是说，她自己真的已经有过这想法。或许，她在绝望中曾有许多次严肃地思考过，如何一下子了结，是那样严肃地思考过，以致现在对他的提议几乎不感到惊讶。”他还完全明白了“怎样的骇人听闻的痛苦折磨了她”，而使她能忍受下去的只是因为有病的继母卡捷琳娜以及可怜的孩子们。拉斯柯尔尼科夫从索尼娅的目光中看到了她的心灵。在陀氏小说的对话结构中，人物的目光起着重要作用。在这里，索尼娅的目光引起主人公的一系列的内心对话。
《罪与罚》是陀氏小说中拿破仑主题最为集中的一部。拉斯柯尔尼科夫从唯意志论、“超人哲学”以及普普通通的人性论对拿破仑主题进行了思考，在同索尼娅的第二次谈话中甚至说：“我想成为拿破仑，由此而杀了……”但随后又认为这个说法荒唐。在《死屋手记》中，已经出现拿破仑主题。“所有囚徒中最果敢、最无畏的人”彼得洛夫有时来找笔记者——作者聊天。有一次，他这样问道：“我想问问您关于拿破仑的事。他不是那个1812年来过的人的亲戚吗?”作者回答：“亲戚。”彼得洛夫又问：“人们说他是怎样的总统呢?”作者加以说明，并说他很快会当皇帝。这里说的是拿破仑三世。这一插曲表明，拿破仑的主题受到普通民众，尤其是性格坚强者的关注。在《地下室手记》中，更明确地将拿破仑主题与“唯意志论”、与战争和流血联系起来：“只要看看周围，不是血流成河吗?”“你们看，这就是整个我们的19世纪，连博克尔也生活在其中。你们看，还有拿破仑——伟大的和现在的都包括在内。”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又由于1812年拿破仑率军入侵俄国，拿破仑主题成为俄国文学关注的主题之一。普希金在抒情诗《致大海》（1824）中咏叹过拿破仑在那里长眠的圣赫勒拿岛上“一面峭壁，光荣的陵墓”，而在中篇小说《黑桃皇后》（1834）中则从强力意志的角度涉及拿破仑主题。
《黑桃皇后》描写性格倔强的工兵军官格尔曼想从老朽的老伯爵夫人那里获取必胜的三张桥牌的秘密，假装热烈追求她的可怜的养女丽莎维塔。他终于求得与她约会的机会，在她们出去参加舞会时，潜入老伯爵夫人寝室隔壁的书房，待她们深夜从舞会归来时，突然出现在老伯爵夫人面前，恳求她说出三张牌的秘密；老太太默默地看着他，好像听不见他说什么。当格尔曼不耐烦而掏出手枪逼迫时，却发现老伯爵夫人已死去。这时，他才来到丽莎维塔房间，告诉她事情的经过。这可怜的养女在舞会上就听老伯爵夫人的孙子说过：“这个格尔曼，真正浪漫主义的脸孔：他有拿破仑式的脸部侧面，而心灵是梅菲斯特式的。”如今，她只能惊叹于格尔曼这个“怪物”。他坐在窗台边等到天亮，双手交叉，皱着眉头。“他在这种状态下惊人地令人想起拿破仑的肖像。”格尔曼还参加了三天后举行的老伯爵夫人的葬礼。他踏上灵柩台的台阶，向死者鞠了躬，突然觉得她“讥笑地瞧了他，眯缝起一只眼睛”。格尔曼急忙地退了一步，摔倒在地。这天晚上，格尔曼在分不清是睡梦还是幻觉的情形下看到老伯爵夫人出现，她透露了那三张牌就是三点、七点和爱司。平时极为节俭的格尔曼连着三夜豪赌，头两张牌大赢，第三夜将全部巨款押在爱司上，却不知怎么抽错了牌，翻出的却是黑桃皇后。在彻底崩溃的这一刻，他觉得“黑桃皇后眯缝起眼睛，并冷笑了一下”，与老伯爵夫人惊人的相似。格尔曼发疯了，被送进医院。陀氏《罪与罚》的艺术创造，正如许多俄罗斯学者所指出，受到《黑桃皇后》的影响。[24]我们看到，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第二个梦中，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坐在椅子上，不论他怎样用斧子打击她，她都一动不动。主人公弯了弯身子，几乎贴近地板，从下面看她的脸时，惊呆了：“小老太婆坐在那里笑着，——如此这般地为轻轻的、静悄悄的笑声所陶醉，并竭尽全力地使他听不到她”。主人公疯狂地再往她头上砍去，结果只是引起寝室里人们愈来愈大的笑声和说话声，“而小老太婆由于哈哈大笑而浑身摇晃着”。在《黑桃皇后》中，具有强烈金钱欲望的格尔曼吓死了徒然拥有巨富而使其荒废的老伯爵夫人，《罪与罚》是对这一主题的变奏，具有权力欲望的主人公谋杀了靠放高利贷生活的凶狠的老太婆。在两个主人公的幻觉和梦境中，一个老太婆眯缝起眼睛冷笑，另一个则哈哈大笑得浑身摇晃，都在讥笑和嘲弄主人公。可以说，陀氏或是有意识地，或是无意识地继承和发挥了普希金的小说思想和艺术技巧。陀氏在晚年几次谈到过《黑桃皇后》的艺术成就。1880年6月，陀氏在写给女歌手阿巴扎（1830—1915）的回信中评论她的幻想性作品的文稿时说：“艺术中幻想的东西具有界线和规则。幻想的东西应当如此同现实的东西相交接，以致您几乎要相信它。普希金给予我们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他写的《黑桃皇后》——是幻想性艺术的高峰。而您会相信格尔曼真的有过幻象，而这正是与他的世界观相适应的幻象，然而，在中篇小说的结尾，即读到这里时，您不知道如何判断：这个幻象是来自格尔曼的天性，还是他确实是那些接触到另一世界，邪恶的、与人类敌对的精灵们的世界的人们之一。（注意：招魂术及其学说。）而这正是艺术!”[25]我们从拿破仑主题出发，涉及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并从与这部名著的对照中看到《罪与罚》中幻想性艺术的发展。
陀氏是极其富有艺术想象力的作家，其想象力常常达到现实与幻想的交接点，即现实的东西与幻想的东西的交融。在《罪与罚》中，索尼娅这样把极端的耻辱与无限的爱和美德集于一身，正是达到了这一交接点的艺术存在。拉斯柯尔尼科夫明明是很有理智的大学生，却为贫困所迫，而怨恨周围的一切，为“飘浮在空中的”思想所俘获，谋杀了老太婆。无论是由于“超人哲学”也好，还是由于唯意志论也好，主人公也正是处在现实与幻想交接点的艺术存在。放荡无羁的地主老爷斯维德利盖洛夫，年过50，却炽热地追求着浪漫主义的美的化身的女性，失败后自杀身亡；这也可以说是处在现实与幻想交接处的艺术存在。可见这种相交接，构成了陀氏小说的审美基础，造成了既现实又超现实的独特艺术氛围，并为展开小说诸人物的思想感情和灵魂世界提供了极为宽阔的舞台。陀氏小说这种艺术氛围具有强烈吸引人的魅力，因为它将读者引进现实与幻想相交接的生活意境中，读者有时为已经走投无路的极端悲惨生活而震惊，有时则为男女主人公越过通常的生活界线的行为而感到强烈不安。
另一方面，陀氏在小说的现实主义艺术结构上是极为严谨的，他可以说是小说艺术结构古往今来的一位大师。《罪与罚》中描绘了主人公的三个梦境，均匀地安排在小说开场不久（第一部第五章），小说正当中（第三部最后一章的结尾处）和小说的尾声中。三个梦境分别叙说过去、现在和未来。在第一个梦境中，童年时代的主人公为被折磨致死的老牡马而痛哭流泪，显示儿童的纯真和正义感。第二个梦境表达了主人公犯下了凶杀罪之后内心深处的恐慌。在第三个梦境中，极小的旋毛虫象征唯意志论的精灵，它的传播和感染将世界推向毁灭的边缘，使主人公从“超人哲学”的迷惘中苏醒。三个梦境各有象征，被折磨致死的老牡马象征民众的无边苦难。斧子的打击和哈哈大笑、浑身摇晃的老太婆，或许可以理解为象征暴力行为的残忍和荒唐。旋毛虫是附着于人和动物体内的病菌，它被用来象征唯意志论、唯意愿论广泛传播的危险性。小说以这三个梦境的象征性描写更为鲜明地烘托出中心主题。
我们还可以看到，《罪与罚》的艺术结构同民间文学的结构手法的某些联系。小说开篇就让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登场，而女主人公索尼娅则逐步地走进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生活中。在小说第一部，他只是从马尔梅拉多夫在小酒店的叙说中听到索尼娅被迫越过一个界线的悲惨故事，但对他的思想震动很大。第二部，主人公看到了酒鬼父亲在女儿索尼娅拥抱中死去的情景。第三部，主人公已经在向母亲和妹妹介绍这个善良的沦落的少女了。这是有如民间口头叙事诗那种三次重复叙述的笔法，并逐渐加强音调和节奏。这一点进一步体现在男女主人公三次深夜交谈中，它们有节奏地分别安排于第四部、第五部和第六部当中。静悄悄而说话声音微弱的索尼娅，在朗读拉撒路复活的故事时，声音变得“像金属般宏亮”，而且“兴高采烈”。傲慢的男主人公起初要索尼娅跟他一起走，去统治“一切发抖的生物”，后来却佩带索尼娅的柏树木制十字架，走进警察局。男女主人公的位置发生了有如狂欢节广场剧的那种转换。在第一次谈话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向“人类苦难”的象征索尼娅下跪。在第二次谈话中，索尼娅向“不幸的人”拉斯柯尔尼科夫下跪。而在第三次谈话后，他遵照索尼娅的吩咐，跪在干草广场上亲吻大地。
在陀氏小说中向来只有不多的若干幅风景画，却能使读者感受到小说人物活动的环境气氛。圣彼得堡大学教授谢·别洛夫在其近著中说：“在《罪与罚》中，总共只有若干处彼得堡的简短描写，然而它们却完全足够使我们感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这部小说主要描写的是彼得堡靠近丰坦卡河的干草广场小市民居住区。小说开头一句话便是：“七月初，在非常炎热的时候，傍晚一个年轻人从他在C巷居民那里租赁的斗室走到大街上来，慢吞吞地，好像犹豫不决地向K桥走去。”据别洛夫的介绍，陀氏夫人安娜1907年曾在一本《罪与罚》边页上注解一些缩写的地名：“原来，C巷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罪与罚》时住在那里的细木匠巷，K桥是叶卡捷里宁斯基运河（今格里鲍耶陀夫运河）上的科库什金桥。”[26]小说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走到大街上来：“在大街上弥漫着可怕的热气，加上闷热，拥挤，到处是石灰，脚手架，砖头，灰尘和那特别的夏天的臭气，它是每一个没有可能租借别墅的彼得堡人十分熟悉的，——所有这一切一下子令人不愉快地震荡了年轻人原先就紊乱的神经。从小酒店里飘出来的令人难忍的臭气，在城市这一带小酒店特别多，而且尽管是在平常的工作日，却不断地遇到喝醉酒的人，他们给这图画的令人厌恶和忧郁的色彩增添了一笔。”这是同人物感受交融在一起的风景画，使读者如同亲历其境。接着，作品从主人公褴褛的服装说起，再给这幅风景画加了几笔：“然而，这里是这样的街区，以服装是难以使谁惊讶的。靠近干草广场，有许多人所共知的茶坊，而占多数的作坊和手工艺的居民密集于这些中部彼得堡的大街小巷里，有时会有这样的伙计们将一般的写景图弄得五彩缤纷，以致因遇到异样的人物而惊奇，反而显得奇怪。”小说主人公走到有一边墙向着运河的、有许多手艺人和小官吏居住的大楼，“整整730步”，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就住在这大楼的四层上。与干草广场一带的大街小巷、行人、商贩，手摇风琴乐手等等的风景画成为对照，小说还描绘了从涅瓦河尼古拉桥上眺望的一幅壮丽的图画。当主人公在犯罪后的精神恍惚中，走到了这座桥上，朝着皇宫的方向望去：“天空没有一丝云彩，而河水几乎是浅蓝色的，这在涅瓦河上很少见。大教堂的圆屋顶，从任何视点都没有从这里，在桥上，离小教堂还有20步远的地方看去，更美好地显现出来，它如此地闪耀着，而透过纯净的空气甚至可以清晰地看清它的每一装饰。”这里描绘的是冬宫附近的伊萨基大教堂的壮观。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说，这几幅风景画的构图，加强着走到现实与幻想的交接点的男女主人公以及其他小说人物的实在感。拉斯柯尔尼科夫走在干草广场上，他站在尼古拉桥上感叹于大教堂的壮丽景观。正如陀氏在“爱伦·坡三个短篇小说”俄译序中所说，“选择最特殊的现实”时，尤其需要靠“细节的力量”。在《罪与罚》中，“细节的力量”主要体现在对小说人物言行的细致描写之中，但是细腻的、有感情色彩的风景画也起着相当的作用。
关于《罪与罚》的写作，陀氏在1865年9月那封给卡特科夫的信中说，这部作品是“一起犯罪的心理报告”，因此贯彻作品始终的是对主人公的心理描写。然而，陀氏把思想意识描写摆在了心理描写中显著的位置上，并描绘了思想意识与人物心理的相互作用，可以说，开拓了新型的心理小说。这种小说被俄罗斯学者恩格尔哈德称为“思想小说”。同时，小说在描绘主人公的思想意识时，深入细致地描写到潜意识、下意识和意识的过程，特别是外部声音对人物意识过程的影响，因此也可以说，这部小说已具有现代文学中“意识流小说”的某些特征。然而，《罪与罚》的独创性在于步步深入地展开了还“飘浮在空中的”“超人”思想与俄罗斯民间宗教观念之间的一场大搏斗。作者以细致入微的艺术想象力将这些搏斗置放在俄罗斯社会生活的现实可能性中展开，探讨诸种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可行?不是在观念楼阁中，而是在现实的人类生活、现实的人的种种思想、感情、心理、信仰等多个层面上去探索这些可能性。因此，《罪与罚》不仅描写一起惊心动魄的犯罪事件的前因后果，而且响彻着生动的抒情旋律：小姑娘在尼古拉桥上递给丧魂落魄的主人公的一枚硬币，母亲看到儿子绝望的眼睛时的哭泣，男女主人公交谈时的许多诚挚的声音，主人公向人类苦难的象征索尼娅下跪，对手工艺人热闹的街道生话的依恋，索尼娅坚决要求主人公亲吻被他玷污的大地，等等。小说正是以这活生生的人类灵魂的音乐，步步深入地展示“超人哲学”的破产。或许，这些就是陀氏在构思和创作《罪与罚》时说的“小说是诗意的事业”的艺术表现。
《罪与罚》在西方最早的译本是1882年的德文译本，接着有1884年的法文译本、1886年的英文译本等等。1892年，由内田不知庵从英文本转译的日文本出版后，《罪与罚》在日本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在中国，最早的译本是1930—1931年间韦丛芜的译作。这部小说在世界广大读者当中逐渐传播，获得了世界名著的地位。
长篇小说《赌徒》的构思始于1863年陀氏第二次西欧旅行时期，但写作是在1866年10月连载《罪与罚》期间抽出三个星期时间完成的。关于这部作品的写作，陀氏在当年6月给女友科尔温库尔科夫斯卡娅（1843—1887）的信中说：他在去年同“投机商”斯捷洛夫斯基签约。“在我们的契约中有一条款，按此条款我答应为他的出版准备一部不少于12印张的长篇小说，而且如果我不在1866年11月1日之前（最后期限）交稿，他，斯捷洛夫斯基，就可以在九年期间随意地、无代价地出版所有我将要写的东西，不付给我任何报酬。”又说：“我想完成一件从未有过的和离奇的事情：在四个月当中在两部不同的小说中写成30印张，一部小说将在早晨写，另一部在晚上写，并按期完成。”[27]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陀氏是在多么艰难的条件下写作的。幸亏有了安娜的帮助，他得以在10月29日，仅仅离最后期限两天，完成了《赌徒》，避免了被“投机商”剥夺的一场危机。据《陀氏全集》第七卷的解说，陀氏与安娜是这样合作的：陀氏在安娜到来之前准备好草稿提纲，从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陀氏向安娜口述；晚上，安娜在自己家里根据速记稿誊写为整齐的稿件；在交给出版者之前，陀氏还做一些修改。
我们在谈到陀氏1863年夏第二次西欧旅行时，已经提及他当时已经有了小说《赌徒》的构思：作品的主人公将是“在国外的俄罗斯人的一个典型”，作品将涉及引起当时报刊关注的、在国外的俄罗斯人问题，反映现代此刻“我们的内心生活”。“我选择率直的天性，然而是有许多文化修养的人，不过在所有方面都还不完备，失去信仰而又不敢不信仰的人，他反抗权威们，又害怕他们。他以他在俄罗斯无事可做来安慰自己，因而激烈地批评那些从俄罗斯呼唤我们在国外的俄罗斯人的人们”。“主要的事情在于，他的一切生活精力，力量，狂暴，果敢都消耗在轮盘赌上。他是个赌徒，但不是简单的赌徒，就像普希金的吝啬的骑士不是简单的吝啬鬼那样”。“他就某一点上说是诗人，但问题在于他自己以这种诗歌为耻，因为深深地感到它的低劣，虽然冒险的需要也使他在自己的眼光里崇高起来”。陀氏认为：既然《死屋手记》描写的囚徒生活引起公众的关心，那么描写轮盘赌游戏也会引起注意，“而这就某一点上说是地狱的描述，就某一点上说是苦役的‘澡堂’的描述”。[28]小说孕育了三年多，但中心主题没有变，只是增加了飘忽不定的爱情和俄国贵族豪赌和浪费财富等主题。这说明，陀氏一旦把握到小说主题，便不会轻易放弃，而是继续在思考和开拓，使其更加丰富多彩。
在俄罗斯文学中，凡是艺术虚构较多的，不论其篇幅长短，一般都称为“роман”，即长篇小说。《赌徒》从《罪与罚》所描写的穷人悲惨世界，转到侨居西欧的俄罗斯贵族生活，也写了法国人、英国人等等。《赌徒》副标题为“一个年轻人笔记抄”，由《罪与罚》的全知的作者的第三人称叙述，又回到陀氏常用的第一人称笔记体。这个第一人称叙述者并非全知，因而在描述漂泊不定而充满隐私的生活时可以相对自由，只凭自己的感知、印象来叙述，这也造成谜一般的高傲女主人公波丽娜的模糊性。《赌徒》的笔记者，即小说的主人公，是25岁的俄罗斯知识青年、大学毕业生阿列克谢，在侨居徳语国家某矿泉疗养地的俄罗斯将军那里当家庭教师。将军一家都住在高级饭店里，被认为是那里最富有的俄罗斯显贵，实际上却有经济困难。他是55岁的鳏夫，爱上了年轻、貌美而轻浮的法国女子布朗谢，他在俄罗斯的财产全抵押给了法国人德·格利叶。将军只盼在莫斯科的年老姨妈去世，好继承遗产，同布朗谢小姐结婚。这些简要的叙述，把俄罗斯贵族的腐朽揭露无余。
笔记者狂热地爱上将军的继女波丽娜，但由于她的轻慢态度，使他对她爱恨交加，不过他还是肯为她赴汤蹈火。波丽娜同法国人德·格利叶有一种不确定的关系，最近又有一个腼腆的英国人阿斯特雷爱上了她。波丽娜急需一笔钱，叫阿列克谢为她去玩轮盘赌，这是他第一次到赌场，却决定了他从此成为赌徒的命运。他走进赌场，一面想道，赌博有如贸易那样也是获取金钱的手段，然而又觉得“道德上有点恶劣和肮脏”，但他近来已不大用道德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言行了。他为她赢了一笔钱，但告诉她，以后不为她赌，而要为自己赌。他逐渐为赌博的狂热所俘获。他对劝阻他的将军说，德国方式的勤俭持家、牺牲个人幸福，只不过是为了将来拥有巨富，成为世界的审判者，而他需要钱只是为了自己，而不愿成为资本的附属品。
小说继续描述主人公对波丽娜的狂热爱情。他对她说：“不论在哪里我看到的只是您，其余的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爱您。您知道，或许，您根本就不是美好的?”波丽娜说：“可能，您因此而打算用钱买我，不相信我的高尚?”阿列克谢虽然否定这种意图，但讲到他一想到她的衣裳发出的声响，就想咬自己的手指头，并说：“您知道吗，我们俩一起走是危险的，我有许多次难以抑制要把您狠打一顿，弄成残废，闷死的念头。”波丽娜说：“这是多么愚蠢的废话!”阿列克谢经常感到受波丽娜蔑视，因而对她说：“即使对一只苍蝇拥有粗野、无限的权力，这不也是一种享受。人从天性上说是暴君，并喜欢折磨人。您也很喜欢这样。”陀氏笔下的爱情描写，常常是如此狂热的，不顾一切的，又是爱恨交加的，并表现了在感情世界上也有暴君现象的存在。小说通过笔记者阿列克谢的感受描绘了波丽娜的一幅“心理肖像”：“我不懂，我不懂，她什么地方美好!她是美好的，毕竟是美好的；似乎，是美好的。她不是也把别人弄疯了吗。高个子，身材苗条。只是非常单薄。我觉得，可以把她整个裹在包裹里或者折成两半。她的脚后掌是狭长的——折磨人的。正是折磨人的。头发有红褐色的色调。有一双真正的猫似的眼睛，然而她是多么善于用这双眼睛骄傲和盛气凌人地看人。”这幅心理肖像，不仅反映波丽娜的心理，也投射着笔记者——主人公认为受到她折磨的感觉。在这段叙述中，波丽娜所说：“可能，您因此而打算用钱买我，不相信我的高尚?”是个伏笔，关联着后面的曲折情节。
莫斯科的姨妈突然来到，使将军目瞪口呆。她75岁，上身笔直，不过因为失去了双腿，是坐在沙发椅上被仆人抬来的。姨妈一到，就要阿列克谢陪同去赌场，在轮盘赌上一下子赢了一万二千佛罗伦，相当于八千卢布。将军和德·格利叶都恳求阿列克谢劝阻老姨妈不要再玩下去，以免毁掉将军的家庭。她就是不听，扬言不会给将军留下钱。她轰轰烈烈地接连玩了几次，总共输掉近20万卢布，却睡得很安宁；只呆了两天，便返回莫斯科。但，她还富有，还有三个乡村、两座房子。俄罗斯贵族如此地挥金如土，揭示了当时俄罗斯生活的若干特征。笔记者曾说，俄罗斯人“不仅不会寻得资本，而且徒然和不成体统地浪费它”。这个豪富贵族姨妈形象令人想起普希金《黑桃皇后》中在巴黎出足了风头的老伯爵夫人，不过《赌徒》中将军的老姨妈还精力充沛。她临走前，对波丽娜表示对将军以及放债赚钱的法国女子布朗谢的母亲的鄙视，他们在等待遗产，一封封的电报打到莫斯科讯问：“据说，老太太很快就两腿一蹬?”又说波丽娜：“你具有恶劣的性格，像黄蜂!会蛰伤人，会那么突然发怒，但我怜惜你，因为我喜欢你的母亲，已故的卡捷琳娜!”姨婆劝波丽娜同她一起回莫斯科，“我在莫斯科有房子，你知道，像宫殿。你即使占整个一层都行”，但波丽娜婉言谢绝了。与姨婆的这一幕多少揭示了波丽娜性格之谜，她是高傲的，同时又是自尊的。
笔记者说，他在几乎一个月的停顿后再回顾此后旋风般的事件，继续写他的笔记。将军在他的老姨妈走后，几乎要发疯，而布朗谢小姐已抛弃了他。晚上，波丽娜只身进入笔记者在饭店里的房间，等待阿列克谢回来。她对他说：“如果我要来，就是整个儿地来。这是我的习惯。您现在就会看到的；点蜡烛吧。”阿列克谢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她谈起她们家欠德·格利叶的五万法郎：“哦，该有多么幸福，如果现在我能把这五万扔到他那卑鄙的脸上，唾口唾沫……，然后用脚蹭一蹭!”阿列克谢立即产生了到赌场一搏的念头，叫她在房间里等一个钟头，“而我从房间里跑了出去，没有回答她那惊讶和讯问的目光；她向着我叫嚷了什么，然而我没有回去”。阿列克谢竟然赢来了十万佛罗伦，赶回旅馆房间，把钱摊在桌上，不过，看到的是波丽娜奇特的表情，像是憎恨。她笑着说：“您给的太多，德·格利叶的情妇不值五万法朗。”她像歇斯底里发作的女子，又哭又笑，又恨又爱地在那里过了一夜。她既谈起明天是否一起去追赶姨婆，又说阿斯特雷希望她能同他一起去参加北极科学考察队。然而，第二天清晨醒来后，波丽娜却将五万法朗扔还给阿列克谢，跑到英国朋友阿斯特雷那里去。笔记者主人公觉得，“虚荣心提示她不要相信我，要羞辱我，虽然她对这一切可能自己也闹不清”。阿斯特雷对笔记者说：波丽娜病了。“而且波丽娜小姐有随意选择住处的完全权利。关于这个家庭，可以正确的说，这个家庭已不存在。”笔记者阿列克谢写道：“我发誓，我为波丽娜感到遗憾，但奇怪的是，正是从那一刻起，当我昨晚触碰到赌博桌，并开始搂一叠叠的钱时，我的爱情似乎退居第二位。这是我现在说的；而当时我还没有清楚地注意到这一切。”
陀氏在这里描写了主人公阿列克谢的悲剧。他由于狂热的爱，而第一次走进赌场，结果慢慢地成了赌徒。后来，当爱情已经来造访时，他却以为赌博赢钱能保障他的爱情，却没有想到它极大地伤害了波丽娜的自尊心，从而丧失了爱情。我们还记得《罪与罚》的主人公如何抨击卢津想娶贫穷的妻子，以便统治她；主人公感叹“自由、安宁甚至良心，一切的一切，都可以拿到旧货市场去拍卖”的话语。
小说接着叙述旋风般的事件。就在那天晚上，布朗谢小姐建议阿列克谢同她一起去巴黎，用他赢来的钱同居一个月，笔记者竟然跟她到了巴黎。她用他的钱买了房子和轻便马车，把他当做随员使唤。他浑浑噩噩地度日，以香槟酒消解忧愁。一周后，将军摆脱困境，抛弃身边的两个亲生子女，只身来到巴黎。布朗谢乐于当将军夫人和俄罗斯地主太太，叫笔记者给他们安排了婚礼。她告别笔记者时，叫他赢了钱再到巴黎来找她。此后，阿列克谢成了十足的赌棍，做梦还梦见轮盘赌。输光时，成为别人的奴仆，还因欠债蹲过监狱；赢了钱，又突然成为人。一年零八个月后，他在戈姆堡与阿斯特雷相遇，后者告诉他波丽娜病了很久，曾住在英国，照顾两个弟妹，现在在瑞士旅行；将军的老姨妈已去世，将军也在一个月前中风死于巴黎。笔记者看出阿斯特雷与波丽娜关系并不好，告诉他波丽娜喜欢的毕竟是德·格利叶，因为善良而宽厚的俄罗斯姑娘总是被法国人的优雅所迷惑，因为法国人自拉辛起就锻就了优雅的形式。当阿斯特雷说，他是受波丽娜的委托，专程来找笔记者，为的是转告——她曾经爱过他时，他泪流满面，希望明天就去瑞士找她，让她知道他还能成为一个人，想起他靠最后一枚荷兰盾赢了许多钱的往事。小说在赌徒的前途未卜的情景中结束。
《赌徒》在描绘轮盘赌和赌徒心理的同时，塑造了波丽娜这个独立不羁、高傲、任性，而又自尊心极强的女性形象。她在维护自己个性自由、鄙视金钱统治上甚至超过《罪与罚》中的杜尼娅，不过显得有些歇斯底里和变幻无常。西方有不少评论都注意到，波丽娜形象同陀氏后来几部大小说的女主人公阿格拉娅、卡捷琳娜等等的联系。我们看到，陀氏从描写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性开始，在其创作中始终贯穿着对女性人格的尊重。这种尊重愈来愈具有独立意义，演变成波丽娜这种十分独特的女主人公形象。由于对女性的个性自由的尊重和独特的艺术描绘，陀氏作品受到现代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视和研究。其次，有不少评论认为《赌徒》反映了陀氏与阿·苏斯洛娃变幻莫测的一段罗曼司。陀氏是非常重视现实生活印象的作家，又是艺术想象力极强的作家。在《赌徒》中作者的生活经历不能不有所反映，但它更是一部独创性的艺术作品。弗兰克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徒》，远非仅仅是对他个人生活问题之一进行自我暴露的戏剧化作品，它属于这样的一些书，是一本对俄罗斯民族气质的倔强进行生气勃勃、又决非不加批判的沉思的书。”[29]第三，《赌徒》通过侨居国外的将军一家的瓦解，使陀氏创作中“偶合家庭”的主题进一步明显起来。它反映着正在演变中的时代，成为陀氏此后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而将军的老姨妈作为表现俄罗斯民族气质的形象被刻画得尤其鲜明。
陀氏是这样一位作家：他对他生活中所遇到或看到的事件，不论它是爱情的罗曼司也好，还是赌徒的迷误也好，都不放过。他要在这些人生事件的基础上进行哲理和审美的探讨，因为他是人的秘密的探索者。
【注释】
[1]原文如此。
[2]《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2册，第136—137页。
[3]《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2册，第150—151页。
[4]指主人公。
[5]《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7卷，第146—149页。
[6]《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2卷，第56—57、62—63页。
[7]指眼睛。
[8]参看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第234—245页。
[9]《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2卷，第13页。
[10]《约翰福音》第11章。
[11]今维尔纽斯。
[12]默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第115页。
[13]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楚图南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3页。
[14]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4卷，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96、103页。
[15]《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7卷，第161页。
[16]《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7卷，第154—155页。斜体字部分为拉丁文。
[17]同上书，第155页。
[18]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4卷，第137页。
[19]指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
[20]《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7卷，第204页。
[21]埃亨巴乌姆：《年轻的托尔斯泰》，慕尼黑，威亷·芬克出版社，1968年，第121页。
[22]《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3卷，第35—36页。
[23]即母亲。
[24]《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7卷，第343页。
[25]《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192页。
[26]别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圣彼得堡，阿列捷亚出版社，2002年，第327页。
[27]《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2册，第160页。
[28]《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2册，第50—51页。
[29]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4卷，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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