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西欧之行与悲剧因素探讨

第六章 　从西欧之行到“地下室的悲剧因素”的探讨

1861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农奴制改革”的宣言。在此前，陀氏就在《时间》杂志上表达过拥护沙皇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的立场。他同革命民主派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政见相左。不过，陀氏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彼此尊重，在这年5月里有过一次互相的来往。陀氏先去找车尔尼雪夫斯基，希望他能运用其影响力抑制革命青年的偏激倾向，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死屋手记》很感兴趣，为编写、出版其简写本的事而回访陀氏，并得到他爽快的许诺。其间，彼得堡学生运动日益高涨。彼得堡大学于9月被沙皇政府封闭，直到12月才恢复。

1862年3月，陀氏写信给屠格涅夫，激动地称赞其长篇小说《父与子》（1861）。此信未留传下来，但我们在《屠格涅夫文集》里可以看到屠格涅夫写于3月18日的回信：“您如此完备而精细地把握了我想通过巴扎洛夫加以表达的东西，以致我只能由于惊讶和满意而摊开双手。好像您深入到我内心，甚至感觉到了我认为无须说出的东西。愿上帝保佑，其中道出的不仅是大师的敏锐洞察，而且是读者的简朴的理解，也就是说，愿上帝保佑，使大家能看到您所看到的哪怕是一部分!”屠格涅夫在4月14日给斯卢切夫斯基的信中提到巴扎洛夫形象时，又说：“我想用他来构成悲剧性人物，在那里顾不上温柔。他是诚实的，实在的，而且是彻头彻尾的民主主义者”。“迄今为止完全理解巴扎洛夫，即理解了我的意图的只有两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波特金。”^[1]当时，《父与子》的主人公巴扎洛夫形象引起了不同观点的争论，看来，陀氏的见解颇有接近于屠格涅夫观点的地方。屠格涅夫小说优雅、匀称的艺术风格与陀氏小说的倾泻激情的艺术风格迥异，但这两位俄国小说史上的大师在密切注视流动着的俄罗斯现实上却有很多共同之处。此时，屠格涅夫准备将自己正在写作的短篇小说《幻影》交给陀氏的杂志《时间》刊载，从巴黎回来时，特意拜访了该杂志社。这一时期，彼得堡社会已呈现动荡不安的局面。5月中旬发生了持续两周的大火灾；6月间，《现代人》、《俄罗斯言论》杂志被勒令停刊八个月。

自从重返彼得堡，陀氏夜以继日地写作、办杂志，癫痫病时有发作。他早就有计划访问西欧，一方面想亲眼看看在青春时代激起过他几多幻想的西欧究竟是什么样子，另一方面也需要找癫痫病医学专家看病。1862年6月初，陀氏获准出国，游历了徳、法、英、意、瑞士等国。7月初，到英国伦敦时，曾访问过流亡的赫尔岑，并将《死屋手记》和自己的肖像送给他作纪念。赫尔岑在陀氏来访问后的次日给其挚友奥加辽夫（1813—1877）写的信中说：“昨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访——他是质朴的、不甚明朗、然而非常亲切的人。他热忱地相信俄罗斯民族。”^[2]可以说，赫尔岑相当深切地感受到陀氏的性格特征。7月22日，陀氏与晚他一步出国的《时间》杂志同人斯特拉霍夫在日内瓦会合，还一起到佛罗伦萨旅行。后者在回忆录中说：陀氏在西欧游历时，“其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人群，他只是去把握他们的本性和性格，或是街道生活的总的印象”。“人们，只有人们及其心灵气质、其生活方式、感情和思想使他感兴趣。”^[3]这些话很能说明陀氏观察生活的特征。在佛罗伦萨时，刚好雨果的《悲惨世界》（1862）相继出版，陀氏陆续地买回来研读。此外，初到徳国疗养城威斯巴登时，他就开始对轮盘赌发生了兴趣。8月22日，陀氏回到彼得堡，结束了持续两个多月的第一次西欧之行。

回到彼得堡后，陀氏一方面接触到谢·瓦·马克西莫夫（1831—1901）的《古老信徒派历史故事》等书籍，关注俄罗斯古老的伦理、道德以及宗教问题，另一方面，研究和普及西欧文学名著，在《时间》杂志第9期上刊载了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1831）俄译本。陀氏在为它写的序言中对雨果的艺术思想做了深刻而独到的论述。陀氏写道：在《巴黎圣母院》出版的三十多年后，雨果又发表《悲惨世界》，在这部小说中，“伟大的诗人和公民显出那么多才华，在如此的艺术完美当中表达了自己诗意的基本思想，以致他的作品迅速传遍全世界，大家都阅读它，而小说迷人的印象是完满的和普遍的”。“他的思想就是19世纪所有艺术的基本思想，作为艺术家的维克多·雨果几乎是这个思想的第一个宣告者。这个思想是基督教的、高度道德的；它的公式是恢复被毁灭的人，不公正地被环境、几个世纪的停滞和社会成见所压迫的人。这个思想就是为被侮辱和被社会的所有人遗弃的人们辩护。”^[4]这实际上也表达了陀氏自己创作的基本思想倾向，从这段话中，令人感受到在佛罗伦萨埋头阅读《悲惨世界》的陀氏，他同雨果小说艺术的强烈共鸣。

1862年11月，陀氏开始写作他的西欧游记《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它陆续发表在1863年《时间》第2、3期上。《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具有游记和小品文的特征。陀氏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酝酿、思考之后，才执笔写作。确实是在冬天记下的夏天旅欧印象。陀氏继续采取与读者交谈的对话式叙述文体，而交谈的内容是西欧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风貌给予作者的印象。作者说，俄罗斯人已很熟悉西欧，而作者只是用两个半月时间走马观花，因此叙述中可能有错误，但事实是不会错的。他说，在别林斯基时代，知识青年很崇拜乔治·桑和蒲鲁东等。自由派的地主则仿效西欧的生活方式，以致现在普通民众已把我们（指知识阶层）当做外国人看待，连我们的言语、书籍和想法都不能够理解。陀氏讥讽地说：如果你们愿意，这就叫做所谓“进步”。恰茨基（格利鲍耶陀夫喜剧《聪明误》的主人公）一代的男女，包括斯卡洛茹勃（该剧中愚昧、顽固的上校）这类人，都涌到了西欧。只有莫尔恰林（该剧中阿谀奉承、沉默寡言的秘书）留在彼得堡，但现在他不再沉默，只有他在讲话。那么，这个西欧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这部游记第五章“巴尔神”中，这样描绘当时伦敦的景观：那是日夜奔忙的像大海般广阔的城市；机器的轰鸣声，铺设在房屋上的铸铁，大胆的进取精神，被污染的泰晤士河，饱含煤炭气味的空气，华丽的公园，半裸、粗野和饥饿的居民所住的小巷，拥有千百万财富和进行全世界贸易的市中心，“水晶宫”，世界博览会。陀氏以其细致观察和对人们感受的渗透，写道：在这里，您会感觉到“一种可怕的力量，它将从全世界来的无数人结合为一个群体”；也会意识到一种“巨人般的思想”存在，它已经成就了什么，获得了胜利。难道这是达到了的理想，《圣经》里的某个图画，是巴比伦中的某个东西?您还会感觉到需要永恒的精神力量才能不屈从于这印象，不去崇拜巴尔神^[5]。这是陀氏艺术思维对某些已成就的、令人惊讶的生活现象、图象的思索和渗透。辉煌的“水晶宫”、华丽的公园，与半裸、粗野和饥饿的居民小巷构成了鲜明对照的图画，人们不禁要问：成就这些的是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精神？

陀氏继续叙说：在君临于这些成就的傲慢精神面前，饥饿的灵魂却往往平静下来，屈服，顺从，在杜松子酒和堕落中寻求解脱。每当星期六夜晚，几十万男女工人都要大吃大喝，醉醺醺，但阴沉而不快活，直到把一周辛苦劳动赚来的钱花光。就在这样的夜晚两点钟，陀氏在成千妓女出入的街道上竟然见到一些母亲将12岁左右的小姑娘送来加入这种行业。在人群中，陀氏还看到一个6岁左右的小女孩，她穿得破烂不堪、肮脏、光脚、遭过毒打。陀氏感到十分可怜，便走过去给她半个先令。她拿了这银币，担惊受怕又惊奇地看了作者，突然拼命地跑走，好像害怕他会收回钱似的。在仅仅八天的伦敦逗留中，陀氏还了解到穷人是不让进教堂的，因为付不起长凳位置的费用。所有这些描述都是对弥漫着拜物教的社会的批判，显出作者深刻的洞察力。

在第六章描述巴黎印象时，陀氏不由得感叹：人们为什么忘记国民会议上那些崇高的言词呢?聚敛财富，拥有尽量多的东西，这已变成“最主要的道德法典”，巴黎人的基本信念。“贫穷的苏格拉底被看做愚蠢而有害的饶舌者，只能在剧院中受到尊敬，因为资产者仍旧喜欢剧院里的美德。”巴黎人成了资产阶级，他们曾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但只有拥有百万财富的人才能为所欲为，而没有百万的人不仅不能如此，而且成为人们对他为所欲为的对象。平等对巴黎人来说成为个人的委屈。至于博爱，在法国人和一般西方人的天性中，它不是现成的东西，他们所具有的是个性的原则。在这样的状况下，怎能产生博爱?在此，陀氏做了重要的补充说：他不是反对个性，而是认为自觉自愿地为一切人牺牲自己才是个性高度发展的特征，自己意志的最高自由。对博爱共同体的需要存在于人的天性中，人们由于大家在一起才是强大的。陀氏还观察到法国人爱雄辩和喜欢假日郊游等特点。虽然《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的某些观点有些偏颇，但显示了陀氏非凡的观察力，也反映了他对理性主义以及俄罗斯与西欧关系的哲学和文学的思考。这种思考在他以后的作品和杂文中继续展开。

1863年初，陀氏被选为彼得堡的文学基金会委员，从此经常参加救济生活困难的大学生、学者的活动；其间，陀氏还写信给别林斯基夫人，回忆40年代那段美好时光。在波兰发生起义后，《时间》杂志于第4期发表了斯特拉霍夫的文章《命中注定的问题》。该文认为俄罗斯不应当以武器对付波兰，而应以优越于西欧的崇高精神原则，使波兰与俄罗斯接近和相互了解。此文被认为是反爱国主义的，导致《时间》杂志于5月遭封闭。陀氏兄弟为《时间》杂志付出了近两年半心血，使该杂志获得相当的成功，以编者的诚实赢得读者的信赖，杂志定购者从第一年的两千人增加到第三年的四千五百人。《时间》杂志被封闭给予陀氏兄弟精神上的打击和经济上的困难。此时期，陀氏与彼得堡大学的女学生阿·苏斯洛娃之间发生了一段曲折、浪漫的故事。她是主张妇女解放的、任性而高傲的美貌女子，喜欢陀氏的文学才华和为人诚实。当时，她住在巴黎，几次写信来约陀氏前去。此外，陀氏的癫痫病也需要找柏林和巴黎的专门医生治疗。这样，便有了陀氏第二次西欧之行（1863年8月初至10月中旬）。陀氏与苏斯洛娃在巴黎会面后，还赴德国、意大利旅行，在巴登—巴登拜访过屠格涅夫，在意大利中部海港城市里窝那赫尔岑家做客，随后陀氏与苏斯洛娃分手别离，因为他们的关系一直若即若离。陀氏此次旅行又热衷于轮盘赌，有一次在维斯巴登赢了一大笔钱时，将一部分寄回俄国给哥哥应付急需。另有一次，输得精光时，苏斯洛娃卖掉钟表和链子给他寄钱来。陀氏这次浪漫和热衷于赌博的旅行过得很艰难，然而他在这样的旅行中却在思考一部以赌徒为题材的小说。他在9月间从罗马给斯特拉霍夫写信，说他在构思一部新小说，请求为他寻找愿意刊载的杂志社，并预支稿费。他说：除了《穷人》外，他一直都是靠预支的稿费生活过来的。“我是文学家——无产者，而如果谁想要我的劳作，就应当预先保障我的生活。”他在构思中的作品的主人公是“在国外的俄罗斯人的一个典型”，将反映现代此刻“我们的内心生活”，他将所有精力都花费在轮盘赌上。“他是赌徒，但不是简单的赌徒，就像普希金的吝啬的骑士不是简单的吝啬鬼那样。”“他就某一点上说是诗人，但问题在于他自己以这种诗歌为耻，因为深深地感到它的低劣，虽然冒险的需要也使他在自己的眼光里崇高起来。”陀氏还认为：既然《死屋手记》描写囚徒引起了公众的关注，那么描写轮盘赌游戏的故事也会引起注意。“而这就某一点上说是地狱的描述，就某一点上说是苦役的‘澡堂’的描述。”^[6]这里所说的就是陀氏三年后写成的小说《赌徒》最初的构思，同时也使我们多少了解到此时陀氏热衷于轮盘赌的心理状态。陀氏由于杂志遭禁而负债累累，这很可能使他有冒险一搏的想法；另一方面，他明知轮盘赌有如“苦役的‘澡堂’”，却不能抑制一时的意念，这说明他的人性的弱点。

回国后，陀氏继续构思和开始写作《地下室手记》这部重要作品，它的构思始于1863年冬天写作《冬天记的夏天印象》时期，是孕育了一年的名著。陀氏在1863年11月给他哥哥的信中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1863）和皮谢姆斯基（1821—1881）的小说《骚动的海洋》体现了“两种对立的思想”，对这两部小说加以抨击，就可以从中“求得真理”。^[7]《怎么办?》表达的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追求，而《骚动的海洋》反映自由主义保守派对俄罗斯虚无主义的阐述。陀氏本来想就此为即将创办的杂志写一篇文章，文章没有写成，但上述思想倾向、特别是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利己主义观点的争论体现于《地下室手记》中。接着，陀氏在12月给屠格涅夫的信中就其《幻影》论及当时文坛的某些现象，说：您为什么以为“您的《幻影》现在不合时宜，不会被理解呢?”“相反，六年来，那些模仿名家的无能之辈把正面的东西庸俗化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人们反而会喜欢纯粹诗意（最诗意）的作品。”那些模仿名家的人“所要求的只是狭隘的实用主义”。“诗歌的真实被看做珍奇。只要求对现实事实的摹写。”然而“社会的健康部分会觉醒，渴望艺术的勇敢举动”。此信认为屠格涅夫在《幻影》中所把握的忧愁是现实的，类似音乐，表达出了意识尚未能支配的语言；《幻影》的缺点不在于作者所说的幻想性过多，而恰恰在于幻想性还不够充足。^[8]这些见解有助于理解陀氏的新作《地下室手记》的艺术思想，这部作品正是“艺术的勇敢举动”。在1864年初，陀氏哥哥申请的新杂志《时代》获准。此时，陀氏妻子的肺病日愈严重，陀氏在莫斯科照顾她的同时，抽空写作《地下室手记》。3月，该手记第一部发表于《时代》第1—2期。4月中旬，陀氏妻子病故，陀氏在写给弗兰格尔的信中说，他妻子是他一生中所认识的妇女当中“最诚实、最高尚和最宽厚的妇女”，他们虽然彼此相爱，但过得并不幸福。^[9]6月，《地下室手记》第二部发表于《时代》第4期。

《地下室手记》虽然在发表之后一段时期都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却是陀氏一部十分重要的作品。1875年，陀氏在为小说《少年》准备的序言中，在提到拉斯柯尔尼科夫、《死屋手记》中阿库莉卡的丈夫等人物和《地下室手记》之后说：“我引为骄傲的是，我第一次描写出占俄罗斯多数的真正的人，并且第一次揭示其丑陋和悲剧性方面。悲剧因素就在于丑陋的意识之中。”陀氏认为，从普希金的短篇小说《射击》的主人公西尔维奥和“当代英雄”开始，到托翁小说中的包尔康斯基公爵和列文这些主人公们“实质上只是渺小的自尊心的代表人物，这种自尊心‘不好’，他们‘受到不好的教育’，[却]能够改正，因为有美好的例子”，例如，《奥勃洛摩夫》中的那个德国人，《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别祖霍夫等等。“只有我一个人写出了地下室的悲剧因素，这个悲剧因素就在于受苦难，自我惩罚，意识到更好的事物，而又没有可能达到它，而重要的是这些不幸的人们明确相信，大家也都如此，因而无需改好!有什么能够支持变好的人们?奖赏，信仰?奖赏——没人给予，信仰——没人可信仰!由此再往前一步，就是极端的堕落，犯罪（杀人）。秘密。”^[10]《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具有在俄罗斯文学上的独创性意义，同时在作品中又独特地展开了对唯意志论、唯意愿论的精神现象的批判性研究，并同纯粹理性主义展开论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地下室手记》成了陀氏最著名的“五大小说”的序篇，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和现代批评界的重视。

《地下室手记》共分两部。第一部“地下室”是主人公的自白体叙述，作者在注释中说，主人公是虚构人物，但这种人物应存在于俄罗斯社会中，其性格是属于不久前那一代人的。“地下室”顾名思义是“上流社会”的对照物，但在陀氏小说中，它既有社会地位上的含义，又指思想上疏远那社会，离群索居，躲进自己的乌龟壳里，即具有内心世界上的意义。地下室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充满着惊人的、病态的、尖锐的对立与矛盾；这些对立与矛盾在陀氏以往的创作中的双重人格现象中已经有所表现。

“手记”作者的自白滔滔不绝，叙述手法精细，既是主人公同读者“您、你们”进行对话，向读者揭示自己，又有自己对自己的对话；还引出“简单直接的人们”、“活动家们”等第三者，同他们或对比，或争论。开篇，主人公便宣称：“我是有病的人”，“我是恶毒的人”。他当了20年的官吏，是个八等文官，以粗鲁地对待前来求他办事的胆小的人而感到一种快感，但最不能忍受的是军官“把军刀弄得叮当响”。现在他羞愧地意识到那只不过是“白白地吓唬那些麻雀，并以此来安慰自己而已”。他从没有收过贿赂，但如果有人送他什么小玩具、茶叶和糖之类，他会感到满意，也会由此而一连几个月难过地失眠。在这样的自相矛盾，既滑稽又神经质的叙述后，主人公得出了这样的自我判断：“我不仅不是恶毒的，而且甚至是不能成为什么的：既成不了恶毒的人，也成不了善良的人，卑劣的人，诚实的人，英雄，昆虫。”使他感到安慰的是“聪明人”成就不了什么，只有傻瓜才能有点成就。“是的，19世纪的聪明人应当而且在道德上必须主要的是没有性格的存在；而有性格的人，活动家则主要是有局限的存在。这是我40年的信念。”因此，自从他继承了一笔遗产，他便退休，蜗居在彼得堡城市边缘的陋室中；家里只有一个女仆，她是个年老的农妇。这样，自白既刻画出叙述者自己，也进行着对俄罗斯及西欧19世纪的批评，认为在这个世纪里像“地下室人”那样的“聪明人”，在道德上是无个性的。就像他上面所讲的对待受贿的态度那样，他在道德上是无个性、无定性的。我们看到，他从40年代开始当小官吏，属于《穷人》中杰弗什金的后辈，同他一样孤独，没有婚娶；不过，这位“地下室”主人公的教养要高些，思考得更多。能够判断出19世纪的聪明人是道德上无个性的人，正反映着他对个性的追求。这是陀氏小说人物话语中包含的辩证法。

“地下室人”接着说，他有过多的意识，这是一种病态，其结果连一只昆虫也变不成。其实，在彼得堡这样一个“最抽象、最有蓄谋的城市里”，只要有所谓“简单直接的人们”和“活动家们”所具有的那点意识就足够用。这里所指的“简单直接的人们”等等，可能指的就是那个“把军刀弄得叮当响”的军官那类人物，或者果戈理在《涅瓦大街》里所描写的那个庸俗不堪的皮罗戈夫中尉，以及其他实用主义者，等等；他们都是“地下室人”所鄙视的。然而，他自己也好不了多少。他自白说：他由于有过多的意识，也不知为什么当他最能意识到“美好与崇高”的一切细节的那些时刻，他刚好不去意识，而做出“那样的丑陋行为来”。虽然，起初同这些缺陷做过斗争，但后来却在污泥中不能自拔，甚至感到一种享受；“即使还有时间和信念”来改变自己，“自己大概也不想改变”。在这里，我们看到，“地下室人”是一个凭自己的意愿行动的“唯意愿论者”，在“还有时间和信念”改正缺点时，任凭意愿和惯性，随波逐流地生活下去。当然，这是他在反省自己。

“地下室人”进一步将“简单直接的人们”、“活动家们”同自己进行对比。当产生复仇的感情时，这些人会像“发狂的公牛”那样直奔目标，直到有一堵墙挡住他。这堵墙“对他们来说具有某种令人心安理得的、道德上许可的、最终的、多半甚至是神秘的意义”，他们便在它面前停下来，真诚地屈服于它。与他们成为对照，“地下室人”认为自己好比是“具有强烈意识的老鼠”，当受到侮辱，想报仇，要采取决定性行动时，总是疑虑，感到一大堆解决不了的问题，结果什么也做不成，受到“以法官和独裁者的样子”出现在周围的“简单直接的活动家们”的猛烈嘲笑，结果“地下室人”只好羞耻地爬进自己的小洞穴里呻吟，由于悲痛而“有意识地将自己活活地埋藏于地下室40年”。他总是处在动摇中，做出决定又后悔。然而，他仍然自尊心很强，认为他这种纤细的意识活动是那些“有局限的人”和“有结实的神经的人们”丝毫不能理解的。在这里，陀氏更进一步地描绘出“地下室人”的丑陋处和悲剧性，也使我们感受到“地下室人”的心理现象同陀氏一直想重写的早期小说《同貌人》的联系。在“地下室人”身上，有那软弱的、装腔作势的高略德金的影子，而在哈哈大笑的“活动家们”身上则可以感受到同貌人——小高略德金形象的延伸，他们像“发狂的公牛”那样直奔自己的目标。

不过，“地下室人”对那堵使“活动家们”感到心安理得的墙，采取怀疑态度。那堵墙就是“自然规律，自然科学的结论，数学”，而他却认为“当我不知为什么不喜欢这些规律和二二得四时”，这些规律、数学与他何关呢?“当然，我不会试图用脑门去撞这样的墙”，但也不会同它妥协。在这里有作者的伏笔。陀氏独特的辩证法并不否定理性所推出的自然规律，但又提出了其中并没有包括人的愿望的问题。“地下室人”经常感到羞耻、懊恼和怨恨，感到自己在所有事情上都有过错，没罪而有错。他感到：“虽然不能责备自然规律，但在整个一生中，自然规律总是经常而最深重地羞辱了我。”这样就加强了“地下室人”对自然规律不满的声音。

如果患牙痛，他就不管是否骚扰了他人，发出令人难受的呻吟声。“难道意识着的人会或多或少尊重自己吗?”他以自己的屈辱为乐，认为自己不过是“肥皂泡和惯性”而已。最后，他认为如果他是由于懒惰而什么也没做成，那么他还会尊重自己，因为他终究有了一个特性：懒汉。这是“地下室人”对自己的嘲讽，说明他陷入了多么绝望的境地。我们注意到，主人公在其自白中迄今没有提到心灵、感情问题，而一再强调他的意识活动。在陀氏看来，这正是造成他的丑陋和悲剧性的内在原因。

随后，“地下室人”的自白体叙述，从自我分析转到人类本性问题的哲理讨论，以及未指名地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怎么办?》中提出的“合理利己主义”展开争论。“地下室人”的议论更是滔滔不绝，而且似乎满有道理。他问道：“是谁第一个宣告说：人只是因为不了解自己真正的利益，才做出令人恶心的事来；而如果给予他启蒙，让他睁开眼睛看到他的真正的、正常的利益，那么人就会立即停止做令人恶心的事，立即会变得善良而高尚”，在善行中看到自己的利益，并做起善事来。“地下室人”惊呼：“哦，幼稚的人!哦，纯洁的、无邪的孩子!”几千年来，人的行为只是单纯地从自己本身的利益出发的吗?有几百万的事实证明，人们明知自己的利益所在，却将它留在第二位，而奔向另一条路，去冒险，“似乎只是正因为不愿走被指定的路，而固执地、任性地打开了另一条艰难的、荒唐的路，几乎是在黑暗中摸索着它”。因为，“这种固执和任性，对他们来说，比任何利益都更令人愉悦……”再说，难道能完全准确地计算人类的利益，而没有忽略掉不能归纳于其中的一些东西?从统计数字和经济科学的公式得来的所谓人类的利益不外乎“幸福、财富、自由、安宁”等等，但其中却忽略了人的意愿，因为它不能纳入这种分类法之中。这些论述，看来，与陀氏在西伯利亚囚徒当中的体察，甚至与他在轮盘赌场的心理体验有关联。

“地下室人”继续以对话的口吻说：你们试图以人类本身利益的体系来更新人类的理论，只不过是逻辑，有如跟随博克尔（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之后推论说，“由于文明，人会变得温和，从而不那么嗜血，不那么善于战争”。“地下室人”也颠覆这一看法：“只要看看周围，不是血流成河吗?”“你们看，这就是整个我们的19世纪，连博克尔也生活在其中。你们看，还有拿破仑——伟大的和现在的都包括在内。”文明只不过使人的感觉向多方面发展，而“最精巧的屠杀者几乎都是最文明的老爷们”。据说，克雷奥巴特拉喜欢将金佩针刺进自己女奴的胸脯，以此取乐。你们也许会说，那是在相对野蛮的时代，但现在人们也把佩针刺进去，所以不也是相对野蛮的时代吗?现在的人已经学会看得更清楚些，但还没有养成按理智和科学所指示的那样行动的习惯。你们完全相信，健康的思想和科学能改造人的本性，然而当人们没有了意愿和任性时，他不就像是钢琴的键盘或管风琴的销钉了吗?你们还说：只要以数学的精确性计算出的新的经济关系出现，那么所有可能的问题都会一下子消失，因为都得到了一切可能的答案。水晶宫就会建造起来，那时卡岗鸟^[11]就会飞来。当然，不能保证那时不会极其无聊，因为一切都是按表格计算好了的，虽然一切又那么合乎理智。“地下室人”说道：由于无聊，人什么事想不出来!是会用金佩针刺人的。如果在将来普遍的理智状态中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不高尚的、或是顽固的、可笑的绅士，叫大家一起把这理智状态推到尘土里去，只是为了使这些数学见鬼去，以便能够重新按我们自己的愚蠢意志生活，我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人总是喜欢按自己的意愿行动的，即使这意愿可能会违背自己的利益；而任性的、充满幻想的意愿受到刺激时，甚至会发展到发狂的地步。“人所需要的只是独立的意愿，而不管这独立性要付出什么代价，不管它会导致什么。是的，鬼知道意愿是……”“地下室人”以“唯意愿论”批评了“水晶宫”的乌托邦，但是对“意愿”究竟是什么，连自己都说不大清楚。陀氏的某些人物就是这样，经常处在尖锐的矛盾中。

但是，“地下室人”接着说：人们的意愿和任性是没有什么公式可寻的，如果可以用什么数学公式加以规定，那么人的意愿恐怕就会立即停止，甚至人本身大概也就不存在，而变成了管风琴的销钉。“如果人没有了愿望，没有了意志，没有了意愿，这样的人不就成了管风琴转轴上的销钉吗?”“地下室人”的对话者是崇尚理智的，是理性主义者。他认为：人不能在保持理智的同时，意愿一些荒谬的东西，明知故犯地同理智做对，并给自己带来有害的东西。“地下室人”风趣地说，请原谅他沉缅于高谈哲理，因为他在地下室待了40年。陀氏这一点缀，在艺术上很高明。它说明，“地下室人”所以高谈阔论，正是因为他在长时期的离群索居中积累了太多的意识活动，不吐不快。他说，“理智是好东西，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理智仅仅是理智，并只满足人的理智能力，而意愿是整个生活的表现，也就是说，既包括理智，又包括一切骚动的整个人的生活的表现”。“地下室人”论得很精细，他说：理智只知道已认识到的东西，“而人的整个本性完整地活动着，以其中所有的一切，有意识地和无意识地活动着，即使撒谎，也是活着”。所以，人的愿望尽管有时会与我们理智的最健康的结论相矛盾，但任何时候都为我们保持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即我们的个性和独特性。当然，意愿有可能与理智走到一起，“特别是，如果不滥用它，而适度地运用它”的时候，这当然是有益的，又是令人称赞的；“然而，意愿十分经常地，甚至在多数情况下，完全和固执地与理智不谐调……”这使“地下室人”感叹于人的奇特品质。他举例说：在生活中经常会涌现出“道德优良和富于理智的人们”，“贤人和热爱人类的人”，他们认定的目标是整个一生都要保持优良品德和富于理智，并以自己的榜样启蒙邻近的人们，证明可以这样地生活在这世上。然而，这些人们当中有许多人却“或早或晚，接近一生的终点时，违背自己，惹出某种趣闻来，有时甚至是最不成体统的趣闻来”。有些人就是那么奇特，即使你们在他身上撒满人间幸福，给他经济上的一切满足，也会由于忘恩负义而做出卑鄙的事来。“地下室人”以这些事例，说明理智、财富、利益等等，不能完全或始终控制、支配人的种种意愿。这些议论有如唯意志论者与理性主义者对话和争论的一篇哲学—文学论文。按照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作者陀氏安排这些对话，在不同声音的争论中推进小说的主题。

“地下室”主人公的自白靠近结尾的部分，更明显地涉及人类学和人性论问题。“地下室人”提出了这样一些奇妙的看法：“我同意，人主要是进行创造的动物，注定要有意识地奔向目标，并从事工程艺术，即永远和不断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管它通向哪里”，为的是使他们的孩子们不会因学会游手好闲而堕落。同时，人本能地担心达到目标和建成建筑物的时候，就像象棋的棋手，只喜欢达到目标的过程。因为担心达到目标之后，有如达到了二二得四的公式，而那已经不是生活，而是死亡的开始。蚂蚁却有另一种口味，它们有不可摧毁的建筑物——蚂蚁窝，而且自始至终都是它。人有时还很喜欢苦难。其实，他不是要维护苦难，而是要维护自己的任性，因为在水晶宫里是不可想象这些的；“苦难就是怀疑，就是否定”，是“意识的唯一原因”；“人喜欢它^[12]，不会为了满足什么而拿它做交换”，“意识，举例说，无限地高于二二得四”。“地下室人”所说，颇有些奇谈怪论的味道，但又包含对人生哲理的思考。

虽然，“地下室人”一直抨击“水晶宫”的幻想，但他又认为要住还是住富丽堂皇的住宅好。即使水晶宫是虚构，只要它是他的愿望所向往，就选择它。尽管如此，按一千年的契约为贫民提供住宅的“规模宏大的房屋”，他是不会把它当做他的愿望的圆满结果接受下来的；这再次批评了乌托邦空想。在此，他说道：“我相信，是需要管束地下室的我们兄弟的”，因为他虽然能够在地下室里默默无闻地坐上40年，如果他走到世上来，就会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没了。这个插叙一方面再次向读者提醒叙述主体（即超脱于“地下室人”的作者）的现实存在，另一方面表示“地下室人”是复数的，叙述者只是个代表。在结尾处，“地下室人”说，根本就不是说地下室更好，“我所渴望的是某种别的东西，完全是另一种东西，只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它”。由此，他发誓，他不相信他所写出的任何一句话，又说：“这就是说，我或许也相信，但同时不知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和怀疑，我像鞋匠那样在撒慌。”他还想象出，他的对话者会这样批评他：“您以意识自夸，但您只是在动摇，因为在您身上即便是智力在工作，但您的心因堕落而变得阴暗，而没有纯洁的心，是不会有完满和正确的意识的。”这个结尾是精彩的，它提出“纯洁的心”这一陀氏喜爱的命题，认为它高于意识。

总的说来，“地下室”主人公是在与自我的对话中，特别是与多声部的世界的对话中表述了唯意愿论的观念的，并批评了合理利己主义等理论；他的这些议论具有说出来让读者、听众和历史来评判的意味。显然，陀氏通过“地下室人”形象所进行的是对人的意愿的哲理性的文学研究，而不是宣扬唯意愿论。为了分析人的意识、意愿，陀氏采取了对话性自白这种富于独创性的艺术形式，其中有些段落可以说具有意识流描写的意味。我们从《死屋手记》的人物描写中，已经明显地看到陀氏对唯意愿论的思考。这一思考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进一步深入。陀氏从精神现象上观察问题，他看到“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主义理想并没有作为普遍的道德观念被所有人的心灵所接纳，相反，出现了百万富翁为所欲为的社会图景，饥饿的灵魂在杜松子酒和堕落中寻求解脱的悲剧。在《地下室手记》中所进行的唯意志论、唯意愿论的精神现象研究，就这样同“自由，平等，博爱”理想的幻灭的主题联结在一起。

《地下室手记》第二部“关于湿润的雪”是主人公自传体的生活故事，与第一部“地下室”的主人公自白体构成二重奏，展开同一的主题。这也是陀氏喜欢采用的艺术手法，从不同角度再度探讨和深化同一主题。第一部是滔滔不绝的议论，第二部是在几段生活往事的叙述中解剖自己的心理。首先，回忆的是他还是24岁的年轻办事员时的感受。他忧郁，无秩序，孤独到粗野的地步；在办公室里，他同谁也不交往，不说话，愈来愈躲到自己的角落里；他“确实注意到”同事们不仅把他当做怪人，而且带着厌恶地看着他。现在，他才明白：那是由于他的“没完没了的虚荣心”，“苛求自己”，常常极端不满地看待自己，在想象中觉得别人也对他持这种看法。主人公这几句话勾画出了其独特的个性特征：个人意识极其强烈，同时又经常不安地审视自己。每当上班时，都要“艰难地竭力使自己保持尽可能多的独立性，以便不使他人怀疑我有什么卑劣性，而脸部表情要尽量显得高尚”。他轻蔑办公室里所有的人，同时又似乎害怕他们。他碰到他人的眼光时，总是先低下自己的目光来。他感叹道：“我是病态地发展了的人，我们时代的发展了的人都应当如此。而他们所有人都愚钝，彼此相似，像羊群里的公羊。”但是，他意识到自己是胆小鬼和奴才，使他不安的是“我只有一个人，而他们是所有的人”。这样，他常常下班回来，感觉到自己像是个病人。熟悉《死屋手记》的读者可能已感受到：在我们面前的是与那些坚强、果敢的性格截然不同的“无病呻吟”的主人公。不过，按陀氏的构思，这位主人公的病在于脱离了俄罗斯民众的土壤。剑桥大学评论细致地指出：“地下室”主人公关于“我只有一个人，而他们是所有的人”的“觉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虚构小说中构想出的、对唯我论意识的最深刻的表达之一”。^[13]确实，想象、构想和表述主人公的感觉、觉察和思考等等，是陀氏小说艺术富于生命力的要素。

主人公在办公室的忧郁和孤独中，有时也想起同别人说话，甚至想同他们交朋友。这时，“所有厌恶感突然一下子无缘无故地消失了。有谁知道，或许，在我身上从来就没有过厌恶感，它只是故作姿态，是从书本来的?我迄今还找不到这问题的答案”。陀氏小说主人公是处在生成过程的，他的意识、感觉，也自然地具有可变性。在此，主人公议论起浪漫主义来。他以讥讽的口吻评说俄国的浪漫主义者，说他们与“超凡脱俗的”德国和法国浪漫主义者不同，非常注重实际。他们既不同任何人妥协，又善于让步，策略地对待所有人；“在其视野里总是没有失去有益和实用的目标”，“透过所有热情和抒情诗集注视这目标，而同时，直到自己生活的终点都牢不可破地在自己身上保持‘又美好、又崇高的东西’”。其实，他们是骗子。“难于计数的浪漫主义者后来担任了重要官职。真是非凡的多面性!而又是多么有能力对待那些最充满矛盾的感觉!我当时就因此而感到安慰，是的，现在也是同样的看法。正因此我们有那么多‘广阔的天性’，他们甚至在最低劣的堕落中也从不丧失自己的理想”；“即使是强盗们和臭名远扬的盗贼们，也仍然痛哭流涕地尊重自己最初的理想，而在心中非常的真诚”；“最臭名远扬的卑劣的人可能在心中是完全的和甚至是崇高的诚实，同时丝毫也不改变自己是卑劣的人”；在我们浪漫主义者中经常会出现“实干的骗子手”。主人公这些议论并不是对19世纪20—30年代俄国浪漫主义文学家、诗人的抨击，而是指出这样的现象：在稍后的年代，浪漫主义作为文学现象和社会思潮为俄国一般知识阶层所认知时，许多人以浪漫主义者对美好、崇高的理想来装饰自己的门面，而其人生的所作所为却是与理想毫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的。《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敏感地观察到俄国社会中的这种现象，而浪漫主义者的这种“非凡的多面性”使“地下室”主人公感到安慰，正如陀氏在《少年》序稿中所说的那样：“大家也都如此，因而无需改好!有什么能够支持变好的人们?”

《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也是这样的浪漫主义者，他与同事们建立友谊的美好愿望以失败告终。他试图以晚间在家里读书来摆脱孤独，但不久便厌倦，开始放荡起来，又深怕让熟人看到：“当时我心中就已经有地下室了。”接下来，主人公描述自已的一桩街头趣闻般的遭遇。陀氏的小说美学是最不惧怕通俗性、街谈巷议的要素的，并且十分善于在这类描写中分析人物的感觉和意识。一天晚上，主人公走过一家小酒馆旁边，看见里面有人在台球桌边打架，有个人从窗口里被扔了出来。主人公并没有喝醉酒，仅仅由于忧郁，也想进去打架，尝尝被扔出来的滋味。然而，他刚一进去，站在球桌边，就挡住一个军官的路；“他抓住我的肩膀，而默默地，没有预告，也没有解释，就把我从我所站的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而自己走了过去，似乎毫不在意”。主人公感到：他可以原谅被人殴打，但无论如何不能原谅如此毫不在意地挪动了他：“对待我有如对待一只苍蝇。”那军官身材魁梧，主人公个子矮，孱弱；而打架的借口掌握在自己手里，“只要提出抗议，当然就会把我从窗口扔出来”，但主人公改变原先要来打架、被扔出来的想法，而“充满愤恨地溜掉了”。在这里，陀氏继续开拓了他早期小说以来的畸形心理的描写，也表现了受虐狂的心态。主人公走出小酒馆后，自我辩解道：“我在心灵里从来不是胆小鬼，虽然在实际上不断地担惊受怕。”

陀氏继续在趣闻轶事的构造中把主人公的心理挖掘下去。“有强烈意识的老鼠”不会轻易忘记自己的屈辱。他说：“我后来经常在大街上遇到这个军官，并把他记牢。只是不知道他是否认出了我。应当是没有”，而“我怀着愤恨和仇视看着他”，这样持续了若干年!后来，主人公得知那军官的姓名、地址，便给他写了一封信，恳求军官向他道歉，否则只有决斗。“这封信写成这样，只要军官稍微懂得‘美好与崇高的事物’，就一定会跑到我这里来，拥抱我，表示友谊。”主人公一时很兴奋，但不久便庆幸，没有把信寄出，因为觉得在受辱两年后才提出的这决斗挑战是“时代错乱现象”。主人公突然有了新的想法。他在涅瓦大街行走时，总是给将军、骑兵军官、小姐们让路，感到自己是“不断地向所有人让步的苍蝇，被所有人侮辱和损害的苍蝇”。他在那里也遇到过那个军官，却总是自己不由得先让路。“我瞧着他，因愤恨而陶醉”，“而每次都是愤恨地在他面前拐弯。折磨我的是，我甚至在大街上也无论如何不能与他处在平等地位”。终于，产生了果敢的想法，即面对面地向他走去，看看谁先让路。为了在上流社会眼里取得平等，他预支薪水，打扮衣着，特别是更换外套的领子。但是，他的计划好几次都失败，因为眼看就要同那军官相碰撞，结果又是自己先让了路。他几乎要放弃这意图，第二天突然在离三步远的地方看到那军官，主人公眯缝起眼睛，同军官来了个正面碰撞，但军官甚至没有回过头来看他一眼。军官身体强壮，无所谓，主人公却碰撞得够呛，但感到满足，因为他达到了目的，没有让步，在公众场合获得了平等地位。陀氏以戏谑的笔调叙述了主人公寻求“平等”的愿望，然而它实际上只是主人公虚荣心演出的一出滑稽剧。

俄罗斯学者基尔波金指出，陀氏在这里描写的人们在大街上不相让而碰撞的情节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的一个插曲有关联。^[14]普林斯顿大学的弗兰克则指出：“地下室”主人公更换外套领子的情节，可能是陀氏不知不觉地从果戈理的《外套》那里取材的。^[15]这里刚好涉及陀氏小说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陀氏在自己的艺术想象中经常同其他作家创造的艺术形象、主题、契机，或在情节、细节上进行对话，也常常由此深化自己独创性的艺术世界的意义。《怎么办?》的插曲描写的是作者心目中的“新人”，年轻的罗普霍夫。他尽管衣服破旧，但在大街上行走时，除了妇女外，从不首先让路。有一次，他迎面碰上一个神气十足的家伙，两人的肩膀碰了一下，那人回过头来，骂他是蠢猪、畜生；而罗普霍夫转过身来，抱住他，把他放进沟渠里。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的插曲，是为了表现平民知识分子对贵族老爷的不卑不亢的态度。而《地下室手记》的类似情节讥讽了主人公可笑的虚荣心，也表现了“小人物”的悲哀。

从在小酒馆受辱，到涅瓦大街上追求平等的滑稽剧，“地下室”主人公经历了他所说的“放荡”的几年。随后，他进入“在‘一切美好和崇高的事物’中，当然，是在幻想中拯救自己”的一段时期。“有过信仰、希望、爱情”，对前途充满浪漫主义的幻想：“我因成为著名诗人和宫廷侍从而陶醉；我得到了难以计数的巨额财富，并立刻将它们捐助给人类，并当场在所有民众面前忏悔我的耻辱，这些耻辱当然不是单纯的耻辱，其中也包括许多‘美好和崇高的事物’，甚至某种曼弗莱德^[16]式的东西。”陀氏或许觉得主人公幻想在成为百万富翁后，将巨款全部捐助给全人类这段表述，对俄国“小人物”幻想家内心世界的把握比较准确，在多年后的小说《少年》的主人公阿尔卡狄身上再度表达了类似的心理契机。

《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产生拥抱全人类的愿望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不决，终于忍耐不住孤独，出去找平时很少来往的老同学西蒙诺夫，在他家里遇见他和另外两个老同学在一起商量着什么重要的事。“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对我的到来给予一星半点儿的注意，这甚至是奇怪的，因为我同他们已多年未曾谋面。显然，认为我是最普通的苍蝇那类东西。”主人公想到：在学校时也没有这样对待他，想必，现在，他在职业上的不成功，衣着寒碜等等，受到他们的蔑视。原来，三个同学在商量如何为即将到外省赴任的、当军官的老同学兹维尔科夫送行。主人公想起兹维尔科夫：他在学校里学习成绩不好，靠有人保护才毕了业，是个因继承了遗产而爱夸耀的、极为庸俗的人，却受到不少同学的簇拥。他虽然是个“好小子”，却以凌辱自己领地的女子为荣。主人公厌恶他，但也有过一些接触。毕业后，兹维尔科夫纵酒作乐，却在军职上晋升；在大街上遇到主人公时已经不再点头致意，以免影响自己的地位。主人公在这里描绘出在“手记”第一部中提到的“简单直接的活动家”的一个典型。然而，当他们三个老同学决定每人出七个卢布，明晚在巴黎饭店宴请兹维尔科夫时，“手记”主人公竟然提出自己也要参加，同学们勉强地接受他加入。

“手记”仔细描绘“幻想家”主人公再次陷入的激烈的心理矛盾。当走到大街上时，他觉得自己不应该为兹维尔科夫这样卑劣的人送行。他还有实际的困难：身边只有九个卢布，其中七个卢布是明天应当付给仆人阿波隆的月薪。这一晚上，学生时代的沉重回忆压在他心头。他因与众不同而遭同学们嘲弄，他也仇视他们，保持孤傲，蔑视他们思维的琐碎，谈话的愚蠢，“把官位当成智慧；才16岁就议论起有利可图的职位”。但他也感到“或许，我比他们还坏”，尽管他的阅读已经超出同学们的知识水准。“有一次，我也有个朋友。而我当时心中已有一个暴君；我想无限制地支配他的灵魂”，而后来又疏远他。这些回忆显示，当主人公幻想“拥抱人类”而遭遇挫折时，回想过去，感到与同学们的距离，但主人公也有些自我反省的地方。

第二天，主人公按约定的时间下午五点到达饭店，哪知宴会改为六点而没通知他。兹维尔科夫来到时，以“将军般的殷勤”居高临下地对待主人公。在宴席上大家知道他的薪水微薄时，又像是怜悯，又像是讥笑。兹维尔科夫谈笑风生，说几天前他差一点就结婚了。同学们发出赞许的笑声。主人公心想：“这是我的社会吗!”又由于喝醉，便以讥讽的语言回敬兹维尔科夫，与其他同学也吵了几句。后来，他们离开桌子，坐在沙发上，喝兹维尔科夫带来的酒，谈得很热闹，却没有请主人公一起喝酒。主人公并不就此走掉，而是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足有三个钟头。当他们要奔向妓院去寻欢作乐时，主人公竟然请求兹维尔科夫原谅他刚才的讥讽，军官却不加理睬。后来，他向西蒙诺夫借了六个卢布，去追赶他们，想给兹维尔科夫一记耳光。这是一场闹剧式的描写，然而那生活充满的就是闹剧，只能以闹剧加以表现。主人公单独一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三小时，而他们竟然不闻不问。这个象征性的场面说明旧日的同学之间尚且如此，那么全人类的爱何时才能到来呢?主人公单独一人在房间里来回走三个种头，也许可以说，具有一些“超人”意志的萌芽。

他冒着湿润的雪坐上雪撬往前赶，浮想连翩，有时难受得哭起来，叫雪撬停下。又觉得已是命中注定，为了赶路甚至用拳头打了车夫的脖子，车夫虽然叫喊起来，但也鞭打了他的驽马。在这里，陀氏运用了他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一个细节。那就是，我们在前面谈到过的、少年陀氏赴彼得堡投考工程学校时，在路途上见到沙皇急使拳打马车夫的情景。这个细节，正如陀氏在“爱伦·坡短篇小说序”中所说的那样发挥出“细节的力量”，增强着“地下室”主人公深夜在雪撬上奔驰场面的真实性。只是当他赶到那里时，同学们已经散场。有个年轻的、脸色略微苍白的姑娘走进他的房间里来……半夜，当钟表敲了两下时，主人公从昏睡中醒过来，寻问起姑娘的身世。她名叫莉莎，从里加来，沦落妓院才两个星期。主人公回想起这天早晨看到干草市场那里从一个楼房地下室里抬出的一口棺材，死去的是患肺病的妓女。以此为话题，主人公滔滔不绝地向她讲述她被奴役的悲惨处境和被疾病折磨的可怕前景，告诉她家庭幸福的珍贵。在讲话的过程中，“我早已感到，我翻转了她的心灵，并粉碎了她的心”。达到了这样的效果，主人公胆怯了起来。她的脸紧紧地扑在枕头上，整个年轻的身体颤动着，有如在痉挛。主人公想赶紧离开，而莉莎突然坐起，想拥抱他，又不敢。临走时，主人公把自己的住址递给了她，叫她来找他。他沿着湿润的雪路徒步回到家。

小说仔细地跟踪主人公此后的意识、心理过程。第二天早晨主人公醒来时，回想昨天一天的事，为自己与莉莎的感伤性而感到惊讶，后悔把自己的住址给了她。不过，他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在兹维尔科夫和西蒙诺夫面前恢复自己的名誉；幸亏从科长那里借到钱，主人公便赶紧写信给西蒙诺夫为昨晚的酒后失言道歉，连同还给他的六卢布，叫阿波隆送去；信中也请西蒙诺夫代他问候兹维尔科夫。小说这几笔说明，主人公对他们愤恨也罢，蔑视也罢，羡慕也罢，毕竟是同一类别的人，是脱离了民众土壤的阶层。傍晚，他在人群熙熙攘攘的、手工业者匆忙走过的大街上散步，“我喜欢的正是这廉价的忙碌，这粗鲁的平庸无奇”。然而，“这次，所有这些街道上的忙乱却更加地刺激我”，心绪不安地回到家后感到：“好像在我心中存在着某桩罪行似的”。稍后，他才弄明白，是对丽莎可能来找他的担心在折磨他。这已经属于意识流描写，叙述了下意识中的莫名的不安上升到意识上清晰的过程。同时，主人公喜欢在人群熙熙攘攘的、手工业者行走的大街散步这一段也值得留意。我们将在《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看到同一的喜好。

主人公最难受的是莉莎将看到他住处的贫穷、寒酸。有三天，丽莎没来找他，使他开始平静下来。阿波隆的粗鲁行为也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在这里，陀氏描绘了人格独立、上了年纪的仆人形象。阿波隆总是居高临下地对待主人公，除该干的活外，一律不管，而忙于自己的裁缝。主人公拖欠他的工资，他默默地瞧着他，从不开口要他理应得到的工资。这一仆人形象在陀氏往后小说中的演变，值得注意。傍晚，正当主人公和阿波隆吵嘴的时候，莉莎出现了。主人公狼狈不堪，赶紧叫阿波隆去买点茶和面包来；他为自己生活的寒伧而突然泪水盈眶，歇斯底里发作。看着阿波隆端来的普普通通的茶，觉得不成体统，心中更是仇恨莉莎，觉得她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这些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表达出主人公如何把自己虚荣心受损归咎于他人。莉莎说起，她想永远离开那里，而这句话却更激起了他心中的愤恨。他像个受虐狂，又像个暴君似的说道：他当时对她讲了“可怜的话语”，那是在嘲笑她；此前他受到侮辱，他需要把这侮辱赶到某个人身上，刚好碰到了她。莉莎像被斧子砍倒，倒在椅子里，但睁大眼睛，惊讶地听主人公的话。他接着说：“当时我需要的是权力，权力，需要游戏，需要得到你的眼泪，屈辱，你的歇斯底里”；他因把住址给她而仇视她，“我需要的是安宁”，“哪怕世界塌陷，只要我总是有茶喝”；也因为现在对她的坦白而不会原谅她，等等。主人公以为莉莎并不大明白他这些书卷气的话，其实她理解了许多，理解到主人公“是个不幸的人”。她突然站起来，拥抱了他。而主人公突然残忍地放纵情欲，随后塞给她五卢布，还催她离开。莉莎走了，主人公发现给她的五卢布留在桌上；他是那样地自私，那样地不尊重人，以至于没想到她会这样。主人公追赶出去，但她已无影无踪。这段情节和人物心理的趋势在《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与索尼娅的关系中发生了极大的演变。在《地下室手记》中，最终揭露了主人公的“权力欲望”和“暴君”的面貌。

在“手记”的结尾处说：“小说中需要英雄，而在这里故意地给反英雄收集了所有特征”；这样就产生了很不愉快的印象。读者也许会愤慨地说：您去讲您在地下室的贫困、渺小好了，但不要用“我们大家”这样的话。“手记”作者回答说：“先生们，请原谅，我并没有用大家都是这类话来为自己辩护。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只不过是将自己的生活中那些你们甚至不敢揭示到一半的东西揭示到极端，而你们还把自己的胆怯当做崇高理智，并以此为安慰，自己欺骗自己。这样，我可能比你们更加成为‘活生生的’。是的，请仔细看看!我们甚至都不知道，现在哪里有活生生的事物在生活，它是什么，叫做什么?如果把我们单独放在一边，也没有书籍，那么，我们立刻会不知所措，惘然若失，将不会知道追随什么，抑制什么；爱什么和恨什么，尊敬什么和蔑视什么?”“手记”强调了解“活生生的”事物、“活生生的”思想的意义，而这也正是陀氏最为基本的小说观。小说结尾前的一段话意味深长：“我们甚至连作为人也感到累赘，作为具有真正的、自身的躯体和血液的人而感到累赘；以此为羞辱，认为是耻辱，而直想成为某种前所未有的普遍性的人。我们是毫无生气地生下来的人，是的，早已不是从活生生的父亲那里生下来的，而这使我们越来越喜欢。将对此发生兴趣。很快会想方设法从思想里生出人来的。”这些话可以说是反映陀氏本人的观点的：他是批判分析唯意愿论、唯意志论的，同时高度重视着“活生生的”人性、人的个性。

“地下室人”涉及了当时许多“活生生的”思潮，如空想社会主义、合理利己主义、实用主义、浪漫主义、唯意志论和唯我论，等等；而且主人公的感觉、自尊心和虚荣心也是“活生生的”。主人公具有浪漫主义幻想家的特征，幻想成为百万富翁后，实现拥抱全人类的理想；然而，与40年代陀氏笔下的这类幻想家不同的新特点在于他是唯意愿论者、唯意志论者，既是受虐狂，又是残忍的暴君。陀氏将博爱论者和暴君集于一身，将相互对立的两极的特点汇集在一个人物身上。这是他继《同貌人》、《死屋手记》之后的、小说艺术探索的里程碑式的成果。小说的最后一个段落说：“然而，这个奇谈怪论者的‘手记’到此尚没有结束。他忍耐不住，又继续写下去。不过我们也觉得，在此也可以停住。”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陀氏称“地下室”主人公为“奇谈怪论者”，强调其语言生活以及实际生活的尖锐矛盾性，同时指出“地下室”的手记还会继续下去，即“地下室”的主题还会在陀氏创作中继续出现。

关于《地下室手记》的写作，陀氏1864年3月20日在莫斯科照顾病重的妻子时写信给他哥哥说：“我正在努力尽快地摆脱它，而同时又想写得更好些。它写起来，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得多。然而，它必须是部好作品，这是我本身的需要。按其音调来说，它太奇特，音调尖锐和粗野；可能不令人喜欢；因此需要诗意来使其柔软和进展。而我希望一切都能顺利解决。”^[17]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必须是部好作品，这是我本身的需要”这句话。看来，陀氏需要通过这部作品的写作，整理自己对当时诸思潮的态度，并试验对话性独白小说的艺术形式。3月26日，陀氏看了已刊行的第一部，又写信给哥哥说，书报检查员允许了作品中他“挖苦一切，并有时做样子亵渎神明的地方”，却禁止了他“从所有这一切中引出的、需要信仰和基督的地方”。“难道，他们，书报检查员，是要谋反政府吗?”^[18]在这里，点出了这部作品的重要思想：既然唯意愿论、唯意志论有可能存在于人性中，在某种情形下会表现出为所欲为的随意性，甚至走到唯我论的暴君的地步，那么人们就应当具备信仰和像基督那样的美德，以便不成为“道德上无个性的人”，不陷入罪孽的泥坑。这样，从《地下室手记》开始，宗教信仰的主题就逐渐突出起来。陀氏4月9日给哥哥的信中表示对该手记第二部没有把握：“然而，我不知道会是怎样的，或许是糟糕的东西，但是，我个人对它抱有强烈的希望。作品将是强有力和开诚布公的；将会有真理。即使可能会是粗俗的，但会产生效果。我知道。而或许将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19]我们在前面已提到，第二部有些段落具有闹剧性，许多地方描写的是主人公为虚荣心所折磨的渺小、琐细的心理，如作者在结尾处所说，可能产生不愉快的印象；然而对直面人生的读者来说，《地下室手记》道出了许多真理。

看来，陀氏在写作《地下室手记》时不是很有把握的，因为它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崭新的，而且比他从前的任何作品都更加不符合于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形式。陀氏自己大概都没有料到这部作品后来会产生那么重要的影响。我们在“序论”中已提到，德国哲学家尼采在1887年第一次读到《地下室手记》时的感慨：“血缘本能（或者应当怎么说呢?）立即向我呼唤，我的心欢乐地跳动起来。”想必，陀氏描述的唯意愿论者的心理引起尼采强烈的共鸣。俄国存在主义批评家舍斯托夫在1921年发表《克服自明》一文，强调《地下室手记》以及陀氏小说巨著所进行的理性研究的意义。我们在前面的叙述中也提到，陀氏对智力、理性、心灵和感情问题进行了长期思考。早在工程学校时期的哲学—文学信件中，陀氏就感受到“人的智力为知识的领域所吸引常常不依赖于感情，从而不依赖于心而活动着”。这一观点已经是对单纯的“理性主义”的质疑，并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于他的早期创作中。特别是到了《死屋手记》，作者发现在彼得洛夫这样坚强、果敢的性格中存在着这样的精神现象：理性只能控制他到一定程度，当他为某种意念所左右时，敢于越过一切障碍，即具有唯意志论、唯意愿论的特征。此外，还有不少囚徒往往明知会给自己招来毁灭性的危害，却控制不了一时的意愿而做出反理性的行为来。而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西欧，陀氏亲眼看到“理性王国”并没有带来普遍的幸福，启蒙主义—理性主义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并没有作为普遍的道德观念、道德法则为所有的人心所接纳，相反，出现了百万富翁“为所欲为”的景像，饥饿的灵魂在杜松子酒和堕落中寻求解脱的悲惨情景。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地下室手记》的诞生。弗兰克指出：“作为揭示我们时代的感受性的隐蔽深渊的关键性文本，在现代文学中只有少数作品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更广泛地被阅读，或那么经常地被引用。‘地下室人’这个名称已经成为当代文化词汇的一部分，而这个性格现在已达到最伟大的典型文学创造之一的高度，正如哈姆莱特、堂吉诃德、唐璜、浮士德那样。”^[20]弗兰克精辟地指出《地下室手记》是“揭示我们时代的感受性的隐蔽深渊的关键性文本”。确实，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纷纭复杂的原因在人们内心深处激起的感觉、感情的波浪涟漪，也可以在“地下室”主人公的话语中找到；由于在语言艺术中得到表述，可以使我们更自觉地自我省思。巴赫金对《地下室手记》的对话性独白语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例如，他说：“在‘地下室人’的忏悔中首先使我们惊讶的是极端和尖锐的内部对话化：其中实在是连一句独白式的坚定而没有被分解的言语都没有。从主人公话语的第一句起，就已经在被预料到的他人言语的影响面前开始痉挛、颤抖，而主人公从第一步起就进入同这一他人言语的紧张的内部争辩之中。”巴赫金所说的是“地下室”主人公表达感觉和意识的话语都是在同他人话语进行的对话或争论。这种对话性的自白体尤其需要读者去思考，去判断应该赞同对话中的哪一方，因而是一种需要仔细分析和研究的文本。巴赫金又写道：《地下室手记》的这些话语同时具有“三个面向”。“而在同自己、同他人、同世界谈话的同时，他^[21]还面向第三者：斜视着旁边，即听众，见证人，审判官。”^[22]主人公虽然是在“地下室”里写手记，却像在狂欢节广场上的演出那样面对广大听众诉说。

在写作《地下室手记》第二部期间，陀氏妻子玛丽娅于4月15日病故，第二天陀氏记下了思考人生的重要笔记，我们从中翻译开头的几个段落：

4月16日。玛莎尚未入殓。还能同玛莎相见吗？

按基督的圣训，爱人如爱己，这是不可能的。个性的法则束缚在大地上。我在造成障碍。只有基督能做到，但基督是自古以来的古老理想，人竭力追求这理想，并按照自然规律应当竭力追求它。然而自从基督作为具有肉身的人的理想出现以来，显而易见的是，个性的最高和最终的发展正应当达到这种地步（在发展的最终点上，在达到目标的那关头），以致人发现、意识到、以自己天性的全部力量确信：人由自己的个性，由自我的完满发展所能最高度地加以运用的，这似乎是消灭这个我，将它整个儿地、不可分割地和毫无计较地交给所有人和每个人。而这是最伟大的幸福。这样，我这法则便同人道主义的法则汇合，而在汇合中，两者，我与所有人（看来，是两个极端的对立物）彼此之间为对方而相互地被消灭，与此同时每一个都单独地也就达到自己独特性发展的最高目标。(www.xing528.com)

这也就是基督的天国。整个历史，不论是人类的历史，还是部分人和个别的每个人的历史，都只是发展，斗争，竭力追求和达到这个目标。

而如果这是人类的最终的目标（一旦达到，人就不再需要发展，即达到，斗争，在自己的所有堕落中看到理想和永远竭力追求它，这么说来，不需要再生活），那么，因此，人在达到目标时，便结束了自己在地上的存在。这样，人在大地上仅仅是正在发展的活生生的存在，因而不是完结了的，而是过渡的存在。

但是达到这样伟大的目标，按我的推断，完全是无意义的，如果在达到目标的时候，一切都熄灭和消灭，即如果就在达到目标之后在人那里将没有生活的话。因此，存在着未来的、天国的生活。

她是怎样的，她在哪里，在怎样的星球上，在怎样的中心，是否最终的中心，即普遍综合的、也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未来存在的未来本性的一个特征，这未来的存在大概将不会也称为人（因[此] ，我们也就没有我们将是怎样的存在的概念）。这个特征由基督所预见到和预料到，——基督是整个人类发展的伟大而最终的理想——按我们历史的法则以肉身显现给了我们。^[23]

正在写作《地下室手记》的陀氏，面对妻子玛丽娅的病故，思考了人生的哲理。得出的结论是自我与所有人的融合，人的意愿、意志应当与人道主义的法则汇合。这似乎是陀氏想通过《地下室手记》主人公的悲剧表达的思想。同时，陀氏热忱地向往基督的理想、美德和人道主义，注意到人类对理想的追求本身的活生生的意义，而由于有死亡，人在地球上的生活是“过渡的存在”；人死后可能有在另一个星球上的存在，在另一个星球上的生活，在另一个空间和时间中的生活。看来，陀氏在开始思考“灵魂不朽”的问题。

1864年7月10日，陀氏的哥哥米哈伊尔因长期劳累而病故，给陀氏带来沉痛的打击。陀氏在7月29日给弟弟安德烈的信中说：米哈伊尔“爱我甚于世上的一切，甚至甚于他所热爱的妻子儿女”。^[24]陀氏早期的文学—哲学思想是在同爱好诗歌的兄长的书信—对话中形成起来的。然而，米哈伊尔不善于经办杂志社，留下了多达两万五千卢布的债务；从此，陀氏在极为困难的经济条件下承担《时代》杂志的编辑出版，而杂志名义上的出版者是哥哥的遗孀，因为陀氏由于政治原因还不能当正式出版人。他亲自约稿，校对稿子，常常忙到深夜，既向屠格涅夫和奥斯特罗夫斯基（1823—1886）等名家约稿，也同不知名的写作者联系。12月28日，屠格涅夫从巴登—巴登给他写信说，“我现在只能是同情您，对您在我们的时代承担文学事业的勇气感到惊讶，而祝愿您健康和力量，再也没有别的了。”^[25]屠格涅夫的信显出悲观主义情绪。陀氏与之不同，他于1865年2月13日回信说：“您写信给我说，您惊讶于我在我们时代创办杂志的勇气。我们的时代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其中，特别是文学中，没有任何见解；所有的见解都被容许，一切都互相并列地生活着；没有共同的见解、共同的信仰。谁有话要说，谁（至少在思考）知道应当相信什么而不说，在我看来，他是有罪过的。至于我的勇气，当所有人都在说他们忽然想起的一切，当最粗野的见解都具有公民性的权利的时候，为什么不敢呢?”^[26]陀氏的言论参与意识很强，他虽几经坎坷，但不论在怎样的逆境中仍然执著于文学事业，这些正是他继续取得丰硕成果的原因。在主办《时代》期间，他同不少投稿者有直接的或书面的来往。其中，有一个乌法市的初学写作的妇女叫席莉，她曾到彼得堡《时代》编辑部访问过陀氏。在她所写的回忆中说，在认识陀氏以前，她以为陀氏是很严肃、阴沉、孤僻的人，“而实际上他是非常和蔼可亲、好与人交往的人，一点也不摆架子”。^[27]此时期，陀氏由于杂志工作繁忙而很少有时间写作。在《时代》杂志1865年第一期（2月13日出版）上刊载了列斯科夫（1831—1895）著名的中篇小说《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第二期（3月22日出版）发表了陀氏自己的短篇幽默小说《鳄鱼》。

《鳄鱼》是一篇幻想性和讽刺性的喜剧小说。多年后，陀氏在1873年的《作家日记》中回顾说：当时“我忽然想起写一篇幻想性的故事，类似对果戈理中篇小说《鼻子》的模仿。我还从来没有尝试过在幻想性类型中写作。这是纯粹文学的戏谑，仅仅为了笑。实实在在地浮现出我想加以发挥的若干喜剧性的情势。”^[28]陀氏一向以悲剧性小说的作者闻名，这使人容易忽略他作为喜剧性小说作者的一面。实际上，自《穷人》起，他的悲剧性小说都包含喜剧性要素；陀氏本人也高度重视幽默、滑稽等要素在艺术中的作用。在《舅舅的梦》中喜剧性占有优势。至于“幻想性类型”的作品，像果戈理在《鼻子》中描写的一个彼得堡文官丢失鼻子的故事，陀氏未曾写过，尽管他的作品，如《同貌人》，幻想性很强。

《鳄鱼》副标题为“不平常的事件，或游廊里的怪事”，讲述的是当年年初一个官吏被一条大鳄鱼吞进肚子里的幻想性类型故事。这位官吏叫伊凡·马特维奇，他获得假期，正准备到西欧旅游。因为有了闲暇，便带着娇媚的妻子叶列娜到彼得堡游廊市场观赏徳国商人带来展览的鳄鱼，妻子看了看鳄鱼，觉得恶心，便转身去看猴子。突然听到尖叫声，原来伊凡全身被鳄鱼吞进去。叶列娜要求德国老板立刻剖开鳄鱼肚子，救出她丈夫。德国老板不加理睬，他所担心的是鳄鱼肚子会不会因此而胀破。故事叙述者是伊凡的朋友，他对外来的德国人如此自私，感到无比愤怒。德国老板娘提出要赔偿鳄鱼才行。正在争执之间，伊凡从鳄鱼肚子里说起话来，那声音像是从远处传来，却能听清楚。他说，他在鳄鱼肚子里还不错，而德国人是对的，因为“经济原则优先”，并叫他的朋友带叶列娜去找老官吏季莫费商量办法。这位老官吏却责怪伊凡由于过分有教养，才跑到多余的地方。老头还讲述引进外国资本的好处，甚至可以让他们买光俄罗斯的土地，再租给农民，这样农民就会好好干活，形成俄罗斯的资产阶级，因为村社的农民只是偷懒和酗酒。老头还说，伊凡作为真正的祖国之子，应感到骄傲，因为他待在鳄鱼肚子里可以使外国鳄鱼的价格提高两三倍。果然，这一奇特事件的消息传开，参观者如潮涌，德国老板赚了一大笔钱。

然而，陀氏让幻想驰骋起来，一发不可收拾。小说描写伊凡在鳄鱼肚子里竟感到很满意，他感到自己因这次事件而出尽了风头，将来会有锦绣前程。作者描述伊凡的话语既荒唐又充满讽刺；他说，他在鳄鱼肚子里，使鳄鱼“永远温饱”，“而它自然地从自己体内把所有生命的汁液也传给我”；虽然他只能侧身躺在那肚子里，然而“所有我们报刊的伟大思想和倾向，显然，是由侧身躺着的人们生产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称它们为书斋思想”，“我现在将发明整个社会的体系”，等等。从作品的象征性加以分析，我们看到小说是对某些西欧派的尖锐抨击。陀氏讽刺他们脱离民众的土壤，被外国事物所吞没，舒舒服服地躺在外国事物上，离开活生生的俄国生活，却想发明改造社会的良方。其间，伊凡的妻子因感到自己可以提出离婚而更加风流起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首都的两份报刊做了完全相反的报道，一个报道说，昨天有人吞吃了整条鳄鱼，另一个报道说，昨天有个陌生人自愿地钻进鳄鱼肚子里，并在里面扬言要鞭打鳄鱼。在这里，有如陀氏2月13日给屠格涅夫的信中所说，抨击了当时俄国一些报刊“最粗野的见解”。

不过，讽刺小品《鳄鱼》也给陀氏带来麻烦。《呼声报》（4月3日）发表匿名的评论员文章，指出作品引起了损害陀氏名声的传闻。这里所指的传闻是指责陀氏在被鳄鱼吞进肚子里的官吏中影射了被关进要塞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氏在事隔多年后，在1873年《作家日记》中提及此事，认为自己就是曾经被流放的囚徒，怎能对另一个“不幸的人”被流放感到幸灾乐祸，甚至还写诽谤文?“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来没有以自己的信念得罪过我。可以非常地尊敬一个人，尽管在见解上同他极端分歧。”^[29]对有关《鳄鱼》的上述传闻进行了反驳。

1865年3月《时代》杂志办完第二期，就再也难以维持下去。陀氏几次找放高利贷的人抵押借款，试图渡过难关，也无济于事。陀氏在4月14日写给弗兰格尔的信中说，杂志不得不宣布临时破产，却仍负有一万卢布的支票债务和五千卢布的信用债务。“一句话，我们所遇到的，正如在业主或商人那里房屋和他的工厂被火灾烧掉那样，而他可能从富足的人变成破产者。”陀氏接着对弗兰格尔说：“哦，我的朋友，我情愿去服几年苦役，只要能还清债务，并感到自己又是自由的。现在，我又要开始在棍棒底下，即由于急需，匆忙地写长篇小说。它会是感人的，但这是我所需要的吗!由于急需，由于金钱而写作，这压制和吞噬了我。”“不安，悲伤，最冰冷的忙碌，单独一人，——过去的人们和过去的东西、40年来的东西已经不在我身边。然而我总是觉得，我刚刚准备好要生活。难道不可笑吗?像猫的生命力。”^[30]《时代》于6月初转让给了《读者文库》杂志。在这艰难的处境中，备尝着人生的酸甜苦辣，然而充满着刚要开始生活的生命力，一部长篇巨著的写作计划逐渐成熟起来。

【注释】

[1]《屠格涅夫十二卷集》，第12卷，第334、339、341页。

[2]《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1卷，第370页。

[3]《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1卷，第442—444页。

[4]《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0卷，第28页。

[5]古叙利亚闪族人的天神、太阳神和繁殖神，此处转义为财神——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5卷，第368页。

[6]《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2册，第50—51页。

[7]同上书，第57页。

[8]《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2册，第60—61页。

[9]同上书，第116页。

[10]《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6卷，第329页。

[11]陀氏在西伯利亚听说过的能给人们带来幸福的鸟——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5卷，第385页。

[12]指意识。

[13]W.莱瑟巴罗编：《剑桥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指南》，第199页。

[14]基尔波金：《60年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66年，第513—514页。

[15]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3卷，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37页。

[16]英国诗人拜伦（1788—1824）诗剧《曼弗莱德》（1817）的同名主人公。

[17]《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2册，第70页。

[18]同上书，第73页。

[19]同上书，第82页。

[20]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3卷，第310页。

[21]指主人公。

[22]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265、276页。

[23]《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0卷，第172—173页。

[24]《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2册，第96页。

[25]同上书，第417页。

[26]同上书，第113页。

[27]《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与研究》，第9卷，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84—285页。

[28]《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1卷，第26页。

[29]《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1卷，第29页。

[30]《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2册，第119—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