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12月，在1861年俄罗斯“农奴制改革”前一年多，陀氏得以返回彼得堡生活，但仍受当局的秘密监视。这时期，言论比较自由，散文文学空前繁荣。围绕如何解放农奴问题，分成了革命民主派和自由主义派两个营垒。关于俄罗斯社会的发展道路，则有40年代以来的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分歧。1860年4月，陀氏参加彼得堡“文学基金会”举办的为帮助穷困作家、学者的戏剧演出，在果戈理《钦差大臣》中扮演了邮政局长角色，参加演出的作家还有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此外，陀氏还参加了几次文学作品朗诵会。回到彼得堡文坛，视文学创作为第一生命的陀氏日以继夜，十分勤奋地写作，并与哥哥合作，创办了月刊《时间》（1861年1月—1863年5月）。陀氏以连载小说的形式发表《死屋手记》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并撰写小品文和政论—文论。
陀氏在筹办《时间》杂志时，于1860年11月在《莫斯科导报》上刊登杂志1861年的征订文，阐明了其宗旨。陀氏指出：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俄罗斯有教养的阶层与民众隔离，除了1812年战争中有过一次结合，而现在这种隔离状态将结束。欧化生活不为民众所接受，不符合民众的精神。知识阶层虽然追随过欧洲生活，但并没有成为欧洲人，不能挤进欧洲某一生活形式中，因为任何欧洲生活形式都是基于其独特的民族原则而形成的。俄罗斯具有高度的民族独特性，应当创造“取自我们的土壤、民众的精神和原则的”独特的新形式。“彼得改革扩展了我们的视野，通过它，我们思考了我们未来在诸民族的伟大家庭中的意义”；预感到其未来事业具有全人类性质，“俄罗斯思想”将是欧洲诸民族所发展的诸思想的综合；而摆在面前的课题是“使文明与民众的原则和解”，使文明的进步同“民众的土壤”相结合，而这正是《时间》杂志的宗旨[1]。这些社会观点被称为“土壤派”（又译“根基主义”）。前后参加《时间》编辑部的文学批评家尼·斯特拉霍夫和文学理论家阿·格里戈里耶夫也具有类似观点。《时间》杂志具有一定的“土壤派”思想倾向，不过，总的来说，是视野较为开阔的杂志。
《时间》创刊号上发表了陀氏的小品文《诗歌和散文中的彼得堡之梦》。作者说，他一直为小品文所吸引，但小品文不单是记述轰动一时的城市新闻，而且可以以自己的观点观察一切，巩固自己的思想，说出自己的新的话语。陀氏回顾了他在写作《穷人》时的感受，指出彼得堡的许多公务员都具有奇特的、幻想家的特征。虽然这一切都非常奇特，但都是按某种未知的规律发生的。陀氏表明，他将一如既往地探索俄罗斯城市生活中的梦与现实，并强调艺术幻想的重要意义。
还在西伯利亚时期，陀氏就酝酿写作关于艺术的论文。这样，他在1861年《时间》上发表了《关于俄罗斯文学的系列论文》，其中包括《引论》、《……波夫先生和艺术问题》、《书本与识字》等5篇文章。这些文章广泛地论述了俄罗斯社会、文学和文化问题，提出了作者独树一帜的观点。陀氏早期提出要探索人的秘密，而在60年代初的这些文章中则进一步提出要识破俄罗斯人的秘密。陀氏认为对欧洲来说，俄罗斯是斯芬克斯的谜之一；许多到过俄罗斯的德国人、法国人写了关于俄罗斯的书，但西欧仍是不了解“俄罗斯的真理，俄罗斯的精神、性格及其趋向”。[2]这句话值得注意，因为陀氏成熟期的创作带有回答这问题的意味。他接着说，就是俄罗斯人自己也远非了解这些问题，虽然他们分为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展开争论。陀氏强调俄罗斯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我们并非欧洲人”。其次，阐述了他的“土壤派”观点。他认为历史进程是在人民的土壤上发展的，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是由于俄罗斯土壤的需要而发生的，对于俄罗斯来说，欧洲文明只有在俄罗斯土壤的基础上才能生根、发展。现在的俄罗斯在广泛吸收西欧文明后已成熟，是到了迈出自己独特步子的时候了。陀氏认为，俄罗斯精神的特征在于高度综合的能力，使一切和解的能力和全人类性。俄罗斯日益显出自己的理想，那就是全人类爱。新的俄罗斯已了解到只有普遍的精神和解才是使一切人连结起来的纽带和土壤。而俄罗斯精神的这些特点来自普希金，他在艺术上最完整地展示了“什么是俄罗斯精神，它的一切力量奔向何处，以及俄罗斯人的理想究竟是怎样的”。[3]陀氏的这些社会评论带有民族主义倾向。
接着，陀氏论述了艺术的特征。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论点。一，艺术总是回答人的需求和人的理想，帮助对这理想的寻求的。他说：“艺术对人来说是如同饮食那样的需求。对美和体现它的创作的需求是同人不可分离的，而没有它，人也许不愿在世界上生活。人渴望它，寻找和不带任何条件地接受美，而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它是美，并怀着景仰在它面前鞠躬，并不去询问它对什么有益，用它可以买到什么?也许，这是艺术创作最伟大的秘密所在，它就在于艺术所创造的美的形象，立即不带任何条件地成为偶像。”[4]读到这里，我们也许会觉得陀氏具有唯美主义观点。但是，陀氏又是把美和理想联系起来的。陀氏在接着评述《伊利亚特》时说：“人在寻求美当中生活过来，经受了苦难。如果我们理解人过去的理想，理解他为这理想而付出了什么代价，那么首先我们就会对整个人类表示极大的敬意，由于对人类的同情而使自己高尚起来，会懂得这种对过去的同情和理解对我们是个保障，保障在我们当中人道感情、生机勃勃的力量和进步与发展的能力的存在。”[5]热爱文学的陀氏把对过去文学的理解同现代社会的文化发展联系起来，这些观点对当今世界也很有启示意义。陀氏又说，历史事实说明，“古往今来，艺术从没有离开人，总是回答了他的需求和他的理想，总是帮助了他对这个理想的寻求”。接着，陀氏论述了美和理想以及民众的发展的关系：“美是正常性，是健康。美是有益的，因为它是美，因为人类总是需求美和美的最高理想。如果在民众中保存有对美的理想和美的需求，这意味着，对健康与规范也有需求，那么这个民众的高度发展也由此而有了保障。”[6]陀氏提出艺术总是帮助人们对其理想的寻求，体现了他站在与读者平等的平面上，共同探讨美和人的理想问题的写作立场。由此，自然而然地产生真挚的叙述语调，像与读者诚恳交谈的艺术氛围。同时，陀氏小说着重描绘人的思想，正是同艺术帮助人们寻求其理想的观点密切相关的。二，陀氏指出：艺术总是现代性的，但不应当功利主义地将艺术性降低。“艺术总是现代的和现实的，艺术从来如此，而重要的是，除非如此它不可能存在。”如果有非现代的、不适应现代需求的艺术，那么“它就是非艺术的，它会渺小化，蜕化，丧失力量和任何艺术性”。[7]但是对艺术的这些特征不应理解为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按陀氏的理解，艺术是慢慢地作用和渗透于精神和感情世界的）。三，艺术有其自己的生活和发展道路：“而我们相信，艺术有它自己的、完整的、有机的生活，从而，具有基本的和不可改变的、为了这一生活而来的规律”。[8]陀氏认为：艺术帮助人们寻求其理想，但是，“个别人不可能完备地猜测永恒、普遍的理想，——即使他是莎士比亚——，因而不可能给艺术指定道路和目的。”[9]陀氏像许多大作家那样对艺术发展道路有宽广的理解。总之，《关于俄罗斯文学的系列论文》有不少引人注目的、符合艺术规律的见解，但作者从“土壤派”观点出发的文艺哲学观中也有不少唯心主义和乌托邦幻想的东西。
《时间》杂志第1期上，还发表了美国作家爱伦·坡（1809—1849）《黑猫》等三篇短篇小说的俄译文。陀氏为它们写了序言，对爱伦·坡与霍夫曼做了很有趣的比较。由于在这些比较中表达了陀氏对小说中幻想与现实问题的思考，从而很值得我们注意。他认为爱伦·坡的作品“不能直接归于幻想性的东西”。“爱伦·坡只允许非自然的事件的外在可能性（而且还要证明其可能性，有时甚至极其灵巧地加以证明），而允许这个事件之后，在其余一切地方都完全忠实于现实。不是例如霍夫曼那种幻想性。这位[10]将大自然的力量体现于形象中：将女魔法师们、神灵们引进自己的短篇故事中，而有时甚至在尘世之外，在某种非寻常的世界上寻找自己的理想，把这个世界当作最高的，好像他自己相信这个神秘的、魔法的世界必定存在……”而爱伦·坡与此不同。“与其说爱伦·坡可以称为幻想性作家，不如说是别出心裁的作家。而这是多么奇特的别出心裁，在这些别出心裁当中又是多么果敢!他几乎总是选择特殊的现实，将自己的主人公放在最特殊的外部的或心理的状态中，而他又是以怎样的洞察力和多么令人惊奇的忠实性叙说这个人物的心灵状态!”陀氏认为，想象力是爱伦·坡的显著特征，同时进一步深入细致地指出，在他的想象能力中有这样的突出特征：“这就是细节的力量。”描写奇特的事物时，作者的想象力尤其需要依靠细节的力量，而不是一般特征。“而在爱伦·坡的中篇小说中，您可以那么鲜明地看到展现给您的形象或事件的一切细节，以至于您最终似乎会相信其可能性、现实性，而实际上那事件或者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从来没有在世上发生过的。”这似乎就是陀氏自己的小说艺术思考：在以艺术想象力描写奇特的事物时，“细节的力量”具有特殊作用，依靠它的真实性，使读者感觉到整个奇特事件的现实可能性。陀氏在文章结尾处说：“然而霍夫曼不可估量地高于作为诗人的爱伦·坡。在霍夫曼那里有理想，虽然有时摆的不准确；但存在于这理想中的是纯洁，现实的、真正的、人所固有的美。”[11]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陀氏从工程学校起就那么喜欢霍夫曼的原因。而此时，陀氏在小说艺术探索中的一个方面似乎是要把霍夫曼和爱伦·坡的优点结合起来。
此时期，陀氏在政论中主张俄罗斯“普遍的精神和解”，但在文学创作中则揭示这种和解是多么不容易。在《时间》杂志上连载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年1月—7月）就是如此。在这部成为他新的文学生涯里程碑的小说中，陀氏又回到他早年《穷人》的主题，并进行了崭新的开拓。它的构思始于1857年作者还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时候，他在11月写给哥哥的信中说：“写完它[12]之后，我将要写一部取材于彼得堡生活的长篇小说，类似于《穷人》（但思想比《穷人》更出色），这两部作品，我早已开始，并写了一部分，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13]当陀氏回到彼得堡，创办杂志时，感到连载一部能够吸引读者的长篇小说的重要性。因此，在多病中像“驿站的驽马”那样日以继夜地写作这部小说。他在1860年5月给当演员的女友舒别特（1827—1909）的信中说：“我回到此地后，完全处在一种极为兴奋的状态中。一切原因都在于我的长篇小说。我想把它写好，我感到其中有诗意，我知道我的整个文学生涯有赖于它的成功。”[14]随着小说章节的逐步发表，愈来愈多地引起读者的强烈兴趣。正如，我们在“序论”中所引用，杜勃罗留波夫在《现代人》（1861年9期）上发表评论文《备受折磨的人们》，认为陀氏的这部新小说是“迄今为止本年度最卓越的文学现象”。1881年2月初，列夫·托尔斯泰在给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谈到刚去世不久的陀氏时说，前不久他读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而“深受感动”。[15]这部小说于1931年由李霁野翻译成中文，小说的题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就引起当时受压迫的中国读者的共鸣。
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与《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的主题思想有一定联系，是“暴君与逆来顺受者”这一主旋律的变奏，但对暴君的抗议声音更加强烈，并提出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能否以福音书的名义宽恕暴君和虐待者的问题。作为重返彼得堡后的新小说的起点，陀氏在他喜爱的笔记体小说中增强了推理小说的因素，这实际上也是探索人的秘密、彼得堡的秘密的陀氏必然会选择的艺术手法。
小说开篇就像布设谜团那样描写了神秘、奇特的事件。笔记者伊凡在一家糖果店看到衰老的奇特老人和跟着他的老狗，他在店里一言不发，也不买东西，像是为了取暖而来的。笔记者不由地想到：“老人和狗像是不知怎么从霍夫曼的某个书页中爬出来似的”。当老人起身要走时，才看到老狗已死去。伊凡好奇地跟踪老人走出店外，发现他在街上喊着“瓦西里岛上”，“第六条”，而咽了气。伊凡打听到这个老人叫斯密特，是俄国籍的外国人，并住在一座五层楼上一间低矮、潮湿的屋子里。老人孤单的生活过得极为贫困，桌上放着两本书，一本是简明地理，另一本是《新约》俄译本，用指甲在页边上做了许多记号。《新约》这个细节是个伏笔，它将是小说要涉及的一个主题。伊凡刚好在找房子，便把老人的故居租下来。
作者将老人神秘的死亡作为悬念留给读者，倒叙自己的身世，以及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伊赫梅涅夫一家的故事。伊凡是个孤儿，从小在外省一个诚实的小贵族地主伊赫梅涅夫家长大，同其独生女娜达莎是青梅竹马的好友。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在那里拥有领地，并请伊赫梅涅夫当了领地管理人。14年来，公爵与管理人关系不错，公爵在国外使馆谋得职位后，把儿子阿廖沙寄养在管理人家；阿廖沙现在已从高等中学毕业，却像孩子般天真。公爵从国外回来后，听信流言蜚语，诬蔑伊赫梅涅夫三年前卖公爵的小森林时私吞了一万两千卢布。伊赫梅涅夫忍受不了这侮辱，诉诸法院，但屡屡败诉；为了要继续上诉，他搬到彼得堡来。公爵后来知悉管理人的无辜，但公爵为人狡猾而自私，不肯还管理人一个清白。此时，伊凡在阔别四年后，与伊赫梅涅夫家在彼得堡重逢，并朗诵了他的第一部小说，使他们很受感动。这一段落带有陀氏的自传性成分，即根据发表《穷人》时的感受写成。陀氏小说的情节往往直接取自某件生活事实，因为发生过的事无疑是真实的，而且常常带有事件性的意义。伊凡这次朗读使伊赫梅涅夫一家很感动，娜达莎几乎答应成为他的未婚妻。一年后，笔记者来到伊赫梅涅夫家时，正遇见娜达莎要私自离家出走，因为她炽热地爱上了阿廖沙，准备同他结婚。如此，才回到小说现在时的时间上来；老伊赫梅涅夫受到公爵和女儿的双重打击，觉得不能宽恕他们；母亲安娜和伊凡也都为娜达莎的命运担忧。小说在这样的布局中把两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家庭的故事——伊赫梅涅夫一家的故事和斯密特一家的故事交错起来。
在神秘的老人斯密特死后的第五天傍晚，一个十二三岁的瘦弱、苍白的女孩悄悄地走进伊凡的新居来；听说老人死后，她跑到楼梯那里哭泣。伊凡赶过去，她却跑开得无影无踪。伊凡一下子面对三个使他焦虑的问题：娜达莎的命运、伊赫梅涅夫老夫妻的可怜境遇，还有这瘦弱的小女孩涅莉。小说情节围绕伊凡在这三者之间的奔波而展开，使作品处处响起人道主义关怀的音调。母亲安娜早已原谅女儿，但在盛怒的丈夫面前不敢提及女儿，偷偷地亲吻镶嵌有娜达莎肖像的小颈饰。伊赫梅涅夫自尊心很强，要女儿抛弃与公爵有关联的一切，回来请求宽恕。诉讼进程也不顺利，使他很恼火。一次，从口袋里掏诉讼文件时，不小心掉下了里面有娜达莎肖像的小颈饰，原来他从安娜那里偷走了它，带在身边。这说明他心里对女儿的疼爱，但当着大家的面，老人却将它扔在地板上，疯狂地用脚踩它。安娜对他喊道：“暴君!无情的、具有残酷的心的、高傲的人!”这是小说中精辟的心理描写和道德评价相交织的一个悲喜剧场面。
但是，老伊赫梅涅夫并不是本质上的“暴君”，那只不过是由受侮辱而来的暴躁，真正的“暴君”是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他与某伯爵夫人有暧昧关系，并为了她女儿卡佳的三百万卢布陪嫁，准备让阿廖莎娶卡佳。娜达莎出走后，起初处境还不错，但愈来愈不妙，因为阿廖沙风流，逐渐为卡佳所吸引。娜达莎一时的热烈的爱和幻想，本以为她与阿廖沙的结合可使两家和解，现在看到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幻想的濒临破灭，有所后悔。她虽善良而坚强，却是“逆来顺受者”；她在想如何使阿廖沙不受良心责备地离开她，认为爱一个人就应当为他牺牲一切，要“饱经痛苦，重新求得我们未来的幸福”，“以苦难洗涤一切”。在娜达莎形象中体现了一些东正教的道德、伦理观念：顺从、宽恕和忍耐。然而，公爵却像猫玩老鼠那样地虐待他的猎获物，他看到儿子与娜达莎难舍难分，便宣布同意他们的婚姻。公爵的打算是：一来，阿廖莎可以放心地往卡佳那里跑而愈陷愈深；二来，老伊赫梅涅夫决不可能允许这婚事。小说描写娜达莎延续半年的这段爱情如何在公爵的操纵下被埋葬。此外，公爵靠权势赢得官司，不仅剥夺伊赫梅涅夫的小领地，还要他赔十万卢布。后者提出要与公爵决斗，但遭拒绝。公爵拿出掠夺来的十万卢布，要奖赏娜达莎的自我牺牲，她斥责公爵是“卑鄙的人”，而伊凡狠狠地打了他一记耳光。小说这条线索，情节交代分明，但节奏缓慢；对伪善、狡猾的公爵揭示得十分深入，但娜达莎的心理状态不够分明。
笔记者伊凡在描写涅莉的悲惨故事时，有一段精彩的抒情插叙：“这是阴沉的故事，是那些最阴沉和最折磨人的故事之一，这些故事是那么经常和不易觉察地、几乎是神秘地发生在彼得堡沉重的天空下，发生在巨大城市那些阴暗的、隐蔽的小巷里，发生在生活的喜怒无常的沸腾、愚笨的利己主义、相互冲突的利益、凄凉的堕落、秘而不宣的犯罪当中，发生在毫无意义和不正常的生活的这个令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当中……”陀氏将抒情笔调的小品文同小说的艺术描写糅合在一起，加强了小说感人的力量。当时的评论界就已经认为涅莉形象的塑造十分强有力。她那固执的、谜一般的目光，像是长期为精神上的痛苦和身体上的疾病所折磨。她生在国外，母亲是英国人和俄罗斯人的混血儿，母亲违背自己父亲的意志，嫁给了当时在国外的一个俄罗斯人，后者在掠夺走她父亲办工厂的财富后，将已怀孕的妻子抛弃。两年前，母亲带着涅莉，回到彼得堡寻找已归化俄国籍的英国人父亲斯密特，希望他看到外孙女后，能宽恕亲生女儿。一天，母亲在大街上看到那老狗而找到了老父亲，她跪下请求饶恕，他却推开她而匆匆离去。母女住在地下室里，贫病交加，母亲的肺病愈来愈严重。涅莉找到外公住处求助，但他只愿意给涅莉买些糖果、鞋，而不愿帮助她母亲，把她母亲的信扔回去。斯密特给涅莉买了地理书和《新约》，教她念书。有一次，涅莉问他：为什么耶稣说，要相亲相爱，要原谅受到的委屈，而外公却不肯宽恕她母亲?爷爷很生气，第二天就搬了家。母亲快断气时，涅莉急忙去找外公，但他连坐马车的钱都没有；当他徒步赶到时，看到的只是他女儿的尸体；三周后，外公也离别了人间。
伊凡初次看到的涅莉就是经受过这些精神创伤的小女孩。当她险些被恶毒的女房东推进火坑时，伊凡在当业余侦探的老同学的帮助下将她救出。当伊凡将涅莉带回自己住所时，她处在热病的昏迷中；他请德国老医生来给她看病，她逐渐康复，但不肯喝伊凡给她买来的鸡汤。后来，伊凡病倒了，一觉醒来，看见涅莉提着那漂亮衣裙在扫地，当他提醒她不要弄脏衣服时，她说这是“不好的连衣裙”，立即将那细纱连衣裙撕成碎片。伊凡早已发现在她那歇斯底里的表面下有一颗善良、温柔的心。涅莉逐渐地同伊凡和老医生成了好朋友。其间，她也听到娜达莎的故事，说不肯原谅女儿的老伊赫梅涅夫是“坏老头”。然而，涅莉经常逃走；有一次，她竟然在夜晚的大桥边行乞，伊凡偶然看到此景深感痛苦，泪流满面，感到如老伊赫梅涅夫所说的那样：“她受到了侮辱，她的伤没有能够愈合，而她似乎故意以这种神秘性、以这种对我们大家的不信任竭力去触痛自己的创伤……”接着，伊凡看到涅莉跑到小铺那里用行乞来的钱买了一只杯子，要用来赔偿她在伊凡家摔破的杯子。伊凡极为难过，喊了一声“涅莉!”她颤抖了一下，杯子从她手里掉下来，粉碎在人行道上。回到家，伊凡对她说：行乞可耻，而“如果我在你面前有过错，就原谅我”，她泪汪汪地扑到他怀里。在这些极为生动的艺术场面中，陀氏描绘了幼小的受虐待者惊人的畸形心理，指出精神创伤之难于愈合；继《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之后，开展了要爱护幼小儿童的美好心灵、不应使它受到伤害的主题。在涅莉形象上，有弗兰克在论《女房东》时提到的“受虐狂心理”的强烈表现，同时，如上所述，在她身上又有一颗善良、温柔的心。陀氏总是喜欢从人物性格的双重性来观照和塑造他的主人公。
当娜达莎的爱情悲剧接近尾声时，伊凡洞察到涅莉是挽救伊赫梅涅夫一家的唯一希望，叫她住到他们家，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他们听。果然，她的故事净化了老伊赫梅涅夫的心，正当老夫妻要出去找回女儿时，被雨淋得湿透的娜达莎进门来，跪倒在父亲脚下。娜达莎和涅莉母亲一样，缺少理性考虑，为感情所支配，没有能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父亲带来的伤害。然而，人既是活生生的，就难免在感情上犯错误。父母既然爱她们，就不应当固执于自尊心受伤害，将她们抛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涅莉外公晚年经常看《新约》，并做记号，却没有宽恕女儿，最终导致了她的悲惨结局。而伊赫梅涅夫约束了自尊心，宽恕了女儿，挽救了家庭。这两种情形说明：小说情节故事的开展与宗教福音的现实可能性的探讨糅合在一起。
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在他的阴谋快得逞时，得意地约伊凡在深夜里饮酒交谈，并恬不知耻地宣扬他的利己主义思想。他给予伊凡“某种恶棍，某种巨大蜘蛛”的印象（这是很精辟的比喻）。公爵说，他先温存地对待某些年轻的席勒们，然后突然揭开自己的假面具，露出自己的鬼脸，使他们惊呆。他认为没有理想，人活得很快乐。如果每个人都把他们的内心底细抖落出来，那么这个世界将臭气熏天，而上流社会的礼节刚好可以掩盖这些，使他们活得幸福。他喜爱的就是影响力、官位、旅馆、赌博，特别是女人，他承认的准则就是爱自己。陀氏在描写明显的反面主人公时也没有把他们写成昏聩无能的草包，而是写成精明强干的论敌，给他们提供坦露胸怀的机会，让读者去评判。但是，公爵的所作所为已暴露出其思想的卑鄙；当他夸夸其谈自己的风流韵事时，伊凡指出他曾偷走一个女人的钱财，公爵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在小说的尾声中指出，伊凡的那位同学已了解到公爵正是当初抛弃和掠夺了涅莉母亲的那个罪人。在这里，陀氏运用了推理小说、侦探小说的艺术因素，在此前的叙述中给予不明显的暗示，到最后才把真相揭开。涅莉在伊赫梅涅夫家受到呵护，但终于病故。临终前，她交给伊凡一个很大的护身香囊，并请伊凡转告公爵，说尽管福音书上说要宽恕自己的一切敌人，但她至死都不宽恕他。伊凡在护身香囊中看到涅莉母亲给公爵的信，信中说如果他不抛弃涅莉，她将在另一世界里宽恕他。但涅莉始终没有去找公爵，至死不肯妥协。小说到此结束，公爵是否被问罪，未做交代。但这个伪善的暴君和恶棍的真面目已暴露无遗。对于他，即使以福音书的名义也是不能宽恕的，而对于一时迷误的女儿，做父母的应当给予宽恕。
陀氏在1864年回顾这部小说的写作时说，他当时大概已知道：“1.即使小说不成功，但其中会有诗意；2.会有两三个热烈和强有力的场面；3.会有两个最严肃的性格得到完全真实，甚至是艺术的描绘。这个信心对我就足够了。结果出现的是一部古怪的作品，但其中有五十来页是我引为骄傲的。不过，这部作品也吸引了公众的若干注意。”[16]看来，伊赫梅涅夫作为诚实而重视名誉的俄罗斯性格具有典型意义，令人想起普希金小说中的一些形象。而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作为利己主义和犬儒主义思潮的体现者，也具有典型意义，但其形象塑造较苍白。深受精神创伤的涅莉形象描写得活龙活现，显出作者神奇的笔力，是陀氏独特的艺术创造，具有非凡的艺术感染力。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深沉同情构成小说的诗意，激发起读者高尚的感情。能否以福音书的名义宽恕一切人，是作者在小说中探索的重要伦理课题。陀氏作品不仅富于人道主义同情，而且还探索了这种人道主义的现实可能性。陀氏揭示：只要像公爵这种比瘟疫和火灾更可怕的利己主义、犬儒主义思想还在蔓延，人道主义的实现就是不可能的。这便是这部小说的深刻处。
如上所述，小说在叙述中常常布设谜团，运用伏笔、悬念的手法，具有一些推理小说、侦探小说的成分，同时，小说的叙述文体又像人们平时说话时那样淳朴。正像当时一个评论家所说：陀氏的“叙述不是记述，而正是叙述，极为引人入胜”。[17]小说在时间和空间的处理上很引人注目。小说使众多生活事件发生在一段紧凑的时间里，例如，笔记者伊凡刚刚住进斯密特过去的住房，就遇到神秘的涅莉的出现；早上刚刚跟踪她，发现她住在贫民窟，中午便遇到多年不见的、当业余侦探的老同学，晚上就同他一起救出了险些落入火坑的涅莉；刚刚在伯爵夫人那里亲眼观察了卡佳，回途上便遇到公爵，听他那卑鄙的“人生哲学”的长篇议论。笔记者往往是东奔西走，遇到一件件奇闻，看到一件件悲剧。在陀氏的主人公紧张活动的时候，时间总是听从他，甚至好像停止不动，以便倾听作者的叙述，让作者把种种复杂的事件和心理要素聚集在一起。关于陀氏小说的时间处理，英国批评家默理在其著作中有一些精彩的描述：在陀氏的作品里，“既没有黑夜，也没有白天；太阳既不升起，也不落下”；在陀氏小说中，“没有时间的世界”同“处在时间中的世界”不断地混合在一起。[18]这是因为陀氏的小说所描写的不是恬静的生活，而是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悲惨故事；在阴谋诡计横行的社会里，种种悲剧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由此，陀氏小说艺术中时间旋涡式的运动具有深刻的真实性。其次，陀氏小说的空间一般都是低矮、阴暗的房屋，酒店，客厅，门槛，大街小巷，而且描述极为简洁，就像戏剧舞台那样局限于最必要的布景和道具，却用强烈的灯光照亮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这些狭小的空间、场面，往往由叙述者的思虑、悬念联结起来，使读者感受到广阔的空间感。例如，笔记者在自己寓所照顾着生病的涅莉，心中却急于了解娜达莎住处所发生的一切，还挂念着她父母所在的那一空间。不仅如此，由于小说主题的深刻哲理内容，发生悲剧的各个空间都具有相当普遍的世界性的空间意义。此外，不论是都市风景，灰尘与洋灰，肮脏的住所，都给人以印象深刻的真实感，都是对当时彼得堡风貌的真实写照。
在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第一个段落中有一句笔记者——作者的名言：“顺便说说：对我来说，反复思考我的作品，并幻想我将如何写成它们，总是比实际上去写这些作品更加愉快，而说实在的，这并不是由于懒惰。那么为什么呢?”我们将会看到陀氏在小说构思和制定种种不同的写作方案上花去许多宝贵的时间，也度过许多艰辛的时刻，而写起来却比较容易和迅速。他是“反复思考”自己作品的哲人和诗人。
名著《死屋手记》第一章于1860年9月发表在《俄罗斯世界》杂志上，中间经过耽搁，于1861年初继续发表第二到第四章；1861年9月，改由《时间》杂志继续连载，于1862年第12期全部刊完。这部小说就是陀氏长期孕育、“反复思考”的作品，从孕育、构思，到写作、发表，前后历经了十年左右。而这种长期孕育、酝酿，成为了陀氏小说创作的一个特点，构成其深刻性的一个要素。《死屋手记》的构思始于陀氏在鄂木斯克要塞监狱服苦役时期（1851年1月—1854年1月）；为了描述监狱生活，他在《西伯利亚笔记》中记下一些民间口语、俗话等等。接着，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几年中拟过一些草稿。到了1859年10月，陀氏从特维里写给他哥哥的信中说：“这些《死屋手记》现在已经在我的头脑中具有完整和确定的方案”，在那里“我的个性将消失。这是无名氏手记；但我保证它是有趣的。将会引起最可观的兴趣。那里将有既严肃又阴森又幽默的东西以及带有囚徒特有色彩的民众会话”，还有“在文学中从未听说过的诸个性的描绘，以及令人感动的东西”。“我相信，公众会如饥似渴地阅读它。”陀氏担心作品也许会遭禁；“如果遭禁，那么总可以拆成一些文章，以一些片断刊登在一些杂志上。”“如果怕狼，就不要到森林里去。”[19]这些话语表达了陀氏作为作家的勇气和对这部作品的挚爱。
《死屋手记》是陀氏最为写实的作品之一，正如在作品靠近结尾处所说：“我渴望将我们的整个牢狱和我在这几年中体验到的一切，展示在一幅一目了然和鲜明的图画中。”据《陀氏全集》的注释，所描写的许多人物都是有原型的。尽管如此，在这些写实性的画面和故事的叙述中，却凝聚着作者探索人的秘密的激情，闪耀着人道主义思考和人类学研究的光芒。《死屋手记》成为陀氏描述苦役时的生活印象、叙述许多囚徒的性格和生活故事的艺术杰作。还在连载期间，就引起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高度评价和赫尔岑的注目以及读者的热烈反响。
《死屋手记》继续采取笔记体小说形式；作品在“引言”中介绍一个虚构的笔记作者，他曾是西伯利亚的囚徒，是个性格孤僻的中年人，贵族知识分子，因杀妻罪服了十年苦役，苦役期满后，留在那里某城镇当家庭教师，在“引言”叙述者认识他的三个月后病故，留下了厚厚一部笔记本，这就是作品来源。这是俄罗斯文学自普希金的《别尔金故事集》（1830）以来喜欢采用的艺术形式。作家站在虚构的笔记作者后面，造成复数的视角，增强了整部小说叙述的客观性。
笔记一开始，便以“死屋”为标题对监狱环境和气氛进行描述。牢狱靠在要塞高高的土墙边，长200步，宽150步，只能看到天空的一角，结实的大门总是关闭着。这里简直是活活的“死屋”，经常关着250个左右的囚徒。牢房又长又低矮，用油灯微微照亮，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味。板床上分给每个囚人的只有三条木板宽的地方，整个房间挤着30个人。第一眼就可以觉出这是一群忧郁、爱嫉妒、虚荣、爱夸口和容易抱怨的民众。新人来到这里，不管他原先是多么令其同乡人感到恐怖，立刻会顺从于这群人的举止风度，那就是一种独特、特殊的尊严，好像囚徒中也有官位似的。在这地狱般的生活环境中，显著的现象是不断的咒骂、打架、流言蜚语、阴谋诡计，而许多囚徒在内心中并不承认自己犯了法。当然，有些囚徒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囚徒们都憎恨农奴制式的苦役，三分之一的人夜间从事自己喜欢的鞋匠、裁缝等劳动，弄点钱。俄罗斯民众把犯人称为“不幸的人”，经常有人给他们送来施舍物品。这些施舍按宗教观念平均地分给每一囚徒。在这些印象式的描述之后，陀氏深入细致地开展了笔记中的若干重要主题，并且常常是从多个视角来进行叙述。
陀氏在西伯利亚囚徒当中注意到一些深刻、坚强的性格，在《死屋手记》中对他们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进行了探讨。其中，彼得洛夫就是一个重要的典型和奇特的个性。手记作者叙述说，最早来造访他的囚徒之一就是彼得洛夫，尽管他住在另一个牢房。而据手记中人物M说，彼得洛夫是“所有囚徒中最果敢、最无畏的人；他什么都敢做；如果他任性起来，会不顾一切”。而作者在同他几年来的交谈中认为M所说是对的，此外，他还“可能是不能忍受任何强制的人”。他是世袭兵，识字。入狱以前，上校在训练时打了他，他大概常挨打，但这次他不愿再忍受，在全队面前刺死了上校。在狱中，有一次，总管监狱、为人凶狠的少校要抽打彼得洛夫。囚徒们知道这下子少校完了，因为囚徒们往往藏有刀。少校可能有所察觉，把体罚交给别的军官去执行，自己坐上轻便马车溜掉。彼得洛夫极为平静地忍受了处罚：他的愤怒随着少校的离开而消失。彼得洛夫不会做手工，空闲时总是在各牢房走来走去。他来找作者问些关于小拿破仑的事，而他那奇特的目光总是看着远处。作者感到理性只能控制这种人到某种程度，只要他们想要干什么，就会不顾一切。彼得洛夫可以巧妙地逃走，整个星期躲藏在森林里，只不过他现在还没找到自己愿意做的事罢了。他对作者表示友好，然而当作者托他把《圣经》交给另一牢房的人时，他竟然在不过几步远的路程中找到买主，卖掉它，弄到钱，买酒喝。晚上，他若无其事地又来找作者。作者总结说：这类人不是语言的人，不是事业的领袖，然而却是敢于第一个越过障碍，无畏地投入刀枪火海的人。他们不是陀氏早期在彼得堡小官吏世界观察到的那些柔弱的幻想家，而是无所畏惧的、行动的人。作者在彼得洛夫身上观察到了人为某种意念所掌握而敢于越过一切障碍的现象，这些对陀氏后来的创作有很大影响。在《死屋手记》中，尼采所称赞的“超人”式的人物，恐怕就是彼得洛夫这类人物。而屠格涅夫认为，陀氏“对各种不同人物（例如彼得洛夫）的性格刻画中有着细腻、真实的心理学”。
有些无畏的人物令人惊讶，例如，逃兵奥尔洛夫是“著名的强盗”，冷酷无情地杀害过老人和孩子。“这个少有的坏蛋”却具有惊人的意志力，他敢于接受叫做“绿街”的残酷刑罚，即走过排成两行的士兵当间挨棒打。他经受了这种棒打的半数，直到医生认为再打必死无疑，他才半死不活地被抬回来，而囚徒们像对亲人那样地照料他。作者说，由于好奇，他接近了奥尔洛夫，发现他蔑视一切痛苦和刑罚，具有无限精力，渴望行动和复仇。他希望早日恢复健康，接受剩下数目的棒打，那时他和伙伴们会被送往涅尔琴斯克（在赤塔州），而他一定会在路上逃走。他在医院同作者握手告别，表示对作者的信任。不过，奥尔洛夫在出院两天后死去。作者在这形象上思考着具有无限意志力的人的种种可能性，其中包括陷入罪恶的可怕深渊的可能性。
手记作者在描述睡在他隔壁的年纪不到20的达吉斯坦鞑靼青年阿列伊时说：青年那美好、直爽、善良和天真的脸庞一下子就触动了他的心。阿列伊在故乡时，他哥哥叫他拿马刀上马一起去“远征”。在山民家庭中极为尊敬长者，年幼的阿列伊甚至都没有问要去哪里?结果，他们是去抢劫亚美尼亚富商，砍死了卫兵和亚美尼亚人。他们都被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虽然阿列伊被判得较轻。他在狱中看到那些恶劣、肮脏或不公正、强制性的行为时，总是感到愤怒、脸红。作者十分高兴同他的邂逅，教他学俄文，读福音书，他进步很快。作者喜爱他那温柔、诚挚的笑容，但这笑容却掩盖着他内心中想念母亲的痛苦。作者在描绘这样一些类型的囚徒形象时，表示担心由于将不同原因而犯罪的人们关在一起可能产生的后果，担心像阿列伊那样的青年抵挡不住坏影响而堕落。
在《死屋手记》中，平常的囚徒和可怕的囚徒交错出现。囚徒中最可怕的人是鞑靼人卡津，军人出身。“他给大家以可怕的、折磨人的印象。我总是觉得，不可能有什么比他更凶残、更骇人听闻的了。”“我有时觉得，我在自己眼前看到的是一只像人身大小的巨大蛛蛛。”据说，他喜欢把小孩哄骗到某个地方，吓唬和折磨他，“在充分享受可怜的小牺牲者的恐怖的颤抖之后”，才慢慢地砍死他。作者说，这传说也许是囚人们虚构出来的，但他那残酷、沉重的表情好像在证实这传说。这个卡津却因贩卖酒而十分富有，喝醉酒时充分显示他性格的兽性；囚人们都赶紧跑开，免得挨揍。终于，大家一起动手把卡津打得死去活来。但是，卡津第二天醒来，几乎是健康的，沉默而忧郁地出去干活。这里描绘了一个徒有壮实肉体，却陷入灵魂堕落的可怕深渊的人物性格。作者用卡津给人以“可怕的、折磨人的印象”、“最丑恶的印象”这些感性色彩的话语，更强地表现了一个丧尽人性的虐待狂的典型，而将他比做“巨大的蛛蛛”令人联想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他们都像猫玩老鼠那样地残害了年幼的生命。
陀氏在描述监狱军官的暴行，特别是推行“绿街”酷刑时，强有力地提出了他在西伯利亚时期深有感触的“暴君”、“暴虐”的主题。笔记作者住医院时，经常看到受“绿街”酷刑后被送来治疗的囚徒。有个犯人因为杀死长官而被判四千下杖打。一般地说，一千五百下以下，都一次执行，超过这数目就分两三次执行，否则受刑人就活活被打死。然而也有挨了四五百下树条鞭打，就一命呜乎的。作者注意倾听受刑者讲述的感受和故事，一方面惊叹民众忍受痛苦的能力，另一方面把谴责的笔锋指向酷刑的执行者。这些刽子手分成志愿的和被强迫的两类。而某一中尉就是杖刑的酷好者。当他被任命为执行官时，就振奋起来，得意忘形地检查排成两行的鞭打的队伍。可怕的游行随着鼓声开始，士兵们用力抽打受刑人，受刑人眼冒火星，哭叫起来。而这个中尉大喊大叫着，“沿着队列奔跑，哈哈大笑，哈哈大笑，发出响亮的声音”。作者愤怒地说：“有些人像老虎那样嗜好舔血”，当他们拥有主宰他人的血肉和精神的无限权力时，就掌握不了自己的感觉，而受刑人按基督的法则却是兄弟。暴虐是一种习惯，它可以发展为病态。作者认为，即使最好的人都可能由于习惯而变冷酷、变愚钝到兽性的地步。血和权力使他陶醉，变得冷酷无情和堕落，而当这些为理智和感情所容纳时，便出现最不正常的现象，“在暴虐中人与公民将永远地泯灭”。当社会冷漠地看待这种现象时，它就在其根基上受到传染。总之，体刑是社会的溃疡，是摧毁公民性的任何胚胎的最强大的手段之一。陀氏把这些观点推向极限，认为每个工厂主和企业主必定会因他的工人及其家属都依附于他而感到刺激性的满足。只承认罪过和世代相传的罪孽是非常不够的，必须根除它。但要根除这种长期的历史养成的恶习是很不容易的。作者指出，有些囚徒在服刑期满后也加入了这些刽子手的行列，在西伯利亚过温饱的生活。这些议论，虽然在推而广之时有些极端化的毛病，但是，作者这些小品文特有的精辟而锐利的语言，是对黑暗的俄罗斯专制农奴制度统治进行的强有力批判，也是对“个人权力欲望”敲响的警钟。
陀氏对卡津和残酷的监狱军官这些虐待狂的分析，以及由此引发的议论，使我们联想到列夫·托尔斯泰在其名著《复活》（1899）中所做的对“精神的人”和“动物的人”的艺术分析：“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如同在所有人身上那样，有过两个人。一个，是精神的人，只为自己寻求这样的幸福，它同时也是其他人的幸福，而另一个，动物的人，只为自己寻求幸福，而为这个幸福准备牺牲整个世界的幸福。”陀氏在《死屋手记》中批判的“暴虐”、“刽子手”、“虐待狂”等等，正是后来托翁所说的“动物的人”的极端表现。
描绘囚徒们在澡堂洗澡的场面是这部手记的著名篇章。我们在“序论”中已提到：屠格涅夫曾称赞陀氏说：“澡堂画面简直是但丁式的”。城里只有两个公共澡堂，一个是为大人物的；另一个为普通老百姓而设，既破旧，又肮脏。在圣诞节前四天，囚徒们在卫兵押解下来到这个澡堂。二百来个囚徒分成两批洗澡，要从带着脚銬的双脚脱下裤子十分困难，作者好不容易才在彼得洛夫的帮助下学会这门“艺术”。“当我们打开澡堂里的门时，我想到我们是进入了地狱。”在五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挤了一百人洗澡，挡住眼睛的蒸气，烟黑，肮脏，极其拥挤。长凳上已没有位置，地板上也难以找到巴掌大的空处，有的囚徒蜷缩在地板上用盆子洗澡，另些人则站在那里提着盆子洗，脏水往蹲在地上的囚徒剃掉了一半的头发上流。平民囚徒喜欢蒸浴，然后浇凉水，并用桦树枝笤帚狠抽身体。看到他们可怕的遍体鳞伤的背部，“我不寒而栗”。处在这样的洗澡环境中，“我的头脑里浮现了一个念头，如果某一天我们大家所有人一起来到地狱火焰上，它将会很像这个地方”。在陀氏那里，描述性的文字也同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声音交糅在一起，这使陀氏描述的画面不仅是画面，而是诉说。(www.xing528.com)
在《死屋手记》中，陀氏还细致地探讨了群体情绪的微妙变化。在“圣诞节”一章中指出：这是摆脱沉重劳动、家庭团聚的三天假日，囚徒们想必痛苦和忧愁地回忆起过去。在圣诞节那天，囚徒们表情严肃，相互祝贺节日。从城里的每一角落都送来了许多施舍品，如白面包、奶渣饼等。“我想到：在整个城市中所有商人家和小市民家的主妇，一个不剩，都送来了自家的面包，以向‘不幸的人’和被囚禁的人表示伟大节日的祝贺。”囚徒们脱帽，鞠躬，向施舍者祝贺节日，然后，接受这些面包。祈祷的人多半是年老的，多数年轻人不祈祷。来了个司祭，带着十字架和圣水，举行节日仪式。午饭后，囚徒们游荡起来，吵起架来，令人看得难受和可怜。最后，这闷气的一天结束了，睡在板床上的囚徒们比平时夜晚说了更多的梦呓。这是一段带有深厚感情色彩的心理描绘。“演出”一章描写圣诞节日第三天晚上，由十几个囚徒筹备和演出戏剧的情景。囚徒们利用军队牢房内挨着墙的两排板床，一排作为舞台，一排作为观众席，建起临时剧场；从城里好心人那里借来服装，上演了几出小型戏剧。乐队奏起民间舞曲，囚徒们都演得很认真，滑稽，观看的囚徒脸上露出了孩子般快乐的微笑。有的剧是按手抄本排练的（据说，在俄罗斯边远省城流传一些民间或苦役犯的戏剧抄本），但囚徒演员往往加以即兴发挥，使人不由得想道：“在我们俄罗斯有多少力量和才华往往在被囚禁和沉重的命运中几乎白白地毁灭!”作者第一次懂得了豪放不羁的俄罗斯舞蹈歌曲的实质。囚徒们在筹备演出时请教过作者，这天晚上特意给他安排了最好的座位。作者写道：“我们民众最崇高、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就是公正感和对它的渴望。”在民众中没有那种要钻到最前面的位置去的“公鸡习气”；我们的自作聪明的人能够教给民众的东西不多，相反，他们还应当向民众学一学。这里表达出陀氏的“土壤派”观点。陀氏描述性的文字不断地同议论和分析交融在一起，而感叹“俄罗斯有多少力量……几乎白白地毁灭!”等等的抒情话语谱写了贯穿于整部作品的人道主义的主旋律。
医院的描写也引人注目和思索。那所要塞附近的军队医院有两间病房留给囚徒病人用。那里，虽然也有床铺，但给病人用的衣物很脏，不知用过多少年代；房间里极为闷气，只有医生出自人类爱的真诚关怀，使囚徒病人深受感动。作者发问：为什么对快死的囚徒病人还不能摘除脚镣?一个二十五岁左右、仪表优雅的囚徒病人住了进来，他属于关押重要犯人的特别班，肺病已很严重。他有一双美好的眼睛，但第二天早上他就已经看不清人了。他在临死前的痛苦挣扎中撕开了衬衣；只见他骨瘦如柴，而脚上仍带着脚镣。他在下午3点死去。走廊里传来士官喊人去找铁匠的声音，“这意味着给死人卸下脚镣”。医院里有时有发疯的囚徒被带进来治疗。例如，有个六十来岁的波兰人囚徒，作者说：“我曾同他交谈过，而他谈得那么和蔼，那么理智，那么有兴趣地叙说，那么温厚和诚实地看着人。”后来，他被侦讯，突然发了疯，被带进医院，大喊大叫，哈哈大笑，以最不成体统、最粗野的动作跳起舞来，使作者感到忧伤。在医院漫长的夜晚，作者在迷迷糊糊中还听到一个农民出身的年轻囚徒向其同伴讲述的杀妻故事。这个农民爱酗酒，听信“朋友”编造的谎言，怀疑新婚不久的妻子不贞，用镰刀将无辜的妻子砍死，而自己蹲监狱已第四年。这篇故事题名为“阿库莉卡的丈夫”，用民间方言、口语写成，令人感到这个农民的过去好像生活在梦魇般的迷宫中。
随着夏天明亮的阳光照耀大地，囚徒们对自由的渴望变得更加强烈，心情也变得更为沉闷、忧郁。监狱要新买一匹枣红马以替代死去的役马，这件事使囚徒们活跃起来。两个最懂马的囚徒互相竞争挑选马匹，同马贩讨价还价，好像自己要掏腰包买马似的。作者从这个小故事中再度弹奏出了民众中蕴藏着多少精力和才华的音调!有一次，一只受伤的鹰落在监狱里，鹰伤得很重，在那里呆了两三个月，后来囚徒们在出去干活时把它带出野外放飞，认为它即便要死，也要让它死在自由中，而不是在狱中。鹰的形象成为自由的象征，体现着囚徒们对自由的渴望。囚徒们望着飞走的鹰：“说来也奇怪：大家都有某种满足感，好像他们自己也部分地获得了自由似的。”作者说，囚徒们都是幻想家，他们愈是感到希望之渺茫，愈顽强地将它隐藏在心中，不会放弃它。有两个囚徒与波兰人出身的上等兵看守一起密谋，终于逃出监狱，使囚徒们为之高兴和骄傲，但逃跑的囚徒和上等兵在第八天被围捕，带回监狱，使囚徒们大为难过。作品还写到有一个贵族囚徒被当作弑父者关进监狱达十年之久，后来才弄明白他根本无罪，白白地浪费了许多光阴!这个故事成为陀氏晚年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一个情节契机。
《死屋手记》也涉及贵族与民众关系的主题。陀氏从走进监狱的第一天起就感觉到那些平民囚徒对贵族出身的囚徒的一种不信任的态度，甚至是敌意。正如陀氏在1854年1月从鄂木斯克写给他哥哥的信中所说：“他们对贵族的憎恨超出一切限度”，以幸灾乐祸的心情迎接了贵族囚徒；四年来这里上演的主题便是：“你们贵族，以铁嘴啄了我们。原来是老爷，折磨了民众，而现在落得比最低贱的人还差，成了我们的弟兄。”[20]作者在整个苦役过程中都感受到平民囚徒不把贵族囚徒当作自己人看待。有一次，囚徒们为伙食问题酝酿向那总管监狱的凶恶的少校请愿，作者事先竟毫无所知，也站在排好的请愿队伍中，但被赶了出来。请愿失败，领头人遭鞭打。不久，也不知什么原委，少校被法庭控告，被迫退休。他留在城里，过贫困生活。“穿军官制服，他曾是雷雨和上帝。穿常礼服，他突然变得什么也不是，而有点像仆人。”在这部手记中，不乏这种幽默、诙谐的笔调。
在靠近手记结尾处，作者谈到他在监狱中十分孤独，但这种孤独使他得以严格地反思自己过去的生活，并规划未来生活的大纲。在监狱中有时你同某个人相识多年，认为他是野兽而不是人，但偶然会有这样的时刻，这个人的心扉不由自主地敞开，而人们会看到其心灵是多么丰富、富于感情和渴望，多么善于理解自己和他人的苦难。陀氏1854年初出狱时给哥哥的信中所说的“在四年间，我终于学会在强盗中辨别出人们”，“在粗糙的地壳下寻找黄金”，构成这部手记写作的重要契机。作者在刑满要离开“死屋”时再次强调，在这四堵墙内白白地埋葬了多少青春和巨大的力量；他们是不平凡的民众，而且可能是整个民族中最有才干、最强有力的民众。
《死屋手记》发表后，在俄罗斯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1862年第4期的《现代人》杂志评论说，这部作品“为理智和感情提供许多滋养”，是“对整个我们时代的最好的判决”。[21]同一时期，革命民主派的著名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征得陀氏的同意，准备编辑出版该手记的简写本。《死屋手记》如陀氏在1859年给他哥哥的信中所预料，在当时俄国拥有许多读者，成为陀氏在发表《罪与罚》（1866）之前的最著名的作品。我们在“序论”中已提到，列夫·托尔斯泰从基督教人类爱的角度特别赞赏陀氏的《死屋手记》。在《什么是艺术?》（1897）中，托翁还将这部名著列入传达宗教感情的艺术的范本之一。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一书中则强调陀氏在《死屋手记》中发现某些西伯利亚囚犯“差不多是用俄罗斯土地上生长的最好、最坚硬、最有价值的木材雕成的”。不同观点的批评家往往对陀氏的创作做出截然不同的评价，这是由于陀氏观点自身的矛盾性，创作中的“复调性”。就《死屋手记》来说，作者从基督教的人类爱出发，剖析了人类灵魂的可怕深渊，既描绘了权力欲望如何使人变得冷酷无情，又认为这类现象来自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恶习，从而对他笔下的许多人物（当然，像卡津那样的虐待狂除外）都寄予深厚的人道主义同情。陀氏认为囚徒们蕴藏着丰富的感情和强大的力量，但他并不希望他们走上“超人”的道路。这在他往后的创作中表达得愈来愈明显。这部作品于1931年由刘曼翻译成中文，取名《西伯利亚的囚徒》。
《死屋手记》是陀氏小说中环境和生活场面的描写最多的作品之一。陀氏不仅善于描绘这些画面，而且在描写中不断地进行着分析和议论，向读者诉说，时常弹奏出人道感情的抒情旋律。可以说，这部手记是画面、对话和抒情等诸多小说艺术要素的交融，是作者在鄂木斯克监狱四年的生活记忆和哲理沉思的结晶。陀氏在这部作品中取得了探索人的灵魂奥秘的小说艺术的新成就，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
【注释】
[1]《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8卷，第36—37页。
[2]同上书，第41页。
[3]《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8卷，第69页。
[4]同上书，第94页。
[5]同上书，第96页。
[6]《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8卷，第101—102页。
[7]同上书，第98、101页。
[8]同上书，第94页。
[9]同上书，第102页。
[10]指霍夫曼。
[11]《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9卷，第88—89页。
[12]指《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
[13]《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289页。
[14]同上书，第28卷，第2册，第9页。
[15]《托尔斯泰二十二卷集》，第17—18卷，第879页。
[16]《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0卷，第134页。
[17]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卷，第529页。
[18]默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第27—30页。
[19]《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348—349页。
[20]《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169页。
[21]《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1卷，第1册，第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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