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州孔家坡漢代竹簡《歲》篇试探

附錄一　隨州孔家坡漢代竹簡《歲》篇試探

《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蒙原整理者之一的吾友武漢大學劉國勝，於臺灣大學“2007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會議上贈余一冊，初不細閱。會議結束，攜書返家，又轉經吾友靜宜大學魯瑞菁借讀。盤桓數日，書歸我手，精覽思考簡牘內容之後，發現竹簡《歲》（為竹簡原有之篇題）一篇，^[1]於先秦兩漢經、史、子諸學，關係重大，尤其與《月令》之學，最為接近，故不顧己之鄙陋，略陳所感如下，世之同讀此書者，不知以為何如？為方便探索起見，別分幾個醒目標題，加以說明。

壹　文　　本

天不足西方，天柱乃折。地不足東方，地維乃絕。（一）於是名東方而尌（樹）之木，胃（謂）之青；名南方而尌（樹）之火，458□〔胃（謂）〕□〔之〕□〔赤〕；□〔名〕□〔西〕□〔方〕□〔而〕□〔尌（樹）〕□〔之〕金，胃（謂）之白；名北方而尌（樹）之水，胃（謂）之黑；名中央而尌（樹）之土，胃（謂）之黃。（二）於是紀胃（謂）而459定四鄉（向），和陰陽，雌雄乃通。於是令月當日，令月當歲，各十二時。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460□〔黃〕，□〔是〕□〔胃（謂）〕□〔五〕□〔色〕。（三）□〔東〕□〔方〕□〔酸〕，□〔南〕□〔方〕□〔鹹〕，西方，北方齊（辛），中央甘，是□〔胃（謂）〕五。（四）東方徵，南方羽，西方商，北方角，461中央宮，是胃（謂）五□〔音〕。

□□□□□□□□音者以占悲樂。（五）於是令火勝金，令水勝火，令土勝水，令462木勝土，令金勝木，是胃（謂）五□〔＝〕勝□〔＝〕〔五勝，五勝〕者，以占強弱，各居而（爾）鄉（向），必和陰陽，結解必當。（六）

於是令東方生，463令南方長，令西方殺，令北方臧（藏），令中央兼收，是胃（謂）五時。（七）

春以徼秋，夏以徼冬，秋以徼春，冬464以徼夏，是胃（謂）四時。（八）

春徼戌也，是胃（謂）伍（吾）且生，子毋敢殺，盡春三月解於戌。

夏徼於丑也，是465胃（謂）吾且長，子毋敢臧（藏），盡夏三月乃解於丑。

秋徼辰也，是胃（謂）吾且殺，子毋敢生，盡秋三月乃466□〔解〕於辰。

冬徼未也，是胃（謂）吾且臧（藏），子毋敢長，盡冬三月乃解於未。（九）

是胃（謂）四時結□〔解〕。（十）結解不當，五467□〔穀〕□〔不〕□〔成〕，□〔草〕□〔木〕□〔不〕□〔實〕，兵革且作，六畜脊（瘠），民多不丰（永），刑正（政）亂。（十一）結解句（苟）當，五穀必成，草木盡468實，兵革不作，刑正（政）盡治。

正月并（並）居寅，（十二）以謀春事，必溫。不溫，民多疾，草木、五穀生不齊。469

二月發春氣於丑，是胃（謂）五（吾）已生矣，發子氣矣。必風，民多腹腸之疾，草木不實。

三月止寒於戌，是470胃（謂）吾已成矣，子敬毋□〔殺〕，必溫，寒，名曰執，蚤（早）寒蚤（早）執，莫（暮）寒莫（暮）執，終日□〔三〕寒三執。（十三）

四月并（並）居471卯，以受夏氣，必溫。不溫，五穀夏夭，草木不實，夏洛（落），民多戰（癉）疾。

五月治虫於辰巳，是胃（謂）472吾已長矣，子戒，毋敢□〔不〕徼。必星（晴），小雨小虫，大雨大虫。

六月止雲霚於亥，是胃（謂）吾已長矣，子毋敢473□〔不〕徼。大雨大徼，小雨小徼。（十四）

七月并（並）居申，以行秋氣，必寒。溫，民多疾病，五穀夭死。

八月止陽氣474於未，是胃（謂）吾已殺矣，止子氣。必寒，不寒，民多戰（癉）疾，禾復。

九月為計於卯，蚤（早）風以於草木，溫以475清，五官受令，其□〔風〕，□〔忘，無〕有大事，計不成。其黃也，有土功事；其黑也，有憂；其白，有兵；其青476也，有木功事；其赤也，民多戰（癉）疾，鬼水哀。（十五）

十月稱臧（藏）於子，必請風，忘（無）有大事，受臧（藏）不成。477

十□〔一〕月廩事於酉，（十六）必請風。忘（無）正（政），亂，下不聽（淫）。（十七）

十二月置免於午，必請風。忘（無）執正（政），置官不治，若有大事。478（十八）

貳　注　　解

（一）“天不足西方，天柱乃折。地不足東方，地維乃絕”，“柱”、“維”意思相近，據《楚辭·天問》，天地皆有柱子撐住，後來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見諸郭店竹簡《太一生水》“［天不足］於西北，其下高以強；地不足於東南，其上□［以］□”、^[2]《楚辭·天問》“斡維焉繫，天極焉加”與“八柱何當，東南何虧”、^[3]《史記·日者列傳》“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4]知古代春秋戰國以來，此說流傳已久。映照反射到古史之上，則為共工與顓頊相爭之事，即《淮南子·天文訓》所云：“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5]劉樂賢云：“記載類似說法的文獻，還可以舉出《素問·五常政大論》、《史記·日者列傳》、《論衡·談天篇》、《列子·湯問》等。此外，《楚辭·天問》的‘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一段也與此說有關。”^[6]一併可參。

（二）“於是名東方而尌（樹）之木，胃（謂）之青；名南方而尌（樹）之火，□〔胃（謂）〕□〔之〕□〔赤〕；□〔名〕□〔西〕□〔方〕□〔而〕□〔尌（樹）〕□〔之〕金，胃（謂）之白；名北方而尌（樹）之水，胃（謂）之黑；名中央而尌（樹）之土，胃（謂）之黃”，這一段文字，簡文有所脫漏，整理者已補，是謂“五方木”或“五木神”，在《楚帛書》中已見。文的次序為青木、赤木、白木、黑木、黃木，較看不出什麼深層的道理；《楚帛書》則為青木、赤木、黃木、白木、墨木，^[7]意義深遠，乃以五行相生原則，做色木之排列也。

（三）“於是紀胃（謂）而定四鄉（向），和陰陽，雌雄乃通。於是令月當日，令月當歲，各十二時。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是〕□〔胃（謂）〕□〔五〕□〔色〕”，“紀”，統紀也，《史記·孟荀列傳序》云：“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8]又，條紀也，《尚書·洪範》“協用五紀”，《漢書》注引應劭云：“合成五行，謂之條紀也。”更精準地講，五行之紀也。《左傳·昭公十七年》云：“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9]此處之“紀”，即五行之紀也。然五行之內容，有不同系統之區別，在此為雲、火、水、龍、鳥，在彼為金、木、水、火、土，當然，金、木、水、火、土之系統，是傳統上主流的說法。

（四）“□〔東〕□〔方〕□〔酸〕，□〔南〕□〔方〕□〔鹹〕，西方，北方齊（辛），中央甘，是□〔胃（謂）〕五”，簡文抄脫一“胃（謂）”字。此以五味配五行，古書（像《尚書·洪範》）習見，簡文所缺之字，開頭應是“東方”，然後接續以“南方”，至於東方味為何？不知也。但確知的是，所缺之兩味，一為酸，一為鹹，故姑且作“東方酸，南方鹹”之安排。至於簡文之“齊”，以音近通假為“辛”，“齊”古屬從母、脂部，“辛”為心母、真部，聲母很近，韻部則陰陽對轉。辛者，辣也，亦所謂“良藥毒口”之“毒”。

（五）“東方徵，南方羽，西方商，北方角，中央宮，是胃（謂）五□〔音〕。□□□□□□□□〔五〕音者以占悲樂”，“是胃（謂）五”之下，疑有一“音”字。“音者”之上，疑有一“五”字，此段約缺八至十字，已無法清楚看見。“占”，睹也。“悲樂”之“樂”，音洛。整理者已指出，五音與五行的搭配，與傳世文獻不太相同，晏昌貴則舉出《鶡冠子·泰鴻》的書證，證明與簡文的搭配相同。^[10]

（六）“於是令火勝金，令水勝火，令土勝水，令木勝土，令金勝木，是胃（謂）五□〔＝〕勝□〔＝〕〔五勝，五勝〕者，以占強弱，各居而（爾）鄉（向），必和陰陽，結解必當”，“而”，疑讀為“爾”。“結解必當”與下文之“結解不當”，指的應是四時暢順與不暢順。有不順，則有順，若有“結”，必有“解”與之相對。

（七）“於是令東方生，令南方長，令西方殺，令北方臧（藏），令中央兼收，是胃（謂）五時”，“兼”，疑或能解為“速”字，“兼”、“速”兩字於古文字字形易混。傳統說法，此處應該是：東生，南長，西收，北藏，中央殺。簡文之排列有不盡合理之處，可能經過改動，詳見下文“說明”之解釋。

（八）“春以徼秋，夏以徼冬，秋以徼春，冬以徼夏，是胃（謂）四時”，“徼”，劉樂賢讀為“激”，^[11]亦即“擊”。^[12]案，“四激”、“四擊”固然是日書和傳統星曆中之專有名詞，但於簡文此處，無助於字義之解釋，疑當訓為“循”，張家山漢簡《蓋廬》云：“日為地，月為天則，以治下民，及破不服。”^[13]“”，“徼”之異寫。《說文》：“徼，循也。”《藝文類聚》卷二十衡《魯夫子碑》：“夫大明以動，天則也。”與《蓋廬》引文接近。“是胃（謂）四時”，長沙子彈庫楚帛書乙篇云：“曰女媧，是生子四□，是襄天踐，是格参化。（中略）襄晷天步。（中略）未有日月，四神相隔，乃步以為歲，是惟四時。”兩者比對，知彼之“是惟四時”，即此之“是謂四時”，而且，就神話上的解釋來說，“四時”大概是女媧之四子化身的。“春以徼秋”，亦《楚辭·離騷》“春與秋其代序”之意義，^[14]春與秋依次序更迭變換前進。

（九）“春徼戌也，是胃（謂）伍（吾）且生，子毋敢殺，盡春三月解於戌。夏徼於丑也，是胃（謂）吾且長，子毋敢臧（藏），盡夏三月乃解於丑。秋徼辰也，是胃（謂）吾且殺，子毋敢生，盡秋三月乃□〔解〕於辰。冬徼未也，是胃（謂）吾且臧（藏），子毋敢長，盡冬三月乃解於未”，此“春生”、“夏長”、“秋殺”、“冬藏”之說，古書多見，劉樂賢已舉《史記·太史公自序》、《管子·版法解》、《越絕書·外傳枕中》的書證，^[15]加以說明，其說甚是。“是謂吾敢”與“子毋敢”，為相對之詞彙，若對談之指稱。

（十）“是胃（謂）四時結□〔解〕”，劉樂賢認為簡文“是謂四時結—解”之“解”字之下，脫一重文符，^[16]其說可從。

（十一）“結解不當，五□〔穀〕□〔不〕□〔成〕，□〔草〕□〔木〕□〔不〕□〔實〕，兵革且作，六畜脊（瘠），民多不丰（永），刑正（政）亂”，“丰”，王貴元釋“羊”、讀“祥”，^[17]劉樂賢從之。案，簡文此處不管釋作“丰”或“羊”，疑應假讀為“永”，“民多不永”者，民不短命也。《尚書·高宗肜日》云：“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永”，長久。^[18]

（十二）“正月并（並）居寅”，簡文這裡暗示了曆法的建寅，年份的是否建寅，即便不能確知［因為有個“并（並）”字，可能年、月都是建寅，但下文仍有“四月并（並）居卯”、“七月并（並）居申”］，但月份是很肯定的。建寅有很重要的意義，可以見出墓主之宗教信仰與政黨傾向，具體如何，詳見下文“說明”的解釋。

（十三）“蚤（早）寒蚤（早）執，莫（暮）寒莫（暮）執，終日□〔三〕寒三執”，“終日”的下一字模糊不清，疑應為“三”字（或“一”字）。

（十四）“五月治虫於辰巳，是胃（謂）吾已長矣，子戒，毋敢□〔不〕徼。必星（晴），小雨小虫，大雨大虫。六月止雲霚於亥，是胃（謂）吾已長矣，子毋敢□〔不〕徼。大雨大徼，小雨小徼”，“毋敢徼”，疑簡文於“敢”字下脫抄一“不”字；“子毋敢徼”，亦疑簡文於“敢”字下脫抄一“不”字。“是謂吾以□”、“子毋敢□”，這種詞例，見於簡465、466、467、470、472、473、475，出現得很頻繁，像是有一上帝或君王，限制你（簡文中的“子”）不能做某事般，出以一種命令之口吻。

（十五）“九月為計於卯，蚤（早）風以於草木，溫以清，五官受令，其□〔風〕，□〔忘，無〕有大事，計不成。其黃也，有土功事；其黑也，有憂；其白，有兵；其青也，有木功事；其赤也，民多戰（癉）疾，鬼水哀”，“九月為計於卯”、“計不成”，簡文此處，或可看出桃侯國內之上計，在每年之九月。至於五色之排列，黃、黑、白、青、赤，與簡文一開始的青、赤、白、黑、黃之順序不合（簡458至460）。知簡文作者或頭腦錯亂，或刻意對於傳統的排列法，做出一些巧妙不同的變化。

（十六）“十□〔一〕月廩事於酉”，“十”字之後，脫一“一”字，整理者已說，甚是。

（十七）“忘（無）正（政），亂，下不聽（淫）”，“忘”，疑應假讀為“無”。“聽”，簡文原釋讀此，疑有誤，應讀為“淫”，可以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之《融師有成氏》第七簡之“淫”字拉進來討論，^[19]純古文字的探討，以非與本文相關，暫略。

（十八）“忘（無）執正（政），置官不治，若有大事”，“忘”，亦疑假為“無”。“大事”，祀與戎也。

叁　說　　明

（一）文本內容與性質

關於竹簡文本內容，劉樂賢加以三段之區分，其云：“孔家坡漢簡《日書》‘歲’篇大致可以分為三段：第一段講‘歲’的形成、五行及五行配物，第二段講‘五時’、‘四時’、‘四時結’等，第三段講十二月的時令和氣候。”^[20]但是，對某些段落，其認為有些地方仍有不解之處，誠哉斯言！比方論及第三段時，其云：“簡文分十二月講述時令和氣候，有些地方不易理解。例如，正月並居寅、二月發春氣於丑之類，含義並不清楚，其十二支的搭配規則也不清楚。”（見前揭同文）

對於簡文，加以定性，又云：“《歲》可能是一篇具有陰陽家色彩的文獻。（中略）也可能是一篇類似性質的五行類文獻。其實，古代的陰陽和數術本來性質相近，有時難以截然區分。孔家坡漢簡《日書》的《歲》篇，既有屬於陰陽家作品的可能，也有屬五行類數術文獻的可能。”（見前揭同文）

案，本篇內容，在第469簡之後至末尾第478簡，原題為《歲》（在第458簡），頗似《禮記·月令》，篇幅短小，與經學有關；這類文書，傳世文獻多見，若《大戴禮記·夏小正》、《管子·幼【玄】官【宮】》（包括已佚的《幼【玄】官【宮】圖》）、《四時》、《五行》、《版法解》、《逸周書·月令》、《淮南子·時則》、《呂氏春秋》之十二月紀，出土文獻裡，則有王莽時期敦煌地區當地最高長官辦公室壁書，內容均與《禮記·月令》類似，屬中央詔書性質。第458簡的吾國地勢東低西高之說，傳世文獻中記載頗多，近年來其他出土文獻若郭店竹簡者亦見，與古代神話之天柱、地維折絕有關，是關於天地的探討。第458八簡至第464簡，明顯與五行之說有關，五行之說古代多有，以鄒衍學說最具勢力，與先秦諸子、政治嬗遞之學相關。如此看來，內容不可謂之不豐富。因此，我對於只將簡文視作“陰陽”、“五行數術”類的文獻，並不滿意，從簡文的年代、曆法相關線索追查，最後可以推出墓主為中央政府敵對陣營、與中央政府宗教信仰不同的劉氏列侯君王。從小可以見大，當再於下文中仔細推闡開來。以上是論文本性質。

另外，會有此等分析，與本簡文具有的政治涵義，脫離不了關係，此便不得不從西漢初年的年代與歷法入手研究。

（二）墓葬年代與特徵

整理者云：“孔家坡墓地十五座土坑墓葬，有六座墓葬隨葬品受到擾亂，其中M2已被擾亂一空，根據隨棗地區漢墓在東漢時期普遍使用磚室的特徵，可推定該墓年代為西漢。M1、M6、M11、M13、M15器物組合不全，殘存隨葬品數量較少，比照其他墓葬年代，這幾座墓葬也基本可確定為西漢時期墓葬。”^[21]又云：“M8出土紀年材料有二：M8：51木牘記有告地書：‘二年正月壬子朔甲辰，都鄉燕佐戎敢言之，（中略）正月壬子，桃侯國丞萬移地下丞。’^[22]此類告地書過去或稱告地策，江陵、長沙多有出土，現在可以確定，‘二年正月壬子朔甲辰’應是墓葬的下葬年代。”^[23]不過，整理者認為，《告地書》地支日期之記載有誤。^[24]

因此，根據《曆日》和《告地書》，墓葬與竹簡年代為西漢景帝後元二年（公元前142年）。^[25]墓主身份據整理者的推測，當為《告地書》中的“庫嗇夫辟”，^[26]晏昌貴從之，認為與九店楚墓、睡虎地秦墓的墓主身份相當。^[27]整理者又云：“總的看來，各墓葬墓主身份等級差別不大，對照湖北地區相關墓葬材料可知，孔家坡墓地墓主身份多為低級官吏和中小地主。”^[28]以上文字，應該是代表了對這些問題研討的主流看法。

人二案，從很多墓葬特徵歸納，看孔家坡墓葬的年代，並訂為西漢時期，我想應該是可靠而值得相信的。但是，簡文出現的“二年”，並不一定就代表著西漢中央政府某個君王在位之第二年，那個第二年，大家訂為“西漢景帝後元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42年。我認為這種說法，雖然很接近墓葬和竹簡書寫的年代，但還是有疑問的，這個二年，很可能是桃國侯某位劉氏列侯的某個紀元的二年。西漢初中期，列侯之國，尾大不掉，是有其自身的紀年和曆法的，關於這點，學術界的討論很多，簡單舉兩例概述：

柳春藩云：“西漢初期，列侯的政治地位是很高的。列國有封國，侯國也自有紀年，列侯之子也稱太子。列侯中的不少人在漢中央政府做高官，漢初至武帝前的朝廷丞相大都由列侯擔任。”^[29]此第一例。

又《漢書·文三王傳》“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句，顏師古注：“總數其為王之年。”陳直云：“《本傳》敘梁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又敘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三十五年冬復入朝云云，此蓋根據梁國史書而紀錄（《齊魯封泥集存》有‘齊太史印’封泥，可證漢初王國，皆各有史官），漢初各王國自紀之史書，可能即名通歷。又按，西漢各王國紀年，在刻石中，有僅用本國紀年者，如趙廿二年羣臣上壽刻石是也（見《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有先用漢廷紀年，再加稱本國紀年者，如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刻石是也（見《金石萃編》漢一）。侯國亦有紀年，體例相同。梁孝王在諸王國中，聲譽最為尊榮，故太史公特採梁國通歷以為代表。”^[30]這是第二例。

另外，從側面探求，漢初列侯之官制、宮室，皆等同於漢京，此舉出土文獻中之漢代封泥為例。孫慰祖云：“可以說，近世對於西漢諸侯王國官制狀況的了解，是依賴臨淄封泥的史料獲得整體性突破的。臨淄封泥資料不僅證明‘宮室百官，同制京師’（《漢書·諸侯王表序》），其所置三公及以下諸卿、屬官亦為一應齊全，與中央王朝的體系基本對應，而且，由此得以由王國之官職反證《漢書·百官公卿表》所未錄的部分漢廷官吏設置情況。”^[31]可知。

所以，云“侯國也自有紀年”、“漢初各王國自紀之史書，可能即名通歷”，即表明了，除非是像王莽朝的《四時月令》詔書五十條那樣，表明由上之朝廷往下頒佈的君王紀年之外，這個“二年正月壬子朔甲辰”的“二年”，屬列侯政府紀年方式的可能性要高一些。基本上，列侯墓葬內發現的竹簡，其紀年方式，若要有代表中央紀年的，只能是“有先用漢廷紀年，再加稱本國紀年者”的格式（也就是說，有兩個紀年並排），但簡文此處，並非如此，只有一個紀年，固而屬於“有僅用本國紀年者”。是以知，簡文的“二年正月”，為桃侯國某位侯王的二年正月，最為可能。

（三）墓主宗教信仰與政治主張的推闡

再從簡文“正月并（並）居寅”句，看其時其地之曆法。《史記·叔孫通傳》：“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唐·司馬貞索隱云：“小顏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示云‘羣臣始朝十月’也。”^[32]是西漢襲秦正朔，以十月為歲首，建亥。而且，在漢武帝太初元年之前，基本上都是如此，這點可從《漢書》各《紀》於某君王某一年在敘述其史事時，都以“十月”發生之事排在最前可知。例如：高帝二年冬十月（其後接以十一月、春正月）、惠帝二年冬十月（其後接以春正月）、高后七年冬十二月（表示十月之時無大事記載，接以春正月）、文帝元年冬十月（接以十二月）、景帝元年冬十月（接以春正月）、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接以春二月、夏四月、五月、秋七月）。^[33]到了漢武帝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為歲首”，唐·顏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為正也。未正曆之前謂建亥之月為正，今此言以正月為歲首者，史追正其月名。”^[34]從建亥，變成了建寅。

另外，戰國時屈原《楚辭·離騷》云：“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35]暗示了屈原出生之時，正在寅年寅月寅日，^[36]也就是所謂的“三寅”，篇末又結以“吾將從彭咸之所居”，^[37]此種赴海自沉而登天堂之作為，與道家信仰有關，已非本文主旨，不能細說。陳寅恪《崔浩與寇謙之》云：“道家之說，以曆元當用寅，否則天下大亂，如《後漢書》壹貳《律曆志中》云：‘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言：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盗賊相續為〔害〕。曆育甲寅為元，而用庚申。’浩以‘精於天人之會’，受知獎於拓跋嗣（見《魏書·崔浩傳》），浩之用力數十年之久於制曆正元者，正儒家及道家合一之焦點所在，蓋曆元正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年穀熟，人民安樂，天下太平矣。”^[38]此乃建寅有義也，歸結為十六字：物阜民豐，國泰民安；生逢聖代，致君堯舜。

又，回頭來看孔家坡漢簡第四二七簡《司歲》（擬定之篇題），其云：“正月□〔壬〕子朔，聞（攝）民（提）^[39]挌（格）司歲，四海有兵，有年。”整理者云：“‘司歲’是我們擬定的篇題。本篇所記為星歲紀年。《爾雅·釋天》、《淮南子·天文》等都有這方面的記載：歲星自丑右行，太歲自寅左行，一年行徙一地支，十二年而一周天，是有十二司歲。星歲紀年法的應用主要與農業和兵事有關。”^[40]“聞（攝）民（提）挌（格）司歲”，疑即“太歲在寅”的意思。其與《歲》篇之寅月，合而觀之，年、月俱在寅也。《司歲》“子”字之前，疑脫抄一“壬”字，主要是從《歲》篇“二年正月壬子朔甲辰”一句得知，故擬補。是以，略可推知，隨州孔家坡漢墓墓主（庫嗇夫辟，即桃國侯之手下，其實也反映其主人桃國侯之信仰與主張）之宗教信仰，為先期道家、道教；政治主張則為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前與民休息的道家思想。

（四）五行相勝的排列法，表示其政治立場，屬以武力革命推翻中央政府的敵對陣營

本篇簡文充滿了以“五”為數的風尚，若“五色”、“五方”、“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五味”、“五音”、“五穀”、“五官”皆是，與秦統一中國前後之以“六”為數，並不相同。

最早的五德終始說：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于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因為這個緣故，漢興之後，公孫臣、賈誼、兒寬、司馬遷等皆以為漢得土德。（惟張蒼獨以為水德，或者因秦亡太快之故。）“服色數度遂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故謂漢據土而克之”。

西漢中末期之五德終始說則不然。劉向父子以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www.xing528.com)

總的說來，五行相勝說是木（夏）勝土（黃帝）、金（殷）勝木、火（周）勝金、水（秦）勝火，五行相生說是土（黃帝、舜）生金（少皞、夏）、金生水（顓頊、殷）、水生木（太皞、嚳、周）、木生火（炎帝、堯、漢）。我曾在以前的一本小書上提到，云：“相勝之次序為土、木、金、火、水，以戰爭武力取代前一政權為原則，故以征伐、非命為說，代表人物為夏禹、商湯、周武，代表文獻為《尚書·甘誓》、《湯誓》、《泰誓》、《洛書》、《呂氏春秋·應同》、郭店簡《太一生水》、^[41]上博簡《容成氏》等。五德相生者，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暗指政權嬗遞以和平過渡為原則，故以禪讓、尚賢為說，代表人物為堯、舜、禹，代表文獻為《尚書·堯典》、《河圖》、《皋陶謨》、郭店簡《唐虞之道》、^[42]上博簡《子羔》、^[43]《容成氏》、較晚之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對》、劉歆《世經》、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等。”^[44]

《歲》篇是以五行相勝的說法，對五行加以排列的。但是，金、木、水、火、土的排列，有些錯亂，殆於政治、宗教上，有所忌諱。然而，孔家坡竹簡亦有講五行相勝（或曰克、或曰剋），在第105至107簡，其云：“五勝：東方木，金勝木。□鐵，長三寸，操，東。南方火，水勝火。以盛□〔水〕，操，南。北方水，土勝水。操土，北，裹以佈。西方金，火勝金。操炭，長三寸，以西，纏以佈。欲有□□行操此物不以時。”^[45]五行之排列，則頗符合“相勝說”的規律。此種政權的轉移，以五行相勝的規則來展開，表示其欲以武力革命的方式，與中央對抗，將政府推翻。

（五）結語

但是，這個“桃侯國某位侯王的二年正月”，相當於中央政府何君王在位的哪一年呢？庸鄙私意以為，有兩個可能性。

首先，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前後，也就是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左右，此時漢武帝初掌政權，年紀僅十六歲，這是第一种可能。桃國侯劉氏與漢武帝其時其地的宗教（學術）思想、政治立場不同，^[46]當然，也不能排除文帝、景帝時期的可能性。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40年）以後，信仰前期道家、道教思想，建寅以十月為歲首，簡文與此年之後的狀況契合，“二年正月”也可能落在這個或之後的時間點上。這是第二种可能。若然，則桃侯國王與墓主之政治立場，與中央政府的君王相同，曆法同樣是建寅。

當然，不能放下考古學、墓葬形態學上的研究不管，前文已經指出，整理者的相關考古報告，都把墓葬時代放在西漢時期偏在景帝之時，則漢武帝太初元年的時間點，實在是有些晚了。

那麼，應該放在什麼時間點較好呢？要以漢景帝末年（約公元前142年）至漢武帝置立五經博士（公元前136年）這段期間最佳，而不宜定為漢景帝後元二年。“二年正月”之“二年”，是劉氏宗親桃國侯某君王的在位第二年。墓主的宗教、學術信仰是前期道教、道家，政治主張是站在與中央政府的對立面。而對立的手段，則為武力相向的革命，故出之以五行相勝之學理明示。

根據《史記》、《漢書》記載，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年僅十六歲，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並罷百家，趙綰等謂立明堂，徵申公，與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依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說，太史公是年六歲。）

漢武帝十七歲，公元前139年，以竇太后不悅儒術，廢明堂事。

漢武帝二十歲，公元前136年，置五經博士。

漢武帝五十二歲，公元前104年，詔兒寬等議曆，司馬遷等造曆（此年司馬遷始作《史記》），“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47]定官名，協音律”。^[48]

蓋漢武帝早年以儒術鏟除異己，鞏固統治。時至晚年（漢武帝享年六十九歲），有十七年的時間，則以道術為尊，^[49]追求長生不死是也。

儒家學術與道家思想，是漢武帝掌握在手上的二柄，史稱其“陽儒陰法”。漢武帝因為以公羊家之說而得到君位，當然對儒生是有所獎賞的，是以罷黜百家，置立五經博士，讓儒生取得利祿之階。所以，表面上儒道兩家水火不容的現象，在其剛即位之時，衝突是比較明顯的，故把墓葬與簡文的年代做如此之定位，似乎是較合理的安排。

《月令》文本的條文，中央政府可以以詔書的方式，下到各級地方政府，連同頒正朔、正服色等措施，讓他的臣民有所遵循，各種傳世文獻《月令》與敦煌懸泉置《月令》，大部分屬於此類。隨州孔家坡竹簡《歲》篇，則屬於列侯王國的獨特《月令》，具有地方色彩，可能有其政治、宗教忌諱，故與正統的《月令》文本比較，有了一些改造變態的痕跡。

【注释】

[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編著：《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185頁。

[2]荆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頁。

[3]天有“四角為維”，地有“八山為柱”，王逸章句：“言天有八山為柱，皆何當值，東南不足，誰虧缺之？”其說疑誤。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年版，第148頁。

[4]點校本《史記》第十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219頁。

[5]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80頁。

[6]劉樂賢：《孔家坡漢簡日書歲篇初探》，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10頁。

[7]饒宗頤，曾憲通：《楚帛書》，香港：香港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99頁。

[8]點校本《史記》第十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314頁。

[9]清·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726～727頁。

[10]晏昌貴：《孔家坡漢簡日書中的五行配物問題》，見簡帛網。又見於《孔家坡漢簡日書歲篇五行配音及相關問題》一文，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19頁。《鶡冠子·泰鴻》云：“東方者，萬物立止焉，故調以徵。南方者，萬物華羽焉，故調以羽。西方者，萬物成章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錄臧焉，故調以角。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故調以宮。”

[11]劉樂賢：《孔家坡漢簡日書歲篇初探》，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12頁。

[12]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179頁。

[13]邵鴻：《張家山漢簡蓋廬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頁。

[14]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年版，第18頁。

[15]劉樂賢：《孔家坡漢簡日書歲篇初探》，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12頁。

[16]劉樂賢：《孔家坡漢簡日書歲篇初探》，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11頁。

[17]王貴元：《讀孔家坡漢簡劄記》，見簡帛網。

[18]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版，第100頁。

[19]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頁。

[20]劉樂賢：《孔家坡漢簡日書歲篇初探》，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09頁。

[2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編著：《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頁。

[22]全文是：“二年正月壬子朔甲辰，都鄉燕佐戎敢言之：庫嗇夫辟與奴宜馬、取、宜之、益眾，婢益夫、末眾，車一乘，馬三匹。正月壬子，桃侯國丞萬移地下丞，受數毋報。定手。”凡是“、”之處，簡文原都有一個簡牘符號“ㄥ”，明顯是數位連續人名之斷讀標記。“數”，名數也。“定”，人名，應是校讎者。“手”，讎也，簡文文字由一人寫定，一人校讎也，校讎之人，即定。至於“桃侯”，《史記·項羽本紀》“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城在滑州胙城縣東四十里，《漢書》云高祖十二年封劉襄為桃侯也。”

[2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編著：《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頁。

[24]其云：“按照干支記日法，甲辰在壬子日之後的第五十三天，因此朔日為壬子的月份不可能會有甲辰這一日，此處記述明顯又誤，考慮到下文言‘正月壬子’，故簡文‘二年正月壬子朔甲辰’當是‘二年正月甲辰朔壬子’之誤。查漢武帝前朔閏表，簡文所云朔日與漢景帝後元二年吻合。另一紀年材料是M8：56曆日竹簡，共六十枚，係為一冊同年曆日，曆日本身沒有帝王紀年，單靠朔日難以惟一確定其年份，但曆日同時提供了月朔干支和節氣（冬至）干支這兩個條件，可以惟一確定其年份為漢景帝後元二年，正月甲辰朔，實冬至在癸卯十四時二十一分，曆日冬至在十月三十日甲辰，與實冬至僅一日之差；曆日所列十二個月的朔日干支，與漢初曆表中景帝後元二年的所有朔日干支也完全相合。”（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編著：《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頁。）

[2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編著：《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頁。武家璧：《隨州孔家坡漢簡曆日及其年代》，見簡帛網。晏昌貴：《孔家坡漢簡日書歲篇五行配音及相關問題》，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15頁。

[2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編著：《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頁。

[27]晏昌貴：《孔家坡漢簡日書歲篇五行配音及相關問題》，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16頁。

[2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編著：《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頁。

[29]柳春藩：《秦漢封國食邑賜爵制》，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7～78頁。

[30]陳直：《漢書新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4頁。

[31]孫慰祖：《臨淄新出封泥述略》，載劉創新編著：《臨淄新出漢封泥集》，杭州：西泠印社，2005年版，第4頁。

[32]點校本《史記》第八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723～2724頁。

[33]點校本《漢書》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2、88、99、110、137、155頁。

[34]點校本《漢書》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99頁。

[35]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年版，第13頁。

[36]傳統說法主要有兩說，一為歲星說，以東漢·王逸為代表。一為星名說，以南宋·朱熹為代表。前說為是，《離騷》之“攝提”，為“攝提格”之省稱，茲以無關本文，故不贅論。

[37]東漢·王逸章句云：“彭咸，殷大夫，諫其君不聽投水死。”此種欲以投水為死之方法者，蓋先期道家、道教信仰者（說先期，是因為道家、道教的派別和概念均未建立）之所為。

[38]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57頁。

[39]“民”字應是“氏”字之誤摹，“氏”於古以音近於“提”，故可通假。

[4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編著：《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頁。

[41]黃人二：《郭店竹簡太一生水新探》，稿本待刊。

[42]周鳳五：《郭店竹簡唐虞之道新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臺北：“中央”研究院，1999年届。

[43]黃人二：《讀上博藏簡子羔書後》，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十四届年會會議論文，杭州，2004年。

[44]黃人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研究》，臺北：高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146頁。

[4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編著：《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頁。

[46]隨州桃國侯王和墓主之學術思想、宗教信仰為前期道家、道教，曆法上為建寅；中央政府的君王為儒家獨尊的想法，曆法上為建亥。

[47]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

[48]點校本《漢書》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99頁。

[49]太初元年，行幸泰山，祠上帝于明堂，東至海上，禪高里。太初三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天漢元年，行幸甘泉，郊泰畤。天漢二年，行幸東海、回中。天漢三年，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天漢四年，朝諸侯王于甘泉宮。太始三年，行甘泉，幸東海、琅邪，禮日成山，浮大海還。太始四年，幸泰山，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幸雍，祠五畤。征和二年，幸甘泉，巫蠱獄起。征和三年，幸雍。征和四年，幸東萊，臨大海。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祀于明堂，禪石閭。悉罷方士，幸甘泉，下詔深陳既往之悔。後元元年，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後元二年，朝諸侯王于甘泉宮。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