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餘 論
古人學術，多口耳相傳，先秦人書，率至漢世，始著竹帛，初無書籍，本易訛誤。而其所傳，重義而輕事，故年代、人名、地名之小失誤，皆在所難免。若孔子之往見盜蹠，乃所謂寓言，據之以談史，則易謬誤。然在當時，人人知其為寓言，故丙部書中所記之文，於事實乖謬者十有七八，後人於其書，信而傳之，則其真可信乎？
敦煌懸泉置《月令》之性質並非如此。故凡於文本校勘、經學上今文學與古文學之爭、莽歆政權之利用學術等問題，都必須在文本之外，找到更多屬於《月令》之史料，比勘深探，方能更上層樓。故鄙於諸多出土文獻（若居延漢簡、敦煌漢簡）、傳世文獻（若《詩毛傳》、《續漢書》、《白虎通義》、《通典》、《鹽鐵論》、《說文解字》、《政論》、《後漢書》、《獨斷》、《論衡》、《明堂月令論》、《月令問答》）中，先找出至少四五十條以上與文本相關之《月令》條文，以茲補充。先秦兩漢之時，諸弟子皆有傳、記、說，一字之羨餘、一言之缺少、文序之倒逆、故事之歧異，參校文句之際，得此憑藉，未始非為一種進步。然諸本互勘之結果，本就有同有不同，貴在能發現史識，否則意義不大。要皆致力於可談論之古書形成、古書體式、經傳關係、簡策制度等，方能稍得免於誤。居多暇日，觀覽時賢談簡論史之文，多不敢苟同。蓋吾國治學之士，一時競言先秦兩漢之古史，察其持論，間有類乎清季經學家之所為者。謹舉以下諸例說明：
一說古文《尚書》為歆、莽偽造之論點。敦煌懸泉置《月令》之主要整理者胡平生於《敦煌懸泉置出土四時月令詔條研究》文最後云：“從《月令詔條》頒佈的背景與所襲用的《尚書》文字看，聯想到《尚書》中的‘元后’，我們認為，為了獲取王太后的歡心，幫助王莽最終實現篡權的野心，劉歆確實具有偽造《尚書》的作案動機，他的確有作偽的重大嫌疑。”[1]案，於五十條《月令》詔條選擇之標準，似不易有一歸納，以其中不可知者尚多故也。然詔條擬定者，有博士、有官員，王莽、劉歆則總領其事。云劉歆偽造《尚書》與其他古籍，寔非正鵠。蓋漢人引古籍之文以論政事，皆有書證，不會自己偽造。王莽、劉歆對古文學只是扶助，其對古文、今文的態度，基本上是以“讖記”的標準加以刪削。《漢書》卷六《武帝紀》於元狩元年，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2]此亦明據《尚書·皋陶謨》立說，然何不說漢武帝偽造《尚書》？先秦古書歷秦火後，《尚書》經漢代經師之口授、手定、校勘，乃成今本之狀。這一點，俞大維於《懷念陳寅恪先生》文云：“關於《尚書》今古文之辨，他認為古文《尚書》，絕非一人可杜撰，大致是根據秦火之後，所傳零星斷簡的典籍，採取有關《尚書》部分所編纂而成，所以我們要探索偽書的來源，研究其所用資料的可靠性，方能慎下結論；不可武斷的說，它是全部杜撰的。”[3]又云：“他很注意三禮。對於《周禮》，他雖同意一般人的看法，不是周公所作，然亦不可能為一人所杜撰。而《周禮》中用了許多古字，要說劉歆偽撰碑文，到處埋藏，則甚為可笑。”[4]其時、其地、其人之行事作為，“明引經傳以論政事”一句，足以明之。王莽、劉歆偽造古文《尚書》或《周禮》之說法，今日必須揚棄，方能免除清末浪漫今文公羊學之弊。
二說“劉秀”問題。眾所皆知，《漢書》中之“劉秀”即“劉歆”，乃簡文中之“羲中丞秀”也。但是為什麼歆要改名為秀？吾以避漢哀帝欣諱解決之，轉了一層。而原整理者適倒果為因，據以鋪衍而立說。[5]
三說校勘之原則。古書之難讀，人所共喻。難讀之故，主要由於今人去古久遠，對於古代語義、文法均不易明瞭，而書籍制度之改換、文字形體之變遷、後人傳寫摹刻之校改亦與之。書中文句有誤，便難以理解，故欲通讀古書、疏解大義，非先校讎不可。
但校勘有時不能居處理一文本之主導地位。以郭店竹簡為例，思孟學派之學者，相對於孔門傳經派之子游、子夏言，屬傳心派，其引《詩》、《書》，祇重能否表達其思想，而不重視是否要全部引用。其為表達某些觀點，不得已要對局部加以改造、筆削時，亦能果敢為之，勇於改造。因之，不了解郭店簡《老子》甲種本是儒家之改編本、[6]郭店簡《緇衣》本為西漢今文學家本子之祖本，[7]即以郭店簡本《緇衣》、《老子》與傳世本對照研究，或進一步施諸校勘，咸徒勞之舉耳！或可略為評論此種校勘為“不得體”、“不知類”之校勘，其結果即使不為無用，亦屬贅論。《敦煌懸泉月令詔條》一書編者於“凡例”第五言：“注釋部分一般先考訂文字正誤，指出‘修補本’的問題及失誤，並校訂《文物》二○○○年第五期《釋文選》釋讀。內容方面則把按行次注釋和按十二月份注釋的方法結合起來，儘量收集‘四時月令’的有關資料，按照《呂氏春秋》十二紀及高《注》、《禮記·月令》及鄭《注》與孔《疏》、《淮南子·時則》及高《注》、蔡邕《月令章句》以及各代解說的順次排列相關材料。”[8]即為此類之校勘。《後記》又言於此類文獻研究兩年，已“吃深吃透”，[9]亦頗可作為一時之談興。何“吃深吃透”讀史之君子既眾且博，壹至於此！則何煩今日不學無術若鄙者之詞費繞舌？其中精粗是非，今之博雅君子當有能辨者，然庶幾已非重要之事！
鄙於小戴《禮記》四十九篇範疇內，本欲鉤稽出出土文獻中有類似內容者，郭店簡、上海博物館藏簡、銀雀山簡皆能有見。然以鄙之怠惰，未能成其大，而別析此篇，先就其小。除去古書中本有（若《呂氏春秋》、《淮南子》、《大戴禮記》）、前人有所輯校之專書（若東漢·蔡邕《月令章句》）外，就此段時間內讀書所得有關《月令》條文者，羅列於文中。諒古籍中尚多，以鄙之淺陋，必有待於後之增補。重光大荒落歲牡丹（壯月）壬辰日作成，玄黓敦牂歲陬月己巳日修改。
【注释】
[1]中國文物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懸泉月令詔條》，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47頁。(www.xing528.com)
[2]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4頁。
[3]俞大維：《懷念陳寅恪先生》，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刊之三《陳寅恪先生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1年版，第4頁。
[4]俞大維：《懷念陳寅恪先生》，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刊之三《陳寅恪先生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1年版，第4頁。
[5]中國文物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懸泉月令詔條》，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21頁。案，歆先改名為秀，始得有造符命之事。
[6]黃人二：《讀郭簡老子并論其為鄒齊儒者之版本》，《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93～498頁。
[7]黃人二：《讀郭簡緇衣并論其為漢代今文學家本子之祖本》，稿本待刊。
[8]中國文物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懸泉月令詔條》，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3頁。
[9]中國文物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懸泉月令詔條》，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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