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經學盛衰與師承家法
夏曾佑、陳寅恪兩先生在一次對談中，認為：“中國真正的原籍經典也只不過一百多本，其餘的均是互為引述參照而已”。[36]然為何會有此種現象產生？其原因為何？兩先生並無解答。案，先秦子書中每多雷同相襲之語，即古時傳誦口說，以致有此結果，然亦與先秦古書形成之經傳體式有關。
“說”，師說也。本指經師對經生的解析訓釋，其初未著於竹帛，只以口耳相傳的語體形式接受，故稱為“說”。“傳”，專也，師移經就專以授生也，“專”為版、為小簡，施其簡便也，內容為經之訓詁，又主要有疏解大義和章句訓詁兩式也。“記”，學生“記”師說者也。故“說”、“記”、“傳”等注釋體式，僅代表同一動作，主客體所執之一方動作之不同而已。不管師說如何，弟子之傳、記必多而不同矣，此《論語·公冶長》“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之義也。[37]
先秦時諸弟子皆有傳、記，故今日對待先秦之書，大多僅能略辨其精粗，不易辨其是非。蓋口耳授受、誦說講習之傳業治學方法，與其時簡冊繁重難得、書籍傳本罕見的狀況相關。故欲向學，不得不從師口授。往往僅僅是老師一人有簡冊寫本，以為講授之資，學生只能憑耳受、口誦、心記傳習之。《商君書·定分》云：“今先聖人為書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38]“名”即文字，欲知書簡文字所宣之義，當從師受其解釋之言，有“師承”，殆為諸學派之所同也。
兩漢時，因祿利使然，不僅重師承，更重家法。蓋不言師承，不足以明其學之所自，有師承則表示授受有源，學有所出。然有師承尚不足以成家，一家之學必須有其一家之法。以儒學為例，《韓非子·顯學》謂“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39]蓋指孔門弟子出入百家而取捨不同所致，除了師承孔子外，又兼採融會他家思想，自成一家之法。此八家之學多有不傳者，後人詮釋其發展嬗變便多所穿鑿，然有一同者，即師承孔子、兼取他家、融合創造。故一學派、家法之成，關鍵即在於：述師承以言學、吸收眾家之長、變法以創新。僅承師說，尚不足以應敵，不足以立為學官，故需鋪衍師說，加以創造，成一家之言。
以以上觀點視之，此漢代平帝敦煌懸泉置之竹簡詔書內容為《月令》與《月令注》者，必有可觀之處。何以言之？蓋《月令》之體，先秦兩漢甲部、丙部書所常見也；而出土文獻亦屢見，若前舉之居延漢簡也。文書中明言元始五年五月“詔條”，即意指需經“博士”起草解釋之制詔也。注乃解經之作，以言“謂”的形式表示。因祿利官學之故，兩漢之經學必究其家法也。故研究此文獻之最高妙處，必在揭櫫此《月令》本、《月令注》為何師承、何家法？《小戴禮記》成書之時，疑即在平帝，故余意此《月令》文本，為小戴戴聖之宗學可能性極大，其注則經過劉歆等學者之刪削章句而成。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云：“武帝末（疑應為‘景帝末’之誤），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40]所言之“禮記”，應為《禮經》與《禮記》，至於有無《月令》，不能判定。
漢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禮》、《易》、《書》各一篇，經過上奏和“下示博士”，分別補入官方機構。[41]《隋書》卷三十二《經籍志》有河內女子發現《說卦》之載，[42]又宣帝時丞相魏相“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43]知此逸《易》為《說卦》，逸《禮》為《月令》。至於逸《書》，一般認為是《泰誓》。《明堂月令》則與《禮記·月令》類同而稍異，說如前文，不煩贅及。而河內女子《泰誓》亦與孔壁書為不同之版本，《隋書》卷三十二《經籍志》云：“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44]可知。自漢武帝置五經博士，說經成為祿利之塗後，則說經者日眾。說經者日眾，經說則益詳密，經說之異亦益歧。經之異說益歧，乃不得不謀整齊以歸一是，於是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石渠閣會諸儒論五經異同之舉。據《漢書》卷八《宣帝紀》、《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之記載，主講《春秋》經中《公羊傳》、《穀梁傳》兩家同異之狀況，兼及其餘。參加會議的《禮》學家較少，但有博士戴聖、太子舍人聞人通漢，兩人俱為后倉弟子。[45]其不能歸一是者，乃於一經分數家，各立博士。其意實欲永為定制，使此後說經者限於此諸家，勿再生歧也。至此，《禮記》或《月令》都尚未立為學官也。
《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栢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46]蓋后倉以前，治禮者多善為頌（容）而不治經，其人亦率多為大夫，不為博士。以后倉言，為博士已在孝宣之時。據《儒林傳》，后倉通《禮》，卻以《齊詩》為博士，若瑕丘江公通《穀梁傳》，卻以《魯詩》而為博士。則后倉之前，無以《禮經》為博士者，殆無疑也。《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云“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47]三人皆后倉弟子，則禮學分派，后倉《禮經》學宗一分為三，在宣帝之時也。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卷八十八《儒林傳》說后倉同孟卿問學，孟卿傳《禮經》、《公羊春秋》。《儒林傳》說夏侯始昌是后倉的老師，“始昌通五經，倉亦通《詩》、《禮》”，[48]知后倉從夏侯始昌學《詩》、《禮》；《儒林傳》又說夏侯勝曾同始昌學《書》，且始昌“善說《禮服》”。兩者說明始昌精通《詩》、《書》、《禮》。始昌是西漢章句繁冗之學的開創者之一，而后倉是始昌之學生，加以漢武帝時已有之古文《禮經》五十六篇和古文《禮記》二百餘篇，后倉其時為博士，至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即宣帝即位後第二年，由博士職升任少府之職。[49]十多年間，參考古文《禮經》和《禮記》，而有豐碩之禮學著作，寔自然之勢耳。故《儒林傳》說后倉論說《禮經》之著作達數萬言，誠非虛名。后倉有六名著名弟子，戴德、戴聖、慶普、蕭望之、翼奉與匡衡。後三者主要為實際政治之實行者。《漢書》卷三十《藝文志》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50]知后倉等人傳授之《禮經》由《士禮》的部分推演到天子禮，其重與“天子禮”關鎖之《明堂陰陽》等書，意圖明顯。[51]而前三者主要是純學術之經學研究，分別將后氏《禮經》之學加以發展，形成相互獨立的“大戴氏學”、“小戴氏學”、“慶普氏學”。《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云漢宣帝設置大戴小戴《禮》博士，而戴聖“以博士論石渠”，主要接替后倉者應是戴聖。東漢章帝建初四年詔書，設置大戴小戴氏學博士。活動於漢宣、元帝至成帝間之二戴，在后倉學術成就基礎上，分別將后倉參考過的古文《禮記》編成兩個選本，即《大戴禮記》、《小戴禮記》。
《隋書》卷三十二《經籍志》述《禮記》源流云：“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為四十九篇。”[52]言小戴刪大戴書為四十六篇，至東漢馬融時補《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成四十九篇之文本，疑誤也。蓋四十六篇之本，其時《曲禮》、《雜記》、《檀弓》三篇乃未若現今之本又各分為上下篇也。
戴聖在漢宣帝甘露年間擔任博士，已是擁有眾多弟子之重要學者。《漢書》卷七十三《韋玄成傳》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韋玄成等七十人上奏言：“《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53]命題見於今《禮記·郊特牲》、《禮記·喪服小記》。又建議罷廢各郡、各諸侯國的先皇廟宇，在十月實施。十一月，建議行“宗廟迭毀”，並於五年十二月實行。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朝臣上奏：“‘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中略）。”顏師古云此乃稱引《小戴禮記·祭法》文。[54]有人援引《小戴禮記》“祭不欲數”一節文字，建議“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在元帝建昭元年（公元前38年）冬季得以實施。[55]元帝建昭三年，匡衡上疏稱引《禮記》文字，亦《小戴禮記》文，前文已有述及。
《漢書》卷二十五下《郊祀志》，丞相匡衡與御史大夫張譚上奏云：“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中略）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56]王商、師丹、翟方進等五十人引“《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薶於大折，祭地也’”文，[57]復倡於後，言“甘泉泰畤”和“汾陰后土祠”不合儒家之禮典，建議將其作廢，在長安南北郊另外修建祭祀天地之設施，得到支持，且於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十二月竣工。從武帝至成帝以前之宗教設施將近六百處與祭典全都作廢，這不得不引起敵對陣營的反撲。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十一月，成帝恢復雍五畤之祭祀。永始三年十月，成帝藉重皇太后之威信，“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恢復半數已廢畤祠之祭典，稱為“《春秋》大復古”。改革派儒生以各種“咎徵”再予反撲，終至成帝崩而無子，皇太后乃“復南北郊長安如故”。哀帝即位，以“寢疾”而“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並“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58]
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專擅朝政的王莽憑藉權威，恢復匡衡的改革主張，使南北郊的祭祀體制確定下來。《漢書》卷二十五下《郊祀志》平帝元始五年，王莽云：“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地祇稱皇地后祇，兆曰廣畤。”[59]
綜上數段文字論，此西漢末期郊祀制度之改革者，云翼奉與匡衡，后倉之弟子，大戴小戴之同窗也。匡衡所說之：“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60]乃義引《小戴禮記·郊特牲》“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之文。[61]至於王商、師丹等五十人支持匡衡引自《禮記》文字之奏議，乃《小戴禮記·祭法》之文也。師丹乃匡衡弟子，故此西漢末期郊祀制度之改革，乃后氏學派所發起推動的。其鬥爭過程時為南北郊，時為復甘泉泰畤，至王莽恢復匡衡之主張，才大勢底定。
就《禮經》言，后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自武帝末終漢之世，皆為其學之勢力也。若漢熹平石經《儀禮》，依今文大戴（德）本；武威漢簡《儀禮》本，為今文慶普本。至於《禮記》，漢宣帝其時其後屬后氏弟子之當權者，皆為大戴小戴同窗之友朋，所引之《禮記》經義又多與小戴（聖）相類，故僅就常理推測，此敦煌懸泉置《月令》詔書之本必當以小戴記之《月令》本為其祖本，而非以大戴記之《夏小正》為其祖本。
雖然小戴記《月令》本為敦煌懸泉置《月令》之祖本，或者說有一文本為小戴記《月令》本與敦煌懸泉置《月令》本之源本，敦煌懸泉置《月令》本必然經過王莽、劉歆之刪減改動，此不得不談漢代“章句”之學。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云：“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蓺，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蓺，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62]今文章句之細碎煩瑣，實由於今文經學立為官學之後，官府誘以利祿榮名，學者共馳逐之結果。此漢人已有所論，若《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63]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責斥漢廷博士云：“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蓺。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64]凡所言分文析字、煩言碎辭、末師口說者，皆譏切章句學也。
漢時諸經率皆有所謂章句。《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云“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卷三十《藝文志》“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65]前乎此之說《易》者無章句。蓋有章句即有家學，有家學則有家法也。《易》有施、孟、梁丘三家章句，故云有三家之學。費高兩家治《易》，皆無章句，亦未列於學官。故知為博士而立於學官，乃能成家學、家法，乃能以章句授博士弟子。史書言費氏學、高氏學，乃以博士學官之例視之，非正例也。以《書》言，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夏侯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朝廷有歐陽大夏侯小夏侯博士，乃能有三家章句。《漢書》卷七十五《夏侯建傳》云：“（建）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為議郎博士。”[66]知小夏侯建次《尚書》章句時，大夏侯勝、歐陽尚無章句也，古文《尚書》亦未立學官、無章句，故其成家成學皆必在小夏侯建之後也。至若秦延君之說《尚書》“曰若稽古”至三萬言、注《堯典》十餘萬字，則為小夏侯之末流矣。[67]《詩》亦有章句，若《魯詩》韋氏學。[68]《漢書》卷三十《藝文志》云：“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生、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69]蓋“訓故”通其大義，“傳”則比傅事實。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今外傳猶在（內傳在今外傳中），其書舉大義，不循章逐句為說，則“傳”與“訓故”，其體咸漢初經師家法。《春秋》，《漢書》卷三十《藝文志》云：“《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70]則《公羊傳》、《穀梁傳》亦有章句也。《漢書》卷三十六《劉歆傳》云：“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傳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71]則《左傳》亦有章句，以爭立博士也。終言《禮》，《漢書》卷三十《藝文志》云：“《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72]是漢初治禮，並無訓故。其後既立《禮經》博士，則《禮》宜有章句矣。曹褒父充治慶氏禮，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乃《禮經》章句。[73]橋玄七世祖仁，從同郡戴聖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74]
承上段而論。宣帝時，章句已成為一種解經著作之重要形式，《書》有夏侯建章句，《易》有施、孟、梁丘三家章句，《春秋》穀梁學有尹更始章句。自宣帝至哀帝，章句有增無減，若哀帝時《書》小夏侯一派之丁恭“增師法至百萬言”。[75]而《禮》后氏一派增加二戴《禮記》，亦與章句之增加有關。平帝元始五年以後，情況有根本之變化，《論衡·效力》云“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76]章句被大幅之刪減也。故以平帝元始五年為基準點，正好是此敦煌懸泉置《月令》詔下之時，經學上之章句，有一從原本急劇增加至此之大幅減少的演變過程。
《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云：“是歲（元始四年），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云。”[77]此事《漢書》卷十二《平帝紀》載於元始五年正月，“異能之士”當指“知讖者”。然以讖正章句，守師法、家法之經師必然反抗；以章句修改讖記亦當為統治者所不喜。故就煩瑣之章句作刪省，去存之際即以讖記為標準。除去不合讖之章句，不必作全然改動即能合讖，最為方便，且達到服務政治之目的。“正乖繆”或“壹異說”，所根據的便是王莽之讖。以此理衡之，光武帝代莽而王，東漢之儒生亦不得不再做一次“減省章句”之工作，而減省之標準，非以光武帝之讖為標準莫屬。《後漢書》卷七十九下《儒林傳》光武建武年間，伏恭就《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又“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言”，伏黯“明《齊詩》，改定章句”，[78]《後漢書》卷四十八《楊終傳》楊終“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79]皆此類也。王莽之前的章句往往多達百萬言，減省為二十萬言。東漢光武帝中元元年詔書批評“《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80]至明帝永平元年，在樊儵之建議下，“使諸儒共正經義”、[81]“以讖記正《五經》異說”，[82]乃“皆命從讖”之“減省章句”法。
章句本指為訓釋理解文義而為之分章斷句。《禮記·學記》在述學者治學次序時，曰“一年視離經辨志”，[83]是章句即分章斷句，是一最基本之讀書治學方法。漢代所謂“章句”，乃一專門之學，曰“章句學”，若《後漢書》卷六十二《韓韶傳》云“少能辯理而不為章句學”。[84]漢代主要有儒家五經章句，他如王逸《楚辭章句》，淮南王劉安及班固、賈逵等各作《離騷經章句》，趙岐作《孟子章句》。“傳”，亦是章句的一種形式。《公羊傳·定公元年》云：“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85]據注疏，“讀”指習其經文，主要指分章斷句；“傳”指訓義解詁。《後漢書》卷四十八《楊終傳》云：“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86]是“傳”亦章句的一種形式。章句又即“說”，師說也。本指經師對經生的解析訓釋，其初未著於竹帛，只以口耳相傳的語體形式接受，故稱為“說”。《漢書》卷七十五《夏侯建傳》：“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87]可證章句即“說”。其內容應包括訓詁、大義等說解形式。《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云：“（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88]漢代以經術緣飾吏治，朝廷大議、章奏表疏、蒞官施治、審斷案訟之時，官吏多要引經為據，故經書為從政必讀之物。然並非誦習煩瑣章句，多限知經書“大義”耳。《漢書》卷七十九《馮奉世傳》云：“乃學《春秋》，涉大義。”[89]卷七十六《王尊傳》云：“事師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90]卷五十一《路溫舒傳》云：“又受《春秋》，通大義。”[91]《漢書》卷八十一《孔光傳》：“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92]《後漢書》卷七十六《循吏傳》王渙：“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93]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六藝略”所載儒家解經之作，不出上述章句、說、訓詁、大義、傳等名目。今觀覽敦煌懸泉置《月令注》，出以“謂”之形式，殆為刪減章句後之殘餘，最似“大義”之體。
【注释】
[1]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363頁。
[2]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951頁。
[3]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947頁。
[4]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384頁。
[5]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687頁。
[6]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19頁。
[7]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694頁。
[8]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694頁。
[9]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709頁。
[10]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709頁。
[11]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08頁。
[12]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953頁。
[13]南朝宋·范曄：《後漢書》，《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第二冊，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版，第798頁。
[14]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729頁。
[15]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529頁。
[16]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693頁。
[17]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694頁。
[18]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19頁。
[19]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67、382頁。
[20]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天工書局，1987年版，第760、761頁。
[21]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693～1696頁。
[22]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695頁。
[23]《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3冊《周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版，第321頁。
[24]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695頁。
[25]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700～1701頁。
[26]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710頁。
[27]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693頁。
[28]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699頁。
[29]王利器：《古書引經傳經說稱為本經考》，載《曉傳書齋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30]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697頁。
[31]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566頁。
[32]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567頁。
[33]其云：“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參見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529頁。
[34]《漢書》卷三十《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班固自注云：“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參見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853頁。
[35]略本臺灣大學中文系程元敏教授之經學講義與余之上課筆記，時余為臺灣大學中文系中文研究所碩士揅究生。(www.xing528.com)
[36]李元平：《俞大維傳》，臺北：臺灣日報出版社，1993年版；轉引自馬寬亮：《試論陳寅恪與傅斯年思想之異同》，載《柳如是別傳與國學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頁。
[37]以上大義略見黃人二：《郭店竹簡窮達以時考釋》，載周鳳五編：《古文字與古文獻》試刊號，臺北：楚文化研究會籌備處，1999年版。
[38]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45～146頁。
[39]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456頁。
[40]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851頁。又《漢書》卷五十三《景十三王傳》云：“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知其時，古文文獻出現之多矣。
[41]參見漢·王充《論衡·正說》、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等文獻。
[42]唐·魏徵：《隋書》卷三十二《經籍志》，參見《新校本隋書附索引》第二冊，臺北：鼎文書局，1990年版，第912頁。
[43]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363頁。
[44]唐·魏徵：《隋書》卷三十二《經籍志》，參見《新校本隋書附索引》第二冊，臺北：鼎文書局，1990年版，第915頁。
[45]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527頁。
[46]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526～1527頁。
[47]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527頁。
[48]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526頁。
[49]《漢書》卷十九下《百官公卿表》，參見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02頁。
[50]文字據《漢書補注》改正，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854頁。
[51]若見《漢書》卷七十八《蕭望之傳》，蕭望之曾隨夏侯勝學《禮經》中之《喪服》。卷七十五《翼奉傳》中，翼奉曾在元帝時對劉漢宗廟及郊祀的禮儀制度提出根本性的批評。卷八十一《匡衡傳》中，匡衡在成帝初年以《禮記》為根據，亦對宗廟與郊祀體制進行具體改革。三者位高權重，是后倉禮學之實行者。
[52]唐·魏徵：《隋書》卷三十二《經籍志》，《新校本隋書附索引》第二冊，臺北：鼎文書局，1990年版，第925頁。
[53]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356頁。
[54]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357頁。
[55]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358頁。
[56]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535頁。
[57]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535頁。
[58]參見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535～540頁。
[59]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540頁。
[60]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535頁。
[61]《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5冊《禮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版，第497頁。
[62]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861頁。
[63]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529頁。
[64]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之《全漢文》卷四十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348頁。
[65]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520、849頁。
[66]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371頁。
[67]漢·桓譚：《新論》，參見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之《全後漢文》卷十四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545頁。其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文心雕龍·論說》亦云：“若秦君延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
[68]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524頁。
[69]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852頁。
[70]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855頁。
[71]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951頁。
[72]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860頁。
[73]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參見《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第二冊，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版，第1201頁。
[74]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參見《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第三冊，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版，第1695頁。
[75]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523頁。
[76]黃暉：《論衡校釋》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583頁。
[77]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693～1694頁。
[78]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參見《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第四冊，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版，第2571頁。
[79]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參見《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第三冊，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版，第1601頁。
[80]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參見《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第一冊，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版，第138頁。
[81]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參見《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第一冊，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版，第138頁。
[82]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參見《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第二冊，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版，第1122頁。
[83]《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5冊《禮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版，第649頁。
[84]南朝宋·范曄：《後漢書》，《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第三冊，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版，第2063頁。
[85]《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7冊《公羊傳》，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版，第315頁。
[86]南朝宋·范曄：《後漢書》，《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第二冊，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版，第1601頁。
[87]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371頁。
[88]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520頁。
[89]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417頁。
[90]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395頁。
[91]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091頁。
[92]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439頁。
[93]南朝宋·范曄：《後漢書》，《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第四冊，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版，第24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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