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經學：王莽與劉歆之關鎖分合，易姓換代

第一節　政治與經學

首先略言王莽與劉歆之關鎖分合。《漢書》卷七十四《魏相傳》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三月云：“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中略）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中略）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中略）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中略）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1]魏相奏復古時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蓋早為新政之先聲也，時王莽、劉歆尚未出生。

劉歆少年得志，與王莽俱為黃門郎［王莽於成帝陽朔三年（公元前22年）為郎，時王莽二十四歲］，劉歆精湛有謀，熱衷宮闈，此點與其父劉向大異其趣。故早年與父親在政治、經學活動上基本一致之立場，於劉向去世後兩年起了變化，時值漢哀帝即位之初，劉歆正式登上政治舞臺，《漢書》卷三十六《劉歆傳》云：“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太中大夫。”^[2]此舉完全背離劉向“極諫外家封事”對陳湯之表白，其云：“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3]劉歆不僅成為王莽國師，歆女嫁與莽子，故亦與莽有姻親關係。然不論如何，其吹捧王莽，同意居攝、獻上符命、言災異之變之許多言論與行為，實有失劉漢宗室之風骨。然其措施多慕古昔，言禮制之法，切民事。其學之特色兼有齊魯，不易論其是非，惟能辨精粗耳。

《漢書》卷七十五《李尋傳》云：“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為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4]在易姓換代上，劉歆與其父有相同的主張。齊人甘忠可是鼓吹宣揚“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命受於天”之代表，詐造《天官曆》、《包元經》、《太平經》等，雖然不絕對要求易姓，但隱約意涵漢家必先告一大終，然後再由一中興之主重新受命之意。這與劉向、劉歆父子之政治抱負，寔抵觸難容。而李尋之支持甘忠可，已於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八月以減死一等而罪徙敦煌，表示哀帝時讖緯思想已滲透到官方之今文經學矣，不過仍受到大多數今文經學家之抵制，使李尋之改革以失敗告終。故《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論“居攝”，言“成聖漢之業”、“奉漢大宗之後”，雖表示維持劉漢王朝的主張，亦暗示承認王莽外戚之地位。

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哀帝崩，王莽任大司馬錄尚書事，取得政治上最高之職位。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正月，《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云“於是群臣乃盛陳莽功德，（中略）故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5]；後王莽自為太傅，號“安漢公”。元始元年二月，劉歆為羲和官，秩二千石。元始四年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見王莽表面上仍宗劉漢，稍掩其篡漢之心；元始四年二月，遣太僕王惲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夏，王莽自號“宰衡”。元始五年四月，太師孔光卒；元始五年五月，王莽加九錫，劉歆等為列侯，《漢書》卷十二《平帝紀》云“羲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廱，（中略）太僕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中略）皆封為列侯”。^[6]又《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云“徵天下通一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云”^[7]，文獻學術，至此可說盛矣。《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泉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群臣皆曰：‘宜如慶言。’”^[8]至此王莽篡漢之形遂兆。冬，平帝疾；元始五年十二月，平帝崩，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又詔安漢公莽“居攝踐祚”。六年，改元曰居攝，三月，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五月，太皇太后詔王莽朝見稱攝皇帝。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一月，王莽奏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奏可；十二月，哀章作銅匱獻莽，王莽自稱新皇帝，“即真天子位”，改國號為“新”。

《漢書》卷九十九中《王莽傳》云：“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9]此時為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實際政治已是典型之“易姓換代”，不僅政權易姓為“王”，連劉漢宗室亦被賜姓為“王”。至於劉歆，《漢書》卷九十九中《王莽傳》云：“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改定安太后號曰黃皇室主，絕之於漢也。”^[10]暗示著劉歆在“易姓換代”這一政治問題上的堅持，或因此而觸犯王莽，故王莽曾兩次對劉歆家族加以鎮壓，且重之以非毀劉漢宗廟，到了必欲除之而後快的地步。至此，劉歆雖無法作公開的抵抗，僅能以經義寄寓，暗批王莽經濟貨幣政策之失當，即《漢書》卷二十七《五行志》中之下篇所云“劉歆以為貪虐取民則螽”，^[11]乃藉解釋桓公五年“秋，螽”而暗批王莽也。

《漢書》卷三十六《楚元王傳》云：“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12]蓋建平元年為哀帝建號改元之年，哀帝名欣，諱欣字而改名，蓋“歆”、“欣”兩字相通也。《後漢書》卷二十三《竇融傳》云：“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注曰：“《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13]據《漢書》卷九十九中《王莽傳》載，劉歆於新莽地皇四年陰謀發動政變，失敗自殺。地皇四年前後，道士西門君惠根據“天文讖記”，為王涉言云：“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14]此“國師公”指新莽始建國二年之“國師嘉新公劉歆”，四年之後改封“嘉信公”，即長安出現之《赤伏符》所言之“國師嘉信公”劉秀是也，而非後之漢光武帝劉秀。劉歆與王莽間之關鎖，寔有一合至分的過程。(www.xing528.com)

王莽、劉歆本私交甚篤，且對漢王朝所必須採取全面改制之措施亦有共同看法，劉歆親自參與且主持之改制大多為文化禮制方面。若《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云“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於學官。^[15]《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平帝元始四年，“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16]《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元始四年又云“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17]《漢書》卷十二《平帝紀》平帝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18]兩處記載殆一事傳聞之異，或曆法用正上有異而時無不同者。《漢書》卷二十一上《律曆志》云“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燿名譽，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中略）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又云“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19]許慎《說文解字敘》言審定文字，“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20]凡此種種，莫非莽、歆所共同推動者。

平帝元始四年徵召《周官》學者，與徵召《月令》、兵法方面學者同列。群臣奏議云：“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驪馬二駟。”平帝詔文答：“可。其議九錫之法。”故王莽爵位為新都侯，號“安漢公”，官職“宰衡”（此采伊尹阿衡、周公太宰稱號），兼“太傅”、“大司馬”，可說“一身蒙大寵者五”也。^[21]平帝元始五年五月，張純等九百二人朝臣申明“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22]引《周禮·春官·典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之經義，^[23]提出加王莽“九命之錫之禮”的建議，即《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之奏疏云：“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24]“九錫”的目的與作用很明顯，即在提高王莽的地位，使他“位在諸侯王上”，以實現居攝稱帝之圖。平帝崩，王莽為攝皇帝，改元“居攝”。居攝三年記載，劉歆及博士儒生七十八人稱頌“攝皇帝遂開秘府，會群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發得《周禮》”，劉歆即以《周官經》六篇為《周禮》，奏以為《禮經》。^[25]寔《禮記》有利於“九錫”在前，《周官》有利於“九錫”在後，故發而尊之也。

《漢書》卷九十九中《王莽傳》云：“初，甄豐、劉歆、王舜為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煇光謝囂、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歆兩子及豐孫。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歆內懼而已。”^[26]封“宰衡太傅大司馬”後，引《穀梁傳》云：“‘天子之宰，通於四海’，臣愚以為，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內為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中略）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馬印’，成，授臣莽，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27]援引《穀梁傳》且刻授“宰衡”印章，以“通於四海”。居攝二年，翟義反對王莽，王莽“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仿）《大誥》作策”，^[28]以討翟義。無一不用經義以為行事之準則也，莫不引合於其意之經義以躂罰異己也。

兩漢之書稱引傳記、緯說可徑稱為本經，^[29]故其時將緯書待之若傳記，殆無疑也。《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平帝元始五年，讖書與符命屢屢出現，十二月下云：“是月，前煇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30]而在符命、讖書出現前，已倡儒家經典之禪讓說矣。《漢書》卷九十三《佞幸傳》哀帝以董賢為大司馬，冊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31]蕭咸私謂王閎曰：“冊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後上置酒麒麟殿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32]寔漢新禪讓之前影也。騶衍講“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是按五行相勝之順序運行。而讖緯之五德之運，乃按五行相生之順序，即“虞土、夏金、殷水、周木、漢火”。此相生序對王莽篡漢之合理性有利，因為五行相生說便於說明帝王之位得自和平禪讓。王莽造家譜說其祖先出自虞舜，舜為土德，新莽自然應居土德，於是又造出漢為堯後之說，使王莽篡漢，正如堯舜禪讓一般，再自然不過矣！

蓋兩漢學術之重心在官學之博士，而學術與政治之關鎖則為經學，以通經義勵名行為仕宦之塗徑，而致身顯榮也。武帝立五經博士，缺《樂》，王莽補立《樂》經博士，於是六經博士齊備，員額亦增。據《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博士；^[33]《周官》亦王莽時立，^[34]則所謂諸“逸經”之立學官，皆於王莽時。王莽本人兼習今、古文，平帝、新莽朝，王莽所任用經學家法與其學者，如下：今文《梁丘易》衡咸，今文《歐陽尚書》歐陽政、龔勝，今文《大夏侯尚書》唐林，今文《小夏侯尚書》秦恭，今文《齊詩》滿昌，今文《魯詩》龔勝，今文《公羊顏氏》馬宮、左咸，今文《穀梁瑕丘江公》蕭秉，國由講今文《易》，唐昌講今文《尚書》，孔秉、陳咸講今文《禮》，宗伯鳳明今文《禮》，崔發明今文《易》、《書》、《詩》、《樂》，劉歆兼通今文多經；古文《尚書》劉歆，古文《毛詩》陳俠、劉歆，古文《左傳》陳欽、崔發、龔勝、劉歆，古文《周禮》崔發、劉歆。^[35]從中看不出對古文經學有何等之偏愛。然古文立學官多在於王莽之時，改制亦多仿《周官》為據，遂以為王莽改制專以古文經學為根據，寔一先入為主之印象也。古文經學之修起成立在反對讖緯，反對讖緯寔古文經學之精神所在，此與王莽、今文經學之崇信讖緯寔相背而絕異。然至東漢之稱古文大師者，除古文外，寔又兼習讖緯或今文。故此時之古文實已括囊今文與讖緯，而今文仍僅固守其章句耳。知王莽立古文諸經於學官，乃為舉逸興學，修起舊文，以博取崇儒尊經之譽，完成制禮作樂之德。政治上則為達到代漢的目的，所立制度及其行事，或據今文，或據古文，或雜取今、古文經義而並用，並無偏主古文經學之義，不過各以便事合意而已。故王莽在政治上的改制，寔以經學思想為基礎，因而其所設制度多可指出其經學上之依據。以經學指導現實之通經致用精神，實為今文經學之真諦，但古文經學之發達，亦與王莽的扶助援引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