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月令系統
下言“月令”之意義與系統。“月”，十二月也；“令”，政令也。“月令”者，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之《月令第六》下云：“此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為此記。”[49]案：《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在內容上類同，僅文字上的小差異與順序之前後不盡相同耳。其他傳世文獻與“月令”有關者，尚有：《逸周書》第五十三篇《月令》，然原文今佚；《大戴禮記·夏小正》，歷述每月時令變化及應作各事，用夏正則與《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同，夏正即寅正，其正月之氣候與星象出沒應為一致；其他亦應注意《明堂·月令》、《管子·四時》、《管子·五行》、《管子·輕重己》、《管子·幼官》、《淮南子·時則訓》、《四民月令》、《太平經》、出土文獻若《楚帛書》等。
《月令》為周世所造，而所據本皆夏時。後世同為“月令”性質或與之相關之文本，一部分肯定有所改造，疑有歲首建正或十月與十二月曆等之不同。《史記》卷二《夏本紀》云：“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50]《禮記·禮運》：“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51]蓋戰國之時，屬夏後之杞已被消滅，夏人之十月太陽曆隨之在中原地區湮沒以至無聞。若《大戴禮記·夏小正》有經有傳，今見經傳混同於一篇之中。經僅有一至十月，傳卻有至十一月、十二月者，蓋作“傳”者將“經”誤成十二月曆，然而“經”為十月太陽曆之天象（或有兩條錯簡）與物候耳。《大戴禮記·夏小正》和《管子·幼官》所記的都是同一種曆法。[52]一個記星象物候，一個是記節氣（一年三十節氣），合而觀之，正好互為補充。
《論語·八佾》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53]說明周代各諸侯國都將曆法視為國家之大法。將木、火、土、金、水作為一年五季名稱，並不只是理論，而是付諸實際應用的。作為內容若一完整之農事曆書，《管子·五行》與《夏小正》、《月令》所載內容與性質相似，三者皆載天子在不同時節所應進行之政治活動與農事物候。而不同之處在於《管子·五行》以五季區分，《夏小正》以十月區分，《月令》以十二月區分，“五季”以五行輪兩次，故與“十月”意義相同，而異於“十二月”。案：《管子·五行》云：“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54]《管子·幼官》有“五和時節”之說，[55]播五行於四時，有由東南西北中五方，以及正副五方組成的十圖（圖今已佚）和一年三十節氣，此五方自與五行相當。夏代言五時，就是使用十月之曆，每一月三十六天，最後有五至六天時間為年假，以上所言之“五行”、“五和時節”、“五方”、“十圖”，表示用十月曆。至春秋戰國行四時，乃十二月曆，而五時舊說仍存在於當時，故《左傳·昭公元年》云：“分為四時，序為五節。”[56]《禮記·禮運》云：“播五行於四時。”[57]把“五行”、“五節”硬性地插入“四時”之中。至若《史記·天官書》、《淮南子·時則訓》，將木、火、金、水與四季相配（每行三個月），而與土相配的只有季夏之一個月。與《漢書·律曆志》和《白虎通義·五行》，將木、火、金、水分配於四季之後，又於四季中各抽出十八日與土相配，以符合土王四季之說，疑是脫離實際而空談理論。
《大戴禮記·明堂》云：“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中略）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58]明堂象徵著月令和季節，末所言之九數從右至左三三排列，即成洛書圖。與《管子·五行》、《管子·幼官》、《淮南子·天文訓》、《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篇》等文獻屬十月曆之《月令》。
故疑應分“月令”為兩大系統，《禮記·月令》屬於十二月曆之曆法系統，記載著一年十二個月天子每月在明堂中之居室，十二居室按每月斗柄所指的方向排列，天子在不同時節應進行與不應進行之政治活動與農事物候。《大戴禮記·夏小正》、《大戴禮記·明堂》（古籍上所謂《明堂·月令》蓋為其屬）、《管子·五行》、《管子·幼官》等為十月曆系統。而敦煌懸泉置《月令》文本，明顯屬於前者。
【注释】
[1]以上為清·王先謙之意，載《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146頁。
[2]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843頁。
[3]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847頁。
[4]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19頁。
[5]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237頁。
[6]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693頁。
[7]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18頁。
[8]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694、1696頁。
[9]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325頁。
[10]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381頁。
[11]《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5冊《禮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版，第346、342頁。
[12]王利器：《鹽鐵論校注》，臺北：世界書局，1987年版，第206頁。
[13]《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5冊《禮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版，第345頁。
[14]《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5冊《禮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版，第345頁。
[15]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9頁。
[16]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432頁。
[17]此類詔書，亦見於傳世文獻，《漢書》卷九《元帝紀》於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六月下詔，其云：“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漢成帝陽朔二年之詔書亦同。見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98頁。
[18]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70、479、479、480、480、480頁。
[19]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323頁。
[20]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98頁。
[21]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713頁。
[22]清·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72頁。
[23]清·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卷一，載《段玉裁遺書》上冊，臺北：大化書局，第20頁。
[24]《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5冊《禮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版，第342頁。
[25]《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5冊《禮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版，第287頁。
[26]《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8冊《孟子》，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版，第33頁。(www.xing528.com)
[27]董治安主編：《兩漢全書》第二冊，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頁。
[28]晉·司馬彪撰，南朝梁·劉昭注：《後漢書志》，參《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版，第3123頁。
[29]晉·司馬彪撰，南朝梁·劉昭注：《後漢書志》，《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版，第3350頁。
[30]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79、80頁。
[31]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84頁。
[32]唐·杜佑：《通典》卷五十一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421頁。
[33]王利器：《鹽鐵論校注》，臺北：世界書局，1987年版，第336頁。
[34]漢·崔寔：《政論》，《諸子集成補編》第十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頁。
[35]南朝宋·范曄：《後漢書》，《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第一冊，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版，第152頁。
[36]南朝宋·范曄：《後漢書》，《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第一冊，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版，第227、229頁。
[37]南朝宋·范曄：《後漢書》，《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第二冊，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版，第880頁。
[38]漢·蔡邕：《獨斷》，《諸子集成補編》第十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頁。
[39]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之《全漢文》卷八十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903頁。
[40]皆參見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之《全後漢文》卷八十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901頁。
[41]黃暉：《論衡校釋》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53頁。
[42]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天工書局，1987年版，第5頁。
[43]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臺北：明文書局，1982年版，第361頁。
[44]以下皆參見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天工書局，1987年版。
[45]以下皆參見晉·司馬彪撰，南朝梁·劉昭注：《後漢書志》，《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版。
[46]南朝宋·范曄：《後漢書》，《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第三冊，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版，第2116頁。
[47]晉·司馬彪撰，南朝梁·劉昭注：《後漢書志》，《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版，第3614頁。
[48]見前第3頁之文本釋文。
[49]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卷第十一《禮記音義》之一，黃坤堯，鄧仕樑：《新校索引經典釋文》上冊，臺北：學海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頁。
[50]［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1982年版第53頁。
[51]《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5冊《禮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版，第415頁。
[52]《管子·幼官》疑應作《管子·玄宮》，蓋《莊子·大宗師》云：“顓頊得之，以處玄宮。”《墨子·非攻下》云：“高陽乃命﹝禹于﹞玄宮。”
[53]《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8冊《論語》，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版，第29頁。
[54]［日］安井衡：《管子纂詁》卷十四《五行》第四十一，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年版，第19頁。
[55]［日］安井衡：《管子纂詁》卷三《幼官》第八，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年版，第1頁。
[56]《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6冊《左傳》，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版，第709頁。
[57]《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5冊《禮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版，第432頁。
[58]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49～1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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