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出土文獻
西漢學術與政治之關鎖在於經學，蓋以通經義為仕宦之塗徑，人人皆欲致身顯榮，故經學有其現實實用之價值。董仲舒以《春秋》折獄，張湯親至陋巷問得失，遂成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漢書》卷三十《藝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1]許商事光祿勳周堪治《尚書》，《漢書》卷二十九《溝洫志》云其“善為算，能度功用，遣行視，以為屯氏河盈溢所為”。[2]大司空掾王橫治古文《尚書》，《溝洫志》亦載其論治河，引“《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3]其人既為尚書家，同時亦地理學家。知漢家儒者以《春秋》決獄、《禹貢》治河、《洪範》察變、三百五篇為諫書，庶幾非虛言也。
《漢書》卷十二《平帝紀》云：“使行風俗，宣明德化，萬國齊同。”[4]《月令》之頒行，寔某種正統之表現方式，學術與政治有所關鎖即此意也。要使吏民周知，故敦煌懸泉置《月令》文懸其主吏之辦公室也。
《敦煌漢簡》481A云：“之故，建明堂、立辟雍、設學校詳序之官，興禮樂以風天下，諸生庶民翕然嚮應，食肸以時，走步自然。”[5]此事見之於《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元始四年，其云：“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6]《漢書》卷十二《平帝紀》元始四年云：“安漢公奏立明堂、辟廱。”注引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7]知莽之奏文作於元始四年；又祫祭明堂之活動實施於元始五年正月，《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云：“（元始）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規模盛大空前，其後“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為列侯”[8]。此皆元始五年五月之前不久之時日。王莽建設之魄力，制度之盛如此，毋怪漢廷儒生誠心擁戴矣。既已奏立明堂、辟廱，正四時，出教化，則元始四年出現之《月令》本子，亦當日徵求古書之一項，敦煌漢簡、居延漢簡中，時間後於此之引用《月令》文，殆此時之遺策耶！
元始四年以後，引《月令》之詔書簡文，屬新莽朝者，有以下居延漢簡諸例：
1.《合校》95.5：制詔納言：其□官伐材木取竹箭。始建國天鳳﹝二﹞年二月戊寅下。
2.《合校》210.35：辨衣裳，審棺槨之厚，營丘龍之小大高卑薄厚，度貴賤之等級。●始建國二年十一月丙子下。[9]
3.《新簡》E.P.T.59.62.與63：制詔納言：農事有不收藏積聚，牛馬畜獸有之者，取之不誅。●始建國天鳳三年十一月戊寅下。
4.《新簡》E.P.T.59.343：□□掌酒者，秫稻必齎，麴蘗必時，湛饎必絜，水泉香，陶器必良，火齎必得，兼六物大酋。[10]
第一例詔文“伐材木取竹箭”，見《月令》：“季冬之月，（中略）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第二例詔文引自《月令》：“孟冬之月，飾喪紀，辨衣裳，審棺椁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度貴賤之等級。”[11]注：“此亦閉藏之具，順時飭正之也。辨衣裳，謂襲斂尊卑所用也，所用又有多少。塋音營。壟，力勇反。襲音習。斂，力驗反，又力檢反。”始建國二年十一月壬戌朔，故丙子乃其十五日也。王莽建丑，則其十一月在建亥之月，歲首雖更，四時無改也。總括言之，簡文略有脫字，然“塋”作“營”、“大小”作“小大”、“厚薄”作“薄厚”，則同於《呂氏春秋》、《淮南子》，而不同於《禮記》諸本。王莽宗經，疑每年（若懸泉置文本）或每月（若以上所舉之例）下《月令》文而期施行。所引《月令》文切中漢代喪葬踰侈之事者，則早已屢為儒生所譏，若《鹽鐵論·散不足》有載。[12]第三例詔文引自《月令》：“仲冬之月，（中略）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注：“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其主也。《王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13]第四例詔文見《月令》：“仲冬之月，（中略）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糱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注：“酒熟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為酒人。秫稻必齊，謂孰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腥孰之調也。物猶事也。差貸，謂失誤，有善有惡也。”[14]以上所引之三“注”文為鄭玄所作，其“注”出之以注解字音、詮釋字義、名物訓詁之方式，與敦煌懸泉置之《月令注》（指“謂”以下之文）之疏通大義，顯然是極為不同的。而居延漢簡之《月令》詔文並未發現有注文，若有，疑亦應與敦煌簡之注文相類。
可能為新莽朝者為：
1.《居延新簡》E.P.T.4：16：●敬授民時曰揚谷咸趨南□。[15]
2.《居延新簡》E.P.T.65：173：●開通道路毋有章處□。[16](www.xing528.com)
又約簡為“四時之禁”、“禁伐樹木”之政令的督察，其執行結果亦必須上報：
1.《居延新簡》E.P.T.59：161：以書言會月二日●謹案部六所吏七人卒廿四人毋犯＝四時禁者謁報敢言之。[17]
2.《居延新簡》E.P.T.22：46：甲渠言部吏毋犯四時禁者。E.P.T.22：47A：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府＝移使者□ 所詔書曰毋得屠殺馬牛有無四時言●謹案部吏毋屠殺＝馬牛者敢□□。E.P.T.22：47B：掾譚。
3.《居延新簡》E.P.T.22：48A：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詔＝書曰吏民毋得伐樹木有無四時言●謹案部吏毋伐樹木者敢言之。E.P.T.22：48B：掾譚。
4.《居延新簡》E.P.T.22：49：●甲渠言部吏毋犯四時禁者。E.P.T.22：50A：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府＝書曰吏民毋犯四時禁有無四時言●謹案部吏毋犯四時禁者敢言之。E.P.T.22：50B：掾譚。
5.《居延新簡》E.P.T.22：51A：建武六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鄣守候 敢言之府書曰吏民毋犯四時禁有無四時言●謹案部吏毋犯四。E.P.T.22：52：時禁者敢言之。E.P.T.22：51B：掾譚令史嘉。
6.《居延新簡》E.P.T.22：53A：建武六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鄣候 敢言之府書曰吏民毋得伐樹木有無四時言●謹案部吏毋伐樹木。
E.P.T.22：53B：掾譚令史嘉。[18]
漢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匡衡為相，甘延壽、陳湯斬郅支單于，《漢書》卷七十《陳湯傳》云：“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丞相匡衡以為：“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19]甘延壽、陳湯斬郅支單于後，為匡衡、石顯所抑，功久不賞。劉向以故宗正上疏，兩人乃得封。匡衡於此引《月令》，證《月令》早已出土存在，非歆等所偽，而“掩骼埋胔”四字，亦見此敦煌懸泉置簡，徒文字不同也。漢人之政治寔受經學之影響指導甚鉅。劉向之疏嘗用《公羊》，然劉向治《穀梁》。其條災異封事，若祭伯奔魯，尹氏世卿，均《公羊》說。後人必謂漢儒經學家守家法不知變通，則非。王莽尊古文，然亦不廢今文，要皆以合於己意否為標準。
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時王莽出生前一年，《漢書》卷九《元帝紀》云：“六月，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中略）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於是言事者眾，或進擢召見，人人自以得上意。”[20]陰陽月令本發於魏相，至此言月令陰陽者遂盛。由公元前46年言月令陰陽者盛、公元前36年匡衡之引《月令》論政、公元4年之徵《月令》書、公元5年之下《月令》詔書至敦煌、公元10年、15年、16年之居延漢簡《月令》詔書，見《月令》不僅有經學之探討作用，更在政治與學術之關鎖上，指導著人民之日用生活。
王莽本人深湛於經術，所立制度要皆有經義之根據。王莽曾下詔巡狩，《漢書》卷九十九中《王莽傳》曰：“予之東巡，必躬載耒，每縣則耕，以勸東作。予之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薅，以勸南偽。予之西巡，必躬載銍，每縣則獲，以勸西成。予之北巡，必躬載拂，每縣則粟，以勸蓋藏。”[21]此即述四時巡狩之制，明用《尚書·堯典》之經義。“東作”、“南偽”、“西成”、“蓋藏”與《堯典》羲和四子敬授民時有關，《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云：“《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22]但今本《尚書》“蓋藏”作“朔易”。據清·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考，[23]作“蓋藏”乃用今文《尚書》說，意在使巡狩勸農與時令結合得更為貼切，而《禮記·月令》孟冬亦有“命百官謹蓋藏”之說。[24]王莽時古文《尚書》立於學官，雖尊古文《尚書》，然亦絕不廢今文，端看實際政治之需要而定。古有天子親載耒耜往耕於藉田之制，《禮記·月令》孟春云：“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25]乃天子親耕勸農之事。以天子巡狩與此勸農活動的結合，即《孟子·梁惠王下》述及巡狩、述職之事，有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26]敦煌懸泉置《月令》文中未有“天子親載耒耜”條出現，見其時為篡漢前之時也，故未能親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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