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詔書之形成
敦煌懸泉置《四時月令五十條》壁書書寫於長約二百二十二釐米、通高四十八釐米之大扁上，文本字體為端莊之隸體，自名為“使者和中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由正文與標題組成。[1]隸體為漢代之主流字體，若依啓功先生所論，[2]疑其為當時嚴謹之正體之一。而就詔書格式論，“五月辛巳”以下文字，俱為“詔後行下之辭”，庸鄙將結合出土與傳世文獻，試論詔書之擬定、形成、下達、上覆。
文本以官方詔書的性質下到敦煌地區，乃官府力量之所為，故知其時之中央政權尚能掌控此地區，而地方政府猶奉中央之正朔也。居延漢簡有“元始六年二月丁亥”、“元始廿六年十一月庚申朔甲戌”者，[3]以前者言，元始至多僅五年，並無所謂之“元始六年”；以後者論，其時當已至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年矣。若以兩漢、新莽簡牘出土之狀況言，居延地區之政治活動，殆無未知中央政權易主之理，若然，疑當時有不奉中央正朔或中央力量所未及之地方割據勢力也。[4](www.xing528.com)
居延出土之元康五年詔書，冊云：“御史大夫吉昧死言，丞相相上大常昌書言，大史丞定言：元康五年五月二日壬子日夏至，宜寢兵，（中略）庚戌寢兵不聽事盡甲寅五日臣請佈，臣昧死以聞。制曰可。”[5]以此出土詔書對照敦煌懸泉置四時月令簡，得一“制詔”之過程。即官僚在被委任之權限內提出獻策（故言“昧死以聞”、“昧死請”），得到認可後，作為皇帝或太皇太后（故云“制曰可”、“太皇太后制曰可”）的命令而公佈，蔡邕《獨斷》云：“詔書者，詔誥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為詔書。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詔書。群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之字，則答曰已奏，如書本官下所當至，亦曰詔。”[6]原則上有下位官僚之“制”的奏請、有上位皇帝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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