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空的自有》-郭沫若研究论集

第二节　郭沫若研究二题

郭沫若研究的趋势问题

我认为，今天我们来讨论“郭沫若研究的趋势”不能不正视这样两个现实，一是必须承认这一研究领域还存在着若干的“盲区”，二是必须将郭沫若研究置放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何走向21世纪的巨大背景之上。

几十年来郭沫若研究的成就是不言而喻的，这一成就还有必要大加肯定。但是只有承认了“盲区”，我们才可能突破框子，自我超越，开拓前进。那么，郭沫若研究是不是真的存在“盲区”呢？好像又没有。因为，非常明显，我们研究的笔触已经伸展到了关于郭沫若的方方面面，诗歌、戏剧、散文、考古、文字、哲学、美学、文化，从生平史料的不断发现和清理到《全集》的出版，连续不断的郭沫若学术会议召开，讨论了一个又一个或宏观或微观的课题（这方面，中国郭研会、四川郭研会及山东郭研会都卓有成就）。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如何来突破？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了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来理解“盲区”的问题。我认为，所谓学术研究的“盲区”有两种，一是因为资料的缺乏或能力的局限的的确确忽略了研究对象某些重要的内容，这些内容在人们的“视而不见”中被简化了、牺牲了。例如过去的鲁迅研究只重视小说、散文、杂文，相对忽略了旧体诗、新诗和书信、日记，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只重革命现实主义作家而忽略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一些派别，忽略了徐志摩这样的人，这都可以说是“盲区”。但是，还应当有另外一种“盲区”，那就是由于我们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眼光总是在某一个平面上扫射，忽略了从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已成的“定论”。

当学术研究的意见一旦转化为“定论”，那将既是成熟的标志，同时又是自我束缚的开始，成熟的郭沫若研究似可能存在这样的“盲区”。比如，在关于《女神》的研究当中，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的定论，即从哲学思想来说它与“泛神论”思想关系紧密，于是我们找到西方泛神论与郭沫若的许多关系。其实，郭沫若似乎并没有在一个严密的哲学思辨中来理解“泛神论”，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常常都被郭沫若作了纯粹的“诗化”，诗化的幻想让他不时对许多问题作出“创造性的误解”，是创造性的，也是充满了误解的。就这样，在一个历来的“亮区”当中也出现了我们研究的“盲区”。

那么，走出这些“盲区”的路线何在呢？我认为还有必要重提那句口号“回到郭沫若那里去”。也就是说，我们只有继续从郭沫若出发才能研究郭沫若。这又似乎可以包括几个方面的涵义：

（一）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都只是研究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中国人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似乎是为某种伟大理论作一次小小的证明。当然这一时代已经结束了。但其实与之相联系的某些思维方式还是对我们很有影响的，我们引进了古今中外的若干文学观念和文学现象，又拿这些观念和现象来“观照”郭沫若，于是得出了郭沫若在方方面面的“形象”，几乎所有的推论都合情合理，但却往往是“遗忘”了郭沫若自己。郭沫若从来不是为这些观念和传统而存在着的，郭沫若就是郭沫若自身！有他自己的思想方法、情感态度和自我逻辑，只有挖掘了郭沫若自己的“内在结构”、他的语言方式才能算是“进入”了郭沫若。在今年4月的“中国现代文学年会”上，山东师大的魏建同志提到了郭沫若研究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是“以鲁视郭”，我们以鲁迅研究的经验、方法来套用郭沫若研究，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对此，我十分赞同。显而易见，郭沫若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在文学史上的如此显赫的地位并不是因为他与鲁迅有更多的相同之处，恰恰相反，只因为他具备了为鲁迅所不能够代替的独特性才最终确立了自己。因此，我们的郭沫若研究更重要的是寻找自身的研究“语码”，这种语码不是由我们强加在郭沫若身上的，而首先是对郭沫若自身的一次“返回”，是“回到郭沫若那里”，然后出发。(www.xing528.com)

（二）回到郭沫若那里去，也意味着从郭沫若自身的生存环境，教育经历来重新检讨他的思想性格和成就。过去我们习惯于从中西文化冲撞的大格局中认识郭沫若，这是很有必要的，也取得了十分值得珍视的成果。不过，今天讨论“郭沫若研究的发展”则意味着我们要从这一层面走出来，继续开拓、前进。因为中西冲撞还只是对郭沫若生存环境的一个比较粗糙的概括，何为“西”，中与西当中还包括哪些细致的问题，这都值得我们认真讨论。比如，就郭沫若接受的西方文化而言，美国文化就与德国文化、苏俄文化不同，日本文化又自有特色，还有东方的印度文化呢？美国文化更突出个人生命的自由，德国文化强调对人生宇宙的思辨，苏俄文化强调一种社会改造的忧患精神和革命意志，现在日本文化是东西方文化在西方取向上的融合，现代印度文化则似乎是东西方文化在东方取向上的融合，对于这林林总总的复杂问题，郭沫若究竟是如何理解的，理解之中抛弃了什么，又强化了什么，或者“歪曲”了什么，都还有必要从细部上展开；同时就中国文化自己来看，除开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墨侠文化、法家文化这样一条思路外，在今天，地域文化的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了。郭沫若生长在巴蜀文化的环境中，巴蜀文化固然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却有自己的许多独立性，比如它远离封建中央政权，远离儒家文化的中心区域，历来有桀骜不驯的传统，这对郭沫若有什么影响？儒家文化在巴蜀的积淀不及齐鲁和吴越深厚，从郭沫若的家庭环境来看就是如此。他童年时代的自由感较浙江鲁迅要大，读“耍耍书”，当“逃学狗”，这对他个性的形成又有什么影响？再如，巴蜀是一个移民社会，（这在郭沫若《自传》中有过相当精彩的描写）移民式的争斗性格和灵活机智与郭沫若有没有关系？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自己也撰写了《论郭沫若与巴蜀文化》一文，但也只是初步的探讨，许多细节问题还有待于郭研界同仁来共同探讨（在这方面，我倒认为四川郭沫若研讨会完全可以大有作为，至少起到一个“龙头”作用）。此外，郭沫若自冲出夔门，足迹踏遍了中国，中国其他地域的文化对他有没有影响呢？比如上海海派文化，北京京派文化，如果说有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又是在什么意义上的呢？

（三）对于郭沫若自己的诸多言论我们也要加以认真的梳理和分析。显然，一个作家的自述是我们研究的重要的根据，不过，过分依赖和迷信“自述”却也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人的性格是多方面的，对于一个思维缜密，以理性取胜的作家（如鲁迅），他的许多自述一般来说是深思熟虑的，大体上可以直接移用，而有的作家则是以感性悟性见长，他的许多言论可能都是率性而发，不假思索。作为“诗人”的郭沫若就很有这方面的特点。我们都注意到了郭沫若言论中的许多矛盾之处，但我认为，最好不要用“走向成熟的必然”来简化了这些矛盾，而应当透过矛盾本身向下挖掘，发现郭沫若尚未言明的又能统一这些矛盾的思想基准，我们所谓“回到郭沫若那里去”，最终就要回到这样的基准。对于郭沫若的理解，只有把矛盾也纳入了理解的范围，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第二，我们还应当看到，在我们今天讨论“郭沫若研究走向”的时候，正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面临跨过世纪的门槛迈向未来的时候，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干内容之一，郭沫若研究的历史命运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又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也有必要自觉地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大背景上来思考问题，只有这样，才会为郭沫若的研究指引方向。21世纪即将到来，当我们回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发展，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可能感受是多方面的，这包括如何处理“救亡”与“启蒙”的关系，如何总结非学术性力量对研究的干扰，如何正确对待“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关系等等。不过，有一个东西似乎随着世纪之末的临近而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就是说随着20世纪中国文学品格的日趋独立和变化，曾经激荡着许多现代作家心灵的东西将有可能不再成为文学发展的中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现代文学不是与21世纪的文学更接近而倒是与中国古代文学更接近了！或者说，中国现代文学将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它如何寻找古代文学的现代“转换”这一形象，而21世纪的文学则可能更多地呈现出“建设”新规范的形象。那么，这一文学发展的事实可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我认为，这种影响可能指向不同的方面，就文学研究对当代生活的干预或者是“指导”而言，可能作用要大为下降了。（这或许是一点“消极”吧？）但就文学研究自身学术品格的健全和完善来说，则会是十分积极的。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可能承受的非学术性干扰会大为减小，我们能够在一个更加宽松和谐的环境中，在一个相对更加健康的心境中从事着我们喜爱的工作。郭沫若研究也是如此。自从郭沫若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坛的那一天起，不知就引起了多少截然相反的评论，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也有人始终不以为然，同样一个作品（如《女神》），同样一个行为（如转向马克思主义），都曾引起过非常不同的议论，贬斥之辞也仿佛多少切中了这位先驱的某些性格特质，但是就学术研究而言，过分的吹捧和刻意的贬斥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所体现出来的仍然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激情，是想借郭沫若来宣传他们自己的某种主张，对郭沫若自身可以说倒并不一定有什么兴趣。我认为，正是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郭沫若研究向着“古典式”的学术操作领域过渡，倒正为我们新的研究带来了机遇。我相信，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我们的郭沫若研究将有可能更加的心平气和、实事求是，更加的符合学术操作的规则，自然也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对此，我充满了信心。

关于郭沫若与“先进文化”

中国现当代学术的发展与一系列政治性的命题直接相关。乐山召开“郭沫若与20世纪先进文化”研讨会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不过，我却觉得，这的确不失为一个研究郭沫若的很好的角度。如果能够不停留于一般的政治意义的心得而真正深入到研究对象当中，那么其开拓余地应该很大。因为它既真实地反映了郭沫若的文化思想与文学追求的本质特点，又相当深刻地代表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跨出传统思维模式，建设新文化的基本方向，就前一方面而言，众所周知，从《女神》的浪漫主义开拓到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从热情地拥抱新中国到以《科学的春天》迎接新时期的到来，可以说郭沫若是真正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重要特点，在每一个时代发展的关键时刻，郭沫若都努力站在时代的“潮头”，他最愿意追求“先进文化”的方向，从后一方面说，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全部的现代的追求及其成果，都可以说是他们走出传统“天道循环”模式，承认有“新”，承认有“先进”，承认自己弱势的结果。“先进”，这就是20世纪中国思想追求的“关键词”。然而，问题也有另外的一面，例如，当处于具体历史情境当中的个人，究竟怎样有效地判断“先进”，一而且，当“先进”总是以“新”的方式出现之时，是不是一切的“新”都一定属于“先进”？这都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所以，在20世纪，在包括郭沫若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那里，我们发现了“新=先进=好”，“最新=最先进=最好”的思维方式，发现了这一思维方式所带来的历史的局限性，更有甚之，在政治权威独占意识形态的时候，也可能将“古老的”、“落后的”文化当作“先进”。这都是我们必须正视并加以严肃思考的东西。当然，这些负面性的东西并不可能都由作家个人来完全负责——尤其是当他们的个人生存都受到威胁的时候，但我们也因之获得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如何在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程序中，读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性和悲剧性，首先要理解他们，然后再认认真真探讨他们的精神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