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运用汉语翻译基督教诗歌上，已经做过大量的运用白话翻译新诗的尝试。他们的译诗，是汉诗欧化的最早尝试。我们从这方面的翻译中，可以看到汉诗一步步走向欧化的过程，以及中国诗同外国诗之间的融合，从而形成汉诗新的特点。这种努力到“五四”之后，成为新诗发展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 传教士 音乐 译诗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项目批准号：06BZW045）、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项目（项目批准号：07FCZD010）、上海市重点学科项目（项目批准号：B104）资助，特此致谢。
原发期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26－33页
我们的文学史一直沿袭胡适的说法，把用白话作的新诗看作“五四”时期胡适等人试验的产物，这也是胡适自己一直所标榜的。但是我们如果不带偏见地重新观照近代的文学和翻译，就会发现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运用汉语翻译基督教诗歌上，已经做过大量运用白话翻译新诗的尝试，这些尝试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文学史的承认，它们被历史遮蔽了。从19世纪初开始，西方传教士重新恢复来华传教，他们运用汉语白话来翻译西方的诗歌，做了非常有益的尝试。今天探讨他们为什么做这样的尝试，这些尝试有什么意义，对后来的文学发展起过怎样的作用，应该还是必要的。我们今天重新梳理近代西方传教士的译诗，不仅可以发掘他们曾对汉诗做出的贡献，而且可以看到汉诗是怎样从古诗的韵律走向外国诗的韵律，走上欧化的道路。后来“五四”新文学中新诗走的这条路，最初也是如此。
在白话文学中，最难攻克的堡垒就是白话诗，胡适当初花了很大力气去写白话诗，他的诗被许多新诗人看作缠了脚又放的小脚女人，由此可见此事之难。此事到底难在何处？在我看来，因为诗是语言的皇冠，它集中表现了一种语言的特色，显示了一种语言的韵律。所以诗歌的形式突破往往比较困难，困难就在于要寻找到另外一种韵律。中国古代汉语是以单音节词为主的，古代诗歌的韵律就是以单音节词为主，所以中国古代的白话诗也以单音节词为主，古代的诗歌从整齐的五言、七言变成长短句的词、曲，都是借助于音乐才获得了某些变化。近代西方传教士的译诗，也是如此。
其实西方传教士最先运用汉语翻译西方诗歌时，也是运用浅近文言，因为当时白话诗歌很少，而且这时的白话诗歌不同于后来现代文学的白话诗歌，这时中国的白话诗在形式上和文言诗歌差别不大，主要是五字句和七字句，以单音词为主，如寒山、拾得的诗，或者如一些山歌。因此，最初的译诗走的也是古代汉诗单音词构成的路子，以七字句为主要特点，而且讲平仄，有押韵。我们试看这时的译诗：
神主恤怜实堪奇 尘世罪人那得知
若非反心思索理 怎识公义怜恤施
耶稣降世本甘心 肯受天怒救世人
代求神代人为保 悔罪之人可近神
罪恶污秽已浑身 全赖耶稣救拔能
由罪恶中施普救 恶行感化人善新
救世主恩怎可忘 坚持善义效主方
修心养性存仁义 报主鸿恩在上苍
每日清晨仰望天 祷主神风助我年
令吾热心常事主 并爱弟兄尊信贤① 《续纂省身神诗》第一首，新加坡英华书院嘉道年间出版。
行善修持品最高 随时检点用心劳
恶人道路休趋向 敬畏圣神莫侮污
默想主神真律诫 免教魔鬼诱泥涂
从兹灵种栽河畔 结实枝荣永不枯
为恶之人念弗良 譬风吹簸稻糠扬
罔知敬畏存修者 惟恋邪酗自损伤
安得超生长福地 终宜坠入杳冥场
主神在上常临格 报应分明万古扬② 《养心神诗》第一首，无出版年月，据版式看，应为嘉道年间南洋出版。
但是这样的翻译也有一个问题，对于西方传教士来说，这样翻译的歌词符合古代汉诗的特点，符合当时中国歌谣的特点，容易为中国信徒接受，但是未必符合基督教赞美诗歌词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它未必合乎基督教赞美诗的音乐。我们今天已经不太注意，诗歌尤其是歌词，从它的起源来说，是要合乎音乐的，合乎音乐，才能具有音乐美；歌词如果不能合乎音乐，往往就会碰到难以歌唱的问题。中国古代的白话诗歌如曲词中的衬字，是口语白话，它能否在曲词中存在，取决于它是否合乎当时的曲词音乐。对于西方传教士来说，汉字是单音节的，而赞美诗的曲调是早已确定了的，它当初是为多音节的外语歌词配的乐曲，单音节的汉语，尤其是按照古代汉诗标准的七字句，往往难以合乎赞美诗乐曲的需要。瞿秋白翻译《国际歌》，用中文的“国际”不能合乎音乐，他最后用了音译“英特纳雄耐尔”，才能做到完全合乎音乐，这一翻译一直沿用至今，就是一个例子。因此西方传教士在重新翻译赞美诗的时候，往往会抛弃原来模仿文言诗的做法，让译诗口语化，用超过七字句的白话来表达赞美诗，使其合乎赞美诗的音乐。
所以在前面引用的两本赞美诗译本中，都已经出现了由两个中文汉字的双音词为主组成句子的译诗，也就是八字句，虽然它只比七字句的译诗多一字，但是它的白话色彩大大加强：
第三十七首诗
救主耶稣神人备全 赏善罚恶公道明宣
天心本自好生大德 恶能迁善神怒亦转
基督至尊神天爱子 恩惠慈怜兼乎一体
天地之权升降由汝 福贵寿荣厥恩白施
天怒可惧天恩可喜 重人笑辱轻视天主
贪恋世乐慢违正道 地狱永居非神义子
万民视汝为师为主 专心归向永福不已
愚者事亲过于事主 魔鬼诱之远离福地
第二十七诗
万万民人在普天下 以欢喜之声颂神主
乐服事事其美布告 进来其前及快乐举
尔当知以至实为神 是其造我而非我自
我等其群首其养我 而以为其羊取我至
夫以颂言来进其门 以愉乐之心迳其堂
常远颂赞其之圣名 盖成如此乃应当扬
因何耶我主神怀恩 其慈悲永远而在焉
其真实常常立坚守 并将于世世得熙恬
这时的双音词构成还会有一些例外，如“以欢喜之声颂神主”，它的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交叉排列，并不像后来的译诗那么整齐。译诗之中文言的色彩还较浓，而文言总是以单音词为主的。
古代也曾经出现过以偶字句构成的诗篇，如《诗经》中大量出现的四字句和六朝时也曾出现的六字句诗篇，但是它们后来都没有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在这些诗歌的构成中，虽然句子是偶字句，其中也有双音节构成的词，但是单音节构成的词在其中往往占据重要地位。而西方传教士这时译诗所用的偶字句，则绝大多数是由双音词构成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译诗也越来越通俗。
随着西方传教士传教活动的深入，用白话传教的越来越多，白话的书面文本也越来越多，用白话翻译赞美诗的文本也大量出现，而白话赞美诗也更合乎赞美诗的音乐曲调。中国古代的白话诗基本上是以七字句为主，较少运用双音词，完全由双音词构成的诗更是几乎没有。而西方传教士这时用几乎全部由双音词组成的句子翻译赞美诗，实际上为汉语白话诗的写作开拓了一条新路。
万群圣徒一起聚会，尽心尽力同唱高声；
颂扬感谢公义恩惠，荣华权势归于主名。
早起看见轻霜薄雪，没到日中已经消灭。
花开满树眼前富贵，一阵风来忽然吹卸。
仰望天堂一心向上，走过两边绊人罗网，
天使欢喜等候接望，大众赞美弹琴高唱。①狄就烈：《圣诗谱序》，1873年潍县刻印。
我在这里特别强调汉语的双音词取代单音词，是因为中国的文言是以单音词为主，而现代汉语的白话则是以双音词为主，双音词取代单音词是白话取代文言的一个重要标志。尽管后来的现代汉语诗歌，往往大多是双音词和单音词的共同组合，完全由双音词组合的诗歌也不免有形式呆板的毛病，如上引这首诗歌，但是这首赞美诗完全脱离了中国传统文言诗歌的色彩，是一首完全白话形式的诗歌，而且是现代白话形式的诗歌。它讲押韵但是不讲平仄，这也是现代汉语白话诗的特点，如果把《水浒传》中的白话诗“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与之比较一下，我们不难发现，这首赞美诗是更加白话、更加口语化，也更加类似于现代汉语的诗作，它甚至超过了胡适《尝试集》中创作的白话诗。这样的白话诗，以我的孤陋寡闻，似乎还没有在以往的汉诗创作中出现过。而这样的双音词构成的赞美诗，在当时还有一批。例如：
第五十七首 论福音之筵席
上帝便办大大筵席 世间万国逐人着食
平安福气充满杯盘 恩典赎罪欢喜心肝
耶稣身躯替咱钉死 辟饼传授奥妙道理
宝血流出可救学生 葡萄红汁代代表明
教会众人相与食饼 传做一体大家相爱
兄弟姊妹饮杯坐筵 脚手头壳朗总相连
心内饥饿欣慕称义 功劳完全德行齐备
神魂嘴干爱得着救 倚靠救主永远享受
第五十八首 论赞美上帝
咱人来敬显赫上帝 父子圣神三位一体
恳求上帝降落恩典 帮助学生俱能相连
今求耶稣基督慈悲 天父爱痛赏赐福气
圣神站在咱人心内 教示大家来行仁爱①《养心神诗新编》，咸丰七年季春镌（1857年）。
这些诗句虽然只比中国常用的诗歌七字句多了一字，一句诗仍然是四个音步，而且不讲平仄，也不押韵，但是已经冲破了中国传统诗的束缚，显示出早期白话诗的色彩，尽管它们中也有一些书面词语，如“饮杯坐筵”；但是它的八字句、四音步带来的双音词感觉，其显示的口语性，是传统诗的七字句所无法比拟的，它们的出现，推动了汉诗向以双音词为音步的方向发展。其后也就出现了由双音词组合而成的十字句赞美诗：
第六首
一、
愿主同住日头快要落山，与我同住时候黄昏将晚
朋友离散废完万样好处，扶助孤独恩主与我同住
二、
今世可比潮水快要退尽，世间荣华喜乐如花凋零(www.xing528.com)
一切万物常见变换过去，永不更改的主与我同住② 赞美歌词，耶稣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光绪戊子岁。越城基督堂印，线装。
一、
主与我至时候已经傍晚与我同住即要黑夜昏暗
别人无助安慰亦全飞弃助无力者与我同住一起
二、
毕生日期二寸光阴渐歇世事无常虚假荣华就息
四方万物恒见变坏损过主无所变常要同住与我
三、
必须要主时时在我身边非你恩诱焉能克魔诱骗
谁人象你可依领行天路主与我住经历日光云雾
四、
勿怕仇敌靠你亲近祝福灾难无碍忧愁亦无痛哭
死亡何害阴府焉能胜我毕竟得胜赖主与我同住① 颂圣圣篇，耶稣降生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上海三牌楼礼拜堂印，线装排印。
从这些句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诗句中的双音词有时也与单音词组合在一起，只是句子的长短非常整齐，在这整齐的诗句背后，其实是诗句的散文化。随着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活动的全面铺开，对赞美诗的翻译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赞美诗的译本大量增加。大概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赞美诗的翻译越来越趋向自由。赞美诗的内容是一定的，任何译者都很难改变它，我这里指的主要是它的翻译形式。传教士的译诗出现了多种变化，它们不再像以前那么呆板，而是有了一定的灵活性：有文言与白话组合形成的十一字句，有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乃至多音节词的组合，有句子字数长短不拘的自由体形式，等等。
第十七首 雅各高梯 十一字调
一、
雅各朝离父家行至夜方休 身倦寻地而睡取石作枕头
梦中忽得异像见高梯一张 梯脚贴近地处梯头在天上
耶稣在架立功我等当归荣 起此张高梯系望人共升
急趋前急趋前必蒙他赐赏 定有荣光冠冕俾你戴头上
二、
真好睇之异象有无数天使 不歇上落此梯心内极欢愉
至慈慈耶和华正立在梯顶 无异在郇圣山将天使欢迎
三、
此梯虽系极高工作甚坚固 造了几千年耐全无废烂到
又无的多阻碍人人皆可升 好多天使扶持自梯脚至顶
四、
此梯譬喻何人系帝子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流出血甚宝
尽赎我等罪幸托举能升上 升后就侄天堂永远同歌唱② 启蒙诗歌，同治二年，羊城惠师礼堂镌。
第二十八首
其二
一、
请来大众圣徒，都该高兴快乐
请来请快快到伯利恒来
天使的皇帝 特地降生为人
请来好大家敬拜
请来好大家拜这位主基督③ 赞美歌词，耶稣降生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光绪戊子岁。越城基督堂印。
在这些诗篇中，有些诗句还带有文言色彩，但就形式而论，中国传统文言诗的格律形式都被完全打破了。在第一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方言词语，在第二首中我们可以看到口语的流畅运用所带来的“大白话”效果。而所有这些翻译，其实不仅同赞美诗的内容，更是同赞美诗的音乐曲调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不讲平仄，不讲押韵。除了上引第二十八首是基本显示了外文原诗的风格外，其他所引各诗，对中国诗来说已经是很欧化了，但是对于外语原诗来说，它们的中文译诗，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和歌唱，已经是很中国化了。然而，这些翻译是否合乎赞美诗的曲调，则显然还是有问题的。
如
果不需要考虑合乎曲调，只强调忠实于原文的意思，对诗歌的翻译就要更加自由。我们试看西方传教士在19世纪70年代用白话对《圣经》诗篇的翻译：
耶和华我主，
你的美名传扬全地，
你的荣耀显现在天。
因有抗逆你的，
你使方生的婴儿和吃乳的幼孩也极力赞美，
使敌人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我观你手所造的天，看你所陈定的星月。
世人算什么，你竟垂念他；
人子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又加于他尊贵荣耀。
将你所创造的都归他治理，
使万物都伏在他足下。
耶和华我主，
你的美名传扬全地。
这首译诗韵脚全无，不符合中国古代韵文的最基本规则。古代传统诗的平仄音调，在这里完全看不到了。一个音步包含的音节，有一字、两字、三字、四字，完全不考虑中文的节奏。中国传统诗的格律，四句或八句形成的近体诗结构，或者是古风式的结构，在这里完全看不到踪迹了。这是不讲作诗规则的自由体诗，如果不分行，它就是一段散文。它的欧化色彩比起合乎音乐的赞美诗，显然更为浓厚。
这是比较自由的汉语自由体诗，因为无需考虑合乎音乐，只要准确译出原文意思即可，所以译者可以不去考虑汉语诗歌的形式，无论是格律还是音韵，结果反倒是显出一种打破束缚的自由体诗。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自由体诗、真正的自由体，完全不讲汉诗的规矩。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最早的汉语自由体诗其实是从外语获得的灵感，它是在外语的韵律中找到了突破口。这也是翻译须忠实原文的要求造成的。这种欧化的汉诗也是以前中国的诗歌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需要指出的是，假如不是翻译《圣经》的需要，恐怕也无人敢这样毫无顾忌地创作中国诗，它距离中国原有诗歌的传统太遥远，必须有所凭借才敢问世。
到19世纪80年代，有的西方传教士采用更加欧化的诗歌形式来翻译赞美诗，这也许是更加合乎赞美诗的音乐。我们试看下列作品：
《赞美圣诗》
我眼睛已经看见主的荣耀降在世，是大卫子孙来到败了撒但魔王势。
应古时间圣先知预言将要来的事，圣徒高兴进步。
诸异邦在黑暗如同帕子蒙着脸，远远的领略到了一个伯利恒客店。
忽见有吉祥兆头东方明耀耀的显，圣徒高兴进步。
在加利利的海边困苦百姓见大光，天父救世的恩典传到犹太国四方。
瞎眼的看耳聋的听死去的再还阳，圣徒高兴进步。（下略）①文璧：《赞美圣诗》，《小孩月报》1980年第3号。
如果不去考虑这首诗的基督教内容，仅仅从诗歌的形式着眼，这首诗又回到了诗歌的格律，它是押韵的，句子是整齐的，普遍由长达十三、十四字的长句组成，每句几乎都表达了外语从句的内容和形式，单音节和多音节相组合，一句诗普遍是六个音步，长长的节奏显示的都是欧化的中文诗歌，完全是受到了外文的影响。这是西方传教士的重要尝试，因为这样的译诗与中国传统的诗歌几乎已经没有关系，它不是由中国传统诗歌传承下来的诗歌发展，而完全是在外国诗影响之下的产物。中国作家这样的诗歌创作，要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问世，而且他们与西方传教士一样，都是在外文诗歌的直接影响下创作的，甚至走得还没有这首译诗那么远。
西方传教士的译诗，是汉诗欧化的最早尝试，我们从上面的翻译中，可以看到汉诗一步步走向欧化的经过，以及中国诗同外国诗之间的融合，从而形成汉诗新的特点。这种努力到“五四”之后，逐渐成为新诗发展的重要方向，几乎成为新文学中新诗发展的主流。
如何评价西方传教士的译诗？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棘手的问题。以往的文学史界认为：西方传教士不是中国人，他们用中文翻译的作品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对他们的翻译一直视而不见。但是，既然西方传教士是用中文翻译的诗，又是供中国人阅读歌唱的，它当然会对中国人产生影响，而中国后来的诗歌发展，也是顺着西方传教士尝试走过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我们怎么能够不注意他们的译诗，寻找它们的影响轨迹，研究它们的存在意义？然而，真要证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诗人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则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迄今能够肯定的是：在“五四”一代的新文学家中，童年、少年时期就曾经阅读过西方传教士中文作品的，能够确定的只有林语堂一人。胡适曾经在《逼上梁山》中提到，他是从阅读基督教会的宣传品中获得“提倡白话文”的灵感；但是胡适并没有具体提到西方传教士的白话译诗对他创作白话诗的影响。就连出身于基督教牧师家庭的林语堂，也从来不提西方传教士的中文作品曾经对他起过的影响，对他提倡白话文和提倡欧化的促动。但是，我们也找不到证据证明这些新文学家一定没有看过西方传教士的译诗，没有受到过这些译诗影响的证据，这就是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困难之处。但是，正因为新文学家也接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也是用外国语言文学的资源来改造中国文学，所以他们创作时所用欧化白话与西方传教士的做法可谓是殊途同归。
需要指出的是，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中国文化的发展明明接受了外来影响，而接受影响者却从来不提这种情况。如佛教是外来的，宋代理学大师明明都接受了佛教的影响，创立了理学体系，但是他们如二程也好，朱熹也好，都不提自己建立理学体系是受到了佛教体系的启发。中国哲学理学史研究者，一般还是把他们体系的建立，看作佛教体系影响的结果。西方传教士的中文白话作品，是近代早期已经出现的欧化白话文作品，是最早的现代汉语形态的文学作品，文本俱在，这是铁的历史事实。它们出现在“五四”新文学之前半个多世纪，在民众之中广泛传播，它们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用外语改造汉语、用西方文学改造中国文学的白话作品，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化、现代化的最初尝试。即使我们无法具体证明它们到底影响了多少“五四”一代的新文学作家，但这些文学作品存在于“五四”新文学之先，从历史的发展来说，西方传教士欧化白话文的翻译和创作，开辟了新的中国文学道路，而“五四”新文学只是沿着他们所开辟的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这些近代欧化白话文作品也影响了许多读者，而这些读者也就是后来中国社会接受新文学的社会土壤，这些大概都是可以肯定的。仅仅凭借这一点，也许就足以让我们看到西方传教士提倡的欧化白话文的意义所在，并重新审视它们，给予它们公正的历史评价。
［责任编辑 罗剑波］
The Rise of New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ssionaries’Translation
YUAN J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Modern Western Christian missionaries who came to China，using Chinese to translate Christian poetry，had done a lot of efforts to use the vernacular in poetic translation．Their translations were the earliest attempts of the Europeanization of Chinese poetry．With these translations，we can see how Chinese poetry Europeanized step by step，and how foreign poetry and Chinese poetry integrated with each other，both of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new features in Chinese Poetry．Consequently，these features had become important directions of developing literature poetry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Key words：missionaries；music；poetry translation
袁进，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0 12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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