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女性的家庭与职业选择之困

“双面胶”与“双面焦”：80后女性家庭与职业选择困境的质性研究

文／武晓伟^[1]

评／熊秉纯

[摘要]本文从四个典型个案入手，剖析了中国80后女性在处理家庭生活和选择职业时出现的各种困惑，遇到的各种问题，甚至是矛盾和冲突。以此来探讨传统文化、市场经济、家庭观念和社会发展对80后女性群体的影响，特别是当女性处于家庭和工作的拉锯战时，80后女性的态度和行为。

［关键词］80后　女性　家庭　职业　性别分工　市场经济

一、研究缘起

文中“点”

（一）个人旨趣引发的思考

80后是很特殊的一代。这个词组最初由少年作家恭小兵提出，本是现代文坛对1980—1989年出生的年轻作家的统一称呼，后被各个领域借用，其包含的实质意义远远超过80后文学的简单字面含义，它指代整个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80后历经了现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是亲眼见证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日渐发展崛起并与之一同成长起来的一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国家提出“鼓励只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致使相当一部分80年后出生的孩子成为独生子女，在他们出生、长大的小环境里只剩“独享”而没有“分享”；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踏上了“市场经济”的快轨，不可逆转地高速前进，可以说，在物质上80后经历了中国社会和个体家庭迅速脱贫并走向富有的全过程；1999年是中国高考扩招元年，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80后是最大获益群体，几乎同时，2000年教育部停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派遣报到证》和《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派遣报到证》，启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科就业报到证》和《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证》^[2]，“不包分配、竞争上岗、择优录用”的新机制全面出台，走进象牙塔时的兴奋很快被四年后“找工作难”的现实打碎。

80后的女性有着不同于以往代际女性群体的独特性。首先，她们是独立的。80后女性是在中国国门打开后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女性群体，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客观上激励了每个家庭把女孩也送进了学校，让她们和男孩一样有了独立的人格和升学机会。然而，正像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一样，我们也很难自由地选择传统文化，任何时代的女性观总是无法逃离历史（魏国英，1995）。80后女性虽然生活在一个相对独立和自由的年代里，但中国千百年来“男尊女卑”的文化却以各种形式无声无息地影响着男女的社会生活，接受了多年正规教育的80后女性希望走出家门，走进职场，但现实却让她们不得不在“家庭”与“工作”的拉锯战中几经沉浮，无疾而终。她们无法抱怨，也没有人理解和同情，中国世代以来的女子统统“无才便是德”，现代社会给予了女性读书的机会，但并不意味着她们可以置家庭而不顾。这些年轻的女性就像一株株植物，身体拼命想要向上伸展去看看天空，脚下却被土地牢牢牵绊；其次，她们是无力的。对于一部分“三十而立”的80后，他们已经成为建设中国现代社会的主要劳动力群体，女性也毫不例外。和男性一样，当“绩效”、“效率”、“数字化”不断充斥整个劳动力市场时，她们的付出被无情的“货币”所购买，而女性天然地渴望“被尊重”、“存在感”、“安全感”和“荣誉感”等情结在这里得不到满足，她们比男性更加努力，却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无休无止，让她们身心疲惫。

（二）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西方学者对中国妇女的关注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西方学者的研究逐渐从宏观转向中观与微观，开始深入探讨诸如劳工、父权家庭、教育等问题，并试图还原女性作为历史主人的地位与作用，如曼素恩(Susan Mann)《珍贵的记录漫长的18世纪中的中国妇女》；到90年代，西方学者又一次转向，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性别及两性关系的形成、发展与变化，特别是性、婚姻等角度，试图把中国妇女置于社会的大历史背景下来考察，以探究社会历史变迁与中国妇女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如罗丽莎（Lisa Rofel）《现代意向与“他者”现代性》。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脚步和妇女问题的大量涌现，一大批中国学者和妇女实际工作者开始了妇女学研究的拓荒工作，经过20多年的发展，各种学术观点纷呈，研究领域和问题也更加丰富。

在这些研究中，着重评析熊秉纯博士的著作《客厅即工厂》。在熊著作中她主要探讨了双重弱势的女性工人如何能承受“生命之重”。台湾现代工厂生产体制把母亲、妻子和媳妇的已婚妇女，以工人、无酬的家属劳动者或临时工的身份纳入到大生产的体系，成为这个体制中的重要劳动力。她们之所以能够坚韧地生存或乐此不疲，是因为她们重视的是“家庭本位”，而非市场经济中不断强调的“原子化”个体，即将经济行为嵌于家庭本位中，并以此来维护家庭的存在和生活的完整。

熊的研究给予研究者很大的启发，本文将以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为“经线”，中国传统性别文化为“纬线”，试图探讨如下问题：①是什么原因导致80后女性面临家庭与职业选择的困境？②面对矛盾和困惑，80后女性的态度如何，会做出怎样的回应？③这些态度和行为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在起作用？

1.从全文资料的引用上，作者并没有标明资料来源，根据行文，作者好像只是引用了四个当事人的访谈翻录，田野笔记和日记的资料并没有囊括在内。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四个典型个案，通过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收集数据。访谈从类型上来说分为两种：正式的结构性（或半结构性）访谈和非正式的无结构访谈。前者主要在研究的中后期使用，后者主要是在研究的前期使用。在非正式的访谈中研究者一般从情境中的某件事情，或某个场景遇到的问题入手，引发访谈。正式的结构性访谈中研究者预先拟定详细的访谈提纲，访谈时间约为1～1.5个小时。其中，人名与地名以其首字的大写字母替代。个案Y与G采取面对面访谈（其中与Y的访谈发生在2012年10月初，历时1小时；G的一次访谈发生在2012年11月初，历时1小时，二次访谈发生在12月中旬，历时2.5个小时）；个案S与C借助电话和网络视频访谈完成（其中S通过电话进行，发生在2012年11月底，历时1小时；C通过网络视频方式，发生在2012年12月底，历时2小时），并且S提供了5份日记，作为实物分析资料。

参与式观察的方法使用于个案Y和个案C。对个案Y的观察始于2004年9月—2005年9月，历时1年。在这期间研究者因与Y生活的一起，故采取跟踪式观察的方式，详细纪录了Y这一年的活动。对个案C的观察始于2007年10月—2008年1月，历时3个月，研究者的观察主要集中在C的日常工作上，观察范围主要在办公室及C所参与的社交场所。

总之，质性研究本是一个过程（邓津、林肯，2007：

2.作者既然做了田野观察，又有五份当事人的日记，如果能把田野观察细致的洞见包括进来，应该可以有更丰富和深刻的呈现个人与周遭人、事、物的互动，而个人的日记也应该可以更精准地捕捉或铺陈当事人的内心世界。

22）。其研究中的“资料”几乎可以包括研究进程中所有听到、看到或通过其他途径传达的东西，因此，研究方法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问题。

三、个案分析

1.想要做支“双面胶”

Y出生于J省某村，1982年生。父亲常年外出打工，母亲在家务农。由于农村“重男轻女”观念影响，其母在生下4个女儿后无奈生了第五个儿子。Y是家中长女。从Y记事起，父亲便很少回家，家中生养负担都在母亲一人肩上。Y不仅供养自己读书还帮助母亲供养四个弟妹。2009年结婚，丈夫也出生于J省农村，家有一弟。Y童年成长的经验及对“家”和“责任”的理解，让她在自己的婚姻和职业选择上想做一支“双面胶”。

“我和他谈恋爱时，他的家人很反对。主要是他们觉得我家太穷了，家里孩子又多，那时他很坚定，不顾家人的反对一定要和我在一起，我心里特别感激他，并发誓要好好努力。大学毕业后我考上了N大的研究生，而他当时报考F大没考上，他想再考一次。其实，我当时很想他能够去工作，如果他工作了，就能减缓一下我的压力。但他执意要再试一次，他家人也同意。为了方便他读书，我研二时就在外租房住，这对我来说是一笔特别大的开支，我还有四个弟弟妹妹都在上学。那时拼命帮导师做项目，带家教，只要一切能赚钱的机会我都不会放过。第二年他还是落榜，他家人有点急了，他是老大，还有个弟弟在上大学，他也不能总让家里养着，但他很固执，还想再考，我没办法，又苦挨了一年。第三年他仍旧没考上，我已经要升入研三了。本来他打算要放弃，但整日无精打采，什么也不想做，这让我很恼火，而且那个时候他脾气特别不好，总是我忍让着他，我想可能是因为考试所带来的情绪上的失落，随着工作后应该会慢慢好起来，我就劝他去找工作，但几次找工作又遇到打击，他的状态就越来越差了。当时我经常带他到N大社会学系去听课，后来我认识了一个老师，求他帮忙推荐我男朋友，他说只能在他专业范围内想办法。我无奈就问我男友愿不愿意换专业。我心里明白他不想换，也不甘心，但现实摆在面前，他也不得不低头。第四年，他终于经过调剂考上了G大人类学研究生。我根本不想他到那个学校，地方远不说学校和专业都不好，三年后就业还是个问题。但他却很高兴，家里人也觉得出了个研究生很体面。2007年我毕业，他去读研。”

这是Y与丈夫在恋爱时的一段经历。可以看出，Y的家庭出身对她选择恋爱对象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列宁曾说“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吴德辉，1984）在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主张通过男性，即丈夫和儿子地位和价值来衡量与体现女性，即妻子与母亲的作用和功能。由于Y母亲接连四胎没能生育儿子，造成了作为“老大”的Y在自己的恋爱上也“低人一等”，并导致Y与男友在恋爱关系建立之初的不平等。Y在求学期间承载着学业、工作和家庭供养的诸多负担，即便如此，她也没有向男友及家庭寻求帮助，而是通过自己的不懈坚持维护着作为女性的自尊。

“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会率先变心。有一天，他的一个师妹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经常骚扰她，并说自己实在是没办法才打电话求助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时我都震惊了！我去了一趟G大，他说他是一时冲动，并说他心里还是深深地爱着我。我的心又软了。就这样，挣扎了好久，我决定再给他一个机会。”

对于男友的背叛，Y选择了退让，尽管她内心对男友的行为充满了愤怒，但考虑到自己多年来辛苦经营的感情和从男友及其家人那里赢得尊重与信任，Y选择了原谅。此后，Y更加努力地学习、工作并一步一步从社会的最底层向上艰难迈进。

“我早就料到只凭借他的学历和成绩找工作简直是天方夜谭，他父母让他回老家，说那里有亲戚给他找一份职业院校当老师的工作，但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去。他家就开始给他施压，逼他跟我分手，要么就把我一起带回老家发展。那个时候我已经在上海H大读博士了。所以，我托人费了很大的劲在H大给他找了一份行政人员的工作。我读博的三年发表了不少文章，导师很看重我，帮我推荐到X大学做老师。我很想去X大，第一我喜欢当老师的这份工作；第二离我家也近，我可以帮母亲照顾弟妹，第三它也是我的母校。但遗憾的是X大不能解决他的工作，我辗转了很久决定放弃。当我离开X大返回上海时在火车上我哭了一路。我觉得自己太辛苦了！为了他，为了家，我连自己想做的事都做不了。后来W市教育局答应接收我，并以‘买一搭一’的方式解决了他的工作，还给我们周转房住。我跟他商议后，他觉得还不错，我们就一起去了W市。09年我们结婚。结婚那天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高兴不起来，可能两个人都在一起这么多年了，结婚是自然而然的事，所以并没有太多的欢喜成分。”

在选择职业时，Y与丈夫的关系使得她不得不出让自己的喜好。因为中意的工作无法解决男友的就业，而正当Y痛苦抉择时，男友及其家人却毫不顾及Y的感受执意选择一个Y并不喜欢的城市和工作。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从夫家”的封建思想仍很盛行，家庭的核心支配权在男性（包括男性家长）一方。从Y与丈夫所建立的小家庭来看，Y无疑对家庭经济收入、家庭的社会地位、家庭对外面貌的贡献远远超于丈夫，但家庭的实质领导权却在丈夫，甚至是丈夫背后的夫家大家庭。Y娘家的贫弱是Y在夫家一直抬不起头来的原因，而Y长久以来无法摆脱的对自我在家庭中的“从属定位”也是致使她一次次退让的重要原因。

“在W市我一直不开心。可能是我自己出身贫寒，也没有什么人际关系网络在当地，所以工作起来非常吃力，而我自己本身心里还惦记着做学问，跟同事们谈不到一起。那两年我真的很痛苦。这时还发生了一件事让我最终做了选择。我怀孕了，并生了个女儿。我公婆非常重男轻女，到产房里一看我生的是女儿，连话都没跟我说就走了，一个月都不出现，我跟他母亲大吵了一通。这也让我终于决定辞职，离开W市。因为当时W市教育局接收我的时候就是‘买一送一’的方式，所以随着我辞职，我爱人的工作也自然没有了，房子也收回了，他家人这才着了急，跟我道歉。”

“后来我申请了北京Z大的博后，并跟他说明我的情况，他们刚好在宁波有个基地，我就被派驻在那里了，每个月给我固定6 000元生活补助，而且帮我爱人也推荐了工作。”

“以前上学时，很多同学都觉得我是个很有‘野心’的女生，说我总在不停地向上爬。其实，我根本不是个有‘野心’的女人，前段时间看了一部电视剧叫《双面胶》，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想做一支‘双面胶’，家庭、工作两面都最好能贴住，能粘得牢牢的。”

Y在做每一次职业发展规划时，都不是为自己单独制定，而一定是考虑到丈夫、孩子、丈夫的家庭和自己的家庭，并其排序为——①丈夫；②夫家；③自家；④自我；⑤女儿。随着女儿的长大，她的位次很有可能会再次提前。也就是说，在“家庭”与“职业”的较量中，哪怕是已做博士后的高级知识分子Y，表面上看是不断自我向上流动的态势，但实质上却终究无法逃离屈从家庭的命运。

2.“感情总是善良，残忍的是人会成长”

S生于G省某市一个高干家庭，1983年生。父母均为知识分子，良好的家庭背景和独生子女的优越感一直伴随S的成长。23岁从H医科大毕业后，经父安排在G省某大学附属医院儿科担任医师。丈夫年长S很多，家业丰厚。2010年S产下一子，远在外国定居的公婆希望S能够退出职场，可S却一直想继续进修，并希望在事业上有所发展。

“我爱人年纪比我大很多，在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觉得我不像其他女孩子那么有心机。我本身家境就很好，根本不在乎他的钱，我想这是他喜欢我的原因吧，他总把我当成小孩子，这种感觉也不错。”

S有着较好的家庭背景和稳定的经济收入，因此，在选择配偶和组建家庭时，经济因素考虑得并不是太多，尽管丈夫年长S很多，年龄的差距容易形成S对丈夫在情感上的依赖，但在处理家庭及公共事务上S本能地希望和丈夫有平等的话语权。

“医生的工作很忙，我在住院处要值夜班，有时候一晚上遇见一两个急诊就别想睡觉了，而且小孩子的病不能耽误，一天一个样，儿科医生最辛苦。我晚上值夜班后第二天回到家累得连话都不想说，更加不要说做家务了。幸好家里有阿姨（保姆）做饭打扫卫生，实在不想在家吃了就出去吃，周围的饭店都被我们吃遍了。”

中国目前核心家庭的增多使职业女性不得不成为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但由于S家经济收入的丰盈，使得S可以通过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方式，即聘请家政服务人员，减少料理家务所需要的时间和劳动量，把精力放在自己的职业发展上。

“当初来这里也是凭借我父母的关系，我是一个本科生，现在我们医院进来的都是研究生、博士生，还有很多‘海归’，我的压力很大，而且不少人知道我的底细，虽然他们嘴上不说，但心里都会有想法。其实，我很想在专业上有所发展，凭我自己的本事吃饭。我来医院也有几年了，等今年升了‘主治’我就去读书，考个在职研究生，以后就会有发展。”

对于工作，S有着较高的期望值。在中国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凭借单个的智力资本竞争并获取胜利的人已不占多数，以整体家庭为单位的无形的社会人际网络成为当前年轻人求职不可缺少的资源。S进入职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她的家庭，这也是S及周围同事心知肚明的事实。S并不满足于目前的工作状态，她更希望能靠自己的“实力”在职场中取得成功，并相信这种在工作上所获得的成就感也会带进她的家庭，让比自己年长很多的丈夫刮目。在处理家庭与职业的关系中，S由于没有经济上的实质压力，因此，在自身角色定位上更容易偏向工作，特别是通过正当的劳动所获得的成就感。

“我生了儿子后，我家婆（婆婆）和家公（公公）几次让我辞职在家里带孩子，不要上这么辛苦的班。的确，在有了孩子之后，真是顾不过来，因孩子而耽搁工作次数很多，领导偶尔照顾一下，如果经常缺班、换班，同事和领导就会有意见。”

虽然S的家务劳动被保姆或家政服务员承担，但由于家庭对独生子女的期望值增高，而教养的负担母亲是不可推卸的。因此，在有了孩子之后，S的生活重心不得不发生转移，生理差异造成女性人力资本在职场的贬值。生育，是女性无薪劳动的很重要一个部分，由于女性生育的“私人性”、“非常商品性”和“自然性”，生产生命的劳动和与之相联系的哺育生命、照料生命的劳动便被排斥在公共劳动之外，当这些劳动不能表现为有偿劳动时，女性在职场中的低地位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孩子这么小，我要读书，还要工作，真的就是有心无力了。我家人还希望我多生几个，我不是不爱孩子，是不想被孩子拖住了，再生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出去工作了，所以我坚决不会生。从始到終,所幸的是我爱人很开明，并没有让我退出职场，也没有给过我压力，可我明白他的期盼，我甚至都能理解公婆，他们的感情都是善意的，残酷的是成长，我也需要成长，而且想独立自信地成长。”

在S不断地争取和纠结的过程中，丈夫一直处于一个相对沉默的状态。当问及S的丈夫如何看待S这一行为时，他如下回答：

“坦白地说，我对她（S）在事业上成功与否根本没有任何期待。因为我个人的收入养家、养孩子根本不成问题。我不会勉强她，她高兴做就做，不想做回到家里我也没问题。”

通过丈夫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把S看做和他处于平等位置的家庭生产者，而实际上S的收入根本无法跟丈夫相比，但正是因为以“家庭”为单位的S和丈夫已经摆脱了温饱阶段，实现了富裕，因此，丈夫对于S工作这件事的态度就开明了很多。

3.作者引用了当事人先生关于当事人工作与否的意见得到印证。从已有的研究我们知道，已婚妇女是不是留在职场、怎么安排家务劳动、照顾孩子、嘘寒问暖父母或公婆，跟先生的态度以及是不是实际分担家务劳动很有关系。

3.“如果不能全给我，就全都别给我”

G生于H省某市，1981年生，独生子女，父为中学教师，母为私企会计。G大学毕业后先后在H省几个市从事过短期工，2010年转辗到B市并报名学习瑜伽，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不仅考取了瑜伽教练证书，还在当地一区开办了自己的瑜伽馆，正式落户该地。G对感情和家庭的态度很淡然，至今未婚。

“我在大学时谈过一次恋爱，可能是那次后就改变了我对爱情的看法。那时我还小，我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他女人知道了，带着孩子找到我们要自杀。那时我还很年轻，被吓坏了，赶紧让他带着老婆走了。后来他一直求我，并答应我跟他老婆离婚娶我。有段日子我们真的过得很快乐，但我内心还是没有安全感。果然，不久又出事了，他老婆这次叫了家里的人‘追杀’过来，又是一场天翻地覆的战争。我真的再没力气，不愿意再这样下去。我就把他给我买的一切都扔了，一个人来到B市。这时我才发现，这么多年，我除了一身的伤痕居然什么都没有。”

“当初是为了疗伤，才学的瑜伽。但渐渐地，我发现我真的喜欢上这个了。再后来考了瑜伽证，又认识了很多和我一样的朋友，他们鼓励我重新开始，我跟爸妈借了钱在当地买了房子，把它装修成一个私家生活馆，我还聘了好几个教练，现在有了属于我的事业，我觉得挺好。”

G对事业强烈的追求来自于感情的挫败。当今中国社会有很多事业成功的女性背后有着心酸的情感经历。女性想要追求职业的成功，必定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并需要克服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弱势地位；而且，基于对“成功人士”的评价，男女两性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化了的标准。男性关注他在公共领域中的成就，女性既要有公共领域的良好表现，也要在家庭生活中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对于后者的要求更甚。G在感情上一连遭受打击，并让她心灰意冷，进而把全部精力放在经营自己所喜爱的事业上。G深深明白女性得以在社会上立足，最重要的不是依附于某个男人，而是有自己完全独立的社会地位，而这种独立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经济的独立。(www.xing528.com)

“很多男人对我的职业不理解，包括他们的家庭，觉得我现在做的好像不是件‘正经事’，是吃‘青春饭’的，没有保障，他们是因为不懂，才有偏见。我看到过有很多年纪很大的人都在做瑜伽、教瑜伽，况且我现在有了自己的瑜伽馆，将来即便我不做教练了，我也有自己经营的事业。也有一些男人一听说我自己做老板，就怕了，没自信，以为做老板的女人都是‘女强人’，觉得驾驭不了我，后来慢慢也都散了。现在陪伴我的，值得我信赖的就是我目前的事业。我从没打算放弃，还希望能继续扩大规模，我已经做出经验来了，等资金到位后我就想再开分店。我不会因为男人而放弃我热爱的工作。”

一次感情的失败让G转而投入了追求职业的成功，这也是很多“成功女性”不陌生的片段，当被冠以“女强人”这个概念，也就意味着除了“聪明”、“能干”之外，“刚愎”、“强悍”这类看似中性词，但从社会性别理论分析的框架出发，就成为了贬义词，体现了“强人”而非“女人”的特点（陈向明，2000：282）。根据社会择偶的“阶梯理论”，即男性在选择配偶时，通常会在年龄、教育和职业成功方面比妻子更优越。^[3]G不断追求职业成功的过程也是不自觉地，甚至是“被剩”的过程。

“人说‘三十而立’，我今年已经三十出头了，若说不孤单是假话，我是最早一批在‘世纪佳缘’网站上报名交友的女人，我当时在那相亲交友的时候根本没有‘非诚勿扰’。但对婚姻我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紧张了，对待感情，我觉得如果不能全给我，就全都别给我。有更好，没有就安静自己度日。”

作为80后年轻的女性，职业并不是全部，在G的心底仍旧渴望一份属于自己的感情，但随着年纪的不断增高和职业发展的顺利局面，在择偶问题上必定困难重重。

4.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双面焦”生活

C生于G省某市，1984年生，独生女，父母均在事业单位工作。C毕业于H大学音乐系，原在G省一所私立大学做学生工作老师，现已结婚生子，丈夫在一家私营企业工作，收入中等。事业与家庭做选择，C选择退回到家庭，现为全职主妇。

“我高考成绩一般，考了艺术类，学唱歌，毕业后找工作特别难，面试了很多单位都不行，用人单位要么嫌我没专业，要么嫌我是女生，后来费了好大力才找到现在的工作。”

G市这座中国一线城市向来以“快速”、“高效”著称，衡量劳动力有效与否的第一要义就是人力资本的产出要大于投入。这对于女性劳动力是非常不利的，很多用人单位把女性看作“安于现状”、“成就取向低”的群体，尤其对于年轻女性，工作不久马上就会面临结婚生子，给用人单位带来不便，而且，婚后女性流动性差，也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增值。对于家庭背景一般的C来说，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并非易事。

“结婚后，很快地婚姻跟工作就冲突了。学生工作非常繁琐，最烦的是每次领导宴请外面来的人都要我作陪，因为我歌唱得好，他们一去吃饭K歌就一定要我去，每次都会搞到夜里一两点，有的时候还会被一些讨厌的男人揩油（占便宜），我老公非常不喜欢我做这样的事。我很难过，不去吧，领导会说，去吧，老公又不开心。我觉得自己两面都做不好，‘双面焦’，家庭工作都协调不好，那段时间我自己精神状态特别差。”

职业女性除了要面临繁重的工作之外，职场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性骚扰”。“性骚扰”最初是由激进女权主义者麦迪农提出来并意指处于权力不平等关系下强加的讨厌的性要求，它包括言语和行为（易菲，2007）。C在工作中遇到的“揩油”事件是女性在职场被骚扰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一般说的性骚扰就是掌权的男性对无权的女性的统治，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有了对职场性骚扰的明确界定（如美国），但目前我国法律还未出现类似规定，因此，面对这种“无证据”的骚扰，女性是无法获得理解和申述的。当C的丈夫得知自己的妻子被骚扰，没有把责任归结为C单位的领导，反而跟C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并以此为由，让C退出职场。

“去年我生了孩子，家里人都很开心，但工作和家庭不能两全，最终，我选择退回到家庭。现在我是个全职主妇了，天天都在家照顾孩子和老公，也并不轻松，比工作时更忙，每天有做不完的事，但我心里却总有莫名的失落感。”

迫于家庭的压力与在工作中遇到的困境，C最终选择了退回到家庭，暂时平息了“双面焦”似的生活。回到家庭中的C并没有因此而轻松，沉重的家务和失落感天天折磨着她，而且伴随着C的失业，家庭少了C的收入，而丈夫工资水平中等，加之孩子的到来，C和这个小家庭必将迎来更大的考验。

四、结论

（一）中国传统性别分工与文化导致女性重家庭、轻职业

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模式是伴随着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即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分离逐渐出现的。男性从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而女性则分工从事辅助性的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这种性别分工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状态中无疑是对女性进行人类自身再生产——生育活动的一种保护，是人类早期家庭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然而，这种分工客观上却使女性因失去社会角色从而失去了社会地位和权利，随之在家庭中也就渐渐成为男性的附属品。而且纵观中国的传统文化，男性被更多地赋予了承担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角色，女性则被看成“相夫教子”的典范，这是儒家文化伦理纲常用以规范女性的行为，女性就应该在家庭这个狭小的环境里，并从“相夫”和“教子”的成就中去获得自己的成就感，追求有限的情感满足和人生价值。与此相关的诸如“母以子贵”、“妻以夫荣”等。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到现代社会，但任何时代女性的观念必然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延续，因此，当代社会对男女成就的不同评价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传统性别分工和文化的影响，女性的成就无法或很少通过职业渠道来表征，也是很多女性，如C轻率地退出职场回归家庭的原因之一。

（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父权、夫权双重压力导致女性的生存困境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剧，人们越来越相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个显性外部性便是“个体化时代的来临”（陈文超，2012）。在个体化社会中，个体能动性的张力得到了扩展，但仍然难以逃脱既有社会结构的束缚。对于处在社会底层和中间层次的社会成员来说，他们将遭受到更多的束缚。为了谋求整体家庭的发展，女性不得不作为家庭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者走出去，成为社会生产链条中的一环，而且随着女性知识和智力资本的增高，这一环的重要性也会加强（如Y）。随之带来的便是劳动力市场中的关系，即雇主与雇佣工的关系。在现代科层制的作用下，雇主处于管理层或上层，雇佣工则处于被管理层或下层。在阶级分析框架之下，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体现了女性在父权资本体系下被支配性的地位。反映在社会中，即是女性“找工作难”，女性职业生命力短，职场“性骚扰”，已婚女性职业提升困境，孕产期女性被边缘化等。在家庭中，尽管女性已经有一定经济收入，但传统的性别分工导致男性仍在家庭权威和权力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女性为家庭做出了牺牲和付出，其劳动成果无法得到相应的认可和价值计算，地位只能处于男性的支配之中。如个案中Y丈夫的几个工作都由于Y的努力，但在丈夫工作后，包括Y自己在内都不再会计较这个事实；又如S，尽管S非常努力地谋求职业上的发展，但在丈夫看来，S的工作不过是消遣。女性在社会、家庭场域中处于的双重弱势地位，使其遭受着双重的生存压力。

（三）无薪社会劳动的非商品性，使女性的育、养得不到报偿

我们通常所指的就业是人们从事社会劳动并取得报酬或有经营收入的经济活动。它必须具备以下特征：①从事一种劳动或劳务；②这种劳动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是一种社会劳动；③这种社会劳动必须是有报酬或有收入的（贺绍奇，2007：121）。可见，女性的生育劳动是不属于就业范围内的，并将其定性为无偿的、非社会性的、非商品性的、私人性的家庭劳动，它既不被认可为“社会劳动”，也没有获得报酬和收入，因此，女性的这种无薪劳动经常被男性及社会所忽视，并认为是件“自然而然”的事，与生育相伴的女性对于年幼子女的教养劳动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摒弃在社会总劳动之外了。对社会而言，各种劳动都应是社会必要劳动的组成部分，从理论上讲应该是价值相等，特别地，对于女性来说，和异性结为夫妇并生育子女，把子女养大，即人口的再生产劳动——这是一套社会活动的体系，也是社会劳动力资源得以维持和更新的必要保证。这就是上述3个个案中出现的女性在做了母亲后，无论多么钟爱自己的事业，可面对孩子时都无法放手。如果社会不能够把评价女性的标尺移到其对社会贡献的全部劳动上，而只衡量其家庭外部的公共劳动，是无法把女性的真实存在进行还原的。

（四）80后女性“共同体”的消解，女性孤立无援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存在方式，个体、家庭没有太多私有财产，整个社会是一个比较平等，分配均衡的社会，“集体”、“共同体”的概念深入人心，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也是有依赖感和安全感的。随着西方自由主义的涌入，全球化消解了国家、集体，取而代之的是由“利益”和“竞争”构筑起来的“脆弱的共同体”。80后无疑是这一过程的见证人和亲历者，国家现代化、市场化的进程不断加速，80后毫无选择地被裹挟进去，投入到劳动力市场的残酷竞争中，特别是女性，缺乏一种可以在情感、心理、价值上支持她们，让她们产生安全感、存在感的“共同体”。当她们遭遇到困难、不公的对待时，她们无法从内心深处对某个“共同体”获得认可并得到安慰和帮助，加上竞争的日渐激烈，生存压力的日渐增大，以及她们本身价值观被“物质了的世界”不断冲击所发生的摇摆，都会直接作用在她们对家庭与职业选择上，使我们看到，表面上是一个个支离破碎的个案，但事实上却是这个年代的女性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参考文献]：

陈向明（2000）：《质的研究方法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陈文超（2012）：“嵌于家庭本位中的经济行动及其实践理性”，《创新》，第5期，第101-104页。

邓津、林肯主编（2007）：《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贺绍奇（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用问答》，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魏国英（1995）：“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知识女性的角色选择”，《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79-82页。

吴德辉（1984）：“列宁的‘两种文化’的理论与民族文学”，《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14-18页。

易菲（2007）：“美国职场性骚扰法律制度及对中国之启示”，《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法学版）》，第7期，第49-53页。

文末“评”

1.主旨

作者很准确地从市场经济、社会变迁、教育体制改变等各方面，凸显“80后的世代”女性所面对的挑战、抉择、困境。经由对四个案例的分析，虽然当事人的经历和选择迥异，但是社会性别的脉络贯穿了她们的经历和抉择。这样透过个人经历解读宏观变迁的尝试，不仅有洞悉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潜能和空间，也可以把学术的探索，应用到观察市井小民生活、解析个人经历等方面的议题，在此基础上，更可以探索如何从微观入手，进行一步一脚印的改革（transformative actions）。从这个角度来说，作者的研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起步。

因为这是一个质性研究方法课的习作，我从研究方法和议题解析的两个角度，提出以下意见，作为作者更上层楼的参考。

2.研究方法的相关议题

作者表示，是以访谈和田野观察等为主要的搜集资料方式，所根据的文字资料包括：四份访谈翻录、为期一年和三个月的观察资料和田野笔记、以及5份当事人的日记。就资料的涵盖面而言，算是相当深入而全面。然而，全文资料的引用上，作者并没有标明资料来源，根据行文，作者好像只是引用了四个当事人的访谈翻录，田野笔记和日记的资料并没有囊括在内。因为作者没有说明仅仅依赖访谈资料的原因，读者无法了解这个决定背后的原因。而且，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不管是结构或半结构访谈（structured or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研究者的思路很大程度限制了当事人叙事的方向和内容，作者既然做了田野观察，又有五份当事人的日记，如果能把田野观察细致的洞见包括进来，应该可以有更丰富和深刻的呈现个人与周遭人、事、物的互动，而个人的日记也应该可以更精准地捕捉或铺陈当事人的内心世界。这些面向都是单单采用质性研究深入访谈为研究方法所不容易涵盖的。

这一点可以从第二个案例里，作者引用了当事人先生关于当事人工作与否的意见得到印证。从已有的研究我们知道，已婚妇女是不是留在职场、怎么安排家务劳动、照顾孩子、嘘寒问暖父母或公婆，跟先生的态度以及是不是实际分担家务劳动很有关系。例如，Stone 和Lovejoy的研究发现，虽然先生会轻描淡写的说“完全由她决定”，“我不会要求她做什么” ，但是他们实际上的“不粘锅”往往是美国妇女“不得不”“ 选择”离开职场的社会、文化氛围（Stone ＆amp; Lovejoy, 2004），蓝佩嘉的研究也显示，这也是台湾中产阶级妇女雇用外佣分担家务的主要原因之一（Lan， 2006）。

3.“80后的世代”的特殊性

本文企图凸显“80后的世代”的特殊经历和挑战，作者也做了文本分析。在本文的基础上，很需要进一步的深究造成这些挑战的机制。例如，案例二，文中指出，“但由于家庭对独生子女的期望值增高，而教养的负担母亲是不可推卸的” “在有了孩子之后，S的生活重心不得不发生转移，生理差异造成女性人力资本在职场的贬值。”案例三，作者指出“在S的心底仍旧渴望一份属于自己的感情，但随着年纪的不断增高和职业发展的顺利局面，在择偶问题上必定困难重重。”是谁、在什么客观或主观的氛围下认定“教养的负担母亲是不可推卸的”；是谁、经由什么机制不断地复制“生理差异造成女性人力资本在职场的贬值”这样的概念和标准；是谁、经由什么机制让受访者“在择偶问题上必定困难重重？”

另外，从比较的视野看来，所谓“80后的世代”所面对的特殊挑战，似乎也有它非特殊性的一面，中国妇女自从1949年以来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政治、经济氛围下处理类似的挑战。西方妇女，虽然没有儒家文化的传统，也一直要处理类似的问题。虽然跨时代、跨空间的比较不是本文的主旨，但是如果要根据本文的基础，更上层楼，细密的处理以上所提出的论断，会是一个“登高必自卑”的学术起点。谨以此勉励作者，苟日新、日日新。

学生回应

首先非常感谢熊秉纯老师中肯的点评。我最初了解熊老师是始于她《客厅即工厂》这本书的阅读，这本著作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不仅仅是书中的观点，还有熊老师为做好质性研究而付出的艰辛努力。作为一个质性研究者，进入现场，面对纷繁复杂的现象和形色各异的研究对象，为了避免“局外人”的缺陷，熊老师每天跟随这些女工一起工作、作息，参加她们几乎所有的日常活动，而只有在深夜，其他人入睡休息后，她才得以有时间安静整理一整天丰富的田野笔记，琢磨其中的关联，不断从文本中挖掘一个又一个意义，才成就其这本著作。质性研究并不是件“好玩儿”的事情，可能最初由“好玩儿”开始的，但如果没有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决心以及理性的思考，是无法承担后面复杂的研究工作。第一次真正与熊老师接触是一个很偶然的机缘，去年年初，熊老师回国搜集资料，完善有关她对“文革”期间一些问题的研究，在这期间，我陪同熊老师在北师大搜集资料，她的认真、专注和投入一次次感动和感染了我，作为一个青年学者，或者，我此时还并不能算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学者，从熊老师身上，我看到她为人、为学的品质。其次，此次论文点评，我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来敲熊老师的大门，远在加拿大并且工作异常繁忙的她，在收到我邮件后的第二天就给予了肯定的回复。带着忐忑和期盼，打开熊老师的回复邮件，看到她中肯、认真的点评，让我再一次为之感动和感激！

现就熊老师点评中的一些问题，予以回应。

（1）有关主旨。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选题并不断聚焦成一个研究问题，是因为在此前，我总是不断思考一些我无法绕过的问题，诸如：我的研究兴趣究竟在哪儿？哪些是我真正关心的东西？哪些议题能让我兴奋起来，一想起便激动不已……我个人认为只有做一个自己真正关心、在意的问题才能持续进行后续的研究。另外，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应该包含两重含义，一是研究者对该问题确实不了解，并希望通过研究对其进行认真的探讨；二是该问题涉及的地点、时间、人物和事件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对被研究者来说有实际意义，是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作为一名年轻80后女性，我和我的很多研究对象一样，有着现实日常生活的丰富体验，但与此同时，也充满了困惑，并遭遇了种种困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研究选题是一个有意义的真问题。

（2）有关对80后的思考。在我研究之始，我是有“前设”的，即80后，特别是80后女性比以往代际经历了更多社会发展的变化和自身价值观念的转型与冲撞。作为一个比较典型的80后女性，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可以说是一个“局内人”，就此反思我整个的研究，我发现了“局内人”的优缺点。其优点在于，作为一个与研究对象有着共同文化的映照，我是可以比较透彻地了解研究对象的处境、想法、行为意义以及情感的表达方式，甚至能够在她们不言说的情况下“心领神会”，与其产生共鸣。但是，我不得不承认的是，正是由于来自同一文化，也给研究布下了很多陷阱，而且失去了研究所需要的距离感，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正如熊老师一针见血指出的，我在讲述这些80后女性的特殊性时，忽略了其非特殊性的一面。中国妇女自古在君权、父权、夫权（男权）的压迫下，一直似乎都要处理我们这个世代所面临的问题，甚至比当代社会更严重，但作为一个缜密的研究我的这种“局内人”身份让我夸大了一些东西而回避了另一些东西，进入研究后，未能理性地悬置起自己的“前设”，反而让一时的情感使得研究丧失了不少“真相”。

（3）有关访谈资料收集和整理。本研究在方法和方法论层面有缺陷，这也是在我把论文发给熊老师后一次又一次阅读原始资料，再次整理和分析后，发现之前的研究过程是非常粗糙的。本研究主要采取的是访谈法，4位被访者每位都有录音，有的是一次完成，有的还做了二次访谈；其次是实物分析，其中一位被访者提供了5篇日记材料。我对这些大量的原始资料的整理和分析不够系统化、条理化。陈向明老师也曾说过，质的研究者虽然不一定要抽象出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但是对资料的整理和分析是研究者的一种加工，是通过一定的分析手段将资料打散、重组、浓缩的过程。面对丰富的访谈资料，首先在分析前我没有进行初步整理，而是很“顺手”地截取其中我需要的部分，在截取过程中，我又没有暂时悬置我的前设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做到完全让资料自己说话，比如说在案例一和二中，被访者其实都提到自己并不是孤立地“作战”，特别是在有了小孩之后，家人（包括公婆）给予了很多的帮助，的确提供给自己不少自主支配的时间和空间，只是自己有时是因为担心和想念孩子，母亲的本性反而让她们放不下。这是一条非常珍贵的信息（现在看来）但当初我在分析资料时，却忽略了它，只是简单地搜寻那些我认为可贵的信息。对于母亲来说，与孩子情感的连接是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它有时甚至与家族传统、乡土社会、男权压迫无关，然而我在研究中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研究者个人的思维方式很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在建构意义的同时也摧毁意义。从这点上看，在我以后的研究过程中，我应该更多地让材料说话，尽量开放自己的同时也能够从不同层面来解读资料，让更多的资料进入我的视野。

（4）实物资料的分析。实物属于一种物品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对其的分析也遵循一条不同的模式，即联想模式，其意义主要来自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践理性”。很偶然地，我的一个被访者在访谈结束后，她仍旧觉得没有完全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所以愿意提供5份日志供我分析。而且这5篇日志是个案自行选择的，从读书直到为人母亲，不同阶段的5篇非常真实而感人的实物材料。在我的研究中，我曾犹豫是否要呈现，或者以怎样的一种方式呈现，但最终还是放弃，是我当时觉得从访谈中我已经非常“全面”地了解了她的想法，甚至是她先生的想法，所以觉得日记便可有可无。但在后续的思考中，也是熊老师所指出的：“如果能把田野观察细致的洞见包括进来，应该可以有更丰富和深刻地呈现个人与周遭人、事、物的互动，而个人的日记也应该可以更精准地捕捉或铺陈当事人的内心世界。”我才明白实物资料不是负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比访谈中受访者使用的语言更加具有说服力，可以表达一些语言无法表达的思想和情感，而且实物分析还可以用来与访谈资料进行相互补充和相关检验。

以上是我对熊老师点评的一些肤浅回应。自己对质性研究这一方法的掌握还有所欠缺，因此，未能很好地回答熊老师的提问和点评，非常惭愧；但同时，这一次与专家的对话也开启了我继续学好方法的决心，并且动力十足。再次感谢熊老师在百忙中认真恳切地点评。

点评专家熊秉纯简介

熊秉纯：现于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研究所任教。研究领域包括：社会性别、家庭变迁、社会性别理论、质性研究方法的方法论与认识论。中文相关著作包括：《质性研究方法刍议》（社会学研究，2001， 5:17-33）；客厅即工厂》（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深度访谈中“反思”的教与学》（质性研究：反思与评论，2010, 2:1-22）。

【注释】

[1]武晓伟，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教育学原理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性别研究。

[2]摘自《人民日报》1999年12月24日版

[3]择偶阶梯理论可理解为“男高女低”的择偶模式，该理论假设，若以甲、乙、丙、丁来从客观上划分不同婚姻条件下的男女，大多数情况下，“甲男”配“乙女”，“乙男”配“丙女”，“丙男”配“丁女”，于是“甲女”就无辜地成为婚配市场下的“剩余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女强人”在感情上总是失意的原因。——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