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及秩序重建

市场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及秩序重建

市场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及秩序重建^[1]

许远旺卢璐^[2]

摘要:市场化是改革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和重要事件。改革开放30余年的实践证明，市场取向的改革给我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不仅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而且推动了政治社会文化各项事业的发展进步。不过，市场化大转型作为一项整体性社会变迁，对中国社会及民众生活的影响冲击也是全方位和史无先例的。当前，在历史发展新的十字路口，只有科学准确地理解所处时代及其阶段性特征，积极防范和应对市场化转型所衍生的一系列社会风险，才能更好地把握和规划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及未来选择。

关键词:市场化;社会风险;秩序重建

改革3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阶段，同时也是我国社会经历急剧变革的时期，整个社会日益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静止走向流动，从传统迈向现代。改革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化与国家总体上推行一种市场取向的改革息息相关。从学界相关研究来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自一开始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例如，上世纪80年代末就有西方学者提出“市场转型理论”，认为中国的改革启动了社会资源及权力配置方式从再分配向市场机制的转型(倪志伟，1989)。市场转型理论虽然打开了一扇观察中国改革及社会变迁的新的视窗，但在理论界也引起激烈的争议和质疑。^[3]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主要围绕社会分层、精英再生产与循环等问题展开(李路路等，2002)。此外，还有学者倡导对市场转型的实践过程进行具体分析(孙立平，2002)。已有研究主要是从资源分配、社会结构角度阐述市场化改革对中国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从社会风险的视角考察市场化转型的学术成果目前仍非常有限。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深刻认识和理解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客观评估与理性审视市场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不仅关系对市场化改革深远影响及基本经验的科学判断与总结，而且是决定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走向及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

一、当前我国市场化发展的新阶段及其特点

如果从1978年算起，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至今已走过30多个年头。经过30余年的市场化改革，我国成功地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我国迈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阶段。不过，在经济取得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经济社会领域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党的十七大以来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深刻阐述和科学分析，认为我国在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的同时，经济社会领域仍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紧迫性现实课题，集中体现在民生问题、分配问题、公共服务、城乡关系、区域关系等方面。由于民生投入和社会建设历史欠账太多，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事业发展领域矛盾突出，社会分配关系、城乡关系、区域关系不协调问题日益凸显，引发了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及部分群体的心理失衡。只有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科学认识和正确判断，才能系统概括和总结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基本经验，并在新的起点和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首先，从“转轨”到“并轨”，建立更加完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初步形成，股份制初步成为企业治理的主要形式，各类企业已经基本进入市场，成为市场主体;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也初步形成，各类商品总额的市场化程度超过95%，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正在稳步提高;计划、财税、投资、价格等宏观管理已初步转入面向市场经济的管理调节。^[4]市场化改革是一个不断进行思想解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思想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由于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因此我国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外围而核心、由局部到整体。市场化改革30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渐进式的改革策略取得了极大成功。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渐进式改革首先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较为薄弱的环节开始突破，然后一步一步逐渐深入核心和关键区域。在新旧体制的转轨期，我国长期处于“双轨制”的发展阶段。在体制转轨和过渡期，也存在权钱交易、政府腐败、市场分割、利益失衡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因此，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改革任务仍然艰巨。从微观机制到宏观体制，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从经济领域到公共服务领域，从国内体制到涉外体制，市场化改革任重道远，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其次，从经济单向度的改革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改革转变。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相应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但改革的重点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带来我国政治、思想观念、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社会文化体制不够协调配套的问题日益突出，政治、社会、文化体制改革滞后也成为新时期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障碍和阻力。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必然会带动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必然要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协调配套推进。

再次，从生存型社会到发展型社会转变，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从总体上摆脱贫困、解决温饱，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传统的追求GDP至上的经济增长方式日益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新的时期，人们的需求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实现了从以前的追求吃饱穿暖到现实中追求消费发展的转变，更加注重和讲究环境的舒适和生活质量。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从2000年的39.4%、49.1%降至2007年的36.3%、43.1%，分别下降了3.1、6.0个百分点。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中，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支出大幅度增加，所占比重稳步提高。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及居民需求的变化，要求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第四，由封闭到开放，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广和更宽的领域扩展。改革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经济全球化使我国的生产和消费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1980—2008年，世界平均外贸依存度由34.87%提高到53.3%。同期，我国外贸依存度也从12.5%提高到59.2%，与国际发展趋势基本一致。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加速融入全球经济，参与国际竞争能力进一步增强。2001—2008年，我国外贸年均增速比世界贸易年均增速高11.1个百分点，外贸依存度相应上升了20.7个百分点。^[5]随着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生产要素日益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生产的国际化分工与竞争日趋激烈，要求我们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

这一切表明，市场化改革给我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举成功地解决了占世界1/5人口的吃饭问题，并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差距不断缩小。在看到成绩和进步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基本事实，即市场化改革是一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事业，它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创造国民财富和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也可能带来社会分化加剧、阶层利益失衡及地区发展失序等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风险。因此，在继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并积极应对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各种挑战和社会风险。

二、市场化社会风险的表现与成因

市场化改革是一次整体性社会变迁，改革以来30余年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社会及民众生活的影响是全方位和史无前例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年均近10%的增长速度，创造了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改革30多年来也是我国经济社会经历激烈变革的时期，经济市场化在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带来阶层分化、贫富差距、发展失衡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只有对市场化条件下的社会风险有着更为充分和深刻的认识，才能防患于未然，以不变应万变，从而推动市场经济沿着正确的轨道继续前进。

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伴随市场化转型所进行的充分社会动员带来社会成员的参与意愿和预期扩大，极易引起转型期的参与危机和政治冲突。在传统时期，由于人们从事生产生活的范围和半径有限，社会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不发达，因此这一时期人们的政治参与范围十分有限，政治参与的对象仅限于一部分特殊的社会群体。例如，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局限于“城邦”领域，只有成年男性公民才有选举和参与权，奴隶、妇女和外邦移民则被排斥于政治参与过程之外。市场化转型打破了传统社会的静止、封闭和相对稳定，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人们的社会流动加剧，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日益紧密，大家愈益共同置身于一个广阔的“市场社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增长、大众传播的普及与教育水平的提高，扩大了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预期和愿望。如果政治体系不能及时提高自身的适应和应变能力，将扩大的政治参与意愿和行为纳入有序化和制度化轨道，极易引发政治参与爆炸及转型国家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问题时，发现那些极端贫穷和落后的国家及地区往往并不是暴力冲突与政治动荡严重泛滥的地区，政治动荡最容易发生而且频率最高的往往是已经开始步入现代化进程、经济上已有一定程度发展的国家和地区。经济现代化与增长引起人们日益暴涨的欲望与社会满足欲望和需求的能力之间产生落差，导致社会挫折感和不满增加，从而引发和加剧了转型国家的政治冲突及社会风险。“社会的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日新月异，而政治上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却步履姗姗。结果，必然发生政治动荡和骚乱。”正是在此意义上，他认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6]

其次，从经济层面看，市场化改革在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带来社会分化及贫富差距加剧，引起社会的利益冲突和发展失衡矛盾。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强调“一大二公”，在分配方式上奉行“一平二调”的平均主义，严重抑制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改革后我国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并在城市推行工资制度，打破过去“大锅饭”、“铁饭碗”的体制诟病和思想观念，倡导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后富的方式，最终达到整个社会的共同富裕。市场化改革带来社会分配方式的转变，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这些引入竞争机制的改革措施，对于打破计划经济时期普遍存在的平均主义，激发各类微观主体的活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过，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当前收入分配领域也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如劳动者收入增长较慢，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等，引起人们强烈关注。从国内情况来看，当前我国社会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据2007年国家统计局的城乡住户调查，20%高收入与20%低收入的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差距为6.5倍，比1978年的2.7倍扩大了3.8倍。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的水平，比1984年的0.26扩大了近一倍，不仅超过了0.4的警戒线，而且也超过了美、法、日、英、德、韩等国0.3～0.4的水平。

再次，从社会层面来看，市场化在促进社会流动并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也导致阶层分化及社会关系失序，引发转型期的社会冲突和整合危机。计划经济是一种高度集中和封闭的组织与管理体制，整个社会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般被称为“两阶级一阶层”)组成相对简单而稳定的社会结构，并通过单位制来动员、组织居民以及实现社会资源的分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身份、职业相对固定，个人离开单位不仅寸步难行，而且有可能丧失其相应的福利和待遇。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及社会结构下，农村居民只能通过上学、招工、入伍等几种有限的途径转为城市户口，向上流动的空间和机会十分有限。市场化改革打破了传统封闭和僵化的组织体制及社会结构。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所有制结构逐渐由原来的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带来社会就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社会分化和流动加剧。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新的社会分层结构渐趋形成。根据职业分化及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有学者曾将中国社会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奉行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总体得到大幅提高，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日常生活总支出的比重不断降低，消费需求日益多元化、多样化。但与此同时，社会财富占有不均及利益分化现象也日益突出。改革是一个利益再分配和重组的过程，在市场化改革中出现下岗失业职工、低收入群体、丧失竞争能力的劳动者等弱势群体，城乡分化不断加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剧。尽管市场化改革极大促进了社会流动、城乡融合及人们求职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但进入改革的攻坚和转型期，社会结构重新出现固化的现象，社会给人们提供向上流动的空间和机会越来越“拥挤”、“稀缺”，城乡、地区、区域、行业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在拉大，一部分弱势群体的权益得不到社会正常的关爱和照顾，渐被抛离于社会体制之外，整个社会呈现“碎片化”和“断裂”的特征。^[8]“社会断裂”不仅是指长期存在于我国社会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而且旨在表明当前我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阶层分化、贫富不均及发展失衡的现象和问题。

最后，从文化和价值层面来看，市场化转型带来人们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嬗变，在开放社会的条件下，多元文化的交错与各种观点、思潮的激烈碰撞造成转型期社会的思想观念冲突与价值信仰危机。在传统时期，我国主要是一种伦理社会，以各种伦理规范调节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类在情感中皆以对方为主(在欲望中则自己为主)，故伦理关系彼此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着。这种社会，可称伦理本位的社会。”^[9]市场化改革带来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使我国实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到都市社会、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社会文化、社会心理及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急剧转变。与传统时期注重伦理调节的“熟人社会”行事逻辑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遵循的是一种“陌生人社会”的逻辑，效率和金钱成为衡量社会价值及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我们生活的一个主要的趋势──把质化约为量──在货币中达到其最高和最独一无二完美地呈现。在这里，货币又一次成为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文化历史序列的顶峰，而这一点无疑决定了金钱的方向。”^[10]社会价值和生活的“货币化”无疑对传统伦理规范和思想观念形成巨大挑战和冲击。

三、超越市场化风险的理性思维与改革路径(www.xing528.com)

三十余年市场化改革成果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所取得，面对当前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转型及市场化条件下的各种风险和挑战，要求我们继续坚持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树立全新的理念思维并用发展的手段和办法来破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新问题、新挑战、新风险。

第一，进一步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引导并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不仅是改革以来社会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而且也是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努力方向。改革以来，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规模不断扩大，政治参与的形式、途径和方式日益多样化、丰富化。从实践来看，人们不仅通过城乡社区组织、基层厂矿企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机关等形式广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及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决策，而且越来越重视通过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手段实现政治参与，讨论社会公共话题，影响政府公共政策。以互联网为例，截至2009年12月30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84亿人。其中，70.9%的网民使用即时通信，规模达到2.7亿人;博客用户规模达到2.21亿，使用率为57.7%;使用社交网站的网民数达到1.76亿，规模达45.8%;参与论坛BBS的网民规模达1.17亿，使用率30.5%。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我国网民规模的扩大，网络舆论的影响日渐扩大，网络公民社会开始在中国崛起。^[11]与群众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需求比较，当前我国政治参与渠道仍有待拓展，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水平有待提升。一些地区在“政治正确”指挥棒作用下，片面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对群众的利益和呼声置若罔闻，对上访群众进行“堵、截、打、压”，极大地伤害了上访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感情。由于参与渠道不畅、居民意愿和需求得不到倾诉和满足，在我国形成了“信访洪峰”的现象，一系列群体性事件频发。在现代社会，政治参与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神圣权利，不仅关乎和涉及公民的政治权利及切身利益，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决定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及政府合法性基础。因此，必须健全与公共参与扩大相适应的政府治理体制与机制，进一步拓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

第二，建立利益协调机制，促进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均衡，维护社会“底线公平”。在任何社会中，一定的社会分化和利益差距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社会正常运行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分化及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冲突的显性化。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和变动，各类社会矛盾围绕经济和社会问题相互交织和渗透。可以说，我国正进入利益分化、利益博弈和利益冲突的时代。由社会分配不公和资源配置失衡引发的社会冲突和群体性事件大量涌现。在急剧的社会分化和利益博弈中，一部分社会群体由于在市场和社会竞争中失利而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这种被剥夺感有可能进一步转化成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心态，形成负面情绪和社会心理失衡，从而激发非理性的越轨行为和社会报复现象。近年来因飙车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富二代”现象的广泛关注与讨论。飙车事件的讨论已经超越作为一般交通肇事的范畴，而成为一个“社会镜像”，透过飙车事件折射出的是人们对社会资源日益固化、社会两极分化以及富人傲慢的不满和愤懑心态。尽管我们不能完全用“仇富”、“仇官”的话语来指涉社会现实，但该事件在一定意义上表明由于市场化改革引发的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拉大、利益失衡正在造成社会的断裂和“板结化”。因此，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必须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摆在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调整和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加快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构建社会和谐有序运行的“安全网”、“减震器”，让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城乡居民。

第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及风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实行事无巨细的统一控制和管理，政企不分、政社合一，政府几乎承担所有社会职能，并通过单位制实现社会资源的计划配置及组织化调控。市场化改革冲破了计划经济高度集中和整齐划一的组织与管理体制，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格局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单位人”逐渐向“社会人”过渡，原有的行政吸纳社会的组织与整合机制日益难以为继。在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管理理念、机制、方式的滞后，导致社会秩序紊乱，社会越轨行为和失范现象丛生，严重威胁社会安全及政治稳定。正如恩格斯所说:“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12]在新的时期，必须改变过去经济和社会建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状况，加强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更新社会管理理念，实现政府职责和功能定位从管理到服务的根本性转变，并通过服务来体现和促进管理。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充分调动城乡社区组织、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志愿组织在反映民众呼声、倾听群众意愿、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民权益等方面的积极性，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寻求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善治及协同治理，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并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奉行包容性发展理念，在多元思想文化观念共存、各种异质性思潮相互激荡中重塑社会核心价值信仰体系及文化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交通、通讯技术手段的进步，人们活动的范围逐渐超越时空的界限并摆脱在场的支配，即使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也能同步共享世界任何地区发生的各种事件和信息。这种“现场感”在密切人们之间的经济和社会联系的同时，也带来一种大众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主义文化。社会生活的趋利化、物质化及消费的“麦当劳化”，使人们在获取物质感官刺激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个体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追寻。社会关系的原子化、精神生活的荒漠化造成现代社会的整体性认同危机。卡尔·波兰尼认为，完全自由的市场只是一个神话。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类的经济活动是作为互惠、分配的形式存在的，自由市场将这种关系颠倒了过来，经济“脱嵌”导致传统伦理社会的终结。^[13]他告诫和启示我们: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必须高度重视由市场化改革引发社会精神伦理、文化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尊崇开放和包容的理念，在多元化、多样性的价值和文化中重建社会的核心价值和主流文化，从而在相互竞争和冲突的各种思想观念中寻求社会共识，直面现代性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迷失与社会认同危机。

【注释】

[1]＊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背景下农村社区组织再造研究”(12YJC810029);湖北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与机制”(2011LS010);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学者项目“中国城乡社区建设研究”(2008002)。

[2]＊＊许远旺，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公共管理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学及农村问题。卢璐，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政府治理与公共服务。

[3]陈那波:《海外关于中国市场转型论争十五年文献述评》，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5期，第189—207页。

[4]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在三十年改革开放基础上继往开来》，《改革开放三十年:从历史走向未来》专题摘编之八。http://www.ndrc.gov.cn/tzgg/zhdt/t20081231_254411.htm

[5]钟山:《理性地看待我国外贸依存度问题》，载《人民日报》，2010年2月5日。

[6][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8页。

[7]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分析》，载《学习与实践》，2002年第3期，第55—60页。

[8]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9]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10][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页。

[11]刘学民:《网络公民社会的崛起——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载《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4期，第8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3页。

[13][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