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校教育督导的两次重大挫折(1958—1976)
“反教条主义运动”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极“左”思想的逐步盛行,新中国建设的各个方面都遭到了重挫。尤其是开始于1966年,历经10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重大政治运动,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9]。在这场浩劫中,军校教育遭遇了严重挫折,军校教育督导也遭受重创。
一、这一时期军校教育督导的历史背景
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当中国军校蓬勃发展时期,全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末开始大搞政治运动。作为全国最高军事学府的南京军事学院也淹没在这场疯狂的政治运动中:学院成了“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学院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20],学院教员是“传播教条主义的媒介”[21]。在这场后来被称为“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军校教育遭到了重创。
所谓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就是1957年年底开始的大规模地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上下处处向苏联学习、处处标榜苏联的先进经验,军队也不例外的对这一现象开展过“左”的批判运动。
当时解放军院校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确有一些教条主义的倾向。如想定作业,不管实际地形和客观情况,硬套教材中的理论原则和战役、战术数据;在作业方法上,过多地要求数据计算,战斗文书冗长,影响对主要问题的思考和把握;教学方法不够灵活,授课时间采用“六小时一贯制”,即学院在教学时间安排上按照苏联军事院校模式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50分钟一堂课,仅在课间休息10分钟,6个小时的正课一贯到底,中午还不能吃饭、休息,搞得人困马乏,特别不适合中国学员的实际起居习惯;考试频繁,每一主要课程学完之后都要考试,另外还有学期考试、学年考试和毕业考试。“考试时,卫兵把门于外,主考、陪考、监考三位考官面试于内,就像搞‘三堂会审’一样。这三人在考场上一坐,无形之中就增加了学员的压力。学员面对三位考官从各种考题的卡片中随机抽出一张,必须当场回答,其情景之紧张如临大敌,有的因为紧张,一下子答不出来,血压升高,甚至当场晕倒。”[22]此外,学员对于一些苏军顾问大讲其卫国战争、国内战争的经典范例不以为然,因为军事学院的学员并非普通的学生,而是身经百战、战功赫赫的高级将领,他们曾经遭遇的战争情况并不比苏联自身所遭遇的单纯,所以,每当苏联顾问眉飞色舞地大谈其经验时,总有些学员不禁要说:“你们在卫国战争中的那些仗,打得跟我们也差不多嘛。”[23]
虽然军事学院出现的全盘“向苏联学习”有机械教条之嫌,但说到底还是技术问题、方法问题,而不是路线问题,学员们反映的这些问题虽有对教条主义倾向的不满,但也只是针对具体的技术环节,也就是针对学习方法的不同意见,远没有上升到什么路线、主义。
当时,有人对上述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批评:
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做是“土包子”……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24]。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25]。
有一些极“左”的反教条主义者通常对解放军过去战争中的经验不加任何分析,抱残守缺,夜郎自大;对那些主张从别国特别是从苏联战争经验中吸取精华以掌握现代战争本领的同志,一概贬斥为教条主义者;他们借口中国没有原子弹而反对军队院校搞原子条件下的训练及其学术研究;对一些负责训练和院校工作的领导干部作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夸大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训练和院校教育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把它说成是系统的“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26],对其上纲上线:
在建军新的阶段中出现了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实质是在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27]
由此可见,反教条主义斗争表面上是围绕着学习外国经验展开的,实际上却关系着军事学院的训练方针、训练内容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涉及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根本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上“一边倒”的历史背景下,解放军学习苏军建军经验是必然的。关于这点,在《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问题》[28]这份报告中有客观的评价:
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大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想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的精神。编写教材和作业想定的根据,没有注意我军现有的装备技术条件以及我军最近的将来可能达到的装备技术水平,而是把苏军已经高度机械化的装备技术条件作为依据。在战术演习中,除了注意到一般地形条件下的攻防战术之外,很少针对我国大部分沿海地区山地多、河流多、水田多的特点,忽视了我军长期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所采用的渗透、穿插、迂回、包围等战术活动,把大部分演习都设想在一般起伏地带,都设想为大规模的正面攻防战。这样教学的结果,固然一方面可以使干部取得一些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争规律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就包含着一个危险,这便是一旦发生了战争,我们的军队就可能不会以劣势的装备去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也可能不会在山地、水网、河川地带进行作战,将使我军在战争初期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在军事学院产生这些缺点,是有客观原因的。在学院开办的最初几年,没有适合我军情况的现成教材,因此许多教材不得不请苏联专家替我们编写;学院人力不足,忙于应付施教,不能兼顾研究我军自己的经验;我军的各种条令迟至今日没有编写出来,使教学无所依据。这都是可以理解的……[29]
由此可见,当时的客观条件是不允许解放军学习别国军队的经验,全盘学习苏军是不得已的选择。
历史证明,当时的反教条主义斗争有些过“左”,它严重损害了军队的训练和教育工作,给军队院校教育造成了不良后果,军校正常教育活动都无法维持,更谈不上开展军校教育督导工作了。
古语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反对教条主义”运动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疾风骤雨又接踵而至。军校建设再次陷入了绝境。在这场浩劫中,军校被林彪、“四人帮”等别有用心之徒作为了乱军篡党的突破口,他们夺取院校党委和领导的权力,对各级干部实行残酷斗争。他们借口军队院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30],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还把“工宣队”开进军事学院实行所谓的“全面专政”,对军事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管。不仅如此,他们还大肆宣扬“军队院校办得一塌糊涂”,是“资产阶级院校”,为迫害干部和大砍院校制造舆论。“1970年初,全军147所院校被砍掉了104所,包括撤销军事学院、高等军事学院和政治学院,组建由林彪亲信黄永胜、张秀川充任校长、政委的军政大学”[31],从而篡夺了解放军高级指挥院校的领导权。从1966年到1971年“9·13”事件期间,解放军院校教育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二、“反教条主义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对军校教育督导的严重冲击
“反教条主义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严重损害了军队的训练和教育工作,给军校教育督导带来了严重的冲击。
(一)否定办学指导思想,严重破坏教学制度
居心叵测的林彪及其同伙全盘否定军校教育的光辉成就,目的是妄图扭转军校的办校方向。他们认为当时的军校教育工作者“利用所盘踞的教育阵地,坚持执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制定的教育路线”[32]。
林彪等大批“教学中心论”。“以教学为中心”是20世纪50年代初在继承并发扬解放军院校教育一贯坚持的“教育训练中心”的优良传统基础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最早提出并付诸实践的:
为保证军事院校正规化教育的健康发展,1951年9月,在第2次全军院校会议上,军训部部长萧克提出:院校从党委到支部都必须明确树立“一切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1952年9月,总参谋部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事学校教学工作暂行条例》,对教学工作的目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职责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从而保证了“以教学为中心”思想的贯彻执行。1953年1月,在第3次全军院校会议上,针对全军院校在贯彻“以教学为中心”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明确提出全军院校应继续贯彻“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行政工作、政治工作都要深入到教学中去,负起教育的领导责任。[33]
由此可见,“以教学为中心”的办学指导思想是经过长期的军校教育实践总结出来的,是符合解放军院校教育实际特点、符合教育的一般发展规律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然而,林彪上台后,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学校“要以突出政治为中心”,要以主要精力“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34]。由林彪及其团伙控制的军校里因此没有军事教员队伍,不学军事。这种极“左”的主张在军校教育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使有些人产生了鄙薄业务的思想,出现了“抓政治保险”“抓业务危险”的错误倾向。部队不敢搞军事训练,院校不敢抓教学。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许多人仍然不敢理直气壮地抓军事,抓教学,总怕被扣上“单纯业务观点”和“走白专道路”的帽子[35]。“以教学为中心”的院校建设的优良传统被彻底否定了,完全抛弃了军队院校关于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方针。林彪及其团伙别有用心地为篡党夺权大造舆论,他们利用军政大学第一期关于新党章的教学,公开篡改党的历史:林彪是“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林彪“率领南昌起义的部分队伍,奔上井冈山和毛主席胜利会师”等等[36],并把这个材料广为印发,在全军全国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此外,他们还把《抗大校史展览》办成了“林彪纪念馆”[37],并有意识地让军内外参观复制,造成极坏的影响。他们在学员中肆无忌惮地培养忠于林彪的“感情”,狂叫要“誓死保卫林彪”[38]。这一切使他们鼓吹的“政治建校”[39]的实质大白于天下。这一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军校办校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教学制度被搞得混乱不堪。
(二)解散教员队伍,野蛮打击军校干部
军校教员和干部都是经过党的培养,千挑万选出来的。但是,这些优秀的军校干部却被林彪一伙看成是推行反革命政治路线的绊脚石,遭到了野蛮打击。大肆的诬蔑和歧视严重地伤害了军队干部,很多人一谈起院校工作就心灰意冷。
原高等军事学院、军事学院和政治学院共有军政教员1060人,1969年撤销建制时,除留103人在军政大学(高等军事学院、军事学院和政治学院三所学院撤并成立军政大学)工作外,其余全部被遣散。不少同志受到错误批判,有的甚至含冤而死。而留下这些人当中,任专职教员的只有19人。[40]
由于这一时期许多教员被迫改做其他工作,荒废了专业,以致后来回到学校后还需从头学起,给军校教学的恢复造成了很大困难。
(三)销毁图书资料,严重破坏教学设备
教学设备和图书资料是“教学训练中心”任务得以顺利完成的物资基础。然而,在林彪及其团伙控制军校的岁月里,他们肆意践踏学校费了好大工夫才积累起来的宝贵财富,给解放军院校教育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撤销院校的同时,林彪亲信黄永胜等利用职权毁坏了教具,包括许多珍贵的模型,导致许多文件器材和文化教学仪器散失。院校的图书和军事资料更是遭到了灭顶之灾:从三个学院被强行拉走了两万册的图书资料,其中珍贵的大部头书就有17000册以上。军事学院有一栋图书楼,收藏了成百万幅军用地图资料,有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各个时期的地图资料,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敌我各方的作战计划图,解放后新绘的图,还有外国地图资料,相当齐全,这是学院费了好大工夫才积累起来的一笔宝贵财富,然而它们均遭遗弃之灾。高等军事学院的地图被拉走了10卡车,还运走了4卡车图书和军事资料去打纸浆。大量的图书资料被当做垃圾随意践踏。军事教员们千辛万苦编写的各种教材,都被烧毁。经过此番浩劫,军事学院教学资料残缺不全,给后来教材的编写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障碍。[41]
由于军校教育指导思想被废黜,教职员工被解散,军校教学器材、图书资料被损毁,军校教育工作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军校教育督导现代化建设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然而,值得欣慰的是,在这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军校教育工作者怀着对军校教育高度负责任的态度,仍然顽强地坚持工作(这一时期军校教育督导工作的开展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特别是1971年林彪集团覆灭之后)。
三、军校教育督导的艰难开展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军委委派萧克、唐亮主持军政大学工作,军大教育重新焕发生机,军校教育督导建设以此为契机,开始复苏。
萧克、唐亮主持军政大学工作以来,为重建教育以及教育督导工作,除了领导全校教职工彻底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批判林彪死党的反革命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还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发展军校教育:
(一)确定训练任务,调整体制编制
在着手进行整顿和恢复院校教育与督导工作伊始,校临时党委首先是请示中央军委,要求恢复教育与督导最关注的军事训练:“军政大学的任务,过去只是学政治。我们意见,今后既要学政治,又要学军事。”[42]1972年5月22日,中央军委对军大关于恢复军事训练的请示进行批复,下发《关于军政大学训练任务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称:
军政大学要担负轮训全军师职以上军事、政治、后勤干部和一定的外训任务。除原来的政治、外训大队外,应开办军事、后勤干部训练队(或大队),学习马列军事著作、毛主席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加强对陆、海、空军协同作战和印支战争经验的研究以及有关的军事业务知识。[43]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教育任务,改革学校编制体制,1974年1月16日,经过多番讨论和请示[44],军大临时党委正式向中央军委提交了《关于军政大学编制体制的报告》。《报告》称:(www.xing528.com)
根据军委〔1973〕17号文件精神以及总部领导同志的有关意见,我们对军政大学编制体制又进行了反复讨论,现将修改方案报告如下:
1.任务和收生对象。军大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指挥艺术的中高级干部的学校。收生对象是师以上干部和少数优秀的团职干部。同时担负培训学习合成指挥(含战术、技术)和参谋业务的外国学员。
2.定额和学制。每期收学员1500名,其中军事干部700名,政治干部600名,后勤干部200名。学制不超过1年。外训可同时接收3批共100名以下的学员。
3.编制序列。分校、系、队三级。校设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将现在的五个大队改为军事、政治、后勤和外训四个系,系执行军级权限(系机关执行军机关权限)。各系下设若干学员队,队执行师级权限。校、系设教育长,相应于参谋长职权。
4.教员配备。实行专职、兼职相结合,凡有教学能力的领导干部原则上均应任教。将专职教员编成教研室,配置在系,实施教学时,各系教员由校统一调配。教研室主任的配备与系教育长、政治部主任相同(相当于副军职)。
5.学员与工作人员的比例。本着精简的原则,经过计算,内训按1:1.5,外训按1:4编制为宜。[45]
1974年7月13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批复了《军政大学编制体制》暂行方案。1975年1月,军政大学正式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编制表》(试行)。
军政大学编制为:校办公室和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三大部,军事系、政治系、后勤系三个系和一个外训大队。训练部设秘书室、教务部、教保部、理论研究组;政治部设秘书处、组织部、干部部、宣传部、保卫部;校务部设秘书室、行政管理部、供应部、营房部、卫生部、政治处;军事系设秘书室、训练处、政治处、5个军事教研室、7个学员队;政治系设秘书室、训练处、政治处、行政管理处、4个政治教研室、6个学员队;后勤系设秘书室、训练处、政治处、1个后勤教研室、2至3个学员队;外训大队设训练科、政工科、管理科、1个外训教研室。[46]
训练任务的确定和编制体制的调整使军大教育以及教育督导有章可循,为教育和督导重新走上正轨奠定了基础。
(二)加强组织建设,重建教员队伍
坚强的组织是保证“教学训练中心”任务顺利完成的前提条件。学校高度重视各级组织建设,明确提出:
要加强学校的各级组织建设,建立一个思想上、组织上革命化的老、中、青三结合的各级领导班子。要充实调整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校、系两级党委,注意配备得力的干部。加强党委、支部本身的思想建设,把路线搞正确,把作风搞正派。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并用这三项原则来区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发扬党的三大作风,贯彻民主集中制,积极开展思想斗争,纠正不正之风,使党委成为坚强的战斗指挥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经常不断地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形势和任务的教育。党委、支部要加强对教学的领导,深入教学实际,经常讨论、检查和解决教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47]
在加强学校组织建设的同时,军政大学为组建一支在思想上坚定、政治上可靠,符合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标准[48]的教员队伍多次调研请示。1972年11月11日,校临时党委正式向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提出《关于重建和加强教员队伍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设想:
今后设立军事、政治、后勤、外训四个系,学制1年左右。军事系拟招收学员1000人,编8个班。军事课程主要有三门,即战略思想,战役法,军、师战术(含各军、兵种技术性能及使用),总计约需军事教员380人至420人。政治系拟招收学员1000人,编8个班,课程四门,即哲学、党史、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共需政治教员282人至330人。后勤系拟招收学员400人,编4个班,约需后勤教员40人。外训系根据其特点,至少需各种教员60人。全校在三五年内,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建立一支约800人的老、中、青(老、中以师团为主)三结合的教员队伍。军大现仅有32名专职教员,目前急需调一批能胜任教学工作的教员。为了解决急需,建议先从原三个院校教员中选调一部分作为教员队伍的基础。根据过去的了解和教学的需要,学校从原三个院校中初选了300余名教员,希望总部早日批示,以便组织力量协同有关单位进行了解,选妥后,尽快调学校工作。有关后勤教员的人选,建议由总后勤部协助提名选调。教员队伍如能在1973年初步建立起来,可以设想于1974年正式招生。在此之前的1年至2年,不仅因为教员队伍不够,而且营房也不够,只能少收些,以后随着教员及营房的解决,再增加到预定数目。因此,所调教员,最好能在3个月至4个月内调来。[49]
在中央军委的大力支持和军政大学自身努力下,陆续从全军各个部队调来“教员100多名,又从军政大学机关干部中挑选了一些可以作教员的,短时间内共调进军事教员76人,政治教员141人”[50],组建了军事教员队伍,恢复了军事教学。
1973年9月,第一期师干读书班(师以上干部读书班)正式开学招生了。这个班除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还设了部分军事课,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十大军事原则》以及‘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的战略问题’等。学院还组织学员参观北京军区在张家口举行的打敌集群坦克实兵演习和反空降演习;结合介绍上甘岭阵地防御战的战例,要求学员搞师防御想定作业等。这是从1966年以来,全军最高学府第一次开设军事课。[51]
然而,随着学校建设的进一步正规化,教员匮乏的困境仍然十分突出。为此,1975年9月13日,校临时党委在多次调研的基础上,再次向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呈报《关于选调教员问题》的请示,就教员的选调数量、选调条件、选调对象、选调方法和要求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九一三”事件后,我校在中央军委领导下,逐渐恢复了军事教员队伍,充实了政治教员队伍。但是,目前教员数量和质量,都很不适应今后扩大收生名额,延长学习时间,增加课程内容的要求。为此,急需从部队选调一批有作战训练经验和政治理论水平的干部到军大当教员。具体意见如下:
选调数量[M]学校现行编制计算,尚缺军事教员99名(含军事资料翻译3名),政治教员47名,后勤教员28名,外训教员13名,研究员12名,共缺199名。除与总后勤部直接商调的19名后勤教员外,需要调进各类教员、研究员189名(含军事资料翻译3名)。选调条件[M]持按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和“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进行选调。根据教员工作特点,在挑选时应注意以下各点:
1.能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水平,有刻苦钻研精神;师职干部和部分团职干部,调来后经短时间准备能担任教学任务。
2.政治历史清楚,没有太复杂的社会关系。
3.有较好的综合分析和讲授表达能力,有写作水平。
4.身体健康,无严重慢性疾病,能坚持工作。
5.师职干部45岁左右,少数水平好的可以大一些,但不超过50岁;团职干部40岁左右,最大不超过45岁;营职干部30岁左右。
选调对象[M]彻老、中、青三结合,两头少中间多,以科、团干部为主的原则,战略、战役、党史、政工教员和研究员,以老、中及师、团干部为主;其他教员,以中、青及团、营干部为主。主要从部队现职干部中挑选;院校分配出去的教员,在部队经过较长时间锻炼,和现职干部一样选调;待分配干部中,符合上述条件的可以选调。军兵种教员,原则上在军兵种驻京单位中挑选。后勤教员,从部队师、团后勤领导干部和战勤、组织计划、后勤训练部门的干部中挑选。外训教员和研究员,不单独选调,分别计入军、政、后教员的选调名额内,按照上述原则选调。
选调方法和要求[M]调名额一次分配下去,选调工作分期分批进行,今年先按分配名额的70%左右选调,明年上半年完成。在分配名额内选调的副师职以下干部,双方同意后可直接办理调动手续,由学校报总政治部备案;少数正师职干部,由总政治部审批调动。对于理论水平较好,教学能力较强,学校确实需要的干部,望各单位予以支持、照顾。[52]
在各方的努力下,截至1977年3月底,军政大学前后三批共调进干部159名,占应调总数189名的78.84%。其中分配任教员的115名,做机关工作的44名[53],充实了教员队伍,加强了机关建设,有效地缓解了军大教员匮乏的困境。
(三)下大力气狠抓教育质量
千方百计提高军校教育质量是军校教育督导的根本目的。学校下大力气狠抓教育质量。在学校向中央军委呈报的《关于一九七五年招生教学问题的请示报告》(以下简称《报告》)(1974年10月18日)中,对招生计划、教学指导思想、教学内容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关于招生计划[M]报告》提出按军事系、政治系分别招生。军事系学习时间5个月,全年办两期,每期收学员400人,第一期1975年2月入学。政治系学习时间4个月,全年办两期,上半年收学员400人,1975年3月入学。下半年各收学员600人。
收生对象,以现任师职干部为主,同时收一些优秀的团以下青年干部,实行老、中、青结合。各级干部的比例为,军职以上10%、师职70%、团职以下20%。招收学员除了政治条件好外,还要注意身体条件,能坚持学习,回部队后能坚持工作和作战……
关于教学指导思想[M]报告》提出军事系、政治系教学都要贯彻毛主席关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紧紧围绕批林批孔这个中心,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行开门办学。通过学习,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肃清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提高军事思想水平和作战组织指挥能力,为防修反修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部队建设和加强战备服务。
关于教学内容[M]报告》提出两系第一期教学内容,主要从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需要来考虑,具体实施则各有侧重。
军事系:军事课占70%,政治课占30%。(一)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二)主要学习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论述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研究若干战例及介绍各军兵种知识。(三)批判林彪的反动军事思想,深挖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四)研究苏、美情况及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贯彻毛主席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若干问题。(五)进行师防御、军运动进攻的图上作业或沙盘作业,研究人防、城防问题。
政治系:政治课占80%,军事课占20%。(一)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和党的基本路线,并结合学习《哥达纲领批判》,着重领会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二)主要学习毛主席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动军事思想,深挖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三)结合国际形势,选学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毛主席、党中央对“三个世界”的分析和论述,明确时代特点和我们的任务,批判林彪在时代问题上的谬论及投降社会帝国主义的罪行。(四)军事课主要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和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研究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的若干问题。[54]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多次组织教员干部外出调研,认真备课:
1975年9月至12月,在校党委的统一领导和安排下,先后组织教研人员、机关干部61批、391人、507人次,分别到10个大军区,7个军兵种,23个野战军,19个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11个军队院校和14个省市进行调查研究、参观学习,时间长的2个多月,短的7天。收集各种学习材料、资料1700多份、1300多万字。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去的地方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参观学习的形式,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有所区别,大体上有:(1)到部队参观军事演习;(2)到部队、工厂、农村调查学习;(3)去军队和地方院校学习教育革命经验;(4)到革命圣地参观学习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5)到三北和东南沿海地区预定战场现地勘察;(6)参加部队举办的学习班教学活动等。还有30名教员、机关干部参加了总政治部工作组,到部队调查研究。[55]
此外,学校还定期召开教员、学员座谈会,征求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方法。在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保证下,军大的教育开始恢复和发展。然而,这一切进行得并不顺利,“四人帮”贼心不死,不时蹦出来大搞破坏,扰乱教学工作。比如1974年3月3日,江青在一个人的告状信上“批示”:“军政大学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56]所谓揭开军政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实质上就是想搞乱军政大学。再比如,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时间很长,学校的各项工作,尤其是教学工作,不能不受到一定影响。在实际教学工作中,也搞了一些形式主义,脱离实际的东西,占去了许多的时间,干扰了教学。好长时间不敢提“以教学为中心”,党委不能以主要精力抓教学。“1976年军事教学时间只占了45%(军事系原定军事训练时间为70%)”[57],花了很多时间去搞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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