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校教育上的督导制度化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军校教育督导的初步制度化

西方国家的一位将军曾经说过：“在没有战争检验的情况下，衡量一个国家军人素质和军队的实力，只要到军事院校里看一看，便可以得出结论。”^[38]重视军校教育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其领导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战略措施，也是富有远见卓识的生动体现。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也十分重视军校教育，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等一批著名的军事院校，军校教育督导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

一、这一时期军校教育督导的历史背景

1936年底，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万众瞩目的“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的解决、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所有的一切都昭示着解放军院校教育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即到了为全面抗战准备干部的时期。为适应将要爆发的抗日战争对人才的需求，训练骨干，准备抗战，毛泽东指出：

“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大大增加抗战力量，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增加战斗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39]

遵照这一指示，红军大学的旗帜再次高高飘扬在中华大地上。为适应新的战争形式，红军大学的任务发生了重大改变：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还赋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将要接纳培养全国各地奔向抗日中心、革命圣地延安的爱国青年。这就使红大由原来单纯培养训练军事干部的学校转变为培养更广大的全国性的抗日干部的学校。这就意味着红军院校办学的最突出特点是教学对象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不仅表现在学员数量有较大增长，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生源成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193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把已经搬迁至肤施（今延安）的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日军政大学”或“抗大”）。由此可见，红军大学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抗日军政大学是红军大学的延续和发展。红大和抗大就其性质、训练目的和训练任务基本上是一致的。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进一步扩大，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甚一日，所以红大也好，抗大也罢，都是为抗日战争准备、训练干部的高等学府。从这个意义上讲，红大第一期，也就是抗大第一期。所以当时有“抗大没有第一期，红大没有第二期”的说法。但是，抗大除了继承红大教育特点之外，又必须适应教育新形势的发展。

二、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教育督导案例分析

抗大的建立很快就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最可瞩目、寄以厚望的地方，成为了培养抗日骨干的摇篮。抗大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办有14所分校，显示了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在抗大精神指引下，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及其所属部队办有随营学校、军政学校和各类专门学校，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培养、训练了近20万名各类人才，在抗日斗争史上写下了功勋卓著的光辉篇章。这一切都与抗大教育督导分不开。

（一）党中央对抗大的教育督导

1.配备逐渐完善的组织机构

强有力的教育组织机构是战火中办学的有力保证。学员多了，学校大了，抗大不再等同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些“游击战训练班”的随营学校了，抗大的教育组织机构也必须逐步健全和完善。中共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抗大教育组织机构的配备。抗大组建时，中共中央军委为加强对抗大的领导，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主席为主任的抗大教育委员会（毛泽东对抗大的建立与发展倾注了无数心血，本节将有专述）。抗大校长为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罗瑞卿。校领导之下设有政治部、训练部、校务部。在职干部由红大时期的14人增加到87人，大多数是从第1期毕业学员中挑选留校工作的。

到了1938年抗大招收第四期学员时，学校各级组织机构有了进一步的完善，领导干部力量的配备加强了，教员队伍更加扩大了。学校的工作人员猛增到1300余人，人才济济，抗大建立和健全了一套教学领导体系。详见下图^[40]：

1942年2月抗大招收的第八期学员是抗大教育史上比较特殊的一届学员，因为这期学员的学习时间是最长的（从1942年5月1日开学到1945年8月全部毕业），为时3年半之久。它经历了在抗日战争史上最为困难和恢复上升以致准备反攻的这样几个阶段。就是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下，为保证抗大第八期“艰苦地坚持教育，保存培养干部，准备反攻”^[41]教育任务的顺利完成，抗大仍然保持着强大、灵活的组织体系：在校长领导之下设训练部，内设军事教育科、政治教育科和编译科，各学员大队设军事政治主任教员，队设教员；大队设军事政治教育干事，除知识分子队外还设文化教员，这样可随学员队在反“扫荡”和在生产的间隙不失时机地进行教学。

2.配备高素质的教员队伍

教育质量高低的关键在于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员队伍。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配备抗大教员的问题，采取各种途径招贤纳才，充实教员队伍。到了抗大招收第四期学员时（1938年4月16日），抗大的教员结构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大队设军事主任教员和政治主任教员，并有驻队军、政教员，老干部队还配有文化教员。全校教职工从第三期的300多人猛增至1386人。其中，有专职教员253人：军、政教育科长和主任教员23人，军事教员和军事助教90人，政治教员和政治助教128人，专职文化教员12人。当时从对657名教职员的统计来看，其素质确实是大大提高了：留学生14人，占2.1%；教授12人，占1.8%；从八路军中抽来的干部40人，占6.1%；毕业生留校的591人，占90%。他们的出身成分，工农322人，占50%；学生200人，占30%，知识分子70人，占10%；军官25人，占4%；店员20人，占3%；其他20人，占3%。他们中有专家、名流、学者和著名教授，比如艾思奇、任白戈等等。”^[42]

为了保证高质量的教学，教员对课程的准备认真负责。学校特别注意组织教员试讲，讲授示范课等等。对军事演习的准备与组织指挥更是非常细致、一丝不苟：认真制定演习方案，力争演习逼真，活龙活现，借以提高学员的军事技术和组织指挥能力。

除了配备优秀的专职教师以外，中央领导还时常来抗大视察并亲自授课。比如直属第18集团军总部领导的抗大第一分校，由于学校地址离“总部”近，北方局的杨尚昆，总部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和其他首长对学校十分关心，经常来巡视和作指示。分校第一期学员招生（1939年2月）的当年上半年，朱德总司令每月都要来校给学员讲授《论持久战》和《步兵战斗条例》。朱总司令的授课浅显易懂，根据学员的实际水平逐条讲解，一字一句都紧密联系革命实际，让学员们受益匪浅。其他“编外教员”的授课，诸如肖劲光讲授的游击战术、博古讲授的马列主义基础知识、董必武讲授的中国现代史等等也给学员们留下深刻印象。有了这些“编外教员”的加入，抗大教学质量无疑得到了很大提高。也正是有了这些首长的督导，地处分校的学员才能及时了解中央、军委的会议精神，使学校教学能跟上形式，提高了教学质量。

3.重视教材建设

党中央历来关心军校教材的建设，抗大总校对教材的编撰工作也十分重视。凡是教学计划上所定的课程，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都由学校负责分工主持编写，召集各科目的教员们讨论，推选专人执笔，再集体研究修改，而后交由学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审查通过，颁发实施。据统计，仅抗大总校第七期就编印出版了“各类教材41种，发行量达到18036册”^[43]。这些教材颇受学校教员和学员以及部队的欢迎，这些质量较好的教材对提高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政治和文化素质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毛泽东对抗大的教育督导

毛泽东对抗大的建立和发展倾注了无尽的心血，可以说抗大的每一步成长都是和毛泽东的督导分不开的。

1.亲任教育委员会主任，制定教育方针、审定教学大纲

毛泽东对抗大的关心息息入微，事无巨细。在抗大建立初期，他亲自担任学校教育委员会主任，并在日理万机中亲自审定教育大纲和教学计划，直接过问学校的教学和建设工作。足见其对抗大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对抗大培养革命干部所寄予的厚望。他亲自为抗大制定了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明了抗大的校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些为抗大教育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39年5月26日，抗大校领导在对学校教育工作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组织人员编写了《抗大组织条令》，该条令正是构建在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校训基础之上的：

“‘本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施国防教育，创造具有高度民族意识的忠实于国家民族与社会解放事业的抗日军政干部，争取抗战胜利及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本校之教育中心基于革命的传统，在政治上授以马列主义理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政策，在军事上授以持久抗战的战略战术，使之深刻了解，并能灵活运用，在实际生活上锻炼艰苦奋斗的作风，以期在长期抗战过程中间，英勇奋斗，完成革命任务’。条令在教育原则方法上强调‘少而精’，理论与实际并重，理论与实际联系，体力、智力统一，军事、政治之适当配合，进行革命批判的教授制度等等。”^[44]

2.重视教员队伍建设，担任抗大“编外教员”

毛泽东非常重视抗大教员队伍建设，为抗大教员写下了“忠诚党的教育事业”^[45]的题词，并指出：“教员是干部的干部。”^[46]（1937年）他在抗大公开发表的几次讲话中都充分地肯定了教员在学校中的地位和作用：1938年3月30日在抗大干部会上的讲话指出：

“……有人说在后方办学校是倒霉的事，想到前方去，其实后方也是重要的……我们党员，尤其是干部，要下决心在此教它20年书。要用自己的热心，积极性，全副精神来对待学生，把他们教好，热心应该尽量发挥，而不应该吝啬。”^[47]

1938年5月21日，在抗大第三期干部总结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

“抗大两年来处境艰难，由3个教员到300教员，到今天有了很大成绩。单看这个干部队伍便可证明。抗大集中全国优秀人才，在抗日战争中能担负起重大的责任，就必须依靠这个三四百教职员的队伍，他们的任务是‘造学生’。出人是要紧的事，出了人便可以派出，这是母鸡生蛋的问题，要下当一辈子教员的决心。说是禹王三过其门而不入，但他还比我们差，我们有七八次过其门而不入的。我们要下决心把学校办好，办学校便要我们这些‘母鸡’（笑声），一生当教员，黑格尔便是。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后撤职。张如心（抗大教员）学黑格尔学孔夫子。我们要学黑格尔，也学孔夫子、张如心。”^[48]

毛泽东不仅时刻关心抗大的教员队伍建设，还常常亲自担任教员，为教职员工和学员示教。他在抗大的授课往往与现实紧密结合：总结和交流10年土地革命战争以来各个革命根据地红军斗争的经验教训；肃清“左”、右倾错误的影响；分析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严重错误等等。他的讲授生动活泼，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从哲学上提高抗大师生的认识，从1937年5月开始，毛泽东特地给抗大讲授《辩证唯物论》（后来出版发行的《实践论》《矛盾论》是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历时3个多月，授课学时达110多个小时。这门课全面系统深入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揭露和批判了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实质，指出它们是主观主义的典型表现形式；特别深刻地揭露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实质。通过学习和教育，提高了抗大师生对“左”、右倾错误的免疫力，使师生们认识到主观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端正了思想路线，树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看清了学习对于提高一个革命干部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的重要性。

3.身体力行，组织人员编撰教材

教材是学校教育的重工业，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他在谈到教材时不止一次地申明：

“……要有个本本才好，现在要组织人写：游击战、战略战术、政治工作的都要有……游击战由我负责，战略我负一部分责，别的由何思敬、郭化若负责。战术也要写。政治工作由罗瑞卿请假几日，到我那里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研政治书’。艾思奇也如此，牺牲一点课，少教—点。强调：要加强战略方面的教育。战略是什么？是军事理论，我们讲了政治理论，现在要讲军事理论。我们提倡战争思想，或称路线。十年来的战争我们有了很多的经验，形成了路线，但见之于文字的却不多。”^[49]

毛泽东不仅重视抗大教材建设，亲自参加教材的编撰工作，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撰写文章鼓励学员。抗大第三期学员学习期间，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思想战线》刊物上就登载着毛泽东专门给该刊撰写的战斗檄文《反对自由主义》（1937年9月7日）。这篇光辉著作对学员的思想改造，以至全党全军的思想建设都起了重要作用。在抗大3周年校庆的前夕，毛泽东专门为抗大写了《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1939年5月26日）的重要纪念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赞扬了抗大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充分肯定了抗大对于国防教育的重要贡献；严正有力地批驳了投降派和顽固派对抗大的诬蔑；同时对抗大培养抗日干部的光辉业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篇文章指明了抗大前进的方向，使全校师生在思想上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也是对抗大3周年的最好纪念。

4.促膝谈心，关心学校全面发展

毛泽东对抗大教育的关心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寓教育督导于无形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与学生促膝谈心就是他常用的了解抗大教育状况的方法。

抗大建立初期，有许多来自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后城市的同学不适应延安的艰苦生活，对抗大的学习生活条件有诸多议论。毛泽东了解了这种情况后，在百忙中来抗大和同学们促膝谈心，亲切地对大家说：

“我们的延安抗大和北京的北大、清华等大学不一样，既没有什么设施，也没有好的课堂，就连桌椅板凳也没有，从这点上讲，抗大就不像个大学。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抗大又是个大学。它是研究革命道理的学校，是研究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理论和方法的一个大学。因为我们理想大、奋斗目标大。我们这个学校不分文、理科，就是一个科——革命之科……我们这个大学，在中国是没有的，是唯一的，恐怕世界上也少有。革命就是要吃苦，只有能吃苦，才能革命啊！”毛泽东的一番肺腑之言，让在场的抗大学员无不动容。^[50]

从抗大庆祝新校舍建立到抗大每一届学员毕业，毛泽东几乎都会亲自到场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或者是专门为抗大学员题词撰文勉励。“卢沟桥事变”震惊了炎黄子孙，这时正是抗大第二期学员准备毕业离校，在他们的毕业证上，毛泽东写下了“勇敢、坚定、沉着，在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的题词^[51]。学员临行前，毛主席还同他们谈话勉励大家。在抗大第四期1、2大队学员毕业典礼上，毛泽东亲临大会讲话，对这期的教育成就给予了充分的估计，认为：抗大第四期将4000多名知识分子教育培养成为抗日军事政治干部，这是对革命的巨大贡献。第二天，毛泽东又对即将离开学校奔赴抗日战场做一定领导工作的同学们专门谈了话：

“中国历朝以来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正派的，另一条是不正派的。如果朝廷里是贤明皇帝，所谓明君，那就会是忠臣当朝，这就是正派的，用人在贤；昏君，必有奸臣当道，是不正派的，用人在亲，狐群狗党，弄得一塌糊涂。组织路线（就是干部政策）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历来如此，现在也是如此……用干部也是要注意的。”^[52]

接着，毛泽东又阐述了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期，树立“战争第一”的观点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战争这部机器进行；“一切都离不开战争”。从而使这批干部进一步明确了工作方向。

为解决校舍紧张的问题，抗大自力更生，开展突击修建校舍的运动。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就挖成了170多孔新式窑洞，解决了2000人的住宿问题。同时还修建了3000米长的“抗大公路”。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还在抗大师生开始挖窑洞的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就题词鼓励大家：

“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忱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你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的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

为了庆祝新校舍的建立，毛泽东又欣然命笔，特为抗大题写了“我们的伟大事业”^[53]的横匾，这对师生们是个很大的鼓舞。

5.亲临抗大，检查总结教学情况

1938年9月底，在延安召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党的（扩大）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会后，毛泽东主席指示抗大要认真学习文件，并要亲临抗大作会议总结。为适应新阶段的抗日要求，党中央根据六中全会精神，改进党的工作，号召党政军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等进行一次工作大检查。毛泽东对抗大的检查工作非常关怀，认为它检查的好坏事关全军的问题。因此，他亲临抗大全体干部大会作指示，要求大家对过去的工作做一次检查，其目的在于使学校向前发展。他为抗大校刊《检查工作特刊》题词：“检查越深入，越彻底，越能够发挥学校成绩，克服缺点。”^[54]由此，抗大成立了检查工作委员会开展全校工作大检查。检查内容包括：教学工作、政治工作、党的建设、行政管理、供给卫生和学校其他各方面的工作。工作检查的方针是：发扬成绩，纠正缺点，要求做到认真、切实、深入地检查工作，发扬成绩，全面估计优缺点，有功者奖，有缺点、错误的指出来，但不记账。检查的方法是由下而上，首先由每人自我检查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进而检查学校的教育工作、政治工作、党的建设工作、行政管理、供给卫生工作等等，直至检查校首长的领导工作。并召开各种座谈会，又进行专门检查，最后召开授奖大会。检查活动总结了办抗大以来的经验，制定出30种工作条例。在这样的基础上，由副校长罗瑞卿向全校作了工作检查总结报告，而后中央书记处听取了罗瑞卿同志《关于抗大工作检查的报告》（1939年4月5日）。党中央对抗大工作大检查给予了很好的评价。随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抗大工作检查总结决议》，决议认为：

“中央书记处听了罗瑞卿同志关于抗大工作检查总结报告以后，一致同意报告中对抗大工作的成绩、困难与缺点的估计，以及报告中所提的今后抗大的工作方针……同时，中央对于在抗大工作的同志们，从校首长至各级工作同志，深致慰勉之意，他们在抗大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55]

中央的肯定再一次地给抗大指示了今后工作方针。对中央的“决议”，全校进行热烈的学习讨论，大家更充满办好抗大的决心。

（三）抗大自身的教育督导

抗大教育的成功是万众瞩目的，在当时，她已然成为了全世界炎黄子孙魂牵梦萦的地方。抗大教育的成功是与学校自身有效的教育督导分不开的。

1.制定教育计划“制度中见灵活”，使教育工作既有章可循、又灵活实用

在抗大创办之初，学校就具备了较为完善的组织教学机构，并且在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制定了明确的教育大纲、教学计划以及教育方针，这些制度的制定使得学校的教学工作，包括督导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这是以前的红军学校所不具备的特点，也是现代军校教育督导的特征之一。

例如，在抗大第四期阶段，为加强学校的基本建设，校领导深入下去，在对教学工作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组织人员编写《抗大组织条令》（1939年5月26日）。条令对抗大的性质和任务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本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施国防教育，创造具有高度民族意识和忠于国家民族与社会解放事业的抗日军政干部，争取抗战胜利及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56]。

条令根据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校训，确立了教育目的：

“本校之教育中心基于革命的传统，在政治上授以马列主义理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及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救国政策，在军事上授以持久抗战的战略战术，使之深刻了解，并能灵活运用，在实际生活上锻炼艰苦奋斗的作风，以期在长期抗战过程中间，英勇奋斗，完成革命任务。”^[57]

为达到上述教育目的，根据第四期知识分子多的特点，学校在课程设置上有的放矢地进行了新的调整，政治类的课程有：中国问题、马列主义概论、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问题、政治经济学、哲学、民众运动等；军事类的课设有：战略学问题、游击战术、政治工作等等。条令所规定的课程，依具体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这期开学后不久，时值毛泽东的《抗日游击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两篇指导抗日战争胜利进程的重要著作发表，抗大把它们列入教学的必修课，以指引大家去争得抗战的胜利。教育督导重视教育各环节的制度化，这使得教育各部门工作都有章可循，把抗大的教育进一步推向正轨，保证了教育工作有条不紊地协调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抗大教育督导在关注教育各环节制度化建设的同时特别强调“灵活”。“灵活”是抗大教育规章制度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即学校的教育规章制度不是呆板的，而是根据环境、生源特点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抗大的每一期几乎都有不同的培养任务、不同的教育计划。

例如，抗大的第六期学员（1940年4月15日在山西省武乡县蟠龙镇开学），也是抗大总校深入华北前线以后的第一期，这期办学经历十分不寻常。第一，这期具有在战争环境中坚持办学的突出特点，主要表现在办学环境相当复杂：学校在敌、伪、顽的夹击中办学；在流动、分散中边战斗边教学。第二，这期生源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给学校教学带来了困难^[58]。文化是学好政治、军事和科学技术的基础，文化素质低成为了教学过程中的“拦路虎”。许多人理解能力较差，对教材似懂非懂，不能作笔记。在研究了第六期学员上述新特点后，抗大总校从这一期开始，对办校方针、培训任务和教学措施都作了相应的调整：从第四、五期以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干部为主，转变到以培养提高部队工农干部为主上来；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上，亦作了适应这一要求的转变。罗瑞卿副校长当时曾指出：

“抗大今后的方针主要为我党军队培养干部，应在我党军队建设上起着骨干作用。因此，抗大今后不仅有初级干部之培养，而且应有上级干部之培养；不仅有一般干部之培养，而且应有各种特殊技能干部之培养，而应提高到更高的阶段，使与整个党军的建设适应起来。”^[59]

抗大领导还特别强调教育与实际密切结合的问题。鉴于这期学员文化水平低，对学好政治、军事和科学技术造成一定困难，学好文化极为关键。为此，学校重点抓文化教育方面的扫除文盲和语文教学。在教员和学员双方不懈的努力下，学校在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果，这为军政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础。灵活的教育方针是抗大教育有效性的保障。

抗大教育方针的灵活性不仅表现在对文化教育计划的制定上，还表现在对学员的政治教育上。这期学员工农成分多，这就意味着他们具有实际革命经验但缺乏革命理论的学习和教育。所以，学校决定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为解决学员在校时间短、学习内容多的矛盾，学校特别加强基础理论的教育，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中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观点为依据，编成政治的各种讲义进行学习，把学员们的感性知识提高到理性，增强革命的自觉性、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坚定性。同时，为了适应国内外的斗争形式和复杂任务，在政治教育中，也特别加强了形式任务教育和根据地各项政策教育。前方战区主要是军事斗争，随时随地都有参加斗争的可能性，再加上抗大主要是为抗日战争培养各类军事人才，因此，各级领导更加重视加强军事训练。根据学员们具有一定实战经验的有利条件，通过学习有关抗日战争“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60]的战略战术，联系自己的实战情况，总结经验教训，以这些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的管用的东西来提高他们的军事素养。在军事训练中，还特别强调实际动作的演练，加强近战、夜战的战术演习。对于所使用武器性能的技术训练，要求动作熟练，会用会教，以便毕业到部队中，既能当指挥员，又能当教员，这样可普遍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这在当时抗战救国部队大发展的情况下，对于提高解放军的战斗力是极为必要的。抗大第六期的办学经历充分论证了抗大教育方针的显著特点，即“制度中见灵活”。

再比如，抗大总校学员第七期^[61]共招收学员900余人。这期学员从数量上看是少了些，但在质量上却有很大的提高。于是，军委对抗大这期教育任务作出更高要求的指示，即特别强调正规化建设，要求学校坚持“以教育为中心”，建立各种正规化的制度。为了有一个比较正规、周详、切实可行的教育计划，以保证正规化建设的实施，总校甚至一改过去教育计划由训练部门制定下发执行的做法，从狭窄的胡同里走出来，运用群众—领导—群众的方法来制定，即先由训练部在对学校情况作出周密调查的基础上拟出初稿，而后由学校领导召集有关部门领导研究、修改，再分送各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并由这些部门提出修改意见和各项工作的保障计划，再由校领导和有关部门领导审查修订，以命令的形式颁布，在全校传达贯彻执行。在教材的编写、教员对课程的准备等等教学环节，同样采取集体合作的方式进行，这样，全校各个部门、每个教职工，大家同心同德，协调一致，密切配合，为实施教育计划全校一盘棋，学校工作效率大为提高了，教学质量也比以前好。

教育督导关注教育计划的制度化，因为有了明确、正规、周详、切实可行的教育计划，全校教职工才能同心同德，协调一致，密切配合，学校教育工作效率因为有章可循而大为提高。但制度化建设不意味着呆板，抗大总校学员第六期、第七期的办学经历说明教育需要的是灵活的制度化，只有这样才能使教育有的放矢，焕发活力。

2.注重考察教育实施环节理论联系实际，关注教育为革命服务的有效性

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实践调查，毛泽东曾经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注重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出符合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教育才有的放矢。解放军院校教育督导历来关注教育实施环节的理论联系实际，这一贯穿军校教育督导发展的红线在抗大时期体现得更加具体。

（1）关注教学实施各环节的理论联系实际

以抗大第七期教学为例：为了使抗大有联系实际、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以保证教学的正规化和有效性，抗大领导煞费苦心。他们认为，过去教育计划的制定一般墨守成规，内容空洞，不能真正成为计划；今后制定教育计划，应依据各个单位实际情况，讲述教育的目的，设置这门课程的作用与意义，并配合政治、供给、卫生保证计划执行。对计划拟定要着重讨论，但应富有弹性。计划制定后，用命令形式公布。须向学员深入传达、动员、解释，使教育计划本身带着教育作用。计划在公布下达后，不要轻易更正，必须坚持执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学校一改教学计划昔日由训练部门制定下发执行的常规，从狭窄的胡同里走出来，运用群众—领导—群众的方法来制定：首先由训练部门在作了周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拟出计划初稿，尔后由学校领导召集有关部门领导进行认真的研究、修改，再分送政治、供给、卫生等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并由这些部门提出各项工作的保障计划，再由校领导和有关部门领导审查修订，以命令形式颁布，在全校传达贯彻执行。如此周折地制定教育计划，只是为了使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更好地为抗大教育服务。

在教育内容上，强调与革命实际相结合，与各战略区党政军建设相适应。一般的军事课中心放在战术上，应着重平素锻炼。军事课基本方针为“少讲多做”，即少训多练的原则去实施。每期要有两、三周野外教育，动、静教育交叉进行最为有效。政治课以马列主义为中心，联系到无产阶级思想意识锻炼、党性提高的实际。抗日根据地基本政策以及时事教育，应当列入正式课程。文化课不能轻视，要扩大到数学、地理、自然科学等，要有符合学员水平的一定程度的具体要求，内容避免一般化，以适合军事、政治实际为原则，尽可能作简单的实验。

为保证教学，学校的领导作风与工作作风特别强调创造性、深入性、真实性和具体化。学校力求把“以教育为中心”的口号贯彻到工作的各方面。要求学校一切工作要深入下层，面向部队，关心学员、爱护学员、尊重学员，一切工作、一切打算为着教育学员，公差勤务，以不妨碍学习为原则，保障各种条件使学员掌握更多的马列主义和正规化的军事技术，并保证把所学战略战术运用到实际中去。

在庆祝抗大成立5周年之际，教育长何长工写的《抗大教育方针及其特点》长篇文章，在总结“抗大教育的特点”这部分时，第二点就写道：

“教育与实际紧密结合，真正做到‘教、学、做’合一。旧的教育是将青年囚禁于书斋，闭户潜修，闭门造车，即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造成文弱脱离实际的书呆子，隔离社会的空谈家。而我们的教育，则与之完全相反，教育学习实际并重，不仅要教要学，而且要做，学校与部队沟通，学习与斗争配合，教育与发动学生接近社会，进行群众活动，以实际问题和实践精神，来充实我们的教育，以求得学校教育不断的发展和进步。”^[62]

由此可见，抗大教育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到了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上。这是符合解放军院校教育特点与发展规律的真知灼见的。

（2）注重调查研究，为制定教育计划提供事实依据

抗大一改过去教育计划的制定墨守成规，内容空洞，不能真正成为计划的弊端，十分注意在制定计划前深入调研。比如抗大第八期学员大部分来自晋东南的机关部队，如八路军总部直属队、129师、晋冀豫边纵等机关、部队的干部和少数新吸收的抗日根据地知识青年及地方党政机关干部。为制定出有效的教育计划，129师在全师举行过一次干部测验，受测验者为各师各军分区一个建制连的连排干部，测验的统计材料，作为研究干部教育的参考。军委总政治部在1941年11月25日的《政工简报》第3号上，刊登了129师连排干部政治测验的结果：(www.xing528.com)

“第一是程度较高的连级干部的测验，不了解‘二五减租’者90%，不了解什么是‘三三制’及不了解对友军政策者各占16%。

第二是程度较高的排级干部的政治测验，不懂党的性质者占63%，认为月食是天犬吃去者有15%……”^[63]

抗大根据简报指出的干部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即对书本知识不求甚解；对革命实际问题缺乏研究；对党的现行教育政策理解肤浅；一般中下级工农干部，简单知识非常缺乏等等敏锐地意识到这些现象证明干部教育可能满足于表面，满足于测验成绩的分数，缺乏深入实际的教育考查。学校向上级汇报了学校的教育状况，根据干部和干部教育存在的这些问题，中央军委及其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即“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第三号）（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具体内容如下：

1.在职干部：在不妨碍战斗与业务下进行学习。

甲：连排干部或相当于连排级干部。除参加文化课外，每周作一次时事或党的政策的报告与讨论。以营为单位，军政干部一起，由团政治处或营教导员负责。直属队则另行组织之。

乙：营团干部。除参加文化课外，以团为单位组织一个政治学习组，军政干部一起，每周开会一次，由团政委负责，研究理论问题，党的政策。

丙：旅及师级干部。以自己阅读为主，师旅各设一上级政治学习组，每周举行一次讨论。

丁：各级政治干部对于政治工作之学习，除自动阅读指定的书籍外，按工作部门经常举行部（科）务会议，研究与讨论本部门之工作。

戊：技术专家之政治学习，除自动看报外，可由旅以上之政治机关每月召集一次会议，报告时事或党的政策问题。

己：知识分子新干部，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但实际经验较少，因此应注意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情况，党的政策和当前的实际问题。

2.轮训班中之政治教育：

甲：班级干部以报告时事为主。

乙：连排军事干部以时事及策略为主，政治干部加政治工作条例。

丙：营团军事干部除时事策略外，加中国革命问题，政治干部再加政治工作。

丁：第二次轮训时，连排干部须加中国革命问题，营团干部须加中国革命史。

戊：由各部队根据上述原则具体规定教育计划。

3.学校及教导队之政治教育：

甲：抗大分校之上干队，军事干部须学时事，政策，中国革命问题，党的建设，政治干部另加政治工作。其文化程度太低者，须特别加强文化教育，政治课为时事与策略。

乙：抗大分校之步兵科及特科之军事干部，须学时事、政策及中国革命问题，政治干部加政治工作。

丙：教导队上文化课，政治教育为时事与策略。

丁：各抗大分校及教导队，应根据上述原则改进自己的教育计划。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中共中央军总政治部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64]

这份基于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教育指示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对抗大今后干部教育的方针、教育原则、教育内容及其教育时间，都作了详细的规定。这一指示要求各抗大分校及教导队，应根据上述原则改进自己的教育计划，这为抗大的教育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3）注重部队调研，为教育的进一步贴近实战收集素材

抗大人一直明白教育不是海市蜃楼，教育永远服务于现实。抗大是培养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干部的学校，抗大的学生不仅要有知识，还要有组织指挥能力，这很重要。所以，抗大一直坚持在战斗中办学，让学生走出学校，走向战场，去学习书本上学不到的实战经验。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打击日军的赫赫有名的“百团大战”，战争一开始，抗大就派出了部分人员（抗大第六期学员）直接参加战争，从中总结、吸收对敌作战的经验，借以充实教育训练的内容。

抗大与部队建立了经常性的密切联系，为了解部队实情，提高教学质量，仅在抗大第七期学员学习期间就曾四次派出干部、教员到129师部队参观学习，收效甚丰，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提高了教员的水平。

3.重视对教育质量的检查与经验教训的总结

知往而鉴今。抗大人十分注重督导总结、梳理抗大教育的经验与教训。抗大办学期间，几乎每一期学员毕业之前，中央或是派专人到学校检查教育情况特别是教育质量方面的情况，或是中央领导如毛泽东亲自到学校检查指导。通过不同的检查方式，不仅肯定成绩，更重要的是找出问题，指导解决方案。

学校尤其重视教育经验的总结梳理。特别突出的几次如1941年春，学校组织人员对第七期学员第一阶段的教育工作进行了专门检查，检查的范围涉及教学计划的实施程度、教材的编撰、教员对课程的准备情况等等各个教学环节，最后得出结论：

学校在正规化建设上不仅提高了教育质量，而且在执行各项规章制度、贯彻各种条令、严肃纪律和严格军容风纪上，都起了推动作用。同时也对学校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整改措施……1941年的形势将比去年环境更艰苦，教育时间要在战斗中与行动中去争取，必须防止因客观困难而使之松懈的现象。为适应游击分散的险恶环境，搞好教学，平时应准备好，以免临渴掘井……须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创造出多样的教育方式方法。做到一面战斗，一面学习。^[65]

在抗大成立5周年之际，学校由滕代远副校长亲自主持，全面认真地总结了5年来的办学成绩与经验，洋洋洒洒写出了长达40余万字的《抗大五年来工作经验》一书上报中央军委，下发各级干部和分校。为了把经验总结好，学校多次召开专题座谈会，博采群谏。这份总结全面而深入地梳理了抗大办学5年的经验教训，包括军事、政治、文化教育工作的基本经验；对工农干部和知识青年两种不同对象的教育方法与学习方法；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的政治工作经验；对行政管理和事务人员的教育经验；以及对供给、卫生后勤方面的经验等等。每个专题总结都有专人分头执笔，再集体研究、修订定稿，最大可能地保证了总结的客观性。学校领导、教育长何长工撰写了《抗大教育方针及其特点》部分，着重总结了抗大在贯彻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方面的经验，及抗大的教育特点：

第一，真正是站在国防教育的最前线，为抗战建国服务，忠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为了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一切服从前线上战争的胜利，所教所学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以争取抗战胜利、民族社会解放为主。

第二，教育与实际紧密结合，真正做到“教和做合一”。旧的教育是将青年囚禁于书斋，闭户潜修，闭门造车，即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造成文弱脱离实际的书呆子，隔离社会的空谈家。而我们的教育，则与之完全相反，教育学习实际并重，不仅要教要学，而且要做，学校与部队沟通，学习与斗争配合，教育与发动学生接近社会，进行群众活动，以实际问题和实践精神，来充实我们的教育，以求得学校教育不断的发展和进步。

第三，教员与学生一致，休戚相关，血肉不分，团结友爱互助，没有任何隔膜，能互相研究共同探讨。教员不仅教育学生，使学生进步，而且还向学生学习，求得自己进步，决不像旧教育制度下，教者往往以为奇货可居，高高在上，不愿真正接近学生，帮助学生。学者目的常在拿文凭造资格，借图显扬名声，光大门楣，从个人私利出发，没有远大目标。

第四，消灭了雇佣制度，一切出于政治上的自觉自动，不是自私自利，不是为个人饭碗，而是克己奉公，不是为了目前个人的享受，而是为了整个事业的成功。在雇佣制下，教育者将教育内容寄托于雇主意旨束缚之下，囿于狭小的圈套而不能自拔。甚至于受恶劣势力的引诱限制，不惜作出许多卑鄙龌龊的勾当。他们以教得抽象玄妙深奥不懂，使学生愈糊涂，壅塞愚昧昏聩麻痹为成功。我们则是为追求真理，实现真理，以新时代革命科学知识教导学生，一致的为真理斗争，所以我们欢迎进步的军事家、科学家、教育家打破雇佣制度，来此共同为着国防教育事业的开展而努力。

第五，人尽其材，没有毕业即失业的恐慌，每一个抗大毕业的学生，都有工作的权利，有工作可做，而且是按其才能，分配适当的工作。这是在旧教育中未曾有过的。旧的学校里，学生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要担心自己的前途、毕业以后的工作问题。因为他们的学校与政府对他们的前途与工作，没有任何的保证。

第六，有共产党的领导与政治工作的保证。抗大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党军的干部学校，它与党军部队一样，在党的绝对领导下，政治工作的保证下，组织教育的实施。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在我们的学校里，就是学校的生命线，一刻不能离开它。学校之所以有今天，与学校的政治工作是不能分离的。一切轻视政治工作的观念，在我们这里是不容存在的，这与没有政治工作，或有而等于特务工作的旧教育，或所谓“党化教育”截然不同，这样的“政治工作”只有阻碍教育的进步，绞杀活跃的青年，丝毫没有保证的作用。

第七，教育的迅速普遍于各地，抗大在近3年中，居然发展了8个分校，东至东海之滨，西至西北高原，都有“抗大”这面灿烂的国防教育的大旗在飘扬着，在各个不同地区，实施着同一的教育。教育如此迅速的普及与发展，恐怕历来的任何学校都未曾有过；有的话，也不过只是形式上的普及。有的名义上在各个地方设立很多分校，而实质上也不可能是实施统一的教育，它只是为各地统治者个人训练干部，以供其争权夺利，维持其统治的需要而已。^[66]

在听取了抗大的教育工作总结以后，第18集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代表首长对抗大今后教育工作提出了要求：

第一，要求抗大培养出大批模范干部。模范干部的条件，首先要政治坚定，党性强，而军队里的干部党性更要强，因为军队拿着枪杆子，脱离了党便会进行反革命；如不能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还会产生像张国焘那样的家伙。

第二，要求抗大每个干部、每个学员都要下决心，使自己成为一个学者与专家，在学术上有些研究。

第三，要求抗大要特别注意政策问题的教育，要求每个抗大学生都要懂得政策，都能把政策正确地运用到实际中去。^[67]

抗大教育督导就是在不断尝试、不断检查、不断总结、不断改善的循环过程中向前发展的。抗大的教育督导实践为解放军院校教育督导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笔宝贵的财富不仅积极推动了抗大当时的教育督导工作的开展，也对后人做好解放军院校教育督导工作产生了重大积极的影响。

三、这一时期军校教育督导的特点与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军院校教育得到了较大发展，这得益于切实可行的军校教育督导。下面主要以抗大的教育督导为例来阐释这一时期军校教育督导的特点与经验：

（一）关注正规、灵活的教育计划建设

部队在前线的中心任务是作战杀敌，而学校一切工作则应以教育为中心，平时是这样，战时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也是这样，决不能动摇这一中心。党中央、抗大总校、抗大分校以及这一时期的其他军事院校都将学校教育计划的制定作为检查督导的重要内容，认为明确树立学校教育计划等于制定部队作战计划。教育计划的制定总是在调查研究生源、战争环境等客观因素基础之上，采取群众—领导—群众的路线周密地制定，务求每一条教育计划都是紧贴现实，理论联系实际的。

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时期军校教育督导强调教育计划不管是在教育的时限上，还是在教学内容上都留有相当灵活机动的空间，都要随着生源以及战争现实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以克服在战争中办学，时间、地点得不到保障的弊端。如抗大第六分校在生活十分艰苦、环境相当恶劣的情况下，为了解决吃食困难问题，全校展开大背粮运动，长途跋涉，往返在二三百里的崎岖山路上，占用了大量教学的时间。为了保证教学计划的完成，分校领导利用行军前的政治运动、休息时的政治课，行军中的“走谈会”，边走边谈论，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大家明确今天吃苦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新中国和共产主义事业。为了在背粮中坚持教学，学校还发扬“钻”和“挤”的钉子精神，制定出教育计划。当时工农干部学员占绝大多数，文化都不高，但他们渴望学习文化。为今后进一步学好政治、军事，按照毛泽东的教导，一定要掌握好文化这把砍柴的“斧”，所以，分校把文化教育作为重点。在行军时，每个学员背包上挂张“学习牌”，写上生字、生词和算术题，让学员边走边读或练习演算，既学习文化，又提高情绪，还能减少疲劳。正是由于这种制度化而不失灵活的教育规章制度，这一时期的教育教学卓有成效。

（二）关注教育工作其他各环节的初步制度化建设

战争年代发展教育本身就非易事，要注重教育的正规化、制度化建设更是难上加难，然而，不管是上级领导机关还是学校本身都十分重视对学校教育工作正规化、制度化建设的督导：教育计划的制定执行、教材的编撰、教员课程的准备、派教员学员参加部队调研、对教育工作的检查等等环节在各个院校都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比如抗大第二分校虽然在烽火连天的战争环境中办学，同样坚持“以教育为中心”的办学方针，制定了严格的教育组织计划，明确规定了各部门的教育职能：

第一，将训练部视为前线司令部，作为统一管理行政与教学的首脑机关。第二，各大队行政干部凡是有任教能力的都兼任主任教员或教员。学员队队长、政治指导员都兼任教员，区队长一律兼任助教并在教学工作上受教员指导。第三，明确各大队长和学员队的首长即为相应层次的教学负责人，要求各级领导尊重教员意见，与教员协商解决教学中的问题，特别是在时间的分配上充分考虑教员的建议。第四，明确了校机关、大队、学员队在教学中的职责分工，规定学员队为实施教学计划具体方案的基本单位；大队为督促、检查与研讨实施方法，提出教学意见和保证教学的机关；训练部则负责确定教学方针方法、修订教学制度及检查督促教学计划的贯彻执行。第五，在军事教育科、政治教育科设立研究室，其职能是研究改进教学内容与方法，召集教学准备会，以提高教学水平。第六，政治教学中，每门课程由学员选出一名课代表，以加强学员与教员之间的联系。^[68]

正是学校有了严密有力的教学组织体系，才能保证“教学为中心”任务的顺利完成。为了及时了解教学的情况，学校还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

队里按月公布学习课程和进度表；还有月终举行测验，检查教育效果，并进行工作检查总结……（1）教育检查会，检查教员教授方式与内容，每两星期至一个月一次，每月开一次教育总结检查会。（2）教育检查委员会，委员会是由教职员、行政首长和学员组长组成，各委员利用时间每天到课堂、野外及自习、讨论会检查教学情况。（3）互相听课制度。（4）测验制度。（5）行政检查制度，内务、卫生和请假制度等。^[69]

尽管这一时期解放军各院校强调规章制度的灵活性、伸展性，但是制度一旦形成，各级人员就必须严格遵守。

（三）践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督导原则

1942年8月1日，华中抗大总分校在苏北东坎县（今滨海县）召开教育会议，交流和总结各分校的教育经验，并着重研究了总分校及各分校的教育内容、教育制度、教学材料和教员待遇等问题，陈毅亲临会场作指示：

“理论与实际一致，所学与所用一致（做什么学什么），教育与作战联系，这是我们军队教育上、学习上应该采取的三大原则。”“华中各抗大应该根据实践去讲授理论，根据理论去总结实践，作为教育与学习的总方针。”“教员的任务不限于讲解书本，而在于帮助学生如何运用书本知识，以总结其本身的经验。学生的任务，不限于照读讲义和课目，而在于能领会课目讲义所包含的精神和实质，并能进一步启发他对实践经验的了解以提高他今后指挥作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70]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是解放军院校教育的优良传统，是与生俱来、贯穿解放军院校发展的一条红线，也是这一时期学校教育督导的标准。各个学校都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不管是采取“群众—领导—群众”路线制定教育计划、编撰教材、准备授课教案，还是定期派教员学员下部队代职、参加部队战斗、组织野外模拟作战……所有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让教育更加贴近实战，能为战争服务。教育督导检验学校教育成败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培养的八路军干部是否能满足抗日战争的需要：

为抗战建国服务，忠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为了抗战团结进步……一切服从前线上战争的胜利，所教所学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以争取抗战胜利、民族社会解放为主。^[71]

（四）督导过程注重集体智慧

教育督导工作不是哪个部门、哪个人的问题，而是要求各个部门、每位教职工和各级干部，无论是搞军事的，还是搞政治的，大家同心同德，协调一致，密切配合，院校一盘棋。这一时期的院校教育督导工作一直注重凝聚集体智慧：督导检查总是先进行深入详细的调查研究，不听一家之言；在检查教育工作时不拘泥于既定的教学计划，而是注意分析教学实施过程中的各种客观因素，采取集体智慧分析解决问题。教育督导的措施灵活多样：可以采取正式发文组织检查、形成报告、组织讨论、商量对策、再形成文件下发整改的方式；也经常有上级首长不定期的来到学校与学生促膝谈心，了解情况，即兴演讲，纠正问题；还有学校老师常常组织试讲、观摩教学等各种方式来自查自纠教学的误区，督导的措施多种多样。

（五）“整改提高”是教育督导的归宿

这一时期各个学校都十分注重对教育计划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没有按期完成教育计划的学校给予批评整改，监督执行，不是为批评而批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进教育工作，提高教育质量。

如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对抗大第三分校进行了工作检查，结果发现在教育上存在着“注意形式上的铺张，而不大注意教育的倾向”，“教育计划只完成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72]；同时，北方局和总校也对第二分校进行了检查。初来晋察冀在战火中办学的抗大第二分校，虽然军政教育计划基本上是以总校第四期为蓝本的，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由于环境的变迁（从后方到前线），人员的复杂（多数是从延安总校来的学员，也有新招收的学员），所以学校也表现出来一些弱点，如第一大队部分学员不服从组织分配，党的观念薄弱；有的干部贪污腐化；在教学上“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不够；学员队的干部偏重于管理和事务方面，没有真正认识到组织与领导教学是中心环节等等。针对以上检查出的问题，7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中央军委对抗大工作的指示》，其中第二条提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因此教育应当是中心。抗大过去确有注意形式上的铺张，而不大注意教育的倾向，必须加以纠正。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课程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工作必须大大加强。抗大不是统一战线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73]。

为了整改，克服弱点，实现转变，第二分校于次年4月底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强调党对军队和军事学校的绝对领导，阐述了抗大不是统一战线的学校，而是为巩固扩大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学校，提出了应该强调无产阶级化，强调党性，强调八路军的作风和传统。讨论了纯洁党发展党的问题。为了搞好教学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派出人员深入部队，学习大龙华等著名战役取胜的宝贵经验，还派出一部分人到部队体验生活，学习行政管理和政治工作的好经验。学校规定在学员毕业前举行野营大演习。为贯彻“少而精”的教学原则，修订更切合实际的教育计划。在二分校第二期开学时，为便于更好的管理，在第一大队之下建立了支队。1939年10月，抗大总校到晋察冀边区时再次检查了第二分校的工作，帮助分校总结前一段工作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后对二分校的领导干部进行了个别的调整。

第三分校根据军委指示，决定切实转变工作方针，把学校工作的中心放在教育与党的工作上，强调一切工作服从教育，党是完成一切工作的推动机。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把第一期的工作划分为三阶段，并提出了各阶段的中心工作：

第一阶段，从1939年7月至8月底，在教学上提出了“埋头读书”的口号，安定学习情绪，并从组织上保证学员读书的条件，紧缩了学校的行政机构，增加了教育干部的配备，提高学习理论的兴趣，造成学习理论的浓厚空气，在政治上则强调党的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中心，整顿与加强党的各级组织，使之在各项工作中确实起到战斗堡垒的作用。同时，强调宣传教育工作，少鼓动，多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避免形式主义。经过第一阶段工作，基本上纠正了开学初期对教育抓得不紧，党的工作不强与形式主义的缺点，使学校各项工作走上以教育为中心的轨道。

第二阶段是从1939年9月至12月，提出了“深入教育”的口号，一方面端正学员态度，提高他们的学习情绪与学习的自觉性；另一方面，从组织上保证读书条件，改造了学习小组，减少了学员的勤务，连队干部把教育当做自己的中心工作，参加听课和讨论。同时，要求教员改进教学方法，把理论与实际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不发生原则性的错误。要求学员把理论学习的效果落实到行动上，及时纠正不正确的言论和行动。经过这个阶段的工作，确使教育工作深入一步，在争取知识青年思想的转变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第三阶段是从1940年1月至3月，提出了“提高教育质量”的口号。为此，在连队中增设了军事助教和政治助教，减少每周上课的次数，使学员有充分的自习和讨论的时间。经过这一阶段的工作，使教育质量提高了一步，较好地完成了第一期的教育任务。^[74]

1940年5月17日，第三分校第二期正式开学。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检查分校工作的指示，在实施教育上作了切实的改进：

学校教育原则是把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际联系起来，把政治与教育联系起来，把教育过程与生活过程统一起来，以达到培养具有革命理论基础、有实际工作能力、忠于民族、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军政干部。教学上力求符合教育规律，即：（1）由少而多；（2）由浅入深；（3）由中国到外国；（4）由具体到抽象；（5）由现在到过去及将来。在教学的组织领导上，强调训练部的“双重”职能，它既是全校组织教育工作的领导机关，又是实施教育的执行机关。各科设总教，以领导各科之教育；各课设主任教员，以统一各科之教育内容和改进教授方法，各课的教育准备会由各任课教员召集之。在对学员队的编制上，取消了大队一级的中间环节，校直属7个学员队。在实施教学中，以队为基本单位，以班为学习单位。每个专业队编制的学员，根据政治、文化、理论水平，力求使之程度整齐。然而作为学习单位的班，则采取了高低混合的原则，以便以水平高的帮助水平低的。还设立文化教员和助教，以便辅导……学校在这期的教育计划中响亮地提出了学习第一，一切为了学习——学校的目的和任务，使在于以一定的方针和计划来教育学员，创造与培养一定目标的军政干部。因此，一切为了学习，一切保证学习，是学校全部生活与全部活动的最高原则，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制度，以保证教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75]

由于第三分校认真贯彻军委的检查整改指示，坚持以教育为中心，所以能培养出大批人才，特别是特种兵、参谋人员和俄文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解放军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从中央军委和抗大总校对第二、第三分校教育情况监督检查的事例可以看出，查找问题不是目的，监督整改、促进教育朝着更好方向发展才是这一时期教育督导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