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教育督导的历史研究

第一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军校教育督导的发端

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教育督导是与我军院校教育相生相伴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武装攻打长沙失败后，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了革命圣地井冈山。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从城市向农村的战略转移。与此同时，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发展史的序幕，军校教育督导工作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一、这一时期军校教育督导的历史背景

当时，军校的创办以及军校教育督导的开展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创办军校是开展军事斗争和进行军队建设的需要

首先，在中国革命由城市向农村的战略转移时刻，许多人总是把心思局限在城市论的框子里，思想认识跟不上，偏要主张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以革命高潮的方式去进攻，从而将革命置于危险之中。第二，由于当时组成红军的成分相当混杂，有农民、工人、游民无产者、旧的国民革命军、绿林好汉等各路人马，他们齐聚革命队伍中。第三，组成红军队伍的人员中有很大部分属于缺乏严格军事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不能满足革命需要。甚至有许多昨天入伍今天就打仗的人员，这部分人的军政素质更是很低。在严峻的现实下，为了适应新的革命形式，必须要认识新的状况、研究新的问题；必须解决红军队伍中人员政治素养参差不齐、文化水平高低不一、军事修养各不相同的问题；必须要通过教育学习使革命队伍中大多数人认识中国革命的现状。这些“必须”的解决只有依靠进行军事训练、提高文化水平和政治素养来实现。换句话说，当时培养革命骨干以点燃“工农武装割据”星星之火的任务刻不容缓地摆在了革命者的面前。只有创办军事教育组织，才有可能解决一系列问题。随着军事教育组织的创办，军校教育督导也拉开了历史的帷幕。

（二）这一时期军校教育的主要特点是军校教育督导的依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解放军院校教育督导偶发特点明显，这是与当时军校教育具有“游击战训练班”的特性所决定的。当时，教育督导检验教育成功与否的唯一尺度就是能否满足革命现实的需要。这一时期红军院校教育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游击战训练班”特点突出

红军初创时期，为了壮大队伍，培养与提高红军干部与战士的政治、军事素质，各部队都先后成立了教导队和随营学校，训练开展游击战争的红军骨干，从此开创了解放军院校教育的历史。这一时期红军院校“游击战训练班”特点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战争环境瞬息万变，学校领导更换频繁。环境瞬息万变、战斗计划随时随地由于战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这是战争年代军校教育最大的社会背景。红军学校尽管学制很短，而且很多学校只办了一两期，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校领导往往更换频繁，甚至有许多时候由在校学习的学员接替学校领导工作。比如红军的最高学府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简称红大）从建校的1933年10月到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学校编入干部团的1934年10月，仅仅一年时间里，就历次更换校领导。红大第一任校长兼政委是何长工，然而短短几个月之后的1934年1月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命令何长工为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职务，同时委任当时在红大高级指挥科学习的学员周昆为红大代理校长，委任红大政治部主任徐梦秋（后为叛徒）为红大代理政治委员。周昆（抗战时叛逃）之后张宗逊等也曾接任过红大的领导工作。当时，学校校长或政治委员往往是刚刚熟悉了学校的情况就被调离，这给学校教育的开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2）学校学制不固定。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和部队作战的需要，红军学校的修业年限或时间通常为2至6个月。然而，就是这短短的、长短不一的学制往往还不能保障顺利地实施完成。往往是前一期学员因为战争耽误了学习，不能按时毕业，就被编入下一期学员队继续学习；甚至有的学员刚到学校报到，还没有来得及学习，就因接到命令马上奔赴前线。例如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教导队（龙江书院工农革命军教导队）就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红军正规院校的先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但也仅仅维持了3个春秋，招收了6期学员；就连红军的最高学府——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即红大）也仅仅存在了一年（1933年10月—1934年10月），共招收学员3期。1934年8月15日，“红大”第四期虽然招收上级军事科学员60人，学员也于9月1日前到校报到，但10月上旬便参加了长征。学校学制的不固定直接严重影响了军校教育的实施。

（3）学校因陋就简，往往没有固定校舍。校舍是学校教育的物质基础。然而，“创业艰难百战多”。早期的红军随营学校、教导队等军校组织形式，其特点是随军行动，编制精干；随时把战斗骨干集中起来，进行实地学习。学校就在脚板上，仗打到哪里，部队走到哪里，学校就跟在哪里或办在哪里。学生进校的第一门课往往是“土木工程”：克服困难，修建校舍。充满智慧的红军战士并没有被困难吓倒，面对着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他们往往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抓住一切机会学习。解放军第一个教导队（龙江书院工农革命军教导队）就是因为其利用了当地的龙江书院办学而得名；而红军的最高学府（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则是因坐落在瑞金城西郊山地的一片森林里，被誉为“森林中的红军大学”。这正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在建校劳动的日日夜夜，面对艰难困苦，学员们以顽强的革命乐观主义，不分昼夜创造性地劳动着，将条件艰苦的学校建成了典雅的“山林军事学堂”。遗憾的是，就连这师生们的智慧与汗水的结晶也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被反动军队给摧毁了。长征路上的红大师生只有以大地为课堂，顽强地学习着。

（4）教学计划不统一，富有弹性。战争年代，最大的社会背景就是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一切行动都必须以满足革命现实的需要为指针。鉴于革命战争和斗争形式的发展，红军学校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强调计划要有极大的弹性。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必须争取相对有保证的时间完成重要的课程，力求使教学留有余地，取得主动。

2.紧扣“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是解放军院校历来的教育原则。早在红军第一个教导队（龙江书院工农革命军教导队）开学仅半个月的时候，毛泽东在视察了学校的工作后，就明确指示学校教育要紧密结合游击战实际情况培养人才：

“……训练光搞‘一二一’、‘向左看齐’不行，今后要加强战术训练和夜间训练。战术训练，第一讲要讲十八个字，这就是：利用地形地物，发扬火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第二点要讲十二个字的游击战术，叫做：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4]

刘伯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教育的奠基人。他的突出贡献之一就表现在对“理论联系实际”教育原则的不懈探索上。1932年5月25日，在刘伯承校长主持下的红校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

“不能够本本主义全套应用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和其他军事教程，而反动军队的典范和教程，就更不必说了。”^[5]

为了编写出适合中国工农红军院校教育特点的第一代教材，他把教员组织起来，自己身体力行，带动大家“三更灯火五更鸡”，在不长时间里，编写出了一批适应红军特点的教材，很好地实现了教学与实际需要相结合的需求。红军学校不论是领导、教员，还是学员，都和基层部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甚至在校学习期间也会去部队代职、实习，这些都是为了使学校教育中使用的教材、编制的教学制度能紧密结合战争实践的需要，要学有所用。紧扣“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原则是解放军院校教育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创办红军学校教育的过程中有关领导、组织及学校自身特别重视通过教育督导来推进学校教育的良好发展。下面先以龙江书院工农革命军教导队等红军学校的教育督导为例，来具体呈现当时军校教育督导的基本情况。

二、龙江书院工农革命军教导队教育督导案例分析

（一）教导队施训的基本情况

1927年11月中旬，为培养军事人才，在前委和毛泽东的决定下，在井冈山北麓砻市西侧的龙江书院创办了第一期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它的成立标志着解放军院校的诞生。它因创建于龙江书院^[6]，故又名为龙江书院工农革命军教导队。同时，又因为当时秋收起义部队只有一个31团，所以又叫31团教导队。

教导队有学员共一百余人，都是边界各县选派的工农积极分子和部队中的优秀干部。在教导队学习期间，学员们每天三操两讲一点名（即早操和上、下午各一次操练；上、下午各讲一课；晚点名），既学政治，又学军事。政治学习主要以阶级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政权为内容。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将工农革命军队伍中的干部战士从旧的影响中、从“左”倾盲动中解脱出来，从而将其培养成为适合于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不同于旧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骨干；军事学习以军事基本要领、战术训练为主。这期教导队原计划办三个月，但由于斗争形势的发展，只办了两个多月就结业了。学员们回到各地后，积极投入了根据地的各项斗争，对发展边界的工农武装割据起了很大的作用。

龙江书院教导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是解放军军事院校的雏形，虽然其存在时间不长，但却培养出了一批革命的“种子”。

（二）共产党和军队领导人对教导队的教育督导

从组建第一个革命教导队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就十分重视军校发展、重视对军校教育的督导，为教导队的组建与发展、对教导队的教育投注了大量的心血。

1.毛泽东亲自选拔教导队领导和教员。毛泽东历来认为办好军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军校教育方针”^[7]。在组建教导队的领导班子时，毛委员亲自点“将”。他选调有较深军事素养、出身黄埔军校、工农革命军第31团第3营第8连连长吕赤^[8]为教导队队长；调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陈伯钧^[9]为副队长兼党的书记；调有作战经验和练兵经验的陈士榘、张令彬等担任区队长；还调来两名同志任教官。为了做好教导队后勤保障工作，还编有军需、司务兵、文书、传令兵等等。可以说，这个班子教学有“鸿儒”，领导无“白丁”。

2.毛泽东亲自规定教导队的性质和任务。教导队创立时革命军干部少，情况多，处于前有截敌，后有追兵的困境，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抽调力量组办教导队，很多人想不通。毛泽东一再强调磨刀不误砍柴工。他认为可以很好地处理急需打仗与为革命军队长远之计培养人才的矛盾。为此，毛泽东委员对教导队的性质和任务作了初步规定，他说：

“我们名义上叫教导队，实际上是随军的学校。它既不同于黄埔军校，拉起摊摊搞，也不同于广州、武汉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侧重于搞农民运动。它主要担负着培训、输送军队和地方干部及改造战俘，调查研究敌军情况等繁重任务。”^[10]

3.毛泽东亲自为教导队示范授课。毛委员不仅作为首长关心教导队的发展，还常常亲自参与教导队的教学工作。当时，教导队只设2名专职教官，其余都是兼职的。毛泽东也是“兼职教官”。他亲自为教导队学员上政治教育课，讲军队的政策纪律，人民军队的宗旨和性质；讲什么是地主、豪绅，什么叫剥削压迫，对学员进行阶级教育、形式和任务的教育，甚至还详细地讲解怎样做群众工作、怎样进行调查研究、又怎样筹款子等细微具体的革命工作。毛泽东授课形式灵活、事例活泼生动，发人深省，引人入胜。战士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都管毛委员授课叫“毛委员发饷”^[11]。毛泽东在这里用凝练的语言概括红军的游击战术，这就是后来发展成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16字方针。

4.毛泽东不定期地与教导队师生座谈，及时纠正学习训练中的不良倾向，为教导队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军事训练是教导队的主要任务。尽管教导队的领导都是懂行人，但红军教育对他们来讲却是新生事物，没有现成的教育经验可供借鉴，没有红军教育现成的教材可供参考，对于教导队的军事教育内容、军事教育形式等等问题都不清楚，所以教导队最初的军事教育基本上是立正稍息正步走、班排队形变换等最基本的训练……这些不适当的做法毛泽东看在眼里。开学半个月以后的一天上午，毛委员又来到队里，和队干部们围坐在一起，听取吕赤队长汇报军事训练情况，以下是毛泽东的部分讲话：

“你们的训练是有成绩的……你们嘴上都还没毛，年龄还没有我大，今后任重道远，你们不能作无谓的牺牲，训练光搞‘一二一’、‘向左看齐’不行，今后要加强战术训练和夜间训练。战术训练，第一点要讲十八个字，这就是：利用地形地物，发扬火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第二点要讲十二个字的游击战术，叫做：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第三要讲夜间训练的问题。要让学员学会走夜路、走山路；学会夜间摸敌哨、看目标；还要学会夜间传达口令和命令，注意请好向导，注意掌握多条道路和详细的敌情，并逐级上报，勿贻战机……”^[12]

这次谈话以后，教导队对军事训练任务不仅重新作了充实和调整，还增加了野外实地演练。由此可见，教导队的教育训练活动从一开始就处于党中央、军队领导人的监督关怀之下。在密切的教育督导之下，红军教导队运用近乎原始的教学器材，在万山沟壑之中埋头苦读、潜心钻研。他们批判地吸收来自外国的军事经验，改造黄埔军校的教学方法，与游击战实际相结合，创造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在近半年时间里，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150名干部骨干。教导队的教学活动为革命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他们不仅在当时的工农武装割据中，还在走井冈山道路的整个土地革命战争中，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教育督导案例分析

（一）学校建立背景及其施训基本情况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建立的最大历史背景就是中央苏区连续三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后，革命形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由游击根据地向初步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土地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武装斗争都需要大量的干部。“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治校。”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说过：

“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这个道理……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要镀这个红点子，把红校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13]

1931年8月，中共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并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红军学校必须集中举办”^[14]。为此，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或“中革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于9月下旬在江西省宁都县小布村，召见红三军团参谋长兼军团随营学校校长邓萍和原红八军军长何长工，部署筹办红军干部学校事宜。毛泽东以国民党办黄埔军校为例，明确提出要办一个“红埔”。11月25日，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革军委将当时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随营学校合并，组建并命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规定其为中革军委的直属机构，并任命萧劲光为校长。学校于1931年11月开始招收第一期学员。开始时，学校开设了步兵科、政治科和特科（包括机枪、炮兵工兵等特种连队）。后来，随着学校规模的发展和革命战争的需要，又开办了政治营和军事营等训练班。学制一般为3至5个月。到1932年5月，第二期学员毕业。1932年2月，在开始办第三期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为“红军学校”或“红校”。“红校”的教学内容分为军事、政治、文化三大部分。政治队和军事队都必须学习军事课程，只是军事课程所占课时比例有差别，分别为：军事队军事课占总课时的五分之三；政治队军事课占总课时的五分之二。此外，上级干部队军事专业除共同课目外，还开设兵团战术。

到了1933年，革命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迫于革命战争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大规模的扩大红军运动，红军队伍短时间内得到了剧烈的扩充。由于短时间内组建了一些新的兵团，出现了新的兵种，红军部队中的指挥员、特种人才和训练人员一度极其匮乏。为了缓解红军各级干部和专门人才匮乏的局面，当年9月底红军学校办完了第六期后，10月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红军学校改编为5所学校。这5所学校分别是：“红军大学校”（简称为“红大”）、“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游击队干部学校”，与此同时，还成立教导团4个，负责短期培训红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红校，这所为红军培养干部的军校，从它诞生到被改编一共办了六期，经历了3个春秋，为中国革命培养了11500多名干部，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成了人民军队的中流砥柱，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二）学校的教育督导

1.中央对学校的教育督导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尽管仍然没有完全脱离“游击战训练班”的性质，但它却是红军正规院校的先驱。该校以完善的教学组织机构、教材体系和正规的教学活动而有别于教导队和随营学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正规军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它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党中央的殷切关怀。

（1）党中央为学校配备了优秀的工作班子、完善的机关设置

早在1931年11月2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关于组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通令中，就任命了肖劲光为第一任校长（他曾经留学苏联，当时在闽粤赣军区任参谋长兼粤赣彭杨学校校长）。肖劲光调离后，中央先后委派何长工、刘伯承、叶剑英负责学校工作。他们都是对军事教育颇有研究的虎将，尤其是刘伯承，这位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即莫斯科陆军大学）的将才，为解放军院校建设可谓是呕心沥血，操劳一生。委派这样德高望重的人领导学校，也足以说明党对治军首先要治校的重视了，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党对红校所寄予的殷切希望。

党中央深知教员对一所军校意味着什么。在组织教学队伍上，中央不遗余力，除学校干部兼课外，还千方百计从军内外、海内外、党内外招纳贤才，组织了一支多学科、多专业、来自五湖四海的多种人才的教学力量和科研队伍。他们中有不少的留学人士（主要是留苏、留日），还有很多保定军官学校和黄埔军校的毕业生。

学校机关设置完善。学校机关编制为教育（训练）、政治和校务三个部门。教育处（后叫训练部）主要职责是领导军事和政治教员进行教学工作。到第3期时，学校规模扩大了，各部门分工也细了。经中央批准，教育处增设了军事、政治总教员和编辑委员会，领导教学和编审教材工作。政治部不仅增设了处和科，并在处和科下设股。增设了秘书处，下设文书股和收发股；还有《革命与战争》编委会；党务委员会；政治部直属队，包括总支委领导下的各部支委和指导员。同时，在政治部直属队和各学员连队政治指导员领导下设置政治战士：每排1人，每连共4人。政治战士的产生，须由指导员提名（必须是共产党员），报经营、团政治委员批准。其任务是协助政治指导员进行一切政治工作。特别是排单独执行任务时，政治战士负有政治领导责任；活动宣传队：每连由7人组成，内含连长1人。由指导员提出名单，报经上级批准。负责进行经常有计划的宣传工作；列宁室；协助经济委员会：由军人大会选举3人组成，协助经管员改良给养及审查军事账目。原有的宣传鼓动科，下设宣传股、训育股。组织分配股改为组织调查科，下设组织股、调查统计股。校务处医务科（设科长、政治指导员）下辖直属门诊所、学员军事团诊断所、政治营诊断所和看护训练班。并开设医院，编有军病（房）、总务股，设通讯员、招呼排、看护排、经管员、警卫班、担架班、洗衣班。出版科增编发行所（设所长、政治指导员），下设印刷股（油印、石印、铅印）、缮写股、装订股（分若干班、组），共有工作人员百余名。

就连负责学员队工作的军政领导干部的配备也丝毫不马虎。学员的编制序列必须适应战争环境，即既适应教学，又保持战斗的编制序列，情况紧急可随时参战。学校先后调来董必武、何长工等担任学员队的军政领导干部，负责各学员队的工作。优秀的工作班子和完善的机关设置是“红校”教学训练得以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

（2）中央领导时常不定期地监督指导学校工作

党中央不仅在政策上、人员配备上对学校给予深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中央领导和其他对某一方面有研究的同志还经常不定期地下学校检查指导工作，许多人甚至直接参与学校的教学活动，言传身教地指导着学校的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学校讲授过《苏维埃运动史》和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经济的破坏问题，红军总司令朱德讲授过《游击战术》，肖劲光讲的《苏联红军战术》，蔡畅讲的《社会发展史》，李伯钊讲的《苏联问题》，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博古演讲的《目前红军建设中的几个基本问题》以及邓颖超教唱的革命歌曲等等都给学校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言传身教不仅为教学人员学术水平的提高做了示范，也开阔了学员的眼界，对学校教学建设大有裨益。1931年冬，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从上海抵瑞金不久，便到学校视察。为了迎接他的到来，学校专门举办了阅兵式、队列、刺杀等汇报表演。周恩来饶有兴致地看完汇报表演之后，高兴地对何长工说：“这所学校比国共合作时的黄埔办得还好，红军有这么一所学校，我们的腰杆子就更粗更硬了。”^[15]

2.学校自身的教育督导

（1）校领导重视制定学校教育计划与施训纲要

为了尽可能地使学校教学活动正规化，出色完成学校“教学训练中心”任务，学校领导在制定教育计划与施训纲要上思路非常清晰。建校伊始学校就在实践着“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原则；不仅如此，1932年春，刘伯承担任“红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后，提出“行教合一”的教学思路，即要求学校各级领导既当行政干部又当教员，他自己身先垂范，长年累月登台讲课。

“红校”是党领导下的军校，政治教育对于红军干部的培养意义重大。对于政治教育，学校领导相当重视，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三化八点”的施训纲要，即要在“军事化”、“国际化”、“苏维埃化”的3个目标下对学员及工作人员进行8个方面的政治教育。这8个方面的教育是：“阶级觉悟教育、党的领导教育、阶级关系教育、红军宗旨教育、纪律与艰苦奋斗教育、革命理想教育、群众工作教育、革命性质与国际主义教育。”^[16]具体而言，就是抓紧对学生及一切工作人员进行以下教育：

“一、从学生及工作人员的社会出身——工农兵群——一切急之被压迫的实际情况，提高其阶级觉悟，培养其对统治阶级的阶级仇恨与工农群众的阶级友爱精神，使之了解当前革命两方阶级的本质及革命胜利与中国和世界工农本身利益是密切联系的。

二、使之深深相信而且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工农兵联合上的领导作用，并经过一切人员之结合而环绕于共产党在苏维埃口号与意志之下，同时使之了解政治委员制度对红军的伟大作用及意义。

三、使之了解现在之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阶段上各阶级之分化与结合的关系，而且使之了解无产阶级在工农兵结合上的领导作用。

四、使之了解红军军人之作战，是为着工农自己利益，与雇佣士兵是不同的。

五、培养其成为阶级利益上自觉的指挥员及有纪律、坚决、顽强、勇敢、机断专行、耐苦的红军军人革命战士。

六、使之坚信在自己开始的革命战争中于国内及世界的尤其是苏联——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拥护之下，纵然遭受任何困难和损失，革命的胜利终属于工农的。

七、使之了解对于工农劳动群众不但要以行动来争取他们对红军的信仰，而且要组织他们深入土地革命，发展苏维埃运动，共同对敌人作斗争。

八、使之了解控制半殖民地中国的各帝国主义者挑使国民党军阀和直接镇压中国革命，及仇视苏联之关系，使之了解苏联在世界革命——特别对中国革命——伟大作用及我们武装拥护苏联的国际主义义务。”^[17]

“三化八点”的政治教育纲要，是符合当时红军干部思想修养要求的，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行之有效的。

学校制定的军事教育施训纲要同样践行着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原则。由于学员的文化程度比较低，总体来说，“不识字的占30%以上，少许识字的占40%以上，能写简单字，能记账目的不过20%左右”^[18]。文化程度低是学员们进一步学习军事和科技知识的障碍。鉴于这种实际情况，校领导采取灵活措施，把军事知识从各方面灌注到学员头脑中去。在1932年5月25日，校政治机关关于第2期《二、三、四三个月军事教育计划》中如是规定：

“一、讲课前提出纲要来发问（要注意问落后的学员使教育能普遍的深入），接着详为解释，讲完作出结论，并将本课所讲的内容提出几个中心问题，交由连长、政治指导员等，于当晚自习时间领导讨论，以加深学习了解程度和记忆效率。自然，连长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也注意研究和听课，对自己无疑是个促进，也提高了领导能力。

二、讲到中心要紧的段落，不厌其烦地重复多说几句，使学生注意记忆。讲文本和举例子都要明显说清，以免学生仅记着例子，忘记文本。

三、言语解释不清，实地表演不出的，则用图解或用模型来解释。

四、野外训练之前先在沙盘上预演。

五、在野外实施时，提出中心问题，在实地演习中求解答。

六、讲完一段课如排的进攻，接着就演习排的进攻，然后再讲其他课，即是学（科）和实践打成一片，又能连贯引证活用。

七、一段一段所讲的课，所操的动作，都要设法帮助学生纵横贯穿起来，使其脑力成为有组织的系统化。”^[19]

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教育计划与施训纲要是学校教育训练工作的指南针，是教育督导关注的重要教育环节。

（2）校领导主持教材编制，保证“教学训练中心”任务的顺利完成教材是学校教育的“重工业”，它反映了学校的教学水平。红校各任领导，尤其是刘伯承十分重视学校的教材建设。“红校”成立初期，教材、参考书很少，且比较杂，有苏联的、德国的、法国的、日本的，还有西北军军官学校的，以及南京、保定、黄埔等军校和云南讲武堂出版的军事教科书等。1932年5月25日，学校写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不能够本本主义全套应用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和其他军事教程，而反动军队的典范和教程，则更不必说了。”^[20]本着精简适用的原则，刘伯承组织教员编写了一批教材。他向教员们指出，编写战术教材的根据是“目前红军编制，现在的火器装备，红军作战的对象，文化程度，地理条件以及在发挥数年来游击动作中得到的宝贵的经验”^[21]。教员们编写出教材初稿，刘伯承亲自修改审定。那时，学校从领导到教工人员以至学员基本上都来自反“围剿”作战的第一线，对军事知识取得了一定的发言权。以刘伯承为代表的学校领导组织力量把学员在作战中带来的生动材料、领导和教员们丰富的军事知识和指挥作战的亲身体验等宝贵资料加以整理、总结、提高，形成一套与红军作战、训练紧密结合的军事理论，而且，更系统、更有条理性。不仅如此，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还引进了不少外来的东西，像日本的战斗纲领、法国的战斗条令、苏联陆军步兵操典合同战术，甚至连蒋介石军队的那堆“大杂烩”也为我所用，编入教材用于教学。“红校”教学走上正轨后，全体教员共同努力，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编写和翻译军事、政治教材30多种。这些教材不仅用于“红校”教学，还大量供给各苏区红军部队、军事学校和地方武装学习使用，颇受欢迎和好评。(www.xing528.com)

校领导刘伯承为红校教育作出了及其重要的贡献。他身体力行，奋笔疾书，带领大家在不长的时间里，编写出一批军校教育急需的教材，如《步兵教程》《炮兵教程》《坑道教程》《兵器摘要》等等。据统计，仅“1932年3月出版的军事教材就达9种共计6249册”^[22]。解决了教材这个学校的“重工业”，为顺利完成“教学训练中心”任务提供了前提。

叶剑英在主持学校工作期间在教学上提倡少讲多练，采取近似实战的野外演习，解决理论联系实践的问题。他在坚持参加教学实践方面，言传身教，一丝不苟，并亲自教授《步兵战斗条令》。他十分重视教学改革，主张形象直观教学。为了提高教育质量，他千方百计不断完善教学设施。他亲自领导建立学校模型室。展出一些兵器和模型，共计600余件^[23]。这些措施大大增强了教学效果。

（3）校领导抓教员队伍建设，提高教学质量

教员队伍是办好学校的基础，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抓好教员队伍的建设，是办好学校的关键。当时教员队伍比较复杂，有的是从红军战斗部队抽来的各级领导干部；有的是留苏、留日学生；还有的曾是保定、黄埔军校毕业生，军政素质各不相同，学术观点也不一致。如何统一教学思想，是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学校除了依靠中央选派优秀的教学力量以外，还十分重视教员队伍建设。比如举办教员训练班，直接培训教学骨干，以解决师资不足问题。不仅如此，为普遍提高教员业务素质，学校经常抓教员们的在职学习。在搞好教学的基础上，定期组织军事政治学习讨论会，借以统一教学思想，提高教员的理论水平。比如在叶剑英主持学校工作期间就确定，采用学习讨论会的形式，组织教员学习毛泽东总结和提出的作战指导原则，学习古田会议决议，边学边教，长进很快，逐步形成了一支理论水平较高的教员队伍。他每星期都组织军事政治学习讨论会，每次学习讨论会，事先都物色中心发言人。这些中心发言人都学有所长，如军事方面的有郭化若、钟纬剑、张经武、赵志奇、鲍德心、卢寿椿等；政治方面的有张如心、吴亮平、危拱之等；后勤方面有杨至诚等。很快，一批教员如蔡畅、伍修权、张如心、朱瑞、郭化若、吴亮平、孙毅、冯达飞、陈明、武挺、王智涛、武元博（后改名洪水，越南籍）以及后来的陈唐、边章伍等都被培养成为很受欢迎的教员。校领导还常常和大伙一起讨论诸如“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工农红军问题”等话题，借机逐步提高教员的军事和政治理论水平，以提高教学质量。据孙毅^[24]回忆：

“那时候的红校训练部有军事教员70多人，政治教员30多人，文化教员十几人。教员的质量都不错，教得很好，作用很大。叶校长要我虚心向老教员学习、请教。有一次我还得了奖，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使我更加努力学习和工作。那时定期开总结会，表扬和批评开展得很好。”^[25]

除此之外，叶剑英还经常邀请一些中央领导来校讲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颖超以及陆定一、凯丰等都曾到校作过报告。

（4）学校建立巡视工作制度，校领导不定期下课堂

为了规范学校教育秩序，保障“教学训练中心”任务的顺利完成，校党总支部建立巡视工作制度，重视教育工作检查。每次巡视检查工作之后，都要认真地作出总结。校领导身先垂范，经常不定期地下课堂，督导授课情况，而且多次亲自走上讲台为师生作示范。刘伯承管理学校期间，一直践行其提出的“行教合一”，即学校各级领导，既是行政干部，又是学员和教员。刘伯承言行一致，身先士卒，亲自给学员讲课。他授课形式生动活泼，凡听过他讲课的人，至今记忆深刻。比如他给学员讲“地形学”时，和学员一起到现地讲解，对照地形图研究地形地貌，学员理解快，印象深；讲标图时，他还强调标出红军行动的箭头要有力，犹如部队杀出去一般。学校开设了工兵专业，这在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是首创。工兵是一个特殊的技术兵种，它要求学员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培养好第一代工兵骨干，这不仅对当时的反“围剿”作战关系重大，而且事关红军今后的建设。因此，校领导极为关注工兵连的学习。关于这个问题，有个广为传颂的事例：

“刘伯承校长亲自给他们上的第一次课讲的是射击。他穿上整齐的灰色单军衣，打着绑腿，气宇轩昂地站在讲台上。先在黑板上写下了‘-’号和‘＋’号两符号，当学员会简单计算加减算术之后，他满意地点点头，并说：‘很好！你们掌握了这个数学武器，学工兵就方便多了！’有一次，刘伯承讲射击学，讲到弹道时，他问学员们谁能回答弹道是直的还是弯的。这个问题立刻引起了每个学员的兴趣。有的学员说：‘当然是直的，要不怎能击中目标呢？’‘不对，是弯的，地球有吸引力嘛！’有的学员表示相反的意见。还有一些学员没有忙于表态，只是默默地思索着。见此情景，刘伯承先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小男孩挺着肚子撒尿的简图，然后搁下粉笔一边拍着手上的粉笔灰一边对大家说：‘大家都看过小孩子挺着肚子小便吧！弹道的形状和小孩撒尿的形状非常相似。你们说是直的还是弯的？’一下子把学员们全都逗乐了。这个司空见惯的例子使大家茅塞顿开，一时满堂哈哈大笑起来。一个难懂的物理问题就用这通俗的比喻轻易地解决了。接着，刘伯承又结合这个简图，给学员讲解了弹道形成弧形的基本原理，使大家很快弄懂了这个问题。”^[26]

由中国工农红军学校6期团改编的彭杨步兵学校（即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的领导，从学校开办之日起，就有着严谨、求实和深入教学第一线的好作风。校长陈赓（曾就读于广东政府孙中山先生大本营所办的讲武堂，后转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生）多年从事军旅生活，深谙治军要严的道理。他在任学校领导期间多次下课堂检查督导教学情况。以下是一位当时在彭杨步兵学校当军事教员的老兵的深情回忆：

“一九三四年一月间的一天上午，我在野外一个山坡上给学生上课。课目是：步兵班对占领野战阵地的敌人进攻。讲课刚开始，突然间，陈校长来到现场。我向他报告了今天的课目和实施方法。不知为什么，这时，我的心跳得很厉害。陈校长看出来了，把我叫到旁边说：‘你不要发慌，讲课时，只当我不在这里一样。’我立即答复：‘是！’虽然在口头上答应了，可是我心里还比较紧张，而且老平静不下来。

“课讲完了。我原以为陈校长听一听就走的，哪知他一直听到底。这门课，连长前几天就召集我们各排长到现场开了教育准备会的。方法是边讲边做。也就是讲一个问题，就演练一次，然后由教员做小结。陈校长怕我发慌，很安详地站在那里，中间没有插话。讲完课后，学生离开了现场，他才把我和连长叫到一起，很亲切地问我：‘你是第一次讲课吗？’

“‘不！我这是第二次，第一次讲的是单个战斗教练。’

“‘哦！我看你讲得不错嘛，你过去在哪里学习过？’

“‘我是红军学校上届毕业生，学了四个月，就调到这里工作了。’

“‘啊，你只学了四个月就能上课了？’

“‘我本来不会讲课。今天讲的课，是前几天从教育准备会学来的，是现买现卖。’我微笑了一下，又腼腆地低下了头。

“‘你今天讲得很好。当然还要不断地学习，不能满足现状。我想你们（指连长和我）能体会到：讲课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要经过备课，试讲，还要看些必要的参考材料，排长上课，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同时，也是一种培养教员的方法。今天课目实施的方法也不错，能密切联系实际。今后有时间的话，要进行综合演习，由学生轮流担任班长，以便锻炼他们的实际指挥能力。’

“‘按照我们原定的计划，是打算用一天的时间这样做。’

……

“连长和我全神贯注地站在那里，只见陈校长一面讲解，一面用手势作比喻，讲得有声有色，详细周到，这对我这个刚开始讲课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教育。”^[27]

陈赓校长不仅要求教员严格备课，包括上课的示范动作都严格要求规范。当他发现在演练中还存在问题时，就给教员和连队干部指出：“要特别强调在冲锋开始时，有一股劲头，就是要有一股坚决、勇敢、不怕死的拼命劲头。这是整个战斗过程中带有关键的一环。”^[28]他边讲边做，有声有色，言传身教。

军人讲究平时养成。以下的事例生动地说明陈赓校长不仅督导课堂教学效果，他还将教学督导工作贯穿于学校的一切行动之中。

“1934年3月间，在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反动地主武装在根据地周围进行骚扰。根据上级的要求，学校去会昌县城一带执行清剿‘反共义勇队’的任务。为保密起见，学校对外的名义是团的建制。校长、政委改称团长、政委。为了不失时机地进行教学，沿途设置了一些演习科目。在团长、政委的带领下，部队从九堡镇向会昌方向进发。部队走了10里路左右，到达青山子以东和新坑以西的隘道处，团部的司号员吹响了休息号。突然，只见陈赓团长等几位领导骑着高头大马迅速地向尖兵排赶去。原来，他们发现尖兵排休息地点的选择不符合实战的要求：当团部吹了休息号令之后，尖兵排没有前出到几十米开外，占领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以阻击敌人，掩护团主力的安全，以便于全团部队及时展开。陈团长发现这一问题后认为：‘我们虽然是演习，但这次所发生的问题，不仅违背军事原则，从实战要求来说，也是不许可的。今天虽然是演习，应该把它当成实战来对待……’另一位首长也说：‘这种情况，是不能允许的。因为今天一排是执行尖兵排的任务；就不能这样，应执行纪律，这不是对这个排长的个人问题，而是带有普遍教育意义的。因为执行纪律也是一种教育。’对于违反军事原则的行为，陈赓等校领导认为应该绳之以纪律：‘为了打胜仗，我们的训练就应从严要求，从实战需要出发。’经过研究，决定给尖刀排排长行政警告处分。这件事情使大家深受教育。”^[29]

（5）学校为毕业学员举行野营联合演习，检查评估教学效果

学校重视检查评估教学效果，这是学校教育督导的重要表现形式和途径。从第2期学员开始，每期学员毕业时，学校均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分列式，检查学员的军人素质和队列生活。不仅如此，为了督导检查教育效果，在中央苏区举行规模宏大的军事演习就有4次，这在解放军建军史上，还是破天荒了不起的大事情。

1933年，在第5期学员即将毕业之际，依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举行了野营联合演习，检查教学效果。在此次演习中，学员担任演习部队指挥官，军事、政治教官只担任指导。演习队伍由红校和工人师、瑞金少先队及地方武装混合编为南、北两师（演习开始后分别改为西方面军和东方面军）。上级和学校对演习十分重视，由校长、训练部长、政治部主任等9人组成了最高评判委员会，委员长由原校长刘伯承担任。

此次演习计划进行10天，想定及指导计划由团队着手搞。演习的科目为行军、攻防、宿营、遭遇战等师、团、营、连的对抗。演习强调战时政治工作的灵活运用。因此，演习之前，学校专门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确定演习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包括：第一，演习中的地方工作。由演习团（队）政治处具体讨论，并和地方党政密切结合，发动群众慰劳演习部队。演习部队向沿途群众宣传野营演习对提高红军战斗力，进而取得第5次反“围剿”的重大意义。并作些社会调查，如当地选举运动和扩大红军及推销公债的情形，同时举行军民联欢会等。第二，行军中的政治工作。解释红军的任务及与群众的关系、红军的纪律等问题，行军中的教育工作怎样进行，怎样读报和讲故事等等。第三，开展阵地中的政治工作。阵地上修筑战壕，是个要求快而艰巨的任务。在“看谁的工事做得快做得坚固”、“学习四方面军的精神”的竞赛中，谁也不甘落后。尤其是党、团员个个以身作则、不知疲倦的工作。第四，火线上的宣传工作。演习团政治处，根据“白军”不同对象，对其实行瓦解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以及在退出阵地时散发标语、传单，继续瓦解“白军”等项工作。第五，反逃亡的斗争。在演习之前支部首先讨论，在军人大会上报告和讨论在反逃亡过程中如何发挥党、团员和“十人团”的应有作用。并且出版了《野营特刊》。野营中的政治工作不仅使所学政工内容在实际中得以运用，而且还有力地保证了军事野营训练的顺利进行。

军事演习，首先进行的是野战行军。1933年10月3日下午3时，学校演习部队分头出发了。当晚北方军抵达田心圩宿营，与相距10里的西江南方军彻夜相峙。拂晓时分，当北方军正搜索前进时，突然收到报告，南方军占领了左侧一带高地，企图阻止北方军前进。面对突来的“敌情”，北方军指挥员当机立断，定下决心：掌握时机，展开兵力，向“敌”发起了猛烈进攻。战斗很激烈，最后以北方军攻占了南方军的阵地结束。演习的第三天下午，团的攻防战斗开始了，东方军（原北方军）由田心圩向西方军（原南方军）进攻。西方军在西江县狮仙洞一带高地构筑工事，组织防御。这次演习，从防御阵地选定、兵力配备，火力配系，到撤退时机的选择，学员们都较好地践行了平时学到的战术原则。特别是东方军对攻击点的选择，还引发了一次学术讨论。

这次演习，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工作上，均获得了很大收获，联合演习不仅检查了毕业生的受教育情况，还培养了上、中、高各级干部的实际指挥能力，并借此在军事技能、战时政治工作能力等方面锻炼了全校人员，还帮助工人师、瑞金赤少队开展了训练。因此，这次联合演习得到了演习评判委员会的一致好评。当然，对于演习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委员会也给予了讲评与指导，便于学校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改进。这次演习充分体现了教育督导对军校教育的监督、指导功能，也体现了教育督导的最终目的是指导改进学校教育，提高教育质量。

四、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教育督导案例分析

（一）红大建立背景及其教育基本情况

1933年秋季，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入紧张准备阶段，革命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为了适应战争，红军猛烈地扩大了革命队伍。到1933年9月下旬，中央红军已扩大到8万余人；与此同时，红军武器装备状况也越来越多样化。然而，红军和地方武装所需的干部数量也急剧增加，能够符合革命需求的干部供不应求。另一方面，由于红军已走向正规兵团的运动战，极其需要军事素质较全面的指挥员驾驭这场战争。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红大）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为适应反“围剿”斗争的需要，中革军委于当年10月17日发布命令：

“现将红校组织重新变更，把原有高级班上级班改为红军大学校，把六期团改为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把七期团改为红军第二步兵学校，把工兵营、炮兵连、重机关枪连、防空和装甲车连改为红军特科学校，游击队训练班改为游击队学校。”^[30]

“红校”的分编，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教育形成了初、中、高级培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红军大学校（简称“红大”）是红军当时的最高学府。“红大”从成立到参加长征（1933年10月—1934年10月），共举办三期，培训学员近千人。学校设高级军事科、上级军事科、上级政治科、上级参谋科，后又增设防空科，还有一个测绘队，学制为六个月。“红大”在“红校”理论联系实际教学原则的基础上，确立了新的教育方针：

“着重于阶级教育与党性锻炼以及国际主义的教育；在教学中贯穿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际并重的原则，并使前方与后方相结合；在学习外军经验的同时，着重总结自己的经验。”^[31]

瑞金红大等一批红军大学的建立^[32]，标志着解放军军事教育进入高一级的阶段，即由初、中级阶段初步向高一级的阶段发展。这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对解放军干部的培养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红大的教育督导

1.中央对红大的教育督导

（1）配备优秀教职工，遴选优秀生源

中央先后委派何长工、周昆、张宗逊等深孚众望的同志担任学校领导工作，足见中央对红大建设的重视。这些同志都是军校教育方面的“鸿儒”，尤其是第一任校长兼政委何长工，为红大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何长工曾经较长时间担任红校领导职务，有着深厚的办学经验。不仅如此，他还有着与军事大学相关的教育背景，拥有国际视野：他早年曾就读于长沙甲种工业学校（相当于专科学校），此后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比利时等工业发达国家学习理工科，他带领红大师生将学校建成“山林军事学堂”，刘伯承大为称赞：“这校舍简直像荷兰式洋房。”^[33]足见其在“土木工程”方面的造诣。

中央不仅为学校配备了高素质的领导干部，更是精心组织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专兼职“教授”。红校仅专职的军政“教授”就有16人。不仅如此，学校还聘请了许多高水平的兼职客座“教授”。这些“教授”主要是党中央、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中央军委总部的负责人，以及从前线因事来瑞金的一些红军高级将领。

为了保证学校教学质量，保证学校生源都是久经战火洗礼，富有实际工作经验，可堪深造的营以上优秀干部，学校的学员是中革军委与总政治部以命令的形式，从红军部队中轮番选调的。以下是1934年8月1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就关于工农红军大学校第4期、上级指挥科招生、各兵团各军区应选送学员数目与条件发出的命令^[34]：

“（一）现工农红军大学校决定于9月1日开办第4期上级指挥科，各兵团各军区应选送学员数目如下：

一军团12名；江西军区2名；三军团12名；福建军区1名；五军团8名；粤赣军区1名；九军团4名；二十一师1名；闽赣军区3名；二十二师2名；保卫局2名；二十三师3名；彭杨学校1名；二十四师3名；公略学校1名；特科学校1名；七军团3名。

（二）学生条件

1.政治坚定，工农成分，连长以上及其他类似的指挥员；

2.有斗争历史两年以上；

3.聪明英勇，身体健康，年龄在十八至二十五岁；

4.在连长职务内有三个月以上的战斗经验、工作积极性；

5.能看《红星报》的。

（三）送学员的质量应由各自首长及相关的政治部负责鉴定介绍，不得随便充数。

（四）送学员统限于9月1日以前，有组织的一直送到瑞金红军大学。”^[35]

对学员生源质量做如此严格的规定，在解放军建校史上尚属第一次，足见中央对红军大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视，也足以证明中央对红军大学校所寄予的殷切厚望。

（2）中央领导督导教学并亲自上课“示教”

党中央、中央军委对红军大学这个培养红军干部、出战斗力的地方寄予很大希望，非常关怀和重视。但最大的关怀莫过于亲临示教、培才育人。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邓小平、刘少奇等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都对红大作过指示，来红大作过报告，或讲过课，在红大校园里、讲堂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刚从前线回来，因战事繁忙，留着一大把胡子的周恩来曾来校作过《把敌人消灭在我们面前，瓦解在他们心间》的报告；邓小平讲过《党的建设》课；刘伯承作过军事报告；王稼祥、贺昌讲过政治课。军委各总部的一些部长，如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弼廷、敌工部长李翔梧等等都是红大难得的兼职教员。他们有的承担课题，有的作专题报告，有的做时事政策讲话。红大有时还被批准去中央旁听重要会议，比如在全苏第2次代表大会期间，红大师生旁听了毛主席的政治报告和朱总司令的军事报告。这些报告和讲课对红大的教育质量是一个极大的提高。至今，那些当年在红大工作、学习过的教工、学员回忆起革命前辈们对红大的关心时，仍然感慨万千。

中央领导对红大教学工作的督导是非常具体而联系实际的。就在红军反第五次“围剿”刚刚开始的时候，红大就在学校大礼堂举行了一次战术讲演比赛会。比赛会主题是讨论国民党军队采取的所谓堡垒战术。朱德总司令亲自拟定了两个题目：“论敌人的堡垒战术”、“积极防御的实质是什么”。演讲比赛当天，大礼堂里师生济济一堂，朱德总司令神采奕奕地坐在台子一旁，军委和总参的几位领导同志坐在他的身边。演讲比赛大会上，一位从事政治工作的年轻军官（上级政治科的刘道生）讲演的《积极防御的实质是什么》引起了与会者的浓厚兴趣。朱总司令听得很认真，不时做着笔记。讲演结束，朱总司令作了即席讲话：

“‘论敌人的堡垒战术’这个命题，研究得不够深入，不够实际。其实敌人的战术是在不断地改进着，应该根据敌人战术的发展情况，来探索他们的战术思想，然后考虑新的有效的对策……积极防御的实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分析得正确，但是要注意不能死啃理论。理论当然要系统地理解，更重要的却是如何在实际情况面前灵活地运用它。”^[36]

朱总司令的一席话让红大师生备受启发。

2.红大自身的教育督导

“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原则是贯穿解放军院校教育发展的一条红线，也是军校教育督导关注的重点。为了培养出具有高度政治觉悟、模范的铁的纪律、高度的军事技术和指挥大兵团作战能力的人才，红大制定了一套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和方法、配备了一支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队伍、构建了一套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制度。

（1）教学材料紧密联系实战，激发了学员的学习热情。为了使红大教学材料更有实际的指导作用、更加密切地联系战斗实际，红大派人参加每次战斗的指挥集团工作。有时前线上红军指挥官牺牲了，往往由红大派学员暂时代理他们的职务，直至有接替者方能回校继续学习。正是由于这样，所以红大能够随时收集前线的作战经验与各方面活生生的材料，更好地充实教学内容，使红大的教学富有青春活力和极大的现实性；再加上教学材料上的案例许多都是学员亲自参加的，激发了他们极大的学习热情，大大地提高了教学效果。

（2）教学方法模拟实战演习，不拘一格，提高了教学质量。红大的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不拘一格。比如，从战斗中学习战争，借以提高师生们的水平和工作能力。红大的学员既是学生又是先生。由于学员是来自根据地和红军各兵团的指挥官、政治工作人员、参谋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在残酷复杂的浴血战斗中一点一滴地凝结成宝贵的丰富经验，其中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红大经常组织讨论、研究和总结系统化这些宝贵的经验，运用这些活生生的教学材料来提高教学效果。

在教学过程中，红大还开展多种军事演习。由学员们分工做出演习想定计划，组成演习的指挥集团，调配一定的战斗部队，分成红军和白军两个敌对阵营，由他们根据演习计划实施指挥。演习课程着重培养学员在战场上的应变能力，提高学员处置各种情况的真本领。

（3）教学队伍与基层部队联系紧密，加深了学员与部队的联系。学校的负责人和教工人员经常和部队、机关交流，前线后方，后方前线的轮换，这样就使得教学人员了解实情、了解部队，懂得联系什么、怎么联系。与此同时，其他根据地来中央苏区的同志常是红大的贵宾。俗语说，主雅客来勤，遐迩闻名的红大，总是把他们吸引到这里来参观一番。如此一来，部队与学校、治军与治校的经验得到广泛交流，使学校不断破旧布新，吸吮着新鲜血液。

在中央的关心爱护督导下，在学校自身的勤奋努力下，红大成长为全根据地人民极为敬仰的地方。它在短短的时间里培养了宋任穷、彭雪枫等一代元戎，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红大的教育督导实践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在解放军院校教育督导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一笔。

五、这一时期军校教育督导的特点与经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解放军院校教育有两大突出特点，即“游击战训练班”的性质和紧扣“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与军校教育这一时期的特点相适应，教育督导也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偶发特点明显”，二是衡量这一时期教育成败的唯一标准是“是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一）偶发特点明显

教育督导偶发是指从事督导的人员，督导的时间、地点、内容等的无规律性。这一时期教育督导偶发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从事教育督导的人员随意性很大。这一时期的最大教育背景是战争环境瞬息万变，一切都为战争需要服务，教育督导也不例外。这一时期，尤其是土地革命中后期，虽说红军学校规定了学制、编制了教材，但仍然没有完全脱离游击战训练班的性质。外部对学校的教育督导基本上是各级领导的个人行为，比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老一辈革命者十分关心学校的发展，经常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去学校视察指导。解放军的第一个教导队（龙江书院工农革命军教导队）就是在毛泽东委员的亲切关怀下建立与发展的，他个人为此注入了大量心血：亲自点“将”组建教导队班子；对教导队的性质和任务作出初步规定；在百忙中亲自上政治教育课；聆听队干汇报工作并给予批评指导。这一时期的教育督导基本上是属于中央领导的个人行为，因而督导的随意性较大。

2.没有固定的督导内容。这一时期由于督导行为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因而督导内容往往会因督导人员个人的专业背景与爱好的不同而各有所侧重。如毛泽东在视察学校时往往关注的是学校教育的大方向，诸如教育总方针、教育性质、教育任务等等；而刘伯承有着丰富的办学经验，他善于抓住一些细节来判断教学的效果，比如注重教材建设、教员队伍培养等等；朱德总司令擅长军事，所以他在学校检查工作时给学员出的演讲题目都是与军事相关的，诸如“论敌人的堡垒战术”、“积极防御的实质是什么”等等。

（二）“理论联系实际”是这一时期行之有效的教育督导经验不管这一时期教育督导人员和个人关注的督导内容有多么不同，判断红军学校教育质量的标准只有一条，即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在批评龙江书院工农革命军教导队整天练习“一二一”、“向左看齐”的教学思路不正确的同时指出要加强学员游击战所需的战术训练和夜间训练，要“教为战、练为战”；“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一直是刘伯承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他重视理论整理，更重视实践练习。在他领导红校期间，为了检验教学效果，使所学的知识与实际进一步结合起来，多次举行军事演习，演习次数之多、演习规模之大，在解放军建军史上都是破天荒了不起的大事情。朱德总司令在点评学员的演讲时，也强调要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当然要系统地理解，更重要的却是如何在实际情况面前灵活地运用它。”^[37]红军学校教育训练注重从实际出发。学员队根据形势发展来编组、专业依据战争需要而设置，教学活动密切结合实际来进行，学员依据实际所学安排工作，教学效果由战争实践来检验。红军学校“理论联系实际”的这条督导原则，犹如一棵根深叶茂的常青树，硕果累累。

这一时期解放军院校教育督导除了以上的两个显著特点外，还出现了现代军校教育督导才具备的一些特点，虽然说只是稍露端倪，但也十分值得注意。这些特点分别是：注重学校教职员工的配备，关注学校生源的质量；注重教材的建设；注重尝试建立教学巡视制度；注重教育经验的总结；注重检查毕业学员受教育质量等等。这些特点已经涉及到现代军校教育督导的内容，是老一辈军校教育家的心血与智慧的结晶，是现代军校教育督导发展的源头，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