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除官僚政治：中国研究

铲除官僚政治的理论利器

胡培兆

摆在面前的这本被作者自谦为“小著作”的书，阐述的却是统治中国横亘连绵竟两千余年之久的官僚政治的大问题。读他的书，总好像是在听他讲课，会产生幻影，脑海里浮现出他在挤满学生的教室里用浓重的湖北口音以凝炼活泼的语言授课的生动形象，或以行云流水般的娓娓道来，或间以疾风骤雨般地愤愤挥斥，引人入胜、扣动心弦，产生强烈共鸣。这本著作自1948年问世以来，迄今还一直激动着新老读者，令人难以忘怀。1986年9月，我在呼和浩特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就听于光远讲过这样一件事：周惠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以后，走马上任前去看望他，并要他推荐几本书带去读。于光远对周惠说，你把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带去就够了。由此可见这本书在学者心目中的分量与魅力。

这次《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被列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再度刊行，出版前，商务印书馆的同志希望我写点儿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这可着实让我惶恐与犯难。虽然我不止一次地读过这本书，但要对这样一本受广大读者关注的经典性著作说点儿什么，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深怕误导读者，“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啊！何况，同是一本书，不同人有不同的读法和感受。思索再三，我想就权且给读者扮演个类似先涉者的“导游”角色吧，引领和介绍到哪些主要“景点”去，最终由他们自由自主地去阅览。

中国的官僚政治是过去两千多年来让中国人深受其害也深恶痛绝却又对其缺乏认识与理解的大魔头，当该书的研究内容最初分篇在《时与文》杂志连载时就曾引起轰动和广泛关注，让广大读者喜出望外，看这期盼下期地热读纷议着。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全书，看到官僚政治如何世世代代的延续、林林总总的表现、形形色色的变态等，但我以为最需要看明白的是这个万恶的魔头是如何产生的？它为什么能存续两千年之久？它又是如何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呢？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它？就此不揣冒昧地谈点儿感受，谨供参考。

一、中国官僚政治的产生

官僚政治是世界性的社会现象，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几乎各国都曾经存在过。

一般而论，官僚政治是由封建政治向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过渡阶段的产物。“在大小贵族与商工资产者彼此相互争权夺利场面下成立的专制政体，而所谓官僚政治，就是当作这种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必然产生的。”^【1】欧洲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国家和中世纪的领主经济国家都还不存在官僚政治。古希腊奴隶国家是由10个部落选出的500个议员所组成的协议会实行统治的，而协议会要服从民会的决议。这个民会是每个公民都有出席权和投票权的全民性组织，而且规定任何有财产的公民都有担任官职的权利。罗马共和国的官吏任期只有一年，并且不能连任，也没有形成官僚政治。到了中世纪，以领主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王国里，教会与国家结成一体，由僧侣和贵族实行统治。形式上虽然有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形的封建阶级组织，从最高级的教皇、皇帝、国王或君主到次高级的主教、僧院长、公爵、子爵、男爵和领主，以及最下级的骑士、侍从，等级分明，不可逾越，但因为僧侣和贵族享有各种特许权和传统的特权，国王下属的各个单位实际上都是准独立的政治实体，他们的属地不受国王管辖，有绝对的支配者，完全不需要再有什么官僚助理。因而在这个历史阶段也不可能产生一个特殊的官僚阶层。

只是到了中世纪末建立民族统一的封建国家、采取专制主义政治形态以后，国王将本来由贵族、僧侣掌控的赋税、公益、裁判权等统统收上集中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官僚政治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了。因为国王既要大权独揽、全权在握，又不能事事躬亲，都由自己来行使，就必然要委托或命令一批信得过的人去做。这些被委任的各级官吏为了切身利益，也就必然要成为对国王唯命是从的仆役。“在这种情势下，官僚或官吏就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只是对国王负责。国王的语言，变为他们的法律，国王的好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官运和生命），结局，他们只要把对国王的关系弄好了，或者就下级官吏而论，只要把他们对上级官吏的关系弄好了，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的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一味图所以自利了。所以，在专制政治出现的瞬间，就必然会把政治权力把握在官僚手中，也就必然会相伴而赍来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品和补充物。”^【2】这些官僚基本上都是从原来的贵族转化过来的，因为他们毕竟受过教育，又有伸张王权的治理经验。

当这种过渡期结束、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形态确立以后，官僚政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也就随之结束了。所以，欧洲的官僚政治只存在于16世纪到18世纪或19世纪初的历史阶段，前后三百年左右。

中国官僚政治产生比欧洲早17个世纪，消亡却比欧洲晚1个半世纪，存续时间是欧洲的7倍以上。虽然其间也几度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但它却显示出极强的存活力，“像斩除了随即又新生起来的九头蛇似的怪物”^【3】，能不绝地“复生”，这是为什么呢？

前面说了，在欧洲，专制官僚政治产生于中世纪末期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而秦汉以来就产生的中国官僚政治却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过渡阶段。它的产生具有东方的特殊性。既然不是过渡性的，就注定有持久性。有些学者把这种产生专制官僚政治的特殊原因归咎为是治水、抗御外敌等的需要。其实这些都是肤浅的表象说法，不能成其为理由。如治水固然对农业社会特别重要，但绝不是因治水需要才产生官僚政治。恰恰相反，因为出现了大一统的庞大的官僚政治机构需要扩大消费，增加税收，才需要也才有集中的力量去推行治水事业，通过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来保证更多可供消费的剩余农产品。真正的根本原因在促使生成和发展地主经济。

公元前1122年兴起的周朝，是一种分田制禄的领主经济封建制度形态。周天子把他统治下的领土领民，除留一部分自己直接支配外，其余都分归其弟子或功臣。这些弟子和功臣也以同样模式，层层依次留足自己的份额后再分配属下。从天子到各级贵族都以农奴提供的剩余农产品和剩余劳动为生。周朝还实行官民世袭制，贵族世卿世禄，农奴世业世守，工商世工世商，不能改变身份和职业。在这种“封土而治”、“分地而食”的领主经济条件下，每个封建贵族都把自己支配下的领民、领地看作是个人的天地，有离心的独立倾向。因而周朝封建制度形态的权力比较分散，颇有各自为政的味道。可是秦统一中国，实行并天下、号皇帝等革古创今的十大政策以后，“天下皆为郡县，子弟无尺土之封”，剥夺了周朝贵族的原有特权。滥觞于秦孝公实行商鞅变法时期的地主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取代领主经济成为主导经济。秦始皇把政治、经济大权集于一身，成了国家的化身，“朕即国家”，至富、至贵、至尊，受其治权的各级官僚都得仰其鼻息，“用命受上赏，不用命受显戮”。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就这样在地主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了。“中国二千余年的专制官僚政治局面其所以是由秦国开其端绪，乃因中国二千余年的地主经济制度是由秦国立下基础。这种政治经济形态的配合，不但改变了中国封建性质，改变了中国官僚政治形态，且也改变了中国专制官僚君主与官僚间，乃至官僚相互间的社会阶级利害关系。”^【4】这种关系使他们荣枯相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把命运牢牢地拴在一起：“中国帝王的政治经济权力，一方面使他扮演为地主的大头目，另一方面又扮演为官僚的大头目，而他以下的各种各色的官僚、士大夫，则又无异是一些分别利用政治权势侵渔人民的小皇帝。官僚士大夫们假托圣人之言，创立朝仪，制作律令，帮同把大皇帝的绝对支配权力建树起来，他们就好像围绕在鲨鱼周围的小鱼，靠着鲨鱼的分泌物而生活一样，这绝对支配权力愈神圣、愈牢固，他们托庇它、依傍它而保持的小皇帝的地位，也就愈不可侵犯和动摇了。”^【5】

二、中国官僚政治顽固不化的经济基础

为了巩固官僚政治统治，不断加固经济基础、扩大中央经济权力自然是至为重要的。田制税法就成了重要的杠杆。其中税法直接关系各级官僚与地方豪强、门阀如何分享剩余农产品的经济利益，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常常发生，每个王朝都充满斗争。所以，如何寻找各方都能兼顾的平衡点是大家所企求的。于是由唐德宗的宰相杨炎创制的两税法便应运而出。他把传统的繁杂的租庸调制简化为两税：户税和地税。户税按财产多寡的贫富状况征收，地税按亩数征收，并一年分夏秋两季各征一次。这样财产和田多的豪强、门阀虽然要多交点儿税，但两税法进一步消除了世卿世禄、世业世守的残余，更明确承认土地可以买卖，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加快了地主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也为其所乐能接受。“唐征隋之弊……在灵活运用的赋税政策上，分别收到了稳定统治并使官僚政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唐代租税体制是代有变迁的，到了杨炎实行的两税法，始在中国后期官僚政治史上，展开一个新的篇章。”^【6】

加强精神控制，是巩固官僚政治统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总要把自己的文化思想当作社会的文化思想。中国官僚政治具有延续性、包容性和贯彻性这三种特殊性格或特点，其中后两者是最为重要的。因为中国官僚政治之所以能有漫长的延续性，就在于其包容性和贯彻性。它把古今中外，当然主要是中国，凡有利于官僚政治长期统治的东西通通都兼容并包地吸收过来且加以巧妙地使用，贯彻到方方面面，就像一张天罗地网把全社会都包裹起来。其中儒家文化可说是官僚政治的精神支柱。各大家比较，老子主张无名无为，不利于官僚干预；墨子讲兼爱、重平等，不利于官僚专制；唯独孔子儒家讲三纲五常、仁义道德等，最合君意。单就“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排序和修身养性平天下的训教，就可使专制官僚满怀喜悦。“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于是，‘人治’与‘礼治’便被宣扬来代替‘法治’。”^【7】所以汉武帝要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官制的设计也极为重要，因为这是官僚政治的组织核心问题。周朝实行世卿世禄，秦朝以来讲选贤与能，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但不是贤能者就能做官的，血统、家世、门第很重要。除个别外，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因为官制的设计很周密，是工于心计的大杰作，有三原则：第一，要“使一般臣民，对专制君主乃至其他揽权人物，养成敬畏自卑的心习；对于其言行，无论合理与否，都得心悦诚服”^【8】；第二，要使各方面、各部门的官僚势力都能向心专制君主，并使他们彼此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不容许有任何方面、任何部门的势力突出，以防“强者先反”、“最强最先反”的隐患存在；^【9】第三，既要使全体人民能“安分守己”，“听天由命”，接受官僚统治，又要使他们当中的优异分子“有机会、有志望参加那种统治”。^【10】所以不是贤能者就能入仕做官的，普通老百姓就更不用谈了。虽然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开科取士，但重要官职都内部预留了，公开取士名额有限，百里挑一，高中入仕的机会极少。然而，这对官僚政治的意义却非同小可：一方面可图个用人唯贤的公正美名，也可从社会招纳一些有才干的仆役。马克思曾说：“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引过来，它的统治就会越是巩固，越是险恶。”^【11】而中国专制官僚的祖先在马克思之前就懂得了这个道理。另一方面，官门开条小缝儿，给点儿小希望，就把社会上的贤能笼络住，让他们上了官瘾，竞奔在仕途上。科举制度的最大目的，就是要“使人的思想拘囚于一定范式中”，“使人的意志集中到一定目标上”，树立“做官第一主义”，利禄熏心，把国家、民族、人民的安危死活抛到脑后。^【12】一些农民起义的领袖，如唐末的王仙芝、黄巢，清朝的洪秀全，都是“做官第一主义”者，因屡试不中才起义，入不了仕就想自己打天下做皇帝。要是中了，就谢恩做官去。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就因为大家都想当皇帝才互相残杀而最终失败的。在位的大兴官僚政治，造反的也想创个自己的官僚政治，这官僚政治还能很快走到尽头吗？

三、中国官僚政治是如何阻碍社会进步的

应当承认，专制官僚政治在早期是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上也有过许多鼎盛时期。何时才起阻碍作用，这需要历史学家去研究判定。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官僚政治形态愈到后来就愈显得落后，阻碍力也就愈大。假设中国的发展可以与欧洲大致同步的话，那么，清朝以来官僚政治形态的反动与阻碍力就开始走向最大化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写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即《国富论》）中对当时的中国就有这样的论断：“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哥孛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哥孛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庭的记述，则众口一词。”^【13】官僚政治形态对中国社会的阻滞作用是全面的，从《中国官僚政治》一书的研究来看，有以下几方面令人印象深刻。

（一）官僚政治的工作重心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上。

官僚既然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只是对国王负责，那么，国王的好恶，便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只要与国王的关系弄好了，下级官吏只要与上级官吏的关系弄好了，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一味图其私利了，上上下下的主要精力自然都放在关系学上，工于心计。让国王最放心不下、睡不着觉的是怎样摆平官僚内部关系，平息不断的宦海风波。“武官的权势太大，文官总不免有些眼红。诸子与功臣间的猜忌，宗室与外戚间的猜忌，官中与府中间的猜忌，京官与各地州牧、郡守间的猜忌，六朝特别是两宋以后异族当朝，统治民族与汉人官吏间的摩擦与暗算，以及这每一对垒势力各别阵容中的内讧，真是说不尽的宦海风波，或官僚阶层内部的利害冲突。”^【14】在矛盾丛集、风波迭起的官场中，要使大小官僚对上服服帖帖，又要使他们之间能保持相当的和谐相处，这就够君主头痛了，需要耗去多少精力啊？！“所谓寝食不安，所谓宵旰图治，在天下已定或‘大定’之后，主要还不是为了对付人民，而是为了对付臣属哩！”^【15】

（二）做官发财，徇私舞弊，贪污成风。

在专制官僚政治体制下，做官必定有实权实利，个人及家属的财产都能得到保护和增长。做官和发财就像一个徽章的两面，是连在一起的。“一个为官僚把持操纵的社会，本来没有什么法度可言，要说有，不外是有关人民对于他们的义务的规定，或有关他们自己相互之间的权利的规定罢了。”^【16】而且“一切官僚社会都是讲形式的，许多法律往往不是为了实行，而是为了‘装饰’或‘掩饰’”^【17】。在缺乏真正法度的情况下，营私舞弊、贪赃枉法就不可避免。一方面，这些官僚都生活在商品交换集中的都市，要他们见钱不心乱是很难的；另一方面，“在官职不曾职业化而是被看作一种特权的行使的情形下”，官僚的地位“首先是从物质的享受上具体显示出来的。如其像史载汉初那样，‘天子不能钧驷，将相或乘牛车’，他们在老百姓面前，就显然没有了不起的‘威严’或‘威仪’了”。^【18】既要在物质享受上显示他们的地位，单凭俸禄就不够了。“结局，官僚的政治生活就一般的体现为贪污生活。”^【19】虽然贪污是明令禁止的，对违者施以酷刑，如，汉时轻者被弹劾，重者死于狱中或令其自尽；唐时多决杀于庙堂；元时轻者决杖，重者处死；明时重犯要枭首示众，剥皮实革，官府公座旁还悬挂人皮袋，以儆效尤；清朝也有赐死正法的，但受罚的是极少数，主要也是给老百姓看的，表示统治者不是不管。因而“综观历朝贪污史录，愈接近近代，贪污现象亦愈普遍，贪污技巧亦愈周密，而与惩治贪污刑典的宽严似无何等重大关系”^【20】。“地方官要在地方发财，不得不贿通京官；京官要通过地方官发财，又不得不敷衍地方官。他们上下其手，交互造成一个贪污大局面……就是用再严酷的法律去制裁，也并不济事。”^【21】许多陋规旧俗总会带来许多发财机会。各省、州、县进京对六部有所求，均得“孝敬孝敬”。报销钱粮、放官升迁，少不了“打点”、“照应”、“招呼”、“斡旋”的手续费。科举主考官在京就有“开单属托”（即“递条子”），到地方更是曲意逢迎，就是做一任乡试主考，也“可讨十年舒适生活”。贪污不仅是官僚政治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维护官僚政治的必要条件。因为“专制官僚社会统治者对其臣下，或其臣下对于僚属所要求的只是‘忠实’，不是‘清廉’，至少两者相权，宁愿以不清廉保证‘忠实’”，所以“聪明的统治者，往往不但破格赐赠，以结臣下的欢心，甚或鼓励贪污侵占，以隳野心者的壮志”。^【22】正因为如此，就必然会“做官被看成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23】。

（三）官、商、高利贷者、地主四位一体的集权的或官营的经济形态，严重侵蚀和消融工商资本。

官僚政治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官僚与地主自然是本家。中国古代和欧洲类似，都有过重农抑商的政策。中世纪，欧洲人认为地主是最尊贵的，商业、手工业是异教徒、犹太人和其他一些不务正业的人干的活儿。学校里如说谁为“商人的儿子”就是对其极大的污辱。中国古代也以农业为本业，地主为贵，商业为末。虽然也有像齐国的大贵族孟尝君兼是高利贷者和商人，秦国的大商人吕不韦还做过相国，但商人和高利贷者都是没有地位的。如汉代就曾不准商人穿绸坐轿，更不许做官。可商业又少不了，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需要农产品流转，以地租、税赋形式存在的剩余农产品有很大一部分也需要转化为商品，拓展市场，这都促使中央集权政府采取一些便利商业发展的措施，也就必然会使商业与地权、商人与官吏发生密切关系。特别是当商人和高利贷者发迹豪富起来了，就会令官吏刮目相看，相互就结合得更紧密。商人可以买田地兼做地主，也可以买官做官，官吏也爱经商和放高利贷。“由是成为地主、官、商合一的物质基础”^【24】。同时形成官为商、商为官，“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的局面。可这样一来，商业就变本加厉，妨碍了农业、手工业和其自身的发展。一方面加大和增多了对一切生产者的剥削欺诈，使农业、手工业隶属于它，手工业既无资本积累也无技术革新可提升为工业。伤害了其他产业发展，实际也伤害了商业的根本。另一方面，商人有钱就买官买地，直接影响商业自身发展，阻遏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

（四）官僚政治的“现代化”中，官僚资本妨碍现代工业发展。

传统的官僚政治转型为现代的官僚政治以后，是有不少改变，但“如其说它在现代，特别在晚近，在许多方面比过去表现得更其残酷有力，更其神通广大，更其无所不在、无微不入”^【25】。因为官僚政治的所谓“现代化”，“在本质上可以转译为‘资本主义化’”^【26】，所以现代官僚政治是“传统形态，与模仿资本主义各国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官僚政治形态的混合”^【27】。中国的社会经济虽然从唐宋以来就有缓慢进步，到清代中叶前后在丧乱之余确也艰难地孕育一些新生产力，工商业、金融业都有一定规模的发展，但是农工结合体这种生产方式广泛而顽固地存在，“对于商品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的商工业，却是一个致命的障碍”^【28】。而封建社会的统治关系对进步的经济因素有分化、软化和消融的作用，使其转化为它的附属物，所以各种进步因素“仍很难广泛的、自发的形成为一个足够突破既成社会统治关系的新生力量”^【29】。辛亥革命后成长起来的新官僚政治更加强化，很快在全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官僚经济形态。特别在抗战过程中，新官僚政治机构成了领导抗日工作的中枢机构，官僚们借抗日名义大发国难财。在战火中“一部分有权有势的人，强制另一大部人，为民族、为战争贡献出他们的生命和仅有的财产，而强制者自己，却不但藉此保全了生命、财产，且还藉此捉了发财和扩大权势的机会”^【30】。新官僚政治还利用财政金融体系，使官僚资本很快发展和扩张起来，独占国民经济要害部门。战后又利用“劫收”和内战得到进一步膨胀。原本稚嫩的民族资本工商业经过战争重创更难于复元和发展；而且帝国主义历来就不支持中国走工业化道路，不希望中国强大起来，它们宁可扶持官僚政治走老路。这一点，英国哲学家罗素于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讲学时就提醒过中国人：中国和各列强的基本利益是不一致的，一致的情况是偶然的。中国应该自己团结奋斗，不能依靠别人。

诸如此类的原因，使中国长期停滞在地主经济与官僚政治的统治上。“这是中国过去二千年只有王朝更迭的政变而迄未出现社会革命的基本原因”^【31】。

四、冷静科学地看待中国官僚政治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是六十多年前对国际友人李约瑟提问的“答卷”，面对的是中国也是世界的读者。虽然官僚政治祸害深重，可咒可诛，且那时还在猖獗横行，但重要的是要说明问题的真相和本质。所以作者在研究和写作中自云“幸能勉强避免激动的情绪”，并始终能持守冷静的态度。他在“序言”中写道：“我们在这种场合来研究官僚政治，就似乎格外需要抑止住感情上的冲动。过分渲染一种急待除去的东西的丑恶和过分渲染一种急待实现的东西的美好，也许在宣传上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样会妨碍科学上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是非常成功的杰作。虽然他很谦逊地说这是经济学研究之外的“副产品”，但正因为作为经济学家有能从上层建筑透视到经济基础底蕴的深邃目光，才能生动地把地主经济封建制度的官僚政治形态，一览无遗地突兀在我们面前。作者以如此的态度来审视官僚政治，我们也当以同样的态度来阅读和思考。

中国问题的存在和解决一般都有特殊性和复杂性，既不能漠视，也不能急求。旧官僚政治到清代就被辛亥革命推翻了，却又来了“中华民国”的新官僚政治，贪污、腐败，反动透顶。真是“要死的不曾很知价的死去，要生的不克很顺利的成长起来”^【32】。咋办？“一切坏的东西，一定要让它找机会坏个痛快，它才肯罢休的。”^【33】不错，它在1949年终于“痛快”地罢休、寿终正寝了。1950年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彻底铲除了地主经济，任何官僚政治再无支撑的经济基础。虽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其腐臭还会熏染少数人，但毕竟已是灰飞烟灭的时候了。

2010年国庆节

于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注　释

【1】　见本书第8页。(www.xing528.com)

【2】　见本书第10页。

【3】　见本书“序言”，第3页。

【4】　见本书第50页。

【5】　见本书第55页。

【6】　见本书第90页。

【7】　见本书第33页。

【8】　见本书第58页。

【9】　参见本书第58—59页。

【10】　参见本书第59页。

【11】　见《资本论》第3卷，郭大力、王亚南译，第704页。

【12】　参见本书第110页。

【13】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5页。

【14】　见本书第57页。

【15】　同上。

【16】　见本书第117页。

【17】　见本书第126页。

【18】　见本书第118页。

【19】　同上。

【20】　见本书第119页。

【21】　见本书第121—122页。

【22】　见本书第78页。

【23】　见本书第122页。

【24】　见本书第144页。

【25】　见本书第149页。

【26】　见本书第150页。

【27】　见本书第149页。

【28】　见本书第156页。

【29】　见本书第154页。

【30】　见本书第187页。

【31】　见本书第151页。

【32】　见本书第161页。

【33】　见本书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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