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出佛门多禅意-中国美术研究第1、2合辑

砚出佛门多禅意

胡彬彬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200444）

作者简介：胡彬彬，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导，湖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博物院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传统宗教文化。

本文为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长江流域宗教文化”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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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它既是我国历代文人传播文化与文明的工具，又是文化自身的载体之一。千百年来，以其独具的神韵和风采、精美博深的艺术造型，被誉为“文房四宝”之首。所以能够“传万世而不朽，历劫难而如常，留千古而永存”。而历朝的砚台，又以其不同的制形制式、不同的材料质地、不同的种类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构成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砚台经历了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到汉、晋、唐、宋各代以实用为主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制形、材质等方面演绎变革的过程，到了明清时代，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欣赏与实用并重的工艺美术品，是砚文化走向成熟时期的重要历史阶段。在众多存世而又美仑美奂的明清砚中，有不惜工本、刻意追求繁缛雕饰、寓意吉祥的“宫廷”制砚；有清秀隽永、雕刻精湛、高雅脱俗的“吴门”制砚；有纹饰丰满、锦地繁花、纤工巧细的“广派”制砚；亦有以儒雅见长、镌诗题铭、带有浓厚之书卷气息的“文人”制砚。凡此种种，无不精彩纷呈，争艳斗奇。而砚事雕绘之内容所涉，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云霞日月、山川秀色、历史典故、金石碑刻，无所不及，无所不容，可谓琳琅满目，不胜数举。在这众多的良材佳砚中，明清佛门制砚，以其端庄典雅的造型、精美绝伦的雕琢、内蕴其间的“禅”意，独具特色，足堪珍视。

一、明清佛门制砚的实物举例

拜读《沈氏砚林》得知，清代的藏砚名家沈石友先生曾珍藏有青莲华砚、昌硕写佛砚、达摩面壁砚、天风海涛砚、秋叶砚、师子尊者像砚等出自佛门或反映佛门经理的砚台，后因颠沛流离所失而幸存有拓片数枚。（见图1—图8-2）再看自家拙藏的三百余方古砚中，亦有数方出自佛门，现列举数例：

（一）药地大师自摹其形砚（图9-1—图9-4）

砚制长方形。长20.5厘米，宽13.5厘米，高3厘米。砚石细润，通体紫中泛红，材质极佳，为端溪老坑石。砚边门形，上细刻回纹为地，再饰雕夔龙，精细无比。砚面堂池相连。砚背浅浮雕一高僧坐禅，手拈佛珠，身后一几上置僧帽及僧钵。雕工极为精美细致，形象生动传神，颇具禅意。上部阴刻隶书“这个和尚 殊觉孟浪 坐着不行 甚么模样 噫 是真无我相人相”，再有小楷铭刻：“药地大师自摹其形镌于砚阴嘱余赞之 魏禧”，篆刻印款“西江魏禧”。砚之右边侧面，行书阴刻有“此药地大师自摹其形之研 陈其年检讨得自维扬 即以贻余 诚足珍也 康熙丙辰计东志”，下再刻有一篆文印“甫草”。砚之左边侧面，楷书阴刻有：“程鱼门于城南得此砚 携归狂喜 嘱余记之 因先书于左 袁枚识于小仓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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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其砚铭题款，得知：

药地大师（1611—1671）：明末清初学者、诗人、思想家。俗名方以智，字密之，号鹿起，又号曼公，方孔炤之子，江南桐城（今属安徽）人。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授检讨。永历时，任左中允，充经筵讲官，拜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辞不就。曾与陈贞慧（陈维崧之父）、侯方域、吴应箕等主办复社。与陈贞慧、侯方域、冒襄号称明季“四公子”。入清，在青厚山出家削发为僧，改名大智，字无可，别号弘智、药地大师、浮山愚者。博学多能，于哲学与自然科学都有研究。文学创作以诗词为主，风格雄壮，沉郁苍凉，多身世之感，家国之恨。朱彝尊称其“乐府古诗，磊落岭奇，五律亦无浮想，卓然名家”（见《明诗综》）。出家后不多作，往往以“禅语自喻”（见陈田《明诗纪事引》）。尤精音韵，创发声送气收声之说。兼通天文、地理、历史、生物、医学。著有《浮山集》、《物理小识》、《通雅》、《切韵原声》、《响言》、《药地炮庄》、《易袽》、《古今性说合观》、《一贯问答》、《东西均》、《印章考》、《两粤新书》、《滕寓信笔》、《医学汇通》等。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五○○、《清史列传》卷六八、王夫之《船山遗书》之《永历实录》五、任道斌著《方以智年谱》。

魏禧（1624—1681）：字冰叔，一字叔子，号裕斋，一号勺庭，江西宁都人。与其兄魏际、弟魏礼号称“宁都三魏”。生于明天启四年，入清不仕，隐居翠微峰。四十岁出游，涉江淮、余杭、扬州、常熟、乍浦，以文会友，结纳贤豪，方外交药地等高僧。康熙十七年（1679）举博学鸿词，以疾辞。学故于邱维屏，以此享名。世人以之与侯方域、汪琬称为“国初三家”。《四库全书》总目谓“（汪）琬笔嫌弱，而（侯）朝宗略无渟洄，视禧坚卓不移，气象万千，不止上下床之别。”亦工诗，著有《魏叔子集》、《左传经世》、《兵法》、《兵谋》、《兵迹》，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魏礼《先叔兄纪略》、温聚民《魏叔子年谱》。

陈其年（1625—1682）：即陈维崧，字其年，一号迦陵，江苏宜兴人。明左都御史于廷孙、明季“四公子”之一贞慧子。少负才名，清初著名诗文家。年过五十会开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修《明史》。工骈文，导庾信，泛滥于初唐四杰，气脉雄厚。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称其“才力富健，风骨浑成”。汪琬谓“唐以前不敢知，自开宝后无此等作矣”。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一、《国朝先正事略》卷三九、《国朝名家诗钞》、陆谦祉《陈迦陵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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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东（1625—1676）：字甫草，号改亭，江南吴江（今江苏吴门）人。清诗文家。曾于明末著《筹南五治》上史可法。清顺治十四年（1657）中举人，以江南奏销案被黜，遂绝意仕进。家贫无以养，游食四方，广交名士奇人。负奇气，过邺城，倾其囊为明诗人谢榛修墓；过顺德，于明代古文家归有光旧官署旁废圃焚香再拜，事为沈德潜等称道。为陈维崧挚友，曾从汤斌讲学，从汪琬问古文法。其文“醇正和雅”（见宋荦《改亭集序》），诗则“所作皆以气骨胜”（见袁景辂《国朝松陵诗征》），颇负时誉。著有《改亭集》。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四、《清史列传》卷七○、《国朝耆献类征》卷四二六、《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八。

程鱼门（1718—1784）：即程晋芳，字鱼门，号蕺园。安徽歙县人，后迁居江苏江都。清著名学者、诗文家。袁枚挚友。乾隆七年（1742）召试，授内阁中书，十七年成进士，补吏部主事迁员外郎，充《四库全书》纂修官，擢编修。家本殷富盐商，后官京师贫甚，独能好学不倦。问经义于从父廷祚，学故于刘大櫆。晚与朱筠、戴震游，乃治经。其文“以归、方为宗，醇清遒简”，其诗为袁枚所赏，洪亮吉评其为“如白傅作诗，老妪都解”。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国朝先正事略》卷四二、袁枚《翰林院编修程君墓志铭》。

袁枚（1716—1798）：清代著名文学家。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先庶吉士，改知县，历知溧水、江浦、沭阳，调任江宁，称循吏。后引疾家居。卜筑江宁小仓山，号随园，奖掖后进，教授女弟子。笃于友谊，是程晋芳莫逆之交。程鱼门死，举债五千金焚之，并恤其孤。天才颖异，论诗主性灵，能达他人欲达而不能达之意，士多效其体。与赵翼、蒋士铨称三家。亦工古文、骈文，以才调胜，吴鼒列入“八家四六”，能为笔记小说，著有《子不语》。著作繁多，收入《随园全集》凡三十余种。诗文为《小仓山房集》。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五、《清史列传》卷七二、杨鸿烈《袁枚年谱》。

该砚制出于佛门高僧，相传于著名文人，且流传有绪。可谓佛儒交融，交相辉映。所涉人物，时跨明清两代，历万历、天启、崇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八朝，具丰富的史料性和人文价值，弥足珍贵。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文博界泰斗史树青老先生称之为“国宝”。

（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禅佛经文砚（图10-1—图10-4）

砚以端溪老坑石制成，石色泛蓝紫。砚面具蚁脚青花，砚背有火捺。石质温润如玉。砚制为圆形，直径16.8厘米，极薄，厚不足一厘米。砚面中间稍凹为砚堂砚池。圆周稍凸为砚边。边宽2.5厘米，上刻正楷铭文“熊子儒”三字稍大，小楷“道光五年岁次乙酉于宝庆”。砚背上用三种字体铭刻有一篇完整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经文。

先是在砚阴上部行书小字勒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正文：

“观自在菩萨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厄 舍利子 色不异空 空不异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 行 识 亦复如是 舍利子 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 不垢不净 不增不减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 想 行 识 无眼 耳 鼻舌 身 意 无色 声 香 味 触 法 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明 亦无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尽 无苦集灭道 无智亦无得 以无所得故 心无罣碍 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三世诸佛 般若波罗蜜多故 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故知般若波罗蜜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 即说咒曰”。(www.xing528.com)

接着用稍大的隶书字体刻“咒语”，以示突出：

“揭谛揭谛 波罗揭谛 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下部用篆书字体刻有经文的题目：“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佛门经书中的精髓，在佛经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其汉译本共有五种：一是罗什法师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大明咒》、二是玄奘法师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三是般若利言法师译的也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四是法月法师译的《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五是施护法师译的《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且自唐至清，各种版式不一。该砚阴所铭《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与明代早中期流行的版式内容相同，与清代流行的版式内容稍有差别。

砚阴的中部处用减地浅浮雕方法，精细雕琢一高僧坐禅，手拈佛珠，作念经状。高僧面部表情肃穆，颇有“菩萨面目，佛祖心肠”之意。身后有一轮圆如皓月之佛光，前置一香炉，炉中冒出香烟袅袅，由近至远，由浓至淡，直至飘渺。全篇经文的正文就刻写在这香烟薄雾之上。构思极为精巧。人物雕琢生动传神，极富动感，似僧非僧，似佛非佛，具深透之禅意。从整个画面构图看既显大气之势，又有幽深清静之意境，有着很强的艺术魅力和禅佛感染力。所刻铭文，行书颇具金石风味，刀法古拙却不失飘逸；隶书风格独具，个性鲜明；篆书章法规矩，功底深厚。故该砚绝非凡夫俗子一般工匠所能为，当出自佛门高手。

砚背上有印款两处、年款一处。印款一处在经文右边侧，镂刻很深，惜已被损坏，难以辨认，从深刻笔划痕迹看，依稀觉得是佛寺法押。另一刻琢的印款为篆文阳刻“玉山”。年款为行书阴刻“丙子”。

号“玉山”者，有两人。前为明建文逊国后，称“玉山樵者”，居金华之东山，曾为俗僧，麻衣戴笠，终身不易。尝为王姓者题曰宗人，故疑为王姓云。后为明罗田人，俗姓万，初名福敦，尝弃儒出家为僧，释名道几，自号玉山。 “精书道，绘竹兰清逸有韵。”尤精医术。后为道人，明嘉靖中世宗赐号清微神霄演法真人。

该砚制出应是后者“玉山”，“丙子”年款为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从砚背隶书“咒语”的铭写风格来看，也较为吻合这一时期隶书演变的时代特征。

该砚后于清代“道光五年岁次乙酉”流入宝庆“熊子儒”之手。宝庆即湖南邵阳。宝庆境内有一山曰云山，古木参天，气候宜人。常年山岚飘渺，景色秀丽，被号称为“七十二福地”之一的佛门圣地。东与南岳衡山相应，常年有僧侣云游。该砚流入宝庆，亦属自然。清代中期，宝庆居士佛教盛行，儒佛互渗，俗僧众多，“熊子儒”亦或是其中之一，无须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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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杭州灵隐寺方丈释大悲为黄涵之老居士所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作序所云：“唐译《心经》，文简义周……丛林早晚功课，必定要诵念它，大小佛事终结时，又必定要诵念它，乃至生事死事，都离不了它，可见其地位之重要了。在学者研究方面，亦非常广泛。我们只要看看各家关于它的注解之多，是雄冠一切，就可以知道了……这部《心经》，又总摄《大般若经》的精华，包含整个佛法要义”。何谓“般若”？“般若”是梵语，即“智慧”的意思。按佛门所示，“般若”有三种：第一种是“文字般若”，“文字”就是“经”的字句，“经”里的种种意思、种种道理，全靠这“文字”表显出来，流传开来。第二种叫“观照般若”，“观”就是观察、查看、研究种种“法”的景象，“照”即“烛照”，如用烛光来照见、照看“万象”之义理。第三种叫“实相般若”，“实相”是“真实相”，就是“无相”，就是“自心”的“本体”，也就是“自性”的真理。“波罗蜜多”是“到那边的岸”的意思。如一条河，就是苦海，这边“岸”是一切众生的“生生死死”苦恼世界，那边的岸即是西方极乐世界。按佛门之说，观世音菩萨说述的这部《心经》，就是要把众生的“虚妄心”转变成“真心”。由此可见，在佛门制砚中，用经文这种“文字般若”来作砚铭，以使其“般若”表显和流传，使其见者识者进而受益于“观照般若”，并达到“实相般若”的境界，修成正果。是佛门弘扬佛法的理所当然之事。

（三）莲池诵经佛砚（图11-1—图11-2）

砚质为端溪麻子坑石，色黄中带红，有隐约之木纹和星点，具蚁脚青花和石榴仁等石品，砚阴处有一片呈紫蓝色。质细腻又有锋，颇发墨。砚为长方形。长22厘米，宽13.8厘米，砚面高3.2厘米。砚阴中部剜凹，与明清流行制形款式无异。砚面稍凹为堂，周边走线稍凸出，水池较深，呈坡状与砚堂相接。水池作荷池样，在荷池上额中部，雕有一莲台，莲台上再用圆雕的方法，连着整块砚台雕琢出一6.6厘米高（连成砚高3.2厘米，总高达9.8厘米）的坐蹲人物相。人物雕像比例适当，双腿平盘于莲台上，如坐禅之姿态，左手捧有一书，上镂“经文”字样。一手自然放于右膝上。衣服皱折自然，人物五官端庄，作诵读状，面部轮廓清晰，毫发毕肖。脸型稍圆，极具福态，头后部有一明式发髻。整个人物造型准确，表情生动，富有动感。此等砚作，立体圆雕人物，雕琢精细又颇具大气，费时耗工颇大，非一般工匠艺所能及。该砚明显取意于佛门“莲台诵经”之说，显然是佛门居士诵读经书的生动写照。从砚的制形和砚面包浆厚重等方面看，该砚当是明末清初之物，是同时期儒佛互渗的居士文化的产物。

（四）莲叶形端砚（图12-1—图12-4）

砚长20厘米，宽17厘米，高3厘米。砚材为端溪水岩，材佳质美，手感细润，含胭脂晕、蕉叶白等石品。砚作莲叶形，砚面为莲叶初展时卷边状，中为砚堂，近边作水池，砚背为整张莲叶带茎。品形大气，雕琢精美，是清代早期之作。该砚与沈石友先生所藏青莲华砚、天风海涛砚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莲池形砚，是佛门制砚中常用的，传世较多，在现在的一些寺院中，我们还偶尔能够见到。这种形制，隐喻了佛门“莲池之水是甘露，心觉正净渡众生”之意。当然，这种莲叶形砚，也是明清文人喜用的，往往用以表达文人们出污不染，清雅脱尘的君子之风。这一点，与佛门的“觉、正、净”也是息息相通的，讲的都是心性的修养。这也说明佛教的心性修养之学说，被儒士文人们所吸纳认同，并交融合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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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蝴蝶香馆主人”砚（图13-1—图13-2）

砚长20.4厘米，宽12.2厘米，高3—4厘米。砚形长方，砚面呈长斜坡状，砚额部较深，尾部较浅，砚堂为斜坡，颇具唐宋之遗风。惜有残损。石质为老坑端石，通体紫红泛灰，土沁斑斑。砚底刻有“动则乐 静则寿 切磋琢磨坚尔守”行书字，遒劲有力，章法娴熟。款为“蝴蝶香馆主人”。号称为“蝴蝶香馆主人”者有两人：

赵宦光，字凡无，一字水臣，寒山堂、醉经楼、小宛堂、蝴蝶香馆均为赵氏藏书经室名，明吴县人。嘉靖三十八年生，天启五年卒。嗜读古籍，好研佛经，精于书法，为当时吴县有名之居士。晚年隐居寒山。著述颇多，有《寒山帚谈》、《牒草》、《寒山蔓草》、《六书长笺》等。

张岱，字石公，号陶庵、蝶庵居士，晚年又号蝴蝶香馆主人。浙江山阴人。曾侨寓杭州。明末清初学者。明万历二十五年生，清康熙十八年卒。因不满清朝，清兵南下，入山隐居，研古学佛，往来江吴名刹古寺，悟经参禅，方外之交甚多。著有《石匮书》、《蝴蝶香馆解经》，已佚，其著《西湖梦寻》、《石匮后集》存世。

该砚制出应为后者。张岱虽非明宗室方以智，但和方以智一样，对满清王朝不满，同样有着明亡之痛和身世之感。所以入清后入山隐居学佛。但节操不改，并借砚铭而发“切磋琢磨坚尔守”的感慨。

此外，曾于文物市场见一梵文真言澄泥砚（图14-1—图14-2）砚质为澄泥，色为鳝鱼黄。砚为随形，又似僧靴佛脚，长18.5厘米，宽12.5厘米，高2.5厘米。砚面为淌水式，砚堂水池相连，四周饰唇边。砚阴处用减地阳刻之法刻有梵文。铭文内容首句为梵文咒语，即唵哑哞，后文为六字真言，即唵嘛呢叭咪哞。在佛经里，真言是秘密的，向来没有解释，但又是众僧和居士们需常常念诵的。佛门认为只要一心至诚地念，不论什么心愿都可以成功。

二、明清佛门制砚的时代背景

明清以来，我国佛教文化盛行。无论是国政皇朝，还是民间布衣，都非常重视佛教。

明太祖朱元璋本为禅僧，极崇儒佛，故明代的佛教，大半属于禅宗。《中国佛教史》一书中对此曾有过高度的概括：“宋以后之佛教，唯禅宗独盛，以无所羁束为高，其弊在放浪。因惹起其他教律之抗争，不易一致；故眼光高大者，或谓禅教一致，或唱三学一源，以其融合，其教中则以天台、华严、法相、念佛四者为主要也，此教、禅、律三者一致论之结局。”在佛教内部有融合论出现的同时，道、儒、佛三教一致论亦渐起，且孔子、老庄之说与佛教类似之处颇多，故出现佛教徒注儒书及老庄，以谋发挥其旨者渐多。如明之願证著《观幻子》谓合“儒、释”一贯之妙；沈士荣著《续原教论》，讨论三教异同；姚广孝出《道馀录》，驳斥宋理学二程朱子之说。连明太祖亦有《三教论》、《释道论》，来论道、儒、佛之说。禅僧中，有论道儒二教者，儒者中，亦多有论佛说道者。至明万历年间，以憨山德清的《老子解》卷端之《观老庄影响论》，（一名《三教源流同异论》）其主张三教一致。最为明显，也具影响力。其文曰：“余尝以三事自勗曰：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知此可与言学矣。”又曰：“孔子人乘之圣也，故奉天治人；老子，天乘之圣也，故清净无欲，离人而入天；声闻缘觉，超人天之圣也，故高超三界，远越四生，弃人天而不入；菩萨，超二乘之圣也，出人天而入人天，故往来三界，救度四生，出真而入俗，佛则超圣凡之圣也，故能圣能凡，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乃至异类分形，无往而不入。”由此可知，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极力崇儒倡佛，明代论佛论儒说道之学术空气浓稠活跃。到了明代晚期，由于国势衰落，战乱频仍，大批流民涌入禅寺，加之宗教管制如同虚设，有的高僧，弟子数千，且多是当时海内名流，而且出现了居士多于僧人的格局。中国居士佛教的大门从此大开。

到了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帝，曾尽力振兴儒家之说，对于佛教，亦极力提倡。

清顺治帝自统一中原后，一改满人专崇喇嘛教之旧习，而归依禅宗，且颇致力于参究，极崇禅佛。曾召禅僧玉琳琇和尚至京，于万善殿请师升座说法，后迎入西苑，时时问答，遇合之隆，一时无比。并赐玉琳琇号为大觉普济禅师。清《宗统编年》载：十六年冬，天童道 和尚，奉召入京，进见于万善殿，传谕，免礼赐坐。慰劳叙谭，毕，即谕万善、忠、广济三处结冬。帝亲至方丈问法，时 溪、玄水杲、憨璞聪，皆承召对。十七年道 还山，帝亲送出北门，赐号宏觉禅师。此外，顺治帝与禅门耆老相见，不令称臣致拜，从容握手，情逾师友。到崇妃董氏死后，他曾一度想出家，连皇帝都不想做了。

康熙帝崇佛，亦廪前朝。对佛寺禅院，特加保护。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八，他数次南巡，每临名刹禅寺，多有题词，所遇山林学道之士，优礼有加。曾发帑重修补陀罗迦普济寺，亲制碑记。又亲自重修天竺碑文：“能仁之量，等于好生，佛道之成，关乎民隐，将使般若之门，随边而启，仁寿之域，举世咸登。”观其所作碑记，乃抱儒释一致的思想。虽未若顺治之能亲领禅悦，而其尊崇禅佛，则犹先代之遗风。

雍正皇帝更是以禅家大师自居，自号圆明居士。曾辑古来禅师语录和自己之说，编写成十九卷《御选语录》，并制《御选当今法令》附于其后，加以点评和研究。

乾隆帝则致力于刻印大藏经书和翻译国语藏经。乾隆年间，勒选后世大德经述，千六百七十二部，七千二百四十七卷，名曰《大清重刊三藏教目录》。后又于乾隆三十八年订正《国语翻藏经》，费时十八年始成。从工程之浩大、人、财投入之巨丰，可见于佛事之敬重。

由于明清统治者对禅佛的高度重视，民间也出现了信佛、崇佛、拜佛、佛事兴旺发达的局面。众山刹寺，如雨后春笋林立；禅讲诸法，一时及众；启道教信，居士勃兴；儒佛互渗，佛法弘扬。

与此同时，中国的雕刻艺术，随着人们审美情趣的不断提高和艺术自身的日趋成熟，进入了一个极为辉煌的时期。明清时期的砚雕砚作，更是如此。大批文人雅士，亲自参与设计、亲自制作，直接影响着整个砚雕的艺术风格、艺术品味和艺术情趣。大批立意清新、格调高雅的砚作问世。这些文人雅士中，有的人本身就是佛门俗家弟子或居士，有的则由于政治见解、人生志向、生计情感等诸多方面的缘故，皈依了佛门，有的还成为了佛门高人。明清的佛门制砚，就是产生于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

三、明清佛门制砚的艺术特色

正如同佛门的建筑风格、佛像雕塑手法必然地要受同时代的艺术风格、流派的影响一样，明清佛门制砚，在其制形制式上，也深受其时代风格的影响。但又由于砚出“佛门”，所以，在博大精深的中国古砚文化中，又情韵别具，并有其鲜明的特色。

明清佛教，由于居士佛教的盛行，整个佛门充满儒学的成分，使得佛儒交融，高僧辈出。佛门制砚，实际上是僧侣们对佛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一种交融领会和表现。僧侣们追求的是内心宁静、清静恬淡、超尘脱俗的生活。这种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脱并“超度众生”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使得他们的审美情趣趋于清、幽、静，自然适意。这既是他们追求的生活境界，也是他们追求的艺术境界。他们写花鸟、绘山水、吟闲适、咏渔钓、事砚琢，往往看上去并未谈禅，但在笔墨雕刀之中之外，深寓禅意，可谓有禅理禅趣而无禅语。这在自唐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的诗词、绘画中，或者在这些存世的出自佛门的砚上，我们都可以领略到：或在暮色如烟、松竹似墨的幽境中悟道参禅，或在晨曦玉露的荷塘清池佳景之地诵经吟诗，或是在香烟缭绕的经堂唸佛事法，亦或是冷月高悬、林中暖酒，揭禅对偈等等，僧侣们无不在这种静谧的、自然的、空寂的境界中，或在对宇宙、自然的静静观照中，领略到佛门天理或人生哲理，并让它流入到心灵的最深处。这种“僧”与“佛”、人与自然的交融感悟，实质上是“僧”与“佛”、人与宇宙自然之间心灵的对话，这种精神与物质的合一、情感与物象的交融，自然地从心灵中流淌出来，或写成诗词、或绘成画、或制成砚。这些诗里、画中、砚上，凝聚了僧侣们心灵的全部理性悟彻和“眼、耳、鼻、舌、身”的全部感性感觉。砚虽为石块，但却凝聚着宇宙灵秀之气，由于僧侣们在设计、构图乃至雕琢过程中，倾注了无限的心血和精力，人和砚相交而产生了通感，于是，凝聚着这些理性和情感的佛门制就的砚，就成了佛门无上圣洁的艺术品。而这种包含对佛门、空灵、自然恬静的感悟的、物象的艺术品所表现出的艺术境界，往往是极富有禅意的。而且，佛门制出的砚，既是传播佛经教理的工具，也是佛经教理和佛教文化自身的载体。这也是佛门制砚的文化内涵及其品味有别于其他砚文化的特色之所在。

（此文原刊发于台湾《历史文物》103期。本文有修改。）

（责任编辑：华田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