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上游汉晋佛像研究及相关专题

长江上游发现的汉晋佛像研究［1］

何志国

（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上海，200444）

作者简介：何志国，男，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佛教美术和美术考古。

汉晋佛像是我国佛像的初始阶段。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汉晋佛像分布可分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和北方地区四大区域。本文介绍长江上游出土的汉晋佛像。

在长江上游地区出土的汉晋佛像中，过去限于认识水平，有的佛像出土时并未被识别出，究其原因是，或者疏漏，或者辨认错误。即使被有些辨识出来的佛像，也存在观察和描述错误。因此，欲深入研究汉晋佛像，首先有必要对这些佛像重新进行认真观察，做一些甄别工作，尽量还原这些佛像的真实面貌，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真实准确的实物资料。同时，本文也将把出土佛像的相关墓葬结构、出土位置，以及其载体的相关情况，尽可能地详细介绍，为下一步研究打下基础。因此，本文对长江上游的汉晋佛像进行详细介绍，并作考辨，然后把长江上游发现的所有汉晋佛像材料信息和出处列入文后所附《长江上游汉晋佛像统计表》，以供研究者参考。基于绝大多数摇钱树佛像在上江上游出土的事实，因此，海外收藏的摇钱树佛像也应是上述地区出土，故一并列入同一地区统计。

1. 1956年，贵州省博物馆发掘贵州清镇11号石室墓，该墓由两座并列的券拱石室墓组成，两墓南北排列，北墓平面似刀形，南墓似长方形，建墓石材只有靠近墓室一面才加工平整。该墓出土陶罐、陶壶各一件，圆形铜案一件，报告称“铜人像”一件，“似为铜饰物”，同墓还伴出摇钱树凤鸟枝叶［2］。

1994年，罗二虎到贵州省博物馆考察，才辨识出该墓出土的“铜人像”就是摇钱树佛像，共有2尊，将其编号为佛像1、佛像2。佛像1“高约4.7、宽约2.8厘米，结跏趺坐，头项上有高肉髻，头发呈纵向，着通肩衣，双手置于身体前面并且似乎都是握住衣角。双手之间的衣服下摆呈‘U’字形。由于面部锈蚀严重，是否有髭须已不清。佛像2，佛像高约4.6、宽约2.6厘米，造型与佛像1大致相同，但锈蚀更严重。［3］”应当指出，罗二虎关于两尊佛像“双手置于身体前面并且似乎都是握住衣角”的描述有误，佛像应当是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拳握衣角，这是迄今发现所有摇钱树干佛像的造型特征。该佛像锈蚀严重可能是造成罗二虎描述错误的原因。

2. 陕西城固县文管所收藏1株佛像摇钱树。1957年，城固县第一中学修建理化实验室时，从发现的砖室墓中出土。1987年，王寿芝将摇钱树顶枝叶人像识为“女像”，并认为该“女像”是墓室主人［4］。1990年，王寿芝又将该人像改称为“女神”［5］。该摇钱树包括树座、树干和枝叶。树座较残，略呈圆锥形，残高17厘米，为泥质红陶，表面施绿釉，该座呈山峦重叠状。树干通高61.5厘米，共有4节，每节高16厘米，断面呈椭圆形，长径1.5、短径1厘米，表面残存少量鎏金痕迹，树干表面有波状纹，每节树干中部铸有一蹲熊，高3.5厘米，其外有一巨大的璧形，直径10厘米。

罗二虎于1994年前往城固考察，首次把摇钱树顶枝叶人像正确地辨识为佛像。他作了详细描述：“佛像位于顶部的中间，包括项光在内通高6.5厘米，宽4.1厘米。佛像为坐像，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端，结跏趺坐，头顶上有肉髻。其下半部的头发用平行的纵线来表现，肉髻上的头发略呈半同心圆的形状。额际上施有白毫相，鼻下留有上翘的胡髭。项光为圆形的两个同心圆构成，项光内有6个小圆圈。着通肩衣，衣服的领口部分有略近似于变形莲花纹的装饰。在胸前的两手之间有一个形状近似于玦的东西”［6］。（图1）

图1

2003年，我专程到陕西城固考察了这尊佛像，发现城固与安县摇钱树枝叶佛像非常相似，我将安县枝叶佛像拓片放在城固枝叶佛像下面，二者完全契合，说明它们可能出于同一模具。由于安县枝叶佛像保存更加完整，图案更清晰，从而可以补充城固佛像的特征描述，还可以纠正一些有关对城固佛像特征的错误描述和推论。例如，两相对照，城固枝叶佛像被描述为“结跏趺坐”，不错。但其左脚盘腿在外，赤脚，脚心向右等细部特征，在墨线图中未描绘清楚，文字也未加表述。

另外，城固枝叶佛像胸前圆形物当系璧，从圆心到边缘有四道弧线。被罗二虎描述为“近似于玦的东西”。所谓玦者，缺也，璧去掉一段谓之玦，璧和玦的形状有明显的差别。再说，玦有决断、诀别、绝交之义。《广韵》：“佩如环而有缺，逐臣待命于境，赐环则返，赐玦则决，以取诀（意）。”《史记·项羽本纪》：“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在鸿门宴上多次用玦示意，表明玦有断绝、决断的含义。倘若佛胸前置玦，岂不是要表达佛与礼拜者绝交之意？城固枝叶佛像所坐之下即为一较大的璧，与手中所持相同。彭山陶座佛像之下也一璧，其侧为一龙一虎。段玉明据罗二虎城固摇钱树枝佛像线绘图，认定佛像手持璧有三瓣，“此轮即应是佛教六道轮回之‘轮’，而所分三瓣则是所谓的‘三恶道’（即地狱、饿鬼、畜生三道）。轮回之轮操之于佛陀之手，向我们传达了地狱救赎的信息。［7］”由“三瓣”推及佛教“三恶道”，则是段玉明的随意联想。

另外，城固佛像的两侧各有一个侧跪之人，被罗二虎描述为“戴异形高冠”，双手持“节”，由此判定他是方士或道士。对照保存较好的安县佛像枝叶，后者图案非常清晰，可知侧跪之人是头戴尖顶帽，其特点是大眼高鼻，类于莲瓣的圆领与佛像相同。佛像枝叶上面的各种形象均由藤蔓之属连接，方能形成枝叶整体，尖顶帽人像也不例外，其帽顶即由藤蔓之属与上方侧立莲花连接。尖顶帽与藤蔓之间的界线是清楚的，不容置疑。城固佛像枝叶大概是残损的原因，所以，侧跪之人头戴尖顶帽之上的是断裂的藤蔓，却被误认为是“异形高冠”。同样，侧跪之人并非持“节”，而是连接双手的残断藤蔓。安县佛像枝叶保存完好，可以复原城固佛像枝叶的相关情况：从安县枝叶佛像腿部一侧，有向上延伸的藤蔓之属，经侧跪之人的手，继续向上延伸，与佛、项光和莲花连接，形成佛的背屏。所谓方士持节，是迎候神仙的礼节和方式。《史记·封禅书》载：“仙人好楼居，（汉武帝）于是令长安则（侧）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侧）作益延寿观，使（公孙）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节为使者凭证，呈杖形，上部有旄。《汉书·苏武传》：“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洛阳卜千秋西汉壁画墓就绘有持节方士，方士长发，持节站立，节为杖形，上部缀圆球形物，或为旄［8］。西昌马道东汉墓出土摇钱树有两处持节人物形象：一处是一人长着奇异、长长的竖耳，肩生翅，裸露上身，手持一长节，节上部缀三圆球形物；另一处是一人头扎短髻，穿右衽长袍，肩扛一节，节上部缀有一圆球形物，球下有须。两相比较，城固佛像侧跪之人手上是残断的藤蔓，形态弯曲，与节的形状有很大的不同［9］。因此，城固佛像两面的侧跪之人是头戴尖顶帽的胡人形象，这类胡人除了也在安县枝叶佛像两侧出现之外，还在安县树干佛像两侧出现，唯一的区别是前者下跪，后者站立。头戴尖顶帽的胡人形象在长江下游经常出现的吴晋魂瓶佛像周围也能见到。

3. 1970年，四川省梓潼县宏仁羊头山摇钱树，乡民挖出后送交县文化馆，现藏梓潼县文物管理所。2003年8月，笔者专程前往梓潼县文管所，详细考察了这批文物，在摇钱树上发现新的佛像种类，对于摇钱树佛像，尤其是中国早期佛像及其起源的研究，提供了最新的考古材料。据笔者清点，除铜摇钱树外，该墓还伴出铜马尾巴和铜俑残片，未发现钱树座［10］。摇钱树枝叶有璧形与龙形枝叶、凤鸟与钱形枝叶题材。

树干断面为椭圆形，长径2.6厘米，短径1.9厘米，树干壁厚0.2厘米，枝叶厚0.1厘米，树干共计6段，每节高21厘米，树干中央有一人像，高9.8厘米，宽4厘米，为圆雕，裸体，头、鼻较大，尤其双耳大甚，大眼，圆睛，右手握左手贴于胸前，跽坐（从树干背面可见其臀部放于双跪的脚后跟之上），鼓肚，腹部略下垂。人像两侧有枝叶组成的背屏，背屏四周有芒刺，中央人像右侧有一侧身人像，面向中央人像，双手扶其臂部，单腿下跪，单跪人像之上有一朵八瓣盛开的莲花，花瓣较尖，中央人像左侧立一马，双耳竖立，面向中央人像，马之上也有一朵八瓣盛开的莲花。（图2）

图2

梓潼摇钱树树干的人像在过去发现的摇钱树中从未见到过，很有特点。经仔细观察，与过去出土的摇钱树佛像进行对比，再与文献对照研究后，我们认为该人像当为佛像，其组合的形式可能表现了释迦太子出家和成道的经变故事［11］。

4. 1976年，湖北省博物馆在房县城郊高碑发掘一座东汉砖石墓，墓平面为长方形，其中出土一件青铜摇钱树，由树干和枝叶组成，枝叶以龙形、凤鸟与钱形组合为主，树干残高84厘米，未发现树座，因此，发表的摇钱树全貌的底座为圆盘形，显然系后配，与摇钱树无关。另外，简报将树干描述为“圆柱体”，有误，实际上树干横断面为椭圆形［12］。树干由五段分铸插合而成，每一段铸佛像，共计5尊，佛像左右各有三枚上下连缀的方孔圆钱作为背屏，佛像铸造简略，头顶有大肉髻，右手施无畏印，双手间下垂“U”形衣纹。该佛像特征与绵阳双碑和汉中铺镇出土树干佛像类似。

5. 1981年5月，四川省文管会在忠县涂井卧马凼山发掘崖墓15座，其中，M5 和M14的摇钱树保存较好，这两座墓由于出土蜀汉钱币，年代被定为三国蜀汉时期。简报推测墓主可能是盐商或盐官的家族［13］。

M5是这批墓葬保存完好、唯一没有被盗的墓葬，发掘时墓内器物均保持随葬情形。该墓为双室墓，全长12.63米，墓室长7.59米，随葬器物137件，铜钱1897枚。该墓从甬道到前后室，以及壁龛均随葬器物，所余空间用来随葬墓主，前室葬一男一女，后室葬一男，可以说，随葬器物和棺材塞满了墓室。该墓随葬器物摆放的规律是所有器物均面向墓主，而摇钱树则摆放在前室后端右侧，位于前室和后室的连接处，正好位于三位墓主之间，从随葬情形来看，摇钱树随葬时已安装完毕，青铜树插于陶树座之上。但是，发掘简报并未认出摇钱树干上的佛像，只是描述道：“每节树干铸一人，高髻，盘坐，双手执物。”

1991年，赵殿增、袁曙光辨认出M5 和M14摇钱树干上的佛像，进行了介绍和初步研究［14］。

M5出土的摇钱树干上铸有佛像。钱树M5：62，为陶座铜树，通高1.26米，树座为圆锥形，龙盘绕其上，钱树长1.08米，铸佛像6尊。钱树M5：62单尊佛像高5.6、宽3.5厘米。

M14为横长方形单室墓，墓室长3.3、宽4.78、高2.1米，伴出器物有铜釜、甑、洗、圆案、盘、耳杯、箸、马、俑，铁釜、三足架、刀、陶罐、俑、水塘，和铜钱。摇钱树树座已失，有铜树干2个个体。

钱树M14：31单尊佛像高5.1至5.6厘米、宽3.1至3.5厘米；佛像主要特征是头顶有肉髻，双眼微合，高鼻，上唇两侧有较直的口髭，圆领下垂，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拳握衣角，经右手腕，形成较长的“U”形。

上述佛像的细微差别是：钱树M14：31②佛像高5.1、宽3.1厘米，体形较小，衣袖纹路细密，佛像两侧铸有高浮雕蝉纹；钱树M14：31①佛像高5.6、宽3.5厘米，体形稍大；钱树M5：62佛像两侧钱纹上面铸有依稀可辨的莲瓣阳文。

M5和M14三件铜树共铸佛像14尊［15］。

此外，M5还出土白毫相俑10件，他们的身份有执便面、执镜、提罐、执锄、执锸箕、抚琴、听琴、击鼓、武士、舞者等。

图3

6. 1982年，湖北郧阳博物馆在郧县五峰乡东峰村三组三户人家征集一株摇钱树，保存大体完整：陶座为山形，树顶有一蹲熊，残存青铜树干3段，青铜枝叶6种，三种上下缀满方孔圆钱的凤鸟形枝叶，一种上下缀满方孔圆钱的龙形枝叶，一种人与璧形枝叶，一种二龙与璧，蝉形一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种龙形与钱的枝叶和一种凤鸟与钱的枝叶在上述房县摇钱树中找到完全可以重合的类型，这种两地同出完全相同的格套说明了二者年代的一致性［16］！郧阳县残存3段树干有佛像3尊，与房县佛像风格相似：头顶有大肉髻，右手施无畏印，双手间下垂“U”形衣纹，佛像左右各有三枚上下连缀的方孔圆钱作为背屏。但郧阳县佛像铸造要稍微细致一些，可见佛像通肩袈裟下垂的衣领和衣袖细密的衣纹。

7. 汉中铺镇砖室墓1985年由汉中博物馆抢救发掘。M5为带甬道的长方形砖室墓，长6.75、宽1.7、残高1.25米，砖砌的棺床位于墓室后方，棺床高出墓底20厘米，摇钱树位于墓室右前方，其余随葬品主要位于墓室前方和甬道，主要是陶器，有釉陶井、灶、甑、陶勺、壶、俑、狗、鸡、犀牛、铜镜等。

M5出土树座1件、树干5节和枝叶若干。树座（M5：11）为山形，通高21厘米，为红陶绿釉［17］，顶部有一蹲熊，为单独的圆雕，与树座顶部套合在一起，摇钱树干佛像5节（编号为M5：11），摇钱树枝叶有阙与人枝叶、人兽搏斗枝叶、骑马和乘车枝叶、人与立柱枝叶等。

简报对M5出土摇钱树（M5：11）作了简略介绍：“树为铜质，有主杆、树叶，树杆作扁圆形，分节，每节中部有人像盘座”［18］。但并未指明人像属性。2000年，罗二虎指出树干上有佛像2尊，但未加介绍［19］。2000年，阮荣春“西晋前南方佛教造像遗物一览表”统计汉中摇钱树干佛像，但未详数量［20］。2003年8 月7日，我专程到汉中博物馆参观，发现摇钱树佛像分别属于两个摇钱树个体。其一即M5：11，摇钱树干佛像5节，单节长17.6、宽2.8厘米，摇钱树干断面呈椭圆形，长径1.8、短径1.2厘米，佛像高5.2、宽3.2厘米，头顶有肉髻，双眼微合，高鼻，上唇两侧有较直的八字胡（口髭），圆领下垂，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拳握衣角，经右手腕，形成较长的“U”形。其二为汉中博物馆旧藏，摇钱树干断面呈椭圆形，长径2.1、短径1.7厘米。摇钱树干佛像1尊，残高6、宽4.2厘米，头部稍残，肉髻和项光已无，额上发须纹路清晰可见，双眼微合，高鼻，上唇两侧有较直的八字胡（口髭），圆领下垂，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拳握衣角，经右手腕，形成较长的“U”形，衣袖衣纹细密。特征与绵阳何家山一号墓出土佛像相似，只是稍残而已。

汉中摇钱树枝叶莲花图案，共计2件，均在残断的树枝之上。其一位于树枝末梢，是一种盛开的形状：中间为圆形花芯，四周为八瓣莲花，以阳线纹勾勒莲瓣纹轮廓，莲瓣形状较尖锐，花芯为方孔圆钱形，有内外廓，莲花左侧为方孔圆钱，边缘有芒刺。其二位于树枝中部，莲花形状与其一相同，残长7、残宽5厘米，莲花直径3、莲花芯（方孔圆钱形）直径1.2厘米［21］。

8. 1989年11月，绵阳博物馆抢救发掘绵阳市何家山一号墓，该墓为双室崖墓，置棺4具，前室并列砖棺2具，后室并列砖棺和瓦棺各一。摇钱树树干、枝叶和树座分散于前室左棺后部；树干出土时断为4节，枝叶仅3枚保存较好，摇钱树四周有钱币若干，棺材内也散见钱币［22］。陶树座题材是多层人物浮雕和羊，树干有佛像5尊，枝叶有二人枝叶、骑者与璧枝叶、钱树枝叶、龙和钱形枝叶等题材。

树干残长76厘米，其上铸5尊形制相同的佛像，单像高6.5，宽4.4厘米，头后有横椭圆形项光，项光长径4.5、短径3厘米，头顶有肉髻，甚为硕大，上唇有髭，穿通肩大衣，领口下垂，衣袖折皱纹路明显，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以拳握衣角，衣角甚长，延经右手腕下垂，中央形成“U”，结跏趺坐。这是东汉晚期佛像特征最为明显的铜佛像。（图3）

9. 四川绵阳何家山二号墓出土摇钱树西王母白毫相和佛教象征图案。1990 年2月出土。该墓为单室崖墓，摇钱树及树座出土于墓室前侧：陶树座2件，分别位于大铜马前后，铜马之前的树座之上插有铜树干，其余铜树干倒于树座前侧，26枚完整的铜枝叶重叠摞于铜马左前侧、紧靠墓壁的陶筒仓之上。陶摇钱树座2件，其一（HM2：70）高49.5厘米，上层塑一狮；其二（HM2：71）高41厘米，为仙人骑羊。青铜树干表面有水波纹，枝叶有西王母枝叶、象与象奴枝叶、璧形枝叶、力士与璧枝叶、凤鸟与二兽枝叶、凤鸟与三兽枝叶、龙首枝叶等题材。

西王母枝叶，高24.5、宽15厘米；穿右衽长袍，袖手，腰系宽带，衣袍宽大，衣纹细密，其上有花纹；坐于双虎座上，双虎背向，长颈，鼓眼呲牙；二虎头上各有一束侧立盛开的莲花，莲瓣下垂，莲蓬凸起；西王母圆眼，隆鼻，张口，额有三道弯曲的皱纹，额中有一小圆圈，颇似佛像的白毫相；头上戴冠，冠中央有一圆形饰物，作放光状；冠两侧各有一方胜；冠上方有一长方形，刻菱形图案，长方形之上有一璧形；璧上方有一插头，以插顶饰；西王母肩生翅，二翅向上弯曲，呈瓶形托璧，二翅侧生小羽，在西王母头上形成背屏。

象与象奴枝叶，高19、宽25厘米，主纹为一璧，璧肉铸四凤鸟纹，璧上方立一象，长鼻卷曲，象牙较直，身体硕大，背置二壶；其后随一象奴，高鼻，裸露上身，身穿短裤，赤脚站立，双手持长钩；璧一侧伸出一龙，龙口伸出枝蔓，枝蔓上分别有盛开的八瓣莲花和灵芝之属；龙身上有二异人，其一为兽首人身，上身赤裸，露出双乳，两臂伸直，腰系短裙，作奔走状；另一坐在龙头上，圆眼秃头，高鼻，也上身赤裸，腰也系短裙，其头顶之上立一朱雀。

凤鸟与二兽枝叶，高14、宽27厘米，枝脉左侧铸一展翅欲飞的朱雀，正中为一奔兽，该兽长嘴、圆眼、长耳，肩生翅，头上有一株植物；其后也有一兽，短嘴、圆眼、竖耳，肩生翅，亦作奔走追逐状，前爪上方有一束侧立盛开的莲花；该兽之后有一异人，长嘴、大眼、大耳，裸露上身，双乳下垂，四肢似蹼，右手拽住兽尾；支脉之下有五枚方孔圆钱，有外廓。

龙首枝叶，高11、宽19厘米；大眼、一耳、长嘴，张口露齿，口上、下各有二弯曲且长的獠牙，舌尖连接一方枚；鼻梁之上有一束盛开的莲花；头顶鬃鬣盘绕成螺髻状。

10. 1998年，四川绵阳双碑白虎嘴发现崖墓30余座，其中M19和M49出土摇钱树佛像4尊［23］。

双碑M19，佛像位于树干中央，因锈蚀原因，面目有些模糊，但细观之，仍可辨识，头顶有高肉髻，发际在额前呈圆弧形，两眼微合，高鼻，圆领，两袖有细而密的纹路，右手拳握衣角下垂，呈“U”形再延经左手腕下垂，左手掌心向外，作施无畏印，结跏趺坐。高4.4，宽2.8厘米。

图4

双碑M49出土摇钱树佛像3尊。摇钱树干由小段树干组成，每段树干长18.2厘米，佛像位于树干中部，3尊像均高5.6、宽3.2厘米，头顶有高肉髻，额及两侧有发际，双眉连成一体，呈“︿︿”形，双眼微合，高鼻，口上有髭，面部清瘦，穿圆领衣，衣袖颇窄，左手拳握衣角下垂，呈“U”形，再延经右手腕下垂，略向外撇，右手掌心向外，作施无畏印，结跏趺坐。佛两侧连缀枝叶，可辨形状者，有方孔圆钱，方孔圆钱肉部的正面和背面四周有阳线莲瓣图案。（图4）

图5

图6

图7

11. 安县摇钱树佛像。该树从绵阳永兴镇至安县界牌镇一带崖墓中出土，2000年5月为安县文管所收藏。该树保存比较完整，由树座、树干和枝叶组成［24］。树座为泥质红陶，高57厘米，为飞羊和多层人物题材，树干有5尊佛像，枝叶有佛像枝叶、凤鸟与神兽枝叶、神兽与钱枝叶、龙形枝叶、蟾蜍与龙璧枝叶、凤鸟与璧形枝叶、猴形枝叶、鸟首动物枝叶等。该树树干纵列5尊佛像和树顶枝叶上1尊佛像。

树干出土时断为三段，实际上为5小段树干组合而成。从树干接口拼合现状看，至少有一尊佛像与其他佛像背向安置。每小段树干长16.2厘米，佛像高5.3、宽2.5厘米，头后有横椭圆形项光，项光长径4.5、短径4厘米，佛头顶有高肉髻，额上有圆弧形发际，大眼露出圆睛，大鼻，面部丰满，穿圆领衣，衣纹清晰，右袒，左袖衣纹细密，左手拳握衣角下垂，呈“U”形，延至右手腕下垂，右手掌心向外，施无畏印。（图5）

佛像枝叶一件，位于摇钱树顶部，通高20.5、宽13厘米，厚1至1.5毫米，正、背两面均铸有相同的图案，图案制作工艺系平面起阳线纹。中部为一璧，直径7.5厘米；佛坐于璧之上，高6.3、宽4.1厘米，佛头后由两个同心圆组成圆形项光，边缘匀称分布六个小圈，头发梳成一个大髻，额中施加白毫相，大眼，口之上有髭，上翘（俗称八字胡），穿圆领衣，镶莲瓣纹边，左手握衣角，右手施无畏印，结跏趺坐。佛两侧各跪一人，戴尖顶帽、大眼、高鼻、张口。（图6）

12. 2001年，重庆国友博物馆收藏一件从四川三台县出土摇钱树。与过去出土的摇钱树相比，该树保存完整，由树座、树干和树枝三部分组成，通高1.85米，树座、树干和枝叶均基本保存完好，除顶部朱雀缺失外，其余均无残损。每节树干中央铸佛像一尊，共有6尊，佛像高6.5、宽4.4厘米，头后有横椭圆形项光，项光长径4.5、短径2.5厘米。佛像头顶有大肉髻，两眼微合，上唇有口髭，穿圆领衣，左手拳握衣角下垂，再延经右手腕下垂，中间形成长长的“U”形。右手掌心向外，施无畏印，结跏趺坐。该像与绵阳何家山一号东汉崖墓佛像非常相似［25］。

13. 2001年，宝鸡考古队在重庆丰都县发掘的一座东汉“延光四年”砖室墓中，发现1尊摇钱树铜佛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该墓是丰都县镇江镇槽房沟9号墓，为刀把型砖室墓，由甬道和墓室组成，券顶，用菱形几何纹砖垒砌而成。该墓出土有陶俑、动物模型、陶井、陶水塘、陶房屋模型、乐器、生活用品、铜摇钱树佛像和钱币等，共计51件。其中，陶座、陶马刻有铭文，陶座呈覆斗形，底大顶小，一侧斜面刻有“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铭文，“延光”为东汉安帝年号，“延光四年”即公元125年，其中陶马右后腿刻有“巴郡平都蔡寘骑马”铭文［26］。该佛像于2001年底在丰都县镇江镇槽房沟9号墓中出土，位于一残摇钱树干上，佛像残高5厘米，虽然下半身较残，但仍可辨别出其较为清晰的佛像特征：头后硕大的横椭圆形项光略残，轮廓依稀可辨，佛像高肉髻，蒙古人种面型，大眼，可见圆睛，大鼻，面部丰满，上唇有向上弯曲的口髭，圆领，袒右肩，右手施无畏印。（图7）这尊佛像与四川安县文管所收藏的摇钱树干佛像非常相似。但是，我曾指出，该报道“火焰状发式”的描述有误［27］。但是，2009年，罗二虎仍然沿袭“火焰状发式”的错误描述，并否认其项光的存在［28］。

另外，费泳认为丰都佛像不是袒右肩，而是身着通肩袈裟。2009年，费泳对丰都佛像作了这样的描述：“由造像颈部下方的横向弧线衣纹，可以推知佛着通肩式袈裟，且右侧衣缘敷搭于左肩。披右袒式袈裟的佛像，其袒露胸部与颈部是连为一体的，不会出现横向弧线。由于佛像左手残，对于该手印无法作具体判断，但可以明确的时期左前臂上抬与后臂呈90度，在秣菟罗和犍陀罗地区，佛右手施无畏印时，左手若上举，通常为手握衣角。进一步的认识，需借助更完整的资料。［29］”

按照费泳的理解，丰都佛像衣着是“着通肩式袈裟，且右侧衣缘敷搭于左肩”。但是，在印度早期佛像中，无论是秣菟罗佛像，还是犍陀罗佛像，均无此种衣着。例如，印度萨尔纳特考古博物馆收藏伽腻色迦三年立佛像，为显著的袒右露胸式袈裟，这是秣菟罗佛像的袒右袈裟例证［30］。至于犍陀罗佛像袒右例证，当属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馆藏2世纪坐佛，虽然其袒右式袈裟似有两层，其外层袈裟是从右胁下斜披左肩之上，盖在里层袒右露肩的袈裟之上［31］。上述两例秣菟罗和犍陀罗佛像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袒右式袈裟一定是露胸或者露肩。至于秣菟罗和犍陀罗佛像大量的通肩袈裟衣着，也没有“着通肩式袈裟，且右侧衣缘敷搭于左肩”的例证。因此，所谓丰都佛像“造像颈部下方的横向弧线衣纹”，实际上是铸造佛像的头与颈之间的分界线，它并不十分明显，由于佛像体量较小，高度仅6.5、最宽仅4.4厘米（以保存完整的安县佛像计），颈部不太清晰，这是铸造工艺所致。至于印度早期大型石雕佛像头与颈之间的分界线明显，颈部特征清楚，不容易混淆。

对于费泳不明白的丰都佛像的左手姿势，可以通过保存完好、佛像特征与此完全相同的安县摇钱树干佛像加以复原：左手拳握衣角，沿经右手腕下垂，形成长长的三道“U”形衣纹。

14. 四川资阳市摇钱树枝叶佛像。2010年12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在资阳市雁江区狮子山发掘崖墓，其中，M2保存完好，出土的器物基本了保持原来位置，该墓长23.2米，由墓室、耳室、侧室组成。出土陶、铜、铁、金银和珠饰95件，该墓出土摇钱树2件，其中，佛像摇钱树（M2：49）出土于侧室前部，树座由菱形纹砖充任，树干呈竹节状，其上饰蹲熊和璧，枝叶有龙与璧、舞者与钱、仙人骑鹿和佛像4种题材。发掘简报这样描述佛像枝叶：“两面均铸刻相同的纹饰，顶层主枝为‘一佛二弟子’图像和瑗璧，其中主尊顶髻宽平，发际线呈连弧形，着交领衣袍，两臂衣纹褶皱明显，右手施无畏，左手执衣角，衣襟下摆绕右手（从另一面看是左手施无畏，右手执衣角，衣襟下摆绕左手），结跏趺坐，有椭圆环形头光。两侧立有弟子（可能为一汉一胡），其中右侧弟子着交领袍衣，面目及双手残，腰间似配有一剑。左侧弟子光头，高鼻深目，交领袍衣，下着绔，双手捧塔。左右两侧弟子头上部铸刻有莲花。瑗璧处于‘一佛二弟子’图像的下部，上铸刻有变形双凤，双凤朝向中间的莲花，而莲花上方即为结跏趺坐主尊佛。残长22、残宽12、瑗璧直径9厘米。［32］”

佛像枝叶位于树顶，细察发表的拓片，佛头后有圆形项光，项光之上有一较小的圆形物，并非“椭圆环形头光”，头着束发肉髻，面容瘦削，穿右衽长袍，上臂衣纹细密，坐姿，衣纹覆盖腿上，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佛两侧分别侧立一胁侍，胁侍头上有一盛开的四瓣莲花，二胁侍保存不好，无法确认其身份为“一汉一胡”，“双手捧塔”的描述也不确。佛坐于璧之上，璧肉有二变形凤鸟朝向中间盛开的四瓣莲花，璧下端两侧各有一龙首。佛像枝叶两侧各有一骑鹿仙人与璧枝叶。

15. 中国国家博物馆近年来征集、收藏了一株摇钱树，树座、树干和枝叶保存完整，通高2.01米。陶树座题材是多层人物浮雕和羊，青铜枝叶有龙与钱、凤鸟与钱、凤鸟与璧等题材，报告者称，青铜树干铸有佛像6尊，据说有5大1小，大者高约7厘米，较小者高约4.5厘米［33］。其实，青铜树干铸有佛像只有5尊，所谓较小者实为熊，其位于树干顶部。5尊佛像头后有横椭圆形项光，头顶有大肉髻，右手施无畏印，双手间下垂“U”形衣纹，佛像左右各有三枚上下连缀的方孔圆钱作为背屏，其特征与绵阳何家山1号墓和重庆国友博物馆摇钱树干佛像相似。

图8

此外，可能从四川出土、流失海外的摇钱树佛像有如下几例。

16. 日本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收藏了一件青铜“摇钱树盆”，高20.3厘米、盆径17.3厘米，树干中央铸佛像一尊，该器在香港断为六块，焊接后辗转流入日本，阮荣春认为此器出自四川［34］。我曾经指出，钱树和“盆”不当为一物，“盆”实际上是一件汉代铜盘，可能与摇钱树同时出土；树应系某摇钱树之残部，树干佛像与枝叶和铜盘被人张冠李戴移置在一起［35］。因为目前发现近200例摇钱树中，没有类似结构。但是，霍巍还是被这种移花接木的伪造所误导，认为该佛像“肩部似可观察到向两边伸出的翼状物（虽已断裂），这是过去西王母之类神仙像常见的特征”［36］。进而对美国福格博物馆收藏的坐佛的焰肩特征，作出“使人联想到早期钱树佛像的某些特征”似是而非的推论［37］。可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实际上，该摇钱树干佛像只是某摇钱树的一段，佛像头后有硕大的椭圆形项光，项光边缘有芒刺，头顶有肉髻，面容丰满，穿圆领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拳握衣角下垂，呈“U”形，再延经右手腕下垂，衣角呈三道长长的“U”形纹路，结跏趺座。该像与重庆丰都和四川安县文管所收藏的摇钱树干佛像相似［38］。

17. 日本私人收藏摇钱树佛像，分别位于2件残摇钱树干上。其一，有2尊佛像纵列于树干，树干高18.5厘米，根据摇钱树干佛像一般是一节树干铸造一尊佛像、然后套合纵列的规律判断，这两尊佛像树干是残断后被后人焊接所致。佛像高5.6厘米，头顶有肉髻，圆领，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拳握衣角下垂，呈“U”形，再延经右手腕下垂，略向外撇，结跏趺座；其二，有1尊佛像位于树干之上，头顶有肉髻，圆领，衣袖纹路细密，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拳握衣角下垂，呈“U”形，再延经右手腕下垂，略向外撇，结跏趺座［39］。

18. 英国私人收藏摇钱树干佛像1尊，据称1920年于四川汉墓出土，该像保存完好、清晰，佛头后有椭圆形项光，头顶有高肉髻，额上方向上梳的发际纹路清晰，双眼微合，上唇两侧有斜直的口髭，穿圆领衣，衣袖纹路细密，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拳握衣角下垂，呈“U”形，再延经右手腕下垂，结跏趺座，该像与绵阳何家山一号东汉崖墓和重庆国友博物馆收藏佛像非常相似［40］。（图8）

19.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收藏摇钱树1件，保存完整，由树座、树干和枝叶组成［41］。这种树座为釉陶，题材是多层人物浮雕和羊，形状上小下大，呈山形，这类同一格套的树座迄今至少已发现9件，多在四川绵阳一带出土［42］。树干和枝叶为青铜铸造，高约1米（摇钱树含座通高约1.7米），枝叶有共有7层，自下往上，摇钱树干佛像1尊位于第5层之上，第七层为西王母像。这株摇钱树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只有一尊佛像，过去发现保存完整或者比较完整的摇钱树佛像，一般是5到6尊佛像，如安县文管所和国家博物馆收藏者；第二，首次出现佛像与西王母共同在一株摇钱树上，这是过去摇钱树上从未发现过的，这种现象异乎寻常！摇钱树干佛像高度不详，头顶作大肉髻，发迹向上梳，双眼微合，身穿通肩袈裟，衣袖衣纹细密，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拳握衣角，绕经右手腕下垂，形成“U”形坐姿；佛像左右各有三枚上下连缀的方孔圆钱作为背屏。另外，西王母头上方两侧各有一株侧立莲花，该型莲花在安县枝叶佛像顶部也曾出现［43］。

20. 美国芝加哥私人收藏摇钱树干佛像，据霍巍介绍，佛像可能有两尊［44］，但是，霍巍发表其中的一尊佛像照片较为模糊：这佛像保存较差，大肉髻，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拳握衣角，坐姿。从较大的右手掌特征观察，该佛像与安县和丰都佛像相似。

21. 乐山麻浩崖墓佛像。1942年，杨枝高首次介绍四川省乐山麻浩崖墓佛像，他说：“（乐山）凌云山麻浩崖墓中刻有一小像，高一尺着僧衣，结跏趺坐，头现佛光，右手举降魔印，左手执一拂尘”［45］。1954年，美国艾瑞慈（Richard Edwards）将乐山麻浩崖墓佛像手印正确地纠正为施无畏印，并指出乐山另两处崖墓的类似佛像，而且，他还试图从图像志寻找麻浩佛像的印度渊源［46］。1990年，唐长寿发表调查报告，将该墓编号为麻IM1，对包括佛像在内的该墓结构、建筑和画像题材雕刻首次进行了全面记录［47］。麻IM1是四川大型崖墓之一，结构完备，为“前堂后穴式”，前堂打通，十分宽敞，作为其余三室的共同前室，后室则形成大致并列的三个墓室。

坐佛雕刻于中后室门楣之上，通高37厘米，高浮雕，佛头后绕圆形项光，项光面积较大，直径超过佛像肩宽，佛头顶作肉髻，面目不清，身穿通肩袈裟，尖领，形成三道圆弧形衣纹下垂至胸腹前，双肩有两道向内斜钩式弧形衣纹，右手竖掌于肩胸之间，掌心向外，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衣角长甚，下垂至足前，坐姿较宽，似为结跏趺座。乐山麻浩崖墓佛像是迄今长江上游发现的汉晋佛像中尺度最大者。

22. 乐山柿子湾崖墓佛像2尊。该墓为乐山柿子湾Ⅰ区1号墓，亦为“前堂后穴式”，墓室全长34.4米。佛像位于中后室门楣和左后室门楣上方，中后室门楣佛像保存较好，高浮雕，佛头后绕圆形项光，项光较小，略大于头，头顶肉髻甚大，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一角，衣纹不太清晰［48］。左后室门楣坐佛保存较差。

23. 1941年，中央博物院在四川彭山发掘汉代崖墓，其中，豆芽房166号墓出土陶座佛像。1991年，发掘报告描述较为详细：“佛像插座，仅有一件，M166：14。泥质灰陶，质甚坚硬，高21厘米。前后两半模合制而成，后半部已缺，仅有前半部。全器呈圆形，可分上下两段。上段为圆筒，其中心孔径约7厘米。筒表面为模制人像。中坐一人，高髻长衣，前视略仰，左手平置胸前，右手平托，左右各有一侍者。左侍者著长裤，腰间裤之束结可见，上身似穿大袂上衣，右侍者著衣裤，右手屈向上，左手似置腰间。下端圆形座，模印有龙虎争璧造型。璧在龙虎之间，其右为青龙，其左为白虎。此件器物之三人造型，布局上为‘一主二侍从’；且中坐者高髻，头发鬈卷向上，内似有肉瘤，与佛像之‘肉髻’一致，身上所穿之大袂衣服，颈下为平行横曲衣褶，这在汉服中不见，而与佛身上之直筒大衣一致；尤其三人皆作手印。由此我们认为这是佛教中‘一佛二胁侍’的造型。若以上判定可以成立，则此件佛像插座应为我国民间早期的佛像造型。［49］”

由于彭山陶座佛像出土较早，不少学者早有论及。1956年，曾昭燏等认为，陶座上的坐像“是真正的佛像”［50］。1980年，俞伟超撰文指出，陶座“中间一像结跏趺坐，高肉髻，右手作施无畏印，两侧之像站立而侍。……三人整组都是佛教造像——一佛二菩萨，即中为释迦像，两侧为大势至菩萨和观世音菩萨像。”并指出该陶座为摇钱树座［51］。彭山陶座为摇钱树座的名称由此一直误导学术界。

摇钱树座迄今尚未发现佛像，但是，受俞伟超影响，学术界至今几乎一直认为四川彭山陶座佛像是摇钱树座佛像，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实际上，彭山陶座非摇钱树座，两者性质存在差别。摇钱树座用来插树干，其上部插孔的孔径一般与树干相当或略大，这样才能保持一米多高的青铜树干在挂满青铜树枝后插在树座上保持平稳。但是彭山陶座的“中心孔径约7厘米”，而且只有前半部，没有后半部，无法固定任何东西，其上怎么能够插摇钱树？而目前发现的摇钱树干的最大直径都不超过4厘米！彭山陶座无法支撑青铜摇钱树干和枝叶，所以，它不是摇钱树座。

图9

1990年，阮荣春考察彭山陶座佛像后记述道：“佛像为趺座式，高肉髻，着通肩衣，左手握衣裾，右手施无畏；左右侍者，一作揖拜状，一持莲花茎，上衣至膝，衣边有‘三角缘’（或曰锯齿）纹，下着裤。这尊佛像属秣菟罗系统是无问题的，最突出的标志是螺状肉髻。［52］”1992年，吴焯研究这尊佛像时，否定俞伟超“一佛二菩萨”的说法，他认为佛像两侧是“左僧右胡”的安排，他说：“细审彭山陶座佛像左侧之人，似着僧衣，腰部束扎，右手扬起，似持莲花，左手曲擎至胸前，手掌心向上，光头，深目而高鼻，当为胡僧。右侧之人，戴胡帽，着翻领胡服，胡服下摆与膝平，下着裤。双臂动作因系模制，已不能分辨，但胡帽与胡服的特征十分明显，当为胡人无疑。［53］”

笔者多次仔细观摩了彭山陶座佛像实物，发现发掘报告和研究者在描述佛像重要特征与实物有出入：报告报佛像的发式描述成“高髻”，“头发鬈卷向上，内似有肉瘤，与佛像之‘肉髻’一致，”不确。实则坐佛头发向上梳，在头顶扎成螺髻，他既与犍陀罗佛像常见的波浪形束发肉髻不同，也不是阮荣春所说的是秣菟罗佛像的螺髻，秣菟罗佛像发式头上结发紧扎、光滑平整，头顶盘成螺髻，而是两种发式的结合，形成独特的束发式螺髻。报告把座佛的手势描述成：“左手平置胸前，右手平托”，也不正确。结合实物观察和报告的线绘图综合观察，可知坐佛左手手背向外，作手握衣角姿势，右手掌心向外，作施无畏印状。至于坐佛衣着，报告称“大袂衣服”，“直筒大衣”，描述不得要领，坐佛乃身穿通肩袈裟，为一块披布套头而成，为释迦成道后的专门服饰，与其成道前豪华的王族打扮（菩萨形象）有别。(www.xing528.com)

关于坐佛两侧的二胁侍，俞伟超“为大势至菩萨和观世音菩萨像”的说法是错误的，吴焯否定得有道理。而且，印度早期菩萨形象在犍陀罗艺术中多有发现，他们穿戴豪华，往往头戴花冠、耳环，颈佩多层项链，佩戴臂钏，上身交缠多层披帛，露胸腹，下穿短裙，光脚或穿凉鞋。这是一幅印度王侯的打扮，用以表现出家前释迦的王子形象［54］。坐佛两侧的二胁侍与这些早期菩萨形象相去甚远。阮荣春“左右侍者，一作揖拜状，一持莲花茎”的描述不确。吴焯对二胁侍“左僧右胡”的判断大致不误，但对一些具体姿态描述有误。例如，他说坐佛左胁侍“右手扬起，似持莲花”，实则他的右手并未持莲花，其举右手，掌心向外，施无畏印；至于“深目而高鼻”的特征，也因泥塑模糊而无法确知；而且，他袒右的特征也未被提及。坐佛右侧之人应当是头戴尖顶帽，穿右衽长袍。

因此，彭山陶座佛像特征是：陶座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圆柱形，下部为圆台形，二者相连，上下中空，上小下大。上部中央塑一坐佛，发式为头发向上梳，在头顶扎成螺髻，身穿通肩袈裟，从颈向下，形成九层由平缓到起伏的圆弧形衣纹，使袈裟有一种棉袍般的厚重感；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结跏趺坐。坐佛两侧站立二胁侍，左侍光头，袒右，举右手，掌心向外，施无畏印，左手放于腰际，穿长裤；右侍头戴尖顶帽，一穿右衽长袍，袍下摆有锯齿纹。陶座下部、坐佛正中下方有一璧，其左为龙，其右为虎。（图9）

24. 昭通陶佛像。2000年，云南省考古所和昭通文管所在水富县楼拔镇乌龟石湾联合发掘了一批东汉崖墓，其中，2号墓出土陶佛像1件，尖顶帽红陶俑2件，还伴出有陶碗、陶罐陶鸡和陶鱼模型等。其中，出土的一件陶佛像格外引人注目。丁长芬这样描述这尊佛像：“残高22厘米，坐像，头顶髻较肥大（螺髻之上中空，已残），眉毛修长，双眼微合，面部表情略带微笑，上唇有口髭，长垂耳，身穿通肩衣，圆领，右手曲掌，掌心向外，左手握衣角，衣角甚长，延经右手腕下垂直，中央形成‘U’形”［55］。

图10

2003年7月，笔者专程到昭通市文管所参观，反复考察了这尊灰陶佛像。我认为，丁长芬有关“上唇有口髭”的描述并不存在，“头顶髻较肥大”和“长垂耳”的描绘也不正确。详察该佛像，其特征是：头顶有槌状物（不像肉髻），螺发，面庞丰润，双眼微合，高鼻且大，身穿通肩袈裟，向下形成五重长长的U形衣纹，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V形衣领，衣袖有较宽且深的纹路，似结跏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佛像袈裟背面从上到下形成七层略呈平行的圆弧形衣纹，使得该像在汉晋佛像中，成为除了初期金铜佛之外的唯一的圆雕佛像［56］。（图10）

25. 佛塔画像砖。1986年6月，四川省博物馆从什邡县皂角乡白果村征集到马堆子砖室墓出土一批画像砖，其中一块残长21、残宽15、厚7.5厘米，谢志成描述道：“这块画像砖的画面中间有一佛塔，两边为菩提树，再往两边又各有一佛塔，佛塔与菩提树相间而刻。［57］”描述不够确切。细观该砖：砖面中央有一楼阁式塔，塔基已残，仅见塔身、塔刹两部份。塔身共有四层，每层有四柱，柱上为飞檐，可知塔身为高层楼阁式建筑结构这种结构在东汉陶塑建筑模型和画像石中较为常见；塔顶有刹，刹上放置三层相轮，刹顶呈三角形。塔两侧各立一柱，高度与塔相若，柱上部有形体较为夸张的莲花，其形巨大，谢志成将其称为“菩提树”，不妥。莲花两侧有高层楼阁，形体因残而不明，亦未见塔刹，故不能称佛塔［58］。

在长江上游地区发现的汉晋佛像有三类：佛形像、佛教象征图案和与佛像仪轨有关的人像。根据文后《长江上游汉晋佛像统计表》统计，佛形像共计86尊，佛教象征图案7例，与佛像仪轨有关的人像22例，总计115例。

在佛形像中，有墓刻和陶佛像5尊。在27株摇钱树中共计发现81尊佛像，其中，树干佛像78尊，枝叶佛像3尊，由此可知，摇钱树佛像是长江上游地区出土的汉晋佛像中发现数量最多者，占总数的70.4%。由此可知，长江上游地区出土的汉晋佛像中发现数量最多、最具地域特色的是摇钱树佛像。另外，丰都“延光四年”（125）砖室墓出土摇钱树佛像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者，这对研究中国佛教艺术的起源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与佛像仪轨有关的人像22例，其中，白毫相人像14例，施无畏印人像4例，项光人像2例，螺髻人像1例，作揖人像1例。与佛像仪轨有关的人像的特点是具有某一佛像仪轨的特征，例如施无畏印、项光等，其余为汉式打扮，他们显然不是佛陀形象，其性质拟另文研究。

（责任编辑：朱蓓蓓）

长江上游汉晋佛像统计表（1）

续　表

长江上游汉晋佛像统计表（2）

续　表

长江上游汉晋佛像统计表（3）

续　表

长江上游汉晋佛像统计表（4）

注释：

［1］A.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汉晋佛像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批准号：09BKG008）论文。B. 上海市教委2012年度科研创新重点项目（批准号：12ZS037）论文。C.华东师范大学“985”教师队伍建设科研启动费（批准号：79633402）论文。

［2］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1期，第85—103页。

［3］罗二虎《略论贵州清镇汉墓出土的早期佛像》。《四川文物》2001年2期，第49—52页。

［4］王寿芝《城固出土的汉代陶都》。《文博》1987年6期，第91—92页。

［5］王寿芝《桃都·天鸡·摇钱树》。《中国文物报》，1990年9月13日。

［6］罗二虎《陕西城固出土的钱树佛像及其与四川地区的关系》。《文物》，1998年12期，第63—70页。

［7］段玉明《从出土文物看巴蜀早期佛教》。《四川文物》，2008年2期，第71页。

［8］洛阳博物馆《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6期。

［9］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四川西昌市杨家山一号东汉墓》。《考古》2007年5期，第29页，图一二、图一三。

［10］梓潼文管所史友凯曾经向笔者介绍，该所收藏一株摇钱树树干与座融为一体，形似二足。经笔者专程到梓潼文管所查看，所谓二足，实为铜牵马人二足（伴出有铜马尾巴），原描述不确，见何志国等《绵阳市出土摇钱树述考》。《四川文物》1999年2期，第19—24页。

［11］何志国《四川梓潼汉末摇钱树小记——兼考梓潼摇钱树佛像》。《中原文物》2006年3期，第73—77页。

［12］李菲，刘斌《湖北房县出土摇钱树考》。《四川文物》，2009年4期，第59—61页、第96页。

［13］四川省文管会等《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文物》，1985年7期，第49—95页。

［14］赵殿增，袁曙光《四川忠县三国铜佛像及研究》。《东南文化》，1991年5期，第55—61页。

［15］贺云翱等《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9—12页。［16］方国荣《湖北郧阳博物馆馆藏汉代青铜摇钱树的修复》。《江汉考古》，2009年3期，第106—109页。

［17］简报描述该座“泥质灰陶”（何新成：《陕西汉中市铺镇砖厂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6期，第42页），有误。

［18］何新成《陕西汉中市铺镇砖厂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6期，第35—46页。

［19］罗二虎《中国初期佛像与西南地域文化圈》，山田明尔编《世界文化与佛教》。日本永田文昌堂，京都，2000年，第157—176页。

［20］阮荣春《佛教南传之路》。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21］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3—66页。

［22］何志国《四川绵阳何家山一号东汉崖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3期，第1—8页。

［23］唐光孝《绵阳发现汉代铜摇钱树佛像》，《中国文物报》，1999年4月18日1。

［24］何志国等《四川安县文管所收藏的东汉佛像摇钱树》。《文物》，2002年6期，第63—67页。

［25］何志国，陈丽群《重庆国友博物馆收藏的东汉佛像摇钱树》。何志国《中国南方早期佛教艺术初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第216—220页。

［26］刘军社，辛怡华《丰都槽房沟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等《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下，甲种第九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

［27］A.刘宏斌等《陕西宝鸡考古队完成三峡文物发掘任务》。《中国文物报》，2002年3 月22日。B.何志国《丰都东汉纪年墓出土佛像的重要意义》。《中国文物报》，2002年5月3日7。

［28］罗二虎《中国早期佛像的重要发现——论重庆新发现的纪年钱树佛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编《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76—385页。

［29］费泳《汉唐佛教造像艺术史》。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30］王镛《印度美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1页。

［31］王镛《印度美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4页。

［3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资阳市雁江区狮子山崖墓M2清理简报》。《四川文物》2011年4期，第10—23页。

［33］康育英《国家博物馆藏铜钱树》，《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4期，第51—53页、第67页。

［34］A. 阮荣春《就“摇钱树盆”谈中国早期佛像》。《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2月13日第二版。B. 贺云翱《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13。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

［35］何志国《也谈“摇钱树盆”与早期佛像问题》。《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7月10日第二版。

［36］霍巍《中国西南地区钱树佛像考古发现与考察》。《考古》，2007年3期，第73页。

［37］霍巍《中国西南地区钱树佛像考古发现与考察》。《考古》，2007年3期，第75页。

［38］何志国等《四川安县文管所收藏的东汉佛像摇钱树》。《文物》2002年6期，第63—67页。

［39］贺云翱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14、15。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

［40］The Crossroads of Asia: Transformation in Image and Symbol in the Art of Ancient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Cambridge:the Ancient India and Iran Trust,1992）,p.208,pl.205.该资料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施品曲女士提供，在此谨表谢意！

［41］金申《海外及港台历代佛像珍品纪年图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4页。

［42］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论汉魏摇钱树的格套化与商品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23—149页。

［43］何志国等《四川安县文管所收藏的东汉佛像摇钱树》。《文物》，2002年6期，第63—67页。

［44］霍巍、赵德云《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231—232页。

［45］杨枝高《四川崖墓略考》，《华文月刊》第一卷第六期，1942年。此据乐山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等编《崖墓资料汇编》（第一集），1990年，第39—40页，乐内印（1990）字第188号。

［46］Richard Edwards：The Cave Reliefast at Ma Hao,Artibus Asiae,Volume 17,1954,pp.5—28；pp.103—129. 艾瑞慈著，秦学圣译《麻浩崖墓浮雕考释》，乐山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等编《崖墓资料汇编》（第一集），1990年，第81—89页，乐内印（1990）字第188号。

［47］乐山市文化局（唐长寿）《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崖墓》。《考古》，1990年2期。

［48］贺云翱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图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

［49］南京博物院《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6—38页。

［50］曾昭燏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第66、67页。

［51］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文物》，1980年5期，第68—77页。

［52］阮荣春《早期佛像的南传系统》。《东南文化》，1990年1、2期，第44页。

［53］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11期，第41页。

［54］[日]宫治昭著，李萍译《犍陀罗艺术寻踪》。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57页。［55］丁长芬《昭通出土的早期佛像及其他》，肖先进主编《三星堆研究》第二辑，《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74—278页。

［56］何志国《从昭通东汉佛像看我国早期佛像的来源》。《民族艺术》2008年4期，第101—106页。

［57］谢志成《四川汉代画像砖上的佛塔图像》。《四川文物》1987年4期，第62—64页。

［58］贺云翱等《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图3。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