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特征：流散写作与中华文化

如前所说，当今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一般都不否定，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文化研究学者们已经越来越重视对流散（Diaspora）现象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流散写作（diasporic writing）的研究⁽¹⁾。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又一个热门话题。毫无疑问，追溯流散现象出现的原因必然首先考虑到全球化给世界人口的重新分布和组合带来的影响。实际上，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始于19世纪、并在20世纪后半叶达到高潮的全球性大移民。伴随着这种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固有的民族—国家之疆界变得模糊了，民族文化本身也发生了裂变，作为其必然产物的文学和语言也就越来越具有世界性或全球性特征。而从文学的观点来看，流散写作本身又有着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和历史渊源。它一方面拓展了固有的民族文学的疆界，另一方面又加速了该民族文学的世界性和全球化进程。本文所要讨论的就是这种流散现象在文学上的反映以及其对加速中华文化和文学的全球性特征的积极意义。因为在我看来，这也是比较文学学者在一个新的跨东西方文化语境下的重要研究课题。

对于全球化与流散这两个概念，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直接使用，但他们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就在《共产党宣言》中颇有预见性地描述了资本主义从原始积累到大规模的世界性扩张的过程，并且富有预见性地指出，由于资本的这种全球性扩张属性，“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²⁾毫无疑问，伴随着资本的对外扩张，发展和操纵资本的运作与流通的人也就必然从世界各地（边缘）移居到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中心：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那里定居、生存乃至建立自己的社区和文化。而一旦他们在经济和金融的中心确立其地位后，便考虑到向边缘地带的渗透和施加影响，在这里，他们一方面通过代理人或中介机构（agency）推销他们的产品，推广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则在当地“本土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介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变体。这实际上就是全球化时代流散的双向流程：既从中心向边缘地带快速地流动，同时也从边缘向中心地带缓慢地推进。不看到这一点，只看到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群体的施压而忽视弱势群体对前者的抵抗，就不能全面地、辩证地把握流散现象的本质特征。

对流散这一课题的研究在国际文化研究领域内并不算新鲜，现居住在新加坡的澳大利亚籍华裔学者王赓武（Wang Gungwu）和美籍土耳其裔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等都对之有着精深的研究，并且出版了多种著述：前者着重考察的是华人的海外移民及其后果，后者则讨论包括华裔在内的整个亚裔社群在美国的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生存和身份认同问题⁽³⁾。但他们作为历史学家，主要关注的是流散这一历史文化现象，较少涉及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流散写作。在谈到美国亚裔社群的生活现状时，德里克有一段论述比较精辟。在他看来，“亚裔美国人运动建立了一种意识形态和结构上的新语境，它贯穿在这些矛盾之中，直至今天仍然是理解美国亚裔社区的准则，这一运动使美国亚裔社区问题扎根于美国土壤中。同时，它还赋予泛种族主义认同合乎规范的身份，这样，尽管种族‘非认同’作为一种选择始终存在（也许还存在于日常实践中），但它不再显得‘自然’，而是要求对新准则进行解释和辩护”⁽⁴⁾。实际上，亚裔流散族群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已经给美国的多元文化格局增添了新的成分，而他们的文化和写作则必然对主流话语起到既补充又挑战的作用。正如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美国文学史家所承认的，包括华裔写作在内的亚裔英文写作的崛起从客观上为20世纪的美国文学史增添了新的一页，使之真正具有多元文化的特色⁽⁵⁾。

一般说来，Diaspora这个词在英文中最初具有贬义的特征，专指犹太人的移民和散居现象，后来它逐步宽泛地用来指涉所有的移民族群，但却很少被人用来指涉欧美国家的移民族群。因此王赓武气愤地质问道：“为什么西方学者不以此来指涉他们自己的移民族群呢？”因为这个词本身带有贬义和种族歧视的色彩⁽⁶⁾。但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词在最近十多年的文化研究中的频繁使用使得其带有种族歧视的意味逐渐淡化。既然这一术语本身的内涵已发生了变化并已在文化研究领域内广为流行开来，我这里便不再另造新词，而是对之进行改造后继续沿用。本文所讨论的“流散”一词又译作“离散”或“流离失所”，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便被称为“流散研究”。虽然对流散写作或流散现象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后殖民研究，但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由于伴随着流散现象而来的新的移民潮的日益加剧，一大批离开故土流落异国他乡的作家或文化人便自觉地借助于文学这个媒介来表达自己流离失所的情感和经历，他们的写作逐渐形成了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进程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既充满了流浪弃儿对故土的眷念，同时又在其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异国风光。由于他们的写作是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化之间的，因而既可与本土文化和文学进行对话，同时又以其“另类”特征而跻身于世界文学大潮中：之于本土，他们往往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从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观察本土的文化，而之于全球，他们的写作带有挥之不去的鲜明的民族特征。因而在当今时代，流散研究以及对流散文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和文化研究的另一个热门课题。毫无疑问，在这一大的框架下，“流散写作”则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和文学现象，理应受到我们比较文学学者的关注。

研究流散文学现象是否可以纳入广义的国外华裔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围？对此也许会有学者产生疑问。我认为，上述两种研究都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大范围，由于流散文学现象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自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因此应当纳入跨文化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⁷⁾。就近二十多年来的中国文学创作而言，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文学创作界几乎每隔五年左右就为当下的流行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提供一批可以进行理论阐释的文本。因此我觉得，这说明了我们的文学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正在逐步走向世界，并且日益具有全球性特征，与国际水平缩短了时间差和质量上的差别。与全球性的后殖民写作不同的是，中国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完全沦落为一个殖民地国家，因而在后殖民主义写作领域，中国文学这方面的典型作品比较少，好在后殖民主义很快就淹没在广义的文化研究和全球化研究的大背景之下，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散居在海外的华裔作家的创作中找到优秀的文本。

最近我们非常欣喜地读到一些出自海外华裔作家之手笔的作品，例如早先的汤亭亭、黄哲伦、赵健秀和谭恩美等，以及最近的哈金和虹影等，他/她们的创作实践引起了主流文学研究者的瞩目，对文学经典的解构和重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得中华文化和文学率先在西方主流社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对此我们切不可轻视。若将他们的创作放在一个广阔的全球语境之下，我们则自然而然地想到把他们叫做华裔“流散作家”（diasporic writers）。当然这个词过去曾译成“流亡作家”，但用来指这些自动移居海外但仍具有中国文化背景并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作家似乎不太确切，因而有人（例如赵毅衡等）认为叫离散作家为好。但是这些作家又不仅仅只是离开祖国并散居海外的，他们中的有些人近似流亡状态，有些则是自觉自愿地散居在外或流离失所，他们往往充分利用自己的双重民族和文化身份，往来于居住国和自己的出生国，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因此我认为，将其译作“流散作家”比较贴切。也就是说，这些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动流落到他乡并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他们既有着明显的全球意识，四海为家，并且熟练地使用世界性的语言——英语来写作，但同时他们又时刻不离开自己的文化背景，因此他们的创作意义同时显示在（本文化传统的）中心地带和（远离这个传统的）边缘地带。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我们若考察近二十多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便同样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然而却不无其内在规律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获奖者大多数是后现代主义作家，90年代前几年则当推有着双重民族文化身份的后殖民作家，到了90年代后半叶，大部分则是流散作家。可以预见，这种状况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当然对流散写作的研究，我们还可以追溯其广义的流散文学和狭义的专指全球化进程所造成的流散文学现象。我们不难发现，前者的演变也有着自己的传统和发展线索，并为后者在当代的崛起奠定了必然的基础。

广义的流散写作在西方文学中已经有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和独特的传统。早期的流散文学并没有冠此名称，而是用了“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ists）或“流亡作家”（writers on exile）这些名称：前者主要指不确定的写作风格，尤其是让作品中的人物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的小说，如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亨利·菲尔丁和美国的马克·吐温和杰克·克鲁阿克等作家的部分小说，但并不说明作家本人处于流亡或流离失所的过程中；后者则指的是这样一些作家：他们或者由于家庭的或个人的原因，或由于自己过于超前的先锋意识或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与本国的文化传统或批评风尚格格不入，因此只好被迫选择流落他乡，而正是在这种流亡的过程中，他们却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最优秀的作品，例如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挪威的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爱尔兰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英美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美国的犹太小说家索尔·贝娄、美国的俄苏裔小说家纳博科夫以及出生在特立尼达的英国小说家奈保尔等。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创作实践往往与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及批评风尚格格不入，有时甚至逆向相背，因此他们不得不选择自我流亡，在流亡的过程中反思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现状以便提出自己的独特的洞见。毫无疑问，他们的创作形成了自现代以来的流散文学传统和发展史，颇为值得我们的文学史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仔细研究。而出现在全球化时代的狭义的流散文学现象则是这一由来已久的传统在当代的自然延伸和变异式发展，它在很大程度上由全球化过程中的大规模移民推向极致。

对于流散或流离失所以及所导致的后果，已故后殖民理论大师爱德华·赛义德有着亲身的经历和深入的研究。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就描述了流散族群的状况：“作为一项知识使命，解放产生于抵制对抗帝国主义的束缚和蹂躏的过程，目前这种解放已从稳固的、确定的、驯化的文化动力转向流亡的、分散的、放逐的能量，在今天这种能量的化身就是那些移民，他们的意识是流亡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意识，是介于不同领域、不同形式、不同家园、不同语言之间的政治人物的意识。”⁽⁸⁾他还在另一篇题为《流亡的反思》的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流亡令人不可思议地使你不得不想到它，但经历起来又是十分可怕的。它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虽然文学和历史包括流亡生活中的种种英雄的、浪漫的、光荣的甚至胜利的故事，但这些充其量只是旨在克服与亲友隔离所导致的巨大悲伤的一些努力。流亡的成果将永远因为所留下的某种丧失而变得黯然失色。”⁽⁹⁾毫无疑问，作为一位流离失所的流亡知识分子，这种流亡所导致的精神上的创伤无时无刻不萦绕在赛义德的心头，并不时地表露在字里行间。那么他本人究竟是如何克服流亡带来的巨大痛苦并将其转化为巨大的著述之动力的呢？赛义德一方面并不否认流亡给他个人生活带来的巨大不幸，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然而，我又必须把流亡说成是一种特权，只不过是针对那些主宰现代生活的大量机构的一种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但毕竟流亡不能算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你一生下来就陷入其中，或者它偏偏就降临到你的头上。但是假设流亡者拒不甘心在局外调治伤痛，那么他就要学会一些东西：他或她必须培育一种有道德原则的（而非放纵或懒散的）主体。”⁽¹⁰⁾从上述两段发自内心的表述来看，我们不难发现，赛义德也和不少被迫走上流亡之路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一样，内心隐匿着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而对于这一点，那些未经历过流亡的人则是无法感受到的。对个人情感十分敏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固然如此，专事人的心灵刻画的作家当然更不例外。隐匿在他们的意识和无意识深处的各种文化记忆是难以抹去的，它们无时无刻不流溢于他们的文学笔触和情感表达中。因此我们在阅读流散作家的作品时，往往不难读到一种矛盾的心理表达：一方面，他们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某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感到不满甚至痛恨，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他们又很难与自己所定居并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的字里行间。由于有了这种独特的经历，这些作家写出的作品往往既超脱（本民族固定的传统模式）同时又对这些文化记忆挥之不去，因此出现在他们作品中的描写往往就是一种有着混杂成分的“第三种经历”。正是这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者”才最有创造力，才最能够同时引起本民族和定居地的读者的共鸣。因此这种第三种经历的特征正是体现了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文化的多样性，颇为值得我们从跨文化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针对全球化在第三世界各民族的长驱直入，有着丰富的流散经历的美国英籍印度裔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提出了一个与其相对的策略：少数人化，或曰弱势群体化（minoritization）。按照这种“少数人化”的后殖民策略，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强势文化对第三世界弱势文化的侵略和渗透，使得第三世界文化打上了某种“殖民”的烙印；另一方面则是第三世界弱势文化对帝国主义的强势文化的抵抗和反渗透，后者的手法往往是将帝国主义的强势文化和文学话语的纯洁性破坏，使其变得混杂，进而最终失去其霸主的地位。应该说流散写作所起到的是后一种效果，尤其值得中华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借鉴和参照。

应该指出的是，国内学界对华裔知识分子以及华裔作家在推动中华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所作出的贡献并没有予以充分的肯定。如前所述，既然华裔作家的文学创作在流散文学现象中表现出了独特性，那么他们是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处理异族身份与本民族身份之间的关系的呢？正如对华裔流散现象有着多年研究的王赓武所概括的，“在散居海外的华人中出现了五种身份：旅居者的心理；同化者；调节者；有民族自豪感者；生活方式已彻底改变”⁽¹¹⁾。这五种身份在当今的海外华人作家中都不乏相当的例子，而在成功的华人作家中，第二种和第四种身份则尤为明显，而拥有另三种身份的华人则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状况和如何以牺牲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为代价而迅速地融入居住国的主流社会和文化并与之相认同。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流散现象和流散写作，必然涉及对流散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分析。如前所述，流散文学又是一种“漂泊的文学”，或“流浪汉文学”在当代的变种，或“流亡的文学”，它自然有着自己发展的历史和独特的传统，因此通过阅读华裔文学的一些代表性作品也许可以使我们更为了解漂泊海外的华人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他们又是如何在强手如林的西方中心主义世界和文学创作界异军突起乃至问鼎诺贝尔文学殿堂的⁽¹²⁾。

当前，在我们的文化研究领域里，我们在讨论中华文化和文学的世界性或全球性进程时，明显地会陷入这样一个误区，即无法区分全球化或全球性与西化或西方性这个界限。我认为，中华文学以及中华文化学术要走向世界，并不仅仅是一味向西方靠拢，而是真正和国际上最先进、最有代表性的前沿理论进行对话，这样才能够促进中华文化及其研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当然，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就全球化在大众传媒领域内的巨大影响而言，它使得英语世界以外的人们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世界上要想有效地生存下去，不会英语恐怕寸步难行，你根本无法得到互联网上的信息，因为互联网上的信息有80％以上都是通过英语传播的，所以你要想得到信息，就不能等待别人去为你翻译。如果仅仅等待别人翻译的话，你就会失掉很多东西。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当前的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我们中国学者的声音几乎是难以听到的，或者即使有时能听到，其声音也是非常微弱的。那么这种状况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当然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我们所使用的语言造成的，但是我认为这并不完全是一个语言的问题。首先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已经提出了目前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话题；其次，是不是能够把它准确流畅地表达出来，还是说只是在部分层次上跟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如果我们和国际同行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不平等的对话，那么这种对话便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当然最后才涉及语言的问题。毫无疑问，海外华人写作作为全球化语境下流散及其写作的研究的重要方面，具有理论的前沿性，我们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完全有能力在这方面做出我们自己的研究，并在国际论坛上发出我们独特的声音。而与其相比较，文学创作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有着另一点不同之处：文学创作有着远远大于学术研究和文化消费的市场。在西方文学史上，东方和中国历来就是一代又一代西方作家试图描绘或建构的一个神秘而有遥远的对象，英国小说家笛福、德国作家歌德和布莱希特、美国诗人庞德以及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等都在“东方主义”的视野下对中国进行过“想象性的”的建构。在他们的眼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有着绮丽的风光和异国情调，但东方人又有着愚昧和懒惰的习性，基本上处于“未开化”的境地。他们的这种近似歪曲的“建构”无疑为当代的华裔作家为西方读者的接受和认同奠定了基础。因此他们中不少人的创作也不得不迎合普通的西方读者的趣味和“期待视野”，因为后者始终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抱有一种神秘的感觉。但不可否认的是，不管其内容真实与否，以中国为题材的真正写得出色的文学作品，即使是用汉语写作的，西方的汉学家也会用英语把它翻译出来，或用英语将它转述，通过这种翻译或转述，或许有可能使之成为英语文学中的经典或畅销书⁽¹³⁾。因为这些有着异国情调的文学作品很可能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

而与其相比，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内，我们的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语表达的中介，这一点早已在斯皮瓦克和巴巴这两位印度裔美国后殖民理论家的成功例子中见到，而最近则又在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Slavoj Zizek）的著述在西方和中国的同时走红这一例子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¹⁴⁾。这就促使我们去思考，如何通过各种中介促使中华文化和文学真正走向世界进而跻身世界文学的主流？也许考察以华人写作为主体的流散写作的内在规律以及未来走向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考察和研究中华文化和文学所内涵的世界性乃至全球性特征。在这方面，国内不少学者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相比之下，从流散的理论视角对海外英文写作进行的研究在国内还不多见。

最近几年，尤其是在美国，用英语写作的华裔文学的崛起已经引起了主流文学批评界的注意，这一现象已被写入美国文学史，不少作家还获得了历来为主流文学界所垄断的大奖。当然这些成功的华裔作家的作品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借助于英语的媒介，例如早先的汤亭亭和最近的哈金等，否则的话他们就只能够在有限的华人社区范围内传播。所以他们要达到从边缘进入中心，进而影响主流文学界之目的，就不得不暂时使用西方人的语言，即用英语来写作。通过这种“全球本土化”式的写作，把一些（本土化的）中国文化中固有的概念强行加入（全球性的）英语之中，使这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性语言变得不纯，进而消解它的语言霸权地位。我始终认为，在表达思想方面，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仅仅充当了一种表现媒介，如果我们用西方的语言来表达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观念，不是更加有效地去影响西方人的观念吗？从这一点来看，流散写作，尤其是用英语作为媒介的流散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推进了中华文化和文学的国际化乃至全球化进程，使得中华文化也像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一样变得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特征。另一方面，也使得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逐步进入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的视野。

但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应忽视以汉语（或称华文）为传播媒介对推进中华文化的全球化所起的作用。实际上，中华文化的全球性也取决于汉语在全世界各地的普及。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华人在全世界的大规模移民和迁徙。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下，世界第一大语言英语实际上早已经历了一种裂变：从一种（国王的或女王的）“英语”（English）演变为世界性（并带有各民族和地区口音和语法规则的）“英语”（englishes），这一方面消解了英语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也普及了英语写作，使之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和最为普及的一种写作，所带来的正面效果无疑是西方文化观念的全球性渗透，但其负面效果则是纯正的英式英语的解体。同样，作为仅次于英语写作的汉语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特别是大批中国移民的海外迁徙，已经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某种形式的裂变：从一种主要为中国大陆居民使用的“汉语”（Chinese）逐步演变为世界性的（为各地华人社区的居民使用的）“汉语”或“华文”（chineses）。它一方面破坏了中华民族语言固有的民族性和纯粹性，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其世界性和全球性的步伐，使其逐步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世界性语言，它的潜在作用将体现在最终将推进中华文化和文学的国际性乃至全球性步伐。对于汉语写作的潜在价值和未来前景，我们也应当有着充分的认识和信心。对此，笔者将另文予以讨论。

————————————————————

(1) 实际上，不仅是文化研究学者，一些比较文学学者也比较早地就开始关注“流散”和“流散写作”这一课题的研究。我最早接触这一术语和课题是在1994年8月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十四届年会（加拿大爱德蒙顿）上，当时的大会组织者曾委托我和匈牙利裔加拿大籍学者斯蒂芬·多多西（Steven Ttsy）合作主持一个以后殖民和“流散写作”为主题的专题研讨会并作发言，但由于我本人当时对这一课题的深刻内涵不甚了解，因而发言最终未能成文发表。(www.xing528.com)

(2) 关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以及对文化知识生产的影响，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中译文见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6—30页。

(3) 这方面尤其可参见Wang Gungwu，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Singapore：Time Academic Press，1991），Wang Ling-chi and Wang Gungwu eds．，The Chinese Diaspora（2 volumes，Singapore：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2003），以及阿里夫·德里克的《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的有关论文。

(4) 阿里夫·德里克：《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5) 这方面尤其可参见两部最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美国文学史：Emory Elliott et al．，eds．，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特别是第1171、1174页，以及 Sacvan Bercovitch et al．，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Vol．1．“Introduction，”p．1。

(6) 参见王赓武2004年3月17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海外华人写作与流散研究高级论坛上的主题发言，“作为海外华人的写作：没有解脱的两难？”（Writing as Chinese Overseas：Dilemma without Relief？）

(7) 令人欣喜的是，随着比较文学疆界的日益拓展，国内的比较文学学者也认识到，应该将包括海外华人/华文写作在内的流散文学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在2005年8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深圳）上，笔者就主持了一个这方面的专题研讨会，会上发言的中外学者十分踊跃，尤其是青年学者表现出异常的热情和兴趣。

(8) Edward 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New York：Vintage，1994，p．332．

(9) Edward Said，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73．

(10) Ibid．，p．184．

(11) Cf．Wang Gungwu，“Roots and Changing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in Daedalus（Spring 1991）：pp．181-206，especially see p．184．

(12) 关于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以及具体作品的分析，参阅程爱民主编：《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13) 这里尤其应当指出的一个例子就是余华的小说《活着》英文版在美国的走红。这是由两方面因素相配合造成的：出版单位兰登书屋本身在畅销书出版界的知名度为该书的发行量做出了基本的保证，而作者余华本人在30所大学的巡回演讲和签名售书以及同名电影在美国观众中的影响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4) 毫无疑问，斯洛文尼亚文化学者和批评家齐泽克在西方学术界的备受青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英语写作和在英语批评界的大获成功，而他的几乎所有著述的中译本都是通过英语这个中介而完成的。这实际上也说明了“理论的旅行”的双向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