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挑战与未来

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对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内发生的事情感到忧虑。确实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的学科里出现的这样一些现象：一方面，文学研究的疆界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多的学者并不研究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而是打着文学研究的旗号实际上在研究一切影视文化产品和大众文化现象；另一方面，传统的（精英）文学研究的领地却变得越来越狭窄以至于大学里的一些文学课程濒临消亡。这些现象究竟是如何出现的？他们认为文化研究必须为此负责。果真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文化研究天然就必定与比较文学研究相对立吗？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么文化研究将促使比较文学学科终结吗？本文将回答上述问题，并试图为保持本学科的活力而提出一些建设性的策略。在我看来，比较文学的未来前景依然是光明的，它的最高阶段就是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在未来的发展，文化研究将作出一些建设性的贡献。

既然文化研究是一门非精英的跨学科研究领域，那么它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当代非精英文化产品，因此人们常常认为它与精英文学研究是天然对立的，特别与欧洲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比较文学截然对立。众所周知，早期的比较文学学者必须具备很高的资质，也即他们必须掌握好几种主要的欧洲语言和广博的文学知识，因而很少有文学研究者被人们看做是“比较文学学者”（comparatists）。但当今时代，随着全球化时代文学产品的数字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宁愿阅读网上的电子书刊，而不愿沉静在图书馆里阅读纸质的书籍，而且他们似乎对研究非精英文化，比如大众文化或消费文化，现象更感兴趣。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忘记这一事实：英国文化研究的不少先驱者，比如利维斯、霍尔和威廉斯等，早期也曾是成就斐然的文学研究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并且由于其深厚的文学造诣和丰硕的著述而成为著名学者。但是他们不满于日益萎缩的精英文学研究，因此便和其他一些学者呼吁扩大文学研究的疆界，把研究的触角指向那些从来就为人们忽视的文化现象，诸如族裔、性别问题、大众传媒、身份政治、社区生活等。而相当一批比较文学学者则攫取这些话题，并尝试着从自己的视角来对文学作品进行重新阐释，从而得出了一些新的洞见。他们的努力无疑弥合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鸿沟，为建构一种文学的文化学研究铺平了道路。因此毫不奇怪，在一些美国大学里，不少比较文学学者只是借了比较文学之名义而从事文化研究的课题，比较文学学科只是他们的“饭碗”和职业。甚至在世界文学课堂上，学生们也不读原著，而是通过阅读英文译本来了解各国/民族的文学。因而在今天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界，我们时常听到返回语文学（return to philology）的呼声。当然，人们完全可以说，上面提及的这些学者后来都成了英语世界主要的文化研究学者，他们，除了威廉斯之外，一旦成名，便很少再从事文学研究了，但是既然美国的文化研究与英国的文化研究有一些差别，那么我们也照样可以在美国学界的一些典型的文学研究者的著述实践那里找到另一些例子。

乔纳森·卡勒是当今时代极少数对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有着精深研究并且成就斐然的美国学者之一，他无论在机构内还是在治学上都是典型的比较文学学者，他虽然没有进行过具体的文化研究实践，但他也曾对文化研究发生过兴趣。在他那本篇幅不大的《文学理论简介》中，他花了整个一章来讨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卡勒在承认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差别后指出：“在这里发生的一个事件就是‘文化研究’，它是90年代人文学科的一个主要活动。一些教授或许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进而全然抛弃了对文学的研究。”⁽¹⁾在他看来，这一事实自然对传统的（精英）文学研究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但是尽管如此，卡勒还是试图从文化研究中找出一些对文学研究有利的东西。他在书中指出：

但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在这样一个最为宽泛的概念中，文化研究的项目在于理解文化的功能，尤其是在现代世界，文化生产对于生活在一个多样的、混合的社群中的个人或群体、国家权力、媒介工业以及跨国公司是如何运作的，文化认同又是如何建构和组织的。因此就原则上说来，文化研究包含并囊括了文学研究，它将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实践来审视。但是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包含呢？这里便引发了大量的论证。文化研究是一个可以使文学研究获得权益和洞见的宽松的项目吗？或者说文化研究将吞没文学研究并破坏文学吗？要把握好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关于文化研究发展的背景。⁽²⁾

显然，他的这番话代表了美国学界相当一部分比较文学学者的开放思想和包容性胸襟。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卡勒本人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是如此，他还在建制上也一直属于比较文学学者。他曾担任国际比较文学协会执行局成员和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席，并两度出任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是公认的一位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比较文学学者。但是即使如此，他仍然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所面临的挑战。在上面两段引文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学研究者的一个焦点转换：从致力于经典文学研究转向通俗作品的研究，但是依然不放弃对文学的研究。然而卡勒仍然不赞同把文学研究置于与文化研究对立的位置，尽管这两者对于文学经典的态度截然不同：前者试图维护经典的权威性，后者则企图通过重构经典来削弱既定的经典。他也和其他许多学者一样，认为文学研究者完全有可能在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来从事文学研究，这样就有可能建构一种文学的文化学或扩大了内涵的新的经典。显然，他的努力已经大大地使得比较文学这门老学科焕发了新的生机，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断地有人声称比较文学处于“危机”的状态，甚至直接宣布这门学科已经“死亡”。

另一位比较文学学者苏源熙（Haun Saussy）也是如此，他同时又是一位汉学家，他始终坚定地认为，“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赢得了战斗，它从未在美国学界得到更好的认可”⁽³⁾。确实，在关于比较文学是否将被各种“理论”或文化研究吞没的辩论中，比较文学最终还是幸存了下来并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见出端倪：

争论已经结束，比较文学不仅具有合法性：而过去则不太具有合法性，此时我们的学科扮演的是为乐团的其他乐器定调的第一小提琴的角色。我们的结论已经成为其他人的假设。

这番描述不无夸张之嫌，但依然无可争议地说明了比较文学在当前美国的人文学科中所起到的实际上的某种导向作用，但是，他马上却又表达了对我们这门学科中出现的一些奇怪现象的担忧：

但是这一胜利并没有给学科带来什么明显的回报。比较文学学者在自己的狭小的、自我选择的专业的实验室里所精心谈论和讨论的东西已经走出了自己的领域进入社会，并且赢得了那些对比较文学的机构并无特殊忠诚的人们。这是一个令我们满意同时也不无几分沮丧和不安的平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我们现在都算是比较文学学者，但只有微不足道的共同点。很少有人认为自己主要的职业是比较文学学者，偶然进入的或暂时的比较文学学者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日常工作的。⁽⁴⁾

很显然，苏源熙上述的这番话意在告诉我们，今天的许多比较文学学者实际上在从事文化研究，例如电影研究、后殖民研究、性别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等，因而使得传统的精英取向的文学研究变得不那么纯了。另一方面，当今的许多比较文学学者实际上只是在机构内利用自己的职位做其他的工作：他们为学生讲授文学课，但是写的东西却是自己感兴趣的另一些话题。显然，比较文学正在失去自己的身份和学科意义。由高雅文化产品构成的传统的文学经典已经被后殖民的和非西方的文学作品弄得“混杂”（hybridized）了。也即，今天的比较文学研究已经和文化研究融为一体，中国当代的文学研究界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我认为这既是坏事同时也是好事：精英取向的同时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比较文学学科自然应该消亡，然而正如斯皮瓦克所预言的，一门新的与区域研究携手合作同时又具有“跨学科”⁽⁵⁾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已经同时在西方和东方诞生⁽⁶⁾。可以说，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复兴和繁荣就证明了这一点⁽⁷⁾。

关于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的互动和对话关系，我早在十年前就已作过论述⁽⁸⁾，但是由于当今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已经带有了新的面貌，世界文学问题再度浮出历史的地表，并且日益显示出前沿性和理论性，因此我在此还是得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毫无疑问，对许多文学研究者而言，比较文学的未来前景并非光明，因为文化研究的挑战仿佛要把这门精英取向的学科全然吞没。当今时代文化几乎无所不在，而日益萎缩的文学却近乎淹没在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更何况比较文学了。众所周知，文化上的全球化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它的特征体现在这一事实中：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正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欧洲文化也照样受到无所不在的美国文化的影响，所造成的后果便是，世界文化正变得越来越趋同，弱势文化的民族身份变得越来越模糊。所以毫不奇怪，这一企图便受到另一股力量的抵制：文化上的本土化。实际上，文化全球化若不与特定的民族文化相作用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点已经被当今的诸多事实所证明。

确实，只要文化全球化的大计仍在向前推进，那么它就必然受到文化本土化尝试的抵制。世界文化实际上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对峙、对话和协调中发展的：两者时而交流和对话，时而摩擦和冲突，但最终还得通过协商和谈判而达到共存和共融。这样看来，我们完全可以预言，在全球化的语境下，21世纪的新的世界文化格局将体现这样的特征：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的程度上对话和共融，而非像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所预言的那种单一的“文化冲突”⁽⁹⁾，对于这种新的世界文化格局的构图，我们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将大有作为。

在这样一种文化语境下，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比较文学已经而且将继续扮演一个独特的角色：既然世界文化仍然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那么比较文学学者就必将对世界文化与文学的未来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在20世纪上半叶，随着美国的崛起，欧洲中心主义早已宣告破产，但是它很快便摇身一变以西方中心主义的面目出现。作为东方的比较文学学者，我们充分地认识到，东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是一个长期的工作，绝不可急功近利。中国文化和文学必将跻身世界文化和文学之林，但这一天的到来绝非一朝一夕，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不仅要挑战袭来已久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还要为我们自己的文学经典跻身世界文学而努力奋斗。因此我们可以说，尽管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变成了一个很小的“地球村”，人们可以轻易地在这个村子里进行交流，但比较文学依然大有希望。它的未来前景就体现于世界文学的重新兴盛，对此本文将在最后一部分详加阐述。

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和审美再现，文学使我们并将继续使我们在东西方的语境下建构各种形式的乌托邦。当代人不可能仅仅满足于丰富的物质生活，他们还要以不同的方式来享受精神文化生活。因此他们希望在这个后现代社会能有多种选择，这也正是为什么歌德于1827年勾画出他的具有乌托邦色彩的世界文学的设想的原因所在，因为他广泛阅读了大量的非西方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一些在今天看来属于边缘的中国文学作品⁽¹⁰⁾，尽管如此，他仍然从中窥见了一些与欧洲文学的伟大传统相通的东西。在当今时代，文学虽然对人们不再有以往的那种吸引力，因为人们所面对的选择和诱惑实在太多了，但是文学却能向他们提供其他文化再现形式中找不到的那种独特的高雅情操和审美快感。既然经济可以从西方朝向东方而“全球化”，那么为什么文化就不能从东方向西方“全球化”呢？东方文化在历史上不也曾经有过辉煌的遗产吗？从历史上看，强大的经济并不一定就能带来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尽管后现代社会使人们有着多种选择。我们文学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时，应当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影响抱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并且始终用文学材料作为分析的对象。因此我在此提出的论点就在于这一事实，也即狭义的文化研究的一支，在某种程度上就直接来自文学研究，尤其是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是如此，因为该学派旨在以批判的眼光来分析人们的社区生活并指向通俗文学和文化的研究。

多年前，我在考察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先驱作用时曾指出，在当代文化研究的众多实践者中，弗莱是极少数具有远见卓识并把文学研究置于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下的学者之一⁽¹¹⁾。他生前不仅具有某种“关怀的神话”（myth of concern），而且还具有对全人类的一种世俗的关怀。比较文学学者十分关心的正是这一现象：在今天的全球化氛围中，文化研究中讨论的许多论题已经越来越远离文学研究，文学研究实际上受到文化研究的严峻挑战，而后者正变得越来越强势，并越来越指向通俗文化。因此毫不奇怪，一些带有传统观念的比较文学学者为比较文学的未来忧心忡忡，因为这门学科正受到严峻的挑战，大有被文化研究吞没之危险。但在我看来，通过拓宽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和研究领域，弗莱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实践，实际上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共融提供了可能性的典范。他的理论和实践影响了整个两代文学研究者，包括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以及年轻一辈的世界文学学者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人为对立应当消解。

关于文化研究的源头，我这里需要提及的另一个例子就是英国的精英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利维斯（F．R．Leavis），他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早期的开拓者，尽管他的精英文学观和文化理论在今天早已不合时宜，但其影响仍在。对于利维斯而言，文化总是掌握在少数知识精英手中，利维斯为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代言并不难理解，但另一点不难理解的则是他试图通过向普通大众提供一个经典文学的阅读书目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在他看来，唯有通过阅读这些经典文学作品，普通的人才有可能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因为文学可以塑造更加完美的个人，文学通过提供审美快感来教育和启迪人们。显然，当今时代这种启蒙的大计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文学本身处于萎缩状态。尽管后来的文化研究学者早已超越了利维斯的精英文化理论之层次，但他们却不能忘记他在把文学研究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考察方面所起到的开拓作用。在利维斯之后，文化研究为什么能得到迅速发展，其原因就在于，后来的文化研究学者走出了利维斯主义的精英文化研究模式，把研究的触角指向广大人民大众，因为他们在“消费”文化并且赏用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

诚然，文化研究的定义很多，我这里参照西蒙·杜林（Simon During）的定义，因为这一定义在中国的语境下广为人们所引证。在杜林看来，“文化研究并不像别的东西那样是一门学科。它既没有一种界定完备的方法论，也没有清晰划定的研究领域。当然，文化研究就是对文化的研究，或更为具体一些，就是对当代文化的研究”⁽¹²⁾。按照这一基本的定义，文化研究包含的范围非常广，其中种族和族裔研究尤其探讨的是后殖民和流散现象，性别研究则关涉女性甚至女同性恋及怪异研究，区域研究关注的是某一特定区域，如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而传媒研究则尤为关注当代社会的大众传媒甚至互联网的作用，等等。应该说这些都与文学多少有关，但却没有什么密切的直接关系。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又可以在三个层次上进行：首先是对文化本身进行理论探讨和反思，其目的在于建构各种形式的文化；其次是指向当代通俗文化甚至消费文化，从而使更多的人得以享用文化产品；再次即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视角来探讨文学研究，而非像传统的文学研究者那样从形式和审美的视角来研究文学。毫无疑问，通过文化研究的影响，比较文学的领地大大地拓宽了，文学研究中注入了诸多文化分析的成分。既然文化研究中讨论的许多论题都来自文学研究，那么我们为什么还会认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截然对立呢？

显然，比较文学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事实，即从事比较文学绝不能把自己局限于狭窄的文学领地本身，因为在当今时代文学的空间也越来越扩大了，曾经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一些东西今天已经堂而皇之进入了文学的殿堂，传统的文学理论正在被更具有包容性的文化理论或曰理论所替代，因为后者更接近文化研究。我们的比较文学学科也是如此。因而在我看来，比较文学研究在其最高级的意义上应该以一种跨越语言、跨越文化和跨越学科疆界的方式来进行。它不仅仅要关注形式主义意义上的“文本”，还要关注社会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文本”或“语境”。我们比较文学学者在进行文学研究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研究如果不涉及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是无法深入进行的。但是这种研究必须从考察文学现象入手，经过跨学科的理论分析之后再返回文学，这样便对文学理论本身也作了必要的补充乃至重新建构。弗莱、利维斯和卡勒等文学—文化研究者们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无疑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和国际比较文学协会最近几届年会的主题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在这些会议上，文化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学者们的发言也超越了仅仅对文学现象本身的考察和研究，拓展到了对文化问题的反思和批判性分析。我们十分欣慰地发现，比较文学学者至少在同一个层面上和文化研究学者一起挑战旧的研究范式。对此，人们也许会感到困惑不解：面对上述诸多挑战，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又是如何呢？我将在最后一部分做出描述。

在当前的国际比较文学界，特别是随着文化和文学上的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讨论世界文学问题已经成为最前沿和最重要的理论话题之一。在中国的语境下，这一论题也同样吸引了文学和文化研究界的广泛注意⁽¹³⁾。但是对于世界文学在当今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仍然引发着讨论甚至辩论。显然，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是歌德于1827年和艾克曼的谈话中提出的一个带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假想，但实际上，德国作家魏兰率先使用过这一术语。而且早在歌德之前，世界上不同的文学之间就已经有了彼此之间的交流，在启蒙时代，欧洲甚至出现过一个朝向世界文学的发展方向，但是有着开阔的世界主义胸襟的作家和思想家歌德最早发现这一规律，并做出了自己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尽管如此，在歌德的时代，世界文学只是一个乌托邦的想象，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沿用了这一术语，以此来描述作为全球经济资本化之后果的资产阶级文学生产的“世界主义特征”。显然，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文学”的提及来看，其内涵要丰富得多，它包含了文化和知识生产的因素，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方面：文化的方面。比较文学学者在谈到世界文学时，总喜欢从歌德说起，因而歌德也就成了比较文学的一位先驱者。我们今天从学科的角度来看，便不难发现，世界文学实际上就是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它是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之于文学的一个产物。但是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的比较文学学者并没有沿着歌德的思路走下去，反而使得这门本应更为开放的学科领地变得越来越萎缩，正如弗朗哥·莫瑞提所讥讽的那样，长期以来，“比较文学并没有实现这些开放的思想的初衷，它一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知识事业，基本上局限于西欧，至多沿着莱茵河畔（专攻法国文学的德国语文学研究者）发展，也不过仅此而已”⁽¹⁴⁾。由于受到一种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后来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主导，世界文学一度成了西方文学的另一个名称。这无疑是导致比较文学陷入危机之境、其领地变得日益狭窄的一个直接的原因。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客观上为欧洲中心主义的解体推波助澜，尽管它也加强了美国的霸权，但终究为各民族/国别文化与文学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提供了新的可能。为了弘扬全球化时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作用，世界文学问题再一次被提了出来，而且大有帮助比较文学学科走出危机之境地的作用。但是这次同样如莫瑞提所言，“世界文学不能只是文学，它应该更大……它应该有所不同”，而且“它的范畴也应该有所不同”⁽¹⁵⁾。在他看来，“世界文学并不是目标，而是一个问题，一个不断地吁请新的批评方法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可能仅通过阅读更多的文本来发现一种方法。那不是理论形成的方式；理论需要一个跨越，一种假设——通过假想来开始”⁽¹⁶⁾。在世界文学的重新构图过程中，我们应当具有一种比较的和国际的视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文学研究中取得新的进展。

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随着全球文化和世界英语的重新布局，再次强调世界文学建构和重建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今天的比较文学界，传统的民族/国别文学的疆界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没有哪位文学研究者可以声称自己的研究仅仅限于单一的民族/国别文学研究，而不涉及其他的文学或社会文化语境，因为文化和文学思潮已经打上了区域的甚或全球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说来，世界文学同时也意味着“跨国的”（transnational）或“可翻译的”（translational）或全球的意义，因为它具有共同的审美品质和深远的社会意义。在文学作品的旅行和流通过程中，翻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翻译的中介，许多经典文学作品就只能在另一文化和文学传统中处于边缘地位，甚至死亡。

当我们谈到世界文学时，我们通常采取两种态度，也即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普遍主义：前者所强调的是不同的民族/国别文学所具有的平等价值，后者则更为强调普遍的和共同的美学和价值判断标准，这一点尤其体现于文选的编辑和翻译。尽管各种形式的世界文学选集，尤其是在英语世界流通甚广的《诺顿世界文学选》（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和《朗文世界文学选》（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经常用这一术语来表示一个大体上属于西方的经典的市场价值，但是在过去的30年里，这个概念在吸引人们的文学兴趣的同时也弘扬了文学的价值。因此，在这方面，世界文学的重新提出不仅有助于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走出困境和危机，它同时也为文学经典的重新建构提供了新的可能。此外，世界文学本身也可用于说明文学的客观影响及流通范围，应该说，我们对世界文学概念的这一理解比较接近歌德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本来的意思。同样，在考察文化上的全球化加速时，人们很容易仅看到它所带来的趋同性特征，而忽视其多样化的方面，而实际上，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世界文学也是如此，它不可能只有一个版本或一种形式，因此“世界文学”在西文中的表达既是单数（world literature）同时也是复数（world literatures）：前者指它所具有的共同美学和评价标准，后者则指不同民族/国别的文学所具有的民族和时代特色。

对于文学读者和研究者而言，要阅读和欣赏世界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翻译。即使是韦勒克、斯皮瓦克、佛克马、戴姆拉什这样掌握了多达十几种语言的欧美比较文学学者，也不可能用原文来阅读所有的世界文学杰作。因此，翻译便成了一部作品得以走向世界进而跻身世界文学之林的不可缺少的中介，确实，翻译可以帮助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另一文化语境中广为流通从而有可能跻身世界文学。正如瓦尔特·本雅明所指出的：“由于译作晚于原作，同时也因为重要的世界文学作品从来不可能在其诞生之日就觅见所有选定的译者，因此它们的翻译往往标志着其延续了的生命。”⁽¹⁷⁾就本雅明本人的情况而言也是如此，他的文学生涯并不长，但正是由于他的主要作品被译成了英文和中文这两种主要的世界性语言，因而他的“延续的生命”或“来世生命”才长得多。而且在不同语境中的一代又一代译者的共同努力下，他的来世生命也得以延缓不衰。同样，对于一个严格要求自己并时刻关注国内外同行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正在进行的工作的优秀作家而言，这也是十分必要的。虽然本雅明本人作为一位优秀的译者，和别人合作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小说巨著《追忆逝水年华》译成德文，但是他从未想到，他所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译成的译作早已被后来的几种新译本所超越，而倒是他为译著《巴黎风景画》所写的一篇题为《译者的任务》的短短的序被译成法文和英文后，经过雅克·德里达和保罗·德曼等解构主义理论家的解读和推介，竟成了翻译理论的经典之作，而他本人也成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开拓者之一。歌德也是如此：正是得助于法文和英文译本，他才能够阅读中国文学和印度文学作品，从而帮助他从中获得灵感，进而提出世界文学的假想；进入古稀之年的歌德也同样得助于翻译，由于翻译的中介，他的作品才得以在欧洲的主要语言中广为流通，而他本人也成了全欧洲甚至全世界著名的文学大师。这样的例子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举不胜举。

当然，并非所有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所有的语言中都有译本，因此对于从事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掌握世界上的一些主要语言自然是必需的。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在当今世界的相对“边缘”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翻译的缺席和乏力造成的，这显然与全球化时代中国所拥有的经济和政治大国身份不相符合，对此我在其他场合已做过阐述，此处毋庸赘言⁽¹⁸⁾。确实，在一些西方汉学家看来，中国当代文学界之所以出不了世界知名的大家和杰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事实：大多数中国当代作家都不懂外语⁽¹⁹⁾。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五四”时期的一些中国文学大家的博学多才，再回过头来认真思考这些汉学家的中肯批评的话，倒不应否认这一事实。当然，让一个中国作家直接用外语写作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具备一定的外语（尤其是英语）的阅读水平还是颇有必要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只要他不仅仅为自己的同时代读者而写作，而是为全世界的读者而写作的，他就至少应该思考一下所写的题材是否自己首创或独创，所写的作品是否具有普适意义和价值。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即使他没有重复或抄袭别人，也至少不具有独创性和首创性。(www.xing528.com)

但是人们或许会提出另一个问题：歌德本人也不通中文，但是他却阅读了一些中国文学作品，并且受其启迪后提出了关于世界文学的构想。这确实是事实，但是我们切莫忘记，博学多才的歌德年轻时就掌握了十几种欧洲语言，并通过英文和法文翻译阅读了几乎所能得到的所有东方文学作品。这在当时欧洲中心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尤其难能可贵，这也是他在群星璀璨的德国乃至欧洲作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界文学大家的一个原因。另一个令人钦佩的方面是，他和其他具有欧洲中心主义意识的作家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他具有一种宽阔的胸襟和世界的视野，而且尤其关注非欧洲文学的发展。这正是他能够提出世界文学的构想并且本人也成为世界文学巨匠的原因所在。既然绝大多数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都有英文或法文翻译，如果今天的中国作家能够用英文或法文阅读一些世界文学名著，就能直接汲取其中的审美营养和创作灵感，而不必等待中译本的出版。就这一点而言，我仍然认为，一位优秀的作家至少应该掌握当今世界流行的语言——英语的阅读技能，而且更多的优秀中国文学作品首先应该译成世界主要的语言，尤其是英文。通过与西方汉学家和出版机构的合作，我们完全能有效地将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并在全世界推广。由于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内的飞速发展，中国已经对世界经济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作为一位文学研究者，我始终认为，中国文学和文学研究也应当对世界文学的重新建构作出自己的重要贡献，从而使得世界文学突破单一的模式。

尽管中国的比较文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在国际论坛上的声音还很微弱。在这方面，我们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在全世界范围推介中国语言文学的同时，也应当尽力在国际上发表著述，从而直接参与世界文学的重新建构。既然西方学者掌握汉语要比我们掌握英语难得多，我们完全可以用英文著述并发表，这样我们的国际同行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阅读我们的著作，并且对中国文学发生兴趣。在今后的年月里，只要我们努力将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翻译成世界主要语言，真正的世界文学时代就会来临。由此可见，世界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兴盛标志着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比较文学的未来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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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nathan Culler，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42．

(2) Ibid．，p．43．

(3) Haun Saussy，ed．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Chapter One by himself，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p．3．

(4) Haun Saussy，ed．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Chapter One by himself，p．4．

(5) Gayatri Spivak，Death of a Disciplin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pp．15-16．

(6) 这方面，可以参照我的英文论文：“‘Death of a Discipline’？Toward a Global/Local Orienta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Neohelicon，XXXIII（2006）2，pp．149-163。

(7) Ibid．

(8) 参阅 Wang Ning，“Confronting Globalization：Cultural Studies versu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Neohelicon，XXVIII/1（2001），pp．55-66。

(9) Samue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 Reader，72．3（1993），pp．22，49．

(10) 根据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迪德林（Heinrich Detering）的考证，歌德实际上并不是第一个使用“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一术语的人，早在1810年，克里斯托弗·马丁·魏兰（Christoph Martin Wieland）就率先创造了这一术语，但是歌德是最早将其付诸实践和概念化的思想家和作家。2011年12月4日，他和我共同在哥廷根大学德文系合作讲授的研讨班上提出了这一发现。

(11) 关于弗莱对当代文化研究的预示，参阅我的英文论文，“Northrop Frye and Cultural Studies”，in Jean O'Grady and Wang Ning eds．，Northrop Frye：Easter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3，pp．82-94。

(12) Simon During，ed．，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3，“Introduction”，p．1．

(13) 这里有必要提及两个高规格的国际研讨会：2010年8月12—14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其主题是“比较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重新建构”（Comparative Literature：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World Literature），会议精选论文已经发表于Neohelicon，Vol．38，No．2（2011）；以及2011年6月27—29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文学的兴起”国际研讨会，其主题也是世界文学。

(14) Franco Moretti，“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New Left Review，1（January-February 2000），p．54．

(15) Franco Moretti，“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New Left Review，1（January-February 2000），p．55．

(16) Ibid．

(17) Walter Benjamin，“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in Theories of Translation：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edited by Rainer Schulte and John Biguenet，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p．72-73．

(18) 参阅拙作：《文化走出去先要突破翻译困局》，载《中国文化报》2011年11月26日。

(19) 这方面可参见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一些言论，尤其参见《中国青年报》2008年9月17日上的文章：《德国汉学家顾彬推新书：不提“垃圾论”，中国当代文学最大问题是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