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的理论化与跨学科视角

在当今的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界，随着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似乎对文学和文化研究者越来越有吸引力了⁽¹⁾。显然，翻译研究或翻译学作为1976年崛起的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其标志是在鲁汶举行的国际翻译研讨会。由此可见，它迄今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人们也许会问道，翻译学已经成了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门类中的一个成熟的学科了吗？它已经成功地与它过去所依附的对比语言学或比较文学真正分道扬镳了吗？在全球化的时代，面对人文社会科学所受到的各种挑战，翻译研究或翻译学的未来前景如何？如此等等。要较为圆满地回答上述这些问题，我们至少应当有两个前提：首先应当具有一种全球的视野，也即我们应当超越袭来已久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其次应当具有一种理论视角，因为长期以来，翻译研究被人们认为是缺乏理论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应当借助于理论的力量来考察并分析各种翻译现象，并对这一术语或学科进行理论化⁽²⁾。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通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翻译研究确实正在朝着一门独立的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的方向发展。尽管道勒拉普以及由他创立的刊物《视角：翻译学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在致力于推进这门学科的进展，但是翻译学（translatology）这一术语仍未能在国际翻译研究领域内得到广泛的认可⁽³⁾。这一刊物的中国影印版的发行自然对这一术语以及这门学科的普及作了很大的贡献，但要从根本上使大家都承认这一学科，恐怕还须从理论上入手⁽⁴⁾。本文的目的就是从文化的视角提供作者对这一仍存在着很大争议的概念进行理论建构或重建。实际上，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应该对翻译研究或翻译学这门科学的学科在当今学术版图上的位置进行重新定位。尽管翻译学这一术语迄今尚未像其他学科那样在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得到广泛的认可，但它已经广为翻译研究者使用了，特别是欧洲和中国的翻译研究者从一开始就频繁地使用这一术语，而且翻译学的学科地位也至少得到了初步的认可。

毫无疑问，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翻译学应当有自己的对象和研究领地以及基本的方法论。实际上，既然翻译学将所有翻译和阐释实践和理论现象都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它就已经具备成为一门学科的基本条件了。它的方法论因而也就应该是多元的：既是审美的、批判的（主要是指向文学翻译），同时也是经验的、科学的（主要指向科学文献的翻译）。也即它可以在三个相关的学科领域内以跨学科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对比语言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化研究，但它绝不仅仅属于上述任何一个学科，尽管它过去曾经分别属于上述三个学科。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翻译学的功能将愈益明显地显示出来。

尽管翻译研究在中国飞速发展，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不少高校都建立了翻译学院或翻译系⁽⁵⁾，但相当一部分高校学生和教师仍然对翻译与翻译研究或翻译学之间的关系搞不清楚。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阐述一下翻译学与翻译实践的关系。众所周知，翻译自人类开始交往起就存在了，西方人对翻译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的西塞罗，而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则更早，因为中国后来的佛经翻译曾经在历史上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一直是国际翻译学界广为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从传统的语言学角度来看，我们也许可以说翻译意味着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或者说以语言为媒介将一种意义形式转换为另一种意义形式。既然学者们大多认为翻译有不同的种类，因而翻译研究也就完全可以在不同的层次进行。在苏托沃斯（Shuttleworth）和科维（Cowie）看来，“翻译通常以隐喻的形式显示其特征，而且一直被比作玩一种把戏或绘制一幅地图”⁽⁶⁾。他们的这种描述有几分道理，但并不全面深刻。当代学者对翻译的研究曾经在大部分情况下在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或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领域内进行，但在最近几年，情况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翻译研究的诞生，翻译越来越得到来自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视角的关注和考察。它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阐释学、女性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引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由此可见，翻译研究或翻译学无疑已经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吸引了众多的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和文化研究学者，甚至包括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也开始关注翻译和翻译研究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呼唤一门独立的翻译学科的诞生，也即它应当同时独立于对比语言学或比较文学。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翻译研究则始终受到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中传统的“正统”学科的挑战，甚至受到打压。由于许多翻译者，特别是文学翻译者，一贯主张翻译是一门艺术，或者说一种具有再创造性质的艺术，因而翻译理论便自然而然地被认为应当建基于这样一种艺术实践中获取的经验之上。由此而推论，从事翻译研究充其量只是总结翻译实践的一些经验，并无理论可言。但是另一些学者则希望维护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翻译研究的正当地位，它所受到的尊重应当和文学研究或艺术史等学科一样。既然文学创作需要有自己的理论，作为再创造的翻译为什么就没有理论呢？既然文学理论已经越来越与哲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其他众多人文学科相关联并日益变得自满自足，翻译理论为什么就一定要依附于翻译实践呢？它难道不能像文学理论那样成为一种元批评理论话语吗？

另一个趋势是，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翻译研究越来越接近文化研究。实际上，在笔者看来，翻译研究应当成为文化研究之广阔领地的一个分支学科领域⁽⁷⁾。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区分翻译的概念与翻译学概念的不同：前者诉诸一种由综合知识和经常的练习支撑的实践性技艺，后者则本身就是一门学术分支学科，或者说是一门以深入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为特征的人文知识分支学科。尽管翻译理论应该能够指导翻译实践，但是随着这门学科的日臻成熟，它已经变得越来越自满自足，越来越远离翻译实践。它对实践的指导往往不是居于技术层面，而更是居于思想和原则层面。也即一种翻译理论的提出往往能够改变人们对某种既定的翻译标准的看法，导致一种新的翻译实践模式的诞生。在当今时代，随着文化全球化现象的日益明显，在许多人看来，翻译将变得越来越无用，因为世界文化正变得越来越具有趋同性，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互联网上获取英文信息。然而，只要人类还用不同的语言进行交流，翻译就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有些学者，特别是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列·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便呼吁翻译研究中出现一种“文化的转向”（cultural turn），而文化研究中也应该相应的出现一种“翻译的转向”（translation turn）。在他们看来，在全球化的时代，翻译仍将占据人类知识领域的重要位置，并且在未来的年月里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传统的基于对比语言学之下的翻译的定义应当改变，翻译的内涵应该扩大，也即应该从纯粹字面意义的转述变为文化的翻译和阐释。由此可见，翻译的历史任务不是变轻了，而是更加重了。与之相应的就是，翻译研究或翻译学所应该承载的任务也更加重要和必不可少了。

尽管不同的翻译理论家对翻译的定义及功能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在笔者看来，翻译毕竟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交流都是不可缺少的。试想，如果没有翻译的中介，来自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只能被彼此隔绝，老死不相往来，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更是如此。当然，在当今各种交流手段中，语言是第一位的，而翻译就是通过语言的媒介将意义从一种语言转变为另一种语言的技艺。但是翻译学研究者又是如何提出自己的理想的同时也是最为确当的翻译的呢？这个问题自从翻译开始存在以来就一直为人们所争论不休。几乎所有的翻译者都试图接近原文的意义，所有的翻译理论家都试图发展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并且对翻译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发现，要想进入“忠实”（faithfulness）这一境地确实是难之又难的，因为由于众多的原因，源语中的意义是不可能在目的语中得到绝对忠实的表达的，任何忠实都只能是相对的，其中一个突出的原因就是文化的因素。因此有些翻译研究者便力图发现某种折中办法来解决“忠实”的问题。近几十年里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尤金·奈达提出的“动态对应”（dynamic equivalence）的概念，他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译者“旨在完成表达的自然性，并试图将接受者与在自己的文化语境中相关联的行为模式联系起来”⁽⁸⁾。显然，在奈达看来，完全的对应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此他便试图发现一种相对确当的方法来再现源语中的意义，而表达在目的语中的意义实际上达到的正是这种“动态对应”的效果，因为他很明白，这是译者自身的能动作用所使然。确实，当代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大都受到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以及后来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影响。如果我们承认，本雅明的那篇探讨译者的任务的挑战性论文⁽⁹⁾预示了当代翻译研究中的解构方法的话，那么德里达的尝试则为一种具有解构思想的翻译之合法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铺平了道路。

本雅明和德里达在翻译学上的一大贡献就是解构了所谓的“忠实”，也即解构了所谓的文化本真性（authenticity）。按照德里达的翻译理论，任何译者都无法确认自己是否已经掌握了真理（忠实）；他所能达到的只能是接近了真理（忠实）。同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无数相对真理之河才能成为绝对真理。依循德里达对翻译的解构式研究，另一些文化翻译理论家，如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¹⁰⁾、霍米·巴巴（Homi Bhabha）⁽¹¹⁾以及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¹²⁾也都在各自的翻译研究中提出了自己的解构策略，而爱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¹³⁾则试图拓宽当代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理论视野。上述理论家对翻译学的推进性贡献在于：斯皮瓦克在为自己翻译的德里达《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一书撰写的长长的“译者前言”（Translator's Preface）中开辟了一种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翻译和阐释理论著作的新方法；巴巴的“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概念则预示了一种视野广阔的多学科研究翻译的方法，并从后殖民的理论视角重新建构和定位了（民族）文化；而韦努蒂的“异化”（foreignization）和“归化”（domestication）概念则指明了两个相互对立的文学和文化翻译方向，并且更加突出了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作用。所谓文化精神的再现应该是最高境界的“忠实”，每一代的翻译者都试图在接近这一理想。这也许正是不同时代的译者总是要花很多时间重译文学名著以便满足不同时代的读者大众的基本需求的原因所在。然而，从文化和阐释学的角度来看，翻译也可以被视为一种阐释和再现的手段，这尤其体现于文学翻译中。

既然文化翻译在我们的理论争鸣中更容易引起争议，我们首先从奈达的翻译理论开始讨论，因为他在中国的语境下影响很大，并经常被人们引证。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奈达的理论仍然是居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层面上，尽管他多少也涉及了文化的某些方面。但是探讨确当的翻译（relevant translation）的较近一个例子可以在德里达于1998年所作的一次演讲中见到。他在那里所讨论的翻译已经不是传统的语言学层面上的“逐字逐句”（word for word）的翻译，而更是文化层面上的“按照意义的”（sense for sense）翻译或阐释。德里达也和另一些后结构主义者一样，并不相信任何绝对确当的翻译的合法性和本真性，因为在他眼里，任何事物都是相对于另一些事物而存在的。因而他以及他的阐释者们便认为，所谓“确当的翻译”这个概念绝不是指“理论中的新鲜事物，即使它始终引发各种不同的构想，尤其在最近几百年里是如此”⁽¹⁴⁾。虽然绝对“确当的翻译”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如果译者们努力去尝试的话，仍可以获得一种相对“确当的翻译”。在他的理论探险中，人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了翻译焦点的转移：从纯粹语言学层面上的字面意义的翻译转到了能动的文化阐释和再现。因此在德里达看来，翻译既在语言学的层面上产生功能，同时也在文化的层面上产生功能⁽¹⁵⁾，而后者更对当代翻译学研究者有着诱惑力。

一般说来，字面翻译对于忠实地再现科学文献的意义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在当今时代，这一点完全可以由经过计算机更新的机器翻译来取代。然而，在文学翻译中，最难做到并且最容易引起争议的莫过于再现隐于本文字里行间甚至字面之背后的含义。文学作品通常隐含着丰富多意的文化和审美意蕴，这一点如果译者仅拘泥于语言字面上的表面忠实是根本无法译出其意义的。因此对于优秀的译者来说，原文精神和风格上的忠实要大大胜于字面和句法上的忠实。在谈到翻译之于文学经典构成和重构的作用时，我们很容易发现，优秀的翻译会大大地帮助建构新的经典，而拙劣的翻译则会把本来在源语中属于经典的作品破坏进而成为目的语中的非经典。因而有必要在一个新的语境下对翻译进行重新定义，因为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们认识到，翻译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个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下从事翻译研究，因为翻译至少涉及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

现在再来讨论德里达的翻译理论。按照一种理想的翻译之标准，德里达指出，“任何翻译的策略都不可能决定性地依附于一种文本效果、主题、文化话语、意识形态或制度。这样的依附性在译者出自其中的文化和政治情景中是偶然的。这些字面直译的策略实际上在翻译史上始终被用于相反的作用”⁽¹⁶⁾。所以，在今天的全球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人们最需要的首先应当是理解异域文化的微妙含义以便和来自那些文化传统的人们进行最为有效的交流。这样，对德里达来说，“一种确当的翻译就是‘好的’翻译，也即一种人们所期待的那种翻译，总之，一种履行了其职责、为自己的受益而增光、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或义务的译文，同时也在接受者的语言中为原文铭刻上了比较准确的对应词，所使用的语言是最正确的，最贴切的，最中肯的，最恰到好处的，最适宜的，最直截了当的，最无歧义的，最地道的，等等”⁽¹⁷⁾。尽管德里达试图为何为确当的翻译或最好的翻译提出一个准则，但他实际上却表明，这样一种准则本身也是不确定的，并且有着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在讨论翻译的不同方面时，我们立刻会想到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所提出的著名的翻译三要素：语际（interlinguistic）翻译、语内（intralinguistic）翻译以及语符（intersemiotic）翻译⁽¹⁸⁾。他在界定翻译时所提出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向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在当前这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我们还应当加上另一个要素：跨文化（intercultural）翻译，这一点在全球化研究中已经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既然全球化已经使得民族和文化身份变得模糊和混杂，它同时也使得翻译学的学科身份变得模糊和混杂了，使其成为一个具有跨学科特征并居于多学科之间的临界的“边缘”学科。这一学科领域内的学者们都认识到，翻译在今天的意义上应当既是语言学层面上的意义转述，同时又是文化层面上的文化阐释和再现，而且后者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强调。但是在今天的语境下，翻译首先应当转变其功能：从简单的语言字面意义的解释过渡到文化层面上的意义阐释和再现。前者的功能可以由机器翻译来取代，后者则只能由人来完成，因为只有人才能最为恰当地把握文化的微妙含义并加以确当的表达和再现。

在全球化的时代，正如马丁所描述的，在一个“电子时代的地球村里，通过信息和传播技术的中介，新的社会和文化组织的范型正在出现”⁽¹⁹⁾。这样一个信息社会浓缩了传统意义上的时空概念，使得人们可以更为直接和更为便捷地进行交流。全球化在文化上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世界语言体系的“重新绘图”（remapping）以及世界文化格局的重新分布：原先广为人们所用的语言将变得更为流行，原先强势的文化变得更为强大；原先很少为人所使用的语言或者消亡或者处于垂死的状态中，原先处于弱势的文化将变得更为微弱并更带有“殖民化”的色彩。现举英语为例。在全球化的时代，英语的功能正在变得越来越突出：所有的科学论文要想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就必须用英文撰写发表在国际刊物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宁愿用英语和外国人进行交流，而不能借助于翻译用本国语言进行交流。这样一来，英语在一个全球信息社会正扮演着越来越不可或缺的角色。人们不禁会这样问道，既然所有的人都在学英语，翻译还有什么用？实际情况恰恰与其相反，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尽管许多人都在学习英语并直接用英语进行交流，但翻译仍显得越来越有必要，因为人们需要更加有效地、排除误解地进行交流，因而对翻译的要求就更高了。同时科学家也不想让自己的科学发现被歪曲或表达不恰当，因此他们需要高手来修改润色他们的论文。他们仍迫切地需要才能出众的翻译以便产生出确当的译文，不仅在字面上准确地表达他们论文的要旨，而且也能将其中的深刻微妙的文化意蕴阐发并表达出来。

显然，全球化的法则已经使得世界人口的大多数被边缘化了，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直接受益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也导致了文化上的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文化正在将其价值观念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因此一些非英语国家的人们十分担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将面临的“殖民化”之可能。在这方面，翻译曾经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举中国为例。在20世纪，大规模的文学和文化翻译将西方的学术思想引进了中国，加速了中国的文化现代性进程。但到了20世纪末，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政府决定在文化上也塑造一个大国的形象，也即中国的和平崛起并不对周边国家构成任何威胁，中国自身也在经历一个“脱贫困化”（de-povertizing）和“去第三世界化”（de-third-worldizing）的过程。大量的资金投入用于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数百个“孔子学院”，以便普及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因此在当今中国，翻译的重点已不再是外译中，而更应当转向中译外，也即通过文化翻译的强有力手段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品翻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尤其是英语，使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精神为世人所知。因而翻译在此再次显示出其突出的实用功能和政治功能，而不仅仅是语言上的交流之功能。

也许人们会问，既然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正变得越来越趋同，那么翻译的功能又体现在何处？实际上，全球化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极致：从西方旅行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旅行到西方。辩证地说来，全球化造就了不同的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联系，例如身份、社会关系甚至包括制度，而且这些联系又必须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²⁰⁾。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的身份都无可还原地变得混杂了，不可避免地要再现所表达出来的景致”⁽²¹⁾，但是新的身份也可以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得到建构和重构。在这方面，翻译肯定能为重新建构文化身份作出重要的贡献。此外，不同的社会、文化与民族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借助于信息的沟通，在这其中，语言，或更确切地说，英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翻译便显得更加必不可少，因为它不仅有着交际的功能，而且也有着文化交流和政治策略的功能。它已经远远地走出了转述字面意义的表层，因而对翻译的研究就应当更加重视其文化的方面。

在今天的“地球村”里，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翻译的中介而实现的，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无论文学和其他精英文化形式多么萎缩，翻译仍将在人们的文化知识生活以及日常交流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考虑到上述各种因素，我们翻译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应该抓住这一有利的时机对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翻译研究或翻译学进行重新定位。虽然翻译学尚未像其他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那样在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得到普遍的认可，但这一术语已经在翻译研究者中广泛地得到使用，特别是欧洲和中国的翻译研究学者更是频繁地用它来描述对翻译现象的审美的或经验的研究。它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但并不一定要用来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因为它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研究领地、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自足的学科。它不仅对翻译实践有所贡献，更重要的是，它还将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整体建构有所作为。

在纪念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诞生30周年之际，我们不禁想到对翻译学进行理论化的必要性，因为这是一门成熟的学科的基本要求。十多年前，在呼唤翻译研究独立于比较文学学科时，苏珊·巴斯奈特语气坚定地指出：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妇女研究、后殖民理论以及文化研究中的跨文化著述已经从总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目。我们从现在起应当把翻译研究看作一门主干学科，而把比较文学当作一个有价值但却是辅助性的研究领域。⁽²²⁾

我们虽然不一定赞同巴斯奈特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但也不得不承认，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当代翻译研究领域内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翻译研究或翻译学现在被人们理解为“指涉一门关于翻译的研究的学科，包括文学和非文学翻译，各种类型的口译以及配音和字幕翻译的研究”⁽²³⁾。但是时至今日，这一领域内的学者仍然常常把注意力集中于探讨翻译学的合法性以及其理论架构。笔者认为，翻译学应当被看做是一门独立于对比语言学和比较文学等任何学科领域的自满自足的学科。我们有众多的学术期刊和著作作为其基础，大学的课程设置中也有翻译教学的计划，因此翻译研究正变得越来越成熟。同样，翻译学自有其特征，因此如果我们考虑到其语言学的方面、其审美的和文化的含义以及研究的实证性的话，我们便无法仅仅将其划定在人文学科内，当然也无法仅仅将其定位在社会科学内，因为它还有着文化阐释和再现的功能，而且翻译首先应当是一个文化问题。这样看来，翻译学便应当被看做是如同符号学、人类学甚至心理学那样的一门处于临界状态的边缘学科，因为它与自然科学（例如机器翻译、新的翻译软件开发、计算机语言等）、社会科学（例如翻译译文的经验研究、不同译本的语言学分析等）和人文科学（例如文学翻译的审美欣赏、同一经典文本的不同译文的比较研究等）都有着诸多关系。所有这些都应当作为建立一门独立学科的必要基础。

由此可见，作为一门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的独立的学科，翻译学应当有自己的对象和研究领地以及方法论。具体说来，它的研究应当在下面三个层次上进行。

1．在比较文学的层面上进行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当翻译研究被压抑到边缘时，一大批比较文学学者，如勒弗菲尔、巴斯奈特、朗伯特、根茨勒、欧阳桢等，率先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来研究翻译问题，他们往往超越了欧美文学之间的比较，进入了东西方文学比较的跨文化的高层次，翻译只是他们从事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的一个切入点，结果他们在翻译研究领域内的影响大大超过了在比较文学界的影响。这至少说明在翻译研究这块刚刚得到开垦的“处女地”上仍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他们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探索为翻译学从边缘向中心运动进而消解单一的中心之尝试铺平了道路，其最终目的在于促使翻译学早日摆脱比较文学的阴影而逐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2．在语言学的层面致力于翻译文本的对比和分析。如果我们认为上述第一个层次以研究者的能动阐释和审美再现为特征的话，那么在这一层次上，研究者则强调经验性和科学性，并以语料分析的缜密性为其特色。这一方向的研究者往往试图通过基于语料库的分析和其他具有实证性的资料来证明这一学科的科学性。这一研究方向近似社会科学的实证性和经验性研究，很少对译文进行审美价值判断。他们所探讨的问题，正如本雅明所言，试图证明，应该返回主宰翻译法则并涉及可译性问题的原文，因为翻译只是一种形式⁽²⁴⁾。

3．在跨文化的层次上进行研究，或者说纳入广义的文化研究大语境之下进行研究，在这里，翻译研究实际上是文化研究之下的传媒研究的一部分，因为语言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因而翻译的传播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同样，在这样一个广阔的语境中，翻译学的研究既是理论性的，同时又有着研究者的批判性和阐释性观点。确实，文化研究以反机构、反理论甚至反解释而著称，但是文化研究学者的实践却恰恰证明了这种研究是由各种后现代理论支撑的，正是这些后现代理论解放了长期被压抑在边缘的话语、亚文化以及亚文学。因此，翻译研究完全可以被当作广义的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并且可以从后者中汲取和借鉴方法论。

十多年前，当翻译研究处于危机之境地和“语言的囚笼”中时，巴斯奈特和勒弗菲尔大胆地呼唤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这不仅使得这门新崛起的学科走出困境，而且也为研究者指明了一个新的视角，翻译学正是从中走出并一直沿着文化的方向发展的。正如根茨勒在讨论早期的翻译研究时所总结的，“翻译研究一开始就号召暂缓尝试对翻译理论下定义，同时试图首先更多地了解翻译的步骤。翻译研究学者并不企图解决意义的性质的哲学问题，而是关注意义是如何旅行的。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一个最有特色的地方在于，坚持对各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敞开大门：使文学研究者和逻辑学者合作研究，使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一起合作研究”⁽²⁵⁾。这无疑对当时的翻译研究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在30年之后，翻译研究发展兴盛的今天，仍不对之加以理论化，未免就有些失当了。当前，曾一度兴盛的文化研究陷入了独语的危机境地，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西方学者，如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以及凯·道勒拉普等，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来消解当代文化研究中的英语中心主义思维模式⁽²⁶⁾。巴斯奈特和勒弗菲尔曾试图呼唤文化研究中出现“翻译的转向”（translation turn），但是由于巴斯奈特缺乏东方文化的背景，勒弗菲尔虽然关注中国的文化和翻译研究，但他毕竟不通晓中文，再加之他的英年早逝，这一理论建构便无法完成。鉴于现在翻译学的日益成熟，并率先在中国得到长足的发展，我们完全有能力向国际学术界宣告，文化研究中的翻译学转向应当由中国学者来提出⁽²⁷⁾。因为，经过近30多年的对外开放，我们已经引进了几乎所有的西方理论，并且一直沉溺于消费理论的状态中，现在，应该是让我们这个文化大国转向的时候了：从一个理论消费（theory consuming）的国家转向一个理论出产（theory producing）的国家。难道我们不能率先在翻译学领域内有所突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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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尽管按照根茨勒的说法，翻译研究在美国发展得极其缓慢，远远落后于欧洲或中国，但在近几年里，一些文学和文化研究者，例如斯皮瓦克、戴维·戴姆拉什等，已经开始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这一新兴的学科。他们自2005年9月以来已经举行了两次关于翻译和世界文学方面的国际研讨会。(www.xing528.com)

(2) 实际上，翻译也引起了其他学科学者们的强烈兴趣，例如社会学和国际政治等领域内的学者也关注文化的翻译。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和扬·阿特·肖尔特（Jan Aart Scholte）在主编《全球化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时，就邀请笔者担任副主编，并撰写一个比较长的条目“翻译”（translation），试图凸显翻译在全球化时代的作用。该百科全书于2006年年底由路特利支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已于2011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3) 《视角：翻译学研究》（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是目前国际翻译研究刊物中唯一一家以“翻译学”冠名的刊物。

(4) 为了让中国的读者能够及时地了解国际翻译学领域内的最新进展，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起，每年影印出版一卷国际翻译研究的权威刊物《视角：翻译学研究》合订本。目前已出版三卷，每卷的印数都在四千册以上。

(5) 建立了翻译学院的中国高校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山大学等；建立了翻译系的高校则包括四川大学、河北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等。

(6) Mark Shuttleworth ＆ Moira Cowie，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anchester，UK：St．Jerome，1997，p．181．

(7) Cf．Wang Ning，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Singapore：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2004．

(8) Eugene Nida，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Leiden：Brill，1964，p．159．

(9) Walter Benjamin，“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Illuminations，trans．Harry Zohn，ed．Hannah Arendt，New York：Schocken，1968，pp．69-82．

(10) Gayati Chakrovorty Spivak，“Translator's Preface”，to Of Grammatology by Jacques Derrida，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4．

(11) Homi K．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4．

(12) 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London：Routledge，1995．

(13) 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0．

(14) Lawrence Venuti，“Introduction”to Derrida's“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Critical Inquiry，Vol．27，No．2（Winter 2001），p．170．

(15) Ibid．，p．175．

(16) Lawrence Venuti，“Introduction”to Derrida's“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Critical Inquiry，Vol．27，No．2（Winter 2001），p．172．

(17) Jacques Derrida，“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Critical Inquiry，Vol．27，No．2（Winter 2001），p．177．

(18) Roman Jokobson，“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in Rainer Schulte and John Biguenet eds，Theories of Translation：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1992，p．145．

(19) J．William Martin，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Hampshire：Aslib Gower，1995，pp．11-12．

(20) Fredric Jameson，“Notes on Globalization as a Philosophical Issue”，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eds．Jameson and Masao Miyoshi．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8，pp．54-77．

(21) Gayati Chakrovorty Spivak，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Cambridge，Mass．＆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55．

(22) Susan Bassnett，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Oxford UK ＆ Cambridge USA：Blackwell，1993，p．161．

(23) Mona Baker，ed．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8，p．277．

(24) Walter Benjamin，“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Illuminations，trans．Harry Zohn，ed．Hannah Arendt，p．69．

(25) 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p．78．

(26) 应该承认，这几位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和语言是真的感兴趣，并有所涉猎。例如，年逾80的米勒曾公开宣称，“假如我年轻20岁的话，我一定要从学习中文开始”（If I were 20 years younger，I would start from very beginning to learn the Chinese language）。斯皮瓦克则自从2002年以来就一直以一个普通学员的身份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中文班听课，并能简单地用汉语进行日常交流。道勒拉普则是极少数对中国的翻译研究如此感兴趣的国际刊物主编之一，他主编的《视角：翻译学研究》发表的中国学者的论文最多，因而对中国的翻译研究或翻译学的发展成熟进而走向世界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27) 这方面参阅拙作：《翻译的文化建构和文化研究中的翻译学转向》，《中国翻译》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