剡溪，作为文化意义上的“浙东唐诗之路”，曾经吸引与陶醉了多少慕名而来的唐代诗人？“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李白《秋下荆门》）“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仅在李白诗中，我们便能多少回寻觅到越中风物的艺术显影！这在今天似乎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人们也许还没有充分注意到，“浙东唐诗之路”在当时不仅驰名海内，而且蜚声域外。翻检《日本诗纪》，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在日本平安朝时代，剡溪曾经以其汇合了天光水色的自然景观和回响着历史足音的人文景观，赢得无数日本汉诗作者的心驰神往。棹舟“剡溪”、访道“天台”、寻迹“刘蹊阮洞”，是包括诗坛冠冕菅原道真在内的许多日本汉诗作者梦寐以求的赏心乐事——而这恰好可以成为我们观照“浙东唐诗之路”的一个独特视角。
（一）
在星罗棋布于“浙东唐诗之路”的诸多景观中，最为平安朝汉诗作者所向往的无疑是剡溪的发源地“天台”。披览平安朝后期的汉诗总集《扶桑集》、《本朝丽藻》、《本朝无题诗》等，情系天台的吟咏不时跃入眼帘。如：
一辞京洛登台岳，境僻路深隔俗尘。
岭桧风高多学雨，岩花雪闭未知春。
琴诗酒兴暂抛处，空假中观闲念长。
纸阁灯前何所听，老僧振锡似应真。
——藤原通宪《春日游天台山》
天台山岭万重强，趁得经行古寺场。
削迹嚣尘寻上界，悬心发露契西方。
鹤闲翅刷千年雪，僧老眉垂八字霜。
珍重君辞名利境，空王门下立遑遑。
——源为宪《奉和藤贤才子登天台山之什》
是二诗分别收录于《本朝丽藻》与《本朝无题诗》，亦见于《日本诗纪》卷三十一、四十二。
作者并非平安朝诗坛上的佼佼者，诗作本身也平平无足称赏——从谋篇布局到遣词造句，都带有日本汉诗处于发轫阶段时所难以避免的稚拙，但它却传达出关乎我们的话题的信息，那就是在平安朝时期，登临与游历天台，是诗人们乐于吟咏且历久难忘的一种体验。源氏所作题为“奉和藤贤才子登天台山之什”，所谓“藤贤秀才”，是指藤原有国（有国字贤）。《本朝丽藻》及《日本诗纪》录有他的《秋日登天台，过故康上人旧房》一诗，当属原唱。诗云：
天台山上故房头，人去物存几岁周？
行道遗踪苔色旧，坐禅昔意水声秋。
石门罢月无人到，岩空掩云见鹤游。
此处徘徊思往事，不图君去我孤留。
诗以抒发对“故康上人”的怀念之情为主旋律，较多地渲染的是“人去物存”的感怆；展示天台胜迹，表现登临意趣，则非其“题中应有之义”，故而笔墨未及。但“秋日登天台”这一举动本身，却分明昭示了天台对作者所具有的吸引力。而此诗一经吟成，即有人奉和，并且在奉和时有意将“过故康上人旧房”这一层意思略去，转而把“登天台”作为诗的主体加以铺展，这也说明“天台”才是其神思之所驰。
的确，以“登天台”为题相唱和，在当时虽未形成一种时尚，却是许多诗人兴趣之所系。《日本诗纪》卷三十一录有大江匡衡的《冬日登天台即事，应员外藤纳言教》一诗，可为佐证：
相寻台岭与云参，来此有时遇指南。
进退谷深魂易惑，升降山峻力难堪。
世途善恶经年见，隐士寒温近日谙。
常欲挂冠缘母滞，未能晦迹向人惭。
心为止水唯观月，身是微尘不怕岚。
偶遇攀云龙管驾，幸闻按雾鹫台谈。
言诗谨佛风流冷，感法礼僧露味甘。
恩熙岂图兼二世，安知珠系醉犹酣。
这是一首“应教”诗，而所谓“应教”，与“应制”一样，属于一种“命题作文”。诗题既云“应员外藤纳言教”，则命题者当是官居大纳言兼左卫门督的藤原公任。藤原公任是《和汉朗咏集》的编撰者，兼擅诗文，但今存的十三首诗作中，并无咏及天台者。这只有一种可能，即该诗已经亡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藤原公任、大江匡衡，还是藤原有国、源为宪，作为遣唐使制度已遭废止的平安朝后期的缙绅诗人，都没有渡海“遣唐”的经历，自也从未涉足过天台。这就意味着他们诗中所描写的登天台、参佛寺、悟禅机的种种情景，皆为想象之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有句：“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倒是可以移评这一创作现象。而骋想象于天台，岂不又见出当时的汉诗作者对天台是何等心驰神往？当然，天台是普遍信奉佛教的平安朝诗人所顶礼膜拜的圣地，这决定了他们在想象中演绎其“游历”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出以庄重之笔，营造出一种近乎肃穆的氛围。于是，我们也就难以在作品中感触到其本当具有的淋漓兴会和酣畅意态了。
（二）
寻绎与“浙东唐诗之路”相关涉的平安朝汉诗作品，我们可以发现，把持平安朝诗坛的缙绅诗人们不仅对“浙东唐诗之路”的自然景观极为神往，屡屡发出“江郡浪晴沈藻思，会稽山好称风情”之类的由衷感叹，而且熟谙点缀于其间的由历史遗迹、名人轶闻以及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构成的人文景观——后者同样为他们所喜吟乐咏。就中刘晨、阮肇天台遇仙的传说和严光富春垂钓的故事尤承青睐。
《日本诗纪》卷二十录有菅原道真的《刘阮过溪边二女诗》，这是咏及刘阮传说的汉诗作品中流播较广、影响较大的一篇：
天台山道道何烦，藤葛因缘得自存。
青水溪边唯素意，绮罗帐里几黄昏。
半年长听三春鸟，归路独逢七世孙。
不放神仙离骨录，前途脱屣旧家门。
显而易见，此诗粘着于刘阮天台遇仙的本事，而没有过多地生发、拓展开去，因此很难将它推许为“灵光独运”或“别开生面”的作品，尽管它出自大家手笔。不过，其结构之流转自如，毕竟又显示出一点有别于藤原通宪及大江匡衡等人的大家气象。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首题画诗，与《卢山异花诗》、《题吴山白水诗》、《徐公醉卧诗》、《吴生过老公诗》同为题写“唐绘屏风”而作——诗前的序文明白揭示了这一点。由此可以推知的是，刘阮传说曾同时作为流行于平安朝的“唐绘屏风”的素材而受到画师的钟爱，而此诗此画流传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负载着刘阮传说的“浙东唐诗之路”向海外播扬与延伸的过程。
如果说菅原道真的题咏保持着近乎“实录”式的冷静态度和从容笔法的话，那么，《本朝丽藻》所收录的大江以言的“句题诗”《花时意在山》则染有较为浓烈的感情色彩，庶几可视为摅写心声之作：
庐杏绥桃存梦想，刘蹊阮洞系精神。
万缘不起唯林露，一念无他是岭春。
从既定的视角着眼，引人注目的当然是“刘蹊阮洞”一句：它袒示了作者渴望寻迹刘蹊阮洞的情怀，从而表明作者不仅仅是刘阮传说的域外播扬者，而且对刘阮的艳遇是私心慕之的。稍后于大江以言，藤原实纲的句题诗《远近多花色》也表达了对刘阮的企慕与欣羡之意：“桃夭刘阮仙家迹，柳絮陆张一水邻。”
在咏及严光富春垂钓故事的平安朝汉诗作品中，则以高丘五常的《三日山居，同赋青溪即是家》最堪把玩：
野夫高意趣，云卧几回春。
独饮南山水，宁蹈北阙尘。
青溪唯作宅，翠洞□为邻。
汉曲犹称老，唐朝不要宾。
俗人寻访隔，禽鸟狎来亲。
自业何为□，严陵滩上纶。
题曰“同赋”，说明赋写这一诗题的还有其他一些诗人。但除了此诗为《扶桑集》残卷所载录外，其余的作品俱已亡佚。这是何等令人遗憾的事情！此外，由“同赋”还可以推知，这实际上也是一篇具有规定情境的“命题作文”。“同赋”的目的是为了娱情遣兴和逞才竞巧，这又多少反映了绵延于平安朝诗坛的游戏笔墨的倾向。尽管如此，诗中所表现的隐逸意趣仍不失其真切——至少作者是心契于放浪林泉的隐逸生活的。而归结到既定的话题上来，诗中不仅表示要像严光那样以垂纶为业，而且“青溪”、“翠洞”等意象似乎也与“浙东唐诗之路”上的景致有着脱不了的干系。当然，此诗的着墨点是自抒怀抱，因而对严光的高风亮节以及与之相惬的青山绿水未作赞美之辞。相形之下，藤原能信的《得吴汉》一诗倒是赞美有加：“富春山月当头白，严子滩波与意清。”
（三）
自然，平安朝的缙绅诗人们更多地吟咏与思慕的还是“浙东唐诗之路”的载体——剡溪。“隐几倩思寻友趣，子遒遥棹剡溪舟”。（藤原明衡《秋月诗》）历史上曾经棹舟于剡溪的骚人墨客的流风余韵，是那样振奋着平安朝后期诗人的高情与逸兴，激发着平安朝后期诗人的灵感与藻思。但横亘在两国之间的波涛汹涌的大海以及比大海更难逾越的停止遣唐的政令，却使得他们有心“因之梦吴越”，无缘“飞渡镜湖月”。于是，他们便转而寄情于近似剡溪的本地风光，朝夕游赏，聊以消弭内心的憾恨。藤原季纲《月下言志》一诗云：
朔管秋声遥遣思，南楼晓望几伤心。
闲褰帘箔有余兴，何必剡溪足远寻。
所谓“何必剡溪足远寻”，意在强调眼前风光亦极赏心悦目，较之剡溪“末遑多让”。这即便不是自欺之语，至少也是自慰之辞。
有趣的是，每当清风朗月之夜，缙绅诗人们对剡溪的怀想之情便分外强烈，反映在创作中，其表现是热衷于以“玩月”为题驰骋诗思，并往往在篇末引来剡溪相参照。如：
何处月光足放游，寺称遍照富风流。
岁中清影今宵好，天下胜形此地幽。
池水冰封宁及旦，篱花雪压不知秋。
已将亲友成佳会，还笑剡溪昔棹舟。
——藤原明衡《遍照寺玩月》
景气萧条素月生，自然个里动诗情。
秋当暮律初三夜，时及漏筹四五更。
双鬓霜加惊老至，前轩雪袭识天晴。
南楼瞻望虽争影，东阁光华欲此明。
帷幕高褰云敛后，琴歌不断梦残程。
一觞一咏谁能禁，何心剡溪寻友行。
——藤原有信《玩月》
二诗都采用扬此抑彼的笔法，着意揄扬此地此夜的皓洁月色，而对彼时彼地的剡溪风光故作不屑状。个中原因，或许是对于他们来说，棹舟剡溪，始终只是一个美好却遥远的梦，不及眼前月色、身边韵事来得真切。换言之，纵情于眼前月色与身边韵事，在他们也许仅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事实上，以剡溪为参照，这本身便表明在他们心目中，剡溪独擅天下风光之胜。
以剡溪为中心，缙绅诗人们将视野拓展开去，对整个吴越地区的风光景物及人文胜迹都充满游赏和题咏的热情，“钱塘水心寺”便屡屡闯入他们的梦境和诗境：
钱塘湖上白沙头，四面茫茫楼殿幽。
鱼听法音应踊跃，鸟知僧意几交游。
春风岸暖苔茵旧，暑月波寒水槛秋。
已对诗章谙胜趣，何劳海外往相求。
——藤原公任《同诸知己钱塘水心寺之作》
余杭萧寺在湖头，传道水心景趣幽。
火宅出离门外路，月轮落照镜中游。
云波烟浪三千里，目想心驰五十秋。
天外茫茫龄己暮。此生何日得相求？
——大江匡房《水心寺诗》
应当说，大江匡房在篇末发出的慨叹，才是脱尽夸矜、略无矫饰的真实心音，从中见出作者此生不能往游钱塘的憾恨之深。
（四）
“浙东唐诗之路”与日本平安朝汉诗之间的不解之缘略如上述。没有谁能否认，“浙东唐诗之路”既牵系着平安朝诗人的情思，也为他们提供了新的题材领域和意象仓廪。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结论。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在遣唐使频繁赴唐的奈良朝的汉诗作品中，几乎没有一篇涉及“浙东唐诗之路”，与此相反，在遣唐使制度废止后的平安朝中、后期，咏及“浙东唐诗之路”的篇什虽不至于俯拾皆是，却稍觅即得。这里究竟有什么奥秘呢？如果仅作静态的平面的分析，也许会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只要对奈良、平安朝诗坛的风会变迁加以动态的立体的考察，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日本汉诗不仅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下形成的，而且形成以后也一直自觉接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甚至在它已趋成熟和繁荣的江户时代，仍未能摆脱这种影响——如果我们把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摹拟看作一种影响的方式的话。由于中国古典诗歌“代有新变”，所以日本汉诗摹拟的对象也就不断发生转移：由六朝诗转移到唐诗，再由唐诗转移到宋诗。这种转移的过程，亦即诗坛风会变迁的过程。但日本诗坛的风会变迁，并不是与中国诗坛同步进行的，而要落后于中国诗坛半世纪或一世纪。于是，中国诗坛上的“昨日黄花”，往往成为日本诗坛上的最新标本。而在奈良朝时期，为缙绅诗人们所摹拟并影响着诗坛风会的恰恰是六朝诗而非唐诗。将奈良朝的汉诗总集《怀风藻》与反映六朝风尚的《文选》加以比照并观，可以发现它们从内容到形式都惊人地相似：就形式而言，《怀风藻》所收录的作品中，五言诗占总数的90%，七言诗占总数的5.8%；而《文选》所收录的作品中，五言诗占总数的89%，七言诗占总数的1.8%。二者比例相近，都是五言诗占压倒优势。同时，《怀风藻》中的作品多用对句而犹欠工整、已重声律而尚未和谐，这与《文选》所大量收录的六朝诗的艺术特征也是一致的。就内容而言，《怀风藻》中的侍宴从驾之作、言志述怀之作、写景咏物之作等，都不过是重复表现收入《文选》的六朝诗所早已表现过的题材和主题。这样，“熟精文选理”的读者，在阅读《怀风藻》时不免产生似曾相识之感。且看其例：
虞风载帝狩，夏谚颂王游。
春方动辰驾，望幸倾五洲。
山祗跸峤路，水若警沧流。
神御出瑶轸，天仪降藻舟。
万轴胤行卫，千翼汛飞浮。……
德礼既普洽，川岳偏怀柔。 (www.xing528.com)
——颜延年《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
帝尧叶仁智，仙跸玩山川。
叠岭杳不极，惊波断复连。
雨晴云卷罗，雾尽峰舒莲。
舞庭落夏槿，歌林惊秋蝉。
仙槎泛荣光，风笙带梓烟。
岂独瑶池上，方唱白云天。
——伊与部马养《从驾应诏》
前诗见于《文选》卷二十二，后诗见于《怀风藻》。文辞虽不相袭，意境与情调却是毫无二致的，而造境与抒情的手法也如出一辙。这样，二诗便有一种内在的“神似”——如果说外在的“貌似”并不明显的话，而作为蓝本的当然是前诗而非后诗。
但进入平安朝以后，诗坛风会却发生了变迁：由摹拟六朝转变为摹拟唐诗。此时被缙绅诗人们奉为摹拟的蓝本的已不是《文选》而是《白氏文集》。如果说《怀风藻》中更多地看到的是《文选》的影响的话，那么在平安朝前期编撰的“敕撰三集”以及其后编撰的《扶桑集》、《本朝丽藻》、《本朝无题诗》等汉诗总集中，更多地看到的则是《白氏文集》的影响。对此，本书另有专章论述，兹不赘及。有必要加以申发的是，除了白居易与《白氏文集》以外，其他许多唐代诗人及其作品也曾成为平安朝诗人所摹拟的对象。当时，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流入的唐人诗集恰好为他们提供了摹拟所需的客观条件。嵯峨天皇曾批点《李峤集》，而李峤在唐代诗人中并不属于享有盛名者，这说明他对唐诗的研习范围颇为广泛。确实，检嵯峨天皇所作汉诗，化用或暗合白居易、刘禹锡、张志和、刘希夷等唐人诗意者所在皆有。这里，仅拈出其化用刘禹锡诗意的两篇作品：
一道长江通千里，漫漫流水漾行船。
风帆远没虚无里，疑是仙查欲上天。
——《河阳十咏・江上船》
青山峻极兮摩苍弯，造化神功兮势转雄。
飞壁钦金兮帖屏峙，层峦回立兮春气融。
朝喷云兮暮吐月，风萧萧兮雨蒙蒙。
乍暗乍晴一旦变，凝烟吐翠四时同。
神仙结阁，仁智栖托。
或冥道而窅映，或晦迹以寂寞。
林壑花飞春色斜，登临逸兴意亦赊。
甚幽至险多诡兽，离俗远尘绝嚣哗。
此地邀游身自老，老来茕独宿怀抱。
夜深苔席松月眠，出洞孤云到枕边。
——《青山歌》
前诗似由刘禹锡《浪淘沙词》脱化而来。《浪淘沙词》其一有云：“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细加比勘，二诗措辞虽异，而风调相仿、情韵相若。因而天皇属于遗其貌而取其神的善学者。至于后诗，则借鉴了刘禹锡的《九华山歌》。《九华山歌》有云：
奇峰一见惊魂魄，意想洪炉始开辟。
疑是九龙夭矫欲攀天，忽逢霹雳一声化为石。
不然何至今，悠悠亿万年。
气势不死如腾屳。
云含幽兮月添冷，日凝辉兮江漾影。
结根不得要路津，迥秀长在无人境。
轩皇封禅登云亭，大禹会计临东溟。
乘骡不来广乐绝，独与猿鸟愁青荧。
君不见敬亭之山黄索漠，兀如断岸无棱角。
宣城太守一首诗，遂使声名齐五岳。
九华山，九华山，
自是造化一尤物，焉能籍甚乎人间？
全诗在对九华山进行描摹和礼赞的同时，借助雄奇的想象和壮阔的境界，跌宕有致地抒发了作者磊落不平的情怀。嵯峨天皇的《青山歌》虽未像《九华山歌》那样着意将伟岸、险峻的青山形象作为作者情志的物化，在一唱三叹中呼出郁积已久的耿介之气，但展现青山姿容时那腾挪自如的笔法，以及贯注在对青山的规摹和深情礼赞中的宏伟气势，却与刘诗极为相似，令人不能不考虑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顺带说及，在平安朝前期的缙绅诗人们所模仿、效法的唐代优秀诗人中，刘禹锡是魅力比较持久、影响比较显著的一位。除了嵯峨天皇的这两首诗之外，“敕撰三集”中还有一些作品是以刘禹锡诗为蓝本规摹而成的。如：
河阳风土饶春色，一县千家无不花。
吹入江中如濯锦，乱飞机上夺文沙。
——藤原冬嗣《河阳花》
山客琴声何处奏，松萝院里月明时。
一闻烧尾手上响，三峡流泉坐上知。
——良岑安世《山亭听琴》
刘禹锡《浪淘沙词》其五有云：“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这当是前诗所本。而后诗前二句分明脱胎于刘禹锡的《滞湘神》其二：“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不过，和嵯峨天皇一样，两诗作者大体上都做到了师其意而不师其辞，袭其神而不袭其貌，取其思而不取其境。因而绝无寻奢、剽窃之嫌。
那么，揭示这一事实，对于我们固有的话题有什么意义呢？其意义也许就在于：既然直至平安朝时期，诗坛风会才由摹拟六朝诗转变为摹拟唐诗，奈良朝的汉诗作品无一咏及“浙东唐诗之路”，也就可以理解了。从另一角度说，正因为平安朝诗人刻意摹拟唐诗，包括他们最为崇拜的偶像白居易在内的许多唐代诗人所涉足过的“浙东唐诗之路”才有可能吸引他们的视线，并进而牵系他们的情思——这是我们依据上述事实作出的推断。
（五）
但问题并没有全部解决。接着需要探讨的是：唐代诗人并非仅仅以“浙东唐诗之路”为活动半径，而有着更为广阔的漫游天地。既然如此，为什么平安朝诗人对唐代其他地区的风景名胜难得涉笔，而唯独钟情于“浙东唐诗之路”呢？在我看来，这大概与“浙东唐诗之路”发端于天台，而天台又是平安朝诗人渴望朝拜的佛教圣地有关。
自从智顗创立“天台宗”后，位于浙东的天台山便声名远播，成为中外奉佛者人人皆欲参谒礼拜的名山胜刹。尤其是中唐时期，游天台、谒高僧，至少在佛教界已成风习，以致产生了数量众多的“送僧游天台”、“送僧适越”诗。如：
曲江僧向松江见，又道天台看石桥。
鹤恋故巢云恋岫，比君犹自不逍遥。
——刘禹锡《送霄韵上人游天台》
孤云出岫本无依，胜境名山即是归。
久向吴门游好寺，还思越水洗尘机。
浙江涛惊狮子吼，稽岭峰疑灵鹫飞。
更入天台石桥路，垂珠璀灿拂三衣。
——刘禹锡《送元简上人适越》
而在络绎不绝地往游天台的僧侣中，当然也包括来自日本的“留学僧”。刘禹锡另有《赠日本僧智藏》诗，起笔即云：“浮杯万里过沧溟，遍礼名山适性灵”。“天台”无疑会居于智藏所“遍礼”的名山之列。赠予往游天台的日本留学僧的唐诗作品，今存的还有张籍的《赠海东僧》和杨夔的《送日东僧游天台》：
别家行万里，自说过扶余。
学得中州语，能为外国书。
与医收海藻，持咒取龙鱼。
更问同来伴，天台几处居。
——张籍《赠海东僧》
一瓶离日外，行指赤城中。
去自重云下，来从积水东。
攀萝跻石径，挂锡憩松风。
回首鸡林道，唯应梦想通。
——杨夔《送日东僧游天台》
强烈而迫切的问道求法的意欲和虔诚的佛教徒所固有的殉道精神结合起来，便驱使这些日本留学僧争先恐后地向大洋彼岸的中国、并进而向中国浙东的天台进发。当时，船舶尚不坚固，而海上风涛多变。因此，以往每当遣唐使出征前，朝廷不仅诏令各大寺院念诵海龙王经，祈祷航海安全，而且往往举办盛大的诗宴相饯送。《续日本后记》记曰：“承和四年三月甲戌，赐饯入唐大使参议常嗣、副使篁。命五位以上《赋春晚陪饯入唐使》之题。日暮群臣赋诗。副使同亦献之。然大使醉而退之。”虽没有“易水送别”的壮烈，但一去不返的深忧却是同样萦绕在人们心头的。否则，大使也就不至于“醉而退之”了。这多少昭示了在当时的条件下赴中国进行交流之不易。但许多有志的僧侣却甘冒九险，必欲向天台一行。而为他们“导夫先路”的则是平安朝前期与空海齐名的高僧最澄。
无论在佛教史上，还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最澄（767—822）都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人物。他于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804）从遣唐使入唐，径赴天台诸寺院受教。后又至越州（今浙江绍兴）龙兴寺修习。翌年携《台州录》102部、《越州录》230部等回国，正式创立日本天台宗。在整个平安朝时期，最澄创立的天台宗与空海创立的真言宗并列发展，史称“平安二宗”。这是人们并不陌生的史实。但不知人们注意到没有，在“浙东唐诗之路”向海外传播与延伸的过程中，最澄同样功不可没。之所以这样说，理由有二：其一是他亲自跋涉过“浙东唐诗之路”，不仅耳濡而且目染于其间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回国后必然在传教的同时，把自己对“浙东唐诗之路”的感受也传达给教徒，诱发起他们的向往之情。其二是自他创立日本天台宗后，留学僧奔赴浙东天台，就具有了寻宗认祖的意味，这样，天台对日本留学僧的感召力与吸引力也就远远超过了其他名山胜刹；而“游天台”，势必“入剡中”，于是“浙东唐诗之路”便留下了越来越多的留学僧的足迹。
以最澄为首的往游天台的留学僧大多能文善诗，问道求法之余每每与唐代诗人或诗僧相交结，彼此切磋、唱和。当他们回国时，携归的不仅仅是佛教经典，也包括唐人诗集以及他们自己的汉诗创作。最澄虽无作品传世，但他回国时，赋诗为其送别的就有台州司马吴顗、台州录事参军孟光、台州临海县令毛涣、进士全济时、天台僧行满等九人，想来其诗才亦当出类拔萃。就中，全济时所作有云：
家与扶桑近，烟波望不穷。
来求贝叶偈，远过海龙宫。
流水随归处，征帆远向东。
相思渺无畔，应使梦魂同。
如果最澄“稍逊风骚”，又焉能使以诗赋为进身之阶的“广文馆进士”如此相思不已？最澄的弟子圆载回国时，赋诗送别者甚至包括诗坛名流皮日休、陆龟蒙等人。而最澄的另一弟子圆珍，旅唐期间所积赠诗达十卷，其中，清观法师赠句“叡山新月冷，台峤古风清”，曾被菅原道真评为“绝调”。回国后，他身在“叡山”，而心驰“台峤”，曾赋诗抒写其“思天台”之情。该诗今佚，但晚唐诗人李达的奉和之作却著录于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
金地炉峰秀气浓，近离双涧忆青松。
斫泉控锡净心相，远传法教现真容。
此诗题为“奉和大德思天台次韵”，“大德”即圆珍。作者将“金地”、“炉烽”、“双涧”等天台所特有的景观交织入诗，意在稍慰圆珍对天台的思念之情。而圆珍等人创作的这类汉诗作品在当时既经流传，自也能扩大天台及发端于天台的“浙东唐诗之路”在海外、尤其是东瀛的影响。
诚然，最澄、圆珍等擅长汉诗的“留学僧”并不是平安朝诗坛的把持者，他们的汉诗作品也多已不传，但当时处于诗坛霸主地位的缙绅阶层却与他们过从甚密。这大概是因为前者虽为僧侣，却擅诗；后者虽为缙绅，却奉佛——以菅原道真而言，他不仅终生是佛教的信奉者，有时甚至还以佛门弟子自居，《忏悔会，作三百八言》一诗即云：“可惭可愧谁能劝？菩萨弟子菅道真”。在“敕撰三集”产生的时代，最澄、空海等诗僧虽然不可能成为以嵯峨天皇为首的宫廷汉诗沙龙的正式成员，但却被这一沙龙奉为座上宾，经常应邀出席沙龙所举办的吟咏活动；与此同时，包括嵯峨天皇在内的所有沙龙成员也不时过访诗僧所在寺院，主动登门与他们研讨禅理和切磋诗艺。这样，彼此间的奉酬唱和也就是常有常见的事情了。仅《文华秀丽集》与《经国集》的“梵门类”，即收有这类汉诗作品59首。其中，嵯峨天皇的《答澄公奉献诗》、《和澄公卧病述怀之作》等篇皆为酬答最澄而创制，且大多提及最澄游谒天台的经历，如《答澄公奉献诗》开篇即云：“远传南岳教，夏久老天台”。良岑安世的《登延历寺拜澄和尚像》一诗亦云：“溟海占杯路，天台转法轮”。在《本朝丽藻》、《本朝无题诗》产生的时代，缙绅诗人们同样与擅诗的留学僧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源顺的汉诗名篇《五叹吟》其三便为哀悼殉身于浙东天台的诗僧而作：
天台山上身遄没，落泪唯闻雅誉残。
午后松花随日曝，三衣薜叶与风寒。
写瓶辨智独知易，破衣方便□不难。
岂计香烟相伴去，结愁长混行云端。
可以说，无缘亲履天台的缙绅诗人们是通过游历天台的留学僧来认识天台、并进而认识发端于天台的“浙东唐诗之路”的。不过，一旦获得对天台的全面认识，在他们心目中，天台便不再只是佛教名山，而且成为“造化钟神秀”的风景胜地。桑原腹赤《泠然院各赋一物得瀑布水应制》一诗从侧面反映出这一点：
兼山杰出院中险，一道长帛曳布开。
惊鹤偏随飞势至，连珠全逐逆流颓。
岩头照日犹零雨，石上无云镇听雷。
畴昔耳闻今眼见，何劳绝粒访天台。
作者认为“眼见”的泠然院瀑布足以与“耳闻”的天台山瀑布相媲美，正说明天台山瀑布为其神往已久。在这里，天台作为风景胜地的一面得以凸现，作为佛教名山的一面则被淡化。这也就意味着平安朝的缙绅诗人们虽然是以留学僧为媒介来认识天台的，却没有采用奉佛者的观察角度与鉴赏眼光——对天台是这样，对发端于天台的“浙东唐诗之路”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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