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诗的形成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东瀛历代天皇对汉诗创作的崇尚与奖掖，得力于他们所实行的文化政策，而由这种崇尚与奖掖，由这些文化政策，同样可以观照不断东渐的中国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近江、奈良、平安朝时期，历代天皇都崇尚文学，雅好汉诗。这即便不是模仿唐太宗、唐玄宗等中国帝王的文采风流，也是沿袭他们的流风余韵。试看其例——
弘文天皇即位前，常与著名的文人学士切磋诗道，并不拘尊卑，联镳出游，其情形有类“邺下风流”。《怀风藻》的编者称他“天性明悟，雅爱博古。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时议者叹其洪学。未几文藻日新”。当他居东宫时，有《述怀诗》云：
道德承天训，盐梅寄真宰。
羞无监抚术，安能临四海。
其典重浑朴，直摩汉魏之垒。
天武天皇继先朝之绪业，文武兼修，尤通国史，曾诏川岛皇子等编修帝纪，又诏境部石积等撰《新字》四十四卷。受其沾溉，诸皇子也都酷嗜汉诗。其中，大津皇子临终前犹口不绝吟哦。他的绝命诗载于《怀风藻》：
金乌临西舍，鼓声催短命。
泉路无宾主，此夕谁家向。
文武天皇广涉经史，尤重儒教，间亦亲事汉诗创作。《怀风藻》收其御制三首。其中，《咏雪》有句：“林中若柳絮，梁上似歌尘。”江村北海《日本诗史》评之为“齐梁佳句”。又《咏怀》有句：“犹不师往古，何救元首望。”虽有发语拙直之病，济世之心却灼然可见。
村上天皇幼习《白氏文集》，即位后追慕前代宇多、醍醐诸帝的文采风流，志在复兴一度衰沦的风骚之道。应和中行幸冷泉院之际，召词臣赋“花光水上浮”诗，命菅原文时作序。临当返舆时，序文始成，中有“谁谓水无心，浓艳临兮波变色；谁谓花不语，轻漾激兮影动唇”等句。村上天皇爱赏不已，便重新呼酒开宴，一毕其欢。又于天德二年举办“殿上诗合”，集大江朝纲、大江维时、菅原文时等当代诗坛宿将于一堂，竞技斗胜，风雅冠乎前代。不仅如此，与“年中行事”相应，他还不时举办各种名目的诗会、诗宴，诸如“内宴”、“子日御游”、“仲春释奠”、“梅花宴”、“钓殿御游”、“曲水宴”、“花宴”、“藤花宴”、“三月尽”、“五月五日”、“纳凉诗宴”、“七夕”、“八月十五夜”、“仲秋释奠”、“重阳”、“残菊宴”、“红叶贺”等等。不用说，在这些诗会、诗宴上，他自己都率先创制新篇，以示范于词臣。除此而外，他还另有御制若干，如应和元年十月十五日的《寒叶随风散》、应和元年十月三十日的《松径露后贞》、应和元年十一月九日的《池边雪》、应和二年四月十一日的《令侍臣赋梦吐白凤诗》、应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的《风云夏景新》、应和三年二月三日《庭花晓欲开》、应和三年三月八日的《风来花自舞》、应和三年十月四日的《菊花色浅深》、《无风叶自舞》、应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的《留春春不驻》等等。由此可知其创作意欲极为旺盛。
说到举办诗会、诗宴，当然不是村上天皇御宇时期所独有的一种文学现象；历代天皇中，如村上天皇般经常举办诗会、诗宴者甚众。固然，他们所举办的各种诗宴不管如何花样翻新，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它的源头，所谓“万变不离其宗”；但其频率之高、种类之多，却似较中国尤有过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三月三日的“曲水诗宴”与九日九日的“重阳诗宴”。
“曲水诗宴”，起源于中国的古代风俗：农历三月上巳日（“上巳日”，即上旬之巳日，魏以后始固定为三月三日），古人每就水滨宴饮，祓除不祥。后人因引水环曲成渠，流觞取饮，相与为乐。（见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其后，东晋王羲之与友人修禊于兰亭时，流觞之际，又复赋诗相娱。王氏《兰亭序》记曰：“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这就是曲水诗宴的由来。《文选》中收有南朝作家颜延年与王融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可知曲水诗宴在南朝时颇为流行。日本的曲水诗宴，形式与中国相仿；不同的是，它往往由帝王亲自举办，规格甚高。自圣武天皇神龟五年（728）以来，连年举办，蔚然成风。平城天皇大同三年（808）始告中断。此后，名义上不再由朝廷出面举办，但实际上朝廷出面举办的曲水诗宴在宽平年间仍不绝如缕。如宽平二年所赋《三月三日于雅院赐侍臣曲水宴》（见《菅家文草》、《田氏家集》、《扶桑集》）、宽平三年所赋《对雨玩花》（见《菅家文草》、《田氏家集》）、宽平四年所赋《花时天似醉》（见《菅家文草》、《田氏家集》、《本朝文粹》、《和汉朗咏集》）、宽平六年所赋《上巳樱花》（见《菅家文草》）、宽平七年所赋《烟花曲水红》（见《菅家文草》）等等，都是该年曾举办曲水诗宴的明证。
“重阳诗宴”，也起源于中国的古代风俗。早在《续齐谐记》中，已有重阳登高以及饮菊酒、采茱萸的记载。唐诗中有不少篇章咏及这一出于辟邪信仰的风俗，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但用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日本天皇亲自举办重阳宴，始于天武天皇十四年（688）。将重阳宴发展为重阳诗宴，则始于嵯峨天皇大同四年（809）。不言而喻，它也带有浓郁的“唐风”。纪齐名《九日侍宴赐群臣观菊花应制诗序》有云：
往古来今，良宴嘉会，莫不籍野而旷其游，登山以远其望。既谓之避恶，亦宜于延年。采故事于汉武，则茱萸插宫人之衣；寻旧踪于魏文，亦黄花助彭祖之术。今日观古，不其然乎？
明言其仿效中国旧俗之处。细检平安朝时代的汉诗别集与总集，不时可觅得历次重阳诗宴所赋写的诗题，如贞观三年所赋写的《重阳菊酒诗》（见《类聚国史》）及《菊暖花未开》（见《类聚国史》、《田氏家集》）、贞观四年所赋写的《鸿雁来宾》（见《类聚国史》、《菅家文草》）、贞观五年所赋写的《景美秋稼》（同上）、贞观八年赋写的《山人献茱萸杖》（同上）都是有关这类诗宴、诗会的记录。贞观十年所赋写的《喜晴诗》（见《类聚国史》、《菅家文草》、《本朝文粹》）、贞观十二年所赋写的《天赐难老诗》（同上）、贞观十七年所赋写的《红兰受露》（见《类聚国史》、《菅家文草》）、元庆二年所赋写的《吹花酒》（同上）、元庆六年所赋写的《九日侍宴应制》（见《类聚国史》、《菅家文草》、《田氏家集》）、元庆七年所赋写的《九日侍宴赐群臣观菊花诗》（见《类聚国史》、《菅家文草》、《江谈抄》）、元庆八年所赋写的《玉烛歌》（见《类聚国史》、《菅家文草》）、仁和元年所赋写的《九日侍宴应制》（同上）、宽平元年所赋写的《钟声应霜鸣》（见《记略》、《田氏家集》）、宽平三年所赋写的《仙潭菊》（见《记略》、《菅家文草》）、宣平二年所赋写的《秋雁橹声来》（见《记略》、《菅家文草》、《本朝文粹》）、宽平五年所赋写的《观群臣佩茱萸》（见《记略》）、宽平六年所赋写的《天际识宾鸿》（见《记略》、《菅家文草》、《和汉朗咏集》、《江谈抄》）、宽平七年所赋写的《秋日悬清光》（见《记略》、《菅家文草》）、宽平八年所赋写的《菊花催晚醉》（同上）、宽平九年所赋写的《观群臣插茱萸》（同上）、《闲居乐秋水》（见《记略》、《菅家文草》、《本朝文粹》）、昌泰元年所赋写的《秋思入寒松》（同上）、昌泰二年所赋写的《菊散一丛金》（见《记略》、《菅家文草》、《江谈抄》）、昌泰三年所赋写的《秋思》（见《记略》、《菅家后草》），等等。有时，诗宴已散，而主办者兴犹未尽，则于翌日（农历九月十日）另择场所再设诗宴，作为“重阳诗宴”的延续与补充。如宽平六年的《雨夜纱灯》、宽平八年的《秋深》等诗题，便都是在九月十日续开的诗宴上所赋。
至于七月七日的“七夕诗宴”，其盛况也绝不亚于“曲水诗宴”与“重阳诗宴”。七夕聚会赋诗，始于圣武天皇天平六年（734）。平城、嵯峨二天皇继之，遂成定例。9世纪后半叶，仅宇多天皇宽平年间，就有《乞巧诗》、《七夕秋意诗》、《代牛女惜晓更诗》、《七夕祈秋穗诗》、《七夕诗》等作品传世。检《记略》及《菅家文草》可知，它们分别产生于宽平元年、二年、三年、六年、七年的“七夕诗宴”。
除了每逢传统节会必张诗宴外，历代天皇往往还根据时序与景物的变换而举办各种名义的诗会，如“寒食、三月尽”诗会，“残菊、九月尽”诗会等等。诚然，在这类诗宴、诗会上产生的汉诗，大多属应景之作，鲜见文质炳焕、气盛言宜、“诚于中而形于外”者，有的一味称颂帝德，甚至有阿谀谄媚之嫌；但帝王亲自举办诗宴并带头创制汉诗这一做法本身，却不失为一种有力的提倡与鼓励。它对于在全国范围内养成爱好并从事汉诗创作的风尚，显然具有积极的作用，从而也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日本汉诗的发展，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以天皇为表率，亲王及公卿大夫亦经常举办诗宴、诗会。纪齐名《仲秋陪中书大王书阁同赋望月远情多应教诗序》云：“清秋八月，遥夜三更，公卿大夫，十有余辈，乘朝务之余暇，属秋景之半阑，会于中书大王之书阁矣。”橘在列《赋冬日可爱序》则云：“贞观之初，大阶平，寰海静。有丞相开客馆，以延英才……第其高下，随以赏赍。盛哉洋洋之美！虽周公吐哺、魏帝虚席，何以加旃？相公两子，年皆成童，风度清格，文藻日新，亦预在学士之列。”这都是有关这类诗宴、诗会的记录。
经常主办诗宴、诗会，这只是日本历代统治者重视与提倡汉诗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们还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汉诗发展的政策、措施，诸如优遇学士、兴办学校、奖励学业及以诗赋取士等等。尽管其中的某些政策、措施，并非始终延续的，如以诗赋取士的制度便仅在平安朝时代一度实行；但即便如此，它们在汉诗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仍然是不可低估的。
在优遇学士这一点上，日本平安朝时代的统治者，与中国唐王朝的统治者的做法极为相似，以致可以说前者是在刻意对后者进行模仿——一种出于仰慕和崇敬心理的模仿。元正天皇曾赐23位学士以良田；又诏令当时的15位著名学士退朝后侍于东宫，教习太子。教习之际，除令太子恭谨以事外，还时加赏赐。而太子（圣武天皇）即位后，也大有先帝之风范，不仅新置文章博士之官，而且养文章生、赐太学生以衣食。在用人方面，他不重门阀府第，唯重真才实学，尤其是汉文学修养。因此，圣武朝诸般政务皆得刷新。每当上巳、七夕、重阳等节令，他不仅亲自举办诗宴，而且还对与宴赋诗的学士厚加赏赐。曾书“仁义礼智信”五字，随字赐物，得仁者赐衪，得义者赐丝，得礼者赐锦，得智者赐布，得信者赐“段常布”。受其影响，皇后光明子对学士亦优渥有加。正仓院御物中的“鸟毛屏风文”相传出自皇后的手笔：
种好田良，易以为谷。君贤臣良，易以自丰。
谄辞之语，多悦令情。正直之言，倒心逆耳。
正直为心，神明所佑。祸福无门，唯人所招。
父母不爱，不孝之子。明君不纳，不益之臣。
清贫长乐，浊富长忧。孝当竭力，忠则尽命。
君臣不信，国家不安。父母不信，家国不睦。
这主要是对群臣的训诫，但从中却可以看出皇后极重视君臣关系的和谐、融洽。既然声言“明君不纳，不益之臣”，那么对有益之臣必然分外重视。而那些精通汉文学和儒家思想的学士正是所谓“有益之臣”，受到他们的优遇与重视。
重视与优遇学士，还表现在最高统治者常常降尊纡贵，与学士一起品评诗作，较量短长，敦请对方实事求是地评价自己的御制。村上天皇曾于内宴赋得“露浓缓语园花底，月落高歌御柳阴”一联。自赏之际，菅原文时亦吟就“西楼月落花间曲，中殿灯残竹里音”一联。村上天皇自觉不如，便试探着向菅原文时询问二联之优劣。文时始而奉答曰：“圣作非臣作所能及。”这当然不是他的真实看法。村上天皇察知细里，复又询问，而其龙颜也越加和悦。文时这才据实以告：“君作实逊于臣作。”村上天皇闻后开怀大笑。这种不恤尊荣、竭诚切磋的态度，较之隋炀帝因羞恼薛道衡吟出“暗牖悬珠网，空梁落燕泥”的佳句而置其于死地的妒贤嫉能行径，相去何其远也！它使我们联想起南唐中主李璟与宰相冯延巳的一段类似的问答：“中宗从容问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延巳对曰：安得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之句。”（《南唐书・冯延巳传》）相形之下，村上天皇似乎更显得心无芥蒂。显然，只有真正重视与优遇学士才能如此。
此外，最高统治者对仕途偃蹇、沉沦下僚的学士一旦得悉其确实精通汉学或擅长汉诗，即刻予以拔擢。据释超然《和汉骈事》卷上载，文章博士橘直干，上书请兼民部大辅。其书用骈文写就，颇富词采。冷泉天皇诏侍臣颂读一过。至“依人而异事，虽似偏颇；代天而授官，诚悬运命”处，冷泉天皇稍有不悦。然而，待得“箪瓢屡空，草滋颜渊之巷；藜藿深锁，雨湿原宪之枢”等句推出时，那一丝不悦立即消失得了无踪影，而代之以深深的自责：“此亦一世文士，何如此沈穷？朕之过也？”第二天便应其请，授以民部大辅之职。《和汉骈事》将这则逸闻与武则天读骆宾王檄文的佳话载录在一起，因为它们都充分反映了最高统治者求贤若渴、惜才如命的心态。据说，冷泉天皇还特意命书圣小野道风工录了橘直干的这篇表文，称之为“二绝”。后来，宫中不幸发生火灾，天皇移幸冷泉院。当他向侍臣了解文物古玩的损失情况时，不问他物，仅询表文“无恙否”？其重文爱才一至于此。
正因为最高统治者能做到重视与优遇学士，文坛与诗坛都呈现出人才“彬彬其盛”的局面。尤其是平安朝时代，缙绅大夫为了永保其爵禄，竞相以文学传家，乃致产生了文学集于一门的现象。以藤原氏而言，其祖慊足夙习周孔之道，建有安社稷、定新制之功，是垂光烈于史册、贻美风于后昆的“大化”元勋之一。其子不比继承先祖基业，既参与枢机，复留意翰墨，辞藻为一时之冠。不比有四子。长子曰武智麻吕，集毕生精力究百家旨趣、探三玄意趣，文人学士竞以游学其门为荣。世称南家。次子曰房前，亦属意诗文，以才学名噪一时。世称北家。（房前有三子，皆是翰墨场中人物。其中，清河以遣唐使身份得见玄宗，风仪为玄宗所称赏。）三子曰宇合，历任遣唐副使、持节大将军、参议等文武要职，政务之暇，力穷坟典，心寄文藻，被奉为翰墨之宗。世称式家。四子曰麻吕，智辩多能，诗文兼擅，自号圣代狂生，以琴酒诗赋为乐。世称京家。这就是日本汉文学史上常常提及的所谓“藤原四家”。在当时，文学集于一门的现象，实由藤原氏而趋于繁盛。反之，由藤原氏又正可观照当时文学集于一门、父子相传、乐此不疲的现象。声名差可比肩于藤原氏的有大伴氏、纪氏、石上氏、菅原氏、大江氏等。
在优遇学士的同时，最高统治者注意兴办学校、奖励学业。《怀风藻・序》有云：“淡海先帝（天智天皇）之受命也……以为调风化俗，莫尚于文。润德光身，孰先于学。爰则建庠序，征茂才。”这是日本兴办学校之始。三善清行《封事》则云：“朝家之立大学也，始于大宝年中。”“至于大平之代，右大臣吉备朝臣，恢弘道艺，亲自传授，即令学生四百人习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等六道。”可知大平年间，大学生数已达400人左右。虽然教科书以经传为主，但另有如下规定：“凡学生虽讲说不精而娴于文藻，才堪秀才、进士者，听举送。”这说明，汉诗文创作是当时大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备受重视。此外，有必要附带提及的是，在平安朝时代，汉诗文创作也是诸王子从学士修习的内容之一。读一读源顺的《七月三日陪第七亲王读书阁，同赋弓势月初三应教诗序》即可了然：
先朝第七亲王读书阁，去年以来笔砚生尘。匣中水龟，含冬冰而徒咽；帘外华鸟，恨春风而空归。人物相伤，盖有以矣。于是侍读工部橘郎中正通，江州庆司马保胤等，从容进曰：昔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有言曰：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荒芜。诵读之间，既其如此，况飞奋藻？何不核练乎？我王虽诚天才秀逸，风藻清繁，然犹及十二月，久废其文。味三百篇，恐忘其仪。频献燕弗，令继陈篇。大王曰：善！当赋何事？正通等复跪曰：初三夜月似一张弓，望兔影之细悬，迷鸟号之高插。不生桂兮才生魄，谁断疑于控弦之流；不穿杨兮只穿云，犹栖心于射的之岭。虽满虽亏可赏可玩者也。大王感其言而赋，老吏应其教而序。云尔。
基于“润德光身，孰先于学”这样的清醒的、深刻的认识，日本历代统治者大多对办学事宜倾注以心力。仍以平安朝时代而言，孝谦天皇以女性而登皇位后不仅从吉备真备受习《礼记》及《汉书》，为国人树立了勤学与敬师的表率，而且多次行幸大学寮，参加释奠仪式。又赐大学直讲以稻谷，褒奖其劝学之功。平城天皇敕令诸王及五位以上大臣的子孙皆入大学分业教习，并视其学业之优异程度量才授职。桓武天皇登基前，曾亲任大学头。即位后，不仅颁下了“王者以教学为先”诏，而且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劝学措施，如增加大学生的定员、在大学增设创业田（由原先的二十町增至一百二十町）等等。他还经常亲自监试大学生的对策。又根据大江音人与菅原清公的奏请，在大学寮内建立文章院，分为东西二曹，由熟精汉文学的江、菅二家分别掌管。在他的鼓励下，举国上下，形成办学高潮，私立学校纷纷创立。如藤原氏的劝学院、橘氏的学管院、和气氏的弘文院、在原氏的奖学院、恒贞亲王的淳和院、空海的综艺种智院等等。学校如此隆盛，汉学必随之勃兴，而汉诗也就增添了发展的动力。
以诗赋取士，也是最高统治者采取的有利于汉诗发展的政策、措施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最有实效的政策、措施之一。不过，要说明这一点，不能不首先廓清一个疑云密布的问题，那就是：在热衷于模仿唐制的日本奈良、平安朝时代，究竟有没有实行过科举制度？
史学界的答案是倾向于否定的。周一良先生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日本并没有把唐朝的一切制度都输入进来，而是有所取舍。例如，有两种在唐朝极流行、很重要的制度，日本就不曾仿效，即科举考试制与宫廷宦官制。”周先生还进一步分析了“日本学习中国而奈良、平安时代始终未引进科举制的原因”，那就是“缺乏实行科举考试制度的条件与土壤”。这一看法已得到史学界的普遍认可。
但是，当我们聚焦于日本汉诗时，却可以发现有不少汉诗作品咏及科举；由这些汉诗作品又不难推导出日本平安时代曾一度实行过科举制度的结论。市河宽斋编辑的《日本诗纪》（国书刊行会明治四十四年四月版）卷十七收有菅原道真的《绝句十首，贺诸进士及第》。这组诗着力表现含辛茹苦的士子在功名途中跋涉的艰难，用典型化的手法塑造了一组科场群生的形象，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所开拓。从这组作品的内容看，它们应当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而不是袭用中国古典诗歌既有的题材。细绎这组作品，我们至少可以推知以下几点：
其一，日本平安朝时代曾举行过进士考试，进士及第后即可授官。《贺和明》诗云：
此是功臣代代孙，神明又可佑家门。
况为进士扬名后，今待公卿采择恩。
不仅点出“进士”这一科名，而且说明主人公作为及第进士，此时正等待“公卿采择”，准备步入仕途。
其二，进士及第殊为不易，许多士子曾蹭蹬科场。《贺和平》诗云：
无厌泥尘久曝鳃，场中出入十三回。
不遗白首空归恨，请见愁眉一旦开。
主人公曾十三回铩羽而归，却毫不气馁，依然奋力拼搏，终得一第。《贺橘风》诗云：(www.xing528.com)
当家好爵有遗尘，不若槐林苦出身。
四十二年初及第，应知大器晚成人。
主人公及第时年已四十有二，故而被视为“大器晚成”者，但参照中国本土“五十少进士”的标准，则又当归于“春风得意”者之列了。《贺田绕》诗云：
人共贺君我独伤，曾知对策苦风霜。
龙门此日平千尺，努力前途万仞强。
在主人公进士及第、春风得意之际，作者独以黯然神伤之态重提其成功前的困顿与艰辛，既是为了引发知己之感，也是希望主人公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功。
其三，有资格参加进士考试的不仅限于贵族子弟，也包括庶族士子。《贺野达》诗云：
亲老在家七十余，每看膝下泪涟如。
登科二字千金值，孝养何愁无斗储？
登科后“何愁无斗储”，恰可反证主人公登科前家中委实“无斗储”。而之所以一旦登科，家庭经济状况便立可改变，不正因为登科即意味着入仕、意味着可以“食君之禄”吗？同时也说明登科者必然是庶族举子——即使出身于贵族，也必定属于家道中落者。
研读菅原道真的这些汉诗作品，我们是否可以以此为依据，肯定日本平安朝时代曾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引进并移植过科举制度呢？按照通常的理解，所谓科举，即设科取士；既然日本平安朝时代曾多次举行过进士科的考试，士子可以通过考试进入仕途，在我看来，这就意味着日本在模仿唐制时并没有对科举制度完全加以拒绝——无论如何，菅原道真诗中的“进士”、“对策”、“及第”、“龙门”、“登科”等词，都是与科举考试有关的专门术语。
如果说孤证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这里不妨对同时代另外两位诗人的作品再作辨析。
纪齐名编撰的《扶桑集》中，收有菅原淳茂的《对策及第后伊州藏刺史以新诗见贺，不胜恩赏，兼述鄙怀》一诗。该诗抒写了作者几度被困场屋后终于金榜题名、一遂夙愿的欣喜心情，其中分明糅合着昔辱今荣的感慨：
穷途泣血几兼秋，今日欢娱说尽不？
仙桂一枝攀月里，儒风四叶压人头。
我心似脱重狴苦，君赏胜对万户侯。
魂若有灵应结草，遗孤继绝岂无由？
菅原淳茂为菅原道真之子，应当说是出自高门，却未能凭藉祖荫而径直得官，同样必须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对策及第”前，他也曾经有过“穷途泣血”之叹。这就是说，进士及第，在他亦非易事。难怪他及第后会如此难抑“欢娱”之情。由诗题可知，“伊州藏刺史”当时曾赋诗致贺，菅原淳茂此诗乃酬答之作。联系菅原道真的《绝句十首，贺诸进士及第》，或许可以说，以汉诗贺人及第，在当时已形成一种风习。
当然，也有自伤久试不第的汉诗作品，如收入《扶桑集》的三善善宗的《落第后简吏部藤郎中》一诗即属其例。该诗倾诉了仕名蹭蹬、进退失路的忧伤，从中见出科举考试对其命运的无情播弄。诗云：
被病无才频落第，明时独自滞殷忧。
青山不拒为僧去，白社那妨作客游。
水菽难供违母色，田园已卖失孙谋。
如今干禄君知否？辙鲋何须江汉流。
诗中有喟叹，也有怨愤。“频落第”，表明作者已屡败科场。“无才”，与其说是自愧，莫若说是以反语寄愤。以“辙鲋”自比，则分明是感叹处境困窘，希望吏部藤郎中能援之以手，或濡之以沫。“何须江汉流”云云，无非是说自己所求不高，施以“杯水”即可。如果说菅原淳茂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位几经挫折的成功者的话，那么，此诗的抒情主人公则是一位长与挫折相伴而濒于绝望的失败者。当然，这位失败者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而思作困兽之斗——由献诗“藤郎中”这一举动本身，即可感知其“斗”志犹存。这类对自己不第的咏叹，与以上引录的那些贺人及第的汉诗作品一样，之所以出现于日本平安朝时代，完全有赖于科举制度的实行。很难想象它们是凭空杜撰而成。
不过，翻检有关文献，我们又不难发现，日本平安时代的“科举”，毕竟与中国唐代的科举有很大不同：不独开设的科目很少，而且应试者似乎限于大学寮的生员。《本朝文粹》卷二所载《太政应补文章生并得业生复旧例事》记云：
太政官去十一年十五日符偁：案唐式，照文、崇文两馆学生，取三品已上子孙，不选凡流。今须文章生者取良家子弟，寮试诗若赋补之。选生中稍进者，省更复试，号为俊士。取俊士翘楚者，为秀才生者。今谓良家。偏据符文，似谓三位已上。纵果如符文，有妨学道。何者？大学尚才之处、养贤之地也。天下之俊咸来，海内之英并萃。游夏之徒，元非卿相之子；扬马之辈，出自寒素之门。高才未必贵种，贵种未必高才。且夫王者之用人，唯才是贵。朝为厮养，夕登公卿。而况区区生徒，何拘门资？窃恐悠悠后进，因此解体。又就文章生中，置俊士五人、秀才二人。至于后年，更有敕旨：虽非良家听补之进士者。良家之子，还居下列。立号虽异，课试斯同。徒增节目，无益政途。又依令有秀才、进士二科。课试之法，难易不同。所以元置文章得业生二人。随才学之浅深，拟二科之贡举。今专曰秀才生，恐应科者稀矣。望俊士永从停废，秀才生复旧号，选文章生，依天平格……
这道官符是身兼中纳言、左近卫大将、春宫大夫等职的安世良峰于天长四年（827）六月十三日所奏呈。从中可以了解到许多信息，与菅原道真等人的汉诗作品互为参证：以诗赋取士的制度前此早已实行；但在当时，只有照文、崇文两馆的生员有资格参加“省试”；而要进入照文、崇文两馆学习，又必须是“三品已上子孙”。要言之，有资格应试者仅限于位列三品以上者的子弟。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贤路，使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庶族子弟失去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因此，安世良峰奏请取消这一限制，而着意强调“高才未必贵种，贵种未必高才”，“王者之用人，唯才是贵”。取消的结果必然促使庶族子弟将更多的精力用来钻研诗赋的写作技巧，以期在以诗赋为主要内容的考试中获胜。安世良峰活动的时代早于菅原道真半个世纪左右，而从菅原道真的《贺诸进士及第》诗看，在菅原道真活跃于政坛和诗坛的时代，有资格参加进士考试的，似乎已不限于“三品已上子孙”。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安世良峰奏请的内容终于得到了朝廷的恩准，从而使“省试”在本质上更接近唐代的进士考试了呢？
有鉴于上述种种，我认为，日本虽然没有完全照搬中国唐代的科举制度，却在某种程度上对科举制度进行过移植，并在一定范围内举行过具有本国特色的科举考试。
值得注意的是，安世良峰的官符中还提到“案唐式”。的确，以诗赋取士，这完全是仿效唐代的制度。后人多以为，唐诗之繁荣，全赖以诗赋取士。严羽《沧浪诗话》即云：“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所以不及也。”这固然失之偏颇——唐诗的繁荣，是多种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取决于某一制度；但以诗赋取士，对于唐诗的繁荣，确实“功绩存焉”。而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记录这一制度实行过程的文献已付阙如，因此无法了解其详细情形，但不难推想，它曾给“文章生”的应试者带来多少悲欢！
与唐代的情形相仿佛，日本的“应试诗”也有韵字、句数、体式等方面的重重禁忌，因而鲜见佳作，只有小野末嗣的《奉试赋得王昭君》等篇尚堪讽诵：
一朝辞宠长沙陌，万里愁闻行路难。
汉地悠悠随去尽，燕山迢迢犹未殚。
青虫鬓影风吹破，黄月颜妆雪点残。
出塞笛声肠暗绝，销红罗袖泪无干。
高岩猿叫重烟苦，遥岭鸿飞远水寒。
料识腰围损昔日，何劳每向镜中看。
虽然新意无多，情景之间尚能相互融合，而对偶亦较工整。在应试诗中已算是难得的了。此外，中良檝的《奉试咏尘》亦可一读：
康庄飙气起，搏击细尘飞。
晨影带轩出，暮光将盖归。
随时独不竞，与物是无违。
动息如推理，逍遥似知几。
形生范冉甑，色化士衡衣。
欲助高山极，还羞真质微。
不粘不脱，得咏物之致。但借鉴初唐谢偃《尘赋》的痕迹殊为明显。这两首诗，题下都标明“六韵为限”。所谓“六韵为限”，即全篇只能有六个韵字，也就是规定全篇的规模为十二句。加以诗题也被限定在极其狭小的范围内，应试者自然很难发挥其创造性与想象力，最终只能心有不甘地归于平庸。但实行以诗赋取士的制度的意义，实在远远超过了应试诗本身，那就是，它使汉诗创作不仅成为有志于仕途者的兴趣之所在，同时还成为他们的功名之所系；从而也就使他们不惜为之抛洒心血、耗费精力。而追根溯源，实行这一制度，岂不也有赖于中国文化的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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