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在日本的衍生与流变研究

二、中国文化东渐的多元形态与日本汉诗的发展

日本汉诗的形成过程大致如此。对于处在中国文化笼盖下的当时的日本来说，随着汉字、汉籍的传入，汉文学的兴起几乎是必然的事情。而作为汉文学这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的主干，汉诗的形成也极为顺理成章。事实上，不仅日本汉诗的形成有赖于中国文化的沾溉，而且日本汉诗形成以后，也始终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中国文化的制约与影响。可以说，日本汉诗能在蜿蜒中发展、迂回中演进，赢得与和歌平分秋色的局面，并一度占据文坛的统治地位，是以中日两国之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为必要条件的。

一方面，中国文化的传入，加速了日本社会文明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进入文明社会后的日本则更加渴望从中国这一文明古国吸取新的精神养料。圣德太子首张革新之帜时，已明确意识到引进与吸收中国文化的重要，因而他除了亲自从高丽博士觉哿学习汉籍外，还毅然开辟了与隋朝之间的交通，于推古天皇二十二年（612），第一次派出遣隋使及大量的留学生、僧，为后代的统治者开风气之先。舒明天皇二年（630）八月，隋唐易代未久，舒明天皇即命曾任遣隋使的犬上御田锹及药师惠日使唐。这是日本公使遣唐之始。当时的唐王朝已初步奠定贞观之治的局面，国力强盛，声威远震。唐太宗曾在诗中自诩其敦睦四邻、交通万邦的功绩：

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

——《幸武功庆善官》

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

——《正日临朝》

难得的是，处在这种局面下，唐王朝的统治者仍能以平等的态度与邻国包括日本派来的使者相交接。犬上御田锹等归国时，唐太宗特命高表仁为答使陪送之，并派学问僧灵云等从行。其后，中日两国便不时互派使者往访。天智天皇八年，唐使刘德高赴日时，随行者达两千人之众。如此规模的外交使团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当然，相较而言，日本使者遣唐的次数更为频繁。至平安朝文德天皇御宇时，前后250年间，共派出遣唐使十七八回，平均十四五年间便有一回。其中，舒明、孝德、齐明三朝尤多，达六回。每回除正副使臣外，还有一批留学生、僧随行。他们抵唐后一方面致力于考察唐王朝的典章制度，以之作为有助于本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的“他山之石”（事实上，遣唐归来的南渊请安、高向玄理等人在“大化改新”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而孝德天皇实行“大化改新”的一个直接原动力也是欲效唐风、以救己弊的强烈的愿望）；另一方面则如饥似渴地吸收唐王朝的灿烂文化，包括哲学、宗教及音乐、绘画、舞蹈、诗歌等各种文学艺术。而如同人们所熟知的那样，当时，随着经济高潮的到来，一个“汪洋浩涵，包孕万有”的文化高潮也正席卷着整个中国大地。尤其是诗歌，更进入了它最为璀璨夺目的黄金时代。写诗，在当时已不仅是一种好尚，而且成为跻身仕途和进行社会交际所必不可少的修养。因此，来自日本的使臣及留学生、僧，滞唐朝间要进行交往，就必须掌握汉诗的写作技巧，以不致在唱酬之际捉襟见肘。这样，不仅他们本人诗艺日进，归国后还可将在唐时悟得的诗家三昧传授给同道，带来诗艺的普遍提高。同时，由于他们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许多唐诗中的优秀作品也得以及时流播于日本诗坛，并左右日本诗坛的风会。白居易的诗集在他生前便已传至日本，风靡于日本诗坛内外。这些，无疑对日本汉诗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诚然，至平安朝中、后期，因为本邦典章制度已备，日本使者遣唐的频率较前大为减慢，从行的缙绅子弟也日渐稀落。桓武天皇延历二年（783），藤原葛野麻吕作为大使赴唐时，从行的留学生仅橘逸势一人。仁明天皇承和五年（838）以后，遣唐使制度已名存实亡。醍醐天皇宽平六年（894），更根据菅原道真的奏请，干脆废除了遣唐使制度。但这仅仅表示外交意义上的公使互访业已中止，并不意味着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也已断绝。实际上，不仅两国的贸易商船从不间断地行驶在浩瀚的洋面上，保持着昔日“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的盛况，而且许多有志的僧侣也仍然把赴唐留学当作平生理想，必欲付诸实施。据统计，遣唐使制度废止后，赴唐的留学僧反倒较前大为增多。当我们回顾中日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包括诗歌交流的历史时，不能不对这些僧侣的胆略、志趣及业绩表示特别的赞赏与钦敬。的确，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历代僧侣功不可没。佛教传入日本，是在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南梁司马达等赴日时。后此不久，钦明天皇十三年（551），百济王贡释迦金铜像及经论若干卷，佛教渐盛。敏达朝以降，异邦贡佛像、佛经者史不绝书。因为佛经都用汉文写就（即属于汉译佛经），所以佛经的宣讲，显然也有助于汉文学的兴隆。而通过佛经的研习，僧侣们除了惊叹撰写经论的中国高僧的学殖外，还更加体认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亟欲亲赴中国大陆请益求教。这种强烈而迫切的问道的意欲与虔诚的佛教徒所固有的殉道精神结合起来，便驱使他们争先恐后地向大洋彼岸的中国进发。当时，船舶尚不坚固，而海上风涛多变，“柂折、棚落、潮溢、人溺”等不测之祸时常发生。因此，遣唐实在是一种艰险的使命。然而，许多有志的僧侣却甘冒九险，必欲一行。平安朝时代，赴唐的著名高僧有八位，史称“入唐八宗”。即以传教、弘法两大师为首，包括圆行、圆仁、常晓、惠连、宗睿、圆珍等。此外，义真、坚慧、圆载等也名垂史册。这些高僧大多能文善诗，旅唐期间，问道求法之余，每每与文坛或诗坛名流相交结，彼此切磋、唱和。当其回国时，携归的当然不仅仅是佛教经典，也包括唐人的诗文集以及他们自己的汉文学创作。慈觉大师圆仁用汉文记其旅唐行踪，撰成《巡礼记》，与智证大师圆珍的《行历抄》以及后代阿梨的《参天台五台山记》、瑞忻的《入唐记》、策彦的《初渡集》、《再渡集》，合称为五大纪行书。虽然圆仁并无汉诗存世，但在唐时他却与栖白等诗僧过从甚密，想来其诗才亦非泛泛。栖白有《送圆仁三藏归本国》诗，诗云：

家山临晚日，海路信归桡。

树灭浑无岸，风生只有潮。

岁穷程未尽，天末国仍遥。

已入闽王梦，香花境外邀。(www.xing528.com)

圆珍旅唐时也频频以文会友，各地高僧名流所赠诗文积达十卷。其中，清观法师赠句“叡山新月冷，台峤古风清”，曾被菅原清公许为“绝调”。圆载留唐39年，既蒙宣宗恩遇，又与诸鸿儒结为方外之交。回国时，陆龟蒙、皮日休等各赋送别诗。陆龟蒙《闻圆载上人挟儒书洎释典归日本国更作一绝以送》云：

九流三藏一时倾，万轴光凌渤澥声。

从此遗编东去后，却应荒外有诸生。

不幸其所乘商船途中为风浪所没，溺海而死。《本朝高僧传》的作者慨叹道：“若使载公布帆无恙，化导之盛，故土有赖焉。不幸戢化于龙宫海，命乎悲夫。”降及五山时代，赴宋、元留学的僧侣亦络绎不绝，且同样于研修经学之暇，潜心诗道，锐意求进。唯其如此，日本诗坛的盟主地位最终归于五山学僧。

还应当指出的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除了采取直接的方式外，有时还通过种种间接的渠道来进行，其中之一便是以渤海国为媒介。渤海国是中国东北方的少数民族靺鞨人建立的地方政权。自唐武后时建国，迄于五代后唐庄宗，凡229年间，始终受唐王朝的封诏。因此，渤海国与日本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就其实质而言，应属于多民族的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交流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平安朝的统治者对渤海使臣甚为重视。本来，随着律令制的渐次松弛，平安京政府已被迫采取紧缩财政的方针，以致为接待外国使臣而在山阳道诸国设置的驿馆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但为迎接渤海使节，却不惜耗费财力，对北海道方面的迎宾设施加以扩充，既在贺泽建松原馆、能登建客院，又诏令修缮由登陆地点至京城之间的道路、桥梁。对渤海使臣如此重视，说到底，是出于对唐王朝的敬仰。渤海使臣遣日的次数比日本使臣遣唐的次数更为频繁。就9世纪后半叶而言，天安三年（859）至宽平六年（894），不到五十年间，即遣日六次，且每次从遣人员都在100人以上。而日方的接待官则都由深具汉文学修养者充任。这样，交接之际，便往往举办较大规模的诗宴，主宾酬唱为欢。就中，先后出任渤海使臣的裴颋、裴璆父子与先后充任日方接待官的菅原道真、菅原淳茂父子更因此结成两代笔墨深交，传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菅原淳茂《初逢渤海裴大使有感吟》一诗云：

思古感今友道亲，鸿胪馆里话余尘。

裴文籍后闻君久，菅礼部孤见我新。

年齿再推同甲子，风情三赏旧佳辰。

两家交态人皆贺，自愧才名甚不伦。

这种诗酒酬唱的风习，既是当时诗道昌盛的一种表现，反过来，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汉诗的发展。此外，唐代适应新的时势而不断改编的各种字书、韵书及诗式、诗格之类的诗歌理论著作，也常常通过渤海使臣传到日本。这对日本汉诗的进一步发展自然也不无裨助。

似乎可以这样概括：如果说中国不愧为世界诗歌王国的话，那么，这一诗歌王国始终向它的隔水相望的东邻敞开着交流的大门。而东邻的许多不甘坐井观天或望洋兴叹的志士才人也就不断地出入于这敞开的大门，不仅观其体制，染其风习，而且究其壸奥，探其金针，以裨益于本朝诗坛。如此不断循环，东邻终于也成为一个盛开着诗坛奇葩的国度，并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在海外的最佳衍生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