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在日本的衍生与流变

一、中国文化东渐的时空隧道与日本汉诗的生成

汉诗，作为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培育出来的艺术奇葩，要在东瀛落地生根和扬芳吐蕊，当然需要特定的时代条件，尤其是它所能适应的思想、文化氛围。事实上，日本汉诗之所以能形成与发展，正因为日本有着其特殊的国情，那便是：日本文化从它诞生的那天起，便处在中国文化的笼盖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中国文化的制约与影响。

要说明这一问题，不能不对历史作简单的回顾。在公元前6至5世纪的“绳文文化”及公元前2至1世纪的“弥生文化”时代，日本尚没有自己的文字。这意味着当时的日本尚处在半蒙昧的状态。日本文字的产生，有赖于汉字的传入，这是人们所公认的史实。在我看来，这一史实固然表明日本文化远远后于中国文化起步，但它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证实了中日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源远流长。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只能对日本国先民们卓越地再创造的才能表示钦敬：在对汉字进行整理、吸收和融化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系统。因而，日本文字实际上有两大体系并存：一是和文系，一是汉文系。和文系属于语言学家所谓“添加语”，汉文系则属于所谓“单缀语”。不过，汉字的传入及其使用，究竟始于何时？因为史无明载，已不可知。日本学者曾对此加以种种推测。有人认为，早在上古弥生式文化时代，日本先民便已接触汉字。这样说，想必是因为汉人王充《论衡》卷八“儒增篇”及卷十三“超奇篇”、卷十九“恢国篇”中有“周成王时，倭人贡鬯草”的记载。既然“贡鬯草”，则说明其时已开始进行彼此交往，而汉字很可能在交往伊始之际便已传入日本。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至少对于研治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人来说，该是一件幸事。但遗憾的是，《论衡》本身的记载未必可靠。揆之情理，在航海条件十分落后的周成王时代，中日两国之间要进行贸易与文化交往，似乎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因此，对类似的推测，我们只能佩服推测者探求真理的热情和勇气，而不敢贸然采纳他们的结论。

一般认为，汉字是伴随着中国典籍一并传入日本的。倘若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求证出了中国典籍传入的确切时间，汉字何时传入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可惜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即便对中国典籍传入的确切时间，学者们也是人言言殊。根据国史中的明确记载，中国典籍的传入始于日本第十五代天皇——应神天皇御宇时，约公元300年前后。但不少人认为，中国典籍舶来的时间应当比这更早。于是便产生了“徐福赍书来日”说及“神后征韩收书”说。

徐福乃秦代方土，曾奉始皇之命，入海求“不死之药”。其事见于《史记・始皇本纪》。而日本是所谓“东瀛之国”，恰当其途。后人便据此生发：在后周义楚的《释氏六帖》中已出现“徐福来日”说；在这基础上再加演变，“徐福赉书来日”说便蜕化而出了。宋人欧阳修《日本刀歌》有云：

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

徐生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日本北皇神房的《神皇正统记》“孝灵天皇”条亦有类似记载，且云：“此事载于异朝之书。”比观这两条材料，可知“徐福赉书来日”说流布于世的时间不会晚于五代末或北宋初。虽然《神皇正统记》所据“异朝之书”究竟为何，已难核实，但其所来有自，当无可置疑。或许正因为这样，今天，在纪伊新宫市的田塍间仍然保留着前人为徐福修建的寺庙，这一做法无疑表明前人是确信徐福曾经来过日本，并对日本的文化事业有所贡献的。从这一角度看，“徐福赍书来日”说曾经在社会上广为传播。长庆天皇天授二年（1376），五山诗僧绝海于英武楼谒见明太祖时，曾奉诏即席吟成《赋三山》一诗：“熊野峰前徐福寺，满山药草雨余肥。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明太祖和作一首：“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也应肥。当年徐福求仙处，直到如今更不归。”这也可证“徐福来日”说流传之广。不过，其合乎情理之处虽多，却终究无案可稽。仅以时代远后于徐福的欧阳修的诗歌及《神皇正统记》的记载作为证据，是缺乏说服力的。因而，援为谈资固无不可，视为定论则有欠审慎了。

“神后征韩收书”说本于《日本书纪》。《日本书纪》纪神功皇后征韩事曰：

遂入国中，封重宝府库，收图籍文书。

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典籍舶来之始。但其间亦有疑问：《汉书・高帝纪》记高祖入咸阳事曰：“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用纯汉文写成的《日本书纪》很可能是援其绪而仿其辞，未必真有“收图籍文书”之事；退一步说，即便真有其事，所收之“图籍文书”，也可能属于地图户籍及官府公文之类。通读《史记・萧相国世家》及《汉书・萧何传》等即可了然。所以，“神后征韩收书”说似也不足征信。

既然如此，在找到更为确凿的文献依据以证成上述二说前，似乎还是应当采取审慎的态度，把中国典籍舶来的时间暂时定点在正史所记载的应神天皇御宇时：应神天皇承“神后征韩”之后，绥内靖外，国运渐昌。于是，百济国阿直岐、王仁等携《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等中国典籍入朝归化。《古事记》记其事云：

百济国照古王，以牡马壹疋、牝马壹疋，付阿知吉师以贡上。亦贡上横刀及大镜。又科赐百济国：若有贤人者贡上。故受命以贡上人名和迩吉师。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贡进。

这是国史中有关中国典籍传入的最早的记载。《日本书纪》所记略同：

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济王遗阿直岐贡良马二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征王仁也。十六年春三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

另，《古语拾遗》一书也记载了应神天皇御宇时百济国贡王仁事。因而，王仁的来朝与汉籍的传入皆在此时，是确凿无疑的事情。由于人们一般都认为，汉字是伴随汉籍而传入的，所以许多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便将汉字的传入也定点在应神天皇十六年。

但窃以为这似乎有些不妥。因为汉字实在并不一定非随汉籍传入不可。尽管汉籍舶来后，日本国的先民才有可能系统地接触汉字；但这并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在汉籍舶来前，已有一些汉字零零星星地传入。据《后汉书・东夷传》载，光武帝中元二年（57）曾赐日本九州州筑前怡土郡一豪族以封爵金印。日本光格天皇天明四年（1784），这颗金印在志贺岛叶崎的石窟中被发掘而得。既为金印，上面携有汉字自不待言。又据《魏志・倭人传》载，魏明帝正始元年（240）曾遣使者赍诏书、印绶赴日，而日方亦曾托该使者答谢恩诏。因此，汉字的传入要早于汉籍的舶来，应当也是确凿无疑的事情，虽然究竟要早多少，现在同样已无从考稽。

不过，零星传入的汉字，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当然远远不及既汇入汉字又融入汉学的汉籍。因此，应神天皇十六年王仁等携汉籍入朝，在日本文明史上，毕竟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事情。据日本史载，皇太子菟道稚郎子从阿直岐、王仁等修习汉籍后，学业大进。曾读高丽王所上表文，见其中有“高丽王教日本”句，怒其无礼而痛责使者。这一为日本学者所津津乐道的史实，表明太子对汉文已相当通晓。后来，父皇驾崩，太子义重如山，始而让位皇兄，终而自杀明志。这想必是濡染儒家经典既久，则心折于《论语》中所述及的“泰伯”一类人物，有心步其后尘的缘故。

从应神朝汉籍传入，到继体、钦明朝五经博士相继东渡，凡270余年间，研习汉字、汉文、汉学，蔚为风尚。至推古朝圣德太子摄政时，能用汉字写作的，已不只是那些执教席、掌书记、充史官、任翻译的“外朝归化”者；许多一直生活在日本本土的人，也已初步掌握了写作汉文的技能。在日本历史上，推古朝是开辟新纪元的时代，氤氲着活泼、兴旺的气象。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亦复如此。在这革故鼎新的过程中，圣德太子起了关键作用。《日本书纪・推古纪》叙太子事曰：

生而能言，及壮有圣智。一闻十人之诉，以勿失能辨。兼知未然。且习内教于高丽僧惠慈，举外典于博士觉哿，悉兼达矣。(www.xing528.com)

《法王帝说》中也有关于其学德之宏大深远的记载。既具有卓异的禀赋，又具有深厚的学殖，加以其摄政时血气方刚、敢作敢为，很快便刷新了政治局面，而日本汉文学亦随之诞生：宪法十七条、外交文书、金石遗文等都于此时问世。

先看宪法十七条。《日本书纪》有云：“十二年夏四月丙寅传朔戊辰，皇太子亲肇作宪法十七条。”虽然太子有可能征求过簇拥在他周围的“智囊团”的意见，但十七条主要体现的应当是他自己的旨意。今日研读十七条，可以看出，它完全本乎国民性情，取乎儒家思想，而又益以佛教教义、参以刑名法家学说，其名固与今日之宪法相同，其实亦足垂范后世。没有谁能否认：日本之法制，盖自十七条始。从文学的角度看，十七条文字精炼，造语简古，略无骈丽浮华之态。作者广泛取资于《诗经》、《尚书》、《论语》、《孟子》、《孝经》、《左传》、《礼记》、《管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史记》、《文选》及佛教经典，却又力避蹈袭，变化用之。每条长则75字，短则24字，言简意明，不务繁冗。其句式以四字为主：全篇凡180句，其中四字句达144句，宛然有律语之趣。其风格则简奥奇峭，与法家文风较为接近。

再看外交文书。推古朝以前，日本已遣书于刘宋，但似非正式的国书。日本皇室向中国遣送正式的国书，始于推古朝。推古天皇十五年，即隋炀帝大业三年（605），大礼小野妹子奉命遣隋。回国时，隋炀帝派大臣裴世清偕其同归，以行聘礼。裴氏所携除信物外，尚有炀帝手书。裴氏回国后，日方复命妹子为大使、吉士雄成为副使，再度遣隋。中日交换国书，实在此时。日方所奉之二封国书，一见于《北史》、《隋书》，而未为《日本书纪》所收；一见于《日本书纪》，而未为《北史》、《隋书》所载。前书起笔云：“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雄大之气自句中溢出。可惜下文今日已不可得见，唯存此吉光片羽。后书据《经籍传后记》及《太子传略》所记，乃圣德太子之御笔：

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忆方解。季秋薄冷，尊何如？清想念。此即如常。今遣大礼苏因高（小野妹子）、大礼乎那利（吉士雄成）等往。谨白不具。

起句沉稳、庄重，中间的文字则真挚简率，有六朝尺牍之风范。

至于金石遗文，亦可溯源至推古朝。推古天皇四年（594），圣德太子率惠聪、葛城臣等行幸伊豫的温汤宫，并于汤冈之侧立碑铭文记其事。这便是今存最古老的石文——《伊豫道后温汤碑文》。其文为《伊豫风土记》所收录，属四六体，多用汉魏典故，颇见苦心经营之痕迹。但其风貌虽与齐梁文学相近，却未失尚古倾向。推古朝的金文保存至今的有《元兴寺露盘铭》等六种。其长短各异，雅俗有别。就中，《法隆寺金堂药师佛光背铭》作为准汉文体，最为古奥：

池边大宫治天下天皇（用明天皇）大御身劳赐时。岁次丙午年。召于大王天皇（推古天皇）与太子（崇峻天皇）而誓愿赐。我大御病太平欲坐故。将造寺药师像作仕奉诏。然当时崩赐造不堪者。小治田大宫治天下大王天皇（推古天皇）及东宫圣王（圣德太子）。大命受赐而岁次丁卯仕奉。

此铭乃推古天皇十五年，天皇及太子为用明帝造药师像时，镌刻于其光背之上。形式为汉文，但其中却又交织着日语的句法，因而一般视为准汉文的滥觞。此外，国史的编辑、佛经的注疏等文化事业也始于推古朝。以国史的编辑而言，《日本书纪・推古纪》“二十八”条云：“是岁，皇太子岛大臣共议之。录天皇记及国记臣连伴造国造者八十部并公民等本纪。”以历代天皇为首，编修诸国纪及臣民传，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创举。尽管履中朝时各国已设史官，但其职责不过是记录地方言事。正式编修完整的国史，是从推古朝开始的。其总裁是圣得太子，而其文字则是汉文。尽管它已在苏我氏灭亡之际惨遭焚毁，其著录的史料却很可能为《日本书纪》的编者所采择。要言之，推古朝时既有纯汉文，也有准汉文；而纯汉文中又包括散文、骈文等。因此，有理由认为，汉文的诸体早在推古朝即已具备。而汉文的全面发轫，不用说，有助于汉诗的萌生。

推古朝以后，汉文学以一泻千里之势迅猛发展。至近江、奈良朝，已渐趋兴隆。其标志是两部经典式的史书的产生：准汉文国史的嚆矢《古事记》与纯汉文国史的权舆《日本书纪》。斋藤谦在《拙堂文话》中评《古事记》曰：“微古典雅，文辞烂然。”又评《日本书纪》曰：“虽有模仿史、汉、鸿烈等书处，然叙事有法，用字亦皆合格，与近古老生之文不可同日而语。”同时还产生了日本最古老的地方志《风土记》，其体由纯汉文与准汉文错杂而成。如果说《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是中央文学的代表的话，那么，《风土记》则是地方文学的典范。而随着汉文学的日渐兴隆，提高了审美情趣的贵族阶层已不满足于吟讴本土的俚俗歌谣，更欲借助汉诗这一舶来的文学样式，作为新的言志抒情的工具。这样，日本汉诗便应运而生。

稽之史料，这大概是近江朝的事情。天智天皇御宇时，躬亲朝政之暇，常招学士大夫宴饮赋诗，歌咏升平。对此《怀风藻・序》略有所记：

旋招文学之士，时开置醴之游。当此之际，宸翰垂文，贤臣献颂。雕章丽笔，非唯百篇。

可惜天智天皇的御制及其词臣的诗作早已亡佚。因此，连《怀风藻》的编撰者在当时也只能以“非唯百篇”的悬想之词来形容其篇章之盛。所幸弘文天皇的御制《侍宴》尚存，可藉以稍窥当时的文采风流：

皇明光日月，帝德载天地。

三才并泰昌，万国表臣义。

此诗为《怀风藻》所收录。当时的弘文天皇尚为东宫太子，侍宴在侧，故其所作由歌功颂德的文字堆砌而成，并未能跳脱庸常的侍宴之作的窠臼。但其气象之阔大、文笔之典丽，实为庸常之辈所不及。作为日本汉诗萌生之初的作品，尤属难得。因此，后世的诗人每当追溯本国汉诗的起源时，总是对弘文天皇不胜景仰。维新时期的诗人国分青崖的《咏诗》有云：

弘文聪睿焕奎章，东海诗流此滥觞。

仰诵皇明光日月，于今艺苑祖君王。

既把弘文天皇的这首诗视为日本汉诗的滥觞，更把弘文天皇本人奉为日本诗坛的始祖。

说到这里，似乎应当交代：关于日本诗坛的始祖，向有二说并存。一说为大津皇子。《日本书纪・持统纪》云：“皇子大津及长辩有文学，尤爱文笔。诗赋之兴，自大津始也。”纪淑望《古今和歌集序》及《古今著录集》亦云“大津皇子始作诗赋”。另一说则为弘文天皇（即大友皇子）。理由是：《怀风藻》的编次体例是“略以时代相次，不依尊卑等级”，而首先标举弘文天皇的诗作，其次才载录河岛皇子及大津皇子的篇什，可知弘文天皇要先于大津皇子制作汉诗。《大日本史》曾力辨《日本书纪》之谬：“天皇崩时，大津皇子年仅十岁，天皇之言诗先大津可知矣。”因此，相形之下，后说更能令人信服。当然，弘文天皇之所以被奉为诗坛始祖，是因为其作品幸而留存至今。假如其作品亦已亡佚，始祖的桂冠便将戴在后于他起步的大津皇子的头上；同样，假如天智天皇的作品也未亡佚，则始祖的桂冠则又非先于他的天智天皇莫属了。从这个角度看，弘文天皇无论如何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