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

三、对象：中国古典诗歌在海外的最佳衍生地——东瀛

当我们的研究视野和思维空间从域内拓展到海外后，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在海外的最佳衍生地，东瀛自然率先成为我们考察与探讨的对象。探讨东瀛汉诗形成与发展的原因，考察东瀛汉诗盛衰起伏、递嬗演变的轨迹，并进而剖析东瀛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渊源关系，对于推动整个海外汉文学研究，无疑具有示范作用和典型意义。当我们刚刚涉足海外汉诗这一新的研究畛域时，将探求的目光暂时“锁定”于东瀛，亦即日本，或许是明智的选择。似乎还没有人精确地统计过现存日本汉诗的总数。据《汉诗文图书目录》，从汉诗发轫的奈良时代，至汉诗衰替的明治时代，先后问世的汉诗总集与别集达769种、2339册。这中间，还不包括三个数字：其一是已经佚失的汉诗总集与别集；其二是未曾刊行的汉诗总集与别集；其三是新近结撰的汉诗总集与别集。这三个数字中，第一个数字尤为庞大。即以平安朝时代而言：由本人自编或他人代编别集者甚众，而留存至今的别集却只有空海的《性灵集》、都良香的《都氏文集》、岛田忠臣的《田氏家集》、菅原道真的《菅家文草》、大江匡衡的《江吏部集》、藤原忠通的《法性寺入道集》等六种，其他的则都已亡佚。唐代诗人韩愈曾经慨叹李、杜诗的散失：“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调张籍》）。我们虽然不敢说平安朝诗人也有着同样的遭遇，但在印刷、出版业远远落后于唐代的情况下，作品及作品集佚失的情况似乎只能更为严重。不过，对这个数字，今天毕竟只能以遗憾与惋惜的心情加以猜测，而无法将猜测的结果作为立论的根据了。但即使仅就《汉诗文图书目录》所载录的汉诗总集与别集来估算，日本汉诗的总数也相当惊人：以每册收诗百首计，总数当远远超过二十万。

仅仅从数量着眼来判别一种文学样式繁荣与否，那当然是皮相之见。但如此可观的数量，却足以佐证中国古典诗歌在海外的衍生能力。事实上，中国古典诗歌自七世纪初传入东瀛后，立即风靡于以天皇为首的宫廷汉诗沙龙，成为他们所乐于驾驭的文学样式。诚然，在日本古代，为附庸风雅或猎取功名而写作汉诗的，不乏其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真正把汉诗当作陶冶性情、抒发胸臆的不二手段的作者，也不鲜见。试看藤原为时的《春日同赋闲居唯友诗》：

闲居希有故人寻，益友以诗兴味深。

苦嗜独题如合志，缓吟自听便知音。

思凝草木过连璧，义入风云胜断金。

若不形言兼杖醉，何因安慰陆沉心。

此诗见于《本朝丽藻》卷下。诗本身当然并不出色，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当时的一些诗人是把诗当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的，只有诗能解除他们的孤寂之感，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这使我们联想起唐代诗人所抒发的类似的感受：“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贾岛《戏赠友人》）。诗题既为“春日同赋闲居唯友诗”，则说明怀着这种感受的，在当时不只是作者自己，至少包括同赋此题的那一群。无独有偶，大江匡衡也有《初冬于都督大王书斋同赋唯以诗为友应教》诗：

明时嗜古好文程，唯友诗篇几送迎。

咏慕为人应露胆，学如知己任风情。

文峰秋月同床坐，词苑春风结绶行。

逢遇携来元白集，争教匡鼎类桓荣。

应该说，日本汉诗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能获得数量方面的丰收，是因为包括他们在内的无数汉诗作者坚持不懈地进行创作的结果，尽管他们的创作成果并没有能全部留存至今。作者既众，作品既多，与作者作品有关的种种逸闻趣事也就层出不穷。这些逸闻趣事，有的确凿有据，有的则一看即知是好事者的杜撰，因而对其史料价值不能过高评估。但它们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储藏着有关当时诗坛的种种信息，由它们演绎开去，似乎可以从不同侧面进一步观照中国古典诗歌在海外衍生的情形——

例1：平安朝诗人都良香是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据《大日本史》记载，他曾夜过罗生门，得览奇景而油然生感，便即兴吟咏道：“气霁风梳新柳发，冰消波洗旧苔须。”其音未落，楼上即有人发出叹赏之声。叹赏者其名早湮，或许并非诗坛中人，至少绝非当世名流，却居然能在耳闻之际，对都良香的这番并不浅易的吟哦会意于心，这自然不仅需要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同时也须具备相当的汉诗修养。而由此反推：名不见经传者，尚且具备如此这般的汉诗素养，当时知诗、习诗、能诗者之众自不待言。又据《江谈抄》载，都良香游竹生岛时，得“三千世界眼底尽”句，自赏之余，苦难成对。于是，岛神便适时登场，续以“十二因缘心里空”，使都良香深为叹服。这一传说本身固然是荒诞的（其荒诞不仅在于硬扯进一个子虚乌有的岛神，更在于张冠李戴，将白居易的诗句安在了都良香和岛神身上），但由这一与汉诗有关的荒诞不经的传说，却不难推知汉诗在当时的地位的尊隆。唯其地位尊隆，在人们的想象中，连神祇也不免浸染其间。

例2：江户时代的祗园南海，十四岁时诗艺即已成熟。曾与当时名流新井白石、南部南山、松浦霞沼、神圆篁洲同聚于雨森芳洲之寓所，共赋“边马有归心”诗。其诗“雄浑悲壮”，为新井白石所激赏。十七岁时，有心自测诗才敏捷与否，便苦吟一夜。东窗未白，即得诗百首。但此事传开后，时人疑其为“宿构”。为了排除这一非议，祗园南海特设酒宴，请宾客于席上定题，觥筹交错之际，信口吟哦，自日中至夜半，果然又吟成百首，且“藻绘烂漫”，略无蹈袭前意、敷衍成篇者。这固然表现了一个自负才地的少年的争强好胜的心性，但年为弱冠，即如此娴于诗道，实亦难得。至于他所以能如此，除了本身的卓异禀赋外，与当时汉诗盛行于世，使他从小便耳濡于斯、目染于斯自也不无关系。

例3：有别于祗园南海的夙慧，江户时代的石川丈山，原先不过是一介徒知冲锋陷阵的武夫。年过而立后，游一代大儒藤原惺窝之门，与林罗山、菅得庵等善诗者相交，转而潜心体味诗道。晚年于叡山之麓筑“诗仙堂”，精心绘制成由汉魏至唐宋间的三十六位诗人的画像，悬挂于堂上，并题诗其间，日日对之吟哦，慨然以“诗仙”自命。虽然一贫如洗，乃至“有客瓢饮空，无妻褞袍敞”，却不改其乐。用他自己的诗来说，便是“心深山转浅，身瘦道犹腴”，“富贵功名浑幻术，人生真乐莫如闲”。其《富士山》一诗有云：

仙家来游云外岭，神龙栖老洞中渊。

雪如纨素烟如柄，白扇倒悬东海边。

气势宏大，发想新奇，今日犹为登临富士山者所乐于吟诵。一旦归心于汉诗，便如入魔域，但觉其中风光旖旎，足可颐养天年，而不复存功名富贵之想，汉诗之感召力与诱惑力可谓大矣——从海外汉诗衍生与流变的角度来考察与提炼，或许，这就是包蕴在这则轶闻中的意义。

例4：与此意蕴相近，却更为生动、奇特的一则轶闻是，江户时代后期诗人友野霞舟，平生嗜诗成癖。晚年罹病卧床、沉绵不起，犹口不绝吟哦。弥留之际，诗思泉涌，因自己已无力书写，便请门人浅野梅堂代为笔录：

性命托天身托医，体虽羸疾意安怡。

耻无勋业半张纸，徒有闲吟万首诗。

祷福神祗果何益？乞灵草木未全痴。

可怜簸弄英雄杀，造化真成是小儿。

吟罢，仍然心有未甘：“吾诗思尚多。”梅堂深解其意，劝说道：“先生宜留一半赍赠冥府也”。这话搔到了痒处。于是，“先生”便怀着去冥府继续倾泻诗思的憧憬莞尔而逝。“先生”享年五十有八，而绝命诗自称“徒有闲吟万首诗”。如果实际数目与此没有太大出入的话，那么，实在比自称“六十年间万首诗”的南宋陆游还要“高产”。当然，仅仅是还要“高产”而已，其地位与成就则远不足与陆游相颉颃。我们所赞赏的是他的这份执著与沉迷。

例5：由于汉诗在很大范围内得到普及，江户时代的诗人往往以诗代简，寥寥数行，而万千心事尽寓其中；收简的一方，即便不是风骚者流，亦能粗会其意，而鲜有苦于解读的例子。如三浦梅花，素慕陶弘景、韩康伯之高风，终身不仕。当他辞谢久留米侯的延聘时，即以诗代简，曲达其意：

樵蹊不与世间通，高卧东山异谢公。

占得烟霞吾已老，清风鹤唳白云中。

反用谢安“东山再起”的故事，委婉而又坚定地表白了自己以隐逸终老的心志。久留米侯得阅这一诗简后，感其意诚，没有强其所难。至江户后期，更有以汉诗密通情意、最终结为连理者。如三苫雷首，对十六岁的才女龟井小琴情根深种，却不知小琴是否也钟情于自己，便寄诗相挑：“二八谁家女，婵娟真可怜。君无王上点，我为出头天。”（《赠小琴女史》）“王上点”者，主也；“出头天”者，夫也。正暗寓求凰之意。小琴奉答一首：“扶桑第一梅，今始为君开。欲识花真意，三更踏月来。”（《答雷首》）这一赠一答之间，若有千种风情，与中国读者所熟知的元稹的《莺莺传》及王实甫的《西厢记》中所描写的张生与莺莺“初合”的情形何其相似乃尔！其结果也是有情人皆成眷属。这两个例子表明，随着汉诗的相对普及，它已直接介入人们的现实生活，成为人们交际的工具。

例6：日本古代汉诗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仅仅是一种交际的工具，有时它也被作为一种攻讦的手段。著有《日本诗史》的江村北海，力戒门下轻薄，而律己非严。在编集《日本诗选》时，每当好名之徒投以诗稿、请求采纳，他必定索取“刻费”若干。于是，有人作诗嘲笑道：“纳钱入选江君锡，待价作文龙子明”。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菊池五山（因家贫，藏书仅白香山、李义山、王半山、曾茶山、元遗山五集，故自号五山）仿清人袁枚《随园诗话》之体例，收集、评论当代汉诗，刊为《五山堂诗话》，轰动一时。于是，沽名钓誉者便争相贿赂，以求列名于其中。五山大喜过望，便定下一条方针：贿赂丰厚者，极为褒奖；反之，则加以贬黜。一时颇遭物议。赖山阳作诗讽刺道：“学吟争题五山知，寸舌权衡天下诗”。细加寻绎，这两个例子除了证明汉诗在当时曾被用作攻讦的手段外，还储藏着别一种关乎我们话题的信息：在当时，享有了诗名，也就随之享有了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正因为这样，那些浅薄无聊的学吟者，才那样渴望自己的作品能为《日本诗选》所刊载。时尚若此，汉诗的地位不言自明。唯因时尚若此，一些酒店老板或为附庸风雅，或为招揽顾客，竟至利用汉诗来进行广告宣传。著名诗社“幽兰社”的“掌门人”龙草庐便曾应请为嵯峨酒店拟就“酿成春夏秋冬酒，醉倒东西南北人”一联，高悬于店门两侧——汉诗的实用价值在斯时斯地实在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与发挥。

例7：关于汉诗的特殊功效，在江户时代还有一则近乎神话的离奇传说：据平野紫阳翁《文学奇瑞谈》载，天保中，冈本花亭仕于信州中邑。邑人为狼害所苦。冈本花亭便赋《喻狼》诗一首，恭书于纸，张贴在狼害最为猖獗之处：

毛属藩生国士恩，住山何得害山民？

析看狼字是良犬，谕汝自今知爱之。

果然，狼害为之倏然而止。这真可以与唐人韩愈作《祭鳄鱼文》，使鳄鱼羞惭而退的佳话相媲美了。其诗今见于长域的《名家诗抄》卷下，赋诗当有其事。但后半狼害因之而告终的说法则显然是后人的附会了。但由这一传说，却可以看出：在人们心目中，汉诗是有着神奇的功效的。沿着这一方向演绎下去，似也不难体察中国古典诗歌在海外衍生过程中所产生的独特魅力。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在海外的有机延伸，日本汉诗不仅拥有众多的作者与作品——仅仅拥有众多的作者和作品，那还不足以博取“繁荣”的称许，或者说，充其量那也只是一种畸形的“繁荣”——而且拥有众多的优秀作者与作品。我们之所以将东瀛视为中国古典诗歌在海外的最佳衍生地，正是有鉴于此。

这一结论其实是通过对日本汉诗的“质量检验”得出的。需要说明的是检验的标准问题——由于日本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有着根深蒂固的血缘关系，在检验的过程中，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将中国古典诗歌作为参照系。这本身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但我觉得，在这同时，还需充分考虑到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日本汉诗的作者都属于大和民族的成员。身为大和民族的成员，而以音义繁富的汉字写作韵律精严的汉诗，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江户诗人斋堂竹堂在《琉球竹枝八首》中曾道及自己的学吟之苦：

拟将汉语学吟哦，犹觉牙牙一半讹。

不比东音曾惯熟，唱成三十一字歌。

我想，这应当也是其他日本汉诗作者的共同感受，只不过他们没有如此明白地说穿而已。但他们却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勇敢地涉足于汉诗这块陌生而又极富魅力的领地，并在其中耕耘与收获。其中的许多人最终都扫除了语言与思维的障碍，由学吟到会吟，由会吟再到善吟，成为汉诗这一外来文艺形式的娴熟自如的驾驭者。这本身似乎就是一个奇迹。因此，倘若就诗论诗，那么，无论“单项”还是“全能”成绩，日本汉诗确实都不堪与中国汉诗比并。许多日本的汉学家也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有的甚至偏激地认为较之中国古典诗歌，日本汉诗简直不堪入目。对此，我们没有讳言的必要。但如果考虑到中国古典诗歌作者本来就占有种种先天的优势，考虑到横亘在日本汉诗作者面前的难以跨越而又必须跨越的语言与思维的障碍，那就很难遽言中日两国诗歌作者之间究竟谁更高明了。

在确立这一前提之后，也许我们就不会苛求于日本的汉诗作者了。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撇开这一前提，日本汉诗作者的成就便无足观瞻。事实上，即便就诗论诗，日本汉诗作者中，也是名家济济，高手如林。借用唐人殷璠《河岳英灵集》中的话来说，这些名家、高手可谓“既娴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因此，连中国的诗歌名家也对他们刮目相看。说得远一些，奈良朝时期的晁衡（即阿倍仲麻吕），旅唐期间，与李白、王维、包佶、储光羲等时相唱和，英名远播。包佶既以“上才”许之（《送日本国聘贺使晁巨卿东归》），储光羲亦在诗中备极赞扬：“朝生美无度，高驾仕春坊”（《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甚至轻易不肯折节向人的李白在听信了晁衡溺海而死的讹传后，也以长歌当哭，不胜哀痛：“日本晁卿辞帝都，孤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哭晁衡》）喻之以“明月”，可知其诗才实非泛泛。说得近一些，清人俞樾曾编撰《东瀛诗选》40卷、《补遗》4卷，选入江户时代150位汉诗名家的作品，于明治十六年刊行。其中颇多称许之语和赞扬之词，如谓广濑旭庄诗“才藻富丽，气韵高迈”，即其一例。诚然，在汉诗发轫未久的奈良、平安朝时代，这类名家、高手还不多见，但至少晁衡、空海与菅原道真应归属于其列。而至五山时代，随着日本汉诗的日渐成熟，身怀绝技的名家、高手也不断脱颖而出。像虎关师练、雪村友梅、别源圆旨、中岩圆月、梦窗疏石、义堂周信、绝海中津等，都无愧于名家、高手的称号。及至进入汉诗盛行的江户时代，名家、高手更是灿若繁星，不胜枚举，以致俞樾编撰《东瀛汉诗》时殆难取舍，不得不将篇幅扩张为洋洋40余卷。正是这些熟谙汉诗三昧的名家高手，以卓绝的才情，在东瀛这块善于吸收与融化异国文化的土地上，培育出姹紫嫣红的汉诗奇葩，使中国古典诗歌得以衍生、发展和流变于海外。

确实，在日本汉诗的苑囿里徜徉，也能观赏到一派姹紫嫣红的景象。这就是说，日本的汉诗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质量也颇为可观。从内容方面看，举凡言志抒情、写景状物、咏史怀古等等，无不被纳入表现的范围。这意味着其题材相当丰富。唯其如此，从中能感触到比较广阔的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言志抒情之作中不乏情辞慷慨、意兴豪迈、声震林木、响遏行云者。尤其是幕末志士的吟唱，读来真有穿石裂金之感。如：

二十六年如梦过，顾思平生感慨多。

天祥大节尝心折，土室犹吟正气歌。

——桥本景臣《狱中作》

呼狂呼贼任他评，几岁妖云一旦晴。

正是樱花好时节，樱田门外水如天。

——黑泽胜算《绝命词》

当年意气欲凌云，快马东驰不见山。

今日危途春雨冷，槛车摇梦过涵关。

——赖鸭崖《过函岭》

爱读文山正气歌，平生所养顾如何？

从容唯待行刑日，含笑九原知己多。

——儿岛草臣《狱中作》

身陷囹圄，自知就刑在即，却既无畏惧，也无怨尤，因为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如果说这时他们还有什么不能释怀的话，那就是他们所毕生致力的维新事业尚未告成。“顾思平生感慨多”，这“感慨”，当是一种壮志未酬身先死的仰天长吁。但他们的慷慨赴义，却正可以唤起广大民众的觉醒，从而推进维新事业的历史进程。既然如此，他们也就死得其所了。“土室犹吟正气歌”，“爱读文山正气歌”。诚然，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不朽名作《正气歌》，既是他们平生的指南，也是他们这时的精神支柱；但他们用一腔热血谱写的上引诗章，不也正是一曲曲具感天动地之诚、挟排山倒海之威的正气歌吗？这样的正气歌，今日读来犹令人血脉贲张，心胸激荡。(www.xing528.com)

当然，言志抒情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诸如伤时悯乱、显忠斥佞、怨离恨别等等，都可以被“言志抒情”这一概念所包容。尽管日本汉诗作者中绝少有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口号，一如白居易者，但注意发挥汉诗“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功能的诗人却并不鲜见。即便在应制、奉和之作充彻诗坛的平安时代，也曾出现过描写下层人民的困苦生活、并寄予深切同情的作品。如菅原道真的《寒早十首》便聚焦于“老鳏人”、“夙孤人”、“药圃人”、“驿亭人”、“赁船人”、“卖盐人”、“钓鱼人”、“采樵人”等生活在平安朝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的形象，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他们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现实处境。且看其中一首：

何人寒气早？寒早老鳏人。

转枕双开眼，低檐独卧身。

病萌愈结闷，饥迫谁愁贫。

拥抱偏孤子，通宵落泪频。

庶几可接武于晚唐时期皮日休、杜荀鹤等现实主义诗人的作品。不过，总的说来，这一类题材非日本汉诗作者所擅长。相形之下，他们更习于同时也更善于怨离恨别。谨以赖襄的《中秋无月侍母》一诗为例略加评析：

不同此夜十三回，重得秋风奉一卮。

不恨尊前无月色，免看儿子鬓边丝。

由重逢时的欣慰反照别离时的痛苦，取径已自不俗。但更见匠心的还是作者所构置的“中秋无月”这一独特背景。远离慈亲十三年之久，今日终得承欢膝下，与老母同度中秋佳节。但天公作祟，偏偏今夜不见了那一轮圆月。这本该是大煞风景的事。然而，作者却不仅没有丝毫憾恨，倒似正中下怀。个中缘由便在于，这样可免使老母看清作者的花白鬓发。不难看出，末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它既把作者不想让老母察知自己的坎坷人生的一片至纯孝心和盘托出，同时也暗示读者，在独自浪迹天涯的十三年里，作者早已不堪离愁别恨的折磨而形容枯槁、未老先衰。

写景咏物之作，则不乏既绘其形又传其神、气韵生动、旨趣隽永者。如太宰春台的《登白云山》：

白云山上白云飞，几户人家倚翠微。

行尽白云云里路，满身还带白云归。

虽自明代诗人李攀龙的“白云湖上白云飞”脱化而来，却更见造型灵动与流转自然。“白云”一词四度重复出现，而略无窒碍之感，显系意匠经营。诗中既着意绘制鲜明的画面，又在画面中融入了自己登山览胜的豪情逸兴。又如：

幽径千杆竹，相依积雪时。

低头君莫笑，高节不曾移。

——藤森大雅《竹》

自从卜宅此栽柳，吹过东风二十春。

休把长条轻拂地，如今地上更多尘。

——藤井竹外《柳》

竹为“岁寒三友”之一，咏其节操者固众。前诗的独到之处在于力持“低头”未必“屈服”之议。在作者看来，那千杆翠竹为狂风所迫，虽不免一时“低头”，其“高节”却终未移易。如此着笔，既称得上翻新出奇，同时又不失咏物诗的隽永旨趣。而“相依积雪时”一句传写出翠竹之间相互依偎、共御严寒的风神，也是似拙实巧之笔。后诗撇开借柳咏别的惯常套路，而由“长条拂地”联想到“地上多尘”，通过对“长条”的奉劝，不着痕迹地揭露与指斥了现实社会的肮脏，同样独出机杼，耐人寻味。

至于咏史怀古之作，就其情感指向而言，其实可以纳入“言志抒情”的范畴，之所以单独列出，是因为日本汉诗作者极喜亦极善驾驭咏史怀古的题材。审视咏史怀古之作在全部日本汉诗中所占的比例，似乎有理由说，日本汉诗作者对咏史怀古一类题材有着特殊的偏爱。其目的自然不只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在于“借古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这与中国同类题材的汉诗作品毫无二致。且看其中四首：

昨日割一县，今日割一城。

割到壮士胆，萧萧易水鸣。

——秋山玉山《咏史》

决然归去卧桑麻，无限人间事可嗟。

独怪先生偏爱柳，不将清操向梅花。

——大洼诗佛《题陶靖节图》

谬被文王载得归，一竿风月与心违。

想君牧野鹰扬后，梦在皤溪旧钓矶。

——佐藤坦《太公望垂钓图》

安国忠臣倾国色，片帆共趁五湖风。

人间倚伏君知否？吴越存亡一舸中。

——朝川鼎《范蠡载西施图》

第一首咏荆轲刺秦事。其凛然风骨，似无逊于初唐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第二首议论奇警。本来，陶渊明归隐事，已屡经前人题咏，殆难出新。作者却别具只眼，从中觅见了生发的余地：陶渊明之节操与梅花极为相似，按理，他应当偏爱梅花，何以自号“五柳先生”，对柳树更为垂青呢？“独怪”云云，并非真有嗔责之意，不过藉此发端、以避雷同而已。第三首亦另辟蹊径：不称颂太公望辅佐文王成就霸业的盖世之功，而致力于展示他对隐逸生活的铭心刻骨的向往与依恋，表明出仕非其初衷。这实际上是借以抒写作者自己的心声。第四首以纳须弥于芥子的笔力，试图借范蠡与西施共载的小小“一舸”，来映现兴越亡吴的历史风云，其中也多少寄寓了警世之意。

无须一一缕述，仅由以上数端，也足以看出日本汉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唯其如此，它才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同时也才能产生出与它有关的种种逸闻趣事。孔子在《论语》中曾这样阐释诗的功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验之日本汉诗，上述功能无不具备。因此，从内容方面看，至少可以说它的质量是合格的。那么，其形式又复如何呢？从形式方面对日本汉诗进行检验，我想，主要应当是看它体制是否完备、技巧是否成熟。这样加以检验的结果，同样差可人意。就体制而言，古体、近体、乐府，五言、七言、杂言等，应有尽有。尽管平安朝时期创作的近体诗，间有不合律者，但却已各体兼备。诗人们既走笔于短章——绝句，又试手于长篇——排律及歌行体，表现出一发而不可遏止的实践与探索的热情。由于汉诗在当时毕竟还处于初起阶段，诗人们本身又都受到“东音曾惯熟”的先天条件的限制，间有不合律者，是十分自然的。可贵的是，先天的不足，终于为后天的努力所弥补。至五山、江户时代，绝大多数诗人所结撰的作品都已做到了平仄协调、音韵和谐、属对工切，高明者更能“神明于规矩之中，变化于法度之外”。因此，倘若察其大势，有理由认为日本汉诗的体制是完备的。至于技巧，也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作动态考察。诚然，奈良、平安朝时代的汉诗，大多未能脱离机械模仿的状态，不仅表现手法，甚至连思想感情也一并蹈袭中国诗人。那样的作品只能说是六朝诗或唐诗的翻版——一种较蓝本远为拙劣的翻版。但在漫长的演进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体制的逐渐趋于完善，韵律的逐渐趋于精严，表现技巧也逐渐趋于成熟。及至江户时代，许多优秀的汉诗作者已能得心应手、从容裕如地驾驭汉诗这一舶来的文艺形式，做到以彼之形式，写我之心声。即使是那些初涉诗坛的女流诗人，亦多有佳作问世。试看江马细香的两首七绝：

双浮双浴绿波微，不解人间有别离。

戏取莲心掷池上，分飞要汝暂相思。

——《拈莲子打鸳鸯》

一点愁柯梦屡惊，耳边所触总关情。

寻常蕉雨曾闻惯，不似今宵滴滴声。

——《别后赠人》

前诗托物寄意，后诗借景抒情，其手法固然并无创新之处，但构思却颇为别致。前诗拈取抒情主人公对双浮双浴的鸳鸯羡极生妒、硬要让其分飞这一细节，曲折有致地传达出离别之恨与相思之苦。后诗则着意凸现今日西窗听雨时不同于往日的凄凉感受，在今昔比照中，让离别之恨和相思之苦隐隐漾出，虽然也以细节描写取胜，聚焦点却迥然不同。更难得的是二诗都声调宛转，用笔灵动，颇具唐人风韵，因而较之同时代的中国女诗人的作品毫无愧色。“女流”如此，“武夫”亦自下笔不凡。如：

淑气未融春尚迟，霜辛雪苦岂言诗。

此情愧被东风笑，吟断江南梅一枝。

——武田晴信《新正口号》

霜满军营秋气清，数行过雁月三更。

越山并得能州景，遮莫家乡忆远征。

——上衫辉虎《九月十三夜阵中作》

落魄江湖暗结愁，孤舟一夜思悠悠。

天公亦慨吾生否？月白芦花浅水秋。

——足利义昭《避乱泛舟湖上》

作者皆非舞文弄墨的职业文人，而以戎马征战为其生涯。但其所作不仅具有沉雄之气，且亦善于遣用情景交融、波澜开合等艺术手段，绝无苦于运思、拼凑成篇之迹象，显非疏于此道者所为。如果说由“横槊赋诗”这一普遍风尚本身，可证当时诗道之昌盛的话，那么，由其所赋多堪讽诵，则可鉴当时诗艺之成熟了——“武夫”尚且如此，遑论职业诗家？是谓“窥斑见豹”也。

这样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日本汉诗略加检验后，我们似乎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日本汉诗的质量与数量大体上是相符的，进而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作为中国古典诗歌衍生于海外的最重要的分支，日本汉诗在历史上不仅是一种最受时人看重的文学样式，而且也是一种量多质精、高度繁荣的文学样式。唯其如此，它们理应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排斥或忽略这样的研究对象，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还能说是“全面”、“深入”、“完善”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