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一步说，即使把海外汉文学视之为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多有未妥，因而不应该将它们纳入中国文学的范畴，但至少我们也应该把它们纳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范畴，因为只有努力开拓海外汉文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才有可能扩大既有的研究半径，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对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古典诗歌进行总体把握和全面观照，最终撰写出一部能横贯与涵盖整个汉字文化圈的“汉文学史”。
然而，尽管人们早已意识到研究海外汉诗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真正在这一领域里树藩插篱、精耕细作的至今犹寥寥无几。不仅如此，即便对海外汉文学研究予以关注，并不乏说短道长的热情的，也还为数不多。就其中的海外汉诗研究而言，到目前为止，除了对日本汉诗的研究已小有所获外，对朝鲜、越南等国汉诗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这一现状，既与海外汉诗的历史储量与历史地位不侔，也与我们作为泱泱大国所应拥有的学术视野和研究幅度不谐。有鉴于此，当我们就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学进行切磋、研讨时，是否应当考虑如何将探求的触角和耕耘的犁头伸向海外汉诗这一广袤而又丰饶的领地呢？
毋庸置疑，开拓海外汉诗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在今天，不失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增进睦邻友好关系的重要举措之一，但如果仅仅把它看作服务于外交工作的手段，则未免低估了它自身所蕴含的学术价值，抹煞了它独立存在的现实意义。其实，海外汉诗从数量到质量，都足以毫无愧色地跻身于“大国”之列，视其为“附庸”，至少是一种认识上的偏差。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看，忽视对海外汉诗的研究，实际上意味着自弃疆土，拱手将“主权”出让。较之祖先“开边意未已”的精神，或许可以说，这多少有些不肖了。
研究海外汉诗的意义还在于：随着这一新的研究畛域的拓展，对产生于华夏本土的中国古典诗歌的认知将可得到进一步的深化。这就是说，研究海外汉诗，不仅可以张大文学史研究的“广度”，而且可以拓进文学史研究的“深度”。比如，过去我们在考察作家作品及思潮流派的影响时，往往只作纵向的追踪，即仅仅从时间（历史）的角度探讨它们对后世的影响，致力于辨析前后代之间的传承关系；而很少作横向的扫描，即从空间（地理）的角度探讨它们对邻国的影响，致力于辨析左右邻之间的借鉴关系。由这种非立体化的研究方式所得出的结论，纵然有可能是精粹的，却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全面的。而如果我们把海外汉诗作为接受影响的对象加以观照，我们的探讨则也许可以时空合一，纵横交错，而避免线性研究所容易导致的片面、粗疏和肤浅。
谨以杜甫对《松江汉诗》的影响为例稍作说明——
翻检朝鲜诗人郑彻（1536—1593）的汉诗作品集《松江汉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杜甫的潜影。郑彻，字季涵，号松江，谥文清。明宗十七年状元，历任成均馆典籍、礼曹判书、大司谏、右议政等职，颇有政声，兼擅汉诗。在兵连祸结、时局动荡之际，《松江汉诗》的作者虽然遭谗去国，僵卧孤村，却始终心系国事，渴望有朝一日能戮力王室，澄清天下。在诗中，松江一再以“孤臣”自称，以“去国”自伤，以“直捣扶桑穴”自勉，以“坐使妖氛清”自期，无论处境穷达，都以“兼济天下”为念。可以说，忧国、思君、伤时、悯乱，是《松江汉诗》中循环往复的主旋律。这与杜甫的创作情形十分相似。而松江也经常以“老杜”自比，如《题万寿洞邻家壁》：“清愁同老杜”；《次老杜韵》：“如何老杜句，一咏一回哀”；《读老杜杜鹃诗》：“清晨咏罢杜鹃诗，白发三千丈更垂”。杜甫“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春望”形象，曾无数回再现于《松江汉诗》的字里行间。据不完全统计，《松江汉诗》中用到“白头”、“白发”、“白首”等意象的诗句多达55首。而“白头”、“白发”、“白首”，毫无疑问，都是忧国、思君、伤时、悯乱的结果。
不仅如此，从艺术上看，《松江汉诗》瓣香杜甫的痕迹也十分明显。其表现之一是屡屡化用杜甫诗意或诗句。杜甫《月夜忆舍弟》有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而松江既云：“露从今夜白，月向故国明”（《追次洪大谷韵》）；复云：“月应今夜白，魂是帝乡游”（《赠赵彦明》）。杜甫在《登岳阳楼》中自叹：“老病有孤舟”。松江便以此为题，演绎成洋洋洒洒的七言古诗，备述生平抱负与遭际。这犹为次，更引人注目的是，在谋篇、布局、设景、造境、状物、抒情等具体技巧或手法上，《松江汉诗》亦多借鉴与模仿杜诗。至于艺术风格，《松江汉诗》虽呈现出多样化的倾向，但主导风格却只能以“沉郁顿挫”来概括。这与杜甫亦相仿佛。
在数量众多的海外汉诗中，《松江汉诗》只是“沧海一粟”。但由此“一粟”，我们却不难观照出杜甫对海外汉诗的影响是何等深远！遗憾的是，对如此珍贵的文学史料，我们过去却或者一无所知，或者未加重视。今天，似乎再也不能与它们失之交臂了。
同样，在考察白居易诗的影响时，如果我们对日本汉诗已经获得比较充分的了解的话，那么，在考察白居易诗的影响时，就不会仅仅着眼于簇拥在他周围的“元白诗派”的成员，也不会仅仅注目于宋初以徐铉、李昉、王禹偁为代表的白体诗人，而且还会高度重视日本平安朝诗人奉白居易为偶像、奉白居易诗为楷模的一系列实例，并从中抽绎出其不同凡响的意义——(www.xing528.com)
例1 醍醐天皇在《见右丞相献家集》一诗中自注道：“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是也。”
例2 具平亲王（村上天皇第六子）在《和高礼部再梦唐故白太保之作》一诗中自注道：“我朝词人才子以《白氏文集》为规摹，故承和以来言诗者，皆不失体裁矣。”
例3 藤原为时亦在同题之作中自注道：“我朝慕居易风迹者，多图屏风”。
例4 因为天皇和太子都耽读《白氏文集》，以至出现了侍读《白氏文集》的专业户。大江匡衡《江吏部集》卷中有云：“近日蒙伦命，点文集七十卷。夫江家之为江家，白乐天之恩也。故何者？延喜圣主，千古、维时，父子共为文集之侍读；天历圣代，维时、齐光，父子共为文集之侍读；天禄御宇，齐光、定基，父子共为文集之侍读。爰当今盛兴延喜、天历之故事，而匡衡独为文集之侍读。”玩其语意，颇以大江家独占侍读《白氏文集》之专利而自豪。
显然，坊间已有的几种《白居易评传》，如果加上这四条材料，肯定比泛言“白居易集在作者生前已传入日本”要深刻、切实得多，何况具有同等价值的材料稍觅即得。再如，在中国，唐末五代以还，“词为艳科”、“诗庄词媚”的观念曾经支配着封建士大夫的创作，使他们视写诗为“正道”、填词为“薄伎”。于是，在诗中他们不敢稍露的东西，在词中却可以发泄无余，以致后人在阅读欧阳修词时深感“殊不类其为人”，而怀疑是“仇家子”所嫁名。与此相仿佛，在日本平安朝时代的贵族阶层中，则似乎存在着“歌为艳科”、“诗庄歌媚”的意识。大江千里的《句题和歌序》透露了这一消息：
臣千里谨言，去二年十月，参议朝臣传敕曰：古今和歌，多少献上。臣奉命以后，魂神不安，遂卧薪以至今。臣儒门余孽，侧听言诗，未习艳辞，不知所为。今臣仅枝古句，构成新歌，别令加自咏古今物百余首。悚恐震慑，谨以举进，岂求骇目，只欲解颐。千里诚恐诚惧，谨言。
这段文字，不止一次被日本的汉学家所引用，但他们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大江千里奉敕撰进句题和歌集这一点上，而我所着眼的则是“臣儒门余孽，侧听言诗，未习艳辞，不知所为”云云。窃以为这寥寥数语颇堪玩味：把和歌称作“艳辞”，且强调自己是儒门之后，汉诗得自家传，于和歌则向未染指。这番似谦恭而实倨傲的表白，多少流露出作者所代表的缙绅阶层对和歌所固有的轻视态度。当我们评议唐末五代以还的正统诗学观念时，以此作为印证，也许可以挖掘出一些深层的东西。而这岂不是又说明，拓展海外汉诗这一研究畛域，可以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材料和新的视野，从而丰富我们既有的研究成果，提高我们既有的研究水准，推动文学史研究在更浩瀚的空间内实现新的跃迁。
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可以说，从域内走向海外，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当务之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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