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既往的文学史研究的审视与反思

一、缘起：对既往的文学史研究的审视与反思

没有谁能无视或否认近年来文学史研究的突飞猛进：原先罕见有人道及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学，差不多已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火爆”到街谈巷议的地步，却为越来越多的学人所津津乐道，并且时有一新天下人耳目的精到之论见诸报刊。这犹为次，更重要的是，数十部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新观念、新思维、新方法、新体系的断代或分体文学史已翩然问世，从而表明文学史观的阐扬和文学史学的建构，已脱离了纯学术探讨的形态，而生动地体现在卓有成效的编写实践中。就中，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与袁行霈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分别因视角独特、新见迭出和体系严密、胜义纷呈而代表了当今文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准，备承学界赞誉。尽管人们从十多年前便开始千呼万唤的“大文学史”迄今尚不见分娩的迹象，以至很难断言它已指日可待，但完全可以说，它不仅早已进入了漫长而又艰难的孕育过程，而且已能实实在在地触摸到其胎动。唯其如此，当我们审视文学史研究的现状时，有理由感到欣慰。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又抑制不住向学界叩问的冲动：文学史研究在由微观走向宏观、单一走向多元以后，是否还有必要从域内走向海外呢？

随着长期封闭的国门的“訇然中开”，我们在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与世界经济、文化接轨的时代使命的同时，不能不痛苦地反思以往闭关自守的文化政策所带来的后果，那便是既有效地遏止了海外文化向中国的渗透，也有力地钳制了中国文化向海外的传播。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当然有必要全方位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域内和海外之间编织起一条联系的纽带。而从历史渊源看，文学史研究完全有条件“导夫先路”。

无须讳言，时至今日，人们对“大文学史”的期待依然如故。在我看来，所谓“大文学史”绝不仅仅意味着卷帙的浩繁和论述的详密。它除了应当兼有独立的学术品格、独特的学术构想和独到的学术视野外，还应当具备涵盖面更广、包容性更强的全新体系。这就必须从纵横两方面加以拓展——

“纵”能思贯古今，勾勒出文学兴衰因革的轨迹；

“横”能视通中外，映现出文学源流正变的脉络。

前者意味着，所谓“大文学史”不应当是微观研究的累积，不应当是彼此割裂的作家作品论的简单连缀、生硬拼合与机械叠加；而应当以其紧密的内在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呈现出“史”的继承性与发展性。换言之，对文学发展链条上的每一细微环节，它都不能作孤立的静态描述，而必须在有机的动态考察中进行宏观把握，抽绎出其“发展”、“演变”的线索，显示出“史”的过程与趋向。这也就意味着，所谓“大文学史”，应当是一部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各体文学体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发展演变历程的宏观文学史。

后者则意味着必须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将视野拓展到曾经覆盖东亚地区的汉字文化圈，将衍生与演变于其中的海外汉文学，尤其是蔚然可观的海外汉诗视为中国文学的重要分支，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范畴——这正是我们在此所要着重讨论的话题。

窃以为，我们现在惯常使用的“中国文学史”这一概念，虽然很少有人质疑，但其内涵与外延似乎并不十分明确。所谓“中国文学史”，按照时下对“中国”的界定，应当理解为包括汉族及回族、满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史。但流行的几十种《中国文学史》著作，对汉民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大多并未涉及，有的甚至不置一词。因此，严格地说，它们实际上相当于汉民族的文学史。不过，称之为汉民族的文学史或者汉文学史，似乎仍有不妥，因为其中述及的辽代的萧观音、金代的完颜璹、元代的耶律楚材、萨都剌、清代的纳兰性德等人，就其民族属性而言，都是少数民族的作家。想来之所以将他们收录其中，有的还不惜使用较多的篇幅对他们进行以褒扬为主的评说，大概是因为他们也用汉语写作、也能熟练地驾驭汉文学的形式，并且成就卓著。而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各种《中国文学史》，包括教育部所重点推荐的作为“面向21世纪教材”使用的《中国文学史》，对它们的准确称呼，或许应当是“汉语文学史”。然而，如果称之为“汉语文学史”，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它们并没有把海外汉文学包容在内，对海外汉文学几乎只字未及。

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并不想在这里玩弄概念游戏，也无意改变“中国文学史”这一大家都已经接受与认同的名称。我们只是想强调研究海外汉文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其实，所有文学史的研究者对下列史实并不陌生：包括今天的日本、韩国、朝鲜、越南在内的汉字文化圈各国，在摄取和消化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创作了大量的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等各种体裁的汉文学作品；这些汉文学作品，不仅具有与中国古典文学相同的语言形式和体裁格律，而且具有与中国古典文学相类似的历史、文化内涵。我认为，应当把这部分汉文学作品视为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的有机延伸，并进而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使之最终成为文学史著作的不可或缺的内容。

诚然，这部分汉文学作品究竟能否划入中国文学的范畴，学术界难免仁智相左、歧见纷出。以日本汉文学而言，有人便认为：所谓“日本汉文学”，其本质是“日本文学”，“汉”只不过是外在形式。但在现、当代日本学界，传统的汉学研究者却大多把日本汉文学划归中国文学的范畴。如著名汉学家神田喜一郎曾特意将他誉满学林的传世之著《日本填词史话》的正标题，拟作“在日本的中国文学”；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还声称：本书所写的是“在日本的中国文学，换言之，是作为中国文学一条支流的日本汉文学”。日本汉学界的权威刊物《日本中国学报》，也同样发表关于日本汉文学的研究论文，并编制论著目录索引。正因为在许多日本学者心目中，日本汉文学是发源于中国文学的一条支流，所以有的日本文学史干脆将日本汉文学完全排斥在外，以至读者根本无法从中觅得日本汉文学的历史踪迹。既然如此，假使我们今天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也把海外汉文学包括日本汉文学排斥在外的话，那么，海外汉文学便会因为它处于边缘地带、居于夹缝地位，而沦落为“爹不疼、娘不爱”的弃儿。这该是怎样一种让人无法释怀的尴尬景象！

我觉得，无论海外汉文学是“嫡裔”还是“庶出”，它总是分娩自中国文学的母体。仅凭这一点，我们也不应该把它忽略过去，或者故意漠视它的存在。事实上，海外汉文学尽管至今“妾身未分明”，但国内一些学者及论著却并没有完全忽略它为我们提供的材料。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便将日本诗僧空海（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列入其中。陈尚君教授编撰的《全唐诗续拾》第10卷也收录了日本诗僧道慈和辨正的三首“唐诗”：

三宝持圣德，百灵扶仙寿。

寿共日月长，德与天地久。

——道慈《在唐奉本国皇太子》

日边瞻日本，云里望云端。

远游劳远国，长恨苦长安。

——辨正《在唐忆本乡》

钟鼓沸城闫，戎蕃预国亲。

神明今汉主，柔远静胡尘。

琴歌马上怨，杨柳曲中春。(www.xing528.com)

惟有关山月，偏迎北塞人。

——辨正《与朝主人》

这三首“唐诗”的材料来源是日本最早的汉诗总集《怀风藻》。该集撰成于日本天平胜宝三年（751），共收录作品120首、作者64人，历来被视为日本汉诗发轫的标志。我想，陈编《全唐诗续拾》之所以从中拈出道慈、辨正的这三首汉诗作品加以收录，而舍弃他们的其他汉诗作品，同时对选入《怀风藻》的其他汉诗作者的作品也一概不取，或许是因为道慈、辨正的这三首汉诗作品产生于中国本土，故而可以称之为“唐诗”、称之为“中国诗歌”；其他汉诗作品尽管形式相似、内容相仿，产生的地点却是海外而非中国，因此也就不必也不便收录了。此外，陈编《全唐诗续拾》第23、26卷还分别收录了新罗无名诗僧作品一首和日本诗僧空海作品四首：

三千里路礼师颜，师已归真塔已关。

鬼神哭泣嗟无主，空山只见水潺湲。

——新罗诗僧《偈》

古貌满堂尘暗色，新华落地鸟繁声。

经行观礼自心感，一雨僧人不显名。

——空海《过金山寺》

同法同门喜遇深，空随白雾忽归岑。

一生一别难再见，非梦思中数数寻。

——空海《青龙寺留别义操阇梨》

看竹看花本国春，人声鸟弄汉家新。

见君庭际小山色，还识君情不染尘。

——空海《在唐日观昶法和尚小山》

磴危人难行，石硷兽无登。

烛暗迷前后，蜀人不得火。

——空海《在唐日赠剑南僧惟上离合诗》

显然，这些汉诗作品得入编者法眼，亦因诞生于中国本土故也。但能否以作品产生的地域来确定它的归属，似乎还值得进一步讨论。如果我们侧重从语言属性、体裁属性及历史、文化内涵来审视海外汉文学的话，也许还是把它看作中国文学衍生于海外的一个重要分支更为合适。从这一意义上说，开展对海外汉文学的研究，岂不正是文学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