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二十年中国文学研究：香港文学期刊描摹

由于港英政府统治的恢复和巩固，战后二十年的香港，在由战争状态继而走向隔绝与对峙的内地和台湾之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较具包容性的空间，香港的文学期刊（通常指所谓纯文学期刊，也包括以相当篇幅登载文学作品或与文学有关的文章的综合性期刊、报纸副刊等）也呈现出从逐渐复苏走向稳步发展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二十年中创刊、发行的香港文学期刊共有六十余种，大约占战后至今半个世纪以来香港创刊、发行的文学期刊总数（约二百一十余种）的30％左右。如果再进一步对这些文学期刊做大致的考察，就不难发现：受当时国内国际政局的影响，随着香港文坛各种文学力量的此消彼长，以及港岛本地文化生态和出版机制的演变发展，文学期刊的创刊与发行，显示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直接影响到香港文坛的基本格局和文学创作的形态。

一

从抗战胜利到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是香港文学期刊的恢复期。战后香港原有的新闻检查制度被取消，港英政府对报刊的出版经营和言论主张很少干预。在这种宽松的办刊环境中，香港的文学期刊开始出现恢复性的增长。四年里，新创刊的文学期刊有二十余种，这是战后香港文学走向复苏的一个佐证。

香港光复后，中共领导、影响之下的左翼文化势力和国民党文化势力都进入香港，香港因此而成为反蒋争民主的文化中心之一。在争取和占领战后香港的文化宣传阵地上，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化力量显然比国民党要成功得多。这一时期的左翼文学期刊充分利用香港的和平环境，倚仗其在宣传上的优势地位，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文学活动，形成了较大的声势和影响。这些活动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进行理论探讨和政策宣传，为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作舆论上的准备。

根据笔者对这一时期很有影响的“四大副刊”（《华侨日报·文艺》《星岛日报·文艺》《大公报·文艺》《文汇报·文艺周刊》）所作统计，发现1947年4月到1949年6月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在这些期刊上发表的理论文章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1947年仅有四篇，都登载于《华侨日报·文艺》，作者为冬青、荫芝和干禄。1948年《星岛日报·文艺》创刊和《大公报·文艺》复刊，论文发表数量增加到了十篇，撰稿人为陈白尘、范泉、青苗、叶圣陶、林焕平、许杰、吴越等七人。1949年1月到7月文代会召开前夕，论文数量增至二十七篇，其中5月份和6月份分别为六篇和七篇，占总数的近一半，撰稿人也增加到包括茅盾、司马文森、华嘉、杨晦等在内的二十一人。左翼文化阵营选择在此时大幅度增加理论宣传的规模和密度，主要目的就在于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为当年七月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造势。

另一方面，上述文章频繁地引用了毛泽东“讲话”精神，对当时的文艺思潮、文艺理论和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和阐述。1949年3月至6月间在《大公报·文艺》上开展的关于“文艺与工农结合”问题的讨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3月14日，蒋天佐在《未来文艺工作的重点》一文中提出把“普及”和“文艺统一战线”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任务，并认为“文艺与工农结合”不是“空空洞洞的作家这个人和工农结合”，而是“文艺实践和工农结合”，他的观点立刻在左翼阵营内部引起了争议。黄药眠撰文指出“文艺的实践，不能脱离阶级生活的实践，也就是说不能脱离斗争。如果一个作家只抱着一种‘在文艺实践上和工农相结合的观点’，……一定又是回到过去所犯的错误上去”。杨晦文侧重谈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认为“这个改造是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是跟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国家相始终的”，只有“首先打破知识分子的圈子，打破知识分子的隔膜，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弱点与缺陷，扫清封建意识的残渣，然后才能完成这个知识分子中文艺作家的改造”。黄绳的《纪念“五四”—论与工农结合问题》《文艺与工农》则从历史的角度和党的政策的高度，要求广大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在思想上推进生活与工农结合和文艺与工农结合的问题”，“其次要抓住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中心环节”，再次“要使文艺工作和群众的需要、兴趣、接受程度和创作要求相结合”，同时注意克服“事务主义的结合”和“形式主义的结合”等不良倾向，这些意见已经和第一次文代会的观点颇为接近。正是通过这种集中的逐步深入的文艺争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和学习得以充分展开，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认识也在某种程度上趋于一致，为共和国文学形态的形成作了直接的准备。

（二）在理论宣传基础上开展文学批评活动，以引导和规范当时的新文学创作。

总体而言，左翼阵营在期刊上进行的文学批评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以《大众文艺丛刊》为代表的大批判模式，其特点是坚持“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思路，完全用政治宣判代替文学讨论。郭沫若在他那篇著名的《斥反动文艺》一文中以革命与反动的“二元对立”模式给作家们“划线站队”，以及对沈从文、萧乾、朱光潜等人的无情否定和严厉批判，就是这一模式的充分演绎。它不仅宣告了一部分作家文学生命的终结，显示出革命大批判的巨大破坏力，也反映出左翼文化力量按照其意识形态的要求来重构“文学史”的急迫心情。此种大批判模式在五十年代以后的大陆历次文艺运动中被反复使用，到“文革”中达到极致。

另一种文学批评模式则以副刊文章为代表，与声势凌厉的大批判相比，它多取平等对话的姿态，主要以“立”为主，“立”的对象当然是以解放区文艺为代表的左翼文学，目的在于导引文坛的创作取向。翻检这一时期（从1948年9月创刊至1949年6月）的《文汇报·文艺周刊》，不难发现其中的评论文章都具有相当一致的倾向性，它们涉及的作品主要有《白求恩大夫》《虾球传》《结合》《我的两家房东》《江文清的口袋》《溃退》《在吕宋平原》《万家灯火》等，基本上都可归入解放区文学或具有左翼倾向的创作之中，而对这些创作的评论，也大多以“讲话”精神为依据或以解放区文艺为参照。这种编辑方式，既凸现出当时左翼阵营内部的某种“一体化”趋向，也反映了其按照既定标准来主导香港文坛创作的努力，而以批评来指导作家尤其是香港本土作者，正是为这种努力扫清障碍。1948年，侣伦的《穷巷》在左翼报纸《华商报》发表，一改以往洋场小说缠绵感伤的风格，开始以阶级对立的写实手法描写下层生活，这种变化就曾受到左翼文坛的褒扬。《华商报》的编者华嘉专门写信肯定《穷巷》“这一类扩展到现实生活的创作道路”，并预言作家“不会停留在杜斯朵尔夫斯和左拉的道路上的，高尔基的道路正在你的作品面前伸展，你必然会更勇敢走向前去的”。这种有意识的引导，用意就在于促进作家创作的转向，将其纳入左翼文坛大众化、革命化的主流叙事模式之中。

综上所述，香港左派文学期刊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主要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它们构成了大陆文学的体制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些刊物上商业性的通俗文学已经难觅踪迹，即使发表了一些香港本地作家的作品，也只是少量的选登（这种状况直到左翼作家大批北返才有所改观），而且这种选择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对他们的评介也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换言之，左翼期刊只看重香港本土文坛中倾向于进步或愿意接受指导的那部分作家，以及他们创作中接近或符合左翼文学规范的成分。如前述华嘉对侣伦小说的评价，只关注其写实性的作品及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对另一些具有多向度的探索和试验性质的创作却加以不同程度的贬斥，这其实并不利于作家个性的发挥和创作的进一步成熟，也不利于香港文学的主体性的生长。因此就整体而言，左派期刊虽然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也注重引导和培植本地作家，但它与香港本地文学之间依然处于一种疏离状态之中，对后者的影响相当有限。

与左翼报刊不同的是一些受到左翼文化势力影响的报刊，如果我们对其作细致的考察，就能发现它们在意识形态的遮蔽下丰富而复杂的形态。这些刊物在版面编排上与左翼报刊相类，但较左翼报刊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编辑方式更显开放和自由，往往能够在有限的版面中容纳进多种类型的创作，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华侨日报·文艺》，其上不仅可以看到施蛰存、戴望舒、马御风等人的译文，侣伦的小说和鸥外鸥、柳木下、黄鲁的诗作，还能读到黄谷柳、戈云、黄草予、黎明起、李林风的文艺随笔，既登有对左翼作者和香港本土作家作品的评论，也不乏对外国文学创作与世界文学思潮的介绍，前者如茅盾《所谓追求“新奇”的市侩艺术》、上官柳《人的颂歌—读〈夜店〉》和冬青《从一个人看他的作品—侣伦著：〈黑丽拉〉、〈无尽的爱〉、〈夜岸〉》；后者则有《萧伯纳近作》（蓝）、《一九四八·巴黎文艺界》（澹生）、《美国的儿童文学》（朱翠）和《美国的青年作家》（江湖）等。再如比较著名的《星岛日报》和《星岛晚报》，其文学副刊也办得很有特色。《星座》（1946—1949）由叶灵凤主编，吸引了很多左翼作家为之撰稿，发表了不少精致的小品散文；范泉编辑的《文艺周刊》（1947.12—1948.3）、《文艺》（1948.4—1949.1），办刊模式与《华侨日报·文艺》类似；《电影》副刊专门介绍在港上映的影片，资料丰富全面。其他如叶灵凤主编的《史地》（1947.6—1948.4）、丰子恺主编的《儿童乐园》（1948.4—1949.12）以及焦菊隐主编的《戏剧》（1948.10—1949.1）等，也都比较突出。这些刊物的办刊风格之兼收并蓄不拘一格，与同时期左翼期刊有很大不同，也为香港战后本土文学的发展留存了一些难得的空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香港本地的一些期刊，它们的办刊风格和前述两类刊物都不同。1945年创刊的《新生晚报》就是一例，1948年该报开始连载《经纪日记》，先由梁厚甫执笔，后由总编高雄（笔名三苏、许德、小生姓高等）续写，小说以日记体与写实笔调描摹世态人情，香港意味浓郁，它和后来连载的小说《魂断香车》《青纱灯》《小生姓高短篇小说》《风满楼》《侠盗奇情侦探中篇之一：异易记》《怪姻缘》《蔷薇旦》《桃色江湖》《灵肉之门》等，都能投合市民趣味，其通俗性和商业气息迥异于当时的左翼小说。《新生晚报》的专栏也比较出名，先后有叶灵凤（白门秋生）的《贤者而后示此室杂记》（1948）、徐速《假如你问我》（1948），小生姓高（三苏）《晚晚新》（1949）等，笔调多样，很受读者欢迎。1946年9月复刊的《新儿童》（半月刊）则又是一例，它是香港战后第一份儿童文学期刊，吸纳了包括诗人鸥外鸥在内的一些香港本土作家为其撰稿，除了发表适合儿童阅读的文字通俗浅显的寓言、童话等作品外，还专门开设趣味性较强的儿童游戏栏目，并开展“征文悬赏”，以发现和培养本地作者，这些灵活多样的编辑方式，无疑大大增强了刊物的本土性与亲和力。该刊在印刷和版面编排上也相当讲究，每期都以彩版印刷，装帧精美，并在刊末登载广告，商业气息也相当浓厚。上述两份刊物绝少政治色彩，却有很强的娱乐性和商业性，很对当时香港读者的胃口，《新儿童》与读者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而《新生晚报》则长盛不衰，前所未有地持续经营达数十年之久。这类文学期刊的特殊形态反映了彼时香港独特的人文生态与办刊环境，也孕育着一种与左翼文学迥异的香港本土文学模式。这种模式因与当时文坛的主导性文学样式相疏离而居于潜在的层面，却更加强调与香港殖民工商社会市民文化之间的互动，更加重视对本土读者的价值标准、审美情趣、消费方式的调适，也更能代表香港本土文学的个性和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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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即大陆文学之“十七年”），是香港文学期刊的发展期。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原有的左翼刊物大多停办或撤回国内，但这一时期创刊发行的文学期刊仍有四十种以上，纯文学期刊也有明显增长，这表明香港文学在复苏后步入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时期。

1949年前后，二百多位旅居香港的左翼人士陆续返回内地，而大批对大陆新政权心怀疑惧的右翼文化人则流亡到了香港。伴随着左右翼文化力量的此消彼长，香港文坛顿时变色，由左翼文化的中心变成了右翼文化势力的大本营。右翼阵营在台湾当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亚洲基金会”资助下，以人人、友联、亚洲、自由和今日世界等出版社及其出版的《人人文学》《亚洲画报》《大学生活（半月刊）》《中国学生周报》《今日世界》等刊物为核心，接纳了一大批有潜力的作家；而1950年代初期来港，身负大陆新政权政治宣传任务的左翼人士以及积极宣扬爱国意识的部分南来文人，则以《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今晚报》等及新创立的《良友画报》（1953）《文艺世纪》（1957）等左派报刊为阵地进行写作，并建立了以香港“三联书店”为首，包括商务、中华、南国、新地等出版社和南苑书店、三育图书公司等在内的出版网络，势力也足以抗衡。在1950年代初美元资助下的“绿背文学”浪潮在香港甚嚣尘上，右翼文化人炮制大量“反共小说”之际，左翼阵营也不甘示弱，陆续在左派报纸《大公报》《新晚报》上推出《某公馆散记》（即《人渣》）《金陵春梦》等“反蒋小说”予以回击，左右翼阵营的分化和激烈对峙，成为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坛的基本格局。

这种左右翼文化阵营的激烈对峙，一方面表现为双方政治立场的尖锐对立，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角力构成了此时作家创作的社会背景，对其作品的内容和倾向产生明显影响，也使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多带有较强的倾向性；但另一方面，香港毕竟不同于独尊“工农兵文艺”的大陆和倡导“反共文学”的台湾，右翼的“绿背文化”和大陆左翼文化都未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只是作为香港本土文化形成的外部条件发挥作用。因此，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坛，并非如政治格局一般明晰单一，而是各种文学力量的多元并存，在良性互动中开拓出多种文学的脉络。作为香港文学原生形态的重要载体，此时的香港文学期刊也呈现出一些相应的特点：

（一）大多数的文学期刊虽然分属于不同的阵营，其办刊宗旨和编辑方式各有侧重，但都注重刊物的本土化，政治色彩反而逐渐淡化。

就刊物的宗旨和风格而言，右翼阵营多强调对民族传统的传承，重视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而左派报刊则继承了前一时期的文艺与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关注香港现实和普罗大众。但在文学创作上，“左右两派文人，却同有浓厚的中国情怀，左翼着眼于当前，右翼着眼于传统，但同样‘根’在中华”，“他们对香港本地青年的影响，主要不是在政治意识方面，反而在于唤起他们的民族意识，对中国文化的关注”。

著名的右翼刊物《中国学生周报》（以下简称《周报》）就曾被认为纯粹是“绿背文化”的产物，只用于进行反共宣传，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该报在创刊初期确实登载了一些反共文章，但与同一时期的左翼期刊如《大公报·文艺》《文汇报·文艺》等相比，政治倾向反倒显得不那么强烈和明晰，若对报纸作进一步的考察，就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份富于时代气息的青年刊物，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周报》1952年7月25日创刊，在题为《负起时代责任》的创刊词中，编者表明了超越政治与党派纷争的纯文化立场和自由开放、兼容并包的办刊方针：“我们不受任何党派的干扰，不为任何政客所利用，在这里，我们可以畅所欲言，以独立自主的姿态，讨论我们一切问题，从娱乐到艺术，从学识到文化，从思想到生活，都是我们研究和写作的对象。”创刊后，《周报》重视对中西文化的阐释发扬和对中外文学的研究推介，每一期都以大量篇幅登载相关文章，著名学者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都曾为该刊撰稿。《周报》与香港本土作家也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其开辟的“穗华版”“诗之页”“新苗版”等专版，为不同水平和层次的本土作者提供创作园地，还举办“写作问题讲座”和“助学金征文”，以培养和发现本土写作人才，一些知名作家如温健骝、崑南、西西和蓬草等，早年都曾在征文中获奖。

梁羽生这一时期的多部武侠小说连载于《大公报》《今晚报》《新晚报》等左派报刊，它们在迎合市民大众的阅读需求的同时，也能逐渐摆脱左翼文化的影响和政治意识的束缚，转而进入对民族文化的探讨与反思层面。早期作品如《龙虎斗京华》（1952）明显受到了左翼文学和政治气氛的影响，不仅以二元对立模式描写清末义和团爱国运动，对主人公娄无畏思想转变的处理也合乎“个人一集体”的叙事套路；作者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肯定以暴力反抗压迫的合理性，则更是左翼文学阶级斗争观念的体现。到了1962年的《大唐游侠记》，先前得到肯定的“以暴制暴”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小说描写铁摩勒一心为被杀害的义父复仇，但却从仇人口中得知义父“也曾害过许多人命”，不禁发出“若然似这等冤冤相报，何时得了？”的感慨。诉诸暴力并不能消弭仇恨，只会引发无休止的杀戮。这种对传统“伐恶复仇”观念的反思，在海峡两岸因意识形态对立而激烈冲突的时代语境中，无疑具有某种超越性的意义。

（二）文学期刊成为促进新文学传统和香港本地文学结合的桥梁和媒介，在香港文学本土化的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由于大陆实行一元主导的文学体制，“五四”后几种主要的文学传统如通俗文学传统，现代主义传统和坚守艺术本分的传统“全都转移飘零到了香港”（也有转移飘零到台湾的），而左翼文学传统除了在中国大陆成为体制化的文学主张外，在香港也有影响。这些文学传统逐渐和香港本土文学力量结合到了一起，这种结合开始改变此前文学期刊和香港文学本土化进程脱节或者冲突的状况，文学期刊成为了促进真正意义上的香港文学形成发展的重要媒介。

以这一时期现代主义在香港的发展为例。战后初期在《华侨日报·文艺》《星岛日报·文艺》《中国学生周报》等刊物上，陆续登载了少量关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作或介绍性文章，这可算是现代主义进入香港文坛的早期形式。1953年8月，香港本地第一个现代诗刊《诗朵》出版，它由崑南、叶维廉等合办，主要作者王无邪、蔡炎培（杜红）、卢因、西西等都是香港本土作家，虽然只出版三期停刊，未形成太大的影响，但毕竟是香港现代派诗人第一次集体亮相，也可以说是香港现代派文学的先声。1956年3月18日马朗创办的《文艺新潮》则进一步把现代主义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该刊不仅大力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理论，还发表了大量的现代派文学作品，办刊三年中，《文艺新潮》团结了一批有实力的作者，刊出了一批战后最优秀的现代诗，小说创作也成绩斐然，其中就有李维陵的《荆棘》《魔道》，刘以鬯的《四短篇》、《黑白蝴蝶》、马朗的《太阳下的街》和昆南的《夜之夜》等。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的模仿或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手法，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1959年5月《文艺新潮》停刊后，介绍西方现代文艺和登载现代派作品的刊物仍然不绝于缕，如《新思潮》（1959）、刘以鬯主编的《香港时报》文艺副刊《浅水湾》（1960）和1963年3月李英豪创办的《好望角》等，为这些刊物写稿的大多还是《诗朵》《文艺新潮》的班底，但他们的文学意识和创作风格更加走向成熟。在香港现代主义文艺运动的萌动、兴起的过程中，香港文学期刊伴随始终，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通俗文学刊物在这一时期也很兴盛。1945年12月创刊的《新生晚报》副刊《新趣》此时撰稿人阵容更为强大，内容也更加丰富，几乎囊括了这一时期香港副刊的所有文类，发展成为集创作、评论、翻译为一体的综合性通俗文学期刊。单以通俗小说而论，就有高雄、史德、司马长风的社会写实小说，西门的侦探和犯罪小说，路易士、休哉的言情小说，南山燕、游龙的武侠小说，忽奄、董千里、南宫搏等人的历史小说，体裁几乎覆盖了通俗小说的所有主要类型。此外还有十三妹、岑楼等主持的专栏和高雄、今圣叹、司明等人的文化散论，臧否人物，纵论古今，知识性和趣味性都很强。左派期刊《大公报》等为了争取香港读者，也于此时陆续推出了梁羽生和金庸的新武侠小说，1959年金庸自创《明报》，也仍以发表新武侠作品为主。这些刊物和1960年代陆续创刊的《武侠世界》《小小说》《青年乐园》等通俗文学刊物一道，形成了以社会写实和武侠小说为主、品类众多且拥有较多本土读者的大众消费网络。通俗文学也终于摆脱了战后初期意识形态的潜在压制，成为文坛上颇为兴盛的文学品种。其他文学期刊，如继承《新儿童》平易风格的儿童文学期刊《儿童报》，聚集了众多东南亚文学作者的《南洋文艺》和《华侨文艺》，专门登载纯文艺散文的《人间世》，继承大陆诗歌传统的南来文人诗刊《海澜》，还有香港文商专科学校文学系所办《五四文刊》和崇基、浸会学院语文学会专刊《文讯》、《新宇》等，都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文艺园地，使香港的本土文学向多个方面开拓，在雅与俗、传统与现代，艺术性与商业性等各个层面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三

综合考察战后二十年香港文学期刊的发展，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历史线索：战后初期左翼文学期刊虽盛极一时，但其文学活动主要为大陆文学形态的建构服务，与香港本土文学关系并不密切，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疏离。香港文学的本土性仅在少量期刊上有所体现，且居于潜在的层面，未得到充分发展；1950年代以后，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左右，但香港文学期刊仍有较大的发展，与本土文学之间也逐步走向互融共生。这种融合不仅使香港文学获得难得的发展契机，开始摆脱“他者”的影响，本土性不断增强，也使香港的文学期刊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形态，成为促进新文学传统、外来艺术资源与香港本地文学结合的重要媒介。应当指出的是，本文仅限于对香港文学期刊作整体检视和宏观考量，旨在概括其基本形态和发展状况，厘清战后香港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且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对一些刊物只能观其大略，或仅作罗列。若要进一步探察这些文学期刊的丰富个性和内涵，揭示战后香港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还需要做大量资料搜集整理的工作，并进行细致深入的个案研究，这是重新阐释和构建香港现代文学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学研究者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