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二十年台湾文坛：文艺思潮与期刊考察

文艺思潮与文艺期刊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作为人类重要文化传媒的文艺期刊，往往扮演着传播文艺思潮的角色；同时，国家机器或者民间团体或者个人创办文艺期刊，往往有着明确的目的、立场，或者控制、争夺话语权，或者传播某种文艺思潮，或者为了传承某种文学传统，或者争取文学生存空间等等，不管出于何种立场、目的，文艺期刊总难免体现出一定的文艺思潮倾向，或者干脆就积极倡导某种文艺思潮。文艺思潮和文艺期刊的结盟，不仅对文学史具有深刻影响，而且对某种社会结构也会产生潜在而持久的影响。

相对于大陆新中国文学的“一体化”，战后二十年的台湾文坛因为“五四文学”传统在当局霸权文化下的顽强求存和外来思潮的冲击等多种因素，显得非常“繁复”。当局倡导的“战斗文学”、胡适等坚持的“自由主义”理念、纪弦等提倡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等相生相克、相互竞生，支配文坛走向，甚至大众的通俗的文学观念、本土的文化认同等等都在其时的台湾文化场域找到了生存的缝隙。

正是因为台湾文艺期刊呈现出明显的思潮倾向，因此，从文艺思潮与文艺期刊共生关系的角度着手，对战后二十年的台湾文艺期刊进行粗略的分类描述，就不失为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一左翼文艺思潮与战后初期的台湾文艺期刊

左翼文艺思潮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史意义是有目共睹的，甚至说它参与了新中国的建构、深切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也不为过。左翼文艺在现代中国的诞生，应该说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古老的感时忧国的中国文学传统，在世纪之初感应着世界文艺的、政治的各种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进一步推动了左翼文艺在现代中国的生成。左翼文艺“自觉地以中国殖民地进程中无产阶级的代言人自居，以鲜明的现实批判立场，对封建的传统农业文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西方殖民主义文明同时展开了批判，其思想的革命性和文体形式的先锋性使它成为1930年代文坛的主导。但也只是文坛的主导力量，它跟当时官方主流意识的对抗关系决定了它并非话语霸权，而只是一种有主导影响的话语形式。”左翼文艺不独与其时官方“三民主义文艺”相抗衡，而且与自由主义文学、京派、所谓“第三种人”等文艺观都有过论战。四十年代延安文学强化了左翼文艺的阶级属性，并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话语霸权性质。

赖和以来的台湾新文学传统，无疑也有着左翼文艺的因素。1945年台湾光复，大陆作家、学者大量涌进，战后初期（通常认定为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至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政权迁台）台湾文化场域有着明显的左翼思潮倾向。“具有左翼世界观的进步文化人，在与大陆来台的进步知识分子的交流、合作中，能很快跳脱省籍矛盾……‘二·二八事件’以前，台湾文化场域中民主思潮的传布，北部地区的泛左翼文化人如苏新、陈逸松、王白渊、蒋时钦、吕赫若、赖明弘、吴克泰、周青、蔡孑民、孙万枝、徐琼二、萧来福、王添灯，陆续创办了《政经报》、《台湾评论》、《自由报》系列周刊与《人民导报》。这些进步的台籍文化人，结合了大陆返台‘半山’中较为开明的宋斐如、丘念台，以及以黄荣灿、许寿裳为中心的外省人士延伸出去的人脉，共同集结为促进政治民主化而努力。而台中地区，在大陆来台的王思翔、楼宪、周梦江等人的串联下，也结合了杨逵、谢雪红、杨克煌、林西陆等左翼势力。最值得注意的是以林献堂为首的许多老文化人如叶荣钟、庄垂胜、张焕、杨守愚等亦参与《新知识》与《文化交流》的出资或写稿……战后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台湾的文化场域已逐渐形成一股自主性的力量，足以和官方势力抗诘。这是经过1920、193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思潮洗礼的台湾文化人，与大陆经过抗日战争‘文章下乡’、‘文艺大众化’经验的进步文化人共同合作的结果。”“二·二八”的屠杀，令人们更加激愤。鲁迅好友许寿裳在“二·二八事件”周年前夕被杀，强化了两岸文化人的义愤。在杨逵的呼吁下，两岸文化人集结在《桥》副刊，展开以文学议论介入现实的抗争行动。在大陆解放前夕，台湾文化界的人心向背昭著。对抗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以至于推翻美国扶持的蒋介石政权，是台湾民主势力的一致态度。1949年中国政治格局的大变动，国民党政权东迁台湾，加强了“白色恐怖”，左翼文艺终于在台湾岛丧失了生存的土壤而致长期沉默。

在战后初期的二十来种台湾文艺期刊中，绝大部分存在时间甚短，其中呈现出左翼文艺思潮倾向的，主要有《前锋》、《新知识》、《台湾文化》、《创作》、《台湾文学丛刊》等。兹介绍几种如下：

（一）《新知识》与《文化交流》

把《新知识》月刊与《文化交流》辑刊放在一起描述，是因为两者的人事渊源深厚。

《新知识》创刊于1946年8月15日，中央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主编王思翔、周梦江、楼宪三人同时是其时台湾第二大报《和平日报》的编辑核心。“他们均为因失业或受国民党地方酷吏迫害而到台湾求职的浙江青年，并在筹办报纸时受命广泛征求台中文化界人士的支持而和谢雪红等共产党人有了密切的联系。”《新知识》的创办缘于王思翔等在编辑《和平日报》时“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来自大陆的报刊，其中有不少与官方持不同观点但很有价值的文章和资料，是一般台湾人无法看到的”，由此而“萌发了办一份刊物的念头，想把这种一般人不易看到的文章和资料选载或摘录成辑，公开发行”。转载的沈同衡的漫画《光复一年图》，在大陆《工人日报》上刊登时原题名《我们已经胜利了吗？》，深切讽刺了国民党当局之腐败更胜于日据时代。当然，《新知识》也有新创作：杨逵的《为此一年哭》，表达了台胞对国民党政府极度失望的情绪。赖明弘的《光复杂感》也表达了台湾百姓对当时中国现状的失望，同时他抗议当局歧视台胞不理解三民主义并缺乏民族文化一说，“民族文化保存与否，是要看是否有民族的思想、节操、血气来予以断定的”，“中国文化的本质，在台湾是没有变过质”。赖明弘并且深刻指出：“光复”在台湾人的心中，并不是只希望版图的拼归中国，“‘光复’应该有更深的政治意义包含在内。简单说：就是政治的解放，只要我们的中国政治是开明，是真正的民主，的的确确为大多数民众谋自由平等幸福，那才有‘光复’可言，台湾人要求的‘光复’，就是如此”。

《新知识》因为触犯当局，刚印行一期便被查封。

创刊于1947年1月15日的《文化交流》，实际由王思翔和杨逵合编，台中中央书局代理发行。出资者和编辑者与《新知识》队伍几近叠合。《本社缘起》说：“在今日台湾：一方面是旧的文化束缚已经解除，一方面是新的文化尚未能建立”，而要吸收新文化以建设新台湾，“这种工作不是少数人所能达成的，而赖于文化人和文化人之间的交流合作，这交流合作不仅是本省文化人之间所必需，亦为省内外文化界之间所必需。”针对光复后省籍间的隔阂，《文化交流》尽着交流文化和建设新台湾的责任。刊物的两主编，王思翔对共产党颇有好感，杨逵继承着赖和尖锐的抗争精神，日据时代进出于殖民当局的监狱间，号称“压不扁的玫瑰花”，光复后又首当其冲站出来发表“和平宣言”反对内战，杨逵的左倾极其明显（以至于后来在国民党的监狱关了十几年）。所以《文化交流》既介绍《台湾史话》《台湾民谣史》等，也刊载具有左翼倾向的文章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杨逵主编的《纪念台湾新文学二开拓者》专辑，包括赖和《查大人过年》、林幼春《狱中十律》等遗稿，杨逵和庄幼岳分别撰写林、赖二先辈的生平介绍，守愚、虚谷、克士、少奇、云鹏等许多人撰写《哭懒云兄》等悼念诗文，杨逵的《幼春不死，赖和犹在》纪念两位先烈的思想气节和对后辈自己的深刻教育。已故的赖和，在台湾文坛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学史地位，他开创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传统，号称“台湾的鲁迅”。光复后赖和一度被国民党当局当作抗日文人而进了忠烈祠，又因有人密告他左倾而被迁出。《文化交流》对赖和等的大规模纪念，显示了左翼文艺思潮在光复初台湾文坛的力量（可资证明的还有《和平日报》在鲁迅逝世十周年连续几天刊出纪念鲁迅的专辑）。

“二·二八事件”的发生，使得《文化交流》只刊出第一辑，就被迫停刊。

（二）《台湾文化》

《台湾文化》月刊于1946年9月15日在台北市创刊，到1950年12月1日停刊，前后四年间共出六卷二十七期。《台湾文化》为1946年6月16日在台北市中山堂正式成立的“台湾文化协进会”之机关刊物，发行人游弥坚（台北市市长），主编先后为苏新、杨云萍、陈奇禄等三人，其时参与编务的还有许乃昌、王白渊等。初创刊时，为综合性文化杂志，文学创作、文艺评论及学术论著并重（1949年后中国政治格局的大变动，《台湾文化》被迫改变编辑方针，因而也丧失了其原有的光芒）。由于“台湾文化协进会”“系当时社会层次最高，组织也最为庞大的一个文化社团。其主要成员，几乎网罗当时全台大陆及本省文化界精英”，因此《台湾文化》成为“光复初期创刊的期刊中，为时最久、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份杂志”就不足为怪了。

创刊号上“台湾文化协进会”理事长游弥坚署名发表的代发刊词《文协的使命》一文指出：“光复后，台湾的文化界，好像暴风雨之后的沉默似的，大家无声无息，带着飘零无依的景象。这是大乱之后应有的气象，不能把它看做老衰凋落，而是含有待机欲动的新生的力量。不过因为一时失掉了表现的工具，找不到发挥的园地罢了。”又说“对新世界的认识还没清楚以前，新观念也就是无从构成，一切都在动荡中，一切都在变化的过程，这就是台湾文化界的苦闷和沉默的原因……不过这苦闷却含蓄着无量的成长力、革命性，就是在酝酿着新台湾，新的中国，乃至新的世界的新文化的酵母。这些酵母都需要纯化，需要有良好园地让他发酵、生长。开辟这园地就是台湾文化协进会的使命”。

1949年7月1日也即五卷一期后的《台湾文化》，改版为纯学术性的台湾文化研究，实际主编的是陈奇禄。在这之前，锋芒毕露的《台湾文化》主编为苏新和杨云萍。杨云萍是台湾新文学史上明显右倾的第一代乡土作家，他的大名早在《台湾民报》1926年新年号上，就与赖和、张我军并列一起，为人熟知。苏新在日本留学期间（1924—1929）成为马克思主义“信徒”，1928年主编《大众时报》，以“广森进一”名字参加日共，1931年担任台共宣传部长，被捕入狱十二年之久。参与编务的王白渊也是一位台湾文化界的斗士，日据时代仅出版三期的《福尔摩莎》，就有王白渊的三首诗和一篇小说。他在日本参与“台湾人文化圈”被捕，丢了教职，奔赴上海又被日本当作“抗日分子”逮捕，送回台湾入狱六年。吕正惠曾论说台湾知识分子：“光复后，台湾知识分子的选择可分两派：或者隐忍偷生，痛苦苟活，如林献堂、庄遂性（垂胜，笔名负）、王白渊、张文环、龙瑛宗等。张文环讲得最为痛心：台湾人背负着阴影生存下来，而且活得像个笑话，然后，默默死去，有人被枪杀，而活下来的人，有的亡命他乡。另一派，以昔日的左派以及年轻的一代为主体，则奋起反抗……他们之中因参与‘二·二八’，不得不提前逃到大陆的，则有苏新、谢雪红、吴克泰……”吕正惠提及的这许多知识分子，在日据时期疏离甚至抗拒殖民当局（台湾文化人领袖林献堂从不直接用日语与殖民当局交谈，有事须交涉时必带翻译），盼来的光复却是一场“噩梦”，台湾人“活得像个笑话”，这如何不叫人沉痛呢？光复后台湾文坛的普遍左倾，就成了自然的事情。

《台湾文化》创刊后，就在11月的一卷二期刊登了《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许寿裳、田汉、高歌、陈烟桥等均有文章。“二·二八事件”后为政府当局逮捕枪决的美术家黄荣灿，有六篇精心撰写的文章（《中国木刻的保姆—鲁迅》、《新现实的美术在中国》等）在《台湾文化》发表。杨云萍接编后，每期常写有《编辑后记》，并先后连载《近事杂记》共十九篇。鲁迅一生的好友许寿裳被害后，1948年5月1日出版的三卷四期，又刊登了《悼念许寿裳先生专号》。《台湾文化》中两个专栏《文化动态》及《本省文化消息》所记载的当时国内外文化活动，已成为研究者不可缺的史料。

战后初期台湾文化场域的左翼文艺思潮之强劲，我们从出版界也可以见出。在1945—1949年台湾出版的文学书单行本（二十二本，包括日语和汉语的）中，有十四本是明显左翼进步文人的作品。

1946年，杨逵《鹅妈妈出嫁》，三省堂，3月（日语）

杨逵《送报夫》，台湾评论社，7月（中日对照）

吴浊流《胡志明》

赖和《善讼的人的故事》，民众出版社，（中文）

1947年，鲁迅著杨逵译《阿Q正传》，东华书局，1月（中日）

鲁迅著王禹农译《狂人日记》，标准国语通俗学会，1月（中日）

许寿裳《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台湾文化协进会，6月（日语）

郁达夫著杨逵译《微雪的早晨》，东华书局，8月（中日）

鲁迅著蓝明谷译《故乡》，现代文学会研究，8月（中日）

杨逵著胡风译《送报夫》，东华书局，10月（中日）

茅盾著杨逵译《大鼻子的故事》，东华书局，11月（中日）

1948年，鲁迅著

王禹农译《孔乙己头发的故事》，东方出版社，1月（中日）

鲁迅著王禹农译《药》，东方出版社，1月（中日）

吴浊流《波茨坦科长》，学友书局，5月（日文）

除了日据时代“三巨头”赖和、杨逵和吴浊流的六部作品外，鲁迅的单行本就有五本。可以说左翼文艺思潮在战后初期台湾文化场域的主要体现，就是“鲁迅风潮”。鲁迅的作品被杨逵、许寿裳等翻译、介绍到台湾，报刊杂志大规模地刊出了学习鲁迅、纪念鲁迅的专辑、专号。“鲁迅的战斗精神是台湾文化人与大陆来台作家沟通的语境与共享的文化资本。日据时代台湾进步文化人早已熟知鲁迅反法西斯、反封建的战斗精神。战后台湾的文化场域在短短的一年之内从‘三民主义热’变成‘鲁迅热’……国民党官方在台湾纪念‘光复一周年’时，文化人却响应上海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说明两岸文化界藉由‘鲁迅的战斗精神’此一文化资本已连系成同一民主阵线。”

战后初期台湾文艺期刊呈现出明显的左翼文艺思潮，显示了此时期的台湾与大陆文化场域的同步性。二“三民主义文艺思潮”旗帜下的文艺期刊

“三民主义文艺思潮”是国民党当局官方意识形态在文艺上的呈示。“三民主义文艺”的鼓吹最早见于大陆1928年下半年，是对左翼文艺的威胁作出的反应。1942年，张道藩在《文化先锋》创刊号上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某种意义上是国民党文艺政策的纲领性文件。1947年张道藩又在《文化先锋》刊发《对剿匪戡乱应有的认识—在中国文化界戡乱救国总动员会成立大会演讲》，更是赋予了“三民主义文艺”以“反共勘乱”的任务。“三民主义文艺思潮”在国民党1949年败退台湾后，自然成为官方霸权文艺理念。来自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亲自督导和支持，以及其时台湾当局的政策性文件（如1956年1月25日第七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展现反共文艺战斗工作实施方案》，1964年11月7日第二次新闻工作会谈通过的《加强新闻与文艺工作合作，以扩大文艺战斗功能，促进反攻大业案》，1965年3月8日九届三中全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加强战斗文艺之领导，以为三民主义思想作战之前锋案》）等，使得“三民主义文艺”成为台湾文化场域的霸权话语。

“三民主义文艺”着力于提倡“反共文学”和“战斗文艺”，台湾《文讯》杂志介绍其发展缘由和发展历程说：“民国三十八年至民国四十年期间，政府迁台初期……《畅流》、《中国一周》、《自由青年》，在当时均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由于大家都是离乡背井，历经颠沛流亡的痛苦，所以心态均非常沉痛悲愤，为争生存，争自由……自然而然产生出来反共文艺。”“民国四十一年至民国四十五年期间……蒋公在这期间中，更以‘战斗文艺’为号召，昭示全国军民。战斗文艺是因‘扫黄、扫黑、扫赤’的需求下发展出来的文艺，遂继反共文艺之后，成为自由中国的一大文艺主流，有关战斗文艺的理论和创作，蔚成一大风尚，各报副刊和文艺刊物，也都竞相发表此类文稿，使自由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真正地成为战斗的巨流；无形中促使了我国文艺迈向积极的战斗性，并且发挥了高度的战斗意义。这不但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同时也影响到全民的团结意志，和坚定的反共决心。”以下我们介绍一些代表性文艺杂志。

（一）《文艺创作》月刊

着力于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莫过于《文艺创作》。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支持经营的《文艺创作》，创刊于1951年5月4日，到1956年12月停刊，共出版六十八期。张道藩任发行人，历任主编为葛贤宁、胡一贯、王平陵、虞君实，其中葛贤宁主编时间最久（1—41期）。主要刊登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得奖作品及获得稿费酬金者。

“这个简称‘文奖会’的机构，设置了1950年代奖额最高的文艺奖项，是‘蒋公责成张道藩先生设立’，以鼓励社会大众与在校青年，‘写些反共抗俄的文艺作品，以改变宣传方向’的官方政策性奖项。”在发行的四年多时间，《文艺创作》有许多有价值的专号，兹列举如下：（1）“新年专号”（1952年1月1日第9期），包括十篇检讨一年来文艺运动与状况的文章，如张道藩《一年来自由中国文艺的发展》、陈纪滢《一年来自由中国的文艺创作》，此外，王聿均、葛贤宁、王绍清、齐如山、吕诉上、梁中铭、李中和等分别就“一年来自由中国”的诗歌、小说、电影话剧、评剧、台湾地方剧、美术、音乐等作了介绍。（2）“文艺创作创刊周年纪念特刊”（1952年5月4日第13期），收入张道藩《论当前文艺创作三个问题》和陈纪滢《文学改造与文学再革命》等论文以及王书川、王韵梅等小说。（3）“新年专号”（第21期），又有张道藩《论当前自由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等。（4）“旅菲华侨文艺作家创作专号”（1953年3月第23期），将全部菲华文艺作品分为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部分，刊登了菲华部分文艺代表作。（5）“‘耕者有其田’文艺征文专号”（1953年7月第27期）。（6）“纪念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四周年文艺评论专号”（1954年5月1日第37期），有张道藩《略述民生主义社会的文艺政策》等，除文学评论外，电影、国剧、绘画、舞蹈、摄影等各个范畴，皆有评论文字。（7）1955年1月1日第45期又有“新年专号”，除了张道藩的《同为新文艺的远景而努力》外，齐如山、葛贤宁、王梦鸥、李辰冬、虞君实、李中和等分别总结了“四年来自由中国”的评剧、小说、电影、文艺教育、美术、音乐等方面内容。

可以说，《文艺创作》虽然极力宣传反共意识（张道藩就总是著文表述当局的文艺政策、文艺方向等），体式却繁复多样，包括诗歌、曲谱、鼓词小调、小说、话剧、评剧、文艺理论、宣传画、漫画、木刻等。《文艺创作》显示了当局政治机器严密控制文学场域的欲望。

（二）从《军中文摘》到《新文艺》

1950年6月1日于台北创刊的《军中文摘》半月刊几经更名。国防部政治部发行，后改为月刊。1954年1月出版58期后改名《军中文艺》，1956年4月再次更名为《革命文艺》，1962年3月始定名为《新文艺》。到1983年6月与《国魂》合并止，共发行三百二十七期。从《军中文摘》到《新文艺》停刊的三十三年间，历任主编为王文漪、马璧、成铁吾、洪士范、许如中、张永祥、朱西宁、柯青华、王璞。王璞主编十年有余，时间最久，也是为《新文艺》赢得最多喝彩的编者。

国民党在大陆政权的失落和迁台，使得庞大的“国军”士气低落。为了稳定军心和激起将士的斗志，“国防部政治部新中国出版社”印行了《军中文摘》。最初是“纯粹为军人服务，为军人打算的新型刊物”（发刊词），并不对外发行。更名为《革命文艺》后，“要使军中文艺的力量和社会文艺的力量交流互注”，扩大对外发行。“革命”这两字之变，加强了它的属性和指向性。1962年3月定名为《新文艺》时，《发刊词》强调：“‘新文艺’这个名称，一方面有‘日新、又新’与时俱进的意义，另一方面更含有文艺革新与文艺中兴的意义。也就是说，文艺的目标是要建立民族的文艺阵线，开拓中兴复国的机运；倡导革命的文艺思潮，加强官兵的思想武装；发挥战斗的文艺功能，培养三军的精神战力。”所谓“建立民族的文艺阵线”，正是“三民主义文艺”对抗左翼文艺“阶级论”的关键一招。所谓“文艺中兴”，与当局在1960年代推动的“中华文艺复兴运动”声息相通。由于“三民主义文艺”的提倡者也一定程度上注意文艺自身的特点。所以《新文艺》之类的刊物虽思想倾向性强烈，刊载的作品却大多内容丰富体式多样：代表社论的《每月的话》，精选的理论、小说、散文、戏剧、诗歌、摄影、绘画等，一些专栏的设置更使《新文艺》生动活泼。《新文艺》作者阵容很强，“在五六十年代里，当时文坛上的主要写作者，十有八九都曾经上过《新文艺》”。

（三）《幼狮文艺》月刊

1954年青年节（3月29日）创刊于台北市，由蒋经国创立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支持经费。初期由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常务理监事每人主编一期，第二年后发行单位改为幼狮文艺社，仍隶属中国青年写作协会，主编先后有凤兮、刘心皇、杨群奋等。1958年9月《幼狮文艺》改由新成立的幼狮文化公司发行，林适存主编，直到朱桥接编。在五十年代，《幼狮文艺》有向青年学生宣扬反共爱国信念的任务（但它的黄金时代，是1965年后朱桥和痖弦主编的时代。刊物倾向开始多元化。“朱桥文学性格凸现的主编色彩，多元化的计划编辑，缔造了《幼狮文艺》的黄金时代”，1969—1980年主编的痖弦，“延续了朱桥本土化、多元化的编辑基调；又因着海外生活的历练，拓展了他的视野，他主编下的《幼狮文艺》，渐渐崭露‘国际观’”。后来参与编务有段彩华、陈祖彦、孙小英、吴均尧等）。

“办一本刊物不容易，办一本文艺刊物尤其困难，创刊《幼狮文艺》，明知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正因为‘吃力不讨好’才投合我们的胃口，敢于向困难挑战，这就是狮子精神。”以《我们的态度》为发刊词的《幼狮文艺》，以“狮子精神”自居，揭橥了一个青年文艺时代的到来。《幼狮文艺》主要提供给青年作者发表作品。1954—1964年，采用16开本的《幼狮文艺》，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论述、专栏专页各领风骚，作家群涵盖台湾的、旅美的各地作者：郭良蕙、孙陵、赵滋蕃、覃子豪、纪弦、余光中、高阳等等，旅美青年作家黎锦扬的《情人湾》、高阳的《云深不知处》先后在《幼狮文艺》写下长篇连载纪录。

《幼狮文艺》是台湾少有的长寿刊物，历经半世纪仍能“笑傲江湖”（目前仍在发行），最大的原因，在于它能一直秉承“狮子精神”，面对历史和时代掀起的狂风巨浪，不断灵活地调整自己的编辑方针和方式。

（四）《文坛》月刊

1952年6月，发行人穆中南独资创刊《文坛》月刊，主编刘枋。1957年1月出版第4卷后休刊，11月复刊，改为季刊。卷期另起。1961年6月第12期又恢复为月刊。刊龄二十七岁后，《文坛》由军中退役的朱啸秋接任主编。

《文坛》创办宗旨之一是“以文会友”，希望“大家拿出作品来重建文坛”。因此，《文坛》没有创刊词，穆中南提出“第一，不限字数；第二，不限制作家的意志；第三，原地公开”三大原则，因此，《文坛》能够一次刊登完钟肇政、叶石涛等新手的中篇小说，包容从陈纪滢、朱西宁、王平陵到谢冰莹、纪弦、林海音等各路作家，培植包括文艺理论、文艺评介、译作、世界文讯、长中短篇小说、剧本、散文等各类园地，在二战后台湾文艺的“百花园”里傲然开放。

《文坛》与《文艺创作》《新文艺》《幼狮文艺》等官方支持的刊物不同，它是穆中南独资创办，因此，办刊初期有过几年的困窘。由于穆中南与供职国防部总政治部且主管军中文艺活动的朱啸秋的特殊关系，《文坛》不久接受国防部总政治部的委托，继中华文艺函授学校之后，设置军中文艺函授班，学员们成为《文坛》稳定的订户，《文坛》创造了销量逾万的旷世纪录。

整体而言，《文坛》是一份“积极配合政府文艺政策，与主流文坛关系良好”的文艺杂志。“《文坛》在五十年代全力支持反共文学，提倡战斗文艺，却能兼顾艺术性与可读性，”成为二战后台湾文艺期刊中发行量和影响极大的杂志。

三倡导“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的文艺期刊

无论从哪方面看，以胡适为发行人、倡导“自由”“民主”的《自由中国》的创刊，都是震动台湾文化场域的大事。不过“自由主义文艺思潮”在台湾新文学史的“发言”，并非自五十年代开始。“一九三三年十月，台湾本土的第一个文学社团‘台湾文艺协会’（主力郭秋生、廖汉臣、黄得时等）在台北成立，揭橥‘以自由主义为精神，以图谋台湾文艺健全发达为目的’的文学运动脉络。”不同于五六十年代针对国民党当局专制意识形态的是，三十年代以《先发部队》（第二期改名为《第一线》）为代表的刊物提倡“自由主义精神”乃是针对日本殖民统治，带上了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自由主义文艺”在新中国建成前的大陆也有迹可寻，像梁实秋、徐志摩、沈从文、胡秋原等许多人人生信念中就有自由主义因子。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五四”新文化中“自由派”知识分子脉络在当代台湾思想文艺中的延续。当然，台湾五六十年代“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的强劲势头，在相当大的意义上，是对当局高压政策下“三民主义文艺思潮”的强势反拨。

（一）《自由中国》半月刊

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半月刊于台北市创刊，发行人胡适，社长雷震，主编毛子水，后改为雷震。1953年，雷震提拔才华横溢的聂华苓主编文艺创作版面，使得政论性刊物《自由中国》在文艺思潮上也扮演了弄潮儿角色。

《自由中国》的创刊，最初很大程度上出于反共抗俄的意图；对当局进行诤谏、做国民党的忠实“诤友”，当然也是《自由中国》的态度。《自由中国》的宗旨》说：“第一、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第二、我们要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不让他扩张他的势力范围。”《发刊词》说：“‘自由中国’，是我们现在中华民国的同胞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际上所应当认为政治生活的目的。”“《自由中国》这个刊物，正是要阐明苏俄对于世界—尤其是对于中国—的祸害，和中共对于国家和人民的罪恶。我们并要讨论如何阻止这个祸害，如何洗涤这些罪恶。这个刊物所发表的文字，本着思想自由的原则，意见不必尽同，但弃黑暗而趋光明，斥极权而信民主，求国家民族的自由，求世界的和平，则是大家共同的主张。”(www.xing528.com)

本着“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自由中国》大量介绍了西方的自由文化；同时由最初的反共抗俄越来越转向抨击当局政治弊病。徐道邻引用斯宾诺莎的话说：“一个国家的最后目的，不是统治人民，而是引导人们过一个有自由理性的生活。”《自由中国》的政治理念关涉到“人”的价值、尊严和人权，由此，在文艺思想上，对当局“工具论”文艺观和概念化的“反共文学”持激烈批评态度。《自由中国》14卷9期刊登的刘复之的《艺术创造与自由》，指责“当时官方对文艺的严格控制：以‘组织’、‘运动’、‘奖金’、‘地盘’、‘职位’等为工具，将作家、诗人、画家、演员、作曲家甚至‘角儿’、票友等一概组织或动员起来，限之于固定的主题（战斗）、硬化的格式，”最终使得文艺作品成为单调的政治性的宣传品。批评当局文艺政策的文章还很多，如李佥《我们需要一个文艺政策吗？》等。在《发刊词》里，《自由中国》表明“我们说话的态度”是：“一、不作无聊的悲观”；“二、不作下流的谩骂”；“三、不歪曲事实”；“四、不顾小己的利害”，《自由中国》同仁果然如此。

聂华苓主持的文艺空间进而崇尚“自由的文学”和“人的文学”。据张羽统计，在《自由中国》出版的260期中，共发表了一百八十五篇小说，散文七十八篇，诗歌五十二首，戏剧四部，文学评论七十三篇。文艺栏目的固定体裁是文学批评和小说。在主题力图多元化时，对人性的探讨，对自由民主理念的呈示，是《自由中国》的“重头戏”。

《自由中国》是“五十年代台湾知识社群最看重的刊物之一”，它的文艺栏目对于冲击五十年代台湾文坛泛政治化现象，拓展新知、提升民众精神等，都有重大意义。1960年9月，《自由中国》出版23卷5期后被查封。

（二）《文星》月刊

1957年11月15日，《文星》杂志创刊于台北市，发行人叶明勋，社长萧孟能，初期何凡主编，第49期起李敖主编。李敖的凸现，使《文星》由早期“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宗旨而变为“‘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杂志，一时成为知识界引领潮流的重要论坛，其编辑方针也明显向西方思想文化方面倾斜”。

六十年代台湾文化场域引人注目的“中西文化论战”，就是以《文星》为重镇，“论战”显示了《文星》杂志强烈的自由主义文艺倾向。“论战”触发点是胡适的一次演讲。1962年元旦出版的第51期《文星》，以“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胡适博士”为封面人物，并配发李敖赞扬文章《播种者胡适》，以“回敬”新儒家代表徐复观对胡适博士的“深表惋惜”。52期《文星》开始“中西文化论争”的大混战，《文星》特意停刊若干专栏和稿件，而登载李敖、居浩然、郑学稼、胡秋原等人论争文章。李敖文章《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分析中国人身上十一种病症、四种病源，尖刻地点名批评了中国近三百年来包括徐复观、胡秋原等在内的四十一位学者名流，引起了港台、欧美诸地众多报刊杂志的反响。李敖的响应者和指责者众多。官方或亲官方的人士如“副总统”陈诚、任卓宣等称李敖有“洋奴、汉奸、甚至匪谍思想”，指责李敖思想是“目无宪法的反民主表示”，将“给共产党可乘之机”；徐复观、胡秋原等与官方防备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根本不同在于，他们出于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坚守而批评李敖的“全盘西化论”，也因此，1962年2月24日胡适博士在“中研院”酒会上心脏病复发辞世的当夜，徐复观写下了《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高度赞扬胡适先生“在自由民主之前，从来没有变过节”（同样的意思，胡秋原等人也表达过），徐复观并且深深体会了“有良心血性的书生”胡适博士热闹中的寂寞：即使是以他的地位，依然有他应当讲且愿意讲，应当做且愿意做，而他却一样的不能讲、不能做的事。徐复观重申了超越学术是非，从民主自由上来一个团结运动的愿望。1962年3月《文星》53期临时组织“特大号”，刊出了《追思胡适之先生》专栏，陈立峰、毛子水、梁实秋、李敖、胡秋原、徐复观、余光中、叶公超等许多名流撰稿悼念，对胡适博士一生坚持自由民主理念致敬。

可以说，《文星》秉承了《自由中国》的自由民主理念。以《文星》为重镇的“中西文化论战”，某种意义上说，是李敖等代表的追求现代化、自由民主的知识者对当局专制政治从“文化途径”进行的批判。“讨论中西文化问题，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使中国走入民主、自由、独立之道。”《文星》和李敖的桀骜不驯，引起当局恐慌，1965年12月，出刊十六卷八期的《文星》被当局查封。

（三）《文学杂志》月刊

《文学杂志》的创刊是一段佳话，它是并称“吴夏刘”的三位好友在麻将桌上的嬉笑约定，但工作启动后，他们却无比庄严地宣告：

“我们只想脚踏实地，用心写几篇好文章。”

“我们的希望是要继承数千年来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从而发扬光大之。”

“我们不想提倡‘为艺术而艺术’。”“我们不想逃避现实。我们的信念是：一个认真的作者，一定是反映他的时代表达他的时代的精神的人。”“我们所提倡的是朴实、理智、冷静的作风。”

“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说老实话。”

这是1956年9月20日《文学杂志》在台北的首次“发言”（不过倡言与实际创作有很大差别）。多年后刘守宜回想说：“在杂志出版的那四年，除了济安主持编务，鲁芹从许多方面给予帮助外，出力最多的：在香港有林以亮兄；在美国有夏志清兄和去世多年的陈世骧教授；在台湾有侯健兄；原在台湾，现去香港的余光中兄，和去了澳洲、后来下落不明的朱乃长兄；此外，还有许多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作家朋友。”其时，发行人刘守宜是明华书局老板，吴鲁芹、夏济安都是学院学贯中西的学者，受主编夏济安之托代约新诗的余光中也正执教于大学，美国的夏志清，研究中国文化与现代小说，成绩斐然。这许多“重量级”人物，成就了《文学杂志》的高品位。

《文学杂志》堪称学院杂志，投稿者多为夏济安台大的同仁、学生，或者台湾文坛名手。《文学杂志》诗歌、小说并长，评论、翻译兼重，散文、剧作也有。据笔者统计，到1960年8月停刊，在四十八期《文学杂志》中，共有中文小说一百一十一篇，王敬羲十二篇，丛甦自三卷六期出现，陆续发表七篇，潘垒、林海音、於梨华、聂华苓、王文兴等名字反复出现在《文学杂志》，白先勇也有《金大奶奶》和《入院》二篇入选，叶五的《弃儿》、潘垒的《上等兵》和《魔鬼树》、於梨华的《三束信》是连载小说。众多后来名扬四海的诗人在此留下痕迹：余光中、夏菁、林以亮、梁文星在前三卷反复出现，四卷以后出现覃子豪、洛夫、痖弦等，五卷上叶维廉、张默、罗门、周梦蝶响亮登场。在五十一篇散文中，思果、吴鲁芹、朱介凡、逢溪作品最多。“文学理论和有关中西文学的论著，可以激发研究的兴趣”（《致读者》一卷一期），因此，评论也是“重头戏”，在八十九篇文学评论中，除许世英、林文月外，夏氏兄弟出力最勤，各有四篇，夏济安《评彭歌的〈落日〉兼论现代小说》，文章所体现的“自由”文学精神对台湾文坛思潮导向产生重要影响，夏志清对张爱玲的小说解读对其以后在中国文学史地位的确定功不可没。应该说，《文学杂志》上的评论刊登最多的还是关涉古代文学的：从《古诗十九首》到《红楼梦》，从曹氏父子到归有光，众多的经典作品和文学大家被《文学杂志》广为关注。在翻译方面，黎烈文、余光中、梁实秋、朱乃长、聂华苓等“各显神通”，为台湾文坛与西方文学的对话作出极大贡献。

《文学杂志》与《自由中国》关系密切。据聂华苓回忆，在五十年代台湾的“文化沙漠”里，“为《自由中国》写稿的‘一小撮作家’，常常聚在一起，喝杯咖啡聊聊天，后来由周弃子发起，干脆每月聚会一次，并称之为‘春台小集’……夏济安、刘守宜、吴鲁芹创办了《文学杂志》之后，‘春台小集’就由刘守宜‘包’了，每个月到他家聚会一次，这些人也就大多成了《文学杂志》的撰稿人。”“如果说《文学杂志》乃《自由中国》的纯文学版，《自由中国》为《文学杂志》开了先河，也许不会太过离谱。”台湾也有论者指出夏济安对胡适倡导的“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推崇。当事人余光中后来引证说：“《文学杂志》出现在五十年代后期的台湾文坛，既不附和官方鼓吹的所谓‘战斗文学’，也不像六十年代年轻作家那样热衷于引进所谓的‘前卫’浪潮，可谓一大异数。刊名沿用朱光潜四十年代主编的综合性文学杂志，显得风格稳健平实，坚持文学本位，调和中西传统，兼顾儒家的使命感与自由主义学者的精神。”由此可知《文学杂志》倾向自由主义文艺思潮是明显的事实。四“钟情”于现代主义思潮的文艺期刊

因为政治格局的大变动，现代主义文学在五十年代后的大陆文化场域长期失声。“而在台湾的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相对而言却具有发展现代主义的‘大环境’（即崇拜西方的‘西化’社会文化思潮和官方对于一般的西方文化的‘不设防’态度）和‘小环境’（作家个人对于客观现实的逃避心态），因此演成中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发展最充分、在艺术创新上取得最多成果的一次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众多的诗人、小说家，军人、学生、职员等都卷入了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文艺运动中去，倡导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刊物成为影响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化场域的重要媒体。

（一）《现代文学》双月刊

《现代文学》与《文学杂志》渊源深厚。“1960年3月，在夏济安去美国之后，台大外文系的一批学生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叶维廉、刘绍铭、李欧梵等将《文学杂志》改刊为《现代文学》。”受师辈的指引（尤其是夏济安在《评彭歌的〈落日〉兼论现代小说》中对心理小说、象征主义、意识流等的肯定和介绍），白先勇们很自然地倾向了西方的现代主义小说，此后成为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先锋。

《现代文学》初创时白先勇任发行人，主编王文兴、陈若曦。“1960年3月5日，《现代文学》创刊号印出来了。编委会的合影照上一共十二人：陈次云、方蔚华、白先勇、李欧梵、张先绪、陈若曦、欧阳子、刘绍铭、王文兴、林湖、戴天和叶维廉。”《现代文学》创刊动机是“我们对中国文学前途的关心”和白先勇们“几年来一直受着对文学热爱的煎磨和驱策”，“创作的、批评的、倡导的和揭橥的欲望”，使这些大学生们寝食难安，“于是我们乃决定创办《现代文学》。”“我们愿意《现代文学》所刊载的不乏好文章。这是我们最高的理想。”“我们感于旧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不足以表现我们作为现代人的艺术感情。所以，我们决定试验，摸索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发刊词》很清楚地表白了白先勇们的历史使命感和艺术责任感，以及他们的不同于师辈的现代主义倾向性（《文学杂志》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现代文学》所少有的，直到1967年12月《现代文学》三十三期才首次推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号”；《文学杂志》以整个西洋文学为介绍范畴而《现代文学》偏重现代主义文学介绍）。

据笔者粗略统计，从1960年《现代文学》创刊到1965年第26期，共有中文小说一百二十一篇、诗歌一百三十二篇，小说和诗歌是《现代文学》的固定体裁，第11期起出现散文（二十一篇），另有少量的戏剧（七部）、论文（十三篇）、书评（二篇）、译作等。第16期起《现代文学》扩充篇幅，改为季刊，并由原先新诗、小说为主的格局开始各种文体错杂编排。白先勇和王文兴是小说创作最力的两位，白先勇刊于《现代文学》的有《玉卿嫂》（署名白黎）《小阳春》《青春》《藏在裤袋里的手》《寂寞的十七岁》《毕业》《芝加哥之死》《上摩天楼去》《香港·一九六○》《安乐乡的一日》《火岛之行》《永远的尹雪艳》、《谪仙记》等十二篇。此外，丛苏、欧阳子、若曦等都是写小说的主力。后来成为乡土小说支柱的王祯和、陈映真也在《现代文学》发表了他们早期作品，第19期刊登的《将军族》甚至成了陈映真代表作之一。引人注目的是，余光中在第8期发表了他的著名长诗《天狼星》，洛夫接着在第9期刊登长达十九页的《天狼星论》，在肯认“《天狼星》是中国现代诗历年来创作中一座最巨型的建筑，是诗人们历年来对现代艺术实验与修正的过程中一项大胆的假设”的同时，也指出它“是目前中国新诗诸多问题，诸多困惑的一次大暴露，”由此引起了台湾文坛关于《天狼星》的大论争。因为“打算分期有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近代艺术学派和潮流，批评和思想，并尽可能选择其代表作品”（《发刊词》）所以，从创刊到第15期，《现代文学》不遗余力地以几乎一半的版面介绍卡夫卡、汤玛斯·吴尔夫、汤姆斯·曼、詹姆斯·乔艾斯、劳伦斯、吴尔芙、凯瑟琳·安·波特、费滋哲罗、沙特、奥尼尔、佛克纳、约翰·史坦贝克、叶慈、横光利一、斯特林堡等十五位西方作家、哲学家及他们的作品。

《现代文学》在1960年代出现，引领小说创作潮流，第一期就刊登丛甦的《盲猎》和王文兴的《玩具手枪》，第二期又有欧阳子的《半个微笑》，此后七等生诸人的陆续登场，显示了刊物强烈的现代主义思潮导向；对文学新人浮出“水面”的引荐之功（如十七岁的施叔青在此发表试验作《壁虎》），并且扶持他们成长，也是《现代文学》不能被忘怀的一笔；尤其在官方大肆标举“中华文艺复兴运动”，继续推进“反共文艺”的1960年代，《现代文学》基于“对中国文学前途的关心”，“依据‘他山之石’之进步原则”（《发刊词》），以自己的创作提升中国文学的文学品质，更凸显了它存在的历史价值。

（二）《现代诗》、《蓝星》与《创世纪》

《现代诗》是台湾诗坛的一面大纛。《现代诗》的旗手纪弦早在大陆就与“现代诗”有过亲密的“第一次握手”，并将现代诗的传统带到了孤岛。1952年8月，纪弦创刊了“国府”迁台后第一本现代诗杂志《诗志》（台北暴风雨社发行，只出版一期），并宣称此杂志有双重意义，“诗杂志”和“诗言志”。《诗志》在1953年2月易帜为《现代诗》（季刊），纪弦任发行人兼主编，并由此掀起五十年代台湾文坛强劲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

对台湾文坛而言，1956年非常值得纪念。“1956年1月纪弦发起现代派，4月钟理和《笠山农场》获‘文奖会’（张道藩主持）长篇小说奖却无缘出版，9月《文学杂志》创刊，同时《自由中国》杂志也在这年全面提出尖锐的建言，为此，1956年被公认为50年代文坛上最关键又最具代表性的年份。”《文学杂志》创刊是件大事，“现代派”的发起更是刮起诗坛旋风。1956年2月1日出版的第13期《现代诗》首次印出“现代派诗人群共同杂志”字样，口号是“领导新诗的再革命，推行新诗的现代化”，并刊布纪弦起草的“六大信条”，曰：“一、我们是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含了自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二、我们认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这是一个总的看法，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无论是理论的建立与创作的实践。三、诗的新大陆之探险，诗的处女地之开拓，新的内容之表现，新的形式之创造，新的工具之发见，新的手法之发明。四、智性的强调。五、追求诗的纯粹性。六、爱国、反共、拥护自由与民主。”“现代派”信条中虽有“反共、爱国”字样，那不过是一种应景的保护色，就像痖弦在主编《幼狮文艺》时，介绍鲁迅作品，加个括号说“‘此人曾遭共匪利用’，就那么一句，你下面怎么说都可以了”。“现代派”旗下人才济济，可以说网罗了当时诗创作的绝大部分诗人，“几乎三分诗坛有其二”（余光中）。但是“现代派”也招来了许多非议，尤其是“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论，对此，纪弦在多年后的一次访谈中，仍要解释说“中国新诗的源头，不是从唐诗、宋词、元曲一脉相传地发展下来的，而是自‘五四’运动以来，由胡适这班留洋学人，在欧美受了影响，把西方的诗观、创作技法，甚至语法等等搬到中国来，因此中国新诗是移植之花。”并说他们盖起的“现代诗”这栋“千层大厦”，不必也无法摧毁旧诗的“金字塔”，“千层大厦”和“金字塔”是两回事。

《现代诗》至1964年2月休刊，出版四十五期（其中第22、23期曾经改组，由林宗源任社长，黄荷生为主编），自此后现代派“沉默”。

与《现代诗》、《创世纪》三足鼎立1950年代台湾诗坛的《蓝星》，据笔者粗略统计，是一个“蓝星系列”的诗刊：（1）1954年6月，《蓝星周刊》创刊于台北市，覃子豪、余光中主编，于《公论报》副刊每周四刊出，1958年8月停刊，该刊系“蓝星诗社”同仁所编，重要同仁有覃子豪、钟鼎文、余光中、蓉子、夏菁等，出版二百一十一期。（2）亦于1957年1月创办《蓝星》宜兰版，朱家骏主编，同年7月停刊，出版七期。（3）1957年8月，《蓝星诗选》创刊，覃子豪主编，台中市蓝星诗社发行，1957年10月停刊，出版二期，第1期为“狮子星座”，第2期为“天鹅星座”。（4）1958年12月《蓝星诗页》创刊，分别由覃子豪、夏菁、余光中、罗门、蓉子、王宪阳等轮流主编，台北蓝星诗社发行，1965年6月出版六十三期后停刊。（5）1961年6月创办《蓝星季刊》，覃子豪主编，蓝星诗社出版，1962年11月出版第4期后停刊，1974年12月复刊。（6）1964年6月，《蓝星年刊》创刊，罗门、蓉子主编。（7）1984年，九歌出版社支持出版《蓝星诗刊》，办到1993年。（8）1999年，在赵伟民等努力下，又有《蓝星诗学》问世。可知《蓝星》同仁从没放弃对《蓝星》的“钟情”。一份刊物，在一个或一群作家生命中的分量，有时是永远令人无法释怀的，就像《现代文学》之于白先勇，据台湾《文讯杂志》说，前几年白先勇仍在提议复刊《现代文学》。

同为现代诗刊，内部的论争是常有的。“蓝星”的组合本身就有与“现代派”分庭抗礼的意味。针对“现代派”的“六大信条”，覃子豪提出中国新诗的“六条正确原则”，包括提倡诗的人生意义、思想根源和准确的表现，以及建立新诗的民族风格，以质疑“现代派”所谓的“横的移植”论和“排斥抒情”说。余光中后来还回顾道：“大致上，我们的结合是针对纪弦的一个‘反动’，纪弦要移植西洋的现代诗到中国的土壤上来，我们非常反对……不愿贸然作所谓‘横的移植’。纪弦要打倒抒情，而以主知为创作的原则，我们的作风则倾向抒情。”总体上而言，《蓝星》的诗观要比《现代诗》显得周延。

《创世纪》双月刊是1954年10月10日在左营军营创刊。洛夫、张默和痖弦号称“创世纪诗社”的“三驾马车”。《创世纪》是五十年代后台湾诗坛的“元老”诗刊之一，更可贵的是，他的同仁至今还在世界各地活动（如移民温哥华的洛夫以七十高龄完成三千行长诗《漂木》，2001年8月于台北出版，再度震惊华文诗坛），《创世纪》至今仍有它的生命力。

以“创世纪”命名，可知洛夫们的胆气。《创世纪》创刊号即以“确立新诗的民族路线，掀起新诗的时代思潮”为第一大宗旨。1956年《创世纪》第5期开始提倡“新民族诗型”：“艺术的—主张形象第一、意境至上和中国风的、东方味的。”第6期又有王岩著文提倡继承白话文学血液、促进人生、唤起民族灵魂等“新民族诗型”的六项要义。《创世纪》真正地“创”世纪，始自1959年第11期的改版，洛夫们放弃“新民族诗型”主张，转而提倡诗的“世界性”、“超现实性”、“独创性”和“纯粹性”。自此，《创世纪》与《现代诗》、《蓝星》都有了某种“差距”，1959年某种意义上说是《创世纪》一个“最辉煌的转折点”，自此至1969年第29期《创世纪》暂时休刊至，它取代《现代诗》，网罗了其时台湾诗坛各诗社、各类型的现代诗创作。洛夫的《石室之死亡》、痖弦的《深渊》至今读来仍令人惊心动魄，尤其是《石室之死亡》，起笔于金门与厦门的炮战阵地，六百四十行长诗，死亡意象与生命意象的密集交织，对战争、死亡、生存等主题的奇异展示和深度思考，使得《石室之死亡》成为洛夫半个世纪以来争议最大讨论最多的名诗。此外，余光中的《西螺大桥》、商禽的《鸽子》、郑愁予的《草生原》、叶维廉的《艾略特方法论序说》等竞相在《创世纪》刊登，一时“人才鼎盛，各家无不拿出最好的作品给我们发表，为中国现代诗造成一个空前的高潮”。

说《现代诗》、《蓝星》与《创世纪》几乎撑起了五十年代台湾纯文艺的“半边天”，也许并不为过。著名的《文星》、《文学杂志》迟至1956年以后创刊，《自由中国》“文艺栏”版面有限，其余《文坛》《幼狮文艺》诸刊物在五十年代更多与官方意识形态亲和。因此，三大诗刊的存在便显得意义非凡：对官方“三民主义文艺”的突围自然是其一、“当时《现代诗》季刊所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该刊面貌已能将‘战斗文艺’的色彩压至最低限度了，”即使是军营创刊的《创世纪》，以青年军人为主要成员，也极力反对口号式文学，追求诗的“形象”、“意境”，标举诗的“世界性”、“超现实性”、“独创性”和“纯粹性”；二、成就了一大批后来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中国诗人、学者，纪弦、郑愁予、覃子豪、余光中、罗门、蓉子、洛夫、张默、痖弦、商禽、叶维廉等等；三、他们的诗歌理念和创作实践，提升了中国现代诗的品格，他们敢于吸取西洋经验、勇于创新也勇于调整自己诗观，从而继“五四”后再度开启了中国诗歌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互动的局面，与后起的《文学杂志》、《文星》及《现代文学》诸刊物一起，密切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思潮的关系。五乡土文学思潮与“乡土”文艺期刊

乡土文学思潮在台湾都有深厚传统。从赖和开始，台湾的新文学传统即奠定了面对乡土、反抗殖民统治的基调。此后的杨逵、吴浊流和许许多多台湾作家都继承了赖和的文学精神。日据时代台湾作家的“乡土文学”，不言而喻具有抗衡殖民文学的历史意义。自国民党退守孤岛后，语言的强行转换、当局对“本土”物事的高度敏感和歧视、台湾省籍作家对“反共抗俄”官方主流文学的隔阂等等许多复杂的原因，使得五十年代后的台湾乡土文学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边缘生存甚至潜流状态。1957年4月到1958年9月，钟肇政和文友发起编印了十六期油印刊物《文友通讯》，每月出版一期，参与者有陈火泉、钟理和、廖清秀等七人，显示了台湾乡土文学压抑中的坚强生存力。1962年以文晓村、陈敏华、王在军等为核心成员的“葡萄园诗社”成立，显示了台湾文学社团“回归传统”的有意取向。1964年前后，《台湾文艺》、《笠》这些重要文艺期刊的面世，标志台湾乡土文学在历经磨难后的再出发，并且在经历与现代主义思潮的几度论战后（1972年关杰明发表《中国现代诗的困境》和《中国现代诗的幻境》，1973年又有所谓“唐文标事件”，发起对现代诗的批判；陈映真、尉天骢等则对小说领域的现代主义思潮发动挑战），于1970年代酿成声势浩大的几乎是主流的乡土文学思潮。

（一）《笠诗刊》双月刊

1964年6月创刊的《笠诗刊》，其成员是1942年组成的“银铃会”骨干如张彦勋、詹冰、林亨泰、萧金堆、锦连等。“银铃会”成员文风似乎总试图与众不同：“日据时期台湾诗人以抗议为主风格，以写实为基调，詹冰、林亨泰、锦连等人却以日文试验新技巧；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诗坛弥漫超现实主义风潮之时，林亨泰等人所参与的《笠诗刊》，则以关怀台湾现实为写作路线，集结弱势声音”，召唤台籍人士，“宁戴台湾草笠，不顶中国皇冠”，并在《现代诗》休刊后，与《蓝星》、《创世纪》鼎立而三，成为五六十年代台湾诗坛四大诗刊之一。以“笠”命名，可见诗人和诗风的“草根性”：《笠诗刊》的发行人林亨泰、陈千武、詹冰、锦连等大部分“笠诗社”成员，多为本土诗人，诗风标榜社会性与乡土性。桓夫（陈千武）曾解释“笠”说：台湾斗笠的纯朴、笃实，原始美与普遍性，不怕日晒雨打的坚忍性，也就是岛上人民勤奋耐劳、自由与不屈不挠的意志的象征。由此可见乡土意识和现实精神是《笠》的主导方向。但《笠》并不绝对地排斥现代主义，李魁贤曾精到地将《笠》的创作路线概括为“现实经验论的艺术功用导向”，《笠》则自称采用“新即物主义”创作方法，可知《笠》在一定意义上也有着四十年代“银铃会”的现代诗精神。

（二）《台湾文艺》月刊

《台湾文艺》当然是一个“异数”。它在1964年4月1日出现，不迎合“反共文艺”不附和“现代主义思潮”还在其次，吴浊流在“白色恐怖”时代不惜坐牢甚至可能杀头的大罪、敢于冠以“台湾”两字为刊名的文艺期刊，更是凤毛麟角。吴浊流何以有如此的勇气？在一次访谈中他叙说了初衷：“人人都劝我不要冠上‘台湾’两个字，太危险了！可是不叫‘台湾’，我又何必要出版杂志呢？叫别的名称的，不是已经很多了吗？反正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余年有限，要关就关，要杀就杀吧！”在没有后盾撑腰的困境下，吴浊流靠着退休金和他为台湾文化尽力的热心独资创办了后来光耀文坛的《台湾文艺》月刊，其时，钟肇政、廖清秀、郑清文、赵天仪等协助编务，第5期后经费的紧张使得《台湾文艺》改为季刊，后又再度改为双月刊，此后屡经风雨，虽不发稿费也不乏稿源，一路下来已是发行了四十来年。吴浊流逝世后，《台湾文艺》先后由钟肇政、陈永兴接编。

《台湾文艺》刊登随笔、小说、散文、游记及诗歌。诗又分为“汉诗”和“新诗”两种，算是一项特色。吴浊流自己小说、汉诗、随笔、游记无所不写。感于吴先生和《台湾文艺》精神，当时台湾文坛写家，几乎没有不在《台湾文艺》发表作品的。

《台湾文艺》沿用了1934年“台湾文艺联盟”创办的同名刊物，“在1960年代的台湾文学传统形同中断的文学场域出现，接续了日据以来的文学传统，一直到1970年代，他们发展为写实的、乡土的、介入的文学，以台湾问题为优先关怀的文学取向，是战后文学史上文学风潮折返的重要分水岭。”当然，以叶石涛为主要理论旗手的《台湾文艺》（叶发表了《钟肇政论》《谈林海音》《这一年来的省籍作家及其小说—兼论省籍作家的特质》等），由于叶石涛强调台湾乡土文学在人文风土之外的“台湾意识”，引起了同为乡土作家和理论家的陈映真的警惕，也启动了此后台湾文坛“中国结”、“台湾结”、“台湾本土”、“第三世界”文学论争。

（三）从《笔汇》到《文学季刊》

1957年5月，《笔汇》月刊创刊，发行人任卓宣。1959年5月，尉天骢接过《笔汇》，出版“革新号”第1卷第1期，开始《笔汇》的新时期。参与编务的还有许国衡等。《笔汇》“革新号”曾有《献给读者》这样的发刊词，曰：“我们深深觉得，做一个现代的人，必具有现代人的思想，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囿于‘过去’的时代里，沉醉于旧的迷梦中，无疑地是走着衰微的道路。我们主张要现代化。”联系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岛“环境”，我们不难猜测《献给读者》里“‘过去’的时代”、“旧的迷梦”所指称的“衰微的道路”是什么，而《笔汇》所希望的“现代化”又指称了什么。

《笔汇》“大部分的作家，为文学系的教授和学生，有深厚的学院派倾向……他们努力于摆脱反共艺术的阴影，把文学拉回纯粹文学的道路上，这是值得肯定的成就”。《笔汇》重要性至少有两点可以纪念：第一，它是在台湾文化场域中发挥过巨大影响力的尉天骢主持的一系列杂志的开端。尉天骢后来接二连三主编《文学季刊》《文学双月刊》《文季》等，在扭转台湾文坛风向上起了极大的作用，尤其是1973年8月15日创刊的《文季》，只出版三期，尉天骢在头二期就发表《对现代主义的考察—慢幕掩饰不了污垢》《对个人主义文艺的考察—站在什么立场说什么话》两篇长论文，对欧阳子和王文兴这两位现代主义深度探险者及其代表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进行批判，从而加剧了台湾文坛对现代主义的反思，成为七十年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重要旗帜。第二，它是七十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中坚力量的陈映真文学生涯的起步，陈映真1959年文学起步的《面摊》，就是发表在《笔汇》并且此后陆续在《笔汇》刊登十一篇小说，包括《我的弟弟康雄》、《乡村教师》等至今引人注目的作品，《笔汇》对陈映真的“成就”也凸现了这份刊物的历史价值。《笔汇》出版至1961年11月第24期后停刊。

《笔汇》可以说为《文学季刊》之前身。1966年10月10日，《文学季刊》创刊，发行人尉素秋，主编尉天骢。至1970年2月休刊为止，共出十期。《文学季刊》重要撰稿人黄春明、陈映真、王祯和等，在此发表了他们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小说。试列举如下：

第一期：陈映真《最后的夏日》

第二期：陈映真《堂倩的喜剧》，王祯和《来春姨悲秋》

第三期：陈映真《第一件差事》，王祯和《嫁妆一牛车》，黄春明《青番公的故事》

第四期：陈映真《六月里的玫瑰花》，黄春明《溺死一只老猫》

第五期：王祯和《五月十三节》，黄春明《看海的日子》

第六期：黄春明《儿子的大玩偶》

第七期：王祯和《三春记》

第九期：王祯和《永远不再》，黄春明《锣》

短短十期，《文学季刊》刊登了陈映真四篇小说、王祯和五篇小说、黄春明五篇小说，可谓多矣。考察这三位对台湾文坛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家创作生涯（黄春明、陈映真、王祯和后来进一步转入对台湾“后殖民主义”的批判：黄的《苹果的滋味》《莎哟娜拉·再见》《我爱玛莉》《小寡妇》诸篇，陈的《华盛顿大楼》系列，王的《小林来台北》、《美人图》《玫瑰玫瑰我爱你》诸篇，对台湾后殖民社会结构的透骨解析，成为台湾文学史不能回避的文本存在），我们不难明白《文学季刊》的历史价值：第一，据现有的资料，文坛对黄春明和王祯和的熟悉，当是从《文学季刊》开始。五六十年代台湾重要文学期刊《文学杂志》和《现代文学》（第26期前）都未见黄春明的踪迹，王祯和在《现代文学》（第26期前）仅发表过《鬼·北风·人》《永远不再》《快乐的人》三篇小说，应该说，作为名声赫赫的乡土小说中坚力量，两人在此时期的《文学季刊》成熟；第二，陈映真较之黄、王两人，更早地为人知晓，《文学季刊》的前身《笔汇》，早就刊登了他十一篇小说，而且在白先勇们的《现代文学》，陈映真的名字也屡屡出现，在《文学季刊》面世前，陈映真至少在《现代文学》发表过六篇小说：18期、19期、21期、22期、23期、25期都有他的文章，其中第19期刊载的《将军族》一直被肯认为陈映真的代表作，它预示了陈映真创作的某种转型。不过，即使是《将军族》，陈映真也给“小瘦丫头”、“三角脸”这样卑微的小人物一个浪漫伤感的结局。从《文学季刊》重新出发，陈映真的作品更坚实地面对了台湾岛现实。其实陈映真也曾给自己创作一个分期，认为自己从六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作品从迷离、伤感、苍白、具象征意味的状态走了出来，这正是《文学季刊》创刊的时期。第三，《文学季刊》虽然始终没有发表过表白立场的《发刊词》之类，而且除接连刊出黄春明、陈映真、王祯和三位乡土小说中坚人物的作品外，施叔青和李昂姐妹、七等生等人具现代性意味的小说，也在《文学季刊》发表。但《文学季刊》仍旧以它不容忽视的趋势，成为1970年代乡土文学风潮的前哨站。

《文学季刊》休刊一年后，于1971年1月更名以《文学双月刊》复刊，至同年4月第二期后再度休刊；1973年8月再以《文季》复出，出版三期后停刊。“但在《文季》停刊时，文坛的气候完全改变了。在这个时候，‘乡土’和‘现实’已不再成为禁忌……也就在这一年三月，黄春明的两本小说集《锣》和《莎哟娜拉·再见》由远景出版社出版，空前的畅销，由此充分显示，‘乡土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应该说，文化场域从来都不是单纯划一的（即使在极权统治下，它也会时不时迸出一丝“异样”的声音）。文化场域中各种文化媒体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纠葛，同样，人类文化媒体所承载的各种文艺思潮之间也存在着强大的互动关系，文化场域一直就是一个庞大而繁复的动力网络。

我们看到，二战后国民党在台湾的暴政，激起了台胞对“光复”普遍的几近憎厌的情绪，左翼文艺思潮高涨。对此，国民党当局毫不犹豫采取了严厉的绞杀政策，许寿裳、黄荣灿等许多人被杀，苏新、李何林等许多人逃往大陆，又有多少人痛苦苟活。1949年后国民党完全丧失大陆政权、败退孤岛，继续奉“三民主义文艺”为官方文艺“航标”，推行“战斗文学”、“反共文艺”时，胡适之、雷震等人就几乎同时倡导“自由主义文艺思潮”，在《自由中国》介绍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它们引用英国的约翰·穆勒《论自由》中的观点说：“即令全人类只有一个人除外，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人类也没有理由可以禁止这一个人发表其反对意见，正同这一个人没有理由（即令他有权利）可以禁止全人类（除他自己）发表意见一样。”在文艺创作上，《自由中国》以“自由的文学”、“人的文学”与官方文学形成某种对峙。洛夫、纪弦、欧阳子、王文兴们带动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及其创作，也可以说是对官方文艺思潮的有意识疏离，其时台湾岛的森严环境，使得青年们心情郁闷，这时伴随着“美援”袭来的现代主义文艺及时滋养了他们心灵，这在多年后李欧梵诸人的论述中可得到印证；而对于夏济安们的自由文学思想，学生辈的白先勇们与之形成开放式的对话关系，像夏志清，强烈反对王文兴等人的过分西化，但对白先勇这样的温和现代派则是关爱支持态度。《文学杂志》这样一份刊物，有的人归入现代主义阵营，有的人归入自由主义文学阵营，就说明了某些文艺刊物，多种倾向、思潮往往处于一种对话的共存状态。“乡土文学思潮”在七十年代凸显为主流型文学思潮，经历了与现代主义在诗歌和小说领域的多次交锋，甚至在1977年前后演变为激烈的“乡土文学论战”。可以说，文化场域里话语权的争夺、各种意识形态、文艺思潮的相互竟生彼此激荡在台湾“解禁”前一直就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权力场域笼罩下的文坛，总是有其作为“文学场”本身的自主性。在战后二十年的台湾文化场域，有上述《文艺创作》《新文艺》《自由中国》《文星》《文学杂志》《现代文学》《现代诗》《台湾文艺》《文学季刊》等这样有明显思潮倾向的文艺期刊，也有许许多多追求并体现一定的文学自主性、或者难以定位的文艺期刊（据笔者统计相关资料，1949年到1966年台湾文艺期刊有一百五十一种），如《宝岛文艺》《野风》《皇冠》《小说创作》等。像台糖公司五位职员金文、师范、鲁钝、辛鱼、黄杨等人发起创办于1950年11月的《野风》半月刊，第一个喊出“将缺点告诉我们，优点告诉别人”这个符合现代经营策略的响亮口号，并以其实际创作赢得当年甚至后来杂志都望之兴叹的七千销售量。像1954年2月创刊的《皇冠》月刊，在《皇冠杂志》和平鑫涛与琼瑶“联姻”后，销量猛涨。在六十年代就摸索着文学“市场”脉动的《皇冠》，刊登纯文艺创作为主，迎来了它长期的发行生命（目前仍在发行）。

我们之所以要以1945—1966年台湾文坛为考察场域，是因为“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经受现代化冲击的背景上，考察文学自身多元流脉互相纠结的过程，确认此时期的文学范式跟其前、后期文学的根本差别，大致可以划止于1966年左右”。1966年，《文学季刊》创刊，黄春明、王祯和诸位杰出的乡土作家之崛起，陈映真的“再出发”，以前的台湾文学课题的告一段落和新的文学课题的启动，表明台湾文学大致完成了战后重要的复苏、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