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二十年中国文学研究：红色火焰中的迷失与振兴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的二十年，世界各民族大都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自由发展期，随之而来的则是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的不断繁荣。与此相反，中华民族却始终在一种剧烈震荡状态中辗转不定，“政治斗争”仍然是国家生活中的主调。在这种政治文化中，作为一种重要的舆论媒介，文学期刊无疑会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在这二十年中，大陆文学期刊经历了一个不断政治化歧变的过程。

抗日战争胜利后，文学期刊数量迅速增加。1946—1949年期间，文学期刊的创刊数量达到了整个二十世纪的最高峰。由于战争的原因，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创刊数量虽多，但办刊时间却很短。大多数文学期刊都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办刊人、编辑、作家往往根据不同的政治倾向结成不同的知识分子团体，不同的政治取向和政治利益导致了知识分子团体之间的攻诘和辩论。与之相关的文学期刊，出现了大量充满政治意味的小说、散文，批判与反批判的文章更是比比皆是。只有极少数文学期刊能够超脱于政党意识之外，专心于纯文学作品的发表。

1949年新政权建立以后，各级文联和作协也随之相继建立。各级文联和作协的机关刊物成为文学期刊的主力，同时也有一部分社办刊物和团体刊物，所有的期刊都由党的各级宣传部门统一领导。1955年左右，按照行政区划和行业分工分别办刊的制度基本定型，各种文学期刊成为各级宣传部门的下属机构，民间自办刊物和同人刊物完全绝迹。由于巩固新政权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对于文学艺术尚无暇顾及，因此这一时期文学期刊的创刊数量较少。《人民文学》和《文艺报》是这一时期文学活动的主力。

1956—1958年，大陆的文学活动进入了一个活跃期，文学期刊的创刊数量显著增多，原有的文学期刊也纷纷扩展版面。至1959年，全国文学期刊增至八十多份。由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提出，文学环境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改善，因此产生了较多的优秀作品。同时，文学刊物关于文学理论的探讨也出现了一种“争鸣”的氛围，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深入。但这种“小阳春”的气候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便遭遇了“反右”的寒流。大批作家、编辑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分子。许多文学刊物被视为“右派”分子的“黑窝点”而停刊、更名、合并、缩版，这成为1959—1960年间文学期刊的主要景象。

1961年，随着全国政治经济路线的大调整，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和作协等文艺主管部门相继召开了三次会议（“新侨会议”、“广州会议”、“大连会议”），文艺政策开始出现松动，文学期刊随之复苏。这一时期创刊的文学刊物虽然不多，但1959—1960年间停刊的许多刊物都得到了恢复，同时大部分文学期刊的版面得到了扩充。此一时期，作家的创作热情虽然得到鼓励，较好的文学作品在刊物也屡有出现，但总体上来说，作家与编辑“干预现实生活”的态度并不像“百花”时期那样积极，普遍谨慎地选择历史题材。因此，这一时期历史题材的写作出现了一个短暂繁荣的局面。1962年秋天，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后，思想文化界的批判运动又开始升温。此后的文学刊物上，署名为“某群众”、“某集体”的作品日渐增多，大部分知名作家基本上停止了创作。自1966年7月起，大陆的文学刊物，除《解放军文艺》（1968年11月至1972年4月期间停刊）外，全部停止出版。一、在战争缝隙间挣扎着生存（1946—1949）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之间签订的《双十协定》及《停战协定》，使国内民众对于和平充满了信心，各行各业呈现出百废俱兴的繁荣局面。文艺界自然也不例外，全国各地纷纷创办各种文学期刊。1946—1947年间，文学期刊的创刊数量达到了现代文学史的最高点。然而，这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短暂繁荣。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于1946年6月爆发后，中国出版业顿时陷入尴尬境地。战争区域的扩大与转移造成邮路受阻，纸张等原材料价格的巨幅波动导致经营成本难以控制，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使得报刊订户极不稳定，战时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致使办刊人一旦犯禁立即便会血本无归。这些客观因素对期刊的影响远远大于报纸，因为经营期刊需要更长的资本周转时间和相对比较稳定的订户。对于受众面小、发行量少、资金来源狭窄的文学期刊来说，这种影响更是雪上加霜。1946—1949年期间，文学期刊的创办数虽然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但绝大部分却属于“短命”期刊，发行四五期即告倒闭的现象比比皆是。在此期间创刊的文学杂志，办刊时间能够持续一年以上的仅仅有九份（据现代期刊统计年表统计，不包含不定期刊物，时间自创刊之日至出版最后一期为止）。抗战前创刊的文学杂志，在战时坚持办刊或在战后复刊的刊物中，此一阶段办刊时间超过一年的却有四家，而且其中的《论语》和《宇宙风》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发行量和巨大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家刊物均为社办刊物或同人刊物，在办刊宗旨上均注意避免与政治发生交涉，专注于文学本身。当然，创刊时间早、办刊时间长所带来的品牌效应，也是它们能够长期存在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此一阶段，文学期刊的中心从战时的重庆、桂林、昆明、广州重新移回了上海、北京。国内战争期间，上海的政治形势相对比较稳定，一直保持着远东商业和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且在海派文化的影响下，上海文化界人士具有较多的自由主义倾向，对党派利益倾轧大都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与此同时，都市文化影响下的市民阶层对于文学杂志有着较强的消费欲望和支付能力，存在着一个巨大稳定的受众群体。所有这一切，都为文学期刊提供了比较适宜的生存环境。因此，上海成为当时中国文学期刊的大本营，打破了长期以来京沪两地并驾齐驱的格局。1946年，在上海创办的文学期刊就有六十六份，此后三年文学期刊的创刊数量也远远高于其他城市。当时影响较大的文学期刊，如《论语》《宇宙风》《文艺春秋》《文艺复兴》等，都以上海作为出版和发行的基地。除却上海之外，随着国内战争形势迅速向有利于中共一方转化，国共两党影响下的文学刊物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趋势。东北、晋冀鲁豫、华中等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文学期刊在数量上有了显著的增长。《白山》《文艺杂志》《北方文化》《东北文艺》《胶东文艺》《文学战线》《平原》等刊物大都由解放区地方政权的文化部门或战斗部队的政治部主办，一般为完成地方政权的建设工作或部队的战斗任务而进行政治性鼓动。尽管发表的作品大多是快板、鼓词、民间故事和地方戏，在艺术上显得比较稚嫩、粗陋，但通过这种办刊实践，为新政权建立之后的文学制度建设培养了大批编辑和管理人员。解放区的办刊模式和组织方式也为1949年后的文学刊物所继承。

此一阶段，国共两党在战场上较量的同时，也在为争夺话语权进行着激烈的文化斗争。这在国统区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报纸、电台等主要媒介都为国民党当局所控制，而文学曲折隐喻的表现方式适宜于逃避当局的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因此创办文学刊物，成为国统区中共地下组织直接领导和影响的社会团体与文化人士发出自己声音的主要手段。尽管在当局严密的图书杂志审查制度下，这些刊物不断遭到查封和惩处，但左翼文学组织充分利用当时比较松懈的出版登记制度，采用“换牌不换人”的方式，创办了大量的短期或不定期文学刊物，如《野草》《文艺生活》《中原、文艺杂志、希望、文哨联合特刊》《萌芽》《呼吸》等。应当指出的是，此类文学刊物的大量存在，是此一阶段文学期刊创刊数量远超于其他时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文学期刊推行的“现实性的大众化作品”，与《文艺先锋》（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办）等刊物宣扬的“三民主义文艺”和“戡乱文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文化上的分歧和对立并不仅仅表现在国共两党所控制的文学刊物之间，同时也表现在其他类型的文学刊物上。此一阶段，除了国共两党在国家制度前景上尖锐的对立外，不同政治立场的文艺界人士也结成不同的社团，创办自己的刊物，利用杂文、随笔、通讯等文学样式，阐述自己对于国家制度建设的观点。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刊物都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关注现实、抨击时弊。由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于1947年复刊时虽然力图保持从前严谨而超脱的民主主义立场，宣称“反对拿文艺做宣传的工具或是逢迎谄媚的工具”，但与前期相比，带有鲜明现实指向的作品显著增多，同时也展开了有关文化思想建设的讨论。复刊后长期连载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在形式的诗化追求之下，却透露出对荒诞现实的强烈讽刺。

在国共两党激烈对立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左翼文学批评家利用文学刊物作为阵地，不仅对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进行猛烈的抨击和揭露，也对持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化立场的文学团体进行激烈的政治批评。同时，由于在关注现实问题时，不同的作家和编辑所持的政治和文化立场大相径庭，因此常常引发不同文学期刊之间甚至是同一刊物不同撰稿人之间的激烈论争和尖锐对立。这往往引发文学期刊编辑团队的矛盾，最终导致编辑团队内部的分裂。分道扬镳、各起炉灶的结果便是杂志的停办，这是政治强烈挤压文学，导致文学不能安于自身建设的典型表征，同时也埋下了1949年文艺界大清算的伏笔。《诗创造》的分裂，便是这一文化环境下的典型产物。1948年，现实主义倾向的诗人在该刊编辑团队中成为主流，明确宣称：“我们这里要有人民的痛苦的呼号、挣扎或者战斗以后的宏大的笑声。”那些主张纯艺术方向的诗人则坚持文学与政治之间应当保持适宜的距离，于是退出《诗创造》，创办了《中国新诗》。表面上是艺术原则的分歧，实则为不同的政治文化立场所致。在他们的集体宣言中，袁可嘉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目前许多论者一方面要求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一方面在文学上坚持原始化、不民主化，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当然，在政治、军事、文化斗争的夹缝中，真正能够摆脱羁绊的，大约只有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和《宇宙风》。这两份以幽默小品文为主的刊物，以冷眼旁观的态度看待激烈的政治文化斗争，大有“看你们折腾到几时方罢休”的调侃意味，这恰恰应和了市民阶层厌倦政治的无奈情绪，因此很受欢迎，一直维持了非常高的发行量。

当然，也有个别文学刊物，既不趋时迎合，也不油滑调侃，而是严谨踏实地把复兴民族文学、继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学的伟大传统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由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我们能够看出这种承当历史责任的迫切感。郑振铎在《发刊词》中阐述办刊宗旨时说：“抗战胜利，我们的‘文艺复兴’开始了……我们不仅要承继了‘五四’运动以来未完成的工作，我们还应更积极的努力于今后的文艺复兴的使命。”在编辑方针上，创作、评论、翻译三者齐举并重，既强调发表成绩斐然的新作，又注重引导读者提高欣赏鉴别水准，同时丝毫也不忽视西方优秀作品和新潮理论的译介，在对比借鉴中开阔文学的视野。在较短的时间内，发表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作品，如巴金的《第四病室》和《寒夜》、钱钟书的《围城》、李广田的《引力》、艾芜的《乡愁》、杨绛的《风絮》等。在文学评论上，注意避免陷入文学潮流及创作倾向性的空洞论战，着重于文本细读和新书评介，《夜歌》《三本书》《丰村的气质》《诗刊和丛刊》等文章，视角新颖，体味独特，抛开理论的爬梳而钟情于理论升华后的感性体验，颇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还编辑了一些特辑，如“抗战八年死难作家纪念”，鲁迅、闻一多、耿济之逝世纪念等，为现代文学保留了许多珍贵史料。1948年9月单出的《中国文学研究号》上、中、下三册，汇集了当时许多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既有季羡林、冯沅君、王瑶、郭绍虞等人的古典文学研究，也有唐弢、莫洛等人的新文艺研究，体现出一种整体性的文学视野。郑振铎、李健吾等人对于文学事业的执着，在混乱的战争背景下，殊为可贵。然而，几个人的忍耐与坚持，在咆哮的历史大潮挟裹下，却极为脆弱。《文艺复兴》仅仅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便于1948年9月停刊了。

1948年，国内战争的局势开始明朗化，共产党胜券在握，国民党败局已定。然而，与战争由北向南展开的局势不同，文艺界的大清算却在大陆南端的香港展开，所有的文学流派和团体都必须由政治上的胜利者来判定位次或生死。《大众文艺丛刊》这份由“中共华南局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创办的不定期刊物，起到了历史判决书的作用，把诸多与左翼文学发生过冲突或龃龉的作家放逐出了1949年之后的大陆文坛，大多数宣判人，如冯乃超、邵荃麟、郭沫若、茅盾、林默涵等即为1949年之后文艺界的实际领导者。《大众文艺丛刊》于1948年3月创刊，至1949年3月共出版六辑。前三辑封面除刊名、期数之外，另署主要文章名称及作者姓名。由于前三辑的发行震动了整个文艺界，后三辑为应付邮检，将刊名和期数移入内封，封面只标明题名和著者，实际上是以书籍的方式发行。六辑的题名依次为：《文艺的新方向》（荃麟、乃超等）、《人民与文艺》（乔木等）、《论文艺统一战线》（肖恺等）、《鲁迅的道路》（胡绳等）、《怎样写诗》（马雅可夫斯基等）、《新形势与文艺》（史笃、荃麟等）。执笔撰写发刊词的邵荃麟，时任“中共华南局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他的特殊身份以及《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中那种居高临下的凌厉气势，表明这已经不再是左翼文学对其他文学流派和团体发动的又一次挑战，而是中共文化意志的真实呈现。所有文章的主题，可以用郭沫若那篇著名的文章来概括：“斥反动文艺”。他用“革命”与“反动”来区分林林总总的文学流派和团体，声言：“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同时，还对选定的代表人物著以“桃红色”、“蓝色”和“黑色”的标签，来指称左翼文学阵营认定的“文学反动路线”。随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便开始清理沈从文、朱光潜和萧乾等人作品中的“毒素”。行文的粗暴、武断、专横和人身攻击在过去的文学论争中是很难见到的，给予被批判作家以极大的精神压力。这种不见容于新政权的巨大无形压力，使沈从文一度陷入精神崩溃的状态，甚至试图自杀。

可以说，《大众文艺丛刊》的出现，预演了此后大陆文坛将反复出现的文学事件：按照政治决定有组织地展开对某个或某几个作家的文艺批判，并剥夺作家的创作权利和政治权利，“批判”成为政治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具体表征。同时，也预示了文学制度即将发生巨大变化，在这种巨变过程中，首先被改造的便是文学期刊的存在方式。二、新文学制度建设中的堡垒（1949—1955）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最初几年内，全国期刊数量的增长一直徘徊不前。1954年的期刊总数只有二百九十五种，比上一年减少了四十九种，与1950年的数量持平。文学期刊作为其中的一个小类别，数量更是少得可怜。这种情况主要是实施新的出版登记制度和新的发行制度所致。新闻出版署要求已有期刊必须到当地政府的新闻出版处重新登记，并由指定的发行机构统一进行邮寄。这种新制度有利于政府对出版物进行监控和过滤，但却给民营刊物的运营造成了巨大困难。胡风、路翎等人合办的新“同人刊物”—《起点》，就遭遇到类似的发行问题。接到北京总店“不能发行”的指示后，主管全国私营文艺期刊发行工作的三联书店上海分店拒绝发行这个刊物。因此，《起点》只出版三期，就宣告倒闭。对于民营刊物发行渠道的钳箍，使得在中国期刊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的“同人刊物”和“书店刊物”濒临绝境。这当然引起了许多文艺界人士的抵制，尤以坚持“同仁刊物”路线的胡风态度最为坚决。他不仅自己尝试创办“同人刊物”，而且在《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对以《文艺报》为代表的“机关刊物”模式，进行了尖锐批评，并建议取消所谓“国家刊物”、“领导刊物”、“机关刊物”和各大区刊物。但是，随着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这些与政党意志不符的办刊思路很快就烟消云散。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产生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文联）这一文艺界的领导组织，随后中国文联所属的文学、戏剧、音乐、电影、美术、戏剧和曲艺等方面的文艺团体纷纷成立，几乎所有的作家和编辑都被纳入到国家体制的各种“单位”去，身份已经变成了“国家的人”。同时，通过关闭发行渠道和进行“公私合营”，杂志和书店除了停办以后，唯一的出路就是成为“国家单位”。在这种情况下，“同人刊物”已经成为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想象性存在，“机关刊物”必将成为国家意志下的唯一合法存在。

新政权定都北京以后，北京也就很自然地又一次成为全国的期刊中心。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以后，作为文联下属单位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文协，后于1953年9月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成立后，便开始着手创办自己的机关刊物，随即奠定了两份刊物贯穿十七年的历史格局。最初由文联主管的《文艺报》创刊于1949年9月，后来由作协代办并成为作协的直属刊物。《人民文学》自1949年10月创刊起，就一直是文协的直属机关刊物。两者所不同的是，《文艺报》的主要功能是阐释党的文艺政策，以发表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文章为主；而《人民文学》则是国家最高文学刊物，以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为主。其中，《人民文学》作为国家最高文学刊物的特殊位置，格外受到了国家最高权力的重视，这在《人民文学》创刊号得到了充分的显现。《人民文学》的主编由全国作协主席茅盾担任，并由他亲自撰写“发刊词”；刊名则由文联主席郭沫若题写。更为关键的是，《人民文学》创刊号在内页首页的位置，发表了毛泽东的坐姿照片，照片背面则是毛泽东的手迹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同时，创刊号以专论的形式发表了文联党组书记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做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这篇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被认为体现了文艺的毛泽东方向，自然也就代表了未来文艺的发展方向—“文学为工农兵服务”。这两大机关刊物，在构建社会主义文学体制过程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堡垒。围绕这两大堡垒领导权的激烈争夺，也反映出构造文学期刊制度的不同思路。

“以指导文艺思想为任务”的《文艺报》自创刊之日起，文艺的方向性就成为其关注的重心。1949年10月，关于小资产阶级可否作为作品主角的问题，《文汇报》组织洗群、陈白尘、张毕来、左明等人进行了讨论。何其芳就这些不同意见，在《文艺报》第1卷第1期上，发表了《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明确阐明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此后，因为作品的所谓方向问题，被《文艺报》点名批评的作家比比皆是，如王林（《腹地》）、碧野（《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路翎（《洼地上的“战役”》）、秦兆阳（《农村散记》）、杨朔（《三千里江山》）……“故意诬蔑”、“作者丑恶的灵魂”、“完全可以删去”、“应当禁止出版”，这类粗暴的呵斥，在《文艺报》的评论文章中可谓层出不穷。作家稍一越轨，即遭棒喝，而且绝不允许作家申辩，最终必以作家的检讨声明而告终。在新政权建立后发动的历次文艺大批判运动中，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0—1951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1954—1955年）等，《文艺报》一直是急先锋。然而，四面出击的结果最终是惹火烧身。自1954年开始，三起相互关联的大规模批判事件，缠拧成一个套在《文艺报》脖子上的死结，彻底葬送了先后两任主编的政治生命，呈现了《文艺报》在新文学制度权力层级架构中的尴尬处境。1954年，主张以“思想的方式”解决文艺分歧的冯雪峰拒绝了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批判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恰恰为试图整肃胡适学术思想影响的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契机。1954年10月16日，他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对拦阻两个“小人物”的《文艺报》及“某些人”进行严厉批评；尽管毛之意在胡适，然而由于《文艺报》在文学界积怨已久，因而首当其冲地成为众矢之的。对现行文学体制早已不满的胡风借机发难，把矛头指向了文艺界实际负责人周扬。当时的政治权力绝对不容许这种对现行文学体制合法性的公开质疑，因此周扬为首的文艺界领导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发动反击，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被迅速清除。在“反胡风”的过程中，一封为1954年底对《文艺报》的批评鸣不平的匿名信浮出水面，该信认为陈企霞受批判与前任丁玲受批评，是文艺界负责人“随波逐流”，“见风使舵”，推卸责任，嫁祸《文艺报》的结果。这使得相互之间已有矛盾的周扬和丁玲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文艺界领导内部的斗争迅速升级，最后丁玲、陈企霞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冯雪峰也被认定为同党牵连进去，同案处理。“丁陈反党集团案”结束后，由光未然（张光年）接任主编。由于改组后的编委会员名望和地位远远不及从前，《文艺报》在文学体制中的地位开始下降，影响力也日益萎缩。

《人民文学》作为最高国家文学刊物，理所当然地象征着中国新文艺的政治文化使命，也努力实践着“工农兵”的编辑路线。从《人民文学》一至三卷发表的作品来看，反映部队、农村的题材最多，也有大量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最少的是工业题材。从《人民文学》的几次检讨来看，并非编辑部不重视，确实是工业领域涌现的作家太少导致的结果。在《人民文学》上，真正踪迹难觅的是两类作品：以当代普通市民和所谓“小资产阶级”人物为中心的作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这并非是无意疏忽，而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下精心筛选的结果。延安文学时期，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要求作家要写“新的人物”。所谓“新的人物”有着明确的意义指向，即“工农兵及其干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将“新的人物”进一步具体阐释为“新的英雄人物”。创刊不久的《文艺报》于第1卷第7期以《创作·政策·新人物》为题进行专门讨论，以解决“如何写新人物”的问题，并确立了创作英雄人物的基本范式。通过这次讨论，“写成长中的英雄”成为官方衡量此类创作的基本尺度，然而“由落后到先进的转变”却被谨慎地修改为“由不成熟到成熟”，说明对英雄人物性格弱点的描写是一个需要避讳的问题，“高大全”的倾向已经初现端倪。从《文艺报》的批评实践来看，凡是涉及到“工农兵人物”身上的农民习气和性格缺陷的作品，无一例外地遭到棒喝。《人民文学》作为“国刊”，作品无疑会具有一种强烈的示范放大效应，因此在英雄人物范式上稍有越轨，就格外受到最高权力的关注。《我们夫妇之间》从知识分子的角度透视进城干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无疑形成了对英雄人物写作范式的挑战。1951年8月，《文艺报》作出反应，发表了丁玲的批判文章。在文章中，丁玲把这部作品当作一种错误的创作倾向来看待。身为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和《文艺报》主编的丁玲亲自捉刀上阵，理应引起《人民文学》编辑部的警觉。可身为“国刊”正副主编的茅盾和艾青对此却懵懵懂懂，对《文艺报》的高调门置若罔闻，在很长一段时间沉默不语，不做任何反应。然而，在1951年底开始的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中，《人民文学》为此付出了更为沉重的代价。《人民文学》被公开批判，丁玲在发言中直接点名批评茅盾和艾青。在极为讲究位置排序的文学体制中，没有最高权力的支持，丁玲绝对不可能如此大胆。批判过后，《人民文学》编委会被重组，丁玲成为副主编，主持编辑工作，成为《人民文学》的实际负责人。为了适应“国刊”领导层的调整，《人民文学》在1952年2月号上刊登启事，决定休刊一期。在编委会调整完毕后，出版了三、四月号合刊，这是1966年以前《人民文学》唯一的停刊。这次整风学习运动，表明了最高权力层坚持新文艺“工农兵”方向的绝对意志，文学表现必须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绝对的一致性。即便是国家最高文学刊物，也绝对不允许触犯这条铁则。

1949—1955年间，创刊的文学刊物大多是由文联下属各团体的机关刊物，即该艺术门类的第一刊物，如《说说唱唱》（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办，1950年1月创刊）、《人民戏剧》（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主办，1950年4月创刊）、《新戏曲》（中国戏曲改进工作委员会主办，1950年9月创刊）、《中国文学（英文版、法文版）》（文化部主办，1951年10月创刊）、《剧本》（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1952年1月创刊）、《译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1953年7月创刊）等，这些刊物的编委会往往集中了该艺术门类的权威人士，经常由该艺术团体的负责人担任主编。因此这些刊物同时也承担阐释文艺政策、组织文艺讨论和批判工作、示范指导地方刊物的职能。这些艺术门类的第一刊物，连同作协的《文艺报》和《人民文学》，成为新文艺体制构建过程中的堡垒。在这些第一刊物内部，实际上有编委会和编辑部两个层次。编辑部只从事具体的编辑业务，用稿决定权却在编委会。这些第一刊物的编委会往往吸纳了大量的权威人士，但他们仅仅是挂名，根本没有权力决定稿件的取舍，甚至连取稿方针也无从知晓。用稿权只集中在兼任编委的党组成员手中，党组书记则有最后的决定权。这些拥有用稿权的文艺官员基本上都由来自解放区的文化干部或作家充任，他们在文学体制中的位次明显要高于那些来自于国统区的知名作家。因此，出现作协主席茅盾请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为自己改稿的现象并不足奇，因为发稿的决定权掌握在邵荃麟手中。这种用稿不由文学的行家里手决定，而由政治权力的大小来决定的体制引起了胡风的极大反感，他在“三十万言书”中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建议以“劳动合作单位的方式”取代“机关刊物”的办刊模式，并详细界定了主编、编辑、党组织在刊物内部的职能分工。由胡风的建议可以看出，这种职能分工可以为主编和编辑自由用稿提供一种可靠的保障，基本延续了作家办刊的现代传统。然而，“胡风反党集团”被清除以后，刊物的用稿权被进一步集中，编委会成员大量压缩，非党作家和编辑基本上被完全排除出国家级刊物的权力层。来自于堡垒内部的权力斗争平息以后，机关刊物的模式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由上到下的大规模复制。(www.xing528.com)

三、初绽的百花在寒流中凋谢（1956—1959）

1956—1959年间，中国期刊进入了一个数量急剧增长的阶段，至1959年底，期刊数量增长到八百五十一种，比1955年的数量增长了一倍还多。其中，中央级刊物增长速度同以前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地方刊物的数量增速惊人，仅1958年就新增地方刊物一百四十四种。谈及该现象，许多人认为应当归功于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政策。事实上，自1956年6月13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见诸报端，至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鸣放”仅仅持续了一年的时间；而且1956年底以前，文化界和思想界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保持着“不说话，沉默地抵抗”的局面，真正放胆直言也就几个月的时间。“百花文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引蛇出洞”的政治策略，即毛泽东所说的“阳谋”，目的是要鉴别和清除思想文化界的异己力量，并没有推出鼓励办刊的新政策和新条例。因此，期刊数量急剧增长的现象，与“百花文艺”之间并无多大的关联，更多的是一种“机关刊物”模式确立之后由上到下展开的一种大规模自我复制。这一时期，所有省级作协都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其中比较重要的新创文学期刊有《萌芽》（上海市作协主办，1956年7月创刊）、《新港》（中国作协天津分会主办，1956年7月创刊）、《火花》（山西省作协主办，1956年10月创刊）、《延河》（陕西省作协主办，1956年4月创刊）、《吉林文艺》（吉林省作协主办，1956年10月创刊）、《雨花》（江苏省作协主办，1957年1月创刊）、《收获》（上海市作协主办，1957年7月创刊）。同时，一些省会城市和发达工业城市的文联和作协也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如《芒种》（沈阳市文联主办，1957年1月创刊）、《海燕》（大连市文联主办，1957年1月创刊）、《春风》（鹤岗市文联主办，1959年创刊）、《淮水》（蚌埠市文联主办，1958年创刊）、《海鸥》（青岛市文联主办，1959年1月创刊）、《钢花》（该刊编委会主办，1958年8月创刊）等。同时，边远省份和新疆、黑龙江两个生产建设兵团的文艺团体，也都创办了自己的刊物，这是机关刊物完成架构建设的典型标志。这个文学刊物体制，纵向按照中央、省、市的行政级别形成层级序列，横向按照行业性质和艺术门类形成条块分割，形成了由宣传部门统一领导和监督的庞大网络。然而，在这庞大网络的角落，依然有人在尝试举办“同人刊物”。1956年12月全国编辑工作会议结束后，郭小川和作协干部李兴华、杨犁商量，计划办一个杂文性质的同人刊物《乱弹》，并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出版事宜进行了接洽。后来他和林默涵谈及此事时，被林制止。1957年6月，高晓声、陆文夫等人决定创办一份“稍稍能表现一点自我”的同人刊物，并起草了“启事”和“章程”。1958年2月，《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也指责冯雪峰在1957年曾与《文艺报》编辑部的唐因、唐挚等密谋创办所谓同人刊物。郭小川、高晓声、陆文夫的具体实践，冯雪峰等人在《文艺报》编辑部的“密谋”，足以证明即便是在机关刊物一统天下的形势下，仍然涌动着机关刊物模式之外的另类思考。

在当时的文学体制下，作为“国刊”的《人民文学》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和示范效应。正是由于它对政治气候的灵敏感知，才打破了“百花齐放”时期最初阶段的沉默局面，给中国文坛带来一段真正的阳春季节。在这个阳春季节，《人民文学》步入了它在十七年间最辉煌的时期，显示出一种真正的文学眼光和独立精神。这段辉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秦兆阳，正是由于他的慧眼识珠，后来被称为“五七作家群”的那批人在当时有机会脱颖而出。秦兆阳是当代文学中少见的全能型人才，创作、编辑、评论，都有相当的成就。1950年，他进入《人民文学》编辑部，担任小说组组长；1955年底升任副主编，开始主持编辑工作。1956年3月，在署名何直的评论文章中，秦兆阳结合自己对文艺形势的观察，阐述了自己的编辑理念，批评了编辑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名家观念，认为只有给予文学新人更多的关注和帮助，才能真正地繁荣中国文艺。之后，《人民文学》开始大量编发新人新作。在推出刘宾雁的报告文学时，秦兆阳在“编者按”和“编者的话”中，说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批评性和讽刺性的”、“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的问题”的作品更多涌现。在《人民文学》的倡导下，《文学月刊》、《新港》等刊物纷纷发表思想、艺术上的探索性作品。“写真实”、“干预生活”成为一股强大的潮流，从王蒙、刘宾雁、刘绍棠、邓友梅、陆文夫、宗璞等人的创作看，这些作品呈现出两种趋势：一类揭发时弊、批评现状，已经衰微的批判意识开始在作家身上苏醒；另一类则关注于个人生活和情感世界，抚慰和关爱人们已经变得粗疏空洞的心灵。这些作品与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英雄抒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1949年以后开始严重走偏的“遵命文学”来说，是一种强烈的反拨。因此，“反右”斗争开始后，被主流批评家称作“一股创作上的逆流”，而大施挞伐。这些新的创作现象，引发了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规范的质疑，并开始用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挑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本质论”。秦兆阳结合自己的创作和编辑实践，从创作主体的自主性和文学环境的角度，批评政治观念对于作家独立个性的致命戕害，直言不讳地说：“必要时必须让血肉生动的客观真实去服从这种抽象的固定的主观上的东西；那结果就可能使得文学作品脱离客观现实，甚至成为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呼吁用“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提法。《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十七年期间现实主义理论探索的重要收获，对中国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从现实主义的国际背景来看，它是欧洲二十世纪上半叶关于现实主义讨论的自然延伸，接续了欧洲两次争论的许多重要命题，同时又开启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实主义讨论的许多方面，比如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原则的重新界定。秦兆阳的文章发表以后，引发了对当时文艺政策和文艺理论的广泛讨论。在对主流文学质疑的基础上，钱谷融、巴人、蔡田、唐挚等人的文章都把理论探讨置于文学与人性、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现实的纬度中展开，涉及的问题既广泛，又深入，真正形成了一种“百家争鸣”的局面。秦兆阳和他领导的《人民文学》，在“百花文学”形成过程中，的确起到了开一时风气的头马作用。

此一阶段，最具个性色彩的刊物当属1957年7月创刊的《收获》。主办人靳以采取一种灵活谨慎的办刊策略，双管齐下，在评论版块紧随政论和主流批评家的腔调；在作品版块则对那些充满生命自由气息和鲜活心灵感受的作品，给予足够的空间。同时，对于那些具有强烈干预现实倾向的作品，保持着较高的警惕，避免刊物堕入政治雷区。靳以早年的办刊经历，是《收获》在艰难的政治环境中维持有限自由空间的可靠保障。《收获》的另一位署名主编巴金，1930年代曾与靳以在上海一起办过刊物，两人是私交极深的知己朋友。1957—1960年间，巴金虽然不参与《收获》的编辑工作，但凭借巴金崇高的文学地位以及在文学界广泛的人脉关系，自然能为《收获》提供一种良好的人际环境。除主编以外的十一位编委，冰心、艾青、陈白尘、罗荪、柯灵、郑振铎、曹禺，与巴金、靳以都是旧交。另一位编委刘白羽，1930年代在上海曾受过靳以的提携，时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而且是创办《收获》的倡议人，自然能够为《收获》提供足够的政治庇护。有了这些外部条件，靳以虽然是党外人士，但在《收获》编辑部较少受到政工干部的掣肘，在编辑人员的选择上具有较大的自由度。编辑人员中，编辑部负责人萧岱是靳以的老朋友，被他从合唱团拉来；彭新琪、姚奔、江敦熙都是靳以在复旦的学生。因此，编辑人员与靳以的关系主要是两种：师生关系和朋友关系。这就避免了那个时代在编辑部普遍存在的观念冲突和利益冲突，人际关系非常融洽，使靳以的编辑理念能够在编辑部得到较好的贯彻和执行。因此，尽管《收获》是中国作协在上海的机关刊物，属于标准的机关刊物，但在刊物内部的运营上，则是典型的“同人刊物”模式。由于《收获》刚刚创刊便赶上了“反右”，靳以的用人方式被指责为《收获》搞“独立王国”，办“同人刊物”。由于巴金在文艺界的崇高威望，上海市委宣传部不便直接对《收获》进行人员调整，于是便要求靳以到上海国棉一厂深入生活，以便架空靳以，由党组控制《收获》的编辑工作。在中国作协出面干预后，靳以保住了主编的职务，但改为半天下工厂，半天在编辑部的工作方式。往返工厂和编辑部之间需跨黄浦江，这对已患有严重心脏病的靳以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繁忙的编辑业务最终导致了靳以在1959年的猝死，靳以去世的后果便是《收获》在1960年的第一次停刊。在1957—1958年间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面前，靳以在编辑作品时是极其谨慎的，几乎所有的稿件都要亲自过目，以免误触政治雷区。从1957年1—3期编辑的稿件来看，除了老舍和李劼人的两部作品尚为一时之选外，艾芜和李满天两部长篇的艺术品质显得较为粗劣简陋，结构上为了形势的需要都有生硬拼接的痕迹。艾芜由于选择了与自己比较陌生的工业题材，甚至连语言都丧失了那种灵动不羁的自由个性，艰涩干瘪，与从前的创作判若两人。《茶馆》与《百炼成钢》同期发表，《大波》和《水流天转》交替出现。很明显，这种篇目序列明显出于靳以的平衡策略，历史题材的数量绝对不能超过现实题材的数量。这并非出于臆测，因为《收获》创刊以前，靳以就已经收到大量作品，而且多为大部头。直至1960年《收获》停刊，还有一部分没有发表。因此，在选择、排列这些作品的发表次序时，靳以无疑会有一种通盘的考虑。除了这四部作品以外，《收获》1—3期，更多则是对政治事件的表态和对右派分子的批判。显示出靳以正在努力跟上形势，尽管步伐显得有些蹒跚滞重。1957年11月，郭小川的《一个和八个》寄到《收获》，被靳以以有表现“党常会冤枉好人”为由拒绝。但从靳以给郭小川的亲笔回信中，我们能体味出《收获》编辑部迫于形势的无奈和遗憾。由于靳以的谨慎小心和自我牺牲（指靳以当时完全可以甩开《收获》，安心到工厂深入生活；不必在工厂和编辑部之间往返折腾），《收获》平稳地度过了1957年的“反右”。但进入1958年之后，几个中短篇小说的发表，却引来了连续的指责。靳以采取的化解策略有二：一是《收获》迅速刊登张春桥、姚文元、李希凡等主流批评家对这些作品的批评文章，并由罗荪出面代表编辑部进行自我检讨。二是配合“大跃进”的“新民歌运动”，开辟了“民歌选辑”栏目。误触政治雷区的隐忧，一直是靳以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这种担心，使他即便是在医院的病榻上，也不得不亲自审阅稿件，最终由于心力交瘁而辞世。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尽管靳以和巴金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和文学地位，为《收获》挣得了一片个性发展的有限空间；但这种忍辱负重带来的沉重精神压力，却最终击垮了靳以。失去了靳以，《收获》也就失去了庇护。1960年，中国作协就以缺乏纸张为由把《收获》停了。

与秦兆阳的正道直言、靳以的苦苦支撑相比，诗人臧克家经营《诗刊》的手笔，完全当得起“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的夸奖。《诗刊》筹创时，尽管也是作协的机关刊物，但文化部只批了一万的印数，与《人民文学》的二十万份比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原因有三：第一，自有新文学以来，诗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逐渐被小说所替代，这种趋势在1949年以后变得更加明显；第二，《人民文学》是综合性文学刊物，辟有诗歌栏目；第三，作协领导中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刊物过多会造成优秀稿源的分散，主张控制刊物数量。因此作协领导对于《诗刊》的筹办并不热心，也在情理之中。创办《诗刊》的想法是臧克家通过刘白羽在作协党组会议上提出来的，虽然顺利通过，但从批准的印量来看，中国作协并不打算将它办成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型刊物。假如是全国性的刊物，诗人出身的郭沫若自然是《诗刊》主编的不二人选，但作协党组会议通过创办《诗刊》时，顺便就确定了提议人臧克家作为第一任主编；而且《诗刊》的编委会成员中，竟然没有一个党员。很明显，《诗刊》的创办并未受到中国作协的重视。《诗刊》受到的这种冷遇，使得全体编委会成员都愤愤不平，因此扩大刊物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就成为《诗刊》的急务。副主编徐迟在组稿时，搜集到毛泽东的八首诗词，便向臧克家建议，将这八首诗词送上，请毛泽东校订后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臧克家采纳了这个建议，这封由他执笔、全体编委签名的信件也决定了《诗刊》日后的走向。《诗刊》的筹备工作于1956年12月中旬以前就已经完成，但出刊时间却又延迟了一个多月，就是在等最高领袖的回音。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给臧克家和全体编委的信以及由他亲自校订的十八首旧体诗词送达，《诗刊》创刊号即于1月25日迅速推出，并将信件手迹用道林纸同期刊出。由于毛泽东诗词在《诗刊》创刊号发表的消息早已传出，于是《诗刊》创造了中国期刊史上的一个奇迹：春节前夕，人们排队抢购《诗刊》。臧克家及其同仁的借力策略大获成功。文学与政治联姻的好处不止于此，臧克家借毛泽东于1月14日接见自己的时机提出了《诗刊》印数过少的问题，要求增加到五万份，并获得解决。凭借发表领袖诗词的巨大轰动效应，《诗刊》的发行量节节攀升，创刊号发行二万八千份，第四期达到七万三千份，第七期突破十万份。此后，邀约国家领导人如朱德、陈毅、董必武、郭沫若等的诗作并于显著位置发表，便成为《诗刊》的一种“特色”。同时，臧克家利用《诗刊》创刊时和最高领袖建立的关系，不断向毛泽东去信索稿、谈诗；毛泽东也主动邀请臧克家为自己改诗，于是慢慢树立了臧克家在诠释毛泽东诗词新作方面的权威地位，《诗刊》随之在阐释和解读领袖诗词方面具备了其他刊物无可比拟的优势。《诗刊》凭借和最高领袖之间的这种特殊联系，自然也就有了对政治形势超乎寻常的灵敏反应。毛泽东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后，臧克家即在《诗刊》第七期头版位置发出了响亮的号召：“诗人们，在反右派斗争中，让我们踊跃地用火辣的诗句来发言吧。”在该期以及此后几期的“反右派斗争特辑”中，以“诗歌配漫画”的形式，猛烈地批判、嘲笑、挖苦“右派分子”。1958年，毛泽东发起“新民歌运动”后，《诗刊》更是一马当先。先后开辟了“农村大跃进”、“民歌选六十首”、“太阳光芒万丈长”等大型栏目，并组织“开一代诗风”的大讨论。何其芳、卞之琳对民歌能否成为当代诗歌主流提出异议后，《诗刊》发表宋垒的文章进行反驳，并以“编者按”的形式要求展开辩论，事实上形成了对何、卞二人的围攻。综观1957—1959年间的《诗刊》，尽管也有少数艺术价值较高的诗作和个别理论探索的优秀文章，但这并不是《诗刊》的主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工具使命，是《诗刊》主办者自觉追求的方向和努力达到的目标。这本身就与文学刊物与生俱来的艺术使命感背道而驰，《诗刊》对政治权威的借力策略尽管使它一度创造了期刊发行量飙升的奇迹，但留给历史的文学精品却是少之又少。

《人民文学》、《收获》、《诗刊》在1956—1959年间走过的不同道路，反映了编辑主体的不同价值取向。秦兆阳对主流价值的反戈一击，付出的代价是下放广西十七年的流放生涯；历史传统的独力支撑，更使靳以的生命微光被幽深的体制黑洞所吞噬。他们的结局无疑是悲剧性的，但在这种个体性的悲剧结局中却显示了独立意志的尊严。与他们相比，臧克家的编辑策略可谓大获成功，巧妙的借力使《诗刊》轻飏九天。然而投身于政治假面舞会的代价却是诗思的放逐，这对于《诗刊》来说，恐怕是一种更大的不幸。四、在隐幽的低唱中走向终点（1960—1966）

1958年的大跃进造成了人力、财力和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使国民经济自1959年下半年进入瘫痪状态，粮食和日用品极度匮乏，人祸造成的粮荒夺走几千万国民的生命。执政当局被迫开始调整经济政策，各行业的基本建设规模被大幅度压缩，出版业当然也不例外。期刊数量从1959年的八百五十一种下降到1960年的四百四十二种，1961年持续下降为四百一十种，与1955—1956年间的数量大体持平，重新回到了历史的起点。在这段时间内停刊的文学刊物，主要有《收获》、《诗刊》、《鸿雁》、《淮水》等二十几份刊物。同时，许多省市的机关刊物进行了合并与更名，以减少编制，压缩人员。比如，西南地区的《红岩》与《草地》于1959年10月合并为《峨嵋》，并于1960年更名为《四川文学》。这种合并与更名造成了大批期刊的隐性消亡。这方面最典型的，当属《收获》。靳以主编的《收获》1960年停刊，其后《上海文学》于1964年改名《收获》，这造成了《收获》复刊的假相。实际上，老《收获》的编辑人员已在1960年停刊时全部遣散，1964年的《收获》与靳以的《收获》没有任何的血脉流传，这一点是必须区分清楚的。经过停刊、合并、更名后保留下来的刊物，大部分由月刊改为双月刊和季刊，甚至内部发行；同时采取压缩页码，取消彩页插图，降低印量的办法，以节省开支。在当时的情况下，食物的需要显然更为迫切，文学期刊的质量显然不会受到大家的关注，维持少量文学刊物的运转不过是出于显示文学体制存在的现实需要。

自1960年起，执政党在对国民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同时，也开始矫正思想文化领域的极左倾向。“新侨会议”（1961年6月）和“广州会议”（1962年3月）后出台的“文艺八条”重申了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必要性，对文学“为政治服务”做出了比较宽泛的解释，同时要求纠正粗暴、庸俗、片面的文艺批评方式。文艺政策的调整，使思想文化领域开始慢慢泛出生机。大批困难时期被停掉的刊物开始恢复，刊物的页码和栏目不断增加，出版业开始慢慢走出低谷。

在对文艺形势的感知方面，作协的机关刊物具有先天优势，不过这一次的主角由《人民文学》换成了《文艺报》。在“新侨会议”召开以前，《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在《题材问题》一文，对“题材决定论”进行了质疑，认为题材本身并不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关注。“新侨会议”后，《文艺报》第6、7期开辟了“题材问题”讨论专栏，发表了大量从不同角度发挥和论证《题材问题》基本观点的文章，从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仅省级以上的报刊就发表了近百篇文章。1963年，唐弢在回顾《题材问题》发表以来的创作情况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文艺报》有关“题材问题”的讨论，对题材多样化直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在这一次文艺政策调整期间，表现比较活跃的另一份刊物是《文学评论》。该刊1961年第1期开辟了“关于文学上的问题和山水诗问题的讨论”专栏，对于经典作品超越时代和阶级限制引发读者共鸣和古代的山水诗有无阶级性这两个问题，展开探讨。由于这两个问题的讨论直接关系到高校的文科教学，所以有大批学者参与进来，在高等院校校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讨论文章。尽管大家在文学的阶级性这个问题上分歧很大，却是在互相尊重、互相支持，采取说理态度的气氛中展开的。《文学评论》在综述报道中，认为这代表着一种学术上“良好的风气”。为响应《文学评论》的共鸣与山水诗讨论，《文艺报》于1961年第5、7、11期开辟了“批判地继承中国文艺理论遗产”笔谈专栏，邀请宗白华、俞平伯、朱光潜、陈翔鹤、郭绍虞、王瑶、游国恩等著名学者参与讨论，对当时文学评论重复经典言论、套用西方概念的缺陷起到了一定的补救作用。《文艺报》与《文学评论》在这一阶段的文艺争鸣中，经常相互配合，对理论问题做出迅速反应，极大地活跃了理论探索的氛围。

这一时期，尽管理论领域的争鸣比较多，但作家在创作上却普遍躲避现实。1957年的“反右”使大批作家罹难，侥幸逃过一劫的作家都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接触现实生活的问题。尽管文艺政策又一次放松，但已有前车之鉴的作家们却再也不肯上当，冷眼旁观成为大多数人的现实选择，专心地埋进故纸堆与历史人物进行精神对话是最佳的避世策略。历史题材（历史小说、历史剧，杂文）的勃兴与此有很大的关系。借他人之酒杯，消我胸中之块垒，是中国文人的传统。陈翔鹤等人的历史题材写作普遍推重古人的气节与操守，在一种惺惺相惜的精神对话中进行自励与自持。在“深文隐蔚、余味曲包”的浅斟低唱中，表达出自己那种犹豫、彷徨、自责的情感体验。黄秋耘在1956年曾经说过，“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然而现实却逼迫他们背过脸去。普遍失语造成的巨大精神痛苦，正是在这种对古人高尚情操的景行仰止中清晰地凸现出来。

《人民文学》和《北京文艺》是历史剧勃兴的源头。《海瑞罢官》发表以后，引发了写作、排演历史剧的热潮。本来，塑造海瑞这个形象寄寓着吴晗以“道”抗“势”的道德理想，而且这种道德理想与海瑞本人历史行为的价值选择是一致的。然而，大多数剧作者却是简单、生硬地以历史比附现实，来为政治服务。比如曹禺的《胆剑篇》就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最终吞并吴国的历史故事，来比附极左路线破产后提出的“自力更生”口号。然而该剧的重心在“十年生聚”中勾践与越国军民的同心同德，却节略了勾践在被吴国打败后的反省与自责。这种有意识地按照现实需要裁剪历史事实的现象，在当时的历史剧写作中比比皆是。结合历史剧如何剪裁史料的问题，茅盾对当时近百个剧团都在排演“卧薪尝胆”剧目的现象进行了批评，认为不能“片面机械”地理解“古为今用”。尽管语气比较委婉，实际上却反对曲解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针对茅盾的批评，李希凡出面为这些剧作辩护，认为历史剧创作追求“神似”，无须过多拘泥于史实。只要反映了“历史生活、历史精神的本质真实”，就是好作品，实际上强调历史剧在现实生活的宣传鼓动作用。吴晗认为这种现象需要纠正，“不许可虚构、夸张”，主张在真实的历史再现中凸现人物的独特个性。平心而论，这些历史剧都有“古为今用”的现实指向，但其价值取向和道德评判却有根本的不同。一类为粉饰严酷的现实生活而在历史中寻找题材，以应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鼓动需要；而另一类则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污浊有所感触后在历史寻找题材，以重构理想化的政治人格来警醒世人。关于历史事实的真实争论背后，掩藏着现实生活评价立场的尖锐对立。在《人民文学》和《北京文艺》的带动下，《剧本》《人民戏剧》《解放军文艺》等刊物发表了大量的新编历史剧，但由于对“古为今用”方向的错误理解，片面以路线斗争、人民立场、进步与反动等政治化的概念为古人制造现实假面，脱离或歪曲具体的历史环境，造成了大量“古衣冠的现代人”形象。因此，尽管历史剧的创作表面上一片繁荣，却难有真正的精品。

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使全国的政治风向急剧转“左”，思想文化领域的大规模批判活动急剧升温。文学上，标志创作风向转变的是两部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和《千万不要忘记》。这两部话剧都以所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为主线安排情节和人物，从而形成以后包括话剧在内的戏剧创作的基本模式，并且一直影响到“革命样板戏”。与此同时，集体创作逐渐成为一种流行方式。文学刊物上，越来越多地出现集体署名的作品，单独署名慢慢变成了少数作家的专利。

从1964年开始，《人民文学》开始大量设置“工农兵故事会”之类的专栏，快书、对口词、数来宝、打油诗成为主要的文学形式。《解放军文艺》也以专辑的形式集中发表宣传雷锋、焦裕禄等政治典型的作品，激励斗争意志和宣扬“共产主义精神”。政治抒情诗则成为《诗刊》的主体，以托物言志的方式来喻示阶级斗争的风云变幻。文学刊物除了这些公式化和口号化的作品之外，就是言词越来越激烈的批判文章，批判的对象主要是1961—1962年间的历史剧和历史小说。自1964年周扬点名批判一批历史剧和历史小说借古讽今、别有用心后，随着政治形势不断升级地批判这些作品及其评论文章，就成为相关刊物的政治任务。第一次批判发生在1964—1965年，1964年11月，《北京文艺》首先批判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1965年1—2月，《人民文学》就错误发表陈翔鹤的小说做出检讨后，即由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在《文学评论》进行专门批判。第二次批判应当从《文艺报》发表批判陈翔鹤小说的文章开始，尽管与上次批判相距时间很短，但由于这篇文章已经与批《海瑞罢官》等文章一起列入“批判文艺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栏目中，因此实际上已经由文学批判升级为政治批判，此后便是各报刊对《李慧娘》等作品的逐一批判。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并被各大报转载以后，《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海瑞骂皇帝》《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等作品便被绑在一起批判。“批判反党历史剧与历史小说”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五·一六”通知下发以后，“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随即成为全国人民讨论公共事务的话语形式，定期出版物自然在淘汰之列。自1966年7月起，全国的文学刊物，除《解放军文艺》（1968年11月至1972年4月停刊）外，全部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