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酒徒》的文本解读：揭示战后二十年中国文学研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就开始发展为现代化、国际化的以物质利益为追求目标的大都市。在这种环境中，赚钱与消费成为了广大市民的主要生活目标与方式，消费文化、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也应运而生。与此同时，1950年代以《文艺新潮》为代表的文学或文化杂志的出现使现代主义在香港这片土壤上生长起来，并引发了196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热潮，刘以鬯的《酒徒》就是此热潮中的突出之作。它如暗夜中猫头鹰的鸣叫，带着深刻、犀利与智慧的闪光，震惊了那时与现在。

《酒徒》还在《星岛晚报》上连载时，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如倪匡、十三妹、吕寿琨、李英豪等都予以好评。最早评论它的倪匡先生誉之为极“优秀的写实主义”小说。1963年，《酒徒》由香港海滨图书公司初版后，在港台两地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台湾还引发了一场生动活泼的讨论。此后，随着它在台湾和大陆的再版，它的魅力也随着时间的打磨愈发显现了出来。就今天来看，《酒徒》仍不失为一部“先锋”之作。作品通过诗、意识流与传统小说的糅合，为我们呈现了一份颇有意味的形式文本，一份关于1960年代香港的城市记忆。而文本的新颖、深刻与有意味在今天仍有警醒与启示意义。

小说以“酒徒”—“我”—的意识流动、感观印记和生活片断把我们拉入了现场：置身于摩登香港的文化人“酒徒”的所见所思所感所为，1960年代香港城市的“恶之花”。在这里，爱情与文学这两种使人精神和情感纯粹、丰盈的财富已经古老并堕落成为廉价的商品。爱情成为了金钱的奴隶或欲望的外衣，“酒徒”清醒地看到：“香港人的快乐都是纸扎的；但是大家都愿意将纸扎的爱情当作真实。”而文学已成为低劣的文字游戏，四毫小说、武侠小说与黄色小说充斥了图书市场，严肃文学却举步维艰。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们为了谋生都另寻他路，《前卫文学》—这一严肃文学的高水平的代表刊物，因“酒徒”的被迫放弃和麦荷门的心有余而力不足终将面临死亡。而本文的主角与叙述人—“酒徒”—面对生存的四面楚歌，几次挣扎，终于堕落成了无聊的黄色小说作者，空将深厚的文学功底与高远的识见与酒对酌。而他酒醉酒醒的痛苦与逃避仍难将息心中的愤懑和对现实的绝望，结局只能是自我放逐。

爱情与文学的堕落皆源于金钱和物质对这个城市的入侵和腐蚀。“酒徒”犀利的目光看到：“街是一个梦魇，兽性与眼之搜索，以及汽车的喇叭声，形成一幅光怪陆离的图画。情感是个残废者，魔鬼在狞笑。”这个城市盛行的文化是猫王、扭腰舞、占姆士甸、莎冈的小说、雀巢发型、赛马、赌马、舞会和情调暧昧的酒吧。而人是失去灵魂的、孤独的、被异化的。

小说中着力刻画的是女人，这个曾经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被歌咏的主题，诗意、性灵以及与大地同在的宽容的代名词，在《酒徒》中失去了往昔的光彩，成为了城市丑恶的牺牲品和颓败的风景：年轻貌美、虚荣空洞的张丽丽不择手段地追求男人的金钱，用自己交换着稳固的货币使用权；正值妙龄、还是学生的司马莉在所谓的“自由”的文化熏陶下过分地早熟、厌世、成为了自我侵蚀的毒药；同样年幼的杨露受家境所迫成为了舞女，并因此麻木、堕落。这三个女孩的环境、身份不同，但都是现实社会中物的奴隶、玩世者、“世纪病”患者。另外，已是半老徐娘的包租婆孤独寂寞到了病态，而把女儿出售给酒徒的老妇人，则绝望厌世甚至丑陋到了可怕的境地。

如果说女人的堕落还有被侮辱、被损害的成分，那么堕落了的男人则是这个社会的毒菌的传播者和助生者。小说从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精神风尚起重要引导作用的文人写起，描绘了当时香港社会文人的群丑图。专门抄袭好莱坞手法的国语片导演莫雨，欺骗并诈取了“酒徒”辛辛苦苦创作的剧本，心安理得地以此牟取暴利，享受生活。而以莫雨为代表的电影圈人士，以全球第三的年产量疯狂地制作这种视觉快餐，使这种低俗的艺术泛滥开来，直接的后果就是造就了司马莉这类青少年的早熟和堕落。文学方面，庸俗的文化商人、以盗印他人著作起家的出版社老板钱士甫，只以“叫座”为出版目标。这种出版环境使大部分的文人都改行另谋他路，酒徒的曾在报馆跑新闻的旧日同事沈家宝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已改行做生意，推销日本货，全然忘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成为了惟利是图的商人。而整个香港商业广告中日本货占了百分之七十，悲惨的历史就这样在消费之乐中被轻易遗忘。

1960年代的香港在物欲中陷落了，1960年代的香港的文化也陷落了。而文化的堕落又反过来毒化、催化着城市的堕落。“酒徒”以犀利的目光把现代物质文明的香港夷为了精神文化的废墟。在这片废墟上，正常的人们都在进行着相似的消费游戏和谋生规则，而不正常的人却在痛苦、宁静或坚守中更加贴近了真实与自我。首先凸显出来的非常态的人是酒徒。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醒了醉、醉复醒的酒疯子，一个穷困、无能的可怜虫，“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小丑”。其实他是这个城市少有的清醒者，他看到了物欲侵蚀的人性的冷漠、无聊与贪婪，看透了文学电影界的乌烟瘴气的真面；他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多年的编辑、出版经验，也有发现症候的精到的眼光以及对症下药的文艺复兴的计划。但同时，他又看到了自己的孤独和渺小、他的清醒的痛苦，所以，他一次次逃遁到美酒的温柔之乡。“酒徒”的力量还在于他生动地展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冲撞、清醒的意识和糊涂的行动之间的撕裂。

“酒徒”的朋友麦荷门也是个非常态的人，这种非常不是指他精神的疯癫病态，而是指他的行为。作为一个严肃的文学青年，麦荷门的坚持和努力是正常的，但抽去了这种正常行为的环境支撑和背景的依靠，他的行为就是非正常的。在香港当时的环境之下，他办《前卫文学》的勇气与能力使他像堂吉诃德一样只能以失败和懊丧作结。这种姿态是那么的决绝美丽，然而在时人的眼中，又是多么的荒唐可笑。但在残酷又丑恶的现实面前，至少他触摸到了真实的自我，并与理想作了注定短暂的飞翔。(www.xing528.com)

精神病患者雷老太太是1960年代香港城市这块颓败画布上的一抹暖色。尽管她的出场多少带有些精神病患者的恐怖，但也正是病患使她的精神与情感免疫于时间与现实，使她真实地生活于心理现实与想象之中。“酒徒”的出现使她的精神缺憾的郁积找到了突破口，她以温暖的母爱体贴与感化着“酒徒”那颗冰冷、绝望、孤独的心。但“酒徒”的病症使他无法走出酒醉的循环，并在酒精的麻醉中无意间伤害了这位慈祥的老人。老人以浪漫主义的姿态自杀了，“酒徒”受到了很大的震惊，但故事的命运并未因此而改变。小说以灰色、冰冷而回味无穷的两个小情节戛然作结：“酒徒”决心要戒酒，但很快又去喝酒了。他被拯救与自救的道路自此断绝了。在那个物欲横流、暗影憧憧的世界里，最微弱的一丝温情、希望，最不彻底的一点挣扎、愤怒都随酒而去了。

《酒徒》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但这已不是鲁迅的“狂人”发现的世界了，这里的人不是在封建礼教的侵害下不自知地“食人”了，而是在物欲的侵蚀中麻木地自觉地“食人”与“自食”，并以此为乐。“狂人”的惊恐变为了“酒徒”的无奈与绝望。而叙述者与被叙述者的关系也与此前的同一主题的作品明显不同：同是揭示人性的弱点与病态，以往的作品（如《祝福》、《八骏图》、《围城》等）的叙述者多以俯瞰、悲悯的态度来注视被叙述者，或是以平静、宽容的姿态来表现笔下好坏参半的人物（如张爱玲）；而“酒徒”的态度却是悲观、失望的，启蒙的声音和精英的努力在物质的浪潮和舶来的感观刺激中已经苍白、无力了。他再明智再清醒也无法逃出那个丑恶的现实，而且他的皮囊、理智和情感也将随这个城市慢慢老去。精英与启蒙不再了。但作为一个文化人，“酒徒”还是寄希望于文学并思考文学的复兴之路：作家的创新和真正的批评家的出现。并且他认为：只要读者们配合、帮助作者推翻“中间剥削”的制度就能催生出具有思想性的反映时代的作品，从而消除文化的沙漠，进而改变现实。这些观点犹如暗夜中猫头鹰的鸣叫，惊醒着后人。

然而，智慧的猫头鹰又是酒醉的，酒醉使他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内心真实和意识的流动。通过意识的流动，“酒徒”的思想才得以天马行空的呈现。《酒徒》是一篇意识流小说，但又不是纯西方意义的意识流小说。在这里，意识只是接近作者内心的手段，是作者内心感受的倾泻，它与外在的故事情节相辅相成，不能自成一个系统，这与伍尔芙等人的纯意识的漫流是不同的。另外，因为作家严肃的批判态度和人物刻画的需要，“酒徒”的很多意识都失去了随意呈现的特点，只是作者文学观念的呈现或是对现实的评价，这就使文章充满了积极干预现实的批判意味。

意识流的实验与改造成就了《酒徒》的先锋和形式的意味，诗化的语言也为其文本增色生辉。文章开头就别开生面：“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推开窗，雨滴在窗外的树枝上眨眼。雨，似舞蹈者的脚步，从叶瓣上滑落。”又如“有忧郁在玻璃缸里游来游去，朦胧中突然出现落花与流水。当我看到一片奇异的颜色时，才知道那不过是新忧。”“魔鬼骑着脚踏车在感情的图案上兜圈子，感情放在蒸笼里，水气与笼外的访客相值，访客的名字叫做：‘寂寞’。”“希望是烛台，划火点燃，照得怯虚的目光摇晃不已。”等等。刘以鬯灵活地运用比喻、拟人、通感等修辞手法，把感觉物化为传神的意象，又把物体笼罩在感观的透视与抚摸之中。

作为文化圈的一位资深人士，刘以鬯使他的《酒徒》带有了“学人”文学的风采。在作品中他看到了香港文化和文学的堕落，并提出了文学创新的观念，又对大量的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大发议论，这种文本构架需要有相应的文学背景的读者才能产生共鸣。另外，文本形式的实验的现代主义的特色也使得《酒徒》的美学品格不流于俗，这种精英式的作品注定了与畅销无缘，也由于其他种种原因，《酒徒》没有在广大读者中间形成风靡之势。但正如黄继持所说：“不写近三四十年的香港文学史则已，要写便须要先着力写好刘以鬯这一笔。”而要写好刘以鬯，长篇小说《酒徒》是绕不过去的。《酒徒》不仅是1960年代的香港城市的鲜活记忆，也是边缘性的香港文学与文化曾经挣扎的痕迹，更重要的是《酒徒》承接了香港1950年代文学的现代主义试验，开启了以后“香港言说”的文学传统。

纵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程，我们发现：以“五四”文学革命为起点的新文学传统在变身为革命文学之后成为了一支细流甚至潜流，此后的大陆文坛盛行的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而在独居一隅的、正在成长为国际大都市的香港，在西方的文化以强者的姿态席卷而过的时候，刘以鬯的《酒徒》不但直面了文学所面临的新的挑战，而且承接了此时大陆正断流的“五四”新文学的理性的批判传统，并以开放的吸纳西方艺术精华的姿态和创新的勇气对“五四”时期的文学精神作了呼应。《酒徒》的都市感观言说也是对以“新感觉派”为代表的大陆现代主义都市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酒徒》的存在向我们展示了1960年代中国文学的丰富性和多元化，也向我们证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不以时间、地点的阻隔而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