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手》:1950年代台湾文学的独特风景

对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家刘非烈而言，三十六年的人生悲凉且短促；对于五十年后重读他作品的我们来说，很难用地域特色或时代精神去界定他。这位1922年出生于广东中山县的作家，抗日战争伊始即参加香港海外青年救亡运动，出演话剧，十九岁潜返粤北参加战地工作；二十四岁随新一军出关到长春诸地，展开战地文艺宣传工作；1948年由东北回台湾凤山，并在那里迎来创作全盛期；1958年6月因患骨癌病逝于台北，享年三十六岁。刘非烈一生命运多舛、颠沛流离，为世人留下两篇散文、三首诗、两篇书评、三十四篇小说及五十九部广播剧。

除朱西宁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大系·小说》曾收录刘非烈的短篇小说《喇叭手》、余之良主编的《自由中国作家创作集》介绍过其作品之外，我们极少能在台湾文学领域找到关于刘非烈的资料和评述。近年来，渐渐有评论家注意到这位身后寂寞的作家，二○○六年台湾九歌出版社精选出刘非烈最具代表性的十篇作品结集成书，其中的短篇小说《喇叭手》由王鼎钧先生逐段批读，评论家李瑞腾在导读中称赞刘非烈作品中的“历史处境、个体生命以及文艺表现之间的连动性”值得我们“感慨”与“深刻反思”。

二十四岁那年，刘非烈告别母亲，随新一军三十师政工队出关到长春等地开展战地文艺宣传工作，度过一段每日“背着卡宾枪通过有敌人狙击兵的雪地”的战地岁月。但与三四十年代受到救亡意识和革命运动影响的小说不同，刘非烈的小说文本努力挣脱民族国家论述的束缚，关注社会中小人物的命运，临摹庸常生命的尊严与屈辱，揭示下层人民隐秘丰富的内在世界，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取得了自我展示的文本空间。

《喇叭手》堪称刘非烈最为著名的短篇小说，行文诙谐，却透着悲凉。主人公是社会底层人物—专为葬礼吹奏的喇叭手，他们甚至没有名字，作家只用“高个儿”、“小个儿”来称呼他们。两人失业很久，徘徊于寒夜中，为了挣钱喝酒，两人彻夜奔走，期望能在葬礼吹奏的仪仗队中找到临时空缺，可是那个由十八个仪仗队组成的葬礼没有他们的位置。两人不仅悲叹：“死人把全世界的仪仗队都包下了！”“现在，都市进入梦乡，这两个人反而清醒了！”他们发觉自己是被生活抛弃的可怜人，站在“全世界之外”。紧接着小说通过描写两个喇叭手与同行的对话，揭示了他们失业原因：两人贪杯误事，失去工作机会。其实失去的不仅仅是工作机会，更是“为人”的尊严：喇叭手的同行将他们称为“喇叭”，少一个“手”字，即被“物化”，遭到轻视。带着喜剧的调子，寥寥数语即把两人困窘的生活勾勒出来。更值得注意的是，作家没有把主人公困苦潦倒的生活归咎于社会制度，这反而加深集中了对人性的刻画，使读者更能屏气敛声地读下去，体味主人公的一言一行。终于两人托死人的福，又有了吹奏机会，“他们俩坐在三轮车上，面红耳赤地吹着，吹得闭上了眼睛，他们想：够久没有好好地吹了！”王鼎钧先生评述此句为“奇文”，两个卑微的生命忘记了困窘，忘记了哀情，带着激情投入到演奏中，凸现出两人性格中认真可爱的一面，也为之后情节埋下伏笔。不久喇叭手又碰上十八个乐队组成的联合大队，两人的吹奏声被大乐队吞没却不甘示弱：“高个儿忽然感到很起劲，同时发现他的同事虽然满头大汗，却没有停止。他知道：纵然听不见自己吹的是什么，可是并没有错，连一个三十二分音符都没有错过，他从心里笑出来。”“矮子的心里也笑开了，因为他突然又听到自己的喇叭，并且奏着自己的心声，浮在高个儿的‘蓬拆蓬拆’的伴奏里，有如一双海燕飞翔在惊涛骇浪之上，他就忘了肺部的疲乏了！”这种明知无果却依然上下求索、孜孜不倦的画面，犹如西西弗斯的神话，带着“无可解决的事物才具有的深刻悲剧性”。工作结束后，两人突然发现了生活的意义所在，不再想着拿钱去买酒喝。作家在小说最后一句写道：“他们不约而同地吹起来，样子非常严肃而勇敢。”至此，喇叭手由沉沦到奋起的心路历程被一一展现。

在《烬余录》中，张爱玲曾言：“现实这样东西是没系统的，像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所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被重重黑暗上涌来，淹没了那点了解。”刘非烈的小说正是这“喧嚣”中的“清澄”，“混沌”中难得的“音乐调子”。1950年代的台湾文学在国民党政治高压下呈现出创作的“悬置”，文学作品中对于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和想象大多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即使是入选“20世纪中国小说100强”的姜贵《旋风》和王蓝的《蓝与黑》也难以摆脱这种影响。而在刘非烈的小说中，民族国家的论述隐没于对人性的描画中，作家带着对生命的悲悯意识和宗教情怀，超越过客心态，关注台湾社会的小人物，跳出狭隘的“时代精神”，书写“人”的文学。

在刘非烈的小说中，取代民族国家叙述的是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对“血肉之躯”本身喜怒哀乐的描画。作家冷静地述说眼中的真实，或剖析欲望控制下人性的异化，或揭示人类徒劳无获的精神漂泊，其质朴素净的叙事总能带给人超出预期的阅读快感。爱情是作家无法回避的永恒主题，刘非烈善于描写情爱中人性的沉沦与光辉。小说《明白了一个缘故》中“我”是一位家庭教师，“我”的学生陆安国是一个勤奋、痴情得在世人眼中近似迂腐的青年人，在“我”眼里，他与孙素雯的爱情幼稚且不现实，由此所引发的悲欢离合似乎都在“我”预料之中。若干年后，“我”故地重游，再遇见陆安国，惊喜地发现孙素雯在陆安国的精心照料下“健康且充满生气”，有情人终成眷属。陆安国身上所折射出的人性的执着与坚贞，造就了这段至情至性的感情。《名画》的故事结构独特精巧，伴随着女主人公易莉莉的爱、恨、绝望、重生的情感变化，一场情爱纠葛展现于读者眼前。写爱情中的背叛与忠贞、虚伪与真挚，故事情节虽不新鲜，但喜爱心理学的刘非烈，通过大段描写主人公内心活动，使整篇小说呈现出耳目一新的面貌。弗·杰姆逊曾这样阐释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作品总是有这个目的，要证明你关于现实的想法是错误的。”刘非烈的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也是这一点，他讲述的故事总在试图告诉我们，崇高、无私的爱不只存在于高谈阔论的书页中，它还作为生活中的一种现实存在着，它深植于人们的灵魂深处。(www.xing528.com)

短篇小说《拳王的悲哀》写的是非理性复仇驱动下的人性沉沦与复归。小说用大量篇幅写复仇者畸形的心理活动，洋洋得意地自诩为“拳王”的“我”，十五年前被对手打败后隐姓埋名，十五年后“我要用他的血来洗我的恨”。当把对手打得遍体鳞伤之后才发现，对手竟是自己多年未见的儿子。直到这时“拳王”才醒悟自己只是一个被欲望驱使的“打手”，毫无尊严可言。而人性的复归源于“爱”，儿子受伤后的从容与平静恰恰是“拳王”十五年的疏离与仇恨赋予的，作家企图表现的是对生命健全的向往和精神博大的追求。

四五十年代的台湾文学大多带有民族阶级的寓言性，即以一种寓言的形式去投射某种政治，文本中的艺术想象和历史现实环扣贯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非烈的写作是一种“反遗忘”，带有不同于主流文学的边缘性。早熟敏感的性格特征、颠沛流离的人生经验，促使作家对发掘人性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亦以此去观照自己的文本世界。由内心反射外部世界，小说的主题内容不免悲凉、困苦，但并未因此陷入感伤主义中。相反，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冷峻的思想层次，笔尖强有力地深入人性世界，不但反思自我，更在普遍意义上探寻人类潜意识中的善与恶、真与假的临界点。如果从刘非烈的书写世界返回他的个人现实生活，我们会惊异于作家一生的写照，是他笔下人物的另一种现实复写。

1946年刘非烈离开家乡，随军参与战地文艺宣传工作，我们可以将之视作一个青年自我发现、自我转化的起点。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刘非烈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大的变故：迫于现实压力，作家青梅竹马的恋人尹淑君离他而去。再加上工作环境恶劣、身体欠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刘非烈远离文学与舞台，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小说《凄怆梦幻曲》自始至终充溢着浓郁的颓废色彩，写小提琴家张鑫聪与小惠的情爱纠葛，最终张鑫聪“抱着小提琴跃下黑暗的深渊中”，完成“爱的献身”。小说结局是刘非烈创作中少有的悲剧，这也是作家在个人情感失败后，悲凉绝望的内心世界在文本中的投射。值得称道的是，作家在叙事中揭示出造成悲剧的主要原因是人性的懦弱与恋人间彼此的不信任。小提琴家张鑫聪错把人生当成音乐，执着追求爱情中的至真至美，当遭遇恋人的犹豫和踌躇时，又断然下结论：“宇宙间根本没有真善美！”，轻率地斩断与世界的联系。小说最后通过一位老者的言语把主人公的悲剧揭示出来：“这种感情这种幻想力，在艺术至境的追求上，使他成为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在人生的追求上，他不能放冷淡一些的话，难免终身自苦的！”

没有压抑的能量，就没有反弹的动力。正如刘非烈自己所说的“人生好像短篇小说，只求精彩，不求长”，他用这种高密度的文体速写人生、写人性在某个瞬间、某个片断纤毫无遗的展露。刘非烈终于如他笔下中众多于困苦生活中点燃希望的主人公一样，重拾文学之梦。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观点，作家通过转移原欲，摆脱现实的痛苦，将历史命运给予他的个人创伤，通过文学剧本创作得以升华。他的书写，不妨视之为是一种弥补，补偿长久被强加抑制的痛苦愿望。《名画》中故事的背景是作家最为熟悉的剧团生活，女主人公易莉莉“为了弥补破碎的初恋才加入这个剧团—她打算借助于剧团的浪漫生活，以粉碎自己的残梦”，心境也和刚从失恋阴影中走出来的作家十分相近；中篇小说《那个传奇故事》中美丽纯洁、默默为爱奉献的女子范丽云俨然作家初恋情人尹淑君的化身。作家在现实经历中所体悟到的压抑经验，使他更懂得反抗以及善于表现在压抑中个人所承载的沉默、分裂和矛盾。于是造成作家笔下人物的双重命运，一方面他们渴望自由，追求纯真之爱，另一方面又不断遭受挫折，经受命运之于他们的一次次洗练。《剩余生活》中女孩，处于花样年华，有着少女固有的青涩与对爱情的憧憬，却接连经历丧夫丧母之痛，几日闭门不出，大家都以为她从此消沉，结局却出乎人意料，父母生前经营的茶馆重新开张，女孩在痛苦中成长，勇敢地肩负起一家人的生活。

然而作家并没有如他笔下的主人公那般，经历生命幽暗的低谷，迎来生命新的华彩乐章。从广东到香港，再到中国大陆、台湾，作家在战乱的时代岁月中，尝尽生死挣扎、爱情幻灭和人生无常的体验，用文字为人生作注，难逃命运之戏谑，最终身患骨癌英年早逝，不禁令人唏嘘感慨。五十年后的今天，重读刘非烈的文字，让我们向作家素朴的灵魂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