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青河》：探索抗战记忆与人性叙事

於梨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梦回青河》1963年问世时，被徐訏称为自己“读到的第一部以敌伪时代地区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尤为“值得我们珍视”。徐訏的话表明，在於梨华写作《梦回青河》的五六十年代，人们期待着读到描写刚刚成为历史的抗战时期生活的作品。我们已经熟悉了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抗战时期生活题材的小说，《苦菜花》《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等抗战生活题材“经典”立足于阶级战争的立场，刻画抗日战争中的共产党人形象，高扬革命英雄主义，“抗战史”成为“党史”的一种注释。那么，在境外的五六十年代文学中，抗战时期生活是如何得到表现的呢？《梦回青河》提供了一个值得审视、回顾的文本。

《梦回青河》1963年写完后，就被台湾广播电台买走了小说连播的版权，改编成广播连续剧后广受欢迎。四十多年后，《梦回青河》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再次引起不俗反响。但比较小说原著和改编后的电视连续剧，还是于差异中让人觉得有点遗憾。电视连续剧《梦回青河》强化了人物悲剧的抗战时代背景，例如马一鸣的身份被改成投靠日军的汉奸，与此相关的事件直接构成了造成人物悲剧命运的冲突。这让人想起，抗战期间曹禺写《北京人》时，有人建议他联系抗战现实，具体写明愫方最终从曾公馆出走去了哪里（就如当时郭沫若《屈原》写明屈原从东皇太一庙的大火中出走，去了“北方”一样），但曹禺拒绝了，他说：“这么一个写法，戏就走了‘神’，古老的感觉出不来”，“一写出那些具体的东西，这个戏的味道就不同了。”（《曹禺谈〈北京人〉》）於梨华对抗战时期生活有自己的真切记忆，但她写《梦回青河》，跟曹禺写《北京人》一样，没有将人物置于具体的抗日事件中，而只是在“青河依旧，只是人面换了，旧的熟的面孔不见了，有的躲了起来，有的被捉了，有的身头分了家，有的在旧面孔上套了一个新的壳子”的故乡叙事中显露出沦陷这一严酷的抗战背景，即便是“祖发当了山里游击队的头”，导致大姨家被查封的“抗日事件”，小说叙事关注的重心也是在家门查禁中，十六岁的定基病重得不到及时救治而身亡，母亲丧子之痛中咒“我”（小说女主人公，十五岁的定玉）“老天爷为什么没有眼睛，怎么不找你而找他呢”，引起“我”对“家”的“一种切骨的恨混合着切骨的痛”，而正是这种对“家”的恨、痛交织的情感导致了“家”的悲剧。小说虽没有直接涉笔于沦陷区抗日和媚日的生死搏斗，只是描写着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平凡人生，但这些极普通的人表现出来的善恶、义利交战的心理，愚昧和天真相杂的性情，个人恩怨中的失足，都通向沦陷区根本性的人生难题，隐含着战争时期根本性的人生考验。於梨华说：“舞台上的景被拆了，舞台上扮演的演员不在了，但故事没有被忘记。也不会，我希望。”《梦回青河》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事过境迁，但故事的“神”始终在人性善恶的纠结中闪耀着。

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也是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环境。国民党在“痛定思痛”之中作的反省，促使国民党当局“积极有为”地去开展文艺工作，蒋介石在1955年正式提出了“战斗文艺”的口号，其内容就是“战斗的时代，带给文艺以战斗的任务”。国民党当时在思想领域中的一元主导，使官方对台湾文学的“控制”性影响很大，乡愁题材、抗日题材等创作也难以摆脱其影响。而1949年后去台湾的大陆省籍人在思想上很难跟国民党意识形态构成直接的抗衡。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而在意识形态对峙的年代，有时现实关注、现实描写太具体了，现实主义的“味”反而出不来，甚至会走了现实主义之“神”。现实主义之“神”是文学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因为进入了对人的存在的根本性困境的关注而显得深邃、丰厚。《梦回青河》正是在这点上让人回味不已，它也描绘了一个大家族在抗战这样一种困难时期的流散离析，也凸显了每次中国社会大变动中，家庭命运总是最变化多端的历史情境，但关注的重心始终在人性、人之命运的批判性审视上。异族的侵占、家庭的变动，都是悲剧的缘由，但悲剧最致命的根由生植于人性之中。小说中“我”在理性上明了良知所在，但“我”一觉察到国一和美云眼神互望中的相遇是那样全心全意的互相倾倒、互相占有，就会被嫉恨“一口口吞没母亲给我的好的品格、正直不屈和宽容”。“我”嫁祸于美云，加深祖善对美云的仇恨，又“勾结”抢掳生事的张老大，定下正月初一借跳花脸抢掠美云之计。此时，“我自己的良知还是跟我丑恶的那面格斗，把我的身体朝两个方向撕裂”，然而国一对美云的体贴，“把我最后一丝良知赶跑了”。终于让祖善同马一鸣串通抢走了美云。事后，“我”在忏悔中也曾答应大舅今后说老实话，然而，六天后美云如乞丐般归来，又把“我心中存在的怜惜赶得光光”，“我的工于心计，我的刁刻，我的卑鄙，平时都看不出来，唯有和她在一起时，才全盘暴露。因为和她一对照，才看到了自己的本色。因为看到了自己的本色，所以恨她之心简直达到了炸裂之点”。于是，“我”再次把美云送上了不归路。这就是“我”，“一个能辨善恶，而没有勇气从善，没有勇气完全从恶”的人。《梦回青河》将“我”这种“敌”“友”相杂、“伴侣”“刽子手”相冲撞的心理活动刻画得大起大落，撼人心魄。人性在情感、欲望的漩涡中会有如此复杂的纠结，甚至时隐时现于人的下意识让人无法抗拒，这又令人想到，这种日常生活中义利、善恶纠结的人性一旦面临民族大义公理的考验又会有怎样的结果，不免更让人感到惊心动魄。而小说中亦实亦虚的环境设置，又深化着这种人性之悲剧。

环境（人物关系）的亦时亦虚，实际上是《梦回青河》追求的一种审美距离。小说并未回避战争环境的严酷，如镇海沦陷了，县立中学“课程中加了日文，由一个留日的文学界里已很有成就的人来教”，日文的课本“多半是一些歌颂日本人的文选，千篇一律……幸好王先生给我们出的（作文）题目还是和以前一样，十分挑逗文思”，如“梦”“家人归来”……然而不久王先生就被解聘了。在这种把人摧灭、让人沉沦的环境中，“出走”去内地，成了唯一的出路。但政治环境描写之“实”也就到此为止，让人“梦回青河”的是“我”大姨的家宅，那幢王新塘“最有气派”，“雄伟中含有线条的美”，醒目而不俗气的院落。它包容起人的诸多欲望、性情，以其虚实相生的存在距离观照出战争中人性的分化。它第一次这样出现在小说中：“只有一细条夕阳懒懒地卧睡在灰墙角上，半个身子斜在塘面上，塘里水一动，夕阳就软软地伸着懒腰。等我们走完河堤，向右转了两个弯来到大姨家门口，那一抹夕阳已从塘上卷起，照在那扇暗红的细漆的小门上了。门一开，它就泻了一条淡光到后廊铺着四方形小块的花砖上。门一关，它不见了，只剩下一廊暮色，混着天井里梅花盆景中的花香，向我们扑来。”欲望、人性的分化就发生在这样一种古旧而柔弱的气氛中。大姨夫早逝，留给女儿美云一笔成年后才能取用的嫁妆，引发了这幢气派轩昂的大宅第中的矛盾，美云的后母、宅子的主人大姨和她的儿子祖善利用了“我”的嫉恨，最终葬送了美云。美云在这座大宅第中显得格外温文贤良，她甚至对我也是“长姐的味道”掺杂“仆人的恭敬”，自觉着“苦在骨头里，要改面换骨才可以出头的”。她的安顺忍耐，换得的回报却是祖善的贪婪、“我”的自私。在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家族纷争中，人性有了最激烈的冲突、最深刻的分化。即便小说去掉诸如祖善自诩“本人和东洋人混得十分好呢”那样的政治性环境的点染，大姨宅第里发生的一切也足以让人强烈感受到，人性的弱点是怎样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摧灭着生命，战争环境中最可怕的消亡并非肉体，而是人性、自我。在“我”对美云的最后一次致命的陷害中，祖善恰恰是利用“我”的恐惧心理和“面子”观念（“我”害怕阿姆知道事情真相，“她的正义感是这样强，性子是这样烈，面子是这样要……怎么受得了”）。虚荣、胆怯、嫉恨，使“我”充当了刽子手。大姨家的宅第以其容纳的善恶正邪的人性分化映现出了战争环境中生活的本质。

跟王新塘大姨家宅映衬的另一个生活场景是镇海县中的女生宿舍，它弥漫着闺房脂气，但更有着人性的沉浮，尤其是慧英那种在“被男性玩弄”中的“享用”，已经“突破”了日常生活的女性感受，竟染上了女奴气息，甚至使人嗅到了亡国奴的气息。小说在种种“闺房”趣味的真切描写中，感慨“女人都有那么多面具”，而几乎所有的面具最终都被揭下，使人不得不思考，战争最终要摧灭的就是人性、自我，而人性的光芒也会在战争这一非常环境中闪耀（在小说人物宋曼如、张东民身上都有这种人性的光芒，甚至生活沉沦中的父亲俊明也在“没有给鬼子当走狗”的挣扎中闪耀出善良的人性）。小说的最后一笔是，“我”“走向静止的青河”，“是朋友，是敌人，是伴侣，还是刽子手，我不知道……”“敌友”这样一种战争中凸显的关系，以人性的复杂纠结成为“我”面临的人生难题，其中的意味深长。这样的战争生存环境的呈现，的确在虚实相生中散发出独异的艺术魅力。

《梦回青河》作为台湾第一部描写抗战时期沦陷区生活的小说，以人性善恶的分化、家族命运的沉浮来揭示战争对人的生活的巨大影响，不仅使它得以摆脱五十年代冷战意识形态的拘囿，而且事实上进入了思考战争的人类本质（而非单一的阶级本质、民族本质）的层面。有论者认为，“我们反映和表现内战作品比抗战的作品更多更成熟也更有影响。”其实，长期以来我们描写抗战题材的思路跟“我们反映和表现内战的作品”是一样的，抗战中的“英雄”形象跟内战中的“英雄”形象并无太大差别，战争给个人造成的伤痛都被漠视，战争的根本性根源得不到深刻揭示，国共对峙的历史阴影始终制约着战争题材的创作，阶级战争的叙事替代了关于人类战争本质的思考。(www.xing528.com)

池莉在谈到出版当年就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的法国二战小说《恺木王》（米歇尔·图尼埃著）带给自己的震撼时说：“战争启蒙了一个人，造就了一个人，同时却又葬送了这个人。战争最酷烈的悲剧性就在于：催开了一朵鲜花然后碾碎它。再抽象一点，便是非常事件对于个体生命的提升与粉碎。非常事件有着命运般的魔力，它迫使我们凝望它并且不寒而栗：做人的不易，获得知觉的不易，而毁灭却来得易如反掌。奇妙的是，与此同时，我们却又充分地感觉到了人性的光芒，生命力量之美丽，智慧和思想之美丽：战争可以消灭个人，但永远征服不了个人的意志。”《恺木王》是战后许多年后一位法国作家呈现的战争体验，池莉的感慨是战后更多年后一位中国作家对战争与自我、人性关系的认识。其实，战争的当年，中国作家直接置身于战争阴影中，他们的战争体验也曾抵及人性、自我的毁灭，并将之视为战争的人类本质。例如，张爱玲曾在她战时最重要的散文《烬余录》中特意写到了香港大学历史教授佛郎士（英籍）“一个豁达的人，彻底地中国化”，“对于英国的殖民地政策没有多大同情”，“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可这样“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却在战争中“最无名目”地死去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佛郎士应征入伍，然而他未来得及上战场“为国捐躯”，就在一天黄昏回军营时，因沉思未听见哨兵发问而被自己的哨兵枪杀。正是佛郎士那样的人在战争中那样死去，使张爱玲领悟了战争超越交战国双方政府立场的本质：普通民众平凡甚至卑微的死亡，才构成了战争最广大最深沉的背景；也许正是这一点，战争才是更应该被制止的。这种认识抵达了战争的人类本质。再如，丘东平的战地小说一开始就直逼了战争对人性的巨大冲击，它可以闪耀出人性的光辉，也可以诱发出人性的沉沦。他笔下的战场悲剧往往呈现了战争对人性和自我的毁灭力量就在于它强化了环境对人的支配作用，以种种强制的外部力量构成对人性和自我最巨大的挑战。又如，丁玲的延安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1942）实际上以多重女性视角，对整个社会（包括贞贞为之工作的抗日阵容）发出了质疑：为什么要让贞贞以女性的苦难方式去从事抗日情报工作。为什么贞贞在这之后会被视为“不洁”？这种质疑揭示了战争如何强化了女性传统“定位”中包含的巨大不平等，从而从“战争与人”的角度思考着战争的本质。还有台湾作家杨逵在其小说《泥娃娃》（1942）中表达的忧患，“不！孩子，再没有比亡国的孩子去亡人之国更残忍的事了……”，也是对战争泯灭自我、扼杀人性的悲剧的揭露。

但这些战争体验、思考在战后中国文学中变得淡薄甚至消失了。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冷战局面和东亚现代性展开曲折的背景下，国共对峙的紧张局面引发的战争思维占了主导地位，抗日战争被演绎为国共之间进步和倒退、团结和分裂、积极抗战和消极抗战的斗争，战争的阶级本位立场完全替代了关于战争的人类本质的思考（一直到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我在一篇文章中论及“战争的人类本质”，还遭到了一刊物主编的笔者：“难道还有战争的兽类本质？”）。在这种思维状态中，抗战这一丰富的历史资源得不到开掘，今天重读《梦回青河》，也格外引起人们的一些思考。

《梦回青河》包含有於梨华自己抗战时期在浙江故乡的生命记忆，又写成于她五六十年代从台湾去美国又回台湾的辗转中，是於梨华半个多世纪创作生涯中第一部长篇小说，它真切呈现了一个作家战争时期的生命体验，也揭示了文学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它诞生于1960年代初期的台湾文坛，有对抗战时期人生正邪是非的揭示，更有对人性善恶存亡的深切关注，从而摆脱了官方意识形态关于抗战历史的政治诠释的阴影，进入了对人性的复杂性理解、悲悯的层面。二次大战是中华民族唯一直接卷入的壁垒分明的世界性战争。数千年中华文化自足调适的生存体系，加上近代以来外患内忧的民族危机，使得我们民族关注的重点一直落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上，我们民族的文学想象和艺术模式也一直着力于从中国社会内部的纷争、变动来呈现中国人的心灵轨迹，揭示中国人的历史逻辑，也就容易受到现实政治集团意识形态的制约，而极少从人类悲悯和人性拯救的层面，关注人类存在的危机、困境，去“将人类文化和人类一切游戏规则洞察，将存在本身洞穿”，并以人性抚慰、终极关切的光辉来温暖人类心灵。然而，二次大战使我们民族直接置身于跟整个人类息息相通的环境中，数千万人的迁徙、逃亡，数百万血肉生命的残损、消失，使整个民族第一次将民族、国家的存亡和人类文明的危机感受到一起，也就使文学获得人类悲悯和人性拯救的新视野。二次大战、抗日战争创作题材的价值也在于此。而要开掘好抗战时期生活题材这一创作资源，就要走出国家主义的战争价值判断，摆脱政党意识形态的框架，去关注战争（环境）对具体人造成的精神影响、心灵创伤。《梦回青河》还称不上战争小说，但它极大地关注了战争（沦陷）环境中人性的分化，写出了义利、善恶在人性中的交战，实际上抵达了战争时期人生的深处，触及到了如何从根本上制止罪恶（战争）发生的问题。《梦回青河》让人再三萦回心怀正在于此。

最后想说的一点是《梦回青河》的语言。於梨华的文字感觉丰盈清畅，她非常善于汲取各种语言资源，《梦回青河》是她的早期作品，她很自然地从家乡（浙东）方言中吸收了富有表现力的成分用于人物心理的刻画和场面气氛的控制，涉词见趣，情味盎然。她后来的小说又大胆引入西洋文学的语词句法，跟感觉丰富的日常白话融入在一起，不仅没有欧化之印象，反而显得更清畅有力。读《梦回青河》，不禁有这样的想法，文字感觉丰富的人是不太会被功利主义、意识形态教条束缚住的，敏锐丰富的语言感觉必然会把创作者引入人性关注之层面。五六十年代文学的许多失落也是语言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