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铁木前传》黑色苍穹中的星光

《铁木前传》是孙犁“文革”前搁笔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它完成于1956年初夏，趁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短暂的“早春”气候，发表于《人民文学》上。在一个文学作品艺术价值与社会影响成反比的年代，孙犁为它几经磨难，几乎丧命。然而，时间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洗出真金。几十年过去了，当那些为政治写作、依据政策创作的“史诗性”巨作早已与尘俱灭、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逝时，《铁木前传》仍然熠熠生辉。尽管它只是一个未完成的残篇，但它的存在，为那政治激情燃烧的岁月增添了一些人性的光辉与温暖，为那日益僵硬的现代汉语保存了几分诗性的妩媚，也同时尽到了一篇好的小说应有的义务—在文学长廊上塑造出一个血肉丰满的女性形象“小满儿”。

一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常常成为衡量小说艺术价值的重要标准。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往往能跳出小说文本，仿佛真实的生命一般活在人们心中，比如说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阿Q，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小翠、三三，老舍小说中的骆驼祥子等等不胜枚举，此时作家具有的神力则不啻于上帝造人了。《铁木前传》中，孙犁也创造了一个美丽的少女形象，她叫“小满儿”。

《铁木前传》记叙了两代人的故事。老一代人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从患难见真情到友情破裂以及新一代人六儿和小满儿、九儿之间的爱情纠葛。从小说的题目来看，傅老刚和黎老东自然应该是最突出的人物。但是，读罢掩卷，眼前挥之不去的人物形象却是小满儿。似乎远远的，她又穿着那新簇簇的花袄袅袅而来。小说中，她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她纯真美丽而又有些软弱，认识到所处环境的污浊却又害怕去改变它。孙犁一面膜拜着她的青春活力，一面又对她寄寓了深切的同情。

以往孙犁塑造的新女性形象，大都机敏勇敢，泼辣能干，她们在接受新的思想熏陶后，在社会的发展中尽一份自己的心力，比如说“吴召儿”、《山地回忆》的女孩子等等。她们是心灵美的典型，在一个以善为美的文学审美传统中，这些女性无疑都是社会的典范。孙犁对解放区这些新女性的膜拜与赞美，正是以其审美天性暗合了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某种程度上，正是她们的“完美”形象奠定了孙犁在解放区文学中的地位。然而，这样的人物形象美则美矣，久而久之却显得有些单薄，缺少回味的余地。她们的“美”是以抹杀女性自身特点为代价的，从伦理道德上太过完美无缺，与外界环境又出奇地和谐一致，反而造成了小说人物性格内在张力的缺乏。这样纯粹的人物形象在社会中是难以寻找到的。在我看来，小满儿形象的塑造寄寓了孙犁改变以往风格的努力，这种痕迹在中篇小说《村歌》中“双眉”的身上已初露端倪，在《铁木前传》中则越来越明显。应该说，善与美一致的审美原则并未从《铁木前传》中退场，在一些次要人物的塑造上，孙犁仍然不自觉的运用了这一原则。比如说，谈到九儿头上的伤疤时，作者这样描述：“当时，部队上的卫生员替她包扎好，她连一声也没有哭。以后，大家公认，这块小伤疤，不但没有损害九儿的颜面，反而给她增加了几分美丽。”在这里，九儿包扎伤口时的勇敢为其容颜增加了美丽，正是道德上的善造就美的例子。尤其“大家公认”一语，更是折射出一种普遍的审美心态，首先是道德上的审视，其次才是纯粹审美的美丽与否。这正好比当时评价文学作品，首先是政治思想的审查，其次才能轮到作品艺术价值的判定。反面的例子自然也有，比如黎大傻的老婆，她体现了恶与丑的一致，孙犁赋予她丑怪的相貌与刁泼的性格，原来她出身一户包娼窝赌不务正业的人家。然而，作家如果总是按照流行的道德观念来塑造她的人物，那他就不能触摸到人物灵魂深处的秘密，从而创作出伟大的文学作品。正是在小满儿身上，孙犁的审美标准开始与流行的善美一致的审美传统开始产生矛盾，反映了孙犁在道德审美与艺术审美之间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不自觉的热情赞美小满儿的美丽与能干。对于她的美丽的描述，可称得上是现代版的《罗敷行》。不仅从正面白描小满儿的衣着、神态，更从侧面表现小伙们见了小满儿时的种种神情，甚至不惜为此设计了一场泼妇大战；对于她的能干，作者更是不惜笔墨：“她的才能是多方面的，谁都相信，如果是种植在适当的土壤里，她可以结下丰盛的果实。不管多么复杂的花布，多么新鲜的鞋样，她从来一看就会，织做起来又快又好。她的聪明，像春天的薄冰，薄薄的窗纸，一指点就透。高兴的时候，她到菜园里生产，浇起园来，可以和最壮实的小伙子竞赛，一个早晨把井水浇干。她可以担八十斤的豆角儿走出十里去上市。”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完全无视老百姓的审美规则。因为在一般人看来，像小满儿这样喜欢打扮、招摇过市又不爱生产的女性无疑是“随随便便，不顾羞耻的”，这点从大壮老婆骂街的话以及下乡工作的干部的思索中曲折反映了出来。所以，他必须为自己赞美小满儿从道德上找到根据。首先，从小满儿出场前，他就为其改了出身。“这位妹妹，外表和姐姐（指黎大傻的老婆）长得非常不同，人们传说，这孩子原是那些年，从别人家领来的，和她的姐姐，并非一母所生。”同时又一再对她进行道德上的审视：“她的青春是无限的，抛费着这样宝贵的年华，她在危险的悬崖上回荡着。”文本中潜藏的不自觉的赞美与明显的时刻提醒自己的道德审视，无疑折射出孙犁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审美裂缝。这样的提醒，与其说孙犁是在告诉读者，不如说他是在提醒自己。尽管这种实践是非常有限，而且随着外界政治环境的变化无法深入下去，但是，孙犁笔下小满儿的形象已经开始丰满起来。她明显的女性特征突破了当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审美潜意识，为十七年文学增添了一位真正有些女性特征的角色。

二

现在的小说写作中，私人情感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然而，五六十年代，私人情感却是一个有点禁忌的话题。在许多权威的阐释者看来，小说中私人情感的出现是作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它们的生成主要是由于“知识分子沉溺于自己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情感的世界，这样的主题就显得渺小与没有意义了”。小说“应当以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为压倒一切的主题。”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孙犁的《铁木前传》显然有些不合时宜。虽然孙犁曾经提到，最初，在《铁木前传》的创作中他是想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主题，然而小说中，合作化的主题甚至连模糊的印象也不具备，反倒是对私人空间的开掘甚为深入感人，这不得不说是孙犁创作直觉对于当时主流艺术规范的背离，也正是到今天为止《铁木前传》仍能保持艺术生命力的源泉。

《铁木前传》一开始就与当时流行的主题先行的创作保持了距离，它是孙犁缓解内心焦灼、忧虑的产物，是孙犁寄托私人情感的沃土。孙犁曾提及他创作《铁木前传》的缘由：“它的起因，好像是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我进城以后产生的，过去是从来没有的。这就是：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是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苦恼。确实是因为这样，因为这种思想，使我想到了朋友，因为朋友，使我想到了铁匠和木匠，因为二匠使我回忆了童年，这就是《铁木前传》的开始。”，所以，“表面上看是我1953年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它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小说虽无法完全避免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但通篇都烙上了孙犁个人的情感印记，曲曲折折的流露出他独特的审美体验。小说一开篇就跌入童年的回忆中，那熊熊的火光、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是多么诱人，任何物质上的穷困都无法抑制孩子们单纯的快乐。这种回忆无疑是充满温馨诗意的，在人际关系冷漠的城市中，孙犁宁愿固守内心深处那点深情的回忆，时时去抚摸它。很显然，这种纯粹私人的回忆既无法与宏大题材挂钩，也不能再现外界轰轰烈烈的运动，它是属于孙犁个人的。小说倒是写到了劳动人民黎老东和傅老刚，写他们的友情，但作者并不是从阶级的角度去写“阶级兄弟”的情义，而是从人性出发写在苦难境遇中两个劳苦的人相濡以沫的情感。这种友情不是源于反抗共同的压迫者的需要，而是困苦之中人心灵的慰藉。它无疑是私人情感领域的内容，与当时宏大主题的要求可以说是貌合神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的爱情描写。爱情也是“小资产阶级情感”的一部分，在五六十年代的大多数作品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小说中爱情的缺席。那个时候的爱情（如果还可以成之为爱情的话）允许出现的只有一种模式，用赵树理小说中的话说就是：我爱他／他能劳动。其间私人情感的沟通与共鸣都被当作小资产阶级情感忽略了过去，这不能不说是集体情感对个人情感空间的压抑与排挤。《铁木前传》中，在正面人物九儿身上，作者将她的爱情萌芽表现得很含蓄，她和六儿青梅竹马的爱情倒是更动人。小满儿的介入使九儿很痛苦，但她将这种感情压抑起来，这是一种道德的自律，也是孙犁在描写正面人物时道德上的自律。而当他转而描写小满儿与六儿的爱情时，笔触则要大胆得多。但更具艺术效果的则是杨茆儿的爱情故事，他对于美丽女性的痴迷丝毫不让人觉得卑劣反倒有些可爱，因为对美的执着而忘却世俗杀人的道德眼光，他是孙犁对当时流行的道德戒律的又一次成功反叛。在《聊斋志异》中经常可以看见这种痴情男子的形象，他的现代版当时似乎成了普通人的笑柄，但他的为美而痴迷的性格于孙犁却是心有戚戚焉。(www.xing528.com)

《铁木前传》对于私人情感的开掘使其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显得格外扎眼，虽然孙犁是真正的解放区作家，但当他的文学创作与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抵牾时，面对作家的艺术良知，他唯一的选择只有封笔。《铁木前传》没有后续出版，许多人为之扼腕叹息，但换个角度讲，它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三

“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先驱者们为了证明现代汉语的优越性，着实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比如说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的小说以及三十年代样式丰富的散文作品等等。但是，建国前后，政治意识形态对思想的控制逐渐加强，大一统的思想日益普及到全国，现代汉语便日渐失去了其多元杂生、丰富多彩的面貌。因为，语言并不是单纯的工具问题，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就是思想本身。思想的禁锢、僵化必然会同时导致现代汉语的贫乏、僵死。五六十年代，大多数作品中，描述宏大主题与所谓的光明正大的、公共的集体语言一起湮没了私人情感、私人话语的空间。集体生活、集体话语的公开性，没有个人心灵独特的感触在内，教条主义、公式化自然是当时创作中不可避免的弊端。

《铁木前传》中孙犁运用的却是个人风格鲜明的语言，它简洁自然，又有着浓厚的抒情特征。开篇写童年的时光，孙犁也一下子回到了童年回忆当中，那些语言满载着作者童年单纯的欢乐，洋溢着浓郁的诗意气息，它是作者内心深处流出的一首童年的歌谣。在一个物质贫乏的年代，许多诉苦的宏大主题都被孙犁刻意回避过去，只是专心去营造童年时那种温馨的氛围，来温暖自己孤寂的灵魂。孙犁曾在一篇散文中谈到语言问题，他认为“修辞需立其诚”。语言不需要太多的技巧，但必须真诚，只有从内心深处流出的话语才能动人。《铁木前传》正是以一种真诚的抒情与当时那种规模宏大而又虚假空洞的抒情方式截然区分了开来。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铁木前传》中对古典文学的吸收化用。《铁木前传》中对小满儿的刻画，既有正面描写，又有侧面烘托，明显能看到《罗敷行》的影子，但是却显然更加丰满。古代汉语大多是单字，其优势是简洁，其缺点却在于有时概括性太强，而且发展到后来形成了某种套路：描写女性的美丽必是花容月貌，男性的英俊则必是貌若潘安等等；现代汉语则大多是双音节词，用之不当会显得有些累赘，正如“五四”时期一些复古者讽刺的那样，但优秀的现代汉语作品，则是只见其描写之细致却是去除了繁琐的毛病、能熔古今汉语优点为一体的。《铁木前传》的语言即是如此。对杨茆儿的性格的雕刻，则很见其传奇性，孙犁能于这个普通的小货郎身上抓住他“痴”这一点，一再渲染，看似平平无奇，但小说结束，杨茆儿的形象已于不知不觉中深深地印在读者心中了。这种创作手法，似乎来自《史记》，活用于现代汉语中，却是孙犁在《铁木前传》中的独创。

在一个非文学的年代，现代汉语一方面铺天盖地地湮没着一切个人思想，一方面又贫瘠枯瘦得可怜，孙犁能自觉地以个人话语抵制政治话语的侵蚀、积极地吸收化用有限的汉语资源进行创新，不能不说难能而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