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研究：大陆战后诗歌的流变与成果

战后诗歌创作潮流中，虽然一度出现讽刺诗创作高潮，但除袁水拍、臧克家的讽刺诗艺术表现上有其特色外，真正成熟的讽刺诗并不多见，倒是叙事诗和政治抒情诗的创作进入了“黄金时代”。李季《王贵与李香香》（1946）、田间《她也要杀人》（1947）、张志民《死不着》、阮章竞《漳河水》（1947）等叙事长诗都采用民歌体形式，叙述人民革命中劳苦群众命运的巨大变化，具有群体性的史诗意向，也包含有歌颂人民革命胜利的颂歌性质。刘御的《延安短歌》、蔡其矫的《回声集》、戈壁舟的《别延安》等则是较优美清新的政治抒情诗，有着从生活实感出发的革命朝气和政治激情。这两股创作潮流在1949年后，很自然地演变为颂歌和战歌的创作。

诗人严阵在1950年代曾有两句诗：“所有能唱的鸟都在歌唱／所有能开的花都在开放。”这反映了一个颂歌时代的来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出于对新时代的政治“归属”感、喜悦感，颂歌创作有着较真挚的成分，也有着一定的诗人个体投影。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胡风《时间开始了》等诗作都激情难抑地歌颂了人民革命及其领袖，但也有着个人视角、个人化的语言。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有其政治功利性，也带有民间真实的情感色彩和清新的艺术气息。颂歌创作的深层心理中有着通过自己归宿的肯定而获得对自己存在价值肯定的动机，因此，随着毛泽东的威望日益高涨和中国知识分子皈依心理日趋完成，两者间的互动构成了“宗教的信仰与意识形态的狂热”之间的转换，从而形成了一种笼罩性的类宗教气氛，使得颂歌变成单一的对伟大领袖的偶像崇拜性颂歌。

1949年后，东西方意识形态严重对峙的冷战局势，新中国周边地区（朝鲜、越南、印度、苏联等）的战事压力，反帝反修的国际主义使命，国内“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情势，党内复杂的“路线斗争”状况……所有这些，都为战争思维的继续存在提供了合适的社会环境，也使战歌的创作成为诗坛的一种主导性潮流。除战地军旅诗、革命战争题材诗描写战争中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外，其他将战争思维、战斗激情、战场意识渗透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事件、场景中的各种类型诗歌，都加入了战歌的行列，跟全社会的战争情结、战场心态构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随着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加剧”，战歌在1960年代的数量越来越多。而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紧张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先验预设，因而也使得战歌变得空洞无指，甚至成为某种集体想象的自恋物。

诗歌的自我表现力是顽强的，在集体性的颂歌、战歌创作潮流之外，还是出现了一些咏物诗、边地诗，传达出个人化的诗情画意，但终究显得散落。而一些个人抒怀诗，则由于严峻的阶级斗争环境而无法公开发表。

此时期中国大陆诗坛最有影响的诗人当是郭小川和贺敬之。

郭小川是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最重要的诗人。1950年后他相继出版了诗集《平原老人》（1950）《投入火热的斗争》（1956）《致青年公民》（1957）《月下集》（1959）《甘蔗林—青纱帐》（1963）等，大多是富有时代鼓动性的政治抒情诗。其中一些表现力较强的诗歌往往取“我”的视角，在生活者和战斗者合二为一的身份中表达普通人的意识和心理。《望星空》（1959）是收入《新诗三百首》（牛汉、谢冕主编）唯一的五六十年代政治抒情诗。全诗四节，第一节开头仍是郭小川诗作常见的抒情句式：“今夜呀，／我站在北京的街头上，／向星空瞭望”“心房呀！／不许你这般激荡！”但诗句随即出现了转折，星空显得“异样地安详”，而又“雄厚而明朗”。它的深广、神秘、奇妙、浩大震撼了“我”，“我”深深地敬慕起星空，“啊／星空，／只有春色，／称得起万寿无疆！／你看过多少次：／沙河解冻，／火山喷浆！／你赏过多少回：／白杨吐绿，／柳絮飞霜！／在那遥远的高处，／在那不可思议的地方，／你观尽人间美景，／饱看世界沧桑。／时间对于你，／跟空间一样—／无穷无尽，／浩浩荡荡。”战士的情感暂时消失了，代之以一种更真实更可贵的普通人情感，诗的第二节很自然地展开了置身浩瀚宇宙中所感个体渺小、生命短暂的惆怅。“说什么：／情豪志大，／心高胆壮！／怎比得：／你那阔大胸襟，／无限容量！”／我爱人间，／我在人间生长，／但比起你来，／“人间还远不辉煌。”“远方的星星啊，／你看得见地球吗？／——片迷茫！／远方的陆地呵，／你感觉到我们的存在吗？——怎能想象！”“生命是珍贵的，／为了赞颂战斗的人生，／我写下成册的诗章；／可是在人生的路途上，／又有多少机缘，／向星空瞭望！／人生的行程中，／又有多少个夜晚，／见星空如此安详！”四段诗，层层剖析诗人面对宇宙时的心怀，引发着许多对生活的真诚思考，让人在“十五年赶超英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理想狂热中有所冷静，从现实羁绊中有所挣脱去认识永恒，也让人领悟火热的革命征途中也不可缺乏停下来望望星空的闲暇，安详也是生命可贵的存在方式……诗人一旦直面宇宙，他就会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一种跟永恒对话的声音。然而第三节，诗又发生了陡转，“忽然之间”“天黑了，／星小了”“天窄了，／星低了／星空不再辉煌”，革命现实主义的思维重新主宰了诗人，一个比星空更壮丽的形象占据了诗的中心，那就是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了一座美妙的人民会堂”，它使星月失色，宇宙露出“不会思索”的“呆相”，它是“人间天上”“大地上的天堂”。“我”为自己仰望星空“神情激荡”而羞愧，于是，在诗的最后一节，当“我”“全副武装／在我们的行列里”“再向星空瞭望”，惆怅已一扫而空，时代的豪情化作了诗的壮语：“我们要把广漠的穹窿，／变成繁华的天安门广场；让满天星斗，／全成为人类的家乡。”

《望星空》表明了五六十年代共和国体制中作家能够达到的高度，他们在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仍保持对生活的思索，不掩饰自己的内心困惑，在跟自然、人生的真诚对话中实现着艺术的表现。

郭小川此时期所作大量颂歌中，有一部分呈现出了诗人独有的青春活力，也有着较清醒的历史意识，形式上则多用“新辞赋体”，排比对仗，舒展回环，颇有气势。抒情的角度也多有变化。《林区三唱》《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祝酒歌》等都是富有时代气息而又脍炙人口的诗篇。他后期所写《团泊洼的秋天》提供了典型的郭小川的战歌，写“静静的团泊洼”，“这里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人人都在枪炮齐发；／谁的心灵深处—没有奔腾咆哮的千军万马！／／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火阵，但日夜都在攻打厮杀。／谁的大小动脉里—没有炽热的鲜血流响哗哗！”这种“斗私批修”的场景，仍笼罩着“战争思维”。但由于诗人当时的处境和对现实动乱的思考，诗作不仅有着团泊洼秋天的日常诗意的呈现，而且将“战士”的情感融入了“矛盾重重”的心灵冲突。“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矮小而年高的垂柳，用苍绿的叶子抚摸着快熟的庄稼；／密集的芦苇，细心地护卫着脚下偷偷开放的野花”“大雁即将南去，水上默默浮动着白净的野鸭；／秋凉刚刚在这里落脚，暑热还藏在好客的人家”，这些日常乡间的诗意，以民间原生态的生命力消解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虚妄性。在这样一种诗意氛围中，诗作所抒写的“战士的性格”“战士的抱负”“战士的胆识”“战士的爱情”“战士的歌声”成为一种“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的生命存在。这样的“战歌”，在当时已是一种“另类”的表达。(www.xing528.com)

郭小川还写有多种叙事诗。《爱情三部曲》中，《白雪的赞歌》讲述战争中一对夫妇对革命和爱情的忠贞；《深深的分手》描写严酷的战争考验面前，男女情侣终因理想不同而分手；《严厉的爱》叙述两个性格刚烈的革命者在斗争中的结合。郭小川的叙事诗中，《一个和八个》的题材独特，人物性格丰富，一个冤屈囚禁的教导者和八个罪不容赦的死囚临刑前被敌人包围，教导员和囚犯们并不乘机逃脱，而是跟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突围后又辗转归队……诗作在激昂的革命叙事中，剖露了人性的复苏。此诗在当时受到了批评，而在1980年代初被改编成电影，产生了广泛影响。

贺敬之1942年参与新歌剧《白毛女》的创作，1956年发表抒情诗《回延安》，一时传诵人口。“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时代的“怀旧”，革命的“还乡”，在诗人真切的生活感受中得到了生动的表现。黄土之恋，哺乳之恩，在梦回魂绕中既表达了“军民鱼水情”的政治主题，也有着刻骨铭心的人怀体验。诗作化用“信天游”的形式，抒写个人心怀，也有了较成功的结果。

这之后，贺敬之还创作了《又回南泥湾》《西去列车的窗口》等政治抒情诗，其中反响最大的是一千六百行的抒情长诗《放声歌唱》。诗作借鉴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体”，融入了中国古典诗歌对仗、排比、韵律等特点，提供了一种有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的“楼梯体”诗。但时过境迁，全诗面面俱到地“放声歌唱”，缺乏深刻的个人体验，其政治激情难免失之于苍白。《桂林山水歌》是贺敬之此时期创作的写景抒情诗，写“云中的神呵，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和“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平面化为“绿水白帆红旗来”的时代画卷，其神姿仙态在诗中几乎没得到描绘，甚至不如诗的地名注释来得形象。一首写景的诗却出现自然景物的“缺席”，也反映出了诗性的失落。这种失落最终会消解颂歌、战歌本身的存在。

闻捷的抒情诗集《天山牧歌》（1956）在当时的抒情诗潮流中显得别具一格，不仅有着对劳动、爱情的大胆歌咏，更有着对男女微妙的情爱心理的真切剖露。《苹果树下》在自然节气的转换中，描写姑娘恋爱中的心理变化：春天的歌声中，“枝头的花苞还没有开放，／小伙子就盼望它早结果。／奇怪的念头姑娘不懂得，／她说：别用歌声打扰我。”夏天的“守望”中，“果子才结得葡萄那么大，／小伙子就唱着赶快去采摘。／满腔的心思姑娘猜不着，／她说：别像影子一样缠着我。”秋天的成熟中，“姑娘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是不是挂念那树好苹果？／这些事小伙子应该明白，／她说：有句话你怎么不说？”从“不懂得”到“猜不着”到“睡不着”，清新明快的诗句将姑娘萌动的爱情心理呈现得质朴而生动。1959年，闻捷创作了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包括第一部《动荡的年代》、第二部《叛乱的草原》、第三部片断《觉醒的人们》），长达万余行的诗句，在四句一组，洗练而严谨的章法中，叙述了1950年代初期解放军剿灭新疆巴里坤草原乌斯满匪帮的故事，塑造了青年牧民巴哈尔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边疆风光和人物内心在富有哈萨克民歌风味的形式中得到了丰富的表现。这首史诗式的叙事诗，在1950年代的新诗发展中具有某种突破性的意义和价值。

部队诗人李瑛此时出版的诗集《野战诗集》（1951）、《红柳集》（1963）以其军旅边地诗为五六十年代的诗坛增添了一种清新亮丽的色彩。他的诗，爱国主义热情和乐观主义精神常寓于对边陲景物风光细腻的感受、传神的捕捉中，如写《戈壁日出》：“当尖峭的冷风遁去，／荒原便沉淀下无垠的戈壁……／／忽然地平线上喷出一道云霞／淡青、橙黄、橘红、绀紫，／像褐色的荒碛码头，／委弃一片难鸡的翎羽。／／太阳醒来了—／他双手支撑大地，昂然站起，／窥视一眼凝固的大海，／便拉长了我们的影子。／／……然后，他好像暴怒起来，／一下子从马头前跳上我们的背脊。／接着便抛一把火给冻冷的荒滩，／然后又投出十万金矢……”细腻的感觉，在腾越而起的太阳和坚硬冷寂的戈壁之间幻化出种种刚烈雄健的意象，寄寓着“人民意志的美丽”。《边寨夜歌》写月夜：“边疆的夜，静悄悄，／山显得太高，月显得太小，／月，在山的肩头睡着，／山，在战士的肩头睡着。”剪纸一样轮廓鲜明，月、山、战士呈现的层次感中，充溢着对边防战士的深深敬意。

和李瑛同时代的军旅诗人还有公刘、顾工、白桦等。他们的诗作不仅真实记录了火热的边地军营生活，而且较深入地开掘了当时民间传说、民间艺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