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香港小说在本地化进程中的影响

战后香港文学中，创作数量最多的仍是小说。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代平均每年出版单行本或在报刊连载的小说有六十种左右。都市写实小说、现代主义实验小说和通俗小说等创作都有所兴盛，南来作家和本土作家皆有佳作。

战后香港小说的本土化进程是最值得关注的。这方面，侣伦的创作首先值得关注。侣伦（1911—，原名李林风，另有笔名林风、林下风等）1929年与谢晨光、张吻冰等组成“岛上社”，1930年创办《岛上》杂志，在香港早期新文学中有重要影响。他1928年开始发表小说，相继出版了小说集《永久之歌》（1941）《黑丽拉》（1941）等。战前近十年中，其小说缠绵悱恻的言情叙事中较多纤弱，往往在游戏人生、报复人生中透出感伤。从他最早的小说《殿微》，到1930年代中期的《超吻甘》，都是描写周旋、玩弄于几个男子间的女性对男性社会的挑战、报复。即便是在“言情”上有所突破的《伏尔加船夫曲》也是以霞对丈夫陆光婚外恋的惩罚表达了类似的题旨。这自然也有着“港味”，但更多的是海派小说的影响。抗战爆发后，上海1930年代的创作、传播机制被破坏，而香港仍处于较平稳的状态。此时，侣伦似乎能有余裕地来开掘香港本土的文化资源，战时的感受也加深着他对不同肤色种群之间纯洁人性相通的理解。《黑丽拉》（1937）还只是在南洋女子黑丽拉和穷作家“我”相爱的悲剧中写出了其人性中强悍、自尊的一面，并表达了一种人道主义情怀。随后的《永久之歌》则将时空推远，描写了在德意志的星空下三个青年男女对美好人性的共同追求。名门之女戴茵罗对木匠之家的哈莱的看重，以至倾慕；出身望族的史密德久恋戴茵罗，却以成全哈莱和戴茵罗之姻的善良心地作出自我牺牲；哈莱在私拆史密德信件，知道事情真相后，便隐迹江湖；欧洲大战中，哈莱双目失明，史密德阵亡战场，戴茵罗别墅夷为焦土，仍在回响的是这三个年轻人对友谊、爱情的执着追求……小说将这些情节环环相扣，一气呵成，在对异族青年男女的命运、追求的理解中表达了人类相通的爱和美。战后的《无尽的爱》（1946）更进了一步，以“我”的视线写出了人类历史中一种历久而在的悲壮。葡萄牙少女亚莉安娜在二次大战中的遭遇几乎浓缩起人类一切苦难。母亲和弟妹身亡于日机轰炸之下，新婚前夕，未婚夫巴罗奔赴前线，被俘后为跟亚莉安娜早日重聚而越狱牺牲。亚莉安娜对战争的理解显然早已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她原先跟巴罗约定，要一起从越南进入中国，参加抗日义勇军。而巴罗遇难后，亚莉安娜又忍辱含垢，一心为未婚夫复仇。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控制住自己，跟日本宪兵队长佐藤周旋，用每周六夜里一杯咖啡所下的慢性毒药终于让佐藤命归黄泉，她是为了巴罗“勇敢的爱而同样勇敢地去接受死”。小说结尾写到亚莉安娜从容就义：“她昂起头来傲岸地走着，乌黑的长发微微的飘动；两只圆大的耳环闪着金色的光芒，一步一步的走向囚车。”这情景，会使中国人“联想起法兰西大革命的恐怖时代，那些昂然踏上断头台去为自由而献身的女英雄”。在这种人类共有的历史悲壮中，充溢着的是人的尊严。

显然，跟一般西方文学中对于“异”（例如东方）的虚构不同，侣伦的小说将目光投向异族男女时，这些异族男女的血肉、灵魂，仍跟香港城紧密相连。侣伦小说从早期的感伤变为战时的刚健明朗，黑丽拉的原始蛮性、史密德的自我牺牲、亚莉安娜的爱憎分明，都在跟邪恶的对峙中显得兀兀独立，显现了战时香港文学的特异之处，而这又扣住了二次大战人类正邪对峙的本质。

侣伦小说不仅人物形象有着香港社会华洋杂处的特征，而且人物场景也有浓郁的香港“乡土味”，渡轮、咖啡店、士多店、酒店、有轨电车，点缀、穿梭于南国海滨的尖沙咀、油麻地……映衬出香港人的悲欢离合。这些都使得侣伦小说成为地道的香港本土作品，它甚至表明着香港文学走出海派文化的影响，而开始追求自己的独立品格。侣伦的上述小说在战后的香港畅销，其创作在战后也保持旺盛势头，香港文坛商业性“传奇”作品主导的局面开始改观，这正是侣伦战时小说，尤其是战时异族题材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侣伦在战后还出版、发表了《恋曲二重奏》（1950）《三颗心的男子》（1950）《彩梦》（1951）《伉俪》（1951）《残渣》（1952）《穷巷》（1948，1952）《暗算》（1953）《佳期》（1953）《都市风尘》（1953）《旧恨》（1953）《塞士之秋》（1954）等十余部小说集。短短三五年中推出如此多的小说集，得力于他战时创作的积累。如果说，侣伦战时小说的“港味”多表现在对华洋杂处的香港都市风味的呈现，其中的文化认同多少有英殖民地的历史印记，而他的题材取向、“半通俗”的写法体现出香港小说的生成，那么，他战后的小说则呈现出更为本地化的探索。未完成的长篇《特殊家屋》用“洋场小说”的叙事口吻写战争期间香港人不忘“享受”的人生，“写世相不避庸俗，说人情不隐劣德”，很接近香港小说的“正宗”了。此时期他最成功的作品是长篇《穷巷》，小说1948年连载于香港左翼报纸《华商报》，“讲说香港底层小人物的故事，‘现实主义’手法与《华商报》副刊步伐一致”，得到了左翼作家的肯定。但小说成功之处还在于其表现的香港商埠乡土意识，人物命运也较典型地反映了香港战后社会最初转型中香港人的生存状态。小说讲述香港一间狭小简陋的住房中四位相濡以沫的穷朋友的生活，新闻记者高怀抗战中积极从事抗日，战后失业；军人莫轮抗战致残，复员后捡破烂为生；同是抗日军人而被遣散的杜全更是生计无着，无奈中投奔莫轮；小学教员罗建也工薪微薄，全力支持着这“一家四口”的租金，还和高怀一起搭救了被逼自杀的女子白玫。小说以“住”的困窘凸显了香港的生存环境，在一间四个男子的小屋再挤进一个年轻女子的独异环境中写出了战后香港贫民的命运，也在香港的世态人情中写出了人物的善良、坚韧，这种小人物的历史才是地道的香港历史，充溢着香港民间的情义和生命活力。而小说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如写高怀的高尚情操，为他人分担的种种义举，写罗建的为人师表，埋头苦干，更是游离于当时左翼文学之外的。

比侣伦的《穷巷》连载要早一些的是经纪拉的《经纪日记》。经纪拉就是1970年代署名“三苏”，在《纯文学杂志》上写《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现状》的高雄（1918—1981，原名高德熊，浙江绍兴人，生于广州），1944年定居香港。1948年，《新生晚报》连载他的社会写实小说《经纪日记》（1953年出版单行本），小说以叙述人“我”的所见所闻，写尽了当时香港的世态人情，虽结构松散，有时叙述近似流水账，但叙事内容、方式、语言都颇具香港本色。虽有方言的引入，但商场气息浓，有时反而使叙事更有香港意味。高雄随后还发表有《拉哥日记》（1954）《石狗公日记》等，同时写有言情小说《新寡》（1956）《寒烛怨》（1958），侦探小说《报复》（1951）《黑水仙》（1956）等。他的存在表明了战后香港小说本地化进程复苏的活力。而且，高雄的笔调比侣伦更多种多样，几乎囊括了四五十年代香港副刊文学类型，仿效者、呼应者不绝于后。这一线索才真正拓展开了香港小说的战后格局，正如香港著名学者黄继持所言，高雄的小说“就其为最具‘香港味’的小说而言，所刻画的香港社会转型期的世态，所隐含的文人‘卖文’时从俗媚俗与知识良心的矛盾‘张力’，往往可作艺术玩味”，而其“提供的社会历史资料，以至日常语言变化，往往比‘正统’的小说乃至学术著作更为具体丰富。”真正意义上的香港文学正孕成于《经纪日记》为代表的那一脉小说创作中。

舒巷城（1921—1999，本名王深泉，生于香港）1950年发表短篇小说《鲤鱼门的雾》使他“名震遐迩”。小说描写香港贫民窟鲤鱼门渔民的遗腹子梁大贵的人生遭遇，鲤鱼门海峡的雾当年吞噬了梁大贵父亲的生命，梁大贵十五年中在雾中离去、归来、又离去的叙事包含了主人公对鲤鱼门这个生他养他又让他伤心流泪的故乡之地的复杂情感。他的代表作《太阳下山了》（1961）被视为“在情节结构、叙述文体及地方性各方面”突破了“左翼文学的模式”，“开始初现香港文学的本土特色”。

舒巷城后来还出版有抗日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白兰花》和以青年画家西蒙之死揭示商业社会对艺术价值的扭曲的长篇小说《巴黎两岸》。他的短篇小说集《山上山下》《雾香港》《伦敦的八月》等也多写香港草根阶层的生活，有着一以贯之的苍凉凄美的笔调，他也一直被称为“最具香港的乡土特色”的作家。

本时期香港小说创作的主干力量还是四五十年代之交从中国内地来港的作家，他们“有的长居融入香港社会，作品渐呈香港特色；有的旅港或短或长，外人或过客心态始终难以脱缺，写于香港的作品风采有别”，“他们在中国政局大变前后来港，既有政治与文化理念轇轕，复有文艺范式之执持，更切身的，还有生计问题。”五六十年代香港作家中，南来作家要占70％以上。他们都面临“商品化”“政治化”的文学困境。就意识形态影响而言，无论是林适存《无字天书》那样的“反共小说”，还是严庆澎《金陵春梦》那样的“反蒋文字”都“虽或轰动一时，过后多余无味，作家亦不以‘文艺’自居”。这时期创作了描写香港社会的长篇小说《酒店》（1952）的曹聚仁还写有小说《李柏新梦》（1952）。作品糅合美国小说家欧文（W.lrving）的《李柏大梦》和中国的“烂柯山”传记，以一种戏谑的叙事口吻，传达出“走马灯似的，转来转去”的社会变迁中民众的困惑不解，“国民党跟共产党要好的时候，谁是反动派呢？”的疑惑和“中国跟美国好得很，美国跟苏联也要好得很，中、英、美、苏，好似结拜兄弟，你帮我，我帮你”的回顾纠结在一起，呈现出战后香港民众渴望超越政治对峙的寻求。而这也是南来作家创作的寻求。同时，身处香港社会，南来作家也难免迁就“商品化”。所以留存于文学史的，还是那些能超越于商品化与政治化之外而有所作为的作品，如本书前述的徐訏、徐速等的小说。

“‘文艺小说’在以南来文化人为主体的作家努力下，‘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得以分延一脉，浸而带动香港小说的拓展，其后又有提升，小说也从源于西方十九至二十世纪初期，而为中国新文学所接受的‘传统’形式，走向‘现代主义’风的‘实验性’。从‘文艺小说’到‘实验小说’，冲出‘通俗小说’的包围，又多少反作用于通俗小说促其提高。这可以看做香港小说成长的轨辙。”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香港小说界出现了“实验小说”的创作，借助于现代小说观念和手法，开拓小说新的艺术世界。同时也对文学的边缘性、无力感做出某种反抗。在实验小说领域中创作颇有影响是刘以鬯。

刘以鬯（1918—，浙江镇海人，原名刘同绎）1930年代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时开始发表作品，1948年去香港从事编辑工作。1951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天堂与地狱》，之后又出版了长篇小说《酒徒》（1962）《陶瓷》（1979）《岛与半岛》，中短篇小说集《寺内》（1977）《1997》（1984）等，还在报纸连载过小说《龙女》等。他另有散文随笔集多种。他长期主编《香港文学》，对香港文学的发展出力甚大。

刘以鬯长期进行“实验小说”的探寻以求摆脱小说的生存危机。他的实验小说大致有两类。一类是运用现代派小说的手法、技巧，融合不同的艺术因素，拓展小说的艺术世界，在揭示生活的荒诞和灵魂的隐秘中显示出新颖独特的审美感受的。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的《酒徒》以一个良知未泯的职业作家在金钱至上的香港社会中时醉时醒、佯醉真醒的状态表达了对香港人文生态危机的剖析和批判。人物的灵魂忏悔，香港都市的声色生活，都在小说的意识流技巧中被呈现得酣畅淋漓，而小说在心理时间与象征符号相交叠的叙事结构中仍保留相当完整的情节，人物在现实和潜意识世界之间出入的线索也清晰可辨，《酒徒》由此被人称作中国第一部长篇“意识流小说”，探索“内心真实”的东方意识流小说（严格讲，时居香港的徐訏从事长篇意识流小说要比刘以鬯早）。

刘以鬯运用意识流手法是着眼于突出人物在都市生活环境刺激下复杂错综的个体感受，所以他的意识流小说是对香港都市文化资源的一种开掘，提供了较为成熟的现代都市小说形态。《对倒》是借助于邮票的“对倒”形式，呈现都市中人生的隔膜。小说中的男女主从公淳于白和亚杏在各自的意识世界中漂浮，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经常擦肩而过，甚至比邻而坐，但他们的意识世界永远不会相交。东方式的富有诗意的意象和比喻，又常常被用来表现人物意识的流动，也使刘以鬯的意识流小说少了乔伊斯、福克纳小说的艰涩和狂乱（刘以鬯曾述及乔伊斯、福克纳等都是他非常崇拜的作家），而多了行文的明净、适意。在意识流小说的创作上，刘以鬯比19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要显得深刻。

另一类实验小说以现代人的感觉、观念和新的手法重新剖析、诠释古典题材的“故事新编”。发表于1964年的《寺内》是改写传统戏曲剧目《西厢记》，在原有的张、崔之恋中又增写了崔夫人、红娘的潜在性意识，使“西厢记”的古老叙事实现了从伦理本位到自我本位的转换，以繁复的铺叙凸显人物，尤其是女性的内在欲求。其他“故事新编”，如《蜘蛛精》描写唐僧面临蜘蛛精挑逗宗教信念压抑下的情欲冲动，《蛇》改写《白蛇传》凸显了白素贞的女性性意识，也都在古老的故事中注入了现代的生命理解，肯定了本真的人性和自然的人性形式。刘以鬯的“故事新编”重在被遮蔽的生命本相的呈现，是用现代艺术理念对“历史”的一种复活。

刘以鬯的实验小说在小说结构和形式上都颇多创新。大概是敏感于现代都市社会中媒介因素的作用，刘以鬯往往直接借助于文学“排列”的变化传达出深广的意蕴。《打错了》被视为微型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只有两段大致相同的文字，只是后一段添加了主人公接了一个“打错了”的电话，晚出门几秒钟，结果免于车祸，由此凸显了人物命运的偶然性。《蜘蛛精》采用两种字体，第一人称叙述唐僧的心理、感觉、意识时，用黑体字不加标点地排列，充分显现了唐僧内心的慌乱、无奈。全篇又不分段，两种字体紧迫地交替出现，强化了唐僧同蜘蛛精的紧张纠结。《黑色里的白色白色里的黑色》更用特殊的印刷排版，以“白底黑字”进行意味着光明、纯真、善美世界的叙事，而“黑底白字”的叙事则呈现出黑暗、虚假、恶丑，小说的贯穿人物麦祥则出入于两大色块更替的叙事之中，揭示出香港社会“黑白”相间杂陈的现实。《岛与半岛》则以楷书字形成纪实的背景叙述，以秀体字表示虚构的小说正文，两者交互作用，推进小说的叙事。这些小说都是利用字体“排列”的创新强化叙事的“视觉效果”。仅此就足见刘以鬯小说形式上的创新锐意。而他小说多变的结构往往追求自由适意的诗境，看似疏松的结构往往蕴含一气呵成的艺术感觉。他的小说是一种特殊的诗化小说。

处于香港社会中，刘以鬯也无法完全摆脱迫于生计的写作，但他努力将“娱乐自己”和“娱乐他人”结合起来，从而沟通了雅俗艺术层面。《陶瓷》描写文革影响冲击下的香港陶瓷市场的动荡，揭示欲望对人类的支配。小说用轻松诙谐的手法来描写主人公丁士甫的可笑处境，但又使其形象寓言化，摆脱了单纯的讽刺性，让读者在娱乐中悟出人生哲理。刘以鬯长期致力于小说创新，也包含着其沟通雅俗的努力。

在现代小说实验中，青年作家崑南（1935—，原名岑崑南，出生于香港）的小说《地的门》（1961年以现代文学美术协会的名义自资出版）将后羿射十日的神话跟青年叶文海的生活顿挫“拼帖”在一起，叶文海时时感觉国家、爱情、抱负、友情、社会、宗教、教育等外在制约像十个月亮，时时在冷冷耻笑他，他要“射月”，反而葬送自己。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资源和西方现代文艺材料融合在一起，表现出香港小说不自外于世界小说潮流的一种走向。(www.xing528.com)

香港小说本土化进程的重要内容是通俗文学的发展。通俗文学的门类在香港文学中显得丰富多样，武侠、言情、科幻、历史、幽默、财经、灵异、不文（性笑话杂文或小说）等领域都逐步有了重要的代表作家。而在五六十年代，新武侠小说首先成为香港通俗文学的重镇，它跟七十年代的言情、科幻小说，八九十年代的财经小说相呼应，成为香港文学探索文学性和消费性相结合的重要里程碑。

梁羽生（1926—，广西蒙山人，原名陈文统）是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因十分喜欢民国时期“北派四大家”的武侠小说家宫白羽而以“梁羽生”为笔名。1954年初，港澳两派武师公开比武，一时成为当地焦点话题。《新晚报》总编辑罗孚看准时机，力邀梁羽生写作武侠小说。1月20日，梁羽生的武侠处女作《龙虎斗京华》开始在《新晚报》连载，历时半年，广受关注。之后，梁羽生共创作了三十五部武侠小说，较为著名的有《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萍踪侠影》《云海玉弓缘》《侠骨丹心》《武当一剑》等。

1966年，梁羽生曾署名“佟硕之”，在香港《海光文艺》第1至3期发表长文《新派武侠小说两大名家金庸梁羽生合论》，认为“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则较重”。梁羽生出身书香门庭，抗战时期又师从饶宗颐、简又文等国学大师、历史学家，他的武侠小说也更多地对应于明清历史和唐诗宋词。他把唐宋明清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引入武侠小说，民族斗争、阶级矛盾、时代变迁等画面的描述，深化了小说的侠义精神，但往往也冲淡了“侠”的个人色彩。

梁羽生被视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业宗师，但他的创作较多地倾向于传统。《龙虎斗京华》描写清末义和团运动，主人公娄无畏以暗杀手段对抗清政府，后来在“云中奇”的启发下，投身到义和团的集体斗争中去了。小说对义和团运动的肯定，基本上来自“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影响。这一影响奠定了梁羽生武侠小说的思想倾向。他笔下的侠义形象多为国家、民族、正义而殉身，也属于正统的“侠之大者”。在写法上，梁羽生描写细腻，情节展开趋缓。这些都明确区分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武侠小说的发展历史中，梁羽生还是更多地扮演着一个继承者的角色。

梁羽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引人注目。《白发魔女传》《江湖三女侠》《冰川天女传》《女帝奇英录》《云海玉弓缘》等都以女性作为主人公。这些女性形象才貌双全，对爱情坚贞不贰，追求人的独立尊严。梁羽生描写女性形象充满了现代人独立平等的人格精神，也有着爱情和事业冲突的现代悲剧意识。

罗孚曾赠梁羽生五言律一首：“金田有奇士，侠影说梁生；南国棋中意，东坡竹外情；横刀百岳峙，还剑一身轻；别有千秋业，文星料更明。”此诗点明了梁羽生以太平天国为题材的历史武侠小说的创作，也言及了梁羽生热爱棋艺，喜将诗词歌赋、棋琴书画化作武侠小说中的艺术因素。梁羽生也酷好联语，倾力于文史随笔和联语创作。这不仅使得他小说回目对仗工整，典雅精致，往往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而且行文节奏暗合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节奏，使得他的武侠叙事更带有一种儒雅气质。梁羽生的小说是武侠小说诸家中文化意味最浓的一家，其影响远不如金庸小说，倒更切合武侠小说文化意义重于文学意义的存在。

金庸是1948年香港版《大公报》复刊被派往香港的，1959年创办香港《明报》，任主编兼社长历时三十五年。金庸是集报人、学者和小说家于一身的作家，但他主要是以武侠小说创作而闻名于华人世界的。1955年他在《新晚报》首次以“金庸”之名连载《书剑恩仇录》，至1969年创作发表巅峰之作《鹿鼎记》，金庸共创作了十五部长篇武侠小说，之后，挂印封笔，退出“江湖”。金庸小说问世半个世纪，影响历久不衰。十五部作品均被改编成影视、广播、舞台剧，其销量长踞华人社会书籍之榜首，不少作品被译成英、日、法、泰、越、韩、马来文在海外流传。

1988年，文学史家章培恒在《书林》11期发表《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一文，指出，金庸小说的思想与艺术均高于当时被视为代表了中国当代历史小说最高成就的《李自成》，前者“假中见真”，人物性格真实而有感染力量，后者“真中见假”，导致读者的幻灭感。章培恒这一论述的价值在于将金庸武侠小说同姚雪垠历史小说这两种创作年代时差不大的作品进行了比较，凸显了金庸小说对于中国文学的价值。

金庸小说体现了他写作的自由精神，在历史和审美的内涵上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国家、社会、历史”的单一纬度。《天龙八部》《鹿鼎记》有着对汉族中心主义的质疑、否定和对狭隘民族主义的突破，《笑傲江湖》《书剑恩仇录》在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对照中有着对汉族文化的反省，《雪山飞狐》《倚天屠龙记》有着对于伐恶复仇这一传统观念的质疑，这些“无意是武侠小说史上的一次革命”，也是当时“身在大陆的作家很难做到的”。而金庸小说侠客形象的塑造，将民间文化中的超验世界（神奇世界）和内自然世界（个性）化成一种任情自由的生活形态、独立不拘的精神姿态，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中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金庸小说成功塑造了众多性格复杂、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萧峰、段誉、张无忌、令狐冲、郭靖等已成为既走进寻常百姓人家，又为文学评论界关注、研究的人物形象，其文学史意义是独异的。其中《鹿鼎记》中的韦小宝这一形象在人物塑造上更有重大突破。这一形象不仅有着人性自身的冲突与矛盾，有着性格的丰富性、多面性，而且有着深刻的文化寓言、历史寓言的意味。韦小宝从一位不学无术的市井小人物到官拜鹿鼎公，甚至要被顾炎武、黄宗羲等“拥戴”为帝，这一过程反映了中国人性格的一些本质特征及其跟中国文化的联系。韦小宝身上，既有着“为我”“贵生”的杨朱思想和“兼爱”“贵义”的墨子学说的传统影响，也有着近代“市民哲学”的巨大潜能，所以他才能所向披靡，“情场”“官场”皆左右逢源。韦小宝这一形象以其经历的荒诞性戏拟了历史，颠覆了“民族主义”一类的宏大叙事。这一形象出现在1960年代的香港文学中，反映出“都市性与商业性”已成为“香港文学更为本质的动力”。

金庸小说一以贯之的语言努力也呈现出中国文人的民间情怀。“五四”后的新体白话文即便在被倡导“大众化”时，也往往只是中上层知识圈子或政治集团对社会大众的“入侵”，而并非社会大众本身的承认。金庸的语言努力直接蕴蓄于香港社会都市性和乡土性的结合中，其乡土性主要是指“下层性”、“市井性”。金庸的语言继承了从张恨水、刘云若那个传统下来的自然、流畅，更多地吸收了民间社会清新的语言活力，去掉了各种各样的“腔”，既无欧化腔，又无启蒙腔，也注意去掉了市井的荒杂性，在优美而传生活之神中沟通了雅俗。

1952年，《星岛晚报》连载了南宫搏（1924—1982，浙江余姚人，本名马彬）的八部小说，大多是历史小说，如《貂蝉》《西施》《宋玉台》《易水歌》《虞美人之死》等，之后他又发表出版了《风波亭》《桃花扇》《大汉春秋》《十年一觉扬州梦》等四十余部历史小说，其中一些作品被译成英、日、西班牙等文，南宫搏成为香港文学史上第一位广受赞誉的历史小说家。

南宫搏小说的取材大多为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但都一一给予了现代的艺术处理。《易水歌》描写太子丹性格多疑导致荆轲刺秦失败；《杨贵妃》刻画李隆基面对杨玉环时内心道德与欲望的冲突；《赵飞燕》讲述了一个平民女子成为皇上宠妃的过程……这些小说都注重现代心理分析，凸显了人性冲突，也传达了作者对历史的思考。南宫搏历史小说中写得最好的是爱情悲剧。《押不卢花》（题名意为“美丽的仙草”，蒙古语）讲述元代梁王之女阿盖公主在其夫段功死于奸臣之手后饮毒药孔雀胆自尽殉情的悲剧。《绝代佳人》描写李夫人被其兄李延年献进宫后无法忘却恋人霍光，重病中在汉武帝寿诞庆典上疾舞身亡的悲剧，都在史实基础上，以浪漫想象的笔调，对人物性格有细腻生动的刻画，充分显示出作者的创作才华。

比南宫搏稍后发表历史小说的董千里（1923—，原名董炎，浙江人）1954年开始出版作品，创作甚丰，其中历史小说《成吉思汗》（1960）《马可波罗》（1965）《董小宛》（1965）等都为人称道。他的小说历史想象丰富，细节描写丰盈，侧重于寻求历史中“沉睡”的东西。长篇小说《成吉思汗》所描写的铁木真有励精图治、心胸开阔等草原民族的英雄本色，也有着嗜杀好色的弱点，而剧作寻找的是马背民族的尚武精神和生命活力。《柔福帝姬》在抗击金人入侵的背景上描写宋末公主瑗瑗的爱情故事；《董小宛》描写困于宫墙中的董鄂妃的禁锢生活，都有着作者从传统、诗词引发的想象，使作品呈现哀婉动人的艺术美。

这一时期言情小说的作家有战前就介入通俗文学创作的杰克和1960年代开始职业写作的依达等。但香港言情小说鼎盛局面的出现要在1970年代后了。

“当‘通俗小说’吸纳部分‘现代小说’技法，当‘实验小说’日益关切现实生活，当两类小说俱有所提升，从各自的视角呈现此际都市人生的内外景观，则‘香港小说’作为一项有其个性的具价值意义的文学创造，方算成形。”1960年代的香港小说就此打开了局面，到七八十年代蔚为大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