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香港文学思潮与创作格局：左右翼政治对峙中的成果

1945年8月光复后的香港，由于恢复了港英政府统治的传统，在国共战争日趋白炽化的内地之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种较具包容性的空间。但战后初期的香港文学提供的主要形态并非战时中国文学的延续，而是后来大陆1950年代文学的某种先声。左翼文化力量在香港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利用香港的和平环境有组织地展开对毛泽东“讲话”精神的全面诠释、宣传，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置于马恩列斯的学说脉络中来充分肯定毛泽东“讲话”的现实价值，并且通过将方言文学、粤语电影等纳入“革命化”“大众化”轨道来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二是以较大声势开展大批判运动，例如对沈从文、钱钟书小说的批判，“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思路，以政治宣判替代文学讨论的做法，都已被贯彻在当时的批判模式中，而对“五四”后新文学的评判，跟后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报告已相当一致了。第三是作家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时左翼文学的气氛，使外部批判自然演化成了自我批判，作家们自觉地从“文艺是服从于政治，服役于政治”的立场上反省自己的创作如何偏离了“主流”，自己写作动机的不纯和艺术上的“‘唯美派’的不健康的倾向”，表示今后要深入大众生活。这样的反省已包括了作家自我教育思想运动的基本内容。当时很有影响的香港四大副刊（《华侨日报·文艺》《星岛日报·文艺》《大公报·文艺》《文艺报·文艺周刊》）从1948年中期至1949年的一年半时间里，就发表了37篇论文，内容涉及上述三个方面，28名作者则几乎全是左翼文人。上述内容，成为日后中国大陆文艺模式的某种前奏。而这一切，构成了本时期香港文坛“文化政治”最主要的背景，也直接影响了1950年代后香港文坛左右翼营垒分明对峙的格局。

可是由于香港文坛并未介入体制上的意识形态操作，此时左翼文学的强大并未影响香港体制的根本性改变。所以1950年代后的香港文学反而出现了容纳被左翼文学排挤的其他新文学传统的情况。除了左翼传统在北京、上海等地进入体制而成为中国大陆文学主流，“五四”后另外几种主要的文学传统，现代主义都市文学传统，通俗文学传统，坚守艺术本分的传统“全都转移飘零到香港”（其实并非只是流落到香港，也有流落到台湾的），而左翼文学传统在香港也仍有影响。而这几种文学传统跟香港本土文学力量结合在一起，改变了此前南来文人的“中原情结”总跟香港文学本土化进程发生冲突，乃至对峙的局面。真正意义上的香港文学格局开始形成。

1949年前后，二百多位旅居香港的大陆左翼文化人士北返，而一些右翼文人则陆续南来，香港再次出现“移民潮”。跟以前南来作家不同的是，此时相当多的南来作家，如徐訏、力匡、南宫搏、秋贞理（司马长风）、刘以鬯等，自此以后定居香港，其过客心态逐渐削弱，其创作也逐渐融入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建设之中。同时，南来文人有不少是新闻业者和学者，前者促进了香港文学中报栏文章体的发展，后者不仅形成了香港学者作家的创作传统，而且其“使命感和生活需要后来促成十多间专业学院在香港的惨淡经营”，包括后来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亚、联合、崇基三所书院，以及现在称作大学的岭南学院，改变了1950年代只有香港大学一枝独秀的香港教育格局，构建了跟香港文学互动的中文大学校园文化，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文化本位的文化激情和民族意识强烈的“故国之思”，提升了香港这一殖民性、商业性城市的文化品位，这种文化生态是有助于香港文学生存发展的。

正是大批作家的南来，使得香港作家在战后冷战格局中的人生抉择，成为内在沟通香港文学跟内地文学、台湾文学的一种联系。不同政治势力的对峙构成着此时作家创作的社会大背景，但在整体上尚无体制性力量迫使作家政治化，这给香港作家提供了突围出政治“陷阱”而寻求创作的“自我”的历史可能性。南来作家在身心无依的境地中创作的“突围”既呈现出政治对文学的牵制和文学对政治的超越并存的情况，又有着对香港工商社会人文生态的调适和抗衡。而这种情况，事实上将香港文学和中国内地文学在互为参照中纳入了同一格局。

本时期香港右左翼对峙的状态实际上是美苏两大阵营冷战时期在东欧展开争夺的“翻版”，美苏双方“都将这场斗争视为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甚至人类社会未来的竞赛和抉择”，因此其对峙是激烈的。195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香港成立亚洲基金会，受其资助和影响的有友联出版社（1951）、人人出版社（1951）、亚洲出版社（1952）、今日世界出版社（1952）等，它们出版的《中国学生周报》《大学生活（半月刊）》《人人文学》《亚洲画报》《今日世界》等刊物都被视为美元文化的产物。而1950年代初期来港，身负左翼政治和宣传任务的人士或为中国大陆宣传爱国意识的南来文人，则以《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等左派报纸副刊为阵地进行写作，同时也创办了《良友画报》（1954）《文艺世纪》（1957）等刊物，复刊了《文坛》（1950）等刊物，成立了以“三联书店”为首，包括南国出版社、三育图书公司、南苑书店、新地出版社、上海书局等在内的出版“网络”。左右翼两大阵营的对峙，成为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坛的基本格局。

但香港左右翼文化阵营的对峙，又并非双方势不两立。主要原因在于左右翼文人之分是作家自己所取立场而致，较少政党性，组织性力量的操控。当时“台湾作家的反共小说”也大量“在香港发行”，然而“这些小说与当时香港文艺界谈不上有任何互动”，这一情况说明香港文坛左右翼的对峙已非1920年代后期中国左翼文学兴起后密切联系着国共对峙的历史状况了，它有着香港战后环境中的特定内容。一是双方政治立场尖锐对立，但“左右两派文人，却同有浓厚的中国情怀，左翼着眼于当前，右翼着眼于传统，但同样‘根’在中华”，到了1960年代，右翼坚持的民族意识，与左翼提倡的爱国情操甚至交汇合流。一些本土出身的作家更超越左右翼对峙政治的层面，追求国家、民族、本土的文化建设。这使得战后20多年中，香港取代了中国大陆扮演了“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的角色”，广泛影响了东南亚华文文学，“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逐渐由台湾文学接过棒子”。二是左右翼对峙一旦真正进入文化、文学的层面，实际上都会有较大的回旋空间，“对于在冷战气候之下出现的‘美元文化’，有些人认为全是纯反共动作，或政治宣传，其实未免有点‘想当然’”。事实上，“美元”资助下的文化打开了香港跟世界文化接触的窗口，一些文艺活动甚至“大有助于当时香港青年接触中国大陆二三十年代以来的文艺作品，乃至俄苏文学”。而“较长期在香港居住的左翼文化人，如罗孚等，多年来秉承中央的指令，他们也认同要尽量淡化‘左’的色彩，以较‘灰色’文艺的面貌来争取香港读者”，“他们对香港本地青年的影响，主要不是在政治意识方面，反而在于唤起他们的民族意识，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在文学观念上，右翼阵营在1950年代后期就已经注意到对西方现代派的介绍，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较纯粹的现代主义文艺崛起，显然淡化了右翼文坛的政治色彩。而左翼的“社会主义现代主义”在香港显然无法落实，所以左翼文坛坚持的“批判现实主义”已跟中国大陆的文学思潮疏离，同时左翼在认识和理解西方现代文学思潮上也较宽松。可以说，香港左右翼阵营在文艺观点上较少正面交锋，更未在文艺观念上形成根本性的对抗。三是左右翼文学阵营的文学创作各有其侧重点，但都推进了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建设。左翼文学阵营的写作更多地继承了1940年代后期采取的与香港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开始多取“写实”手法，反映香港草根阶层的生活，后来为了更迎合市民大众的阅读需求，推出了在大陆全面禁绝的武侠小说，左派报纸《新晚报》更是捧出了梁羽生、金庸新武侠小说。右翼文人则强调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文化的承担感，强调中国文化本位的思考和感受。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建设，既包括摆脱国共两党政治意识形态和英殖民文化的影响，也包含对香港工商消费社会环境的调适，左右翼文学阵营对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建设都有着正面的影响。

右翼文学思潮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受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主导影响，但在文化传统上坚持自由主义立场，使得其思想倾向具有了某种包容性。例如，被视为著名的右翼刊物的《中国学生周刊》虽有着“绿背文化”的背景，但编者还是力图坚持自由开放、兼容并包的办刊方针：“我们不受任何党派的干扰，不为任何政客所利用，在这里，我们可以畅所欲言，以独立自主的姿态，讨论我们一切问题，从娱乐到艺术，从学识到文化，从思想到生活，都是我们研究和写作的对象。”该刊政论文章的右翼立场是明显的，但其政见基本上属于自由主义的立场，所以创刊号就强调了个人对政治的承担：“虽然我本身是根本赞成西方的民主政治，但我也不应当尽掩饰民主政治的弱点；虽然，我根本反对斯大林式的共党政权，但我也不能全部抹煞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世界中没有一种万全的制度，制度是人为的，人既不是万能的，他立的制度当然难免有缺憾。我无意劝导青年学生向左或向右，上面所写的只是我个人对左与右的看法，希望可供青年的参考，但是青年一旦决定了方向以后，便当勇往直前，只求理想的实现。”该刊的“诗之页”“穗华版”“新苗版”分别刊发诗坛新进者、成名作家、青少年学生作者的作品，很少政治色彩。跟其他右翼刊物一样，《中国学生周报》自身定位于“发扬中华文化，阐释民族大义，承续三四十年代的文艺传统，与读者共同体认文化民族的血缘关系”，而它“为海内外全体中国学生服务”的宗旨，使它也不会被东西方对峙的意识形态牵着走。这一切都使得《中国学生周报》在右翼文化背景下传承着民族文化传统。

上述左右翼的对峙是对战后香港显在的文学思潮的一种考察，事实上，隐性的文学思潮更值得考察。那就是顽强渗透于作家创作实践中的观念。卢玮銮在编选1948年至1969年的香港散文时说过一番颇有意味的话：“本书所选，似乎看不出有何种意识形态角力，更不见左右阵营的显明分野。识者或以为编者故意隐去某种‘真实’，实质在五六十年代报刊中，除少数政治立场鲜明者，及在某时段因某些作者为政治信念而挥笔外，一般专栏散篇均对政治十分淡化。有等论者以为当时情势，两阵对垒，大有张弓拔弩之势，实乃想当然而已。偶有政治宣传作品，一则事过境迁，现已了无意义，二则虽有等作者本具才情，唯受制于某种策略，文笔直露，技巧内容均无可观，也不宜选取。”此番话语不仅揭示了战后香港文学创作中意识形态立场鲜明者只是“少数”“偶有”，而且启发人们去思考一种极为重要的历史存在：即便是“本具才情”者，若一旦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其所写往往“文笔直露，技巧内容”在文学上“均无可观”，难以称得上文学作品了。此话推衍开来，不妨说，在一个存在多种思潮的社会里，常有“左”“右”翼文人，难有“左”“右”翼文学作品。一个作家会在现实中持有某种激进的左、右翼政治立场，但如果这种立场进人其创作状态起主宰作用，其所写也只能是政治宣传品了。而一个作家不管其现实政治立场是何种左右翼，一旦进入文学创作，起主导的是文学追求而非政治追求，这样才能为后世留下文学作品。这种情况是我们认真考察文学史时常会遇到的。左右翼在文学创作、文学阅读层面上是很难形成直接对抗的，所以当时的香港作家，尤其是青年写作者，都“既看美国、苏联的翻译文学，也看中国三十年代的文艺作品，亦会阅读台湾的新派作品”。而只要我们仔细阅读、梳理战后至1960年代的香港文学作品，我们就得承认，以往把这一时期的香港文学只看做左右翼对峙的历史存在的种种认识，可能真是想当然的“一厢情愿”了。例如，赵滋蕃的长篇小说《半下流社会》（1953）讲述香港木屋区一群“半下流者”的受困生活，未必不可看做另一类的《穷巷》。它借小说人物王亮、司马明等之口批判“与特权并存”的社会制度加剧了“人性中的自私、理性中的虚伪、兽性中的猖獗”这类“人类病”，其反对“专制的权力”的主张表明着作者“右翼”的政治立场。然而，“半下流社会”“靠自己血汗来赚生活”的人生，同舟共济的民间情义，都以一个更大的落难群体的生活呈现出“穷巷”的本义。力匡的现实政治立场也不乏右翼倾向。但他的小说更不乏对低层人生的关怀，如小说《瓷杯》（1953）借小孩的眼光、心理写出了“财富和贫困把这两对夫妇划分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去了，……童年的游伴、旧日的友人，此刻都不复存在了，只剩下了富人和穷人”的现实。1950年代香港“难民”社会的形成有着中国大陆政局变动的巨大影响。但当力匡、赵滋蕃那样的“右翼”文人一旦进入文学创作，关注时代大变动中人的命运，作品呈现出的就会是香港社会的人生真实。《半下流社会》所写木屋区众生相，很难说有什么右翼政治色彩了，它留摄住的是1950年代初香港社会生活艰难的历史面影。所以，细致地感受作家的作品从而梳理此时香港文学思潮的内容，而不要以左右翼政治去作简单的评判是重要的。

在香港文学“主体性”建设上，此时还有两个重要课题在创作中被实践。一是文学如何应对由经济转型、文化消费、教育制度等因素构成的人文生态的变化。战后至1950年代左右翼政治阵营对文学的“投入”，使香港文学在当时香港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却“相对地颇为强旺”，但香港文学要应对的主要还不是政治，而是如何在经济变动、文化消费的冲击下进行文学资源的开掘。香港通俗小说一向刊布于报章副刊，而“新文艺”的“严肃文学”则大抵见于文艺杂志。1945年12月，《新生晚报》推出副刊《新趣》，开启了战后香港通俗文学的局面，到1950年代该刊成为囊括通俗文学所有门类，创作、翻译、评论并重的文学刊物。高雄、司马长风等的社会写实小说，西门等的侦探小说，路易士、休哉等的言情小说，南山燕、游龙等的武侠小说，董千里、南宫搏等的历史小说，十三妹、岑楼等的专栏文章，今圣叹、司马等的文化散论等都拥有广大读者。战后创办的《华商报》副刊等在适合香港市民阅读口味的通俗化上也推进甚大。到1960年代，《武侠世界》《小小说》《青年乐园》等创刊，加上“环球图书杂志出版社”等专事“三毫子小说”等通俗作品出版，形成了以社会写实和武侠小说为主的香港通俗文学格局（梁羽生、金庸在1950年代中期加盟武侠小说，其文人雅趣和对现代小说的借鉴，已使武侠小说突破了通俗文学的意义）。与此同时，香港的文化消费环境使得“‘从事严肃的文学工作’与‘卖文’，难以分清，作者也往往一笔两写”，“为生计而跨层”使“以‘严肃’或‘新文学’自任者”“被迫迁就”通俗写法。1940年代后期分别连载于《新生晚报》《华商报》的两部长篇小说，高雄的《经纪日记》和侣伦的《穷巷》，代表了当时两种殊途同归的创作走向，“侣伦从新文学创作起步而走向‘大众化’，高雄则切入本土与市井商场；前者还多少保留‘文人’情调，后者更脱却书生气，下笔与市民意识认同”。两人艺术用心不同，却都“趋俗”。正是在这种战后开启的通俗化创作格局中，人文精神的蓄积、创作脉络的拓展、中西文化交汇滋养中的传统“文人型”作家（徐訏、梁羽生、金庸等）跟香港英殖工商社会市民文化的互动构成了对香港文化资源较深入的开掘，报栏文章、市民小说中逐步产生出新的香港文学范式，这种范式更注重对现代工商社会的价值尺度、生活节奏、消费方式调适的文学实践。这一范式一直到1970年代初，随着香港经济繁荣和社会转型淡化了香港文坛的政治对峙才初步形成，范式的基本内容是在速食文化环境中坚持从容的审美创作，在商业的集体消费方式中保留、拓展个性的多元形态。(www.xing528.com)

影响香港文学发展的，“第一是报章副刊，第二是文艺杂志，第三才是成书的作品”，这反映出香港文学的生存方式始终跟处于现代社会中心的媒体有密切关系。同时，这一时期的香港作家也日益跟纸质媒体以外的电影戏剧等媒体发生了联系，出现了一种“跨媒介”的生存趋势。这种将“传播”置于重要乃至中心地位的生存方式正是文学对消费性、商业性香港社会的适应，也使得香港文学思潮不只是受时局变动及相应的政治思潮的影响，更受根本性、长久性主导香港社会的都市性经济转型的影响。

香港意识的自觉，是本时期香港文学“主体性”建设的另一个重要课题。香港沦陷，使香港本土作家第一次大规模离港流散，在战乱迁徙中产生强烈的“思乡”之情，而战后香港城的失而复得，使香港人有了对香港的归属感，香港本土作家也开始有了超越殖民地意识形态的某种“香港意识”，即视香港为自己家园的意识。这在战后香港文学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而一些南来作家在长居香港后也逐渐产生了对香港的亲近感，发展成认同香港的归属意识。尽管本时期的香港文学在文化认同上还较“沉迷”于英殖民地的从属属性，政治对峙的模式又未能摆脱中国内地的影响，英殖叙事、中国叙事对香港文学还有较大影响，但香港意识，即一种源自中华民族价值观，又不同于英国和中国大陆主流意识形态的香港意识开始萌发，它包括对香港本土历史意识的体悟和提升，对香港自身都市文化资源的把握和开掘等。这种香港意识到了1970年代成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

如果说南来文人一般难免或左翼、或右翼的政治立场，那么1960年代初期开始成熟的香港本地青年作家的创作心灵已不仅摆脱了现实政治倾向的桎梏，并且告别了前辈作家故国情怀的抒写，而表达在地关怀、自我探求。1950年代时，香港一般文学青年就“打破了左右文艺观念的界限，既阅读右派出版的刊物，同时也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文学作品”。1960年代初期，香港出现文学结社的潮流，当时活跃的200多个文学社团大都以青年为主。而此时引介进香港的，既强调个体的生命感受又对“荒谬”的社会人生处境予以“绝望英雄”式抗争的存在主义最受文学青年青睐，这样一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文坛年轻一代，事实上也是香港文坛自我意识、本地色彩形成的重要标志。例如西西，1960年代初开始在《人人文艺》等发表作品，1965年以实验性小说《玛利亚》夺得《中国学生周报》征文比赛首奖。1966年在香港“星期小说文库”出版中篇小说《东城故事》，同时发表《家族日志》等小说，这些小说讲述香港“城和人”的命运，常运用多视角的叙事，多声部地呈现都市梦中的“荒原”“废墟”，并时而插入电影、戏剧的表现手法，而在写实和写意交织中呈现出来的香港城从背景一步步走向叙事的中心，并且不断借助着回返“童真”（包括动物）的视角来解读“中西合璧”的日常香港。这些显示出西西日后创作走向的香港叙事是对香港都市文化资源的开掘，包含着香港自我意识的成熟。

香港作为一个现代工商都市，自然提供着现代主义思潮的适宜土壤。而现代主义在香港文学中往往会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它不仅淡化了香港文坛的政治性，也会以其艺术表现的探索性、实验性抗衡着文化的消费性、商业性、游戏性。但作为源自西方世界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无疑又会影响香港文学的西方殖民性。而1950年代中期在香港崛起的现代派文学思潮，主要扮演的是政治突围的角色。

1956年3月，被视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冠冕”的《文艺新潮》问世，马朗执笔的发刊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到我们的旗下来！》作了这样的描述：／曾经是惶惑的一群，在翻天覆地的大动乱中，摸索过，呐喊过，我们希望、我们期待过的前驱，今天都倒下来了，迷失了、停止了探询、追寻。大家没有方向，在冲撞，在陷落，在呼救，然后趋向颓废和死亡。”这种描述显然是政治苦恼的表达，甚至其后面不乏一种激进的政治情绪的诉求。“在一切希望灭绝以后”，“在废墟间应运复苏”的“新的希望”是“我们只想到一片小小的净土”，用“灵性”去“重新观察一切的世界”，“再到一个我们敢笑哭、敢歌唱、敢说话的乌托邦”。在华人的政治作用力很难发生影响的英殖香港，陷于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环境中的香港作家，转而以现代主义的文学寻求来表达（转移）他们的政治诉求。在这种关系中包含着这样的历史内容：当时制约着香港左右翼对峙的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并不代表香港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的寻求，相反，他们反感于政治势力影响下的蒙蔽，认为“通过现代主义才可以破旧立新”，于是，他们力图以“现代主义”来重新观察外部世界。

《文艺新潮》在1959年停刊后，当年，崑南、王无邪、叶维廉等又发表《现代文学美术协会宣言》，探讨的也是如何在时代的艰难、民族的流离、文化的肢解中超越“疯狂地把人类拖向两个死亡的极限里”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超越便是从事“现代文学美术”。这里，现代主义艺术再次成为香港文学青年们“自觉”“自救”的途径。

这种努力一直延续到1963年3月创办的《好望角》文艺杂志。崑南等人创办这份杂志，也是因为“五四的巨厦已饱受‘战火’摧残”，而只有“现代‘知识’充分使我们的‘植物’滋长、开发，然后结果。”从《文艺新潮》到《好望角》，香港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从文体创作到理论批评都催生了累累硕果，而这中间一以贯之的是现代主义思潮被看做纾解政治束缚的有效途径。战后香港作家一直自困于其政治的无力感和文化的边缘性，实验性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多少呈现出了他们的反抗性，并使得香港文学获得了不自外于世界文学潮流的发展，为适应日后香港成为世界性、国际性大都市的发展做了准备。

中编：创作和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