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台湾多元文学思潮

战后至1960年代的台湾文学是一种富有反省意味的历史存在。一方面，文学处于高度意识形态性的官方掌控之下，这一时期也一向被视为“反共文艺”、“战斗文艺”甚嚣尘上的时期；另一方面，文学创作却取得了足以留传后世的成就。

战后至1960年代台湾文学成就的取得是密切联系着台湾战后政治高压缝隙中发生的多种文学思潮。

战后台湾文坛出现了以左翼为主导的多种思潮，反映出台湾文学的爱国精神和民族团结取向，我在其他文章中已述及这些内容。1949年国民党当局退守台湾后，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和现实环境缝隙的存在，官方意识形态主导的台湾文坛还是存在着多种文学思潮，从而使战后台湾文学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获得了发展，甚至取得了足以留传后世的成就。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惨败，使蒋介石在痛定思痛中反省共产党的“笔权”打垮了国民党的“军队和政权”的历史教训，他曾公开做过这样的检讨：“至今回忆检讨，痛定思痛，我们在文化与文艺战线上的失败，乃不能不说是‘一掴一条痕’的切身的经验教训。”时任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也强调“文艺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因为文艺是产生信心的源”。这种反省促使国民党当局在压制战后左翼文学思潮的同时“积极有为”地去开展文艺工作。一是设立“中华文艺奖”。1949年底，蒋介石在阳明山召开关于改造国民党的党务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以张道藩为首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其奖励办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每年评选两次获奖作品，二是平常投稿，一经录取给予稿酬，然后介绍到各报刊发表，以此鼓励作家创作“反共抗俄”文学。二是成立文艺协会。中国文艺协会、中国青年写作协会、中国妇女写作协会（原名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分别于1950年、1953年和1954年在台北成立。这些文艺组织，名义上“都是作家们自发地创建立”，事实上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防部总政治部等官方机构支持赞助。三是开展文艺活动，如举办文艺研习班、开设文艺专题广播、发动文艺运动等。1954年8月9日，台湾各报发表了《自由中国各界为推行文化清洁运动除三害宣言》，所谓“三害”即指“赤色、黄色和黑色之害”，这场“除三害”运动后来发展为“战斗文艺运动”，而“战斗文艺”一词就是由蒋介石在1955年正式提出的，其内容就是“战斗的时代，带给文艺以战斗的任务”。

国民党当局这些对文艺的“控制”产生了影响，甚至使得一些“纯文艺刊物，如程大城的《半月文艺》、潘垒的《宝岛文艺》、金文的《野风》等，亦走向了战斗性的文艺之路”。但当局又自我标榜“尊重文学”，蒋介石在1954年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一书论到文艺，也要求作家朝着“优美”“纯真”努力，所以即便是认同当局文学主张的文艺界人士也注意避免“反共八股”的出现。一是强调提高文艺创作的艺术价值与表现技巧。张道藩就呼吁作家们除了“运用慧心，不迷不惑”，“努力创作新形式与新艺术”外，更要“努力学习已有的文艺杰作的艺术，向中国传统文艺多学习；向欧美各民主国家当代的文艺杰作多学习；向一切民间的文艺作品多学习”。二是关注文学的趣味性。1950年代初的一些文学副刊有“‘唯战斗论’的偏颇”，于是一些作家就强调，“文学固然须要指出战斗的方向，同时也须要提供心灵休息的地方。”1950年《新生报》副刊改组，本来是要加强该刊的“战斗性”，但该刊改组后仍向读者表明：“我们要战斗，也需要休息，我们要严肃，也需要轻松；我们要反共，也不必把所有虽非反共但无害于反共的东西，一概斩尽杀绝……”这一声明引发了读者热烈的讨论，许多读者来信发表了“文学应合乎大众口味”，“趣味是战斗文学表现上的主要条件”，“有‘战斗性、教育性’的特点，还要兼容趣味性”，“让作者的思想感情成为广大群众的思想感情”等意见。在这样一种情境中，文学还是有其生存空间。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压力下，一些有意义的文学思潮、运动也还是发生了，而正是这些文学思潮长久影响了日后台湾文学的走向。

国民党政权体制内的文学主张主要是张道藩倡导的“三民主义文艺”。1954年初，张道藩发表了《三民主义文艺论》的长文，提出了“浪漫的写实主义”的主张，即“民族主义的反侵略反极权的各种战斗的现实，故须写实的方法来作周详生动的刻画”，而“民族大众反侵略反极权战斗的热情”须用“革命的浪漫主义”来表现，“一般的浪漫主义，从个人主义出发，常流于消极和颓废”，“革命的浪漫主义，基于民族主义的革命理想，从民族主义出发，是积极的战斗的，对现实的建设多于破坏，在破坏的分崩离析中，已见出新世界宏丽伟大的远景。”张道藩对“写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解释由于其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而包含了伪饰性、虚幻性，其规定的“反侵略反极权”的政治内容主导了“革命理想”的价值尺度，也使其“浪漫主义”成为一种政治幻梦。这样的“三民主义文艺”必然作为“战斗文艺”而走向文学的虚假。

1960年代中期，国民党当局又提出了推动“中华文艺复兴运动”的“三民主义新文艺”主张，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西方现代文艺思潮造成的“近乎世纪末的迷雾”，所以它倡导传统儒家思想，要求遵循孙中山融会中西文化之所长的教诲，去表现“仁爱”、“人性”、“纯真、优美、至善”等。这一主张在1965年4月的“国军第一届文艺大会宣言”和1967年11月国民党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当前文艺政策》中得到了确认，蒋介石1966年在“行宪纪念大会”上也致词说：“中华文艺复兴运动，就是要凭借我们传统的人本精神和伦理观念……”所以“三民主义新文艺”仍有着“反共复国、重建中华”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但跟“浪漫的写实主义”“战斗文艺”相比，其可能提供的文学写作空间还是有了拓展。

“三民主义文艺”主张的这种变化，反映出官方文艺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内部的反省。例如王蓝的政治立场是反共的，但他在1958年元月发表的《岁首说真话》却对“战斗文艺”作出了直率严厉的批评：“我们不难在若干作家的创作题材中，发现一个倾向：歌功颂德多，揭发黑暗少；……何以战斗文艺遭人非议呢？其原因：一是部分作家的作品本身只在字面上充满‘战斗热’，在实质上缺乏‘文艺美’，因而只‘战斗’不‘文艺’；二是官方用‘报销主义’推行战斗文艺令人失望—国家元首说了一句应该提倡战斗文艺，一些官员便为战斗文艺忙得团团转，连各县市都挂出‘战斗文艺委员会’的招牌，委员们天天开会讨论，拟纲领，定方案，汗流浃背。空前紧张。”连官方文艺政策执行内部也会有这样的批评，表明台湾文坛（作家、报刊等）在尚未全部体制化的情境中尚留有其他文学思潮的生存空间。

“三民主义文艺思潮”旗帜下的文艺期刊主要有《文艺创作》（月刊，1951—1956）、《新文艺》（半月刊，1950年创刊时命名为《军中文摘》、1954年1月改名《军中文艺》，1956年5月更名《革命文艺》，1962年3月定名为《新文艺》，出版至1983年6月）、《幼狮文艺》（1954—）、《文坛》（1952—）、《半月文艺》（1950—）等。这些刊物，或由官方出资，或虽民营，但“钟情”于当局主流思潮。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坛的主要写作者，很少没有人不在这些刊物发表作品的。这固然反映出当局政治机器全面控制文学的影响，但也使得各种文学力量有可能渗透于这些三民主义文艺刊物。《幼狮文艺》创刊时由蒋经国创立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资助经费，但其发刊词《我们的态度》强调的是以“吃力不讨好”、“敢于向困难挑战”的“狮子精神”办好“一本文艺刊物”，到了1960年代中期开始的“《幼狮文艺》的黄金时代”，更是呈现了“本土化、多元化的编辑基调”和拓展海外视野的“国际观”，这使得《幼狮文艺》开启的战后台湾青年文艺的时代有可能不断拓展出文学生存的空间。事实上，《幼狮文艺》能成为发行半个多世纪的长寿刊物，正是它适应了青年作者对文学探索性、创新性，乃至叛逆性的追求，而这显然大大超出了官方文艺政策、三民主义文艺的范围。另一本“积极配合政府文艺政策，与主流文坛关系良好”的刊物《文坛》系私人创办，却承担军中文艺函授班的教学，提倡“战斗文艺，却能兼顾艺术性与可读性”，所以不仅接纳了谢冰莹、陈纪滢、王平陵、纪弦、林海音、朱西宁等大陆省籍各路作家，而且扶掖了钟肇政、叶石涛等台湾省籍本土作家。这些情况都反映出“三民主义文艺思潮”落实到具体刊物、创作上往往会渗透进多层面的文学因素。

由于胡适、梁实秋、林语堂等在台文学活动的影响，“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被看做中国新文学传统的核心在台湾战后文学思潮中得到了延续。

胡适是从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强调注重人性和人格尊严的“人的文学”和反对政府干预文学，作家无拘无束从事创作的“自由的文学”。胡适坚持“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主张的主要阵地是他参与创办于1949年11月的《自由中国》。这本贯串于整个1950年代（该刊于1960年9月被取缔）的刊物在梁实秋、殷海光等参与下，开启了在战后台湾“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的时代。该刊偏向于政论性，其角色很难摆脱当局“诤友”，但其文艺栏目跟当局“工具论”的文艺观是对峙的。从1953年末拥护“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到1954年强调文艺政策不应“导致文艺成为政治的伦理的派生物”，再到1956年激烈批评“官方对文艺的严格控制”，《自由中国》捍卫“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意志是一步步越发坚定的。它张扬“五四是我们的灯塔”的旗帜，坚持“自由的政治制度必须存在于自由的文化中”，而“文化的自由的特征主要在容纳异己，尊敬别人”的立场，质疑官方的“文艺政策”，批评官办文艺的种种弊端在于“以政治的原则取代文学的原则，其结果必然是政治干扰文学可能摧残文学，但无法提高作家的创造力”，强调文学在“不受任何主义、阶级、政治集团约束”的前提下，“以发扬人性之指归”。而它的文艺栏目刊出的近400篇（部）作品、文章展现了1950年代台湾文坛最有力者胡适、梁实秋、夏济安、徐訏（时居香港）、张秀亚、吴鲁芹、孟瑶、郭良蕙、朱西宁、司马中原、潘人木、琦君、余光中、梨华、聂华苓等多元的文学存在从中原乡土叙事、女性叙事、海外叙事、历史传记、文化小品、现代诗歌和民谣等多个层面表现出文学的自由追求。

1950年代中期问世的《文星》（1957—1965）和《文学杂志》（1956—1960）几乎可以视作《自由中国》的左右翼，《文星》对“播种者胡适”充满敬意，《文学杂志》也力荐胡适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两刊与《自由中国》的理念一脉相承。而《文学杂志》的纯文学性使它理应受到更多关注。48期《文学杂志》刊出的中文小说、散文、文学评论达250余篇，除前述《自由中国》撰稿人外、丛甦、王文兴、白先勇、叶维廉、罗门、周梦蝶、林文月等60年代文学新人的创作格外引人注目。《文学杂志》在“文学价值大于战斗功能”上表现尤为出色，而该刊在中西文学资源上并进开掘的编辑理念对日后台湾文学影响更大。正是在《自由中国》《文学杂志》《文星》等推动下，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成为战后台湾文坛的一种切实存在。(www.xing528.com)

胡适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主张在当时台湾的影响是广泛的。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中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潮就时有兴起，甚至跟左翼文学有所融合。“揭橥‘以自由主义为精神，以图谋台湾文艺健全发达为目的’的文艺运动路脉”的“台湾文艺协会”就有明显的左翼倾向，后来的《先发部队》等倡导的“自由主义精神”，由于发生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因而也带上社会主义倾向。当胡适再次张扬“自由的文学”精神时，尽管1955年有“战斗文艺”口号的提出，1956年后又有张道藩等对“三民主义文艺”的诠释，但因为当局标榜台湾此时的文学是“自由中国”时期的文学，所以“战斗文艺”“三民主义文艺”等主张也不便否定“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传统精神”，而只是强调“扩大其涵盖面”。更有人以“文学上必不可少的创作自由与批评自由”去否定“反共文学”，“我们战斗本是为了反共，反共就是要争自由，现在反共尚待继续努力，而先把自己的自由战斗得没有了，这岂不大悖初衷？”这使得“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有其生存空间而在台湾文学中发生影响。

1950年代中期，一股对战后台湾文学影响更大的创作思潮发生了，那就是波及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各个文学领域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1956年1月20日，以纪弦为首的“现代派”在台北成立，加盟者有方思、羊令野、郑愁予、罗门、蓉子等八十三位诗人，后扩展至一百一十二人。该派宣布了“领导新诗再革命，推行新诗的现代化”的“六大信条”，其中第一条“我们是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包含了自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第二条“我们认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引起了蓝星诗社覃子豪等的猛烈批评，强调新诗“应以自己为主”，发出“中国现时代的声音，真实的声音”，并提出了包括“重视实质及表现的完美”“风格是自我创造的完成”的新诗发展“六原则”。纪弦随后则写《对于所谓六原则之批评》《从现代主义到新现代主义》等文辩解。论争中双方实际上都作了某些调整，酝酿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现代中国的诗，无法自外于世界诗潮而闭关自守，全盘西化也根本行不通，唯一回应之通，是在历史精神上做纵的继承，在技巧上（有时也可以在精神上）做横的移植。”关于现代诗的论争，在1959年、1972年也发生了多次，有的就发生在现代诗派内部。

小说领域的现代主义思潮主要发生于台湾大学。1956年9月，“千古文章未尽才”的台大外文系教授夏济安（1916—1965）主编的《文学杂志》问世，所刊内容西方文艺理论的介绍占了相当大比重。1960年3月，在夏济安去美国之后，台大外文系的一批学生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叶维廉、刘绍铭、李欧梵等将《文学杂志》改刊为《现代文学》，其《发刊词》宣布，要“有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近代艺术学派和潮流、批评和思想”，“依据‘他山之石’”，进行“试验、摸索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以表现“作为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并主张对传统做一些“破坏的建设工作”。创刊一周年时，该刊又发表《现代文学一年》，再次声明“尽力接受欧美的现代主义，同时重新估量中国古代艺术”是《现代文学》同仁的共同追求，同时明确指出“现代主义，与其说是形式，不如说是内容。假如有一位作家，能恪守佛楼拜尔的写实规律，来描述今天的社会，我们也承认它是现代主义者”，但也接纳“形式上的现代主义”。这些都表现《现代文学》是开放的现代主义立场。该刊共发行五十一期，着力介绍的西方现代作家多为小说家，先后刊出卡夫卡、劳伦斯、福克纳、乔伊斯、加缪等专号，所发二百余篇台湾作家创作也多为小说。台湾现代派小说就是主要以此刊物为阵地形成的。

1961年末至1965年底，李敖在《文星》发表十五篇长文，也引发了一场关于现代主义文化的大论争，遍及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论争锋芒直指专制文化、僵死心态、愚昧习气。

五六十年代台湾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是多维度的，从整体走向上讲，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坛在“现代性”旗号下的嬗变，不失为“五四”新文学的运动之后最有传承性也最有革新性的文学运动。白先勇所言，“如果说‘五四运动’的白话新文学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学第一波现代化的结果，那么二十世纪中叶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可以说是第二次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值得关注的。

“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是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学中具有文学史整体建构的意义和价值的文学思潮和运动。

战后台湾文学的创作状况整体上是趋于兴盛的。以文学杂志为例，日治时代五十年创刊杂志共四十三种，而战后至1960年代创刊杂志共一百五十种，其中1950年代就有八十一种，是台湾文学史中创刊杂志最多的年代。重要的文学杂志，光复初期创刊的有《宝岛文艺》《自由中国》，1950年代创刊的有《畅流》《自由谈》《拾穗》《自由青年》《野风》《文艺创作》《文坛》《中国语文月刊》《现代诗》《蓝星》《创世纪》《皇冠杂志》《幼狮文艺》《文学杂志》《人间世》《文星》《笔记》等，1960年代创刊的有《作品》《现代文学》《诗、散文、木刻》《新文艺》《传记文学》《葡萄园》《小说创作》《台湾文艺》《笠》《文学季刊》《纯文学》《文艺月刊》等，其中《中国语文月刊》《皇冠杂志》《幼狮文艺》出刊时间都在五十年以上，《创世纪》《蓝星》（含《蓝星周刊》《蓝星诗刊》等）《传记文学》《葡萄园》《拾穗》《笠》《台湾文艺》等出刊四十年以上，《文坛》《自由谈》《中华诗学》等出刊三十年以上。这些文学刊物，或为私人出资（如《皇冠》《传记文学》《台湾文艺》），或为报社发行，或为出版社经营（如《纯文学》），或为民间团体创办（如《幼狮文艺》），或为企业所有（如《畅流》《拾穗》），或由学校支持（如《中外文学》《明道文艺》），不少刊物“不为营利，不为宣传，专注于文学的发展与文学人才的培育”。这种刊物多元存在的状态，为台湾文学在政治高压下求得生存空间提供了条件，也成为这一时期台湾文学史的重要一页。

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坛的主要力量是大陆迁台作家，台湾省籍作家由于语言障碍等原因，创作还处于某种“边缘”状态。“他们有一腔对祖国的热爱，一心一意希望能早日克服语言上的困难，甚至还以为摔脱了日文的羁绊，嘴上国语能琅琅上口，笔下能任意挥洒祖国语言，才算真正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重新掌握中文写作是一种艰难的过程，“起初，运思依然得靠日语日文，写下了日文，再凭自己有限的中文语汇来翻译”，“然后，中文语汇渐丰，造句也渐熟，可是思考仍须依赖日文，便想一句，译一句，在脑中完成翻译的手续，写下时已经是中文了。这是第二步”，“最后才是拂去了脑子里的日文。直接以中文来构思，至此写作始进入了顺境。”这使得台湾省籍作家在一段时间里是较疏离于台湾文坛的“主流”意识。例如，“光复后第一代台湾作家，由于缺乏反共经验，无从写出反共意识的作品”，也使得他们的作品“较少出路”。台湾省籍作家在疏离“反共”“战斗”等思潮中默默耕耘于乡土文学，1952年，廖清秀以台湾抗日题材的《恩仇血泪记》获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国父诞辰纪念长篇小说奖第三奖，1956年，抱着“文学是假不出来的，我们但求忠于自己”的信念坚持创作的钟理和的乡土长篇小说《笠山农场》获同一奖项第二奖（首奖从缺），台湾省籍作家创作开始引人关注。1957年，钟肇政开始编印专门提供台湾省籍作家“互通声气，互为砥砺”的《文友通讯》，参加者有陈火泉、钟理和、李荣春、施翠峰、钟肇政、廖清秀、许炳成（文心）、许山木、杨紫江，加上日据时期作家杨逵、吴浊流、张深切、叶石涛、张彦勋等的“复出”，光复后第一代台湾省籍作家由此形成。1964年，“以关怀台湾现实为写作路线，集结弱势声音”的《笠》诗刊和倡导“写实的、乡土的、介入的文学，以台湾文体为优先关怀的文学取向”的《台湾文艺》问世，明确接续上了日据时期台湾乡土文学的传统。1965年，钟肇政为纪念台湾光复二十周年，独立编纂了《省籍作家作品选集》和《台湾省青年文学丛书》各十册，入选作家达一百七十多人，作品多为乡土题材创作。台湾省籍作家的乡土文学创作成为台湾文学的一种重要形态。

总之，台湾战后，尤其是1949年后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台湾文坛在政治高压下的缝隙中仍能发生多种文学思潮，是此时期台湾文学最值得关注的，理应引起更充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