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两岸文学：精神与经典

在文学经典的价值维度中，文学精神始终是最重要的一维，而对于“五四”后的中国文学而言，悲剧精神及其衍生的批判精神构成了其文学精神的某种核心。“五四”后中国文学的悲剧精神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诞生了鲁迅那样在“历史中间物”的生命状态中审视民族和人类根本性困境的批判精神；“五四”后中国文学的悲剧精神是知识阶层的，也是民间世俗的，孕育出了沈从文、张爱玲那样在回眸传统、体悟乡土（包括都市乡土）中看透人性的创作气度。这种悲剧精神的深化表明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达到的高度，也为我们梳理1945年后中国文学在经历巨大变动中的一些重要脉络提供了重要参照。

抗战时期国统区、解放区（敌后根据地）、日占区三种文学形态的格局随二次大战的终结而结束，随国共战事的进展，国统区文学的空间日益萎缩，最后只能退据台湾一隅；解放区文学则逐步占据了中国大陆的全部地域，开始了其“当代文学”的进展。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文学生存环境表面上看有很大差异，但如果置于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的历史背景上考察，却可以发现战后“国统区”、“解放区”文学面临着相似乃至相通的根本性课题。

战后东亚各国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两种互有关联的根本性选择：一是意识形态上的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分；二是国家制度上的“民族性”和“公民性”之分。日本战后脱殖民的被施与性，韩战使美军重返朝鲜半岛并在南部取得立足点，西方殖民当局战后从东南亚国家撤退时所作的有利于西方意识形态及其利益的安排，这些都使得战后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化形成了一种从东北亚到东南亚针对新中国的压力圈。新中国开始的历史进程，延续着延安理想，在战后东亚“包围圈”中，强化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民族性”的国家制度，这两者的合力强化了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革命文化规范，推动着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对外发出统一的声音，而这种统一性必然要在国家、民族内部消泯异质性。创作、出版机制的体制化，思想改造运动的脱胎换骨性，都是这种统一性的表现。民族的、国家的意志，通过强化统一的行政力量，加剧了原旨的延安文学理想与激进的延安文学实践的矛盾冲突，文学不仅日益政治化，而且其“政治”含义也日益狭义化，文学的“公共空间”意义丧失殆尽。革命“现代性”也再次中断了大陆“当代文学”同传统（古典文学传统，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对话和联系。传统和现代、文学和政治这两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根本性矛盾处于紧张性凸显之中。相关史实大家已熟知，这里不赘述了。

战后台湾文学结束了“殖民（地）文学”的历史，并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开始了“去殖民性”进程。以“二·二八事件”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同台湾社会力量间的冲突反映了战后台湾社会矛盾复杂交错的情境，但台湾文坛建设台湾新文学的主线仍是摆脱日本殖民文化阴影，培育台湾文学的自立品格（这从1947年11月至1949年3月台湾《新生报》副刊《桥》组织的关于台湾新文学性质的讨论中就可以看出来）。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台湾又在韩战爆发的局势中被置于东西方冷战对峙的格局中，美国对日本战后重建的主导和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客观上也使得台湾和日本的关系复杂化，甚至使得台湾的“去殖民性”受到阻碍。正是在这种东亚现代性依旧曲折的背景下，台湾文学进入了战后的转折时期。

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政权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一直享有主权合法性，这主要表现为美援介入下的经济改革和思想领域中的一元主导。对文艺，国民党有着“痛定思痛”中的反省。国民党资深外交官蒋廷黻曾感慨：“二十年来，国民党握到的是军权和政权，共产党握到的是笔权，而结果是笔权打垮了军权和政权。”尽管此时期台湾作家未被体制化，但如果考虑到战后台湾的大陆省籍作家（他们构成了五六十年代台湾作家的主要部分）的政治倾向，那么台湾地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处于紧张对峙的情境。正是在这种情境中，以《自由中国》文艺栏和后来的《文学杂志》为中心的作家群，借助于胡适、梁实秋等的文学理念和文坛影响，延续五四“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自由人文主义立场凸显了其意义。胡适1958年5月4日在“中国文艺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上还作这样的演讲：“我们希望的除了白话是活的文字活的文学之外，我们希望两个标准：第一是人的文学。人，不是一种非人的文学。……第二，我们希望要有自由的文学。文学这东西不能由政府来辅导，更不能由政府来指导。……人人是自由，本他的良心，本他的知识，充分用他的材料，用他的自由—创作的自由来创作。这个是我们希望的两个目标：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胡适强调的注重人性和人格尊严的“人的文学”和作家无拘无束从事创作的“自由的文学”正是针对战后台湾政治和文学的紧张关系而言的，台湾文学同样面临着如何突破官方意识形态的拘囿，深入至自身气质之层面的严峻课题。

1952年，台湾野风出版社出版了余光中第一本诗集《舟子的悲歌》，梁实秋撰文称赞这是“一本兼容旧诗和西洋诗的新诗集”，称余光中“有旧诗的根底，然后得到英诗的启发。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条发展路线”。梁实秋所言“兼容旧诗和西洋诗”开启了战后台湾文学的又一重要课题：文学如何从突破传统中真正传承、丰富传统。这一课题在五六十年代台湾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汹涌而至、政治意识形态钳制严酷的环境中格外有其意义。

上述历史情境表明，五六十年代海峡两岸虽处于“解放台湾”和“反共复国”的政治对峙状态，其文学却有相通之处，这种相通并非只是一些文学现象的“同构”（例如周扬和张道藩作为两岸文艺“总管”的比较，1930年代文艺在海峡两岸受批评的命运，批判胡风和清除“赤色之毒”的“同质性”等），而是在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背景下，海峡两岸文学共同凸显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根本性课题。在作家良知（社会使命感）和文学品格、传统和现代的矛盾冲突中，文学精神的失落和寻找从根本上制约着作家创作，从而昭示着这一时代文学经典的产生和消失，而海峡两岸文坛在共同性课题的探寻中，提供了互为参照的文学实践。

悲剧精神及其衍生的批判精神构成了文学精神的核心，但五六十年代政治的干预催生的是文学的歌功颂德和文学的冷战意识形态性。例如诗歌，对应于大陆主导性潮流的颂歌、战歌创作，台湾诗坛的想象、激情，也面临颂歌、战歌中的突围。此时期台湾诗作颂歌、战歌数量众多，其中一些作品当时被看做“感情深至，意向真切”而广泛传布。如获1957年中华文艺诗歌奖的《革命之歌》（邓滋漳）赞颂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如一粒种子／虽被久久地埋在黑暗的土中／微小的生命仍鼓舞着向上的意志／冬天踏遍，依然不死／只等春雷来引发暴动，如一场革命／然后去更新地面的风景”；王禄松获文协诗歌奖的《栖霞山》被人看做“意象活泼雄壮”的战歌：“是满天彩霞飞来山上做红叶，／还是满山红叶飞向天边做彩霞？／当我挟着夕阳，迈上山冈，／我的诗心被熊熊的叶火，煮得十分斑斓。／／是一抹斜阳煮熟了万顷红叶，／还是无边红叶煮热了一颗夕阳。／当我们披着明霞的金缕衣，步上山冈，／我的歌风，把红叶吹起像火蝶飞扬！”这些诗歌，跟同年代大陆的颂歌、战歌十分相似相近，有着“感时忧国”的情怀和激昂的“战斗”情绪，但终因难以摆脱“战斗文艺”意识形态的影响，时过境迁，难以传世。

对待五六十年代文学，我们必须真正将中国内地和台港地区文学一起视为中国文学的整体，在文学的生命整体意识中去筛选那一年代的文学经典，我们会发现，那年代文学的悲剧精神及其批判精神并未完全失落。而恰恰是这种文学精神在文学与政治、传统与现代等文学性课题的解决中延续了“五四”后中国文学典律构建的命脉。

五六十年代并非一个缺乏经典的年代。仅以台湾文学为例，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的台湾五六十年代小说有十三部，此外聂华苓、钟肇政、欧阳子、七等生等人此时期的小说也有其文学史意义。此时期的台湾诗坛，蓝星、现代、创世纪三大诗社以较为纯然的民间性和对现代诗艺的看重，在提出新诗现代化、民族化的诸多命题中完成着新诗典律的构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杨牧等人在1960年代已提供了他们的经典性诗作，而覃子豪、周梦蝶、罗门、痖弦、纪弦、商禽等的创作则构成了一种新诗经典性的后援格局。至于散文，无论是承接“五四”流风余绪的（如思果、庄因等的小品，琦君、林海音等的记述散文，张秀亚、胡品清等的抒情散文，柏杨、夏菁、邱言曦等的说理散文，王鼎钧等的寓言散文……），还是注重创新变革的（如1959年后台湾“散文革命”中沉潜于现代艺术观念的余光中、陈之藩、杨牧等的散文），或是根植台湾本土的乡土散文（如战后杨逵的“草根”散文、钟理和的“农家”散文、许达然的“乡情”散文等），都有开掘经典性的空间。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其中的经典性存在于什么样的文学空间。

白先勇1962年完成他的《纽约客》的第一篇小说《芝加哥之死》时，讲到他自己由此进入了“一种天地悠悠之念，顷刻间，浑浊的心境，竟澄明清澈起来”，甚至由此“感到脱胎换骨”的心境。这种“脱胎换骨”自然不同于大陆作家革命境遇中的“脱胎换骨”，他是从家国的沉浮中体悟到个体生命的脆弱、不可知，转身去求得自身求生意志、灵魂感应能力与文化母体的永恒合一，在“天地悠悠之念”中产生了对“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的全部追求，从而产生了一种深刻的悲剧意识，它和白先勇对现代小说艺术因素的借鉴化用融合在一起，构成了白先勇的小说世界。(www.xing528.com)

1965年，白先勇开始写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小说集《台北人》，他由此动用了他人生中最厚重的“积蓄”。他说，《台北人》写的是“人对流逝的时间的怀念与追求”，只是“其中还加上一点历史”，这使得《台北人》蕴蓄的社会、历史意识最终进入了如欧阳子所言的“今昔之比”、“灵肉之争”、“生死之谜”的悲剧意识。《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以王雄的自杀与杜鹃花的怒放直指灵肉之争中的生死之谜，《永远的尹雪艳》以尹雪艳的“拘”人之举悲悯着人类对生死的惘然，《游园惊梦》以钱夫人、窦夫人两个昔日昆曲名角跟“舞台”的“分离”呈现出“人生如梦”的历史沧桑感。……白先勇的“脱胎换骨”成为艺术生命的深刻蜕变，《台北人》由此呈现出其经典性。

《郑愁予诗选集》是唯一入选“影响台湾30年的30本书”的诗集，后来在“台湾文学经典30部”的名单中也列为诗类之冠。他在1955年的诗集《梦土上》的后记中就说过，“无所为而为”是其诗作的“主旨”，而这“无所为而为”是一个“单纯的诗人”的“气质的原生”：“一方面他（她）不会优游于世外，因为其内心无一刻不在关切人类的状况—性灵的，文化的，欢乐以及苦难的—且时时引为创作的原生力；另一方面他应该不会在意自己名声与利益的增长。”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官方对文艺不仅有压制，也不乏诱惑。而“退居”台湾的作家，就其人生阅历的背景而言，很难跟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直接构成对抗。这种情况下，“无所为而为”的“气质的原生”对作家是一种自救，而郑愁予诗中常有的包含起“对生命的悲悯”和“对大自然‘仁和，的体念”的“流逝感”“无常观”更是五六十年代郑愁予艺术生命的“救赎”。郑愁予有的诗（如《衣钵》等）涉及到当时的政治题材，这使得他甚至被人称作“革命诗人”，但“处理生命和时间”是他“写诗的主要命题”，即便是写“民主意识”“牺牲情怀”这一类政治性题材，也会以“对生命的悲悯，加之对大自然‘仁和’的体念”处理。而他诗中的浪子意识，更在历史离散的抒写中包含起对人类命运的“本真”感受。《错误》（1954）一诗流传众口，就是将“国之大殇，乡之深愁”在浪子的想象中化为了母亲恒久的等待。

关于此时台湾文学中的悲剧意识，我们还可以感受到很多，如洛夫诗作《石室之死亡》将金门炮战隧道中的生死体验转化为生命禁锢中的放逐感、孤绝感，呈现出人性中神性和魔性的纠结；罗门诗作《麦坚利堡》（1961）超越阶级战争、民族战争而进入人类战争的本位，以“七万个灵魂”引发的玄想逼近着人类终极命运的拷问；朱西宁的小说《铁浆》在北方漫天风雪中刻画了孟昭有“血性”“强力”中的愚昧闭塞，题旨“直指家天下的不得善终，不识潮流者不惟伤及己身，尤且祸延子孙”，这种悲剧构成了中国乡村的历史命运，也成为对现实政治的一种讽喻；司马中原的小说《狂风沙》则以德艺（武艺）双绝、义情皆深的民间首领关东山无法超越“先天种种‘为人’的限制”的命运悲剧，在中国乡土叙事中融入了人性的深刻剖析……这些作品都不仅有着“每一次毁灭及导致毁灭的痛苦都来自一个统摄的基本实在”，即“现存状态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它具有诸多元素之间相斥相克的特征”的悲剧意识，而且产生了“悲剧的怜悯不只是为作为个人的悲剧人物，而且为面对着不可解而且无法控制命运力量的整个人类”的悲悯情怀。这种悲剧感可以超越时代，从而也就可能突围出五六十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导致的文学“悬置”状态。

我们还可以对照一下姜贵的小说《旋风》（1952）。这部小说当年由作者自印初版后，就被高阳称赞为“近代中国小说中最杰出的一本”，后来夏志清在他颇有影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称姜贵“是晚清、‘五四’、卅年代小说传统的集大成者”，而《旋风》则“是糅合了中国传统‘家庭小说’和‘侠义小说’技巧的成功之作”。1999年，《旋风》入选“台湾文学经典30部”，后又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尽管这样，《旋风》的经典性仍有待于历史的沉积、时间的检验。姜贵自述《旋风》是“从一个大姓家庭的衰微和没落，写出那一时期的社会病态”，小说描写的“社会病态”是指“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妓女、土匪、堕落文士、日本军人和浪人，以及许许多多鸡鸣狗盗的小人物”，而小说把这种“社会病态”跟共产党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这使得小说带上了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的色彩。但小说描写的重点在于“文化”。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读书人出身的方祥千有着儒家文化的背景，对中国的前途极为关心；他的远房侄子方培兰则“是个旧小说中‘侠盗’之类的人物，疏财仗义”。姜贵以一种文化“残缺”意识，描写了方祥千、方培兰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分崩离析中成为“失魂者”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是被置于方姓这一大家庭衰微的背景中。小说用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方冉武、方天艾等人道德沦丧的种种情境，表现出对“苍苔黄叶地，日暮多旋风”的犀利讽刺。小说采用了章回体的种种长处，场景、人物描写尤有传统小说雅俗共赏的优长，而讽刺又常寓于人物自身心理的剖露中。但小说中的焦灼感还是影响了作品的“讽刺”力量。作者过多地为自己的经历所拘囿，急切地要将自己的历史沮丧感转化为对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胜利缘由的分析，“天真”地想以儒家人文思想和江湖社会的“侠义”之风去改变历史……在中国历史转折时期，姜贵对政治势力胜负的焦灼还是冲击了他对人性、人的命运、人的本质等创作“本义”的关心。相比较之下，《旋风》的艺术力量不如《台北人》《铁浆》等作品深厚。真正的悲剧意识确来自对命运的双向（自我、现实）拷问和终极追索。

悲剧精神必然衍生批判精神，这是“五四”后中国新文学的重要命脉。而在五六十年代那个很难容纳文学批判精神的时代，文学批判精神的表达是多维度的，其中台湾文坛的现代主义思潮是重要的一维。它不仅以独立的思想姿态突围出当时由官方政治的强大牵引而造成的文学“悬置”状态，而且以最有传承性也最有革新性的文学运动开启了“横的移植”的国际化和“纵的继承”的民族化间的互动局面。

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坛的现代主义思潮一波接着一波，第一个浪头是1956年以纪弦等为首，聚合了百余位诗人的“现代派”在台北成立，张扬起“中国新诗是移植之花，亦即把西洋的花，种植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的现代诗旗号。第二波是1960年《现代文学》创刊，“有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近代艺术学派潮流、批评和思想”，在小说领域“依据‘他山之石’”，进行“试验、摸索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第三波是1961年末至1965年，由《文星》等引发的关于现代主义文化的大论争，遍及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论争锋芒直指专制文化、僵死心态、愚昧习气，被人呼唤为“第二个‘五四’”的到来。在这过程中，现代主义强调“人在跳开既有‘实相’的观察时，有另一种甚具创造性的观照”的思维方式和其跟现实世界紧张对峙的人生姿态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集中体现了此时期台湾文学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将“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精髓”“接续上现代世界的新文化”，由此产生的创作硕果超越了“五四”时期。余光中对“中国诗的现代化”和“现代诗的中国化”的追求，洛夫对法国超现实主义和唐诗宋词“妙悟”路线的沟通，叶维廉诗作对“唐虞夏商周”的传统意象和西洋交响乐音乐性的结合，郑愁予诗作从意境、意味到语句、节奏呈现的“现代的胚胎，古典的清釉”，杨牧诗作“东向而见西墙”的艺术视野，周梦蝶诗中“雪中取火，且铸火为雪”的禅境，丛甦小说在象征主义中向中国精神的回归……这些“将传统融入现代，以现代检视传统”的成果在五六十年代纷至沓来，使白先勇所言“如果说‘五四运动’的白话新文学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学第一波现代化的结果，那么二十世纪中叶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可以说是第二次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其历史依据。

应该指出的是，国民党当局退守台湾后，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文化上则取保守主义立场，强调复苏中华文化传统，这种文化立场的动因虽然复杂，但其中的政治性是明显而强烈的，即借此强化国民党“道统”地位的形象，以巩固其偏居一隅的统治，进一步实现其“反共复国大业”。蒋介石1960年代谈及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时就直言不讳：“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就是要凭借我们传统的人本精神和伦理观念，来唤醒这一代的理性与良知，以建立起反共斗争真正坚强和必须的心理基础与精神动力……”。在儒家道统和三民主义连成一体的意识形态支配下，传统很难不被扭曲。而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却为传统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启迪：身处“中心”往往很难对“中心”取批判姿态，而“边缘”者则对“中心”、对自身更具反思性。处于“民族化”中心话语状态的往往失落了民族性，而从（西方）现代主义这一看似跟中国传统对峙的“世界新诗之出发点”来“努力创造一种新语言新形式的中国现代诗”，正是从“边缘”切入，在对现实危机的高度警觉中和不断革故鼎新中实现现代和传统的动态沟通；同时，当作家从自己的艺术本性出发，立足于追求发展、丰富自己的艺术风格来接纳西方，汲取现代，他最终必然“回归”民族，沟通传统。这些都是台湾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提供的经验，由此呈现出文学批判精神的多个层面。

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文学的状况已为人们熟知，本文不赘述了。为什么面临相近的文学课题，内地文学的实践呈现的是经典性的萎缩，其中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文学的悲剧意识及其批判精神的失落，左翼现实主义也由于其独尊的地位而失去了往昔的文学批判精神。而在这种对照中，我们可以感到作为文学精神核心内容的悲剧精神、批判精神如何构成经典价值的重要维度。

最后想再次强调的是，五六十年代文学史的考察，尤其需要将台港文学纳入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中，因为“五四”至1940年代文学史流变的许多线索、脉络转移到了台港，将台港作为五六十年代文学的重要空间来考察，才不会割断历史。而对于这一时期的经典筛选而言，我们也不妨将视野再放大些，甚至扩展至海外。例如当时的美国，1952年，林语堂、林太乙和黎明在纽约创办《天风》月刊，延续1930年代《论语》《人间世》的路线。1954年，白马文艺社在纽约成立，创办《白马文艺》，其主要成员周策纵著有《五四运动史》（1960）等、鹿桥（吴纳孙）、艾山（著有诗集《暗草集》1950〉《埋沙集》〈1960〉等）、孙三苏等都毕业于西南联大，他们的创作延续了西南联大作家群的文学精神。鹿桥的《未央歌》原稿遗失，他旅美后重写并于1959年初版。此外还创作了小说集《人子》和散文集《市廛居》。白马文艺社成员中，康德刚的小说，艾山、心笛的散文，康德刚、心笛的诗作也各有成就。白马文艺社自称“中国文化第三中心”，受胡适影响很深。他们的创作活动理应视为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样会拓展我们对五六十年代文学经典性的认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