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历程研究：中国佛学研究现状

附　录　中国佛学研究的现状

中国佛学研究在20世纪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出现了较多的成果。在《大藏经》的整理、佛教通史的撰著、宗派史的撰著、佛教专题的研究方面，僧俗两界的佛教研究学者从诸种不同的视角出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不仅对于中国佛教各个方面的深化研究提供了借鉴，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深入探讨起到了较好的助益作用。

首先，我们看一下中国佛教研究的整体状况。就笔者视野所及，从佛教史的立场去研究中国佛教，较为重要的著述有汤用彤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三卷），吕澂所著《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郭朋所著《中国佛教思想史》（三卷），洪修平所著《中国佛教文化历程》，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中的佛教史部分。还需提及到到的是，日本学者镰田茂雄著有《中国佛教通史》（汉译已出四卷）。中国佛教历史的整体论述，在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历程及其社会历史的影响方面，都作了较为全面而综合的说明，对于我们学习、研究中国佛教以及中国佛教史而言，都是重要的参考文献。尤其需要提到的是，潘桂明在所著《中国佛教思想史稿》（三卷六册），博大精深，值得参究。其次，是佛教专题思想研究的一面。吕澂的中国佛教专题研究颇具价值，现有《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五卷本）出版。其他如王恩洋、周叔迦的著述，也极具参考的价值。还有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熊十力《新唯识论》、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罗时宪《成唯识论述记删注》、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牟宗三《佛性与般若》、陈士强《佛典精解》、赖永海《中国佛性论》、洪修平《中国佛教文化历程》、中国佛教协会主编《中国佛教》（四册）、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汤一介《佛教与中国文化》、沈剑英《因明学研究》、王月清《中国佛教伦理研究》、业露华《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等等，这些著作突出了对中国佛学中一些核心范畴与命题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化佛教思想文化的认识有极大的帮助。第三个方面就是佛教宗派史的专门研究，如印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潘桂明的《中国禅宗思想历程》，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杨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麻天祥的《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魏道儒的《中国华严宗通史》，吕建福的《中国密教史》，还有潘桂明、吴忠伟的《中国天台宗通史》，陈扬迥的《中国净土宗通史》，以及董群的《祖师禅》，董平的《天台哲学研究》，等等，这些著作从中国佛教宗派的历史演变入手，发掘中国化佛教宗派的演变历程及其蕴含的思想文化内涵，对于促进佛教整体研究的深化有重要的贡献。第四个方面就是涉及中国佛教的其他方面，诸如佛教艺术、佛教制度、佛教考古等等方面，如白文固、赵春娥的《中国古代僧尼名籍制度》，张弓的《汉唐佛寺文化史》，等等，对于中国佛教内部的制度、佛教的地理分布、寺宇建设、雕塑造像、音乐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可资参考的借鉴，对于我们理解佛教文化如何具体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合部分，也具有启迪与证据的价值。第五个方面，则需要注意到台湾佛教研究的状况，主要的代表作品集有张曼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这套丛书精选那些涉及佛教研究方方面面的重要文章，不仅有对于佛教整体历史的研究，亦有对各个宗派思想的专门探讨，还涉及佛教逻辑、佛教翻译、佛教仪轨、佛教现代化等等方面，充分发扬教内、教外佛教人士的思想魅力，对于太虚、印顺、圆瑛等众多高僧大德^[1]的佛教思想文化研究有较多的关注，同时也很注重吸收日本学者对佛教的研究成果。同时，台湾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在21世纪初对于大陆佛学研究中大量研究著作、论文以及博士、硕士论文的结集出版，也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同时还有台湾学者主持编译的《世界佛教名著译丛》，有百册之多，对于世界佛学研究有较为全面的译介。第六个方面，应该是对于日本学者、西方学者著作的引介方面，也有一些较为有名的佛教著述，如舍尔巴茨基的《小乘佛学》、《大乘佛学》、《佛教逻辑》，忽滑谷快天的《中国禅宗思想史》，阿部正雄的《禅与西方思想》，渥德尔的《印度佛教史》，许理荷的《佛教征服中国》，谢和耐的《中国四——九世纪的寺院经济》，以及中国学者对于印度佛教思想进行研究的著作，如金克木的《印度文化论集》，黄心川的《印度哲学史》，季羡林的《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巫白慧的《印度哲学——吠陀经探义和奥义书解析》，以及《觉醒丛书》，等等。应该说，这些著作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佛教哲学自身是有较大帮助的，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佛教在中国化历程中的演变及其自身特色的形成也颇有裨益。最后一个方面，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方面，就是佛教界僧侣的深入研究成果。结集出版的如《太虚法师全书》、《印顺法师全集》、《印光法师文钞》等，值得重视。其他诸如妙境长老、刚晓法师的唯识学讲解，南怀瑾的佛学讲读，以及其他一些法师对佛教经论上的解读与宣扬，不仅是佛教慧命延续的根本，也是佛教研究学者的福音。

第二点，从现代中国佛教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看，主要有两个趋向。一个方面就是西方哲学与宗教学研究视域的引入，试图以之为参考，建立中国佛教的逻辑构架。比如说，采用马克思学说中的唯物唯心观念，对佛教哲学中的某些思想观念进行评判；也有人采纳了诸如西方非理性主义流派大师的观点，试图以此解读中国佛教典籍中所蕴含的精义；也有人试图用诠释学、语言哲学、后现代学术的视角，反观中国佛学的特色。大量西方学术研究的术语被引进到中国佛教的研究中来。这种研究范式对于现代人更好理解佛教是有帮助的，对于佛教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有利的。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术语的滥用与教条化倾向，以至于使中国佛教自身的特色反而消失于这些话语之中，成为一种陈寅恪所言的非驴非马之物，颇令人担忧。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方法，主要还是采取了还中国佛教本来面目的手法，在中国文化的整体环境中去考察佛教的发展演变，进而有一种还中国传统文化本来面貌的想法。这种方法的有利之处在于保持了传统学术语言及其话语体系解说上的一致性，但不利于佛教文化的现时代发展，不太利于学术研究上的交流与促进。跨学科发展是一个潮流，是人文学科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中国佛教的研究也无法置身局外。(www.xing528.com)

第三点，如何深化中国佛教的研究，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一些富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已经指出，学术研究与交流要跨出国门、走向世界，中国佛教的研究也应如此。我们知道，早在20世纪初叶，中国就已有很多学者认识到中西学术交流促进、共同发展的必要性，正如王国维所倡导的“学无中西”说那样。况且我们也知道，正是在中学、西学皆有深厚造诣的基础上，汤用彤成就了中国佛教史研究上的扛鼎之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至今其魅力依然。20世纪的学术发展，从西方学术界来看，可谓是辉煌交映的时段。中国佛学的研究是不是也应该积极地加入进来，还是依然执持着古旧的思维模式去理解佛教？笔者的主要想法，就是脚踏实地地理解资料，并借鉴西方学术发展带来的启发，争取用更为清晰的语言，叙说自己对佛教中国化历程中不同阶段所出现的主要问题及其可能解决思路的一些思考。

【注释】

[1]20世纪初的时候，佛教界深感佛学研究已然成为居士阶层的专利，悲叹佛教义学僧侣的匮乏。转眼到了21世纪，我们已然发现，此种现象不复存在，倒是义学僧侣在佛学研究上具备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现时代对于各种佛经、各个宗派更为细致深入的探讨，恐怕是佛学院所培养的人才最为突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