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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国化:禅宗的最终演变

时间:2023-11-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四章禅宗——佛教中国化的最后转变禅宗的出现,是佛教文化在中华大地上历经判教创宗之自觉,而至于“结果自然成”的成熟之体现,的确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大事。自从唐代中叶以至清代末叶,禅宗事实上主宰了中国佛教历史的发展,并深刻影响了同时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一些学者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取舍倾向上,强调如来藏学说与般若学说的双重影响,认为二者导致禅宗这一思维形态的创生,这一点可能是较为中肯的认识。

佛教中国化:禅宗的最终演变

第四章 禅宗——佛教中国化的最后转变

禅宗的出现,是佛教文化在中华大地上历经判教创宗之自觉,而至于“结果自然成”的成熟之体现,的确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大事。自从唐代中叶以至清代末叶,禅宗事实上主宰了中国佛教历史的发展,并深刻影响了同时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这里的主宰,首先让人想到的是话语与叙事模式的主宰。那些泛若不系之舟却具有颠覆性的语言,宛如游戏中的棋子一般,在一些看似矛盾百出的不可理喻表达中,反显着语言世界的苍白无力与活力四射。这是一种着实改变着以往佛教话语体系的主宰,在其内部却如复调音乐般吟咏。当唐初佛教所致力于的圆融思维范式达于极致时,佛教“无所得”的论调再次奏响,生发出一系列颠覆性的话语,消解大乘佛学的形上与学问化倾向,解构其思维谱系家族延续中逐渐趋于僵化的教条意识。如果从一般的意义上讲,说这是历史辩证发展的必然,也是有这种可能。然若以时空中的存在之先后发展作为合理化的实现,然后赋之以必然的存在命运,则未免过于武断。在思想文化发展的层面上亦是如此,即便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必然性,在今日看来亦带有些许统计与概率的博弈论色彩,更何况思想文化的复杂认识了。

由此之故,我们试图探究,是禅宗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与方法,而现实问题意识的产生,也因应于这一思路与方法。因此,以历史还原论的态度去做探寻,以某种宏大叙事模式进行追问,则未免因歧路而丧羊。问题在于,以一种尚存疑问的形而上学先入之见作为提问的起点,正如我们以某种叙事模式的先入之见去考察禅宗这一历史现象一样,难免先将其括在了一个框架之中,然后把禅宗的那些无厘头话语作为质料填充进去,则可能是画地为牢的思维陷阱了。

我们称禅宗的话语为颠覆性话语,它所颠覆的又是什么?消解与解构,又针对着什么?若说针对某物,则佛教本无本质性物的存在之设定;话语难道又只是风“吹”一般吗?是一种自话自说的喃喃自语,抑或是梦中的呓语?“不离文字,不立文字”,这其中又有何种的意图?就历史与社会意识的制造与生产而言,话语所体现出来的我们当前立场的持有,是否是着眼于我们对未来的某些期盼而做出的某些回溯式展望?历史上的一切,小至人物、器物,大至思想、文化、风格、心理等方面,会因我们某一日观念的变革,而改变其价值导向与理想导向所具有的魅力吗?人非全能的上帝,怎可能完全洞察它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历史延续中所存在的种种必然方向与本质性所在?禅宗的意趣所在,可能在此类问题上会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www.xing528.com)

概观现代人在禅宗这一文化思潮上的观点与评价,主流认识大体如下[1]。其中一个主要的看法,就是认为禅宗思想与老庄哲学相近,即使二者间存在有一定的差距,但在相互阐释的过程中也有密切的交融。然而在我们看来,中国佛学的发展受道家思想观念的影响虽具可能性,但从中国佛教历史的发展来看,从两晋南北朝隋唐初期,佛教与道家基本观念上的对立还是很明显的,道家明自然,佛教明因果缘起,不管在世界观还是在人性论,以及更深的思维谱系上,二者毕竟有明显的差异。唐初玄奘法师时代,有道教人士希望玄奘法师将《老子》翻译成梵文,以惠及印度的人民,此举遭到玄奘法师的拒绝。玄奘法师认为,《老子》的思想连印度的96种外道都不如,尤其是其中所残存的气论观念,必会受到印度人的嘲笑。况且,当时已然兴起以佛解老庄,甚至仿佛佛经伪造道经的行为。这种行为延续至后世,宋代的林希逸以禅解庄,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以佛解庄,层出而不穷。就这种行为而言,我们当然不能说是佛学转化为老庄哲学了,毋宁说是以佛禅解庄而导致老庄思想的佛禅化更为妥帖。

也有一些学者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取舍倾向上,强调如来藏学说与般若学说的双重影响,认为二者导致禅宗这一思维形态的创生,这一点可能是较为中肯的认识。有些学者则眼于心性论的方向,着眼于佛教与宋明理学思潮的关系问题,认为禅宗走了一条佛学中强调过的心性化道路,这种走向直接影响到宋明理学的主题形成以及理学致思模式的运用。这种说法有其合理的一面。理由可能在于,儒学心性论中有关良知、人性等方面的论说,与佛教中强调因果报应、强调自性创造的方面有关。我们知道,隋唐初期大乘佛学的“理”性化运动中,对于“观”法的强调不仅属于宗教社会学意义上祛魅的过程,同时也彰显出其所谓本体论思考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都与心性探讨相关,简而言之,像天台宗讲的“一念无明法性心”,唯识宗讲的阿赖耶识,华严宗延续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以及到禅宗出现时的“明心见性”说,我们都可以从中窥探到心性论转向这一趋势。以此种整体的把握为基础,整个南北朝时期佛学发展中存在的佛性论相关问题,以及隋唐初期渐次实现的佛教心性化主题论说所体现出的思维重心转移这一倾向,就能够得到较为恰当的解释。但要想体会到佛学与传统文化在心性化转向上一致性的缘由,如成佛与成圣、佛性论与人性论等命题,何以能够达成一种融贯的沟通,则尚需更深入的研究。

当然,对于禅宗思想的研究,还有众多来自异域文化的视角。海外学者以西方学术文化的发展为依托,形成诸多样态的文本解读。有的人将禅宗与心理分析、精神治疗联系起来,意欲在人格之分裂与完善的研究中考察禅宗精神的趣味所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同时,西方现代学术的发展,使得一些人把禅宗乃至佛教研究的重心转移到逻辑的角度上,通过现代逻辑的介入,来研究佛教、禅宗语言的逻辑结构,由此进一步深入发掘禅宗思想的特质。亦有从佛禅与非理性主义对比的视角出发,从中考察禅宗所蕴含的人之生存的观念以及在存在问题上的看法。种种解读对于我们今日更为深入的理解来说,的确有很大的帮助。就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各思潮之间的关联而言,也能提供某种借鉴与启发。结合禅宗的一些史料,并参考前辈学者的禅宗研究,对禅宗思想作一整体的概观,并从中发现禅宗思想与隋唐初期大乘佛学运动中某些倾向的关联,以及禅宗所提出的较为明确的批判性见解,就是本章所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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