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阳民歌文化研究：民歌的即兴性与变异性

附录　紫阳民歌随笔

◎张宣强

以歌论唱歌

自牙牙学语始，人的一生中都是要唱歌的，唱各种歌，唱很多歌。跟人不能不说话一样，人不能不唱歌。人为什么要唱歌?自有其既深奥又浅显明白的道理，可以不必理论。若真要去理论，实在难以言说。

民歌自己有自己的说道:

“人不唱歌不新鲜。”

“山歌不唱不开怀。”

“山歌不唱冷秋秋。”

“不唱山歌喉咙痒。”

“山歌本是古人留，

留给后人解忧愁。”

“唱唱山歌做生活，

山歌是我好媒婆。”

“山歌是我肝和胆。”

有色歌曲

红卫兵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带到了乡下，在某个生产队，红卫兵要贫下中农抓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回答是:我们这里太穷，不出这些东西。

一红卫兵说:听说你们这里有一个专唱黄色歌曲的流氓?

一老人说:歌儿么，让人快活的东西，还分黄色红色吗?

红卫兵说:当然有黄色红色之分，《东方红》就是红色歌曲。

老人说:明白了。我念一首山歌，你看看是啥颜色?太阳出来绯绯红，烧火佬出来大不同，脑壳上戴个尖尖帽，裤裆里夹个吹火筒。(烧火佬:扒灰的公公)

众人大笑，红卫兵跟着笑。

那老人得意:我唱的也有“红”嘛，你说是啥颜色的歌?

红卫兵很沮丧，这里的贫下中农觉悟太成问题，别处串联去!

那老人原来就是红卫兵所说的专唱黄色歌曲的“流氓”。

酸歌

世上的人，骨子里或多或少会有粗俗的东西，谁也不会高雅到哪儿去———如果抛掉某些约束的话。

荤段子的同行可为佐证。

我说这话，是为我的一种不很高雅的想法和行为寻找借口———我很想搜集整理民歌中的“酸歌”，我知道这类民歌在民间埋藏不少，然而真去搜集时却发生了困难。

先是困难了自己，一名文质彬彬的文化干部如何启口向对方提出“那个”要求?无论如何歌手们自己是不会主动唱的。

再是困难了歌手，当着众多陌生的面孔(其中还有女人)，又是在雅室之内，那种歌儿怎么唱得出口?人都有个脸面嘛。

好在所邀来的数十名歌手中有一名姓苏的是我的老乡，我将他独自邀入卧室，他向我唱了《十八摸》《吴幺姑》等几首酸歌。要他再唱，他说想不起了。

他告诉我，唱这种歌，一是要在野天野地，无遮无拦，山水树木不晓得脸红;二是要没有“外人”，只有自己和自己的熟人。熟人中如果都会唱，唱起“势”了，会一首连一首地唱很多很多。

我知道，这里有一个“场”的问题。他说，唱这种歌的人，大多是放羊娃儿和单身汉儿，成家立业有儿有女的人很少有人去唱。

我知道，这里有一个“性”的饥渴和宣泄问题。我在《美女晒羞》中所写的大毛子，就是这么一个形象。

我想，这种歌对性文化研究或许有用。还有别的用处……

婆婆妈妈

上石梯来下石梯，

姐儿挑水笑嘻嘻。

郞一笑来姐一笑，

丢下扁担玩一遭……

某某玩笑式地问:他们“玩”什么?

我玩笑式地回答:你想让他们玩什么他们就“玩”什么。

他说:一定玩出了格。你看，接下来是“头上青丝为啥乱?背上黄土怎上身?”

我说:也许。不过“头上青丝风吹乱，背上黄土靠墙站”，也有可能。

他说:我还是没弄明白。

我说:你比“姐儿”她妈还要婆婆妈妈，读民歌这么婆婆妈妈能有多少意思;真要这样的话，应该读的东西就读不出来了。

十唱九不同

民歌靠口耳相传，被誉为“口碑文化”。在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文字的是这样，在有了文字之后，也仍然保留了它的口头性质。

民歌又有着即兴性和变异性。同一首民歌，会因为歌唱地点、时间、歌手的不同而大不相同，即便是同一位歌手，也会因其情绪变化而有所差异。我们把这一特征称为“十唱九不同”。曲调是这样，歌词也是这样。这里只说歌词。

郎变蜜蜂钻上天，

姐变蜘蛛网屋檐。

蜜蜂落在蜘蛛网，

郎要起翅姐要缠。

小郎想打离身拳，

要你难上又加难。

———《紫阳民歌精选》

你是蜂子飞上天，

我是蜘蛛用网牵，

蜂子飞到网中间，

你要脱来我要缠。

———《略阳民间歌谣集成》

郎好比蜜蜂子飞上天，

姐好比蜘蛛子挂屋檐，

有朝一日投在我的罗网上，

你要去，我要缠，

那时节才叫好汉难打脱身拳。

———《中国歌谣》注:湖南

另有云南、贵州等地也有些歌，情形与上大同小异。

我曾试图探究一下这首民歌的原产地，是紫阳?略阳?湖南?云贵?它究竟应该属于谁?后渐省悟，这种探究是徒劳无益的，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紫阳曾从湖北引进了某良种茶，它在紫阳的土地生长发育，随时日递增长出了紫阳茶的品质特点，人们不照样称它紫阳茶吗?民歌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树，落在哪里便成为哪里的嘉木，虽有“桔生南方为桔，生在北方为枳”的现象，但它始终是一棵树，一棵绿树，美树。民歌又是一个流浪汉，总在四处寻找它适宜的家园。

由此我又想说，我们在搜集整理民歌的时候，不要因为它近似于(或相同)别处的某首民歌而轻易地放弃，我们得尊重民歌即兴、流传、变异的规律性特征。

有所启迪

人活世上哪样好?

说是死了就死了，

亲戚朋友不知道。

亲戚朋友知道了，

亡者他走上了奈何桥。

奈何桥，奈何桥，

七寸宽来万丈高，

大风吹来摇摇摆，

小风吹来摆摆摇，

有福之人桥上过，

无福之人打下桥。

社会主义这么好，

你为啥走得这么早!

这是一首孝歌，被贾平凹引用在他的某篇文章之中，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最后两句原为“叫一声孝子快把纸烧，亡者好过奈何桥。”平凹仅动了最后两句，便一改原有的陈旧而鲜活起来，有了许多生趣，让人忍俊不禁。我心有所动，便如法炮制。

太阳落坡又落岩，

乖姐打扮好人才。

人才美貌，美貌人才，

头戴金花，脚穿绣鞋，

手拿扇子，扇出风来，

红绸裹肚绿丝带。

乖姐人乖行不乖，

她到歌厅去坐台。

最后两句原为“乖姐人乖命不乖，有钱无市买不来。”我这么一改，好像也少了些陈旧，多了些鲜活，韵味跟原先不一样了。

这多少有点游戏的味道。我是想说:民歌的歌词所表现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距今天毕竟太遥远了，今天要做保护和发展工作，就存在一个出新问题。如何出新却又让人颇费踌躇，我们通常采用的是“旧瓶装新酒”的办法，群众却不完全能够接受。而且，这个办法也有局限，在有的曲目那里(常是优秀曲目)根本行不通。那么，从这里可否获得某些启迪?

民歌中的爱情

民歌中的爱情是有声有色的爱情，纯厚忠贞的爱情，彻头彻尾的爱情，天长地久的爱情。

幺妹长得细身条，

好像田里嫩秧苗，

死了变个秧鸡子，

抱住秧苗摇几摇。

想姐想得没奈何，

想姐头发对酒唱。

你要头发剪子剪，

你要心肝刀来割。

爱得真，爱得深，爱得纯厚，爱得贵忠贞。滚烫率真的语言，不加任何修饰，对爱情的吟唱却达到了极致。

读这样的情歌，总令人脸热心跳，击节叫好之后便牢记于心。

读过这样的情歌，再去读人们煞费苦心写出的爱情诗，总觉不够味道，如同吃过了四川的朝天椒，再吃别处的辣子，不过是甜腻腻的“菜辣子”。

快乐的紫阳民歌

紫阳民歌是快乐的歌。

它的快乐，不仅表现在曲调的明朗、欢快、流畅、优美，带给人们愉悦的享受;更多表现在思想内容的旷达、自在、风趣，让人感染一种乐观主义精神，听一听，唱一唱，读一读，总会让人快活一把。

不是所有地域的民歌都是以快乐为主调的，譬如陕北民歌，它更多的是在宣泄苦难，倾诉悲哀，歌吟愁绪。“泪蛋蛋洒在沙蒿蒿林”“我妈妈生我是苦命人”“老天爷你杀人不眨眼”“什么人留下活分离”等等一类述说苦情的句子随处可见，让人心情沉重，如压了一盘石磨。陕北是黄土高原，自然、地理以及气候条件十分恶劣，人们生活之艰难可以想见，多了这类苦歌是情理中事。紫阳的自然、地理以及气候条件相对要好一些，却也不是什么天堂，某些方面的苦情也许更甚，但紫阳民歌却极少去理睬那种苦情。

它要快乐，不要忧伤;它要超逸，不要悲情;它要笑脸，不要愁容。我是指的主体，并非绝对没有苦歌。我粗略翻阅了一下，歌唱快乐的大约要占到紫阳民歌总量的十之七八(仅就手头资料而言)。这便成了主体，少量的苦歌可以忽略不计了。逗趣骂笑的，颠倒事物的，幽默诙谐的，盘诘对唱的，无不给人以轻松快乐。

唱个山歌逗一逗，

看姐抬头不抬头。

马不抬头不威武，

人不抬头不风流。

小哥生得黑又黑，

活像一条乌梢蛇，

站起没有三寸高，

杀了没有二两血。

以及“没得扇子扇草帽，没得裤子拴围裙”“送郎一件衣，一床烂蓑衣，我郎穿上笑眯眯”“我向土地要钱使，我向土地要婆娘”等等，无不透露出一种乐天情绪。

快乐，我以为是歌唱的本质。

前些年，有一首流行歌曲名为《幸福在哪里》，我下乡采风时收录机正唱这首歌，便随口问一位中年歌手:你说幸福在哪里?

他说，幸福在快乐里。

快乐是一种幸福，幸福需要快乐。

人人向往幸福，人人需要快乐。

紫阳民歌歌唱快乐，这应是它的又一魅力之所在吧!

关于“盘歌”

日本的饭岛奖先生是西北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在读生，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来紫阳了解民歌，主要了解“对歌”这一民歌形式，是为他的某篇论文作准备的。

饭岛问我:你所编辑的《山歌不唱不开怀》一书中有“盘歌”。这个“盘”是不是盘古的“盘”?他说他知道中国有盘古，还知道中国有女娲，都是十分古老的人物了。那么“盘歌”是不是盘古留下的歌?

面对如此幼稚可笑匪夷所思的问题，我欲笑不笑，十分认真地告诉他，盘歌的“盘”也是盘古的“盘”。中国的文字常有一字多用多义的情况。这里的“盘”是盘问。

他问:什么是“盘问”?

我说:你现在向我提问题就是一种盘问。

他说:明白了，盘歌就是盘问的歌。

我说:对了，盘歌是以歌唱形式提问题，有问有答，是对歌的一种。它不是盘古留下的歌。盘古是开天辟地的神话人物。

他说:明白了。请问老师，为什么要唱盘歌?

因为语言以及他的接受能力的障碍，我只好简单地回答:为了快乐。

他说明白了，请问老师，盘歌唱些什么?

我告诉他，盘歌的内容十分宽泛，天文地理，历史传说，自然常识，生产劳动以及日常生活什么的，都唱，想唱什么唱什么，直到把对方问住。

他问:什么是“问住”?

我说，回答不出对方的问题，就是被问住了。你看我现在几乎被你“问住”了。

我常接受我的4岁的孙子许多天真幼稚的提问(不是民歌方面的)，他是在长知识，很有趣。这位饭岛先生已29岁，他是在做学问。做学问的人还存在这样的问题，我有点为他担心。就他这样的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掌握程度，恐怕很难感受到民歌的种种味道和神韵，更不用说去认识和发现民歌的更深层的东西了。

我说，你要做民歌方面的学问，是不是准备不足，显得匆促了一些?

他问:什么是“匆促”?……

紫阳民歌是女人

这话是日本人饭岛说的。

中秋夜，我们应邀去农民歌手何氏兄弟家中吃月饼，品香茶，唱民歌。饭岛兴致颇高，跟大家一起吃、喝、唱。紫阳有线电视台记者龚颖采访他。先问他对紫阳的印象。他说，紫阳很好，跟我的家乡一样，有山有水。紫阳人很好，很暖和(热情)。又问他对紫阳民歌的印象。他说，紫阳民歌很好，好听，暖和(温情)。陕北民歌是男人，紫阳民歌是女人。

他谈的是感觉。他只能谈感觉。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已属不易。

我亦有同感。

陕北民歌粗犷、豪放，像慓悍的男人。紫阳民歌柔婉、细腻，像温情的女人。这个女人不是大家闺秀，也非小家碧玉，而是山地的“野女子”。她与山水草木为伍，以日月风雨为伴，放手做事，高声说话，热情待人，小心接物，自由自在，泼辣大方有粗犷，有野气，有火爆，也有细腻和温柔。说她是个女儿家，却有几分男子气。

紫阳民歌就是这么一个女人。

我也是谈感觉。我也只能谈感觉。

民歌·方言·普通话

民歌是地域性很强的声音，须用方言土语演唱才出真味儿，才会色彩鲜明，韵味绵长。若用普通话，就会失去美感，有些不伦不类。这是常识，常识常被人忽略。为了强调这一常识，某次讨论我故意用普通话演唱紫阳民歌《郎在对门唱山歌》，当唱至“发瘟死的挨刀死的”那一串韵白“剁句”时，引来哄堂大笑。

这说明，用普通话演唱民歌是不讨好的事，是自讨尴尬、没趣。

但是，我们必须推广普通话，要求东西南北中所有的中国人都说普通话，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我发现，如今不少小孩都是满口普通话，抛弃方言土语了，虽然他们父母、爷爷、奶奶仍是用的方言土语，但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鄙弃的。由此我忽发杞人之忧，民歌怎么办?再过几十年上百年还有没有真正的民歌?还有诸如秦腔、越剧、川剧等等优秀地方剧种怎么办?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怎么办……

我说这些也许是吃饱了撑的，说不定终有地球人全部用英语的那一天呢!

骂笑

骂笑，是紫阳人特有的与人表示亲密友好的方式。它只在熟人和同辈人(非血缘关系)之间才会出现。这里的“骂”完全是为了“笑”，因此其骂无恶言毒语，有亲和友善;不粗俗、无恶意、多含蓄、多幽默。

我的一位叔伯房嫂子可称“骂笑专家”，她出言即“骂”，不打腹稿，这自然是针对我这样的小叔子。我挨过她不少“骂”，后来我也学会了回“骂”。

一次去她家闲坐，临别时，她礼貌周全地送出大门之外。走出老远了，她还大声地喊着我的名字，说:“你慢走慢摇啊，莫在路上吃青苗啊!”我听得明白，她是将我骂作了牛、羊……牛和羊如果不戴“笼嘴”，见了青苗是不会放过的。我不甘吃亏，“礼尚往来”回敬道:“嫂子，别送啦，到屋去———脑壳先到屋啊!”脑壳先到屋的无疑是牲畜，我们在一串“哈哈”声中作别。

又一次在嫂子家，落座不久来了一位客人，她们显然是熟人，且为同辈。嫂子问他:“你从牢里来?”故意将“哪”读作“牢”，客人成了“犯人”啦。客人不甘示弱，答道:“我捞了几天都没有把你捞到。”哈，巧妙地运用谐音，嫂子成了落水鬼了。嫂子顺话说话，紧接着道:“我坐在你家神龛上的，怎么捞得到!”这无疑是“犯上”，成了客人的先人了。客人则答道:“怪不得哩，香炉里有老鼠屎!”嫂了未能做成“先人”，反倒成了鼠类，在神龛的香炉里留下了劣迹。

这是话语间的你来我往，显示着双方的智慧和机敏。还有以歌“骂”人的:

远望乖姐穿身青，

身戴钥匙有半斤。

走一步来响一声，

好像骒马戴串铃。

有人看见路上行走的女人，将她骂作“骒马”(母马)开个玩笑，取个乐子。如果那是一位内向羞涩的女人，骂一声“嚼牙巴的”，便只管走自己的路去。如果是位泼辣大方又能唱会骂的，定会以歌回应:

远望大哥生得丑，

活像一条撵山狗。

见人就要汪汪叫，

见肉就想咬一口。

此二位若是“唱家”级的歌手，就有热闹好听好看了。他们会来个尽兴，唱唱笑笑许久，见个我高你低。

草帽子来黄沙沙，

里头别的栀子花。

揭开草帽看栀子，

短命死得好头发，

看得情哥眼发花。

这里的骂，表现的是亲昵，跟大家熟悉的《郎在对门唱山歌》中的那一串骂人语“短命死的发瘟死的挨刀死的唱得个样好哇”一样，是一种爱意的表露。

我们来读一首“联八句”:

人家的丈夫像先生，

我那丈夫像猴精。

猴精古怪，

古怪猴精。

戴个草帽没顶顶，

吃个烟杆没颈颈。

穿个衣裳无衣领，

穿个鞋子无后跟。

吃饭不嚼，

吃豆腐打混吞。

扛起锄头像雷神，

挖起地来抽懒筋。

叫他这头来，

他在那头哼。

劈尻子一脚。(劈，方言，正对着;尻，音［kau⁵⁵］。尻子，方言，屁股。)

他“妈”的一声。

他这号人咋不死嘛，

老娘年轻好嫁人。

如果要说这首歌表现的是女人对自己丈夫的不满情绪，我看倒不如说是男人们借女人之口在奚落笑骂那种懒汉二流子，好吃懒做，没个正形，我见过这种情形。

无论是言语的骂笑还是歌唱的骂笑，都是为了取乐。这么一“骂”一“笑”，不伤害人，谁也不会生气，倒是愈发增进了和睦亲近的感情。不少外来的基层干部受此环境的感染，也学会了“骂笑”，群众便觉得此人和葛可亲，没有架子，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从而更愿意接近他。

通过“骂笑”，充分展示出山民的智慧和机敏，以及幽默风趣的品格。他们的“骂笑”有感情色彩，有人情味儿，带给人们长久的愉悦。这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是“俗”文化，千百年沿袭至今，有其顽强的生命力。(www.xing528.com)

报路歌

报路歌是一种劳动歌，也可说是生活歌。它产生在过去的山路上。

过去的山路是毛毛路、羊肠路，或窄逼、或陡峭、或曲折、或平坦，复杂多变，艰险难行，迫使行路人要使出浑身解数。如果在这样的路上运送大型物件，譬如箱、柜以及轿子、滑竿之类，必由两人或四个抬运，走在后面的人往往会被物件遮挡了视线，无法看清路形、路况，前后的步调很难协调一致，既增加了行走的艰难程度，又容易出危险。于是，就有了报路歌———由前面的人高声报告路形、路况，后面的人以同样的高声回应相应的走法。

阳阳坡哇———慢慢梭哇!

陡上陡哇———凑起走哇!

“慢慢梭”，指行下坡路，要放慢行速，脚步用擦地式;“凑起走”，指行上坡路，后面人要往前“凑”，形成一种推力。

大步礅子———一步一个!

外面虚空———端踩当中!

“礅子”，指水中的“跳石”。小溪、小河的过渡处常摆放着等距离的石头用以作“桥”，应一步一个地踩过去;“外面虚空”，指道路的某一边是悬崖、深沟，应踩踏道路的正中央。

连环之字拐———你去我不来!

摆左手———靠右手!

在急促的弯道上转弯的方式:先是后面停下，前面行走。到了一定位置，又由前面停下，后面行走;“摆左手，靠右手”，是说前后相应移动的方向。

青蓬挂帷———扯烂了不赔!

青蓬挂顶———扯烂了不要紧!

平阳大路———甩开走步!

“青蓬”是藤类植物的雅称。扯烂了轿子的帷子，顶子这里是顾不上的，只能任它扯去。所以娶亲路上往往有专人手持弯刀在前面开路———砍掉那些障碍物。行至平坦道路了，可以大胆轻松地放开步子行走了。

路上一筒柴———一脚挝下崖!

路上一枝花———顺手摘回家!

到家一看———是娃儿他妈!

有挡路的树枝、石头之类，用脚踢开。这里的“挝”读tsua³¹，紫阳方言，踢的意思。

若是迎面来了女人，乐天的山里人少不下会开个玩笑，以活跃气氛，消解乏累。“路上一枝花……”这是文雅的，有的很粗俗。

报路歌没有曲调旋律，不是唱，是吼喊。韵律感、节奏感却很强，不唱也是歌。它大多出现在迎亲路上。锣鼓、唢呐声中，一群山里汉子肩负重物，喜气洋洋，甩手、摆胯、扭腰、跨步，是韵味十足的舞蹈，煞是热闹。

报路歌不仅紫阳有，我想，整个陕南、毗邻的川北以及别的山地都会有，其情形恐怕都相差无几。今天，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变，报路歌已成为逝去的歌谣。

锣鼓草

紫阳山地，农作物以包谷为主。传统的耕作方式是广种薄收，几乎山山都是包谷。面积大了，耕作也就相对地粗放一些。到了锄“二草”(锄第二次草)时节，农户间常会组织“唐将班子”(一种互助组织。为什么叫“唐将班子”?谁也说不清)互帮互助。为了抢时间、赶进度，就要打“锣鼓草”。

演唱“锣鼓草”歌一般是两个人，也有三人的。领头的人称歌师。歌师不仅会唱许多流传的歌，还能触景生情即兴创作，随口成歌。歌师胸前挎一面小鼓，左手提小锣，右手执鼓槌。另一人执小镲。如果是三人，就有一面大锣，他们在敲锣的同时为歌师帮唱，称为“联手”。众人锄草开始了，先敲打一通锣鼓，谓之“闹山”。歌师是又敲锣又打鼓，手上很有一些技巧功夫。歌师起唱:

薅草来，薅草来，

各人塞口各人排。

两边排成人字路，

中间排起钓鱼台。

这是开始歌，指教众人如何摆布阵脚。每唱一句，敲一小节锣鼓。后两句由“联手”帮唱，也有全体锄草人齐唱的。欢声雷动，热闹非凡，令人激奋。

薅草莫薅吊颈草，

一颗露水它又活了;

薅草要薅米筛花，

十人过路九人夸。

这是在招呼人们薅草务必细致认真，别出现“吊颈草”———根部未刨离土层的草。“锣鼓草”歌的内容十分广泛，或唱劳动，或唱历史传说，或逗趣骂笑，或与“联手”斗智。逗趣骂笑的又叫“扯白歌”———把事物颠倒着唱的歌。

说扯白来就扯白，

哄起人来了不得。

十冬腊月开桃花，

五黄六月下大雪。

斗智的歌，也叫“盘山歌”，一般情形是歌师提问，“联手”回答，也有反过来的。

啥子过河不脱鞋?

啥子过河横起来?

啥子背上背八卦?

啥子背上长青苔?

牛儿过河不脱鞋，

螃蟹过河横起来;

乌龟背上背八卦，

石头背上长青苔。

“锣鼓草”歌多为四句头，比较规整，曲调简单、明朗、流畅。情绪热烈、活泼、欢快。锣鼓点急促紧凑。数十把锄头紧扣锣鼓点的节奏挥舞着，人追人、锄撵锄，遍山滚动着歌声锄声锣鼓声，一派地动山摇的气势，使人感到一座山都踏着这一节奏在疾速行进。在这样一种紧张热烈的气氛中，锄草人不敢稍怠，连伸腰、擦汗也顾不上。我曾听到一个笑谈:有人锄到后来，才发现手中握着的仅仅是一支锄把，锄柄已不知在什么时候掉落在什么地方了。

太阳落土

为什么不说“太阳落山”，偏偏说成“太阳落土”呢?太阳是落进泥土里了吗?

记得小时候，我曾几次这样向大人询问，大人嫌我说的是“细娃话”，大多不予理睬。但有一次，表叔理睬了，却也不是正面回答，他说:我给你出个谜子吧。

东方点倭瓜，

牵藤到西家，

花开人出动，

花谢人归家。

我很快有了谜底:是太阳。

在山民的心目中，太阳是一个生命实体，有一首山歌这样唱:

太阳过了河，

扯住太阳脚，

我问太阳哪儿落?

太阳是一粒种子，是一只大鸟，或是别的形态的生命。是生命就离不开土地。土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是我们的日子，是我们的一切。这么说来“太阳落土”的说法不是不通，而是很有诗意。同时还可看出山民“以土为本”的观念意识。有了这一认识，我在编辑紫阳民歌歌词选“山歌不唱不开怀”时，没有听从有人关于将‘土’改为‘山’的建议(作为大众读物，对于原作中某些不通不顺字句的小改动是允许的，但须慎重)，而坚持保留了“太阳落土”这个说法。

紫阳民歌中，这个说法很是不少。

太阳落土四山黑，

犀牛还在海里歇，

口中啣的灵芝草，

这个宝贝谁个得?

太阳落土四山黄，

四山毛狗叫汪汪。

大的叫来缱他伴，

小的叫来缱他娘，

好像乘姐叫小郎。

太阳落土四山阴，

四山凉水冷浸浸。

劝姐莫喝阴凉水，

喝了凉水冷了心，

忘了你的心上人。

这里的“太阳落土”只是说的时间和环境。但足以说明，将“太阳落山”说成“太阳落土”是紫阳山民普遍的习惯性说法。

民歌中的双关语

双关语是艺术地说话，是说话的艺术。

双关语在生活中常见，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也经常运用。文学名著《红楼梦》里，将双关语运用得颇具意味。这里只说谐音双关，如假谐贾，雪谐薛，卜世仁谐不是人，单聘人谐善骗人，秦钟谐情钟等等。只要留意，真是不少，对我们解读此书有很大帮助。马三立的单口相声《逗你玩》，说一妇人让孩子看守着她晾在外面的衣服，有个小偷想偷衣服，就对孩子说:“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我叫逗你玩，记住了!”当小偷偷走一件大褂时，孩子大叫“妈，有人把大褂拿走了!”妈问:“谁呀?”孩子答:“逗你玩!”最后连床单也偷走了，孩子大呼小叫，妈又问谁呀?孩子照旧回答:“逗你玩”。这里的双关语十分精彩，没有这个双关语就没有这个相声名段。至于生活中的双关语，更是多多，难以备述，我在《骂笑》一文中已有所提及。

民歌中也常运用双关语。民歌对双关语的运用，我觉得比其他文学艺术作品来得更自然、贴切、和谐、生动。为了方便，我仅以紫阳民歌为例。

姐儿当门一条梁，

韭菜芹菜栽两行。

郎吃芹菜勤想姐，

姐吃韭菜久想郎，

二人玩耍要久长。

这是谐音双关语。“芹”谐“勤”，“韭”谐“久”，透着作者的巧思。

三月麦子四月黄，

我问乖姐想郎不想郎?

丝瓜开花常思想，

豌豆开花要成双。

这一首歌用了两类双关。“丝瓜开花常思想”是谐音双关，“丝”谐“思”。“豌豆开花要成双”，是语义双关。对于“想郎不想郎”的回答既明白又有意味。如这种语义双关的情形在民歌中是常见的。

太阳出来四山黄，

姐儿出来晾衣裳。

手摸竹竿十六节，

数来数去总成双。

咋不见心肝我的郎?

“姐儿”对郎的思念无处不在，表现在日常生活细节之中，让这种思念有了感人的力量。

两座尖山对尖山，

两朵姣莲对姣莲。

两只画眉隔河叫，

叫来叫去一笼关，

就像活活二神仙。

这应是一种双关，是赋形造像的双关吧。一对恋人终成眷属，过着神仙般的日子。

小小蜜蜂嘴儿尖又尖，

一飞飞到姐儿罗裙边。

左手又拿花手帕，

右手又拿扇子扇。

上打蜜蜂下打鞋，

越打蜜蜂越拢来。

如果把这首民歌读作情歌，那么，蜜蜂就是一位男性求爱者，他不管姐儿如何“拒斥”，总是紧追不舍。这也是赋形造像的双关，跟前首一样，较为隐晦，却生动、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紫阳民歌中，无论是谐音双关，语义双关，还是赋形造像双关，还可列举很多。由于巧妙地运用了双关语，民歌便有了含蓄、幽默，有了无限生趣，有了绵长的韵味。

民歌会消亡吗?

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

在有关报纸以及2006年4月省音协举办的“陕南民歌研讨会”上，都见到这样一种说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民歌已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比如民歌大都以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宗教仪式为载体，但在今天，这些曾盛极一时的此类活动越来越少了，这就制约了民歌的发展。再加上外来文化的影响，也让民歌的生存和发展备受压力。持这种观点的人说，我们今天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只能起到延缓消亡的作用，最终的消亡是一种必然。

面对这种说法我很迷茫，但很快又清醒过来，在此简单地谈几点看法。

诚然，民歌是旧时代的产物，它所表现的传统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距今天是愈来愈远了。马达的轰鸣已代替了船工激越的号子。压路机的滚动已代替了石夯和榔头沉重的起落。歌唱一般的哭嫁、哭丧已被音箱中或欢乐或伤悲的音乐取代。男女间的爱情信物已不再是手巾、荷包之类。人们的衣、食、住、行跟过去已有了天壤之别。等等一切，变化是天翻地覆的，全方位的。一部分民歌如劳动号子等已失去了它的实用价值。又因民歌所反映的思想观念对今人来说已很隔膜，民歌已很少有“言为心声”的亲近感，从而隔膜了民歌自身。等等一切，的确让民歌备受压力，前景不容乐观。

但我要说，我们不能因此断言民歌必然会走向消亡。

这里存在一个对民歌价值的认识问题。

对今天来说，民歌的实用价值已退居次要位置，或说根本没有其位置了。然而却因此而凸显出民歌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对于民歌的审美，我以为有一个“姿态”问题，那就是“听赏”，始终记住那是前人的声音，祖先的声音。有了这个“姿态”，就不会介意距离，就不会去要求它的时代性，就能拨开存于其中的封建意识陈旧观念的迷雾，见到或隐或显的大美。那里有人性的真和善，有乐观向上、旷达开朗、热爱生活、珍爱生命的可贵精神，有不要任何矫情，泥土一般质朴本真的品格。这是最根本的东西，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美质。这一点，我敢说数千年数万年也不会过时。这是说的内容，也是说的民歌的主体精神。如果从音乐角度去看，无论号子、山歌还是小调，那种鲜明的地域色彩，极具个性的唱法唱腔，通俗明朗又悦耳动听的音调旋律，无不给人以无以替代的美的愉悦，美的享受。说它无以替代，因为它是天籁，因为它的好听好懂。我想无论到了什么时代，人类对于美的取向应该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听赏民歌，犹如观赏古画、古董，看去简单拙朴，深究其历史的、美学的意义却是非同一般。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

从中央电视台第十二届青歌大赛的原生态演唱和“2006中国民间歌舞盛典”出现从未有过的轰动效应，我获得一种信心:民歌在当代的群众基础仍然牢固，它不会失去听众，也不会失去歌者。

民歌还有明显的娱乐价值。我们唱歌，我们听歌，不就是为的找乐子图快活吗?不就是为了舒缓、松弛一下紧张、沉重的心情吗?不就是为的调整一下某种不适状态吗?民歌在这方面的功能比任何创作歌曲都强，许多民歌就是为着人们的快乐才产生的。我在《快乐的紫阳民歌》一文已说过这层意思。

民歌更有借鉴价值。任何一位成功的作曲家，如果要他说出成功的“秘诀”，必然是对民歌的学习和借鉴。如何借鉴是技术问题，需要借鉴却是必然。是民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音乐大师。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很多，不胜枚举。王洛宾应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那次陕南民歌研讨会上听著名作曲家赵季平作学术报告，他有一句话对我印象颇深。他说:“我酷爱民族民间音乐，上学时就与同学约定:每一节课都要背会一首民歌。”我们可以从他的《红高粱》《水浒传》《大宅门》《乔家大院》等影视音乐以及众多的极富个性的创作歌曲，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实情。他一定熟悉全国各地乃至外国的成千上万民歌。说他是“最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精神和西部特色的作曲家”绝不过分。

仅此三个方面的价值，我想民歌不会消亡，它会愈活愈健朗。

说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我想，这不会成为问题的关键。国人现在是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能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是靠的经济实力，也不是靠的先进武器，而是靠的文化———数千年优秀的民族文化。明确了这一点，对于优秀民族文化内容之一的民歌，感情更会深入几分。尤为让人鼓舞的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机关学校以及广大群众，关于民族文化的声音是愈来愈响亮了。

紫阳民歌与茶

紫阳是民歌之乡，同时是名茶之乡，二者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茶与歌的关系，如同花朵与阳光，山岭与鸣泉，互为依托，互为辉映，互为彰显。认清了这层关系，紫阳县政府于2003年拿出经费制作了紫阳民歌的第一张VCD光碟《紫阳茶歌》。我为光碟撰写了一段前言，其中有这么几句话:“茶借歌以播名，歌因茶而飞扬。茶煮国饮，歌扬国风，茶、歌比翼，分外迷人。”这是说的实情。在外界，只要提到紫阳，就一定会提到民歌和茶。二者已成为紫阳的名片。

不少民歌就是这样，总是与当地的物产有着必然联系，却又各自以物质和精神的形态存世，且共存共荣。河南的牡丹，长白山的人参，新疆的葡萄，草原的牛羊，就有许多传世的民歌。

紫阳民歌中，直接反映茶和茶事活动的不多，究其原因，一是茶山适宜唱各种歌;二是采茶劳作也适宜唱各种歌。这两点，有亲身经历者定会有所感受。在茶山，无论山歌、小调还是某些号子，只要有兴趣，完全可以随意去唱。唱不唱茶无关紧要，要紧的是热闹一把，打发那种因肢体动作太单调细微而产生的枯寂。我在学生时代集体上山采茶，大家一边采摘一边唱校园歌曲或进行曲，就是图的那种热闹气氛。

年年有个三月三，

收拾打扮上茶山，

人人都说茶山好，

采下香茶卖银钱。

这是唱茶事活动的，更多的则是不直接唱茶，只与茶有关联的民歌:

左手采茶采四两，

右手采茶采半斤，

越采越有劲。

那边来了个小哥哥，

年纪不过十八春，

实在爱坏人。……

只在前三句唱了采茶，后面转入唱人唱情了，却也是茶山的人，茶山的情。在茶山，真可以见到不少让人喜爱的陌生面孔，一见钟情成其姻缘的事是有的。

有一首《手提二封茶》是反映茶俗的:

小郎打扮一枝花，

摇摇摆摆到姐家，

手提二封茶。

不觉走到堂屋中，

怀里掏出茶二封，

礼轻人意重……

“以茶为礼”是紫阳人的传统习俗，除了招待来客品饮解渴外，还以茶叶为礼品馈亲送友。这一习俗传承至今。这首歌唱的是旧时女婿拜见丈人的情形。古代称茶叶为“不迁”，恐怕是取其不“见异思迁”的意思吧。

小妹生得嫩花花，

活像一棵清明茶，

人人见了人人爱，

伸手就想摘一把。

清明时节的茶称为清明茶，又称“头茶”。最为鲜嫩，最为幽香，又最为好看。这是以茶喻人。小妹的可爱具体可感。

喝杯冷茶心里凉，

喝杯热茶心里香，

小妹敬哥一杯茶，

好像喝了迷魂汤。

这是以茶言情。来客敬茶本是紫阳人的礼节，这里却说:“好像喝了迷魂汤”，可见小哥小妹是有情有义的一对。

还有如“太阳当顶又当斜，乖姐打扮去送茶”“有心恋姐你就恋，你趁姐儿在茶园”“小郎爱我会采茶，我爱小郎做庄稼”“约郎相会在茶林”“郎铲田坎姐送茶”等等，或以茶言情，或以茶说事，总是少不下一个“茶”字。也有以茶调侃的:“对门打伞的就是他，你咋不进屋喝细茶?你冷水泡茶茶不香，把郎引到七里八里七八一十五里东门南门西门北门水过凉亭姐的房里铺盖底下席子上面姐贪花，一身白肉当细茶”。我以为这不是言情，而是调侃，所以在编辑那个民歌小册子时，将它置入了《劳动篇》而不是《爱情篇》。

《顺采茶》《倒采茶》是两首小调。歌名“采茶”却不唱采茶，“采茶”被用作“起兴”。《顺采茶》从正月唱到腊月，前四段唱的是小郎哥哥要出远门，向情人告别的话语。后八段唱的是小妹的难舍之情，嘱咐小郎的注意事项以及对小郎的思念。《倒采茶》从腊月唱到正月。“腊月采茶下大凌，王祥为母卧寒冰……”“冬月采茶冬月冬，秦琼打马过山东……”每段唱一个古人或传说典故。这种以“采茶”作为起兴的民歌，我想恐怕是作为茶乡的紫阳才会有的吧。

茶和歌，已成为紫阳人的生命要素之一，是不可缺少的。它们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双携双飞，成了一道迷人景观。我们可以从紫阳民歌品味紫阳茶，茶如歌，让人不忍释手;我们又可以从紫阳茶品赏紫阳民歌，歌如茶，让人久久回味。通常情形却是茶和歌同时上来，让你获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愉悦。

花花世界

紫阳民歌中，以花为歌，以歌唱花的曲目颇众。

所谓以花为歌，是指在表现手法上以花起兴，以花喻人，以花说事，以花言情。以花起兴的如:“石榴开花红又红，幺妹今年大不同。往年见我打抿笑，今年见我脸儿红。”“板栗子开花一条线，去年想妹到今年。去年想妹年纪小，今年想妹正当年。”两首歌分别以石榴花和板栗花起兴，十分精妙、贴切。特别是石榴花一首，让一个情窦初开的“幺妹”羞答答地站在了人前。这样的以花起兴，让人兴味盎然。以花喻人的更为精彩:

花花太阳花花云，

花花乖姐花花人，

头上搭条花手帕，

腰上系条花罗裙。

花上加花爱坏人。

句句不离花，真可谓是“花上加花”。既活现了人物形象，又表达了歌者的爱慕之情。这样的以花喻人，让人与花同美。以花说事的如“正月里来迎春花儿开，姐儿在房中挑花绣鞋。香茶美酒桌子上放，房中缺个多情儿郎。二月里来迎春花儿香，姐儿在绣房里想情郎。郎不来呀这事好奇怪，姐儿的泪水打湿绣鞋。”还有如《十二月花套十二古人》用问答的方式以十二种花唱了桃园三结义、薛仁贵征东、孟姜女送寒衣等等大串古人轶事。这样的以花说事，是花钱串珍珠，让事排列有序。以花言情的如:

栀子花儿插满头，

出门欢喜进门愁。

出门就把花花戴，

进门就把花花抽。

花花世界在外头。

“出门欢喜进门愁”“进门就把花花抽”，是对封闭的不满和反抗。山区人家，居住分散，生活的天地小得可怜，常年重复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是十分单调而枯寂的。年轻人谁不想出门见见外面的世界呢!这首歌表现的正是这种情绪。还有表现爱情的:

兰草花儿绿油油，

开在姐儿房当头，

勤劳人儿摘花戴，

懒汉二流子莫来求，

游子好闲我担忧。

这是在公开宣告:姐儿只爱勤快人!这样的以花言情，让情有了色彩。

所谓以歌唱花，是指直接以花为歌唱对象，不带歌者的主观情绪。最典型的曲目是《十对花》。“我唱一、谁对一，什么开花在水里?你唱一、我对一，莲藕开花在水里。我唱二、谁对二，什么开花起苔苔儿?你唱二，我对二，韭菜开花起苔苔儿。……”唱了十种花及其个性特征，让人长知识，可作儿歌演唱。还有《四季花儿开》也是对花，但在句式、结构、曲调等方面与前者有很大不同。这样的对花，演唱起来十分热闹。

还有《撒花调》《兰草花儿开》《紫荆花儿开》《梅子花儿香》《采荷花》《摘桂花》《对牡丹》等等，或以花为歌，或以歌唱花，唱遍了人间之花。另有不少曲目虽不以花起兴、喻人，也不以花说事、言情，却以花作为衬词、衬句，如《倒采茶》，每段都衬入一句“牡丹花”，别有风采。

这类以花为歌，以歌唱花的民歌，在中华民族民歌宝库中是数不胜数的。《编花篮》《茉莉花》《格桑花》《雪莲花》《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等等经典曲目，唱遍全国，有的唱遍了全世界。

人们爱花、爱美，常以花喻美，以美喻花。美不胜收的民歌是五彩缤纷而又个性鲜明的，因此也被人喻之为花，说是民歌的汪洋大海是一个“花花世界”。我说，这个“花花世界”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里面的世界”，它在岁月的深处召唤我们。

两种“文本”的民歌

为便于表述，我借用“文本”一词。

民歌有文本吗?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把口头传唱的民歌称为“口头文本”，把书面传唱的民歌称为“书面文本”。两种文本共存，其生存状态却有很大差异。

众所周知，民歌主要是口头创作，口头传承。它是人类用口传方式作为表现手段的一种音乐艺术。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文字时是这样，而有了文字之后，民歌仍然保留了它的口头性质，所以被誉为“口碑文化”。民歌产生的情形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先是人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率性之唱，大家觉得有意思，便跟着唱，我唱给你，你唱给他，于是传唱开来。在此过程之中，又会随着传唱者的兴趣而有所改动、丰富和完善。随着时日的推移，一首歌从形式到曲调到唱词相对固定下来，有了属于自己的名称，成为“口头文本”，以口头形式传世。在传唱过程中虽然仍会有所变异，但它的主体不会变。

这类民歌，主要存于号子和山歌之中，数量最多，唱者最众，流传最广。它的突出特点是短小。唱词通俗、晓畅、口语化。常用第一人称。加上在内容方面紧贴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感情，给人以亲切、真实的感觉。歌腔方面，有着自由、奔放、舒展、悠长的特色。演唱轻便、灵活、无拘、无限。它的鲜活、生动，给人以赏心悦目的美感。种种特点，决定了它艺术生命的历久不衰。我们今天所演唱的民歌，几乎都是这一文本的作品。

民歌是有书面文本的，不多，主要见于小调之中(小调中短小的也属口头文本)，我读初中时的某个暑假，叔伯房五哥拿来一本《山伯访友》的手抄本要我为他誊抄，很长，抄了整整三天。从“山伯在学堂，无心念文章，一心想到祝家庄，相会祝九郎”开始，叙述了梁祝的整个爱情悲剧。过后又见到了木刻本的《十里亭》，唱的是某个公子哥儿看上了某富家小姐，晚上撬门进入闺房成其好事。天明要离去了，二人难舍难分，小姐送出十里之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公子开始调情时，小姐不允，公子便以众多的古人、圣人乃至神仙也有男女之事来说动小姐。“月里嫦娥成婚配，牛郎也配织女星。昨日我从佛殿过，看见罗汉摸观音。”小姐终于动心。(手中无此书，仅凭记忆)。书中有不少做爱的细节描写，比较“黄”，属“少儿不宜”。(前些年读到我市某县文化馆搜集整理的打印本，“黄”的东西被删掉了，却没了“趣”。)我还见过《四姐闹东京》《小姑贤》等木刻本或手抄本。对于这类长篇叙事歌，乡下的演唱形式是“唱书”，自始至终都用一个曲调。我见到的是一个中年木匠，他给学校干活，晚上无事，手捧一本《十里亭》摇头晃脑地唱，我与几位同学饶有兴趣地听。在文化馆干群众文化工作，我才从前辈口中知道，这类民歌的演唱主要在城镇的茶馆酒肆，有的被称为“紫阳曲子”。演唱时有二胡或三弦伴奏，或敲打碟子为之击节。演唱者是职业或半职业艺人。我至今没有目睹过演唱情形。这类书面文本的民歌，其存世状态有两种情形:曲，靠口头;词，靠书面文字。曲，大众都会唱;词，只有识字的人才唱得完整。我还没有发现能够脱离文本背下全书的人。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们大搞民歌的搜集，很想在这方面有所收获，结果让人失望，那些应该有本子的人，其本子都毁于“文革”浩劫中了。

与口头文本的民歌比较，书面文本的就逊色多了。首先是内容(唱词)无甚可取之处。它们或唱全国皆有的传说故事，或唱有闲阶层的风流韵事，既无地域性，又无大众性。语言或平淡或低俗，缺少风韵神采。曲调流畅、婉柔、细腻，却又因同一曲调一唱到底，给人呆滞、单调之感。它们的传唱选择性(限制性)很大。我们同样不知道它们的作者为谁，但我们可以断定绝不会是劳苦大众，而是那些生活条件优裕的有闲文人，如落第秀才、私塾先生以及职业半职业艺人。

在紫阳，至今活跃着的是口头文本的民歌，那些书面文本的民歌几近销声匿迹。我想，别处也会是这样，这应是一种必然。

关于《紫阳民歌随笔》

安康学院汉水文化研究基地为地域文化研究作出了积极努力，局面可喜，成果渐丰，令人振奋。我由衷地敬佩他们这种富有远见卓识的义举，真诚地感谢积极投身于这项工作的有识之士，是你们让更多的人对安康这片土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安康学院设有紫阳民歌研究课题组，余海章、戴承元等教授正在对紫阳民歌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已有了一批论文问世。作为紫阳人，我深受鼓舞。源远流长的紫阳民歌是陕南民歌的代表性品牌，又是安康文化建设的内容之一，是应该有这样的研究工作的。我曾对余、戴二位教授说:你们在为故乡做着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当代以及后代的紫阳人都会感谢你们。

我长期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十分热爱紫阳民歌，是紫阳民歌滋养了我的文学创作。我能为紫阳民歌做些什么?为二位教授的艰辛工作做些什么?为汉水文化研究做些什么?2006年下半年，我常以这些问题自问。我想到的是，尽自己有限之力，先为余、戴二位的工作助兴，加油吧。于是，便有了一批《紫阳民歌随笔》的小块文字，连同原先写下的共20则。我为什么要采用“随笔”这一体裁?一是避免与余、戴二位的论文重复;二是这一体裁篇幅短小，表现形式灵活自由，既可叙事，又可抒情，还可评论，与我当前的操笔状态颇相适宜;三是通过对紫阳民歌几十年的接触，有一些感性认识，还知道不少与紫阳民歌相关的人和事，把这些掺杂起来写成随笔文字，既可让人们从另一角度去感受或审视紫阳民歌，又可为余、戴二位的研究工作拾遗补缺或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