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流通体制变革研究：基础理论概述

第二章　日本流通体制变革研究的基础理论概述

日本学者石原武政在《商品流通》一书中指出，“要想对现实有深刻的理解，必须基于坚实的基础理论，这样才能从流通的现实中解读出流通的未来”。^[1]

关于商品流通体制变革问题的研究，经济学界并未建立起专门的基础理论。对于是否存在真正的专门以商品流通为对象，并主要以经济学为分析工具的流通经济学或流通理论，学术界尚存较大的争议。^[2]

商品流通作为与社会分工、交换发展密切联系的概念，自然是一个相当古老的经济范畴。早在古希腊时代，著名思想家色诺芬在《经济论，雅典的收入》一书中就指出，货币是财富流通的媒介，而财富的流通则在于分工，分工的程度取决于市场的规模。色诺芬还特别强调了分工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3]从这些理论中，我们可以窥见蕴含流通与分工发展关系的思想。西欧封建社会的早期重商主义在法国的代表人物孟克列钦1615年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把商业看做是国家一切活动的基础，并指出财富就是货币，商品流通是获取金银的最重要的方法，对外贸易是一国财富增值的源泉。晚期及早期重商主义学说，揭示了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对社会分工的扩大与商品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并且是促进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转型的一个主要因素。重农主义的魁奈，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萨伊等人的经济理论中都夹杂着对分工、交换、流通的研究。不过，在经济学说史上，比较全面系统地对流通问题进行分析的当属马克思。马克思对社会经济运行中的流通进行了充分的考察与研究，回答了流通是什么以及商品流通发挥了什么作用等问题，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商品流通理论，对流通体制问题研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现代西方经济学也研究交换和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他们把国际贸易作为开拓市场的手段，但却轻视对国内贸易的研究。有一种说法是，西方经济学把国内的商品流通当做一种黑箱。^[4]不过，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是与流通领域关系密切的理论，现代商品流通经济运行是建立在交易主体按照一定的交易方式实施交易行为的基础上的，交易流或称商流是商品流通的核心内容。因此，在本书中，将交易费用理论与马克思的商品流通理论和日本的流通变革理论结合在一起，作为本课题研究的基础理论。

第一节　马克思的商品流通理论

商品流通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有的研究范畴，离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便难以找到商品流通的基本分析框架。^[5]马克思的商品流通理论是在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总过程进行全面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确立的，对分析过去、现在的流通现象，指导流通的未来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马克思的商品流通内涵

第一，商品流通是商品交换发展的产物。马克思对流通问题的研究是从商品交换开始的。马克思指出，随着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的发展，商品交换形式不断发展演进，由物物交换(W—W)渐渐地变成了简单的商品流通(W—G—W)，商品流通成为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劳动的物质交换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简单的商品流通又发展为发达的商品流通(G—W—G')，发达的商品流通便是资本的流通。人们的交换目的也发生了变化，从对使用价值的追逐转变为对商品价值(价值增值)的追逐。从商品流通形式的发展演进过程来看，商品流通的发展程度标志着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第二，商品流通是连续不断的商品交换总体，反映流通主体的利益关系。“商品流通是一系列无休止的社会性交换行为，流通是商品所有者全部相互关系的总和”^[6]，“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上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它的监护人”^[7]。这就告诉我们，商品流通实际上反映出商品流通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即厂商、流通企业、消费者、政府相互依存与相互竞争的、动态的经济利益关系，具体地讲，有工商关系、农商关系、商商关系和政企关系、产销关系等。

第三，商品流通是商品形态变化的循环和交织。一种商品的卖(第一形态变化)，对应着另一种商品的买(第二形态变化)，一种商品的循环的两个形态变化，同时也是其他两种商品相反的局部形态变化。“每个商品的形态变化所形成的循环，同其他商品的循环是不可分割地交错在一起的，这个全部过程就表现为商品流通。”^[8]商品流通成为有各种商品和货币参与的两种形态变化交错的循环运动系列，也反映出商品流通中不同流通主体之间的经济关联性。

第四，商品流通是社会再生产的媒介。“真正的流通，只是表现为周期更新的和通过更新而连续进行的再生产的媒介。”^[9]社会再生产由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四个环节构成，反映出交换(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沟通地位，以商人和商业身份介入商品流通的流通企业，以商品为“媒介”来确定自己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中介地位。

第五，商品流通过程是物质替换、价值补偿的实现过程。商品流通，就是指商品从生产领域被生产出来，在还没有进入消费之前的整个买卖运动过程。它是由G—W(购买)和W—G(售卖)两个价值形态转变所构成，前者是购买生产过程中已经消耗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使它们从实物上得到替换;后者是通过商品的售卖，转让商品使用价值实现商品价值，使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得到补偿。生产企业一方面要收回成本部分，实现价值补偿;另一方面也要得到剩余价值部分，以实现扩大再生产和积累的需要。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方面的运动，买和卖两个过程的交替和作用变化，就构成商品流通过程的经济内容。

第六，广义的商品流通过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在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流通过程不是单纯的商品流通过程，不仅是商品资本的流通过程，还是资本的各种存在形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共同的流通过程，也就是总流通过程，是广义的商品流通过程。“总过程表现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成为流通过程的媒介，反之亦然。”^[10]商品流通的本质，是在流通过程中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结合。而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连续不断的交换过程，是狭义的流通过程。

二、流通与生产、消费关系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萨伊1803年发表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概论》的副标题为“财富的生产、分配与消费”，在该书中萨伊将交换列入生产领域之中，提出了经济过程分为生产、分配、消费三个基本环节的“三分法”思想。马克思则根据对当时社会经济运行状况的分析，在萨伊的“三分法”理论观点基础上，把交换(流通)从生产领域中分离出来，提出了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是由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四个环节构成的“四分法”观点，“四分法”确立了流通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过程中流通与生产、消费关系的理论阐述，是我们理解流通产业组织发展、变革的重要理论基础。

古典经济学派一直强调生产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主导作用，如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定律，其主要内容是生产本身会给自己创造市场，无需政府的干预就能顺利进行再生产。该理论一直盛行到20世纪初期(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以前)。新古典经济学派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1908)中首创了需求理论，提出了需求对生产起决定作用。他认为需求在短期内对生产起决定作用，但长期内仍是生产决定市场。马克思、恩格斯也十分强调生产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认识到了流通、消费等其他环节对生产的作用和影响。

在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包含着关于生产与流通关系的丰富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对流通起决定作用，但流通对生产过程也具有能动作用。生产对流通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思想是:生产是流通赖以进行的起点和基础。“流通的前提既是通过劳动进行的商品的生产，又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生产，这是流通的出发点。”^[11]并且，生产发展的规模和结构决定交换的广度和深度，“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12]。因此，商品流通的规模和速度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决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片面强调生产的决定作用，他们认识到了流通和生产本身一样必要，从而流通当事人也和生产当事人一样必要。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将二者称为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关于流通对生产过程的能动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思想是:①流通是社会扩大再生产得以连续性进行的必要前提。扩大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也就是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问题。企业生产的产品只有进入消费领域，实现价值补偿，才能实现生产的最终目的。②商品流通对社会再生产的速度、效率有重大影响。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长短制约着社会再生产周期的长短。当再生产周期既定时，流通时间的延长或缩短，对以一定量资本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再生产规模的缩小或扩大，起着一定的约束作用。流通时间越短，资本的职能就越大，效率就越高。③商品流通是把社会经济联结成有机整体的纽带。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发展，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合作日益密切，由交换构成的商品流通过程起着联络各方的纽带作用。

总之，“没有商品流通价值的形成与收回，整个经济循环就会中断，就不能进行相应生产要素投入的价值分配。因此，商品流通发挥着连接经济循环的价值形成、分配过程的作用”。^[13]当社会经济的综合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生产过程已经完全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上”，^[14]即商品流通将成为商品生产运行的基础，流通产业将成为经济运行的先导产业。

关于流通与消费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思想是两者也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消费对流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①消费是流通的目的和终点。“投入流通的商品达到了它们的目的，它们互相进行了交换，每个商品成了需要的对象并被消费，流通就此结束。”^[15]②消费的规模、速度制约着流通的规模和结构。流通对消费的反作用，主要表现为:①流通是实现消费的重要手段;②流通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消费需求的实现程度;③流通发展能够促进新的消费需求的形成。

流通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重要环节，其功能和存在形态必然受生产与消费的构造和变化所左右，这是流通经济活动领域的最明显特征之一。因此，生产部门与消费者的变化是流通领域发展变革的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流通部门要根据生产及消费条件的变化而不断革新，尽可能保持迅速又圆滑的应变机能，使社会经济系统良性运行。同时，由于流通对生产与消费具有反作用，因此，不可忽视流通的作用，要努力使流通过程与生产过程相适应，促进生产、流通、消费的协调发展。

三、流通费用和流通时间理论

流通费用的节约和流通时间的节省是流通效率提高的具体表现，也是商品流通发展、变革的内在逻辑和趋向。

流通费用是马克思商品流通理论的重要范畴。流通费用是指商品在流通领域中所消耗的各种费用的总和，马克思把它区分为“生产性流通费用”和“纯粹流通费用”两类，两类流通费用的性质及其补偿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生产性流通费用是指与商品使用价值本身运动有关的费用，包括运输费用、保管费用等，是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中的继续所带来的费用。其中，运输费用是与商品的运输有关的费用，它是生产性流通费用的核心内容，保管费用则是由商品储备而引起的费用。关于运输费用与运输生产力和运输距离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运输追加到商品中去的绝对价值量，和运输业的生产力成反比，和运输的距离成正比。”^[16]因此，发达的运输业能够缩短生产到消费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从而节省流通费用，同时也能加速生产要素和市场要素向交通便利的地区集中，促进经济发展。

纯粹流通费用是为“实现商品的价值、使之由商品转化为货币或由货币转化为商品、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所必需的费用”^[17]。纯粹流通费用是与商品价值运动相关的费用，包括买卖费用、簿记费用和货币费用等。纯粹流通费用的突出特点是不生产剩余价值和价值。这就决定了纯粹流通费用的补偿方式只能从剩余价值中得到补偿。

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商品资本职能的一部分分离出来，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职能。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商业资本家既要支付生产性流通费用以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同时还要支付用以实现商品的价值形态变化的纯粹流通费用。

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给出商流费用与物流费用的概念，但其理论分析却揭示了商流与物流费用的基本内容与构成:纯粹流通费用就是指商流和资金流的费用;生产性流通费用则是物流的费用。

关于流通时间理论，马克思认为资本周转要经过生产和流通领域，资本通过一次循环的时间包括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资本的流通时间是资本在流通领域的停留时间，它分为购买时间和销售时间两部分，销售时间是核心部分。销售时间是商品价值实现的时间，是有积极作用的时间范畴。同时，销售时间对个别企业的资本周转速度产生消极影响，由于资本在流通时间内不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不创造新价值，对于一定量资本来说，“流通时间越等于零或接近于零，资本的职能就越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自行增值就越大”^[18]。因此，缩短流通时间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商人资本的一次周转，不仅可以代表一个生产部门许多资本的周转，而且可以代表不同生产部门若干资本的周转。”^[19]可见，商业的高效率对生产部门的发展以及对社会再生产有效运行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于社会经济活动的成本和时间包括生产费用、时间和流通费用、时间，因此，要从生产和流通两方面入手，使社会产品以最小的成本和最短的时间进入消费，从而提高企业和社会的经济效益。

在马克思的商品流通理论思想中，还包含着缩短流通时间和节约流通费用的措施和办法。具体包括:发展商业，特别是大商业;改进交通运输和通讯业;发展专门的社会中介组织;建立信用制度等。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想提高企业和社会经济效益，构建有效的流通组织体系和现代流通方式，推进制度创新及技术进步是至关重要的。

总之，马克思的商品流通理论对流通问题的分析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但是，同其他任何经济理论一样，马克思的商品流通理论也不是解释一切流通现象与问题的万能钥匙。例如，流通过程不创造价值，只是实现价值的观点，就无法解释如今流通产业的飞速发展和流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商品交易中搜索信息的费用和谈判、签订合约等“软费用”，在马克思的流通费用理论中也没有能够体现出来;马克思的流通理论中没有对流通机构以及社会商品流通是如何组织和如何降低流通费用等方面进行阐述;此外，马克思的流通理论也没有涉及政府在商品流通发展中的作用。正因如此，马克思的商品流通理论是本课题的基础理论之一。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

在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工具中，与流通领域关系密切的理论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20]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已融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分支之一。笔者认为，该理论可以用来发展马克思的流通费用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对流通政策的重要性、流通管理制度变革等问题具有理论解释力。

一、交易费用的构成与马克思流通费用范畴的发展

交易费用概念是交易费用理论的核心基础，交易费用的思想是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先提出的。他指出:“创建公司成为有利可图之事的主要原因似乎在于:存在着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他还对交易费用进行了初步阐述，指出了包括与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讨价还价、订立契约和执行契约等相关的成本。科斯创造性地将交易费用纳入到经济学理论中进行分析，把交易存在成本视为交易最重要的特征，实现了从零的交易费用到正的交易费用的突破，引发了经济学的革命。交易费用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经济学家们从特定的问题导向、研究视角以及理论倾向等方面进行概括，使交易费用在理论层面上产生了众多分歧，形成了多维的概念范畴。有的学者从制度的角度界定，认为交易费用是市场机制的运行费用;有的学者从产权的角度界定，称交易费用为产权的转让、获取和保护的费用;有的学者则从契约的不完全性角度界定等。

笔者认为，尽管交易费用的界定有诸多分歧，但其基本点都是人们在市场交易过程中所必须付出的费用，与生产费用一样影响企业的利润。南京大学刘东教授对学者们不同的交易费用范畴进行了归纳总结，将交易费用的概念分成宽窄不同的三个层次: TC1=交易过程必须付出的费用，包括发现交易对象、寻价、签约、修订契约、履约和执行契约的费用; TC2= TC1+机会主义动机和非机会主义动机导致的讨价还价的费用，这是由讨价还价带来的更高的交易费用; TC3= TC2+由交易条件改变或交易失败导致的费用，也就是运用市场机制的全部费用。^[21]这三个层次的概念是指交易费用的不同构成。在本书中，交易费用的含义和构成主要遵循第三个层次的概念。

“交易费用”概念引入我国后，关于实际发生的商品流通费用构成，学术界有多种不同的观点，概括起来有两种取向:一是交易费用即流通费用，流通费用即交易费用。并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流通费用实际上就是科斯的交易费用。^[22]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流通费用和西方经济学的交易费用之和。^[23]并有学者指出，实际发生的费用是马克思的流通费用和科斯的交易费用之和。^[24]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交易费用与马克思的流通费用是不同经济范式的概念，马克思的流通费用理论中，交易过程中物品发生移动所产生的费用(物流费用)并不包括在交易费用的概念之内，否则就是一种错误的混淆。因此，交易费用并非等同于流通费用。

交易费用是人与人之间商品权利交换所发生的费用(包括搜寻交易对象、讨价还价、谈判签约、解决纠纷等)。从理论上看，交易费用脱离了具体的物的制约，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利益鸿沟，从而导致了交易费用是人或组织的“交际”费用。商品的流通费用是指商品从生产者向消费者运行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费用的总和。关于实际发生的商品流通费用，是以商品为载体的流通主体之间交换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实在费用的综合体，基本构造是由商流、物流费用所构成。交易费用是商流费用的主体。在本书中，商品的交易费用泛指为了实现商品流通顺利进行、为了实现价值目标，在企业商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各项费用支出，具体包括发现交易对象、寻价、签约、修订契约、履约和执行契约的费用，以及机会主义动机和非机会主义动机导致的讨价还价的费用。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分工的发展，专业物流企业的出现，商流与物流分离后，物流费用中也包含企业间就物流服务进行交涉的交易费用。

社会分工和专业化越发展，交易范围越大和复杂性越强，交易成本在商品总成本(生产费用+流通费用)中的比重就越高。从全社会范围看，流通业是专门从事商品交易的行业，所以流通业的发展和高效率能够节约全社会的交易费用。

二、威廉姆森等的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框架主要由威廉姆森、克莱因、克劳福德和阿尔钦等人的观点构建而成，奥利弗·威廉姆森是交易费用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依照伊·拉卡托斯(Lakatos，或译拉卡图)的“科学研究纲领”学说，“硬核”代表着理论的最基本假设，这个最基本的理论假设是理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整个理论体系和内容建构的最基本出发点。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便是交易费用理论的“硬核”部分。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作为“契约人”的两个行为假定，是威廉姆森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

作为对交易费用理论有卓越贡献的经济学家，威廉姆森发展了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并提出了有创建性的思想观点。他将每次交易视为一种契约，以把“契约人”区别于传统的“经济人”作为交易费用理论的假定条件，提出了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两个基本行为假定。①关于有限理性，威廉姆森还接受了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在西蒙看来，人们本来是想理性行事的，但是由于个人的知识、预见力、信息搜集及处理技术以及时间的诸多限制，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理性。“有限理性”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的扬弃。②关于机会主义，是指个人以欺诈手段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潜在行为倾向，即人们在非均衡市场上追求收益内在、成本外化的逃避经济责任的行为倾向。对于交易费用理论而言，这两个行为假定是缺一不可的。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假定，任何期望的交易都必须通过完备的契约加以保障，否则就需要付出协商等交易成本。

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并不必然产生交易费用，只有在信息不充分和信息不对称的复杂环境下，交易费用问题才会尖锐起来。为了防止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必须采取各种预防措施和惩戒手段来保证交易的完成和利益的获得。交易费用在很大程度上与索取有关信息的费用相联系，所以应该努力降低信息成本。人的机会主义本性使交易复杂化，并影响了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有效发挥，从而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要抑制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可以通过制度的创设、习惯的形成等达到目的。人的机会主义动机或行为是人类社会各种制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人的机会主义动机或行为假设也为流通管理制度的存在创造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威廉姆森还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发展了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资产专用性对交易费用经济学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25]资产专用性是指为了支撑某种具体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资产专用性是表明资产有专门用途，其收益依赖于它所支持的专门交易。威廉姆森认为资产专用性至少可分为四类:地点专用性、物质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特殊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是影响交易特征的最为关键的要素，它与交易发生的频率和交易不确定性并称为决定交易特性的三个因素。

威廉姆森假定交易的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他按照交易发生的频率和资产专用性的强弱将交易区分为三种形式:一体化治理结构、市场机制治理结构和混合模式治理结构。威廉姆森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揭示了多种交易关系形态，突破了科斯的市场交易和组织交易的两分法，提出了介于两种之间的交易形态，这种提法是威廉姆森对交易费用理论的重要贡献。一体化治理是指企业的内部交易，适用于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产品，是交易发生频率较高的交易。这种交易能有效地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引致的交易费用。市场机制治理适用于资产专用性较低的产品或具有通用性的商品，对无论偶然发生或重复发生的交易都是最有效的。混合模式的治理结构是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交易，即市场交易与组织交易两极间存在着中间形态，适用于资产专用性大小处于两者之间的交易。当资产专用性较低的产品专业性提高，促使交易费用增加时，交易便由市场交易转向一体化的形式，从而有效地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交易费用。威廉姆森从资产专用性角度出发，将企业看做是纵向一体化的实体，当契约不完全时，纵向一体化能够消除或至少减少资产专用性所产生的机会主义问题。

1978年，克莱因、克劳福德和阿尔钦提出了专用性资产的合同后机会主义行为及治理办法。^[26]专用性资产的合同后机会主义行为即缔约后的违约和敲诈行为，这种行为的一个起因是资产专用性，具体的理由是存在着所谓“可占用准租金”。准租金是指一项资产现在价值超过其次优用途的部分，即现在价值超过其机会成本的部分，可占用准租金则是因为存在着资产专用性，可以在缔约后敲诈的部分。抑制缔约后的机会主义行为及因其引致的交易费用的办法是订立长期合同和垂直一体化。由于交易是长期的并且是多次重复的，断绝来往本身就是对违约或敲诈者未来利益的一种惩罚手段;反过来，对信守合约的交易对象给以较优惠的价格，实际上就是为避免缔约后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付费。这种方式实行起来较为便利，因而成为较为普遍的形式。不同于缔约前的讨价还价的交易费用，缔约后的机会主义行为及其引致的交易费用，是纵向一体化的又一个原因。这也可以说明日本流通机构间长期性交易关系为什么一直存在，比如，源于日本流通系列化所形成的长期交易关系。

三、威廉姆森的混合模式的理论发展:中间组织理论

中间组织是交易费用理论的重要概念。威廉姆森的混合模式的治理结构是中间组织思想的萌芽，其三方规制与双方规制是与其交易相匹配的交易结构，是中间性组织的两种模式。随着学术界对中间组织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中间组织的理论内容得以丰富和完善。

关于中间组织的概念和特征，日本学者今井贤一在其1983年出版的《日本的产业社会》一书中用两组行为特征对市场与组织、中间组织的区别进行了阐述(见表2－1:市场、组织、中间组织的划分)。依照交易主体决策依据的不同，可分为以价格为依据的M1和以分工和权限为依据的O1;依照交易主体之间的交易方式不同，可分为交易主体之间没有连续性可以自由组合的M2和交易主体之间具有某种程度连续性的O2。

表2－1　市场、组织、中间组织的划分

资料来源:蔡兵:《企业强强联合现象的“中间组织理论”分析》，载《南方经济》2001年1期，第47～48页，作者稍加改动。

市场是M1与M2的结合，它表示交易主体进行交易时是以价格为决策依据，交易对象通过自由组合进行，交易缺少连续性。组织是O1和O2的结合，表明交易主体的决策依据是组织内的权限划分，交易主体间的关系具有连续性。中间组织表现为M1与O2、M2与O1组合的两种形态。M1与O2组合的中间组织是以价格为决策依据，交易主体间具有连续性，属于企业间的中间组织。例如，流通系列化、生产企业与流通企业的战略联盟、网络化组织、企业集团等。M2与O1组合而成的中间组织是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形态。例如，非营利性的民间团体协会、行业协会等就属于这种类型。因此，依照今井贤一的分析，中间组织有两种形态:介于企业与市场间的组织形态和介于政府与市场间的组织形态。

企业间的中间组织的基本特点表现为:①从结构特征看，各交易主体间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所以，中间组织一般比市场组织稳定，比企业组织松散。②从效率特征看，中间组织融合了企业组织权威机制的有计划性和市场价格机制的竞争性和效率性的优点。③从分布特征看，在纯市场组织与纯企业组织之间的经济组织系列谱上，中间组织通过一定的纽带的衔接广泛分布，生成与分布位置遵循组织结构效率优先和适应性原则。

有日本学者把以一次性市场交易和组织交易作为两端，认为在中间的连续线上存在着多种交易形态，也称为中间组织。中间交易形态主要为以下几种类型(见图2－1):一是反复交易。交易双方多次进行交易，随着交易次数的增加，相互了解的加深，可以节约交易中的信息费用。二是长期交易。交易双方反复交易长期持续进行就成为长期交易。长期交易可以减少交易过程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交易关系稳定化，节约交易费用。交易主体交易一般采用一年左右的契约合同形式加以确定。三是伙伴交易。在长期交易过程中选取优秀的交易对象，转化为伙伴关系，而排斥其他竞争者。这是一种在交易和功能上相互依赖程度较深的持续交易关系。四是战略协作交易。在伙伴交易的基础上成为战略同盟，交易双方从注重交易发展到注重长期协作，为谋求双方长远的战略性发展，共同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共同开发引导行业发展的新技术，共同拓展销售渠道和开发新市场等。

图2－1　中间交易形态类型

从反复交易到战略性协作交易，交易双方关系的市场性逐渐减弱，不确定性逐渐减少，连续性和稳定性趋向加强，竞争性减弱，交易费用逐渐下降。因为交易频度越高，相互的理解信赖关系就越深，探索、交涉、监视等的交易费用就越低，即随着连续交易追加的边际费用逐渐降低，交易费用也随之下降。同时，当事人的交易封闭性倾向、排他性也逐渐增强。在这里，并非否定交易关系的市场基础，各种中间性交易关系都是在市场交换活动中发展起来的，是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结果。

交易的本质是交易方创造并分配剩余价值，“对效率的追求是厂商、混合体和市场(三者)演进与共存的原因，效率同时也是这一过程的结果”^[27]。交易对象之间存在着竞争与合作关系。市场交易表现为竞争关系，企业内部组织交易主要表现为以团队生产为特点的合作关系，中间组织形态的交易关系则表现为“竞争与合作”相结合(也称“竞合”)的新型竞争形态。企业间从对抗向合作的竞争形式的演进，并不意味着否定竞争的存在，它只是说明企业对待竞争(者)的态度以及竞争形式和手段的变化，“竞合”这种竞争形式比简单的对抗性竞争更为激烈，它需要激发更多的“企业家精神”，需要企业积累成熟的市场操作经验才能应对。

企业间的中间组织的本质是出于对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的节省而对市场和层级组织(企业和政府)的替代，具有在市场交易中部分引进组织交易要素的性质，往往在因为市场交易成本负担上升而如果采用组织交易内部化成本太高的情况下被选择。1993年，理坎德·拉尔森(Larsson)遵循亚当·斯密和钱德勒把市场及企业分别称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隐喻，形象地把“组织间协调”的中间组织称为这两只手之间的“握手”^[28]。

中间组织交易形态与完全垂直整合相比，其优势在于:①关系构筑的成本和管理成本低;②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强;③构成成员的自律性高。同时中间组织交易形态也存在着不足，即不能使用权力限制和命令，要使构成成员朝向既定目标和调整构成成员之间的利害关系等都需要花费成本。中间交易关系可以通过交易关系中形成固有的人力资产(专职的经营负责人等)和物力资产(专用的信息系统、物流系统)强化与老客户的关系，形成交易特定资产。交易特定资产大都不能转为他用，相关投资成本部分都成为了沉没成本，但是，交易特定资产可以抑制机会主义倾向，从而节省交易费用。

在现实的商品交易过程中，通过何种交易关系最有利，并无统一的结论，要视交易条件和具体内容而定。一般来说，市场规模越大，市场规则越完善，社会信息化程度越高，单位商品所承担的交易费用就越低。反之，单位商品承担的交易费用就越高。实际上，“很多厂商在历史上都曾综合多种策略，并且倾向于使用多种不同的中间治理结构，即网络”^[29]。

中间组织理论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实世界中经济组织和交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现实交易流通渠道选择问题时所必需的理论基础。作为生产企业、批发企业、零售企业之间的交易，除市场交易和组织交易外，还有广泛的中间交易形态，不同商品的流通渠道结构，会因资产专用性而有所不同，资产专用性的改变也会改变流通机构的交易关系和流通渠道体系。

不过，现实交易流通渠道的选择并不是完全按照理论设想进行的，有时是出于竞争的需要，或作为救济老主顾的批发店而设立的，交易费用理论在考虑流通渠道的选择问题时是有局限性的。

四、流通交易领域的制度分析

商品流通交易的顺利实现，社会经济循环的高效运行，是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体系来保障的。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把“交易费用”概念运用到社会范畴的“制度分析”和“制度变迁”的宏观层面的经济学分析中，形成了与“科斯—威廉姆森”不同的概念范畴。依照韦森的思想，在交易费用经济学范式内部，有“科斯—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概念和“张五常—诺斯”交易费用概念两分法。^[30]简单地说，诺斯是把交易费用概念用于宏观层面的制度分析，而“科斯—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概念则是用于微观层面的组织分析。

诺斯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的演讲中，将制度定义为是“正式约束(如规则、法律和宪法)、非正式约束(如行为规范、惯例、行为自律)和实施特征的结合体”。该定义与20世纪60年代经济史学家们的“制度”侧重于形形色色的组织界定具有明显的不同。诺斯把组织(博弈者)与制度(博弈规则)区别开来，是他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之一。组织的出现源于制度诱因，源于组织与制度之间的互动方式，后者决定了特定社会对技术变革的敏感程度。^[31]

诺斯还将制度区分为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确定生产、交换与基础分配的政治社会与法律规则。制度安排是指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或竞争方式的一种安排，旨在约束主体追求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按照制度变迁理论，制度环境的变化将决定制度安排的变化，而制度安排则是制度环境的具体体现和延伸。

制度安排的功效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的潜在收益成为现实。

制度可以为交易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也具有减少信息成本的功能。诺斯明确指出，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相互信任、作用稳定的(但不一定有效的)结构来提供信息，减少不确定性。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正式约束)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约束)。一个社会交换关系越复杂，正式制度的作用就越显重要。社会的发展变革，往往是正式制度的巨大变迁。非正式制度会随着正式制度的变化发生相应的改变，但许多方面则会保留和延续下来。

制度可能是不尽完善的，但这并不妨碍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因为它们规制了个人以及参与经济活动的一切组织的社会行为。在流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发明和发展了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的产生、变革促进了流通的发展和变化。但是，滞后的流通政策和交易惯例制度成为流通发展的阻碍因素，这时就需要进行制度革新，以推进流通效率化发展。制度变革作为流通系统的环境条件，能促使流通机构不断出现新情况、新变化。流通变革又会推动新制度安排的创新与更迭，从而形成流通机构的发展变革与流通制度演进的互动关系。

流通经济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政府一系列流通政策制度的安排。政府通过流通管理体制的设立和完善，在保障和推动经济秩序的稳定与快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节　日本的流通变革理论

流通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路径环节，具有对流通环境变化敏感性极强并且其发展呈现出阶段性变革的特征。日本学术界对流通阶段性变革的成因、发展目标和主题、内在机理等问题进行了探究，形成了流通变革理论，也称为“流通革命”理论。该理论是我们认识日本的流通体制变革过程、分析流通变革现象的理论工具之一。

一、关于“流通革命”一词的内涵界定

“流通革命”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日本，一般认为是由当时任东京大学副教授的林周二^[32]首次提出的。不过，林周二在他所著的《流通革命》第50版的增补章中写道:“一部分人认为本书的书名‘流通革命’一词是笔者创造的新词，其实不是。例如，早在1962年，当时的《日本经济新闻》就刊载了题为《如火如荼的流通革命》的特辑。不管怎么说，与其说特定的人给流通革命和消费革命起了个新名，不如说它们反映了当时的流通制度的剧变(不是流通功能的剧变)，反映了消费生活的变化情况，是自然形成的这一说法。”^[33]但不可否认的是，“流通革命”用语的广泛使用是与林周二多次再版的《流通革命》一书的推动作用不无关系。(www.xing528.com)

“流通革命”一词在日本兴起之初，其含义很窄，仅包含下列内容:①零售业中的大批量销售店势力的抬头;②批发业中出现了批发店制度排除论。至今，“流通革命”一词在日本也常常是在这种特殊限定范围内使用，新闻界人士尤甚。^[34]

如今，一般而言，“流通革命”的基本含义是指流通领域里出现了一系列的深刻变革，带来了流通领域的巨大变化。但目前国内外对“流通革命”的理解仍然存在着歧义，有的学者在研究流通问题时将“流通革命”看做“零售革命”的同一语，有的学者则将“流通革命”看做是商业革命。这本身虽并无对错之分，只是研究角度、目的不同而已，但却反映出“流通革命”研究边界的模糊性。在此，笔者首先要解读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流通革命”的含义，然后从自身的研究目的出发，对本书中“流通革命”的内涵加以界定。^[35]

按日本学术界比较公认的说法，日本共发生过两次“流通革命”，对每次“流通革命”，日本学者们尚未形成一致的界定，下面介绍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田岛义博教授认为，日本第一次“流通革命”有以下三点含义:第一，必须建立一个能适应大量生产和大量流通需要的流通网络;第二，必须整顿和创造一个崭新的流通组织;第三，零售店的营销革命。^[36]

香川敏幸教授认为，1962年，日本初次出现了被称为超市的自选市场和由大型企业所组建的隶属于本企业的独立销售系统即所谓的流通系列化。这被称为日本流通革命或流通革新的新事物，它的出现，使日本流通产业和流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质变，被称为日本的流通革命。^[37]

宫泽永光教授认为，一般而言，流通革命是指流通的大变革，但经常被用在特定的场合。在日本，20世纪50年代后，通过技术革新，在生产得到高速发展的同时，大众消费也进入了高层次阶段。但是，起着生产与消费桥梁作用的流通仍处于陈旧的状态。于是，社会对流通变革的要求日益高涨。到20世纪60年代，“流通革命”一词被广泛应用，其内容为取代中小批发商，超级市场等大型新兴业态得到成长，开始从制造商直接进货。其结果是批发商被架空，生产与消费被更宽、更短的渠道连接起来。另外，现在进行中的以信息化为中心的流通变革也被称为第二次流通革命。^[38]

宫内拓智教授认为，日本的第二次“流通革命”是围绕市场的流通活动和流通结构的全面重组，是在大企业主导下展开的，人们把这种变动叫做“新流通革命”，甚至叫“第二次流通革命”^[39]。

在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李东贤教授在其《日本现代流通产业》一书中指出，日本的第一次“流通革命”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零售商业形态的变化。第二次“流通革命”是指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家庭中心”、折扣商店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由POS系统迅速普及所引起的零售商业库存管理合理化等为主的各种信息系统的开发;以对使用POS系统的零售商业的支援为基础，以主渠道地位确定为目标的批发商业渠道战略的现代化;向PB(Private Brand)商品领域发展的大型零售商店地位的上升，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希望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信息化的批发、零售业的再建，包括目前在日本广受关注的利用个人微机进行通信贩卖、Internet通信贩卖等。^[40]

孙明贵教授认为，第一次“流通革命”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主要解决流通体系不适应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问题，因此，林周二将其称为“关于流通的革命”。第二次“流通革命”发生在日本经济成熟化时期，主要解决如何克服泡沫经济崩溃后消费市场的低迷问题，因此，林周二将其称为“关于全部交易的革命”。林周二的本意是流通不仅仅是介入商品流通过程的商业活动，还是包含所有的社会活动的形成过程和谈判、契约与行为的过程，因此，“流通革命”不能只限于商业活动的表面现象，而是体现价格体制再建和市场自由化等本质层面的全局性现象。^[41]

笔者认为，在日文文献中，通用的“流通革命”一词指的是流通领域的革命性、历史性变革的总称。在本书中，从日本两次流通变革发生的时期来看，第一次“流通革命”主要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第二次“流通革命”发生在经济成熟化时期，主要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后流通领域的巨大变革。从广义的流通视角看，“流通革命”的研究范畴包括“商流革命和物流革命”，其中，商流革命中的零售革命是“流通革命”的先导;“流通革命”则是零售革命的深入发展。从流通功能承担者的视角来看，第一次“流通革命”主要是流通机构的变革;第二次“流通革命”则不仅是流通部门或流通机构的变革，也包括流通行政管理制度的大变革，是流通体制变革的综合反映。

二、“流通革命”的产生原因理论

目前，关于“流通革命”产生的原因，一般认为有三大理论:环境理论、循环理论和冲突理论。笔者认为，其中的循环理论和冲突理论是西方零售组织的演变理论和假说，也称零售业态变迁理论。

循环理论也叫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零售业经营形态(业态)按一定的周期兴盛或衰退，以形成循环往复的周期变化。循环理论主要包括零售之圈理论、真空地带理论、“手风琴”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42]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零售之圈理论。该理论是由M.P.麦克耐尔(Malcolm.P.Mcnair)在1958年提出的，是指在充分竞争的前提下，零售业的经营形态在竞争中不断地重复着如下的循环:　低价格新业态的出现─→效仿者加入─→竞争激化─→提高服务水平─→转变为高价格业态─→新的低价格业态的机会─→再循环。零售业的这种变化过程形成了一个循环圈，像车轮转动一样，因此也叫做零售车轮理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中西正雄于1996年提出的“新零售之圈”理论，其基本思想是新业态零售企业是因为技术革新而获得竞争优势，从而获得超额利润，而不是以低价格把旧业态赶出去。当效仿企业增多时，新业态零售企业的优势丧失，由此形成新的循环。

冲突理论也叫发展理论，主要是利用进化论的分析方法，考察在零售形态的竞争和冲突导致危机时，零售业如何根据环境的变化变革经营形态，形成业态的动态发展。该理论主要有辩证发展学说，适应行动学说和危机、变化模式学说。^[43]

流通环境理论是指“企业为了实现自身的目的，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包括经济、社会、技术等一般因素和竞争、劳动市场等个别因素，流通业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十分明显，为了适应条件的变化，也要根据环境的变化实现自我革新”^[44]。

笔者认为，环境理论是能够很好地揭示“流通革命”产生的原因的理论，但是，环境理论也存在着缺陷，因为制度环境作为重要的环境因素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可是，正如前一节所阐述的那样，制度其实是流通经济运行的关键因素。在流通环境因素中，生产环境和消费环境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技术进步也是重要的影响因子，技术方面的重大变革，会引起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流通方式的变革。科技进步使大量的科技产品被使用，为流通变革创造了物质条件。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都会推动商品流通领域发生剧变，从而促进流通效率的提高，而流通效率的提高，又反过来对社会经济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从电报、电话到轮船、铁路，数次工业革命都是如此。如今的IT革命，同样带来了流通业的组织和经营形式、流通渠道体系等变革，大大地促进了流通的国际化、高效化发展。制度变革也是流通产业发展变革的环境条件，有时也可以作为流通产业变革的内容。流通制度的发展完善必然促进流通机构的发展、变革，但是滞后的流通制度也会成为流通发展的障碍因素，这时就需要进行流通制度变革创新。总之，流通机构发展变革与流通制度变迁存在着互动关系。

三、关于“流通革命”的目标

“流通革命”的主题和目标是现代流通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在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提出了各种相关的学说，下面按照时间顺序来介绍学者们的理论思想:

第一，林周二:缩短流通渠道的革命。商品流通往往是以流通机构组成的流通渠道为媒介来完成的，作为主要流通渠道成员的批发店、零售店必然要分散在各个地方以满足不同地区消费者的购物需求。如果流通渠道复杂、流通环节多，就会带来商品流通时间长和流通费用增加的问题，从而影响流通企业和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和效益。因此，就要进行简化流通渠道的革命。林周二在其1962年出版的《流通革命》一书中指出，排除批发店等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推进大规模连锁超市的发展，流通渠道才能真正得以缩短。日本应该克服流通渠道长、中间环节多等流通结构的落后性，向欧美型的流通结构转换，要借鉴美国等先进国家已经被实践所检验的各种创新成果，建立起高效运转的流通系统，以消除流通领域的落后、低效率状况。林周二认为，第一次“流通革命”的主要内容是缩短流通渠道，而缩短流通渠道必须实现零售业的现代化，否则就难以做到功能革新与承担多样化、大量销售的重任。

第二，荒川佑吉:流通费用的革命。荒川佑吉认为，流通费用与流通渠道的长短并非一定是正相关关系，流通渠道缩短不一定意味着流通费用降低，有时渠道越短费用反而越高，而且流通渠道缩短容易形成厂商垄断，产生“管理价格”。他在1969年出版的著作《商业结构与流通合理化》一书中提出，“流通革命必须是流通费用革命”，而且流通费用的节约是与流通系统的效率性、与社会“物价稳定政策”相联动的。流通的效率化，单一企业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只有通过整个流通的系统化来实现。“流通革命”应该是整个流通系统的费用革命。荒川佑吉还指出，降低流通费用意味着社会配给费用的降低，是“流通革命”对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45]

第三，佐藤肇:流通产业的经营管理革命。佐藤肇在1969年出版的《流通产业革命》和1974年出版的《日本的流通机构》这两部代表作中指出，“流通革命”必须是流通产业革命，流通产业出现经营管理的革命是必然的，没有管理方式的革新，流通企业就无法顺利生存下去。佐藤肇并不赞同林周二提出应缩短流通渠道的观点，他主张真正的流通革命应当把生产者自己的销售计划组织成一个新的生产、“流通体系”，从而创造出零售商主导的产业结构。流通管理革命不仅仅是流通技术革命，还包括经营组织、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流通企业的现代化等方面内容。

第四，清成忠男:满足消费者的革命。“满足消费者的流通革命”的观点目前被许多学者所提倡，但最早是由清成忠男在其1975年出版的《日本流通产业的革新》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在此之前，人们都是从卖方的角度提出“流通革命”，似乎只有卖方才掌握着“流通革命”的主动权。清成忠男认为，任何“流通革命”的背景都有消费者需求发生变化，没有这种变化，流通企业也就没有变革的压力和动力，消费者是“流通革命”的起点和推动力，“流通革命”必须为消费者服务，流通产业就是创造消费者需求的产业。

第五，杉冈硕夫:现代流通革命理论。杉冈硕夫在其1977年出版的《流通战国时代》一书中指出:佐藤肇承认自由竞争以及零售业现代化是社会所期待的、有利于消费者利益的，但是实际上，在大型零售商店发展的城市却出现了对社会、文化和环境的破坏问题，因此对城市居民而言利益是相对的。以此为出发点，杉冈硕夫提出了“地域主义”的思想。他认为，流通革命的原理必须从自由竞争转到消费生活这一新的原点上。所谓消费生活，是指从工厂解放出来的人们以家庭为中心，恢复劳动力再生产的人类性，流通就是提供这样一种场所，在这个场所上不是以效率性、标准性、规格性为标准，而是尊重人的个性，即流通业不能摒弃人性化。^[46]

四、关于日本流通变革趋向的理论

关于日本流通发展变革趋向，日本学者们的主要理论思想可归纳为以下四种:外部环境适应说，追随说，渠道主导说，革新主导说。^[47]

第一，外部环境适应说。无论是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宏观流通，还是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微观流通(市场营销)，外部环境的变化都是商品流通结构变革的重要原因，这是毋庸置疑的。该学说认为，流通业的发展受经济制度和经济基调变化以及技术进步等宏观环境变化的影响，强调流通环境是引发了流通结构变革的重要因素，外部环境变化会诱发商品流通结构的动态变化。可以预见，日本流通的未来蓝图将通过贯彻市场原理和渗透全球化来实现。

第二，追随说。在日本，许多学者在研究日本流通现状与流通变革的未来方向时，都是把欧美的形态作为理想的目标形象。追随说与外部环境适应说不同，它把欧美的流通发展状况作为未来的构想，希望能够和欧美间缩小差距。可是，关于如何确保实现，追随说没有给出充分的说明。日本流通要想欧美化，有必要推进日本与欧美之间流通基础条件的同质化。现在，关于日本流通系统的未来发展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学者主张向美国型的流通构造变化，有的学者主张维持日本型流通结构，因此，可以说日本多样性的未来流通远景描述正在进行中。

第三，渠道主导说。这种学说以流通渠道中的权力关系作为着眼点，以厂商或零售商在流通渠道中所具有的支配权力为基准来把握流通结构的变革。这种学说认为，从高度经济成长时期到近几年，一直是厂商支配型流通渠道系统占主导地位，然而现在，渠道的主导者正在不断地由厂商向零售者转变，这个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显现出来了。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零售业实力增强，在流通渠道中显示出巨大的支配力，因而许多学者认为消费品流通渠道系统正在由厂商支配型向“零售”主导型方向转化。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对零售主导型的流通渠道系统的过高评价。

第四，革新主导说。这种学说认为流通的创新是流通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流通领域的创新是追求从商品生产到销售的顺畅流通系统，构筑竞争优势，向流通效率化发展，并加强流通渠道系统中位于上游和下游的企业之间的战略性合作。这样，商品流通的结构变革及未来蓝图可以由生产企业、批发企业、零售企业间如何协作、如何结成同盟的关系来体现。也有的学者对革新主导说提出意见和批判，认为该学说存在着以下两点不足:其一，与渠道主导型观点的区别不明确;其二，革新主导学说是根据先进的事例、关注先驱性而提出来的，不具有普遍性，缺乏说服力。

在上述学说中，外部环境适应说与流通革命的产生原因环境理论的基本思想是相一致的，外部环境适应说也揭示了当前日本流通变革的发展趋向。其他流通发展模式的理论思想与外部环境适应说也并非相互排斥的，它们对日本的流通变革的历史与现实的分析也具有综合指导意义。

“流通革命”是流通领域里的激烈变革，是在流通领域某些弊端和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爆发的变革，这是毋庸置疑的。现代流通系统的变革是十分复杂的，仅仅用单一的“流通革命”理论来解释流通体制变革中的各种现象往往不能自圆其说。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综合运用前述的马克思的商品流通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等相关理论，并依靠这些理论体系，构建“流通环境—流通变革—流通绩效”的研究框架，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解释流通机构与流通制度的实际运营及各种变化，反映出流通领域的活力与进步方向。

【注释】

[1]［日］石原武政、加藤司:《商品流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第7页。

[2]夏春玉:《当代流通理论——基于日本流通问题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3]吴忠观:《经济学说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4]夏春玉等:《流通经济学的贫困与构建设想》，载《当代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5]晏维龙:《交换、流通及其制度——流通构造演变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8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2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1页。

[9]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6页。

[10]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页。

[13]［日］田島義博:《流通のダイナミックス－進化の方向と条件》，誠文堂新光社1984年版。

[1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7页。

[16]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9页。

[1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22页。

[1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2页。

[1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06～307页。

[20]交易费用与交易成本是同一英文词汇Transaction Cost的不同中文翻译，为行文方便本书交叉使用，流通费用与流通成本也是如此。

[21]刘东:《交易费用的概念与外延》，载《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3～4页。

[22]崔向阳:《对马克思流通理论的新认识》，载《商贸经济》，2005年第11期，第14～17页。

[23]晏维龙:《交换、流通及其制度——流通构造演变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8～62页。

[24]李骏阳:《商业革命——电子商务时代的流通模式》，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

[25]［美］奥利弗·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3页。

[26]机会主义行为分为事前和事后两种，即合同订立前和合同执行中两种。

[27]［美］约翰·克劳奈维根:《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超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356页。

[28]冯巨章、吴能全:《交易的演进与规制》，载《上海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第6页。

[29]［美］约翰·克劳奈维根:《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超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462页。

[30]韦森:《奥地利学派的主观认识论与交易费用经济学范式的未来发展:一个偶然的理论猜想》，2005年8月，www．econ-fudan．cn/jsml/web/94/ admin/editor/ UploadFile/200583112155344．pdf。

[31]［美］约翰·N·德勒巴克等:《新制度经济学前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2]林周二现为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流通科学大学特别教授，被誉为日本流通研究泰斗。

[33]［日］林周二:《流通革命——产品、路径及消费者》，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34]［日］林周二:《流通革命——产品、路径及消费者》，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页。

[35]作者注:之所以没有在导论中揭示流通革命的含义是出于内容衔接的考虑。

[36]陈海权:《中国需要掀起一场流通革命》，载《每日财经》，1999年9月17日。

[37]［日］香川敏幸:《日本流通产业的发展和政府的作用》，载《中国流通经济》，2003年第5期。

[38]［日］宮澤永光:《基本流通用語詞典》，白桃書房1999年版。

[39]［日］宫内拓智:《战后流通のダィナミズム》，税务经理协会1999年版，第132页。

[40]李东贤:《日本现代流通产业》，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41]孙明贵:《浅析90年代以来日本“流通革命”的原因》，载《现代日本经济》，2003年第2期，第23页。

[42]姚林:《现代流通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页。

[43]姚林:《现代流通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页。

[44]孙明贵:《流通前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45]［日］渡辺達朗:《現代流通政策流通システムの再編成と政策展開》，中央経済社1999年版，第55页。

[46]孙明贵:《流通前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47]［日］田村馨:《日本型流通革新の経済分析》，九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76页。